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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传》后记当打印机将最后一页书稿送出,我仔细校阅了《吴起(文学)传》,觉得它确实反映了吴起战斗的一生,这是一份令人欣喜的成果。这本书的出版,偿还了我多年的夙愿--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吴起这位战国时代的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和史学家光辉的一生。该书虽说是我与孙东合作,但全书的构思和文学创作,都是由他完成的,我只是于疑难处给予指点和最后定搞而已。我看到孙东这几年来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当然该书也还有缺点,这就是突出了吴起军事、政治上的才能与智慧,而在史学上的造诣着笔过少,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附录了《吴起也是史学家》一文。 孙开泰 1995年8月30日 分类:春秋战国历史 书名:吴起传 作者:孙开泰、孙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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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传》附录一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 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 攻齐,大破之。 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 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 '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 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 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鲁君疑之,谢吴起。 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 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 于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 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 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 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 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 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 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 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 "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 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 "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 "奈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 而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谓武 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 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 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 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 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 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 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 论其行事所施设者。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 明矣,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 驱。悲夫! 分类:春秋战国历史 书名:吴起传 作者:孙开泰、孙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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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传》附录三 吴起的军事思想吴起(约公元前440--前381年)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他在任西河守期间,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著了《吴起兵法》。这是一部在我国军 事史上与《孙子兵法》并列的古代军事著作。《吴起兵法》据《汉书·艺文志》说,有 四十八篇。现存《吴子》仅六篇,散失了不少。而现有这六篇,个别地方还掺杂了汉、 魏晋南北朝或唐代人的话。但基本上可把它看成吴起的著作,这是研究吴起军事思想的 重要文献。从《吴起兵法》中,充分反映了他的杰出的军事思想。 一、进步的战争观"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 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 斗争形式"。(《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64页)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地位不同,对待 战争的看法也就不同。吴起的战争观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是进步的。 在战争的起源问题上,吴起力图从社会方面去寻找原因。他说: 凡兵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吴 子·图国》) 吴起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对战争的根源作了论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对战争 根源的探索是最早的。当然,吴起这种看法还停留在表面上。他对"争名"、"争利"、 "积恶"、"内乱",是何原因引起,"因饥"的根源何在?并没有深入分析。列宁说: "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360页)又说: "当阶级统治还存在的时候,战争是不会消除的。"(《列宁全集》第八卷第35页)吴 起由于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认识到战争的真正根源,也找不到消灭战争的 途径。但是,他从社会方面去寻找战争产生的原因,在当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强调把政治放在首位。他说: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 《吴子·图国》) 意即一个国君若是只讲求文德而废弃武备,或者依仗兵多能战,都会亡国。要使国 家治理得好,必须既要看视政治,也要重视军事。从这个思想出发,吴起在西河一方面 注重军事改革,一方面从事政治、经济的改革,为魏国的富强奠定了基础。吴起从战争 实践中认识到,只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还不够,还必须有安定的后方,因此,他说: "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只有国内人民和前方军队团结一致,才能打胜仗。 他主张: 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吴子·图国》) 他又说: 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 战,不可以决胜。(同上) 就是说,国内各种意见不统一,不可以出兵打仗;军队内部不团结,不可以出阵作 战;出阵以后,军队不互相配合,不可以进行战斗;进行战斗以后,各部分战斗动作不 协调,不能夺取胜利。他还进一步说:"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同 上)吴起阐明了国家、军队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并认为人心向背是军事上取得胜败的关 键。总而言之,就是政治决定军事。 在如何统一中国的问题上,吴起主张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与 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吴起的这种思想,对稍后的孙膑"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 故天下服矣"(《孙膑兵法·见威王》)这一主张有直接的影响。 吴起一方面看到了战争的重大作用,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 因此他认为对待战争要持慎重态度,反对轻率发动战争。他总结历史上战争的经验,说: 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而得 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吴子·图国》) 经常轻率发动战争,就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而使人民疲弊不堪,国家贫弱,而 且会招来祸患。因此,多次发动战争而取得天下的少,亡国的多。比吴起稍早的军事家 孙武也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 计篇》)可见吴起继承了孙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这对比他稍晚的军事家孙膑也有所 影响。孙膑看到了战争的胜负决定国家存亡的一面,同时又指出: 乐兵(好战)者亡,而利胜(贪图胜利)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 《孙膑兵法·见威王》)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之间思想的继承关系。 二、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战略战术思想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 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吴起的战略战术思想,可以 说是古代自发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在军事上的运用。 吴起从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争形势出发,认识到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因此,他 在战略上很重视战争的准备。他说:"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吴子·料敌》) 要使国家安全,先要在平时做好战争的准备。他说: 简募良材,以备不虞。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 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陈三万,以服邻国。(《吴子·图国》) 对于军队,吴起主张"教戒为先"(《吴子·治兵》),注意平时训练。他指出: "备者,出门如见敌。"(《吴子·论将》)这些战备思想,反映了他为建立和巩固新 兴地主阶级的政权的积极进取精神。 吴起在指挥作战时屏弃唯心主义的主观臆断,从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十分重视 了解敌方的情况。他指出"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吴子·料敌》)。就是说, 只有清楚敌人的力量部署情况,才能选择其薄弱环节狠狠打击。为了了解对方情况,吴 起非常重视使用间谍,深入敌后搜集敌方各种情报,"急行间谍,以观其虑"(《吴子 ·料敌》)。同时,在战场上还注意采用武力侦察的办法,《吴子·论将》记载: 武侯问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起对曰:"令贱而勇 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 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其众喧华,旌旗烦乱,其 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即派出一支小分队去佯攻敌人,而又假装败退,引诱敌人来追击,从敌人追击的情 况来观察其虚实,然后决定对策。 吴起说: 臣请论六国之俗,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不走, 三晋阵治而不用。(《吴子·料敌》) 从吴起对六国军队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对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情风俗的 了解都是相当清楚的。吴起重视调查研究,显然是继承了前辈军事家孙武"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的思想。吴起注意使自己对战争的主观指导,力图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卓越见 解,对引导战争取得胜利,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吴起由于经常带兵打仗,很懂得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在战争中, 人必须努力掌握从事战争的各种技能和适应各种复杂环境的本领。他说:"夫人常死其 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吴子·治兵》)即人在战争中,往往因为缺少某种本领而 送了性命,因为不习惯于某种情况而打败仗。这种主张是对生死胜败由天定的宿命论的 否定。 吴起还看到了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军队装备精良等因素对战争的重大作用。( 《吴子·料敌》)。对进行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的战马,吴起也很重视,他说: 夫马,必定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 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吴子·治兵》) 又说: 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 慎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覆我。(《吴子·治兵》) 这就是说,对战马要善于饲养、训练和爱护,以达到"人马相亲,然后可使"。 (同上)他注意到人、马、车、地形等在战争中的相互关系,提出: 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险易,则地轻马;刍秣以时,则马轻车; 膏锏有余,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同上) 即明白知道地形的险易,并善于利用,就能使地形便于跑马;及时喂马,使之膘肥 体壮,马就便于驾战车;准备好足够的润滑油和车轴上用的铁,注意及时修理,就使车 便于载战士;兵器锋锐,铠甲坚固,就使战士便于作战。只有这样,打起仗来才得心应 手。 在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要根据变化的客观实际而定。吴起在频繁的战争中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熟练地掌握了指挥战争的艺术。他提出了"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 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 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 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阵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凡若此 者,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击勿疑。(《吴子·料敌》) 这就是说,敌人远道而来,刚刚到达,队伍还没有整顿好;部队已吃饭,但还没有 设戒备;慌忙逃走;过于疲劳;没有占据有利的地形,失掉战机,陷于被动;长途跋涉 而后继部队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涉水渡河只渡一半;在险要的狭窄道路上行军;旗帜乱 动,部队混乱;部队的阵势频繁变动;将领脱离了士卒;军心恐怖,凡是碰到以上情况, 应选择精锐的部队作前锋,同时配备力量进行包围,毫不犹豫地迅速发动进攻。 吴起反对在战争中莽撞蛮干,主张"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分析了碰到有利时机 "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 一曰疾风大寒,早兴寤迁,剖冰济水,不惮艰难;二曰盛夏炎热,晏兴于间,行驱 饥渴,务于取远;三曰师既淹久,粮食无有,百姓怨怒,妖祥数起,上不能止;四曰军 资既竭,薪刍既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利,人马疾疫,四邻 不至;六曰道远日暮,士从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 军数惊,师徒无助;八曰陈而未定,舍而未毕,行阪涉险,半隐半出。(《吴子·料敌》) 即一是大风严寒,军队半夜出发,昼夜行军,破冰渡河,不顾士卒艰难;二是在炎 热的夏天,队伍出发得迟,正好烈日当头,行军又急,不管士卒饥渴,只是拼命赶路; 三是队伍在外时间很久,粮食吃完,民众埋怨甚至愤怒,淫言怪事屡次出现,而将领无 法禁止;四是部队的物资耗尽,连柴草也很少,却遇上阴雨天气,想掠抢又没有地方; 五是战士不多,水土不服,兵马生病,四邻的援兵未到;六是长途跋涉,已近黄昏,士 卒疲劳恐惧又不得食,都脱下铠甲随地休息;七是将领和官吏都没有威信,士卒心神不 定,全军多次发生惊乱,而部队孤立无援;八是兵力部署未定,宿营地也未安排好,爬 山过险,只有一半人通过。凡是遇到以上情况,不用占卜就应立即派兵出击。 吴起还分析了遇到形势不利时"避之勿疑"的六种情况: 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 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五曰师徒之众,甲兵之精;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同 上) 这就是说,在作战时要避敌之所长,击敌之所短。 另外,吴起从实战出发,对行军和扎营提出了一些必须注意的事项: 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可以任其上 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吴子·治兵》) 这是说,行军中对行程、人马的负荷要安排得当,饮食供应要搞好,这样才能保证 军队听从上级的指挥,从而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吴起十分重视对地形的了解,认为: 凡行师越境,必审地形,审知主客之向背。地形若不悉知,往必败矣。(《太平御 览》)卷三三二,兵部六三) 他指出,军队到一个地方,必须先了解周围"五十里内的山川形势"从而"知其险 易","使军士伺其伏兵,将必自行,视地之势因而图之"。(同上)即使军士注意是 否有敌人的埋伏,而将领则要利用地形以对付敌人。吴起还提出,军队驻扎"无当天灶, 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吴子·治兵》)即扎营不要 在大山谷的口上和高山的顶端。 以上这些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战争规律,它反映了吴起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朴素 唯物主义思想。 在吴起的战略战术思想中,许多地方闪烁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吴起说: 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吴子·论将》 他认为带兵作战必须首先分析研究敌人的将领,根据不同情况,决定不同的对策, 这样就能不费多大力气而获得成功。这是对孙武用"水无常形"来比喻"兵无常形", 依据敌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夺取胜利的《孙子兵法·虚实》)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如何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吴起非常鄙视在战场上贪生怕死、当逃兵的可耻行为。 他主张在战场上"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吴子·治兵》),阐明了战场上生与死的 辩证关系,只有不怕牺牲,勇敢战斗,夺取胜利才能保存自己,而贪生怕死,不敢杀敌, 结果必然失败,招致灭亡。因此,吴起在他的军队里提倡不怕死的精神。他说:"师出 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吴子·论将》)即从出兵打仗的第一天起,就要使 战士抱定决心战死的光荣信念,而不要怀有苟且偷生的耻辱思想。在战斗过程中,要使 战士"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吴子·图国》)即以前进杀敌、英勇牺牲为荣誉, 以后退活命为羞耻。《战国策·齐策》谈到齐国军队在燕破齐连取七十余城,虽然"食 人炊骨"处境十分困难,但"士无反北之心",坚持战斗到底。认为这样的军队就是 "孙膑、吴起之兵也"。可见吴起的军队顽强战斗的精神,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在多与少的问题上,吴起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以少可以胜多,《吴子·料敌》 说: 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 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令。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 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阵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 只要军队治理得好,善于选拔贤能,赏罚分明,优待家属,这样,部队就可以打败 数倍于我的敌人。吴起分析说: 诸侯未会集,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囟囟,欲前不能,欲去不敢, 以半击倍,百战不殆。(同上) 敌人如果没有同盟军会合,君臣之间意见不一致,深沟堡垒没有修筑好,号令没有 下达,军队人心惶惶,想进不敢进,想退不敢退,这样的军队只要用相当于它的一半的 兵力就能打败它,而且能百战百胜。他又说: 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同上) 倘若敌人前来,散散漫漫,毫无纪律,队伍混乱,人马不安,东张西望,这样的军 队便可以一击十,使之毫无所措手脚。吴起认为,"愚将,虽众可获"(《吴子·论将》)。 即如果将领不善于指挥,虽然带兵多,也容易被俘虏。吴起说:"用少者务隘。"他重 视利用有利的地形,从而造成以少胜多的条件。他说,只要"避之于易,邀之于厄", 即避开平坦开阔之地,而利用险要的地形,就可以"以一击十"、"以十击百"、"以 千击万"《吴子·应变》)。由此可见,吴起从他丰富的作战经验中,看到了多和少的 辩证关系。他把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到军事实践中,创造了五万人"兼(加)车 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吴子·励士》)的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所以 人们称颂"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吕氏春秋·用民》)。尉缭子说:"有提七 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尉缭子·制谈第三》)据杨宽统计:"战 国时代,各大国的兵额就有三十万至一百万之多。"(《战国史》1980年7月第一版第2 85-286页)吴起的五万、七万之数,可以说得上是精兵,而用之可以抵御强秦。可见其 军事艺术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总之,吴起进步的战争观,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我国 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分类:春秋战国历史 书名:吴起传 作者:孙开泰、孙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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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传》附录二 吴起年谱
分类:春秋战国历史 书名:吴起传 作者:孙开泰、孙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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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传》附录四 吴起也是史学家吴起不仅是我国战国前期杰出的政治军事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位置。对此虽有前人谈及,但是至今尚无专文论述,我们 根据现存的资料,拟对吴起在史学上的事迹和贡献作一探讨,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 指正。 一、吴起在《左传》的编撰成书以及传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左传》一书的作者是谁?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 决。本文对此不作专门讨论,仅就吴起与《左传》究竟为何种关系这一问题,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略抒己见。 最早把吴起与《左传》的作者联系起来考察的是姚鼐,他在《左氏补注序》中认为: "《左氏书》非出一人,累有附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姚鼐既不排斥左丘 明对于《左传》有"草创之功",又特别强调《左传》的编撰增补工作主要是由吴起等 人所为。 近人童书业赞同并进一步论证了姚氏的观点,他在 《〈春秋左传〉作者推测》一文中提出了四条论据: "(一)就本书所表现之生产技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等 观察,基本符合春秋时代之现象。知撰作此书必有大量春秋时代史料为依据,作者离春 秋时代当不远。 (二)就本书所反映作者之学识观点而言,其人当为儒家后学,而有少量早期法家 思想,于军事甚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 (三)作者似与鲁国有关,故本书记鲁事较详而可信。于列国则扬晋、楚而抑齐、 秦,张大楚国之事尤多,则其人亦必与晋、楚有关,而与楚之关系尤密。于内政,鲁则 尊季氏而抑公室(如仲子事及成季、成风故事皆被隐晦而曲解)。齐则扬陈氏而抑有显 名之齐景公。晋亦扬臣抑君,'于魏氏事造饰尤甚'。楚乃尊君抑臣,穆王杀父,共王 丧师,灵王骄侈,平王昏庸,昭王失国,皆有奖辞,而大臣若屈瑕、子玉、子反、子重、 囊瓦辈,悉见贬抑。 (四)本书多预言,最晚一事为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 十一年(公元前六二九年)下数三百年为魏惠王后元六年(公元前三二九年),此时正 有子南劲取卫之事()余所为预言亦多应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然则本书当即在 战国前期大体写定。" 根据以上考证,童书业先生认为姚鼐所说《左传》一书:"'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 多'似非妄说"。并且进而得出结论: "(《左传》)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 以钱穆、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所持观点与姚鼐、童书业不尽相同,他们认为 《左传》成书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无关。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 中,从《左传》的预言是否应验来看其成书的年代,进而判定《左传》一书出于吴起而 与左丘明没有关系。 郭沫若也主张《左传》成书于吴起,而非左丘明。他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认 为: "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早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 《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娴习;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 《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 比较姚氏、童氏与钱氏、郭氏的两种观点,我们认为还是以前者更为中肯、可信一 些。我国古代一部书的形成与今天大不一样,其突出特点是,作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 且在流传过程中又往往有所增补和损佚。考诸先秦古籍,情况大抵如此,《左传》一书 似也不例外。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左氏成书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 他的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史观成分,我们在观察和分析《左传》的作者问题时 可以作为参考。姚鼐、童书业等人肯定《左传》不出于一人之手,是经若干人不断增补 而成书的,他们既指出吴起对《左传》的成书作出的贡献最大,又没有否定左丘明对 《左传》的贡献。左丘明在春秋末期为鲁国史官,因其出身贵族世掌史职,语言文字的 素养很高,他具有整理鲁国丰富的历史材料的能力和条件。因此,左丘明很可能是《左 传》一书的草创者,并且将它传授了下来。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说: "陶潜曰:'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 乐正子春乃曾子弟子,传孝道,与曾申同学。陶氏谓其传春秋,亦春秋出曾氏,与 吴起有渊源一旁证。" 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乐正子春与曾申同学于曾子,乐正子春传春秋,曾申也传 春秋。吴起学于曾申,也传春秋。这样才好理解"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一旁证" 的话。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向《别录》所讲《左传》的传授关系:"左丘明授曾申, 申授吴起"是可信的。因此,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姚鼐、童书业 对吴起与《左传》的关系的看法是持平之论。而认为《左传》完全作于吴起的观点,则 根据不足。 吴起在《左传》的传授过程中做了承前启后的工作,他大量增补了鲁、三晋和楚的 材料,最后编定成书,并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因而吴起对于《左传》的成书所起的作 用最大,贡献最多。在吴起去世后,《左传》继续流传,又有零星的补充,这就是《左 传》书中出现个别吴起死后事记载的原因。但是应当确认,《左传》的编撰成书,主要 是在吴起手里完成的。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讲,吴起就不愧是一位历史学家。 二、吴起重视历史经验,并具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主、客观条件吴起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所建树,成为在中国历史上"不会磨灭的人物" ,是同他重视前人的历史经验分不开的。据载,吴起初到魏国,魏文侯就急于向他求 教治国治军的方略,吴起首先从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经验教训谈起: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 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随后吴起又进一步劝诫魏文侯要注意吸取古时"圣人" "行事立功"、"保民业守"的历史经验,他指出: "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 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 魏文侯死后,吴起又辅佐其子魏武侯。武侯也多次向吴起请教"治兵、料人、固国 之道"。吴起仍然采用以古喻今的方法,他对魏武侯说: "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 不虞。" 有一次,魏武侯与大臣们商量国事时,因大家的见解都不如他,退朝后面有喜色。 吴起进谏说: "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君有忧色,何也?' 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 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 吴起引经据典,如数家珍,不仅能够根据需要随时随处讲述和评价各种历史事件, 而且还在治国治军的具体实践中,注意学习、效法包括法家前辈和儒家先贤在内的诸子 各派许多思想精华和有用的方略,特别是他在理论上、实践上都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时代 著名将领孙武、伍子胥等人的兵家思想。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吴起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 他所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风格和面貌。虽然关于吴起的事迹,很多今已失传, 但从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能找到散见的吴起重视历史、注意吸取历史经验的许多具体 言行。 吴起之所以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种历史知识,并且在史学著述上取得重大成就,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条件上看,首先是他能广览博取,注意吸收各家学派的思想,并 且具有良好的儒学基础。吴起青年时代就好学深思,在鲁国时曾师事著名儒家学者曾子 的儿子曾申,学习和掌握了儒家的经典。后来他又辗转魏、楚等国,研究兵法,撰写兵 书,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兵家学者。他还在魏国和楚国推行法治,吸取了不少法家思想。 吴起一生的经历,决定了他身上同时具备各家学派的特征。今本《吴子·图国第一》中 第一句就是:"吴起儒以兵机见魏文侯。"该书后面又记载吴起同魏文侯大谈所谓道、 义、礼、仁"四德",可见吴起在入魏为将之后,儒家思想的烙印仍然十分明显。吴起 的军事思想中,不仅有法家思想的成分,而且也有儒家思想及其他学派思想的成分,这 种不拘泥于师承门派,对各家学说兼融并包的风度和气质,不能不说是吴起成为史学家 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说苑·建本篇》记载:"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起大讲了一通"《春秋》之 意"、"元年之本"的道理,可知吴起对于《春秋》之学也是有其特长的,否则魏武侯 不会以这样的问题问他,而吴起也讲不出那套大道理来。这是吴起讲授和编撰史籍的又 一有利条件。 吴起一生最主要事业和成就在军事方面,他身经百战,打过许多胜仗。青年时代, 他在鲁国为将,率军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之后他被谗出走到魏 国,为魏镇守西河,打了许多漂亮仗,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写成了 《吴起兵法》,吴起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的建树,对于他大量、生动地描写战争是 一个不可多得的优越条件。 从客观条件上看,首先是吴起一生经历了卫、鲁、魏、楚诸国,而这些国家都有丰 富的历史材料。其中卫国虽然弱小,但文化却始终比较先进。而鲁国的学术风气则更浓, 关于史料的整理有着良好的基础,特别有左丘明初步编撰的《左传》。魏国是三晋之一, 而且在战国初期处于首强地位,由于国家的强盛、经济的发展以及地处中原为天下交通 要冲等等有利条件,文化也十分发达。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 发掘的一座战国魏墓中,发现了大批的竹简即著名的《竹书纪年》,它保存了魏国历史 的大量直接记录。有些学者认为这座古冢就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之墓,虽然他们的判断 未必能够成立,但是从《竹书纪年》的内容来看,应当肯定发掘出这些竹简的墓就是魏 襄王时魏国某个重要人物的墓。由此可知,魏国的史籍也是非常丰富的。楚国虽然地 处偏远的南方,但是至战国初期与中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已逐渐增多,近年来的考古 发掘也证明楚文化并不比中原地区的文化落后许多,而是大致同步发展的。楚国也有自 己丰富的历史文献。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国的史官倚相能读"《三坟》、 《五典》、《八索》、《九丘》",可见史籍颇多,而《梼杌》则是专门记载楚史的史 书。所有这些,吴起都是有条件有可能涉猎的。 其次,吴起有研究历史,著述史书的充裕时间。吴起在魏国历经文侯、武侯两代, 共二十七年,其中镇守西河长达二十三年之久。镇守西河期间主要是带兵打仗,但闲暇 之时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和编撰历史书籍的工作。据雷学淇《介庵经学》记载: "吴起以《左传》传子期,魏人多与闻者,故襄王时史臣述《纪年》,师春言卜筮, 石申言天象,多与《左传》符同。" 从这里可以看出,《左传》与魏的关系十分密切。吴起编写和传授《左传》是在魏 国期间,他在传授给其子吴期时,还有其他的人也知道,可证吴起编写和传授《左传》 等史书是完全可信的。吴起由魏入楚以后,在楚悼王的支持下进行变法,他身负重任, 主持改革,没有更多的时候编撰史书,但是他仍然可以利用其为楚国令尹的有利条件, 对楚国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以充实《左传》中关于楚史的部分。这就是在《左传》里 鲁、三晋、楚等国的记载比较翔实的原因。鉴于吴起具备了作为历史学家的主、客观条 件,而从现存的各种古籍中,又可以找到大量吴起重视历史经验的记载,因此我们认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吴起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是毫无疑义的。 三、关于《左氏春秋》的得名我们在确认吴起为历史学家后,还需要解决两个与吴起直接相关的史学问题。《左 传》即《左氏春秋》既然主要是吴起所编撰的,其书名的来源是否也与吴起有直接的联 系呢?这是一个长期争论和值得研究的课题。章太炎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说 "吴起,左氏中人也。"在其《春秋左传读》一书中认为: "《左氏春秋》者,因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以 左氏名春秋者,以地名也,则犹齐诗、鲁诗之比与?或曰:本因左公得名,乃吴起传之, 又传其子期,而起所居之地为左氏,学者群居焉(犹齐之稷下),因名其曰左氏。" 其后,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袭其说,认为《左氏春秋》的得名,"即以吴起为 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者耶?"郭沫若的《青铜时代·述吴起》则进一步认 为: "吴起乃卫左氏人,以其乡邑为名,故其书冠以'左氏'。后人因有'左氏',故 以左丘明当之。而传授系统中又不能忘情于吴起,怕就是因为这样的原故吧。" 童书业的《春秋左传研究》对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 的话,作了更直截了当的解释:"此《左氏传》名称之所由来邪。" 学术界名家的主张大同小异,都如是说,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论。我们则认为,这 个课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诸家的解释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吴起 虽然确为卫国左氏人,但在卫国时吴起并没有接触《左传》,《韩非子》所说吴起是左 氏人的一段记述,是讲吴起在卫出妻的事。此时,吴起正值青年,虽有大志,但还没有 与儒家及其他学派发生关系。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在卫"其少时,家 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 由此看来,吴起少年时代未曾学儒,青年时代在卫也没当官,并不得志,且杀人后从卫 国出走了。到鲁国时吴起才师事曾申,与儒家建立了联系。他接触《左传》原书亦当在 鲁国之时。刘向《别录》所说《左氏春秋》的传授关系:"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 与吴起本身的经历相符。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左氏春秋》并不是因为吴起为左氏 人而得名,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本文前已论及,我们认为姚鼐、童书业关于《左传》作者的意见最为合理,即《左 传》主要成书于吴起,而左丘明实有草创之功。所以《左氏春秋》一书的得名,当因左 丘明之故。 吴起作为历史学家既然参与了史籍的编撰及讲授工作,那么他是否曾为史官、是否 就是某些古书上记载的史起呢?这也是一个需要弄清的问题,郭沫若说:"我还疑心吴 起在魏文侯时曾经做过魏国的史官,魏文侯时有一位史起,大约就是吴起"。他的这 个观点来源于《吕氏春秋·乐成篇》和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义》。为了把 问题考辨清楚,我们照录《吕氏春秋·乐成篇》和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义》 的两段有关文字如下: "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 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 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一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 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 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 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 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恐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 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 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 '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使民知可与不可。 则无所用矣。贤主忠臣,不能导愚教陋,则名不冠后、实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 以忠于主也。魏襄王可谓能决善矣。诚能决善,众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 由硇硇邪。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硇硇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硇硇也止善,贤主 以之硇硇也立功。" "《吕氏春秋》称魏文侯时,吴起为邺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决漳以灌 邺旁,终古斥卤生稻梁。'" 比较这两段引文后可以看出,显然是孔颖达把《吕氏春秋·乐成篇》中的魏襄王改 为魏文侯、史起改成了吴起。这两处修改,前一处看来是正确的。 但是,孔颖达改史起为吴起却是不对的,此处很可能是孔氏的笔误,"史"与"吴" 形近而误,阮元《校勘记》之说是正确的。将"史"字误为"吴"字,不只孔颖达一人, 还有《太平御览》四百六十五条一段文字可资证明: "邺有圣令为吴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粱。" 这就是把"史"字误为"吴"字的一例。陈其猷先生《吕氏春秋校释·乐成篇》第 1001页注〔四二〕说:"疑'吴'为'史'误,在'为'字下,错倒于上耳。"《太平 御览》中还有多处引用前面我们抄录的那句话,足证陈其猷之说是合理的。如果把那句 话更正过来就是:"邺有圣令为史公",这就和《吕氏春秋》所记一致了。可见"史"、 "吴"形近而误之说是有道理的。 我们再从吴起在魏国的记载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吴起到魏以后"魏文 侯以为将,于是击秦,拔五城"。这就是说,吴起从鲁国到魏国后,很快得到重用,为 将击秦,攻占西河。接着参加了伐中山国的战争,之后即任西河守。吴起守西河是他在 魏的主要事业,长达二十三年之久。《史记》等书都没有讲吴起治邺的事,西河与邺相 隔甚远,吴起不可能在任西河守时兼任邺令。另外,吴起是否担任过魏文侯的史官呢? 《史记》等书中也无记载。当然,吴起在鲁国师事曾申,学习《左氏春秋》,具有史官 之才,这是客观事实。但吴起既没有任邺令,也没有任魏文侯的史官,则史起就不是吴 起。再说,史起也不一定因为有"史"字就必定是史官,如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史鱼,就 不是史官。因此,仅据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一条不太可靠的材料,是不能证明史起 就是吴起的,我们认为史起并非吴起而当另有其人。 史起治邺是在西门豹之前,西门豹集引漳灌邺之大成,在历史上受到人民的歌颂是 应该的。但是史起初创引漳灌邺的功绩,后人也没有忘记。《吕氏春秋·乐成篇》首先 记载了他的事迹,之后《汉书·沟洫志》、《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相继记载了歌 颂史起的民歌,《太平御览》六十四、八百二十一、八百三十九、八百四十二条也均有 记载。另外,明万历年间在《重修万金渠闸记》中也说:"邺旧有万金渠,实西门豹、 史起二公遗迹在焉。"总之,史起只是首创引漳灌邺有功的历史人物,与吴起并不是一 个人。有关史起的事迹文献记载比较缺乏,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来解决问题。 四、结 语综前所述,我们认为,吴起不仅是战国初期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也是 一位历史学家。《左传》一书,草创于左丘明,而主要成书于吴起。吴起具有作为历史 学家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他十分重视吸取前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且将其丰富的历 史知识运用于他的改革实践和史籍著述之中。吴起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 位。虽然如此,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我们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左氏 春秋》一书的得名,并非因吴起为卫国左氏人之故。吴起也没做过魏文侯的史官,史书 记载的史起与吴起并不是一个人。 分类:春秋战国历史 书名:吴起传 作者:孙开泰、孙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