《吴起传》附录一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 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 攻齐，大破之。

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 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 '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 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 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鲁君疑之，谢吴起。

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 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

于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 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 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 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 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 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 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 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 "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 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 "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 "奈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 而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谓武 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 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 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 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 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 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 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 论其行事所施设者。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 明矣，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 驱。悲夫！

《吴起传》附录三 吴起的军事思想

吴起（约公元前440--前381年）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他在任西河守期间，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著了《吴起兵法》。这是一部在我国军 事史上与《孙子兵法》并列的古代军事著作。《吴起兵法》据《汉书·艺文志》说，有 四十八篇。现存《吴子》仅六篇，散失了不少。而现有这六篇，个别地方还掺杂了汉、 魏晋南北朝或唐代人的话。但基本上可把它看成吴起的著作，这是研究吴起军事思想的 重要文献。从《吴起兵法》中，充分反映了他的杰出的军事思想。

一、进步的战争观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 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 斗争形式"。（《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64页）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地位不同，对待 战争的看法也就不同。吴起的战争观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是进步的。

在战争的起源问题上，吴起力图从社会方面去寻找原因。他说：

凡兵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吴 子·图国》）

吴起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对战争的根源作了论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对战争 根源的探索是最早的。当然，吴起这种看法还停留在表面上。他对"争名"、"争利"、 "积恶"、"内乱"，是何原因引起，"因饥"的根源何在？并没有深入分析。列宁说： "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360页）又说： "当阶级统治还存在的时候，战争是不会消除的。"（《列宁全集》第八卷第35页）吴 起由于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认识到战争的真正根源，也找不到消灭战争的 途径。但是，他从社会方面去寻找战争产生的原因，在当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强调把政治放在首位。他说：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 《吴子·图国》）

意即一个国君若是只讲求文德而废弃武备，或者依仗兵多能战，都会亡国。要使国 家治理得好，必须既要看视政治，也要重视军事。从这个思想出发，吴起在西河一方面 注重军事改革，一方面从事政治、经济的改革，为魏国的富强奠定了基础。吴起从战争 实践中认识到，只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还不够，还必须有安定的后方，因此，他说： "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只有国内人民和前方军队团结一致，才能打胜仗。

他主张：

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吴子·图国》）

他又说：

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 战，不可以决胜。（同上）

就是说，国内各种意见不统一，不可以出兵打仗；军队内部不团结，不可以出阵作 战；出阵以后，军队不互相配合，不可以进行战斗；进行战斗以后，各部分战斗动作不 协调，不能夺取胜利。他还进一步说："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同 上）吴起阐明了国家、军队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并认为人心向背是军事上取得胜败的关 键。总而言之，就是政治决定军事。

在如何统一中国的问题上，吴起主张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与 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吴起的这种思想，对稍后的孙膑"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 故天下服矣"（《孙膑兵法·见威王》）这一主张有直接的影响。

吴起一方面看到了战争的重大作用，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 因此他认为对待战争要持慎重态度，反对轻率发动战争。他总结历史上战争的经验，说：

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而得 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吴子·图国》）

经常轻率发动战争，就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而使人民疲弊不堪，国家贫弱，而 且会招来祸患。因此，多次发动战争而取得天下的少，亡国的多。比吴起稍早的军事家 孙武也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 计篇》）可见吴起继承了孙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这对比他稍晚的军事家孙膑也有所 影响。孙膑看到了战争的胜负决定国家存亡的一面，同时又指出：

乐兵（好战）者亡，而利胜（贪图胜利）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 《孙膑兵法·见威王》）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之间思想的继承关系。

二、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战略战术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 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吴起的战略战术思想，可以 说是古代自发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在军事上的运用。

吴起从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争形势出发，认识到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因此，他 在战略上很重视战争的准备。他说："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吴子·料敌》） 要使国家安全，先要在平时做好战争的准备。他说：

简募良材，以备不虞。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

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陈三万，以服邻国。（《吴子·图国》）

对于军队，吴起主张"教戒为先"（《吴子·治兵》），注意平时训练。他指出： "备者，出门如见敌。"（《吴子·论将》）这些战备思想，反映了他为建立和巩固新 兴地主阶级的政权的积极进取精神。

吴起在指挥作战时屏弃唯心主义的主观臆断，从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十分重视 了解敌方的情况。他指出"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吴子·料敌》）。就是说， 只有清楚敌人的力量部署情况，才能选择其薄弱环节狠狠打击。为了了解对方情况，吴 起非常重视使用间谍，深入敌后搜集敌方各种情报，"急行间谍，以观其虑"（《吴子 ·料敌》）。同时，在战场上还注意采用武力侦察的办法，《吴子·论将》记载：

武侯问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起对曰："令贱而勇 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 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其众喧华，旌旗烦乱，其 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即派出一支小分队去佯攻敌人，而又假装败退，引诱敌人来追击，从敌人追击的情 况来观察其虚实，然后决定对策。

吴起说：

臣请论六国之俗，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不走， 三晋阵治而不用。（《吴子·料敌》）

从吴起对六国军队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对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情风俗的 了解都是相当清楚的。吴起重视调查研究，显然是继承了前辈军事家孙武"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的思想。吴起注意使自己对战争的主观指导，力图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卓越见 解，对引导战争取得胜利，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吴起由于经常带兵打仗，很懂得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在战争中， 人必须努力掌握从事战争的各种技能和适应各种复杂环境的本领。他说："夫人常死其 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吴子·治兵》）即人在战争中，往往因为缺少某种本领而 送了性命，因为不习惯于某种情况而打败仗。这种主张是对生死胜败由天定的宿命论的 否定。

吴起还看到了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军队装备精良等因素对战争的重大作用。（ 《吴子·料敌》）。对进行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的战马，吴起也很重视，他说：

夫马，必定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 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吴子·治兵》）

又说：

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 慎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覆我。（《吴子·治兵》）

这就是说，对战马要善于饲养、训练和爱护，以达到"人马相亲，然后可使"。 （同上）他注意到人、马、车、地形等在战争中的相互关系，提出：

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险易，则地轻马；刍秣以时，则马轻车； 膏锏有余，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同上）

即明白知道地形的险易，并善于利用，就能使地形便于跑马；及时喂马，使之膘肥 体壮，马就便于驾战车；准备好足够的润滑油和车轴上用的铁，注意及时修理，就使车 便于载战士；兵器锋锐，铠甲坚固，就使战士便于作战。只有这样，打起仗来才得心应 手。

在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要根据变化的客观实际而定。吴起在频繁的战争中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熟练地掌握了指挥战争的艺术。他提出了"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

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 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 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阵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凡若此 者，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击勿疑。（《吴子·料敌》）

这就是说，敌人远道而来，刚刚到达，队伍还没有整顿好；部队已吃饭，但还没有 设戒备；慌忙逃走；过于疲劳；没有占据有利的地形，失掉战机，陷于被动；长途跋涉 而后继部队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涉水渡河只渡一半；在险要的狭窄道路上行军；旗帜乱 动，部队混乱；部队的阵势频繁变动；将领脱离了士卒；军心恐怖，凡是碰到以上情况， 应选择精锐的部队作前锋，同时配备力量进行包围，毫不犹豫地迅速发动进攻。

吴起反对在战争中莽撞蛮干，主张"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分析了碰到有利时机 "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

一曰疾风大寒，早兴寤迁，剖冰济水，不惮艰难；二曰盛夏炎热，晏兴于间，行驱 饥渴，务于取远；三曰师既淹久，粮食无有，百姓怨怒，妖祥数起，上不能止；四曰军 资既竭，薪刍既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利，人马疾疫，四邻 不至；六曰道远日暮，士从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 军数惊，师徒无助；八曰陈而未定，舍而未毕，行阪涉险，半隐半出。（《吴子·料敌》）

即一是大风严寒，军队半夜出发，昼夜行军，破冰渡河，不顾士卒艰难；二是在炎 热的夏天，队伍出发得迟，正好烈日当头，行军又急，不管士卒饥渴，只是拼命赶路； 三是队伍在外时间很久，粮食吃完，民众埋怨甚至愤怒，淫言怪事屡次出现，而将领无 法禁止；四是部队的物资耗尽，连柴草也很少，却遇上阴雨天气，想掠抢又没有地方； 五是战士不多，水土不服，兵马生病，四邻的援兵未到；六是长途跋涉，已近黄昏，士 卒疲劳恐惧又不得食，都脱下铠甲随地休息；七是将领和官吏都没有威信，士卒心神不 定，全军多次发生惊乱，而部队孤立无援；八是兵力部署未定，宿营地也未安排好，爬 山过险，只有一半人通过。凡是遇到以上情况，不用占卜就应立即派兵出击。

吴起还分析了遇到形势不利时"避之勿疑"的六种情况：

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 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五曰师徒之众，甲兵之精；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同 上）

这就是说，在作战时要避敌之所长，击敌之所短。

另外，吴起从实战出发，对行军和扎营提出了一些必须注意的事项：

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可以任其上 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吴子·治兵》）

这是说，行军中对行程、人马的负荷要安排得当，饮食供应要搞好，这样才能保证 军队听从上级的指挥，从而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吴起十分重视对地形的了解，认为：

凡行师越境，必审地形，审知主客之向背。地形若不悉知，往必败矣。（《太平御 览》）卷三三二，兵部六三）

他指出，军队到一个地方，必须先了解周围"五十里内的山川形势"从而"知其险 易"，"使军士伺其伏兵，将必自行，视地之势因而图之"。（同上）即使军士注意是 否有敌人的埋伏，而将领则要利用地形以对付敌人。吴起还提出，军队驻扎"无当天灶， 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吴子·治兵》）即扎营不要 在大山谷的口上和高山的顶端。

以上这些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战争规律，它反映了吴起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朴素 唯物主义思想。

在吴起的战略战术思想中，许多地方闪烁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吴起说：

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吴子·论将》

他认为带兵作战必须首先分析研究敌人的将领，根据不同情况，决定不同的对策， 这样就能不费多大力气而获得成功。这是对孙武用"水无常形"来比喻"兵无常形"， 依据敌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夺取胜利的《孙子兵法·虚实》）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如何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吴起非常鄙视在战场上贪生怕死、当逃兵的可耻行为。 他主张在战场上"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吴子·治兵》），阐明了战场上生与死的 辩证关系，只有不怕牺牲，勇敢战斗，夺取胜利才能保存自己，而贪生怕死，不敢杀敌， 结果必然失败，招致灭亡。因此，吴起在他的军队里提倡不怕死的精神。他说："师出 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吴子·论将》）即从出兵打仗的第一天起，就要使 战士抱定决心战死的光荣信念，而不要怀有苟且偷生的耻辱思想。在战斗过程中，要使 战士"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吴子·图国》）即以前进杀敌、英勇牺牲为荣誉， 以后退活命为羞耻。《战国策·齐策》谈到齐国军队在燕破齐连取七十余城，虽然"食 人炊骨"处境十分困难，但"士无反北之心"，坚持战斗到底。认为这样的军队就是 "孙膑、吴起之兵也"。可见吴起的军队顽强战斗的精神，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在多与少的问题上，吴起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以少可以胜多，《吴子·料敌》 说：

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 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令。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 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阵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

只要军队治理得好，善于选拔贤能，赏罚分明，优待家属，这样，部队就可以打败 数倍于我的敌人。吴起分析说：

诸侯未会集，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囟囟，欲前不能，欲去不敢， 以半击倍，百战不殆。（同上）

敌人如果没有同盟军会合，君臣之间意见不一致，深沟堡垒没有修筑好，号令没有 下达，军队人心惶惶，想进不敢进，想退不敢退，这样的军队只要用相当于它的一半的 兵力就能打败它，而且能百战百胜。他又说：

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同上）

倘若敌人前来，散散漫漫，毫无纪律，队伍混乱，人马不安，东张西望，这样的军 队便可以一击十，使之毫无所措手脚。吴起认为，"愚将，虽众可获"（《吴子·论将》）。 即如果将领不善于指挥，虽然带兵多，也容易被俘虏。吴起说："用少者务隘。"他重 视利用有利的地形，从而造成以少胜多的条件。他说，只要"避之于易，邀之于厄"， 即避开平坦开阔之地，而利用险要的地形，就可以"以一击十"、"以十击百"、"以 千击万"《吴子·应变》）。由此可见，吴起从他丰富的作战经验中，看到了多和少的 辩证关系。他把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到军事实践中，创造了五万人"兼（加）车 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吴子·励士》）的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所以 人们称颂"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吕氏春秋·用民》）。尉缭子说："有提七 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尉缭子·制谈第三》）据杨宽统计："战 国时代，各大国的兵额就有三十万至一百万之多。"（《战国史》1980年7月第一版第2 85-286页）吴起的五万、七万之数，可以说得上是精兵，而用之可以抵御强秦。可见其 军事艺术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总之，吴起进步的战争观，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我国 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吴起传》附录二 吴起年谱

《吴起传》附录四 吴起也是史学家

吴起不仅是我国战国前期杰出的政治军事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位置。对此虽有前人谈及，但是至今尚无专文论述，我们 根据现存的资料，拟对吴起在史学上的事迹和贡献作一探讨，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 指正。

一、吴起在《左传》的编撰成书以及传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左传》一书的作者是谁？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 决。本文对此不作专门讨论，仅就吴起与《左传》究竟为何种关系这一问题，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略抒己见。

最早把吴起与《左传》的作者联系起来考察的是姚鼐，他在《左氏补注序》中认为： "《左氏书》非出一人，累有附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姚鼐既不排斥左丘 明对于《左传》有"草创之功"，又特别强调《左传》的编撰增补工作主要是由吴起等 人所为。

近人童书业赞同并进一步论证了姚氏的观点，他在

《〈春秋左传〉作者推测》一文中提出了四条论据：

"（一）就本书所表现之生产技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等 观察，基本符合春秋时代之现象。知撰作此书必有大量春秋时代史料为依据，作者离春 秋时代当不远。

（二）就本书所反映作者之学识观点而言，其人当为儒家后学，而有少量早期法家 思想，于军事甚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

（三）作者似与鲁国有关，故本书记鲁事较详而可信。于列国则扬晋、楚而抑齐、 秦，张大楚国之事尤多，则其人亦必与晋、楚有关，而与楚之关系尤密。于内政，鲁则 尊季氏而抑公室（如仲子事及成季、成风故事皆被隐晦而曲解）。齐则扬陈氏而抑有显 名之齐景公。晋亦扬臣抑君，'于魏氏事造饰尤甚'。楚乃尊君抑臣，穆王杀父，共王 丧师，灵王骄侈，平王昏庸，昭王失国，皆有奖辞，而大臣若屈瑕、子玉、子反、子重、 囊瓦辈，悉见贬抑。

（四）本书多预言，最晚一事为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 十一年（公元前六二九年）下数三百年为魏惠王后元六年（公元前三二九年），此时正 有子南劲取卫之事（）余所为预言亦多应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然则本书当即在 战国前期大体写定。"

根据以上考证，童书业先生认为姚鼐所说《左传》一书："'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 多'似非妄说"。并且进而得出结论：

"（《左传》）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

以钱穆、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所持观点与姚鼐、童书业不尽相同，他们认为 《左传》成书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无关。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 中，从《左传》的预言是否应验来看其成书的年代，进而判定《左传》一书出于吴起而 与左丘明没有关系。

郭沫若也主张《左传》成书于吴起，而非左丘明。他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认 为：

"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早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 《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娴习；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 《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

比较姚氏、童氏与钱氏、郭氏的两种观点，我们认为还是以前者更为中肯、可信一 些。我国古代一部书的形成与今天大不一样，其突出特点是，作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 且在流传过程中又往往有所增补和损佚。考诸先秦古籍，情况大抵如此，《左传》一书 似也不例外。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左氏成书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 他的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史观成分，我们在观察和分析《左传》的作者问题时 可以作为参考。姚鼐、童书业等人肯定《左传》不出于一人之手，是经若干人不断增补 而成书的，他们既指出吴起对《左传》的成书作出的贡献最大，又没有否定左丘明对 《左传》的贡献。左丘明在春秋末期为鲁国史官，因其出身贵族世掌史职，语言文字的 素养很高，他具有整理鲁国丰富的历史材料的能力和条件。因此，左丘明很可能是《左 传》一书的草创者，并且将它传授了下来。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说：

"陶潜曰：'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

乐正子春乃曾子弟子，传孝道，与曾申同学。陶氏谓其传春秋，亦春秋出曾氏，与 吴起有渊源一旁证。"

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乐正子春与曾申同学于曾子，乐正子春传春秋，曾申也传 春秋。吴起学于曾申，也传春秋。这样才好理解"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一旁证" 的话。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向《别录》所讲《左传》的传授关系："左丘明授曾申， 申授吴起"是可信的。因此，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姚鼐、童书业 对吴起与《左传》的关系的看法是持平之论。而认为《左传》完全作于吴起的观点，则 根据不足。

吴起在《左传》的传授过程中做了承前启后的工作，他大量增补了鲁、三晋和楚的 材料，最后编定成书，并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因而吴起对于《左传》的成书所起的作 用最大，贡献最多。在吴起去世后，《左传》继续流传，又有零星的补充，这就是《左 传》书中出现个别吴起死后事记载的原因。但是应当确认，《左传》的编撰成书，主要 是在吴起手里完成的。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讲，吴起就不愧是一位历史学家。

二、吴起重视历史经验，并具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主、客观条件

吴起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所建树，成为在中国历史上"不会磨灭的人物" ，是同他重视前人的历史经验分不开的。据载，吴起初到魏国，魏文侯就急于向他求 教治国治军的方略，吴起首先从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经验教训谈起：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 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随后吴起又进一步劝诫魏文侯要注意吸取古时"圣人"

"行事立功"、"保民业守"的历史经验，他指出：

"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 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

魏文侯死后，吴起又辅佐其子魏武侯。武侯也多次向吴起请教"治兵、料人、固国 之道"。吴起仍然采用以古喻今的方法，他对魏武侯说：

"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 不虞。"

有一次，魏武侯与大臣们商量国事时，因大家的见解都不如他，退朝后面有喜色。 吴起进谏说：

"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君有忧色，何也？' 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 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

吴起引经据典，如数家珍，不仅能够根据需要随时随处讲述和评价各种历史事件， 而且还在治国治军的具体实践中，注意学习、效法包括法家前辈和儒家先贤在内的诸子 各派许多思想精华和有用的方略，特别是他在理论上、实践上都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时代 著名将领孙武、伍子胥等人的兵家思想。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吴起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 他所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风格和面貌。虽然关于吴起的事迹，很多今已失传， 但从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能找到散见的吴起重视历史、注意吸取历史经验的许多具体 言行。

吴起之所以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种历史知识，并且在史学著述上取得重大成就，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条件上看，首先是他能广览博取，注意吸收各家学派的思想，并 且具有良好的儒学基础。吴起青年时代就好学深思，在鲁国时曾师事著名儒家学者曾子 的儿子曾申，学习和掌握了儒家的经典。后来他又辗转魏、楚等国，研究兵法，撰写兵 书，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兵家学者。他还在魏国和楚国推行法治，吸取了不少法家思想。 吴起一生的经历，决定了他身上同时具备各家学派的特征。今本《吴子·图国第一》中 第一句就是："吴起儒以兵机见魏文侯。"该书后面又记载吴起同魏文侯大谈所谓道、 义、礼、仁"四德"，可见吴起在入魏为将之后，儒家思想的烙印仍然十分明显。吴起 的军事思想中，不仅有法家思想的成分，而且也有儒家思想及其他学派思想的成分，这 种不拘泥于师承门派，对各家学说兼融并包的风度和气质，不能不说是吴起成为史学家 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说苑·建本篇》记载："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起大讲了一通"《春秋》之 意"、"元年之本"的道理，可知吴起对于《春秋》之学也是有其特长的，否则魏武侯 不会以这样的问题问他，而吴起也讲不出那套大道理来。这是吴起讲授和编撰史籍的又 一有利条件。

吴起一生最主要事业和成就在军事方面，他身经百战，打过许多胜仗。青年时代， 他在鲁国为将，率军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之后他被谗出走到魏 国，为魏镇守西河，打了许多漂亮仗，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写成了 《吴起兵法》，吴起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的建树，对于他大量、生动地描写战争是 一个不可多得的优越条件。

从客观条件上看，首先是吴起一生经历了卫、鲁、魏、楚诸国，而这些国家都有丰 富的历史材料。其中卫国虽然弱小，但文化却始终比较先进。而鲁国的学术风气则更浓， 关于史料的整理有着良好的基础，特别有左丘明初步编撰的《左传》。魏国是三晋之一， 而且在战国初期处于首强地位，由于国家的强盛、经济的发展以及地处中原为天下交通 要冲等等有利条件，文化也十分发达。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 发掘的一座战国魏墓中，发现了大批的竹简即著名的《竹书纪年》，它保存了魏国历史 的大量直接记录。有些学者认为这座古冢就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之墓，虽然他们的判断 未必能够成立，但是从《竹书纪年》的内容来看，应当肯定发掘出这些竹简的墓就是魏 襄王时魏国某个重要人物的墓。由此可知，魏国的史籍也是非常丰富的。楚国虽然地 处偏远的南方，但是至战国初期与中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已逐渐增多，近年来的考古 发掘也证明楚文化并不比中原地区的文化落后许多，而是大致同步发展的。楚国也有自 己丰富的历史文献。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国的史官倚相能读"《三坟》、 《五典》、《八索》、《九丘》"，可见史籍颇多，而《梼杌》则是专门记载楚史的史 书。所有这些，吴起都是有条件有可能涉猎的。

其次，吴起有研究历史，著述史书的充裕时间。吴起在魏国历经文侯、武侯两代， 共二十七年，其中镇守西河长达二十三年之久。镇守西河期间主要是带兵打仗，但闲暇 之时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和编撰历史书籍的工作。据雷学淇《介庵经学》记载：

"吴起以《左传》传子期，魏人多与闻者，故襄王时史臣述《纪年》，师春言卜筮， 石申言天象，多与《左传》符同。"

从这里可以看出，《左传》与魏的关系十分密切。吴起编写和传授《左传》是在魏 国期间，他在传授给其子吴期时，还有其他的人也知道，可证吴起编写和传授《左传》 等史书是完全可信的。吴起由魏入楚以后，在楚悼王的支持下进行变法，他身负重任， 主持改革，没有更多的时候编撰史书，但是他仍然可以利用其为楚国令尹的有利条件， 对楚国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以充实《左传》中关于楚史的部分。这就是在《左传》里 鲁、三晋、楚等国的记载比较翔实的原因。鉴于吴起具备了作为历史学家的主、客观条 件，而从现存的各种古籍中，又可以找到大量吴起重视历史经验的记载，因此我们认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吴起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是毫无疑义的。

三、关于《左氏春秋》的得名

我们在确认吴起为历史学家后，还需要解决两个与吴起直接相关的史学问题。《左 传》即《左氏春秋》既然主要是吴起所编撰的，其书名的来源是否也与吴起有直接的联 系呢？这是一个长期争论和值得研究的课题。章太炎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说 "吴起，左氏中人也。"在其《春秋左传读》一书中认为：

"《左氏春秋》者，因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以 左氏名春秋者，以地名也，则犹齐诗、鲁诗之比与？或曰：本因左公得名，乃吴起传之， 又传其子期，而起所居之地为左氏，学者群居焉（犹齐之稷下），因名其曰左氏。"

其后，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袭其说，认为《左氏春秋》的得名，"即以吴起为 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者耶？"郭沫若的《青铜时代·述吴起》则进一步认 为：

"吴起乃卫左氏人，以其乡邑为名，故其书冠以'左氏'。后人因有'左氏'，故 以左丘明当之。而传授系统中又不能忘情于吴起，怕就是因为这样的原故吧。"

童书业的《春秋左传研究》对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 的话，作了更直截了当的解释："此《左氏传》名称之所由来邪。"

学术界名家的主张大同小异，都如是说，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论。我们则认为，这 个课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诸家的解释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吴起 虽然确为卫国左氏人，但在卫国时吴起并没有接触《左传》，《韩非子》所说吴起是左 氏人的一段记述，是讲吴起在卫出妻的事。此时，吴起正值青年，虽有大志，但还没有 与儒家及其他学派发生关系。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在卫"其少时，家 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 由此看来，吴起少年时代未曾学儒，青年时代在卫也没当官，并不得志，且杀人后从卫 国出走了。到鲁国时吴起才师事曾申，与儒家建立了联系。他接触《左传》原书亦当在 鲁国之时。刘向《别录》所说《左氏春秋》的传授关系："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 与吴起本身的经历相符。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左氏春秋》并不是因为吴起为左氏 人而得名，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本文前已论及，我们认为姚鼐、童书业关于《左传》作者的意见最为合理，即《左 传》主要成书于吴起，而左丘明实有草创之功。所以《左氏春秋》一书的得名，当因左 丘明之故。

吴起作为历史学家既然参与了史籍的编撰及讲授工作，那么他是否曾为史官、是否 就是某些古书上记载的史起呢？这也是一个需要弄清的问题，郭沫若说："我还疑心吴 起在魏文侯时曾经做过魏国的史官，魏文侯时有一位史起，大约就是吴起"。他的这 个观点来源于《吕氏春秋·乐成篇》和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义》。为了把 问题考辨清楚，我们照录《吕氏春秋·乐成篇》和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义》 的两段有关文字如下：

"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 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 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一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 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 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 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 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恐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 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 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 '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使民知可与不可。 则无所用矣。贤主忠臣，不能导愚教陋，则名不冠后、实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 以忠于主也。魏襄王可谓能决善矣。诚能决善，众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 由硇硇邪。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硇硇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硇硇也止善，贤主 以之硇硇也立功。"

"《吕氏春秋》称魏文侯时，吴起为邺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决漳以灌 邺旁，终古斥卤生稻梁。'"

比较这两段引文后可以看出，显然是孔颖达把《吕氏春秋·乐成篇》中的魏襄王改 为魏文侯、史起改成了吴起。这两处修改，前一处看来是正确的。

但是，孔颖达改史起为吴起却是不对的，此处很可能是孔氏的笔误，"史"与"吴" 形近而误，阮元《校勘记》之说是正确的。将"史"字误为"吴"字，不只孔颖达一人， 还有《太平御览》四百六十五条一段文字可资证明：

"邺有圣令为吴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粱。"

这就是把"史"字误为"吴"字的一例。陈其猷先生《吕氏春秋校释·乐成篇》第 1001页注〔四二〕说："疑'吴'为'史'误，在'为'字下，错倒于上耳。"《太平 御览》中还有多处引用前面我们抄录的那句话，足证陈其猷之说是合理的。如果把那句 话更正过来就是："邺有圣令为史公"，这就和《吕氏春秋》所记一致了。可见"史"、 "吴"形近而误之说是有道理的。

我们再从吴起在魏国的记载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吴起到魏以后"魏文 侯以为将，于是击秦，拔五城"。这就是说，吴起从鲁国到魏国后，很快得到重用，为 将击秦，攻占西河。接着参加了伐中山国的战争，之后即任西河守。吴起守西河是他在 魏的主要事业，长达二十三年之久。《史记》等书都没有讲吴起治邺的事，西河与邺相 隔甚远，吴起不可能在任西河守时兼任邺令。另外，吴起是否担任过魏文侯的史官呢？ 《史记》等书中也无记载。当然，吴起在鲁国师事曾申，学习《左氏春秋》，具有史官 之才，这是客观事实。但吴起既没有任邺令，也没有任魏文侯的史官，则史起就不是吴 起。再说，史起也不一定因为有"史"字就必定是史官，如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史鱼，就 不是史官。因此，仅据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一条不太可靠的材料，是不能证明史起 就是吴起的，我们认为史起并非吴起而当另有其人。

史起治邺是在西门豹之前，西门豹集引漳灌邺之大成，在历史上受到人民的歌颂是 应该的。但是史起初创引漳灌邺的功绩，后人也没有忘记。《吕氏春秋·乐成篇》首先 记载了他的事迹，之后《汉书·沟洫志》、《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相继记载了歌 颂史起的民歌，《太平御览》六十四、八百二十一、八百三十九、八百四十二条也均有 记载。另外，明万历年间在《重修万金渠闸记》中也说："邺旧有万金渠，实西门豹、 史起二公遗迹在焉。"总之，史起只是首创引漳灌邺有功的历史人物，与吴起并不是一 个人。有关史起的事迹文献记载比较缺乏，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来解决问题。

四、结　语

综前所述，我们认为，吴起不仅是战国初期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也是 一位历史学家。《左传》一书，草创于左丘明，而主要成书于吴起。吴起具有作为历史 学家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他十分重视吸取前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且将其丰富的历 史知识运用于他的改革实践和史籍著述之中。吴起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 位。虽然如此，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我们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左氏 春秋》一书的得名，并非因吴起为卫国左氏人之故。吴起也没做过魏文侯的史官，史书 记载的史起与吴起并不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