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章 艰难转折

第一节 新回合

1940年11月，八路军总部在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中几经转移，从武乡县的砖壁村改驻于辽县的武军寺村，在清漳河源、太行山脊的一带巨石峰下，迎接了抗战的第四个年头。在这里，彭德怀送走了又一个亲密的战友--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于11月上旬奉中央指示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此后，彭德怀实际上全面担负起华北敌后党军政民抗战的领导重任。

百团大战后的1941年和1942年，是全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两年。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同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这一场世界范围的殊死搏斗中，亚洲中国战场上的八路军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圈内的作战，与整个人类命运息息相关。日军在侵华战争之初，虽然在华北吃了八路军的几次苦头，但它以为八路军不过3万之众，尚未特别重视。随着八路军抗日活动的发展，日军的认识方逐步升级。1939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提出："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在该方面军制定的1940 年"肃正建设计划"中，确定"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封锁也逐年升级。

百团大战使华北敌人的全部神经都紧张起来。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番疯狂报复之后，总结其痛苦经验，筹谋新策。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追述当时的情形说："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从此以后，对共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日军华北方面军一面请求增兵华北，一面把过去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扫荡"升格为"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将此列为其"空前未有的大事"。百团大战的兴奋冷却下来后，彭德怀和敌后军民面对的是新的更残酷的斗争。

日本侵略军的报复"扫荡"给抗日根据地留下了极其凄惨的景象。太岳区的富庶之乡沁源县，"房屋全部烧光，被杀死者七千人，数十万群众无衣无食无房子"，根据地"许许多多的村庄成了废墟"。

国民党乘八路军根据地之危，于1940年11月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和武器弹药供应。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突然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度缓和的国共矛盾又处于破裂边缘，加剧了八路军在敌后所处的严峻形势：经济上，八路军没有自己的后方供应，孤悬于敌人的占领圈内；军事上，日军配合国民党的反共，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压迫变本加厉。在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等部奉中央和总部之命南下增援华中后，八路军在抗击日军之际，还要用一部分主力来准备应付蒋介石对延安下毒手。

彭德怀经历了苏区的艰难创业和撤离、转移，备尝长征中无根据地作战之苦，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百团大战的紧张战斗中，彭德怀在中共北方局高干会议上，就巩固抗日根据地问题做过长篇报告。他根据中央的方针，总结根据地下年的工作经验教训，对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二二制"抗日政权和加强财政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敌后条件的具体政策措施。抗日根据地依靠自力更生，在敌人的封锁下支持抗战，扶助被敌人摧残地区的民众重建家园。敌后200余县的农村陆续进行了村民普选，把毛泽东提出的由共产党人、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员额的"三三制"政权，建立到社会的最基层。

形势的发展使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有了更深的领悟，在军事建设上，从过去偏重于对主力军的扩军整训，进而致力于加强地方武装和群众游击武装的建设。

1941年2月22日，彭德怀向华北各大小战略区发出关于军区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八路军的基干兵团与军区组织系统分开，建立起军区独立的组织机构与系统，在军区领导下加倍发展地方武装和组织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武装队伍，以便在任何情况（即使主力部队转移）下坚持本地区，保卫根据地。3月28日，彭德怀在北方局干校发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的重要演说，根据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红军10年斗争和八路军3年抗战的经验，提出建立正规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对三者各自的性质、任务、作用和相互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彭德怀的这一方案，使敌后抗日武装的几个方面在毛泽东抗日游击战略的思想指导下，组成为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得到毛泽东、朱德的赞同。同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肯定和普遍实行这一武装体制。这一体制成为以后解放战争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体制的基本形式。百团大战后的半年多内，敌后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整顿工作，在彭德怀雷厉风行的领导下加速进行。彭德怀常常对干部说，我们处在敌后，敌人天天在进攻，不战则亡。只有这一个战役和下一个战役间存在相持的瞬间，敌人的这一次"扫荡"和下一次"扫荡"之间，就成为敌后根据地建设的黄金时刻。敌人怀着深刻的恐惧在其《对共产军的观察》情报中说："共军埋头于恢复战斗力及重建根据地的工作彭德怀说：'以游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为本年度的中心课题。"在同一时间内，敌人也在加紧制订新的谋略。

日本帝国主义华北方面军通过加强其情报系统，在几个月内收集整理了关于华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各系统的情况，进行了"彻底的讨论"。然后制定出一个以灭共为目标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但对于能否"制止中共势力的扩大进而将其消灭"，这一计划的起草人、时任日本帝国主义华北方面军作战室主任参谋的岛贯武治大佐回忆说："方面军幕僚内部出现了悲观和乐观两种意见的对立。"

1941年7月，八路军总部得到情报，华北敌酋多田骏卸任回国。八路军的新对手将是谁呢？

日本大本营给它的华北方面军派来了新的司令官― 一个中国通、反共老手冈村宁次。从"七·七"事变以来，冈村是第六任华北敌酋。

受百团大战打击的多田骏，名义上被晋升为大将，其实是黯然归国。接替者冈村宁次（大将），则在日本大本营的特意安排下，由日本陆相东条英机率陆海军将领、达官贵人数百之众亲自送行，以显示其担负的"重任"。

冈村一到华北即出行巡视。经周密策划，以5万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持续"扫荡"，号称"百万大战"，以示对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报复。同时，发动了所谓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过去，广大地区在日军的"不知不觉"下变成了抗日根据地；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后，却出现了抗日根据地在抗日军民不易警觉中不断缩小的局面。彭德怀注意到了冈村，这是一个比多田骏更为老练、更为毒辣的对手。

彭德怀曾经分析多由骏的"囚笼"政策说，这是曾帮助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德国人塞克德的堡垒主义加清朝的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战略。湖南军阀素以曾国藩所创的湘军后继者自诩。彭德怀12年的湘军生涯，懂得曾国藩总结的"结硬寨，打呆战"六个字，不仅把深沟高垒用于防守，还用于长期围困太平军的坚城，也是一种以守为攻的战略。多田骏利用现代手段，把筑路挖沟、筑垒修堡结为一体，用来围困八路军，受到了百团大战的打击。冈村继其前任的经验，一方面强化"囚笼"政策和军事进攻；又吸取国民党对苏区五次"围剿"和他自己在朝鲜、中国东北三省多年'剿共"的经验，推出了更为狡猾、更为狠毒的一套办法。从敌人实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后，富有经验的八路军将领都注意到，敌人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战略指导上有很大的发展。为对付敌人的新策谋，彭德怀建议中央军委给总部派来战略情报小组，由他直接领导。同时要求各战略区加强对敌人的战略情报的收集研究。很快，弄清了敌人治安强化的实际内容。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目的在于强化日本对华北的占领，使华北变为它巩固的殖民地，充当它进行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其方针是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变为七分政治二分军事，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

在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主要是城市、交通命脉及其附近）、准治安区（八路军的游击区，为敌我争夺地带），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三类地区，分别施策。

对所谓"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其奴役统治。

对所谓"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一步步逼上伪化、特务化道路。广修封锁沟墙，筑碉楼，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的深入活动。

对所谓"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则以"扫荡"?--军事进攻为主，实行残酷的"三光（烧光、抢光、杀光）"，摧毁和破坏抗日设施，袭击抗日的党军政领导机关。

在"治安强化"中，日军使清乡、蚕食、扫荡二者配合，以清乡巩固其占领，以蚕食缩小我根据地、扩张其占领区，以利于对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扫荡。

后来，1945年2月，彭德怀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地方、军队负责人座谈会上，谈到华北敌后以冈村为对手的一段严酷斗争时说："他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斗争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六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年10月统计，只剩1300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K（国民党）特大肆活动。人民中积极分子更加仇恨敌人，落后的悲观，甚至有被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但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

冈村，这个从青年时期即效命日本侵略政策的中国通，1938年任日军十一军司令官时，以攻占武汉有功，曾受日本大本营殊奖。对冈村其人，彭德怀曾特别提到说："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有许多地方也值得我们学习的。山田（山田一郎为在华日人反战团体"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员）医生告诉我，他是日本三杰之一，要注意他，这使我得了些益处。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的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他是朝鲜、东北的参谋长（按：应为副），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 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

1941年是华北日本侵略军十分得意的一年。这一年，八路军从各方面转变了自己的战略，寻找对付敌人的办法。5月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共同致电前方，提出：对敌寇实行蚕食最严重的冀南平原，采取隐蔽自己、保存实力、保护民众的方针。要中共党组织、八路军各部帮助群众想出办法来对付敌人，使民众不吃亏。特别提出，在这些地区可以采取两面派（明维持、暗抗日）的政策，避免尖锐对立，痛快拼命，引起敌人对群众的残酷镇压。针对敌人大量发展伪军的情况，八路军总部发布了对伪军反正者不缴枪，不编散，帮助其扩大的二原则。为适应根据地日益被分割的局面，八路军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纠正过度编并地方武装的偏向；大量制造适合民间生产和民兵使用的地雷、手榴弹。

在一段时间内，从总部到各师、军区都开始注意研究敌人的新谋略，采取相应的对策。但彭德怀深感形势不容乐观。根据地的退缩还在加剧，冀南平原根据地已大部变成游击区，过去的游击区很多渐渐成了敌占区。对于敌人的一整套新谋略，八路军尚未形成一整套与之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和办法。

第二节 敌进我进

1941年11月1日清晨，初冬的第一场雪为太行群峰披上淡淡的银装。彭德怀骑着他那头从日军手中缴获来的红战马，和左权并髻，沿着清漳河耀眼的白石河滩徐徐而行。经过近两个月的废寝忘食，调查、总结、研究，总部对今后的斗争方针，已有成竹在胸。

转过河湾，彭、左一行策马进入一个村庄--北方局所在地下南会村。

狭街小院，石块堆砌的低矮围墙，木格窗，土炕，陶缸，瓦盆一切是上千年传留下来的模式。但村头的标语，村民的活动，却传递着时代的信息：村里的男人组织起民兵游击队，妇女也走出家门，成立妇女救国会日军用近代文明生产的武器，对太行山千百个村庄倾泻兽性；八路军则用近代文明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动农村民众与之展开一幕又一幕动人心魄的斗争。新的斗争即将从这里开始。中共北方局定于这天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北方局委员邓小平、李大章，八路军总部左权、罗瑞卿，一二九师刘伯承、蔡树藩（师政治部主任），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等与会。同日，日军在华北开始了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并以万余日军集于太行区周围，准备发动大"扫荡"。其情报机关正在千方百计地侦察八路军的首脑机关，准备实行"捕捉奇袭"。

在一个普通农舍里，会议开始。彭德怀代表北方局作题为《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 的报告。彭德怀指出厂我们的许多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他说："今天召集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重新考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彭德怀详细分析了敌"治安强化"的内容和实行情况，说，敌人的阴谋固然是十分毒辣的，但不论其如何善于"以华治华"，如何善于总结经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压迫的落后性质，决定了他们仍然不能跳出威胁与利诱的老套之外。因而并不是无法打破的。

彭德怀说：华北总人口8800万。抗日根据地主要在农村，人口约2200万；敌占区主要在城镇和交通线两侧，约6000万；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敌我争夺区。我们应把对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工作与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提到重要地位，成为今后布置工作的着眼点；改变过去关门建设根据地，到敌占区去捞一把的做法。

针对敌人的阴谋，彭德怀提出二个基本任务，并对其相互关系做了详细说明。

一、关于伪军伪组织的工作问题。彭德怀分析说，由于敌人残酷压迫，民族矛盾激化，和全国抗战、特别是敌后抗战的坚持，伪军伪组织发生不安和动摇。但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使得一般汉奸尚不愿立刻跑到我们方面来，这就产生了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派"--动摇于敌我之间，既照顾敌人，又照顾我们。彭德怀指出，过去对这种人一律打击是不对的。正确做法应当是，推动其进步，使他从两面照顾到对敌应付，而对我真诚。要替这些人寻找办法应付敌人，替他保守秘密，尊重其人格。而对于伪军伪组织这一愧儡组织本身，则应反对之、打击之、孤立之，对死心塌地的汉奸，还要坚决镇压之。彭德怀说，要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爱护中国人的口号下，去争取"两面派"，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办法是有极深刻意义的。

二、对于敌占区和接敌区的群众工作，彭德怀提出要广泛运用革命的两面派的政策，打入一切有群众的组织，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开展救国工作。团结一切中国人，保护一切中国人的利益。反对痛快一时，使群众遭受不应有的打击。敌人特别注意收买和胁迫知识分子参加汉奸特务组织。彭德怀强调，知识分子联系的社会阶级面最广，是敌占区、接敌区工作的桥梁。他坚信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执行正确的政策，进行艰苦的工作，必能争取其为民族服务。

针对敌人对华北实行自首政策以瓦解我抗日组织的阴谋（如强迫群众写反共口号，策动秘密自首等），彭德怀提出要加强气节教育，同时对被胁迫叛变者，仍争取其回头抗日或保持中立。改变过去对自首者一律打击的做法。

三、关于坚持根据地的工作问题，彭德怀着重指出：由于敌人的封锁、切割，运动战的机会已大大减少，甚至在平原地区成为不可能。普遍的游击战将成为最基本的战争形式。要求大家把武装建设的重心放在地方武装的建设上，建设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和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彭德怀还设想，根据地边沿区的游击队和正规军，可以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开展游击活动。利用乡村的散漫性，在新伪化的地区，组织起秘密的抗日武装。

11月3日，当会议继续进行之际，从黎城出动的2000余日军直扑根据地中心。傍晚，日军进至距会址30里处，会议暂告结束。彭德怀和开会的人离开南会村，转入反"扫荡"作战。日军对于这里刚刚举行过的一次重要会议一无所知。

由于敌人的"扫荡"这次会议没来得及展开讨论。但彭德怀报告中的基本分析和各项斗争方略，在各军区、根据地的执行中，得到创造性的发挥。八路军在敌后，除抗日根据地这一主阵地外，又开辟了新的阵地。这个新战场出现在敌后的敌后，即在敌人构筑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周围的封锁沟墙、堡垒、据点、交通线的后面，在敌人的治安区和准治安区俘口敌占区和接敌区）里。这个由开展伪组织的工作和敌占区接敌区的群众工作而开始的新的进军，在敌人的心脏里播下了抗日火种。华北到处都是抗日军民斗争的前线，华北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对头。这一场没有固定战场的战役，自不像百团大战那么迅猛，那么轰轰烈烈；对敌人却是致命的，其激烈和尖锐程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1941年11月北方局会议后，华北敌后的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构成敌我之间空前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其中，突出而带有转折性的，是反蚕食斗争。

1942年的最初几个月，华北抗日根据地继续严重退缩。令人不安的是，有的接敌区变成游击区，游击区变成敌占区，是在一种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的。经过深入的分析，彭德怀指出，根据地的退缩，由敌人的蚕食造成者占十分之七八。

在2月反"扫荡"作战中，彭德怀和左权就特别注意考察行军所过辽县、黎城、武安、涉县等县的接敌区的状况。彭德怀感到在模糊不清的状态后面，隐藏着敌人精密策划的一套做法。和对付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一样，首先需要弄清敌人进行蚕食的具体策略。

3个月以后，敌人的蚕食政策对八路军来说，已不再诡秘莫测。彭德怀和左权以其丰富的经验和锐利的目光，从各地的经验和大量情报中研究分析，得出结果：敌人的蚕食政策在实施上十分灵活，变化多端，但仍有其一般的步骤可循。大体是：第一步：向准备蚕食的地区--根据地边沿进行秘密活动，建立特务组织，发展暗"维持"。配合残酷的"扫荡"、镇压，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做蚕食的准备。

第二步：准备完成后，依托其据点迂回30到40里建立新据点，将被蚕食地区变成一个个被敌封锁包围的方格。一个个格子连结起来，形成格子网。在网内公开其秘密组织，捕捉抗日干部。先以很低的条件迫使群众建立公开"维持"，上钩后即行强化，这是根据地变为游击区（即敌所谓"准治安区"）敌我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阶段。

第三步：敌第二步如得手，即深入巩固，使这些地区变为完全的敌占区。抗日组织和民众遭受严重摧残，而敌人又利用这些地方再向根据地内进行新的蚕食。

为了修路、挖沟、筑碉堡、造据点，敌人拆民房、毁民田、抓劳工，耗尽民力。

1942年5月4日，由彭德怀授意，左权执笔，起草了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共同签署的、发向华北全党全军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指示》在分析揭露了敌人蚕食政策的三个步骤之后，提出，敌人的蚕食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其极严密的配合，但空隙还是很多。敌人的根本弱点--兵力不足，前进则后方空虚，不能不更多地利用伪军伪组织。这就予我更多的机会，以广泛的游击活动和政治进攻使敌人顾此失彼。 　 《指示》针对敌人的蚕食步骤，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办法：在敌人准备蚕食的阶段，发动群众开展反奸细斗争，杜绝暗"维持"。在敌人蚕食阴谋已实现的第二阶段，以武装斗争为主，乘敌立足未稳给以有效打击，阻挠敌建立据点，肃清敌伪组织，镇压汉奸，发动群众反"维持"。在敌己达到蚕食目的的第三阶段，则转变斗争方式，深入秘密工作，积蓄力量，待机恢复，打击敌之出扰部队和深入根据地的点线，停止敌之继续扩张。 　 《指示》强调，在反蚕食斗争中，要以坚强的武装为核心，坚持武装斗争，坚持阵地。为此，决定各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正规军，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力量，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活动，发挥武装工作队在反蚕食斗争中的作用，加强地方武装及民兵游击小组的建设。

在晋西北，一二○师政委关向应仔细研究了这一指示后说："北方局军分会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

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是敌人蚕食政策的克星，对扭转敌后根据地退缩局面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被习惯地称为《五四指示》。1943年1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的报告中，谈到敌后困难时期的斗争时说："特别是北方局、军分会指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前，根据地还始终是退缩的，五月以后则完全改观。"

令人痛心的是，左权没有能够看到《五四指示》开花结果。《五四指示》成为他为保卫根据地做出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1942年，在向敌后的敌后进军、打破敌人蚕食中，敌后武装工作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1941年11月北方局会议上，彭德怀在报告中，曾提出八路军和游击队应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组织秘密武装的设想。这一设想在他的心中尚未形成具体的方案。他亟力要寻找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一设想。

很快地，他从各地的经验中找到了答案：

冀中区报告说，有的侦察员依靠群众的掩护，可以在敌人警戒森严的保定城内一住就是好几天。

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告诉他，该旅有一个连，在太谷敌占区活动了很久，从刺探情报到破坏交通等等，搞了很多名堂。冀南有一批干部到北方局来学习，彭德怀问他们："敌人封锁那么严，你们是怎么跑来的？"干部回答："是从'维持村'过来的，在那些村子里，还可以召开抗日会哩！"

晋察冀军区报告，1941年夏，军区曾组织过一种宣传队，在武装的掩护下，深入敌占优势的地方开展政治攻势，名为武装宣传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2年1月，彭德怀向军区、军分区提出组织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活动的建议。2月，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下达了关于组织武装工作队的指示，规定每个军分区（旅）要组织一个到两个30人至50人的武装工作队，队长和政委由政治上强、又懂得军事、相当于地委或强的县委书记的干部担任，另配以知识分子及懂日文日语的干部。工作队经过训练，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敌占区或敌人的格子网内，发动群众起来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

武装工作队使敌占区的群众抗日活动有了政治核心和武装支持。这年春天，冀南区部分根据地被敌摧毁控制，但同时，在武工队的支持下，这部分地区有一部分村庄的抗日政权，仍然公开存在。彭德怀对这一情况十分兴奋，总结武工队的经验，给武工队制定了更成熟的方案。对武工队员的要求、数量，工作队的性质、任务，到活动方法，应掌握的政策、纪律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最重要的是，武工队由一般的宣传抗日、调查敌情、保护民众、打击汉奸，进而至担负起在被敌人蚕食变质的地区再度恢复抗日政权，建立隐蔽根据地的任务。

根据彭德怀拟定的方案，八路军各部派出的大批武工队，组织精干、纪律严明，政治强、觉悟高，又熟谙军事，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指挥员、组织员，能打仗又能独立做政治工作。他们潜越封锁线，进入格子网，三、五人一个小组，分合自如，出没无常。敌人找不到他们，他们却和老百姓经常见面，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方法来与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各种斗争。如利用机会与日本士兵直接通话--上夜课；突袭占领敌之会场，宣传盟军和我军的胜利；访问伪军属，通过伪属给伪军组织人员发"回心抗日证"，记"善恶录"等，促使其少做坏事，争取进步；对破坏抗日的分子则发出警告。在八路军和群众的秘密帮助和争取下，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分子"实行"身在曹营心在汉"，采取许多办法对付敌人。如敌人要伪军放哨，"两面分子"就盘假不盘真，放走抗日分子，却故意与特务汉奸为难；敌人要伪军去"扫荡"，烧民众屋，"两面分子"不得已，就实行烧杂（猪羊圈、牛房等）不烧正（人居所）；敌人到游击区去清乡"两面分子"就把那里的抗日干部弄到据点内去隐蔽；伪情报机构中的"两面分子"，则向敌人报假不报真，或"借刀杀人"，以假情报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为保护民众，有时，抗日游击队的秘密小组在敌岗楼附近四处打枪，叫各村伪情报点一致报告：八路军大部队来了！吓得敌人不敢外出骚扰，群众减少损失，抗日组织则可乘机活动。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和格子网里组织起民众的抗日自卫团体，由一村到数村，由数村到数十村，互相联合，互相声援，齐心对敌，神出鬼没，妙计百出，搅得敌人惊恐不安，说："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军大大的有。"彭德怀对群众的斗争智慧和胆量赞叹不已，收集了许多事例来研究总结，指导推广。以上，就是他谈到过的一些例子。他衷心称道说："人民群众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凭其固有的机智，有许多天才创造。办法之多，运用之妙，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间生了根，就创造了隐蔽的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再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

对1942 年这一新的斗争形势，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称为"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八路军总部迅即将这一口号推向全华北。"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军"成为突破敌后最艰难岁月的号角。 　 "1942年秋，隐蔽根据地在华北敌后，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1942年冬臻于相当普遍"，敌人的蚕食政策终于被打破。1941年至1942 年，日本侵略军自诩是"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和"中共最穷困的时期"。但1942年，在它的情报中，越来越多的出现"民怨沸腾"、"民心叛离"的惊呼。敌人不得不承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撅不振"，"此时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象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1942年末到1943年初，新任日军六十三师团长的野副昌德（中将）到达北平，听取了各方情况后，在其笔记中写道："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

第三节 咬紧牙关

八路军在敌后的日日夜夜，是在大大小小的反"扫荡"作战中度过的。1942年年关刚过，日军就以3万余兵力"扫荡"晋东南八路军根据地，号曰："驻晋日军总进攻"。2月中旬，日军闯入辽县，袭击武军寺八路军驻地，彭德怀率总部人员向黎城方向转移。

从冈村到任以后，华北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动辄兵力数万，持续两三个月，所用战术层出不穷。其要者如"居坐战术"（泡蘑菇战术）、"辗转抉剔战术"、"梳蓖战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手段之毒辣变化，都达到空前的程度。

这段时间彭德怀经常沉着脸，一言不发。他须用全部精力、经验、智慧，根据延安中央的指示，结合敌后的实际，寻找出如何打破这空前困难局面的答案。

在过去的战争中，他主要是指挥部队作战。但今天，华北敌后战场上领导党军政民斗争的重担都落在他身上。毛泽东号召敌后党军政民"咬紧牙关，渡过困难" 。他觉得这个号召真是再形象、再真切、再有力不过了。他在向干部、战士、民众的讲话中，不断用这8 个字来鼓励大家。

从皖南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国内、国际局势的变化，八路军在敌后的处境更加困难。根据中央指示，在一个时期中，八路军曾减少对敌人主要交通线的威胁，以期减弱和缓和敌人对根据地的过重压迫。但敌人的军事进攻变本加厉，而自己方面反而滋长了麻痹退缩情绪。在武安、邢台接敌区，彭德怀看到，由于干部麻痹退缩，群众悲观消极，有的村庄过年大吃大喝，只顾眼前一饱；有的地方吸毒赌博等又发生起来。还有人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偷偷兑换伪钞。

在转移途中，彭德怀向左权谈到他的一个看法：在敌后，"和敌人和平相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叫敌人感到处处受威胁，有所顾忌"。左权完全同意彭德怀的看法："越是在这个局势下，越要提起全军的高度战斗意志。"

2月23日，八路军总部发出致各兵团首长的命令，要求华北各根据地更密切地协同配合，粉碎敌人对任何一个根据地的"扫荡"。命令要求各地："采用各种方法--从谣言攻势、政治游击队之积极活动，到小部队向敌袭扰，破路翻车，乘虚袭击据点、城镇，摧毁伪组织和敌伪商业机构，破坏敌伪统治秩序，一直到真正全面配合作战等，以造成全华北风声鹤唳之势。使敌人顾此失彼，感到处处受威胁，而不敢过多集中兵力对付一隅。"八路军总部和各级指挥机关致力于发动全面游击战争来回击敌人。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着力谋划着摧毁八路军首脑机关本身。

到1941年末，华北的398县中，有366个县建立起了傀儡政权，冈村宁次颇得意于自己的战绩。但深究一步，这些政权的实际统治力量，只能达到县城及附近地方。边远的乡村实际仍在共产党、八路军手中。特别是山西的五台山、太行山脉，河北平原、津浦、平汉铁路的中间地带，和山东省中部的山岳地带，仍为中共根据地的中心。尽管用一切手段试图摧毁那里的生存条件，八路军和民众仍然顽强地生存着、抵抗着。

日军的小分队、小据点，经常出现被歼的惨状。冈村乃令收集各类被歼的例子来作精细的研究。其中有一个例子使他终生不忘：

"有一天，一座碉堡上发现由村子那边过来一支送葬行列。如此大殡实在少见。当行列走近碉堡旁时，分队长等人完全不假思索，放下吊桥，武装整齐地走出碉堡。刚刚来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殡人群大乱，许多手枪一齐射击，分队长等应声而倒，随后冲入碉堡，残兵均被消灭。"

专门对付中共的日本情报机关"黄城事务所"曾给冈村送来一份新获得的中共北方局刊物，上面登着彭德怀的重要报告，彭德怀在报告中提出，要用两面政策来对付他的自首政策。冈村警惕起来：怪不得最近对冀中"扫荡"时有人出来自首、"维持"，原来是共产党的策略，休得上当。冈村马上下令把出来"维持"的人抓起来杀掉。实际，"两面政策"在冀中尚未实行。冈村这一杀，却把一些畏敌、投敌的人杀反了，杀抗日了。冈村老奸巨猾，暗知吃亏，表面不动声色。

诡计多端的冈村，在经过对八路军战略战术的半年多研究之后，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直接指导制定了一套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计划，其重点是对居于华北心腹地区、号称华北粮仓的冀中开刀。冈村认为，冀中是太行山八路军的"兵站基地"摧毁了冀中，就可置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区于死地。

从4月开始，敌人开始散布假消息、假计划，声东击西。先以万余兵力进攻冀东，再以万余兵力"扫荡"冀南。当冀东冀南吃紧之际，5月1日，日军以5万余兵力对冀中区实行"铁壁合围"。冈村亲至石门（石家庄），设临时指挥所坐镇指挥，意在一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

日军将冀中首脑机关压缩在小范围内，正图一举而歼之，不料冀中主力部队和首脑机关仍跳出重围。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主力暂向太行转移，八路军各部奉总部命令向华北各交通线发动广泛出击，支援冀中的反"扫荡"作战。冈村琢磨着他那些和八路军已打过数年交道的幕僚的意见："破坏中共组织，中枢机关乃为至要，应尽量逮捕其主要人物。"于是，冈村将目光从冀中义转向了太行山。冈村要求他驻山西的第一军好好研究八路军的游击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第一军司令长官岩松义雄，费尽心机，制定了一个"C号作战计划"。决定集中第一军所属各兵团主力3万余人，从5月15日开始，进攻太行、太岳，对八路军和一二九师首脑机关实行"捕捉奇袭"。

岩松从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挑选了两个联队，组成两支"挺进杀人队"，在日军主力的进攻中执行特殊任务。一支叫"益子队", 其任务是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左等；一支是"大川队"，破坏一二九师师部，刺杀刘、邓等。 　 "挺进队"行动采取严格保密措施。人员身着便衣，自带粮袜和雨衣行囊，不许宿村住店。

为掩护作战意图，在发动进攻前，日军以部分兵力向正太路和平汉路东发动"扫荡"，转移八路军的视线。

5月中旬，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在长治设立指挥部，印刷了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人的照片、简历，发给挺进队和特工队员。

第四节 突围

当冀中军民和日本侵略军展开生死搏斗之际，错综的消息涌向武军寺村八路军总部：大批日军在河北、山西间频繁调动，冀中、晋西北发现敌四十一师团番号，浓云滚滚，扑朔迷离。5月以来，八路军总部日夜注视着冀中的形势，部署各部在平汉、津浦、正太各线出击，牵制日军后方，减轻日军对冀中的压力。此时，日军的动向是真的要增兵冀中呢？还是"扫荡"晋察冀呢？还是别有企图呢？

5月22日，情报表明，从太原向和顺方向，从邢台向武安方向，从襄垣到潞城方向，都有日军活动的迹象。

当晚，又获悉，敌四十一师团主力从晋西北乘大批汽车，连夜经太原向辽县、和顺方向开来。彭德怀和左权慎重商讨后，决定八路军主力立即转移到外线，准备反"扫荡"作战，第二天开始行动。

向部队下达命令后，左权连夜计划第二天总部转移的具体事项。

除了作战科值班人员，左权常常是总部院子里最后休息的人。曾随八路军总部转战数月的作家刘白羽写道： 　 "在这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最忙的人了。"

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年仅36 岁，学识丰富，久经战阵，身体因积劳而瘦削，却总是以过人的精力和惊人的效率工作着。彭德怀对这位寡言深思、机敏沉毅、文武兼备的战友和助手十分敬重，凡重大军事问题都与左权共同研究决策。从朱德回延安以后，"彭左"就代替"朱彭"成为八路军指战员对自己前方最高指挥的亲切称呼。

有一件事使彭德怀深为不安。左权在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时期，曾被指在苏联期间有托派嫌疑，问题一直未澄清，使左权因负历史的委曲，不能一展担任方面指挥之雄才。经过5年的并肩战斗，艰难与共，1942年的春天，彭德怀决然给毛泽东、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左权同志对党忠诚，富有才干，实为我党好同志，望中央解除对他的怀疑，给予完全的信任。"

左权并不知道彭德怀写信之事，他也永远地不会知道了。在总部开始转移的第二天，24日午，总部在郭家峪得报，日军增兵辽县、和顺。下午陆续得报，武乡、襄垣、潞城日军也增了兵。不出两个小时，各地续报：平汉路方面，武安、涉县、内邱、邢台，敌同时增兵，辽县敌己分路出动。

以往，日军大"扫荡"前两三日，总部即可准确侦知，唯这次事先没有确切信息。而此时，日军的两个挺进杀人队，于日军出动前，化装成八路军，已从潞安（长治）潜入太行区。杀人队昼伏夜动，假冒八路军番号"敌采取鱼目混珠，亦打扫房屋，帮助春耕，买物给钱，俨然与八路军一样"。挺进队虽曾引起根据地军民一些怀疑，因伪装巧妙，未受阻挡。

24日夜，北方局总部机关、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党校、报社2000余人，根据总部命令，分路继续向麻田以东隐蔽转移，准备敌人接近其预定的合围圈时，从敌人的合围缝隙分散突围，这是八路军在敌后总能脱出敌人合击的成功经验。其诀窍在于掌握"利害转换线"，即掌握敌人在运动中进至最有利于我突围的位置。敌人分进合击，我突围行动过早，转不到敌后；突围迟了，敌空隙小，突不出去。突围成功的保证，则在于八路军的情报的准确及时，指挥员的沉着决断，和队伍成员的勇敢坚定、高度自觉。无论何等艰难，何等危险，突围后都分而能合，散而复聚。然而，这一次情报工作不利，敌人的伪装使八路军广泛的群众耳目，一时失灵。

这天夜里，云幕低垂，星月无光，总部和北方局大批人马，翻山越岭，在崎岖狭窄的山路上摸黑移动，后勤部门包括被服厂等的骡马驮着辅重，一夜只走了20多里。至25日拂晓，总部、北方局和野战政治部与后勤部门的队伍，不期同时进入南艾铺、窑门口、偏城地区。而敌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主力，独立混成第一、第八旅团之一部和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共万余人，已根据挺进队的报告，从四面八方迅速奔进，对该地区构成合围。窑门口、偏城、南艾铺地区，位于山西辽县与河北涉县界上，紧靠太行制高点峻极关西南，大山连绵，方圆不过10余里。一条大岭东西横架于呈南北走向的众山之上，状如十字，故名十字岭。岭东南一道大沟约10余里，可到南艾铺村，岭西北一道大沟直下数里，通往北艾铺村。

日军袭击八路军机关，多在白天，以发挥其武器优势。总部决定上午隐蔽，于25日午后敌合拢前穿插突围。然而2000余人马，挤在十字岭下，若被敌发现，施以轰炸，后果将不堪设想。左权把各路负责人找来，指出这个严重情势。由于人马较多，决定后勤部队单独一路，往东北羊角、黄泽关先走突围，其余听候命令。近午时分，果然有敌机前来低空侦察，接着敌机数架轮番扫射、轰炸。掩护部队也与地面敌人接火，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等在南艾铺村外树丛中紧急碰头，20分钟后，彭德怀下令开始突围：总部和北方局由左权率领向西北方向突出，从和顺、辽县间通过公路转入外线，野战政治部由罗瑞卿率领向东突围转武安方面。作战参谋分随两路，各携电台联络，由警卫连掩护，各自为战。必要时机关人员化整为零，冲出去以后再集合。口授命令毕，左权提出由他留后指挥，彭德怀则要左权带电台突围，左权十分着急，催促说："你是副总司令，你先冲出去，总部就跳到圈外，就主动了！"

彭德怀沉默刹那，翻身上马。

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身患肺病，体质很弱，彭德怀不放心。勒马回头向左权说了声："我再去北方局看看。"就骤马下坡，向东驰去。左权指挥部队掩护总部机关北进，敌机发现运动部队，开始猛烈轰炸。

配合飞机的投弹扫射，东面之敌以山炮、机关枪对准十字岭开火，集结在十字岭南及西面的队伍中，有些非战斗人员和后勤单位人员，初次遇到这样激烈的战斗场面，四下躲避飞机。飞机轰鸣，枪弹横飞。岭东是北方局的队伍，大家在突围中看到，在横岭西面的山坡上，一个人一手握枪，一手勒疆骤马，后面紧随十余骑，向着敌人火力交织的岭头冲去。那宽阔的肩背，娴熟的骑术，正是副总司令彭德怀。敌人注意到了为首那匹枣红马，马上把火力对准了它。警卫员工传和在彭德怀身后拼命地奔赴、呼叫："11号，下马！11号，下马！""敌人射击！敌人射击！"彭德怀伏在马背上，头也不回。许多人屏着气，忘记了自己，只顾看对面山上枪林弹雨中那匹大红马，和那个矫健的身影。大家看到他从南艾铺方向冲上十字岭，又沿山路直下北艾铺，把敌人的火力封锁网抛在身后。 　 "好了，好了！彭老总冲出去了！""总部有救了！我们能冲出去了！"有人竟欢叫起来，忘记了自己的危险。

从东面袭来的6000 敌人接近了十字岭。在正岭西南，突围的人流朝着彭德怀冲出的方向，从沟底向岭上涌去。这时大家看到左权披着一件缴获的日本黄色军大衣，站在半坡上左右指挥着。左权一面扬手向上，一面向人群高喊："冲啊，冲出山口就是胜利！""莫怕飞机，快冲！部队在前面接应大家！"

人群镇定下来，跟着左权高喊："冲啊！冲啊！斜阳映红了十字岭长长的横梁，大部分人员终于突过山口，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最后一部分总部的人员，也冲到敌人最后一道火力封锁线前，突围胜利了。

这时，左权发现挑着总部文件箱的人没有跟上，命令警卫员前去寻找。一架日机突然转过头来搜索扫射。左权发现总部几名女译电员在向树下跑，那里正是敌人扫射的目标。左权直起身来，大声喊："小鬼，不要怕飞机，冲出去！"

就在大家闻声的瞬间，从南艾铺方向射来的一发炮弹在她们身旁炸开。一块弹片击中左权头部，左权血染青山，壮烈殉国。他倒在如巨梁般横架于众山之上的十字岭头，离山脊仅数十步的地方。只消几分钟，翻过这条巨梁，就是安全地带。年青的译电员伏在他的身旁，恸哭悲唤："参谋长！参谋长！"最后的突围者冒着炮火，流着眼泪，将左权的遗体掩藏在横岭南坡的树丛中，悲泣着翻过山梁，掩护部队同时撤离。晚霞消尽，夜幕降临。当南艾铺方面的敌人冲到十字岭时，发现岭上已空无一人。

第五节"台搭起来再干"

5月末的延安，天气微热。26日黎明时分，毛泽东在枣园窑洞里面色冷峻，略露倦容。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入睡了，一直在等候着太行前线的消息。

25日，一二九师报告，八路军总部遭敌袭击，北方局总部人员分路突围。总部电台中断，情况不明。

5月21日夜，在总部被袭之前，日军大川挺进队伪装八路军新编第六旅（实无此番号），潜入一二九师师部驻地黎城县之会里村。村中空空如也，刘伯承己率师部转移了。前后只差3个小时！日军不甘心，仍在向刘师转移的方向跟踪追击。

27日晚，毛泽东又是彻夜未眠，他不只担心总部的安全，还不能不从最坏处着想：万一总部不保，如何处置。东方渐白，刘师来电，总部在遭敌合围后，彭德怀率部由石灰窑西北方向突出，左权在突围中阵亡，罗瑞卿、杨立三向黑龙洞方向突围后，再次与敌遭遇。

毛泽东拿着电报向朱德处走去。两个老战友在无言中交流着深沉的悲痛和不安。左权牺牲，北大折柱，罗、杨安全未卜，所幸彭德怀已经突围，总部就必定在战斗。不论形势多么危急，处境多么困难，彭德怀从不丧失信心。这一点，毛泽东和朱德都毫不怀疑。毛泽东坐下未，提笔蘸墨，起草了一封电报：

14章 心碑

第一节 生死粮食

在敌后，生死存亡的最后一仗是争夺粮食。

从1942年秋季以来，太行地区少雨少雪，一场持续的干旱无情地袭击华北。枯焦的庄稼，龟裂的土地，干涸的河床，给刚刚有了转机的敌后战场笼罩上一层阴影。

抗战己进行到第五个年头，敌后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己学会了怎样在战争中生存。敌人发动"扫荡"，情报会通过各种抗日组织传到每个村庄、家庭。大家迅速埋藏好物资，设下地雷，布下暗哨。然后，民兵配合部队打击敌人，老弱妇孺上山进沟。生于斯，长于斯，太行山的一峰一壑，群众都是熟悉的，不愁藏身无所。敌人兵力有限，在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下，仍然不得不撤走。房屋被烧了，窑洞还在；门窗被毁了，用草帘遮风。只要土地上长出庄稼，群众就能守住家园。

但是，干旱却是无法躲藏的。特别是三、五年一旱，本来就缺水的山区，历史上一次次灾荒，留下悲惨可怖的记载和回忆。清末光绪年间，辽州大旱，"所存凋残遗黎，仅有平时三分之一"，连吏役也"因饥馑逃亡无踪"。

抗战第五周年--1942年7月7日，八路军总部在麻田举行纪念大会，追悼左权和其他在5月反"扫荡"中牺牲的烈士。漳河水只剩下潺潺细流，宽阔的河滩作了会场，白底墨染的巨幅烈士画像，从左权开始，一个接一个，悬挂在岸壁，"为左权参谋长复仇"、"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唯有胜利能告慰死者。无论敌人扫荡、奔袭、蚕食、封锁多么厉害，都摧毁不了根据地。但能不能熬过灾荒呢？在河南省，严重的干旱加上贪财的国民党将军汤恩伯的搜刮，赤地千里，上百万人已开始逃亡，涌向收成较好的陕西。彭德怀沉入思索中，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变激昂的号召为实际行动。

会终人散。深夜，彭德怀还在翻阅着大叠的情报。一个月前，他曾下令部队帮助挑水抢种，但许多地方己经无水可挑。彭德怀提笔向延安毛泽东、朱德报告旱情。此时此刻，对党中央，他毫不掩饰自己无限焦灼的心情："太行山、太岳、冀南均大旱，至今未下雨。不仅秋苗未种，且许多地方饮水亦甚缺乏，人心惶惶，粮价大涨，前途不堪"

灾荒使敌人更加残酷。1942年秋，敌人计划在面临饥饿的华北征收2000万石粮食，以供其侵略战争的需要。从10月开始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即以夺取粮食为重要内容。敌人在其占领区实行全面的物资统制和粮食配给，强买强征；对根据地，则是赤裸裸地毁割庄稼，抢劫粮食。11月2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朱德报告："根据地粮食大成问题。""目前（敌）在太行山'扫荡'中，表现最毒辣者为抢粮、捕壮丁、赶牲口、杀弱小。""华北相当普遍的旱灾，冀鲁豫、冀南均很严重，秋收不及平常的四分之一。太行山五、六两分区武安、邢台、磁县地区尤为严重，有30万人无法维持。""武乡、襄垣、黎城及太岳较好，秋收有六、七成，但敌却在该区反复'扫荡'与抢掠。"

华北敌我之间，一场殊死的战役--粮食争夺战，在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全面展开。

1942年秋，在太行区召开的贸易工作会上，彭德怀向到会者指出了与敌人争夺粮食的严重性："今天，谁有了粮食，就会胜利。"彭德怀分析，尽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敌寇的残暴统治，对中国人民的压榨、掠夺，驱使群众背井离乡，致人力缺乏，生产情绪降低，是造成饥馑的最重要原因"。

他号召军民奋起，不仅要保护根据地的粮食不被敌人抢去，还要打击敌人在占领区的掠粮行动，保护敌占区的人民。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紧张地研究着粮食问题，帮助群众抗旱。保卫粮食成为保卫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的头等大事。

到岁末年初之际，总部所在的太行地区，灾情虽然十分严重，救灾保粮的斗争已取得成果。彭德怀给朱德并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太行区农业和财政状况的报告，这是敌后军民给延安中央送上的一份最厚重的新年献礼。彭德怀在报告中说："1943年65000军政民脱产者以及约5000退伍、残废军人之粮食已得到解决。"1942年，太行山西部产粮区收成较好，敌人在占领区以低价强购粮食，总部根据情报仔细研究这一局势，最后彭德怀下决心，暂用军费以高于敌人的价格，从西部大量购进粮食，组织灾民运到平汉路东缺粮区售出。这原是历史上华北物资流通的一个自然渠道，为群众所熟悉，抬高西面粮价收进，帮助了产粮区农民；向东部出售，又帮助了灾区的人民。尽管都是敌占区，得利的是中国人，受打击的是日本侵略军。原计划收进18万石，实际收进了21万石，向东卖出12万石，为太行山根据地增进了9万石2300万斤粮食。

敌人发现八路军的收粮活动，慌忙提高西部地区粮价以图破坏。但敌人晚了一步，八路军在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已超额完成了收购计划。这一年，武装工作队发动群众抗征抗抢、保卫粮食，也取得传奇式的胜利。

1942年敌人在华北计划征粮2000万石，实际完成不到十分之一。我方公粮计划为100万石--只及敌征计划的5% ，则大体完成，敌占区人民通过斗争减轻了负担，从交粮利敌变为交粮抗日。

1943年3月，太行山区打退了敌人又一次年关"扫荡"，春回大地。

在根据地内，一冬开展的垦荒、救灾、修渠筑堰、减租减息，给农民带来了希望。可寒冷的华北，还要苦撑到夏收，新粮方能入口。一方面春耕劳作，一方面青黄不接，缺粮的人家开始捋树叶、挖野菜。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和附近村庄，也常常可以看到提筐挖菜的妇女和孩子。饥饿正在猛烈地袭来。

彭德怀看到，村党支部锄奸委员赵小泉家的晚饭是一锅野菜。村里开减租减息的积极分子会，大家饿得坐不住，彭德怀让大家躺在炕上说话，节省力气。

这时，从敌占区和国民党区涌入太行、太岳区的灾民达25万，更加重了根据地的粮荒。社会上出现各种流言："天旱是因为八路军不信鬼神"、"天旱是因为彭德怀压住了龙脉"。村庄里又搭起了神棚，烧香拜佛，请龙王。有的干部悲观，对抗战前途信心动摇。在无数次强敌进攻前镇定自如的彭大将军，在群众的饥饿前忧心如焚。

一个念头在彭德怀的心头萌动了多日--由部队节省一部分粮食来救济饥肠辘辘的饥民。但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他还在斟酌，未下决心。

彭德怀爱引用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斗力系于胃"。八路军的供给本来就仅保持最低需要，再节粮，战士饿着肚子怎么打仗？战斗力的削弱，意味着根据地人民要遭受敌人更大的蹂躏。

早在1939年2月，彭德怀就曾有过这样一次难于下决心的时候。那一个月，八路军只能给每个指战员发5角钱的鞋袜费，连津贴也说不上了。彭德怀十分不安，说："我们的战士太苦了！"他和朱德、左权几次盘算，千方百计，想在3月份给每人增加5角钱的零用，仍然无法落实。到月末，彭德怀转侧通宵，第二天早上懊恼地对总部工作人员何廷一说，"各种办法都想了，还是办不成咯！"

这次，他把精于计算的后勤部长杨立三找来一起研究。杨立三报告，机关和部队垦荒生产成绩很乐观，预计可以自给两个月的粮食。太岳太行两区以6万人计，可得540余万斤粮，约莫能给农民每人减轻3公斤粮的负担。

彭德怀计算："看起来数字不大，但太行区的贫农常年吃盒子饭，粮菜掺半，还有柿子、土豆等杂食。据我计算，每人每大粮食消耗量不过六两。3公斤粮就够一人维持10天，也不是一件小事。""只是"彭德怀沉吟说，眼下还有什么办法呢？"眼前，确实没有更多的办法了。彭德怀下定决心：机关的粮食还要减，战斗部队必要时，也须节出粮来。

4月1日，彭德怀指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各单位，从即日起，每人每日节约1两小米救济饥民。

4月27日，彭德怀下令总部直属队全体指战员，每人每日节约2两小米救灾。各村公所可用公粮熬粥，救济过往灾民。这样，总部直属队的干部每日口粮只合今7两，战士每天口粮也不足1斤。彭德怀规定，北方局和总部的干部每日采一斤半树叶、野菜，交炊事班与粮食掺做。

几天之后，彭德怀再次指示，直属队不得在村庄附近采集，他带领干部攀崖越岭到仙人峰、南洞山一带寻野菜，把近处、平坦处留给群众。就是野菜、树叶，也不得与民争食。

细心的参谋长滕代远提醒彭德怀，没经过长征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对遍山百草，分辨不清哪些可食，哪些有毒。于是，在滕代远的主持下，八路军总部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野菜展览。

从4月直到秋收，彭德怀、滕代远、罗瑞卿等领导人，和北方局总部人员一起，每日两餐菜粥、榆叶面条，或玉菱芯、黑豆皮做的悖悖，个个面有菜色。彭德怀痔疮时发，经常便血。总部如此，太行、太岳、冀南等重灾区的领导机关和部队

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印度医生柯棣华，在他的日记中写着："这些人即使在战争中失利也不会被摧垮，八路军吸引着人民。"3月初，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王政柱奉命回延安学习，行前，彭德怀抱着一个特制米袋来到王政柱处。米袋里装的都是金子！王政柱知道，这是打仗缴获和没收汉奸积存的190 两黄金。彭德怀郑重嘱咐王政柱把"米袋"带回延安："这是送给中央的。"

艰难的敌后，190两黄金可以派多少用场！但彭德怀知道，中央在贫瘠的陕北，这笔经费对中央更为重要。

第二节 曙光

1943年秋，华北继续干旱，干旱之后，又遭蝗灾。根据地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秋菜却取得了较好的收成。总部所在地的麻田一带，修了水渠，粮食亩产可达二三百斤，这在当时就是可观的产量了。减租减息运动使60％以上的贫农、下中农，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更多的果实。部队机关的垦荒生产，可以自给粮食3个月，还收获了大量的菜蔬、南瓜。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败局己定，美军转入战略反攻。华北战场上，日军深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得不逐渐收缩兵力，退守城市和交通线。华北抗日根据地从逐渐恢复到扩大。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群众工作各方面，都比两年前健全和巩固。日本的战史记述说："中共方面自百团大战以后，用两年多的时间，极力扩充势力，进行地下渗透与政治工作，最近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积极行动，并取得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1943年5月，日军对太行区发动了它最后一次大规模"扫荡"，日军再次向麻田扑来。等候它的只是一座空村，彭德怀率领总部转入太岳地区指挥外线作战。北方局、总部、和一二九师的伤病员、妇女、体弱干部，包括彭德怀、滕代远、邓小平等人的妻子，都坚壁于黎城以北的南委泉一带高山之上。敌人在山下搜索，呼叫声山上清晰可闻。但敌人既聋且瞎，老百姓再也不会上当。日军要再演1942年5月奔袭合围的一幕，只是妄想罢了。5月25日，彭德怀率总部回到麻田，太行军民打退了敌人的"扫荡"，恢复一片生机。

自1942年5月敌人发动中条山战役以后，国民党正规军降日者，少将以上竟有数十人，兵力计15万。而八路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时，在战胜了日军的封锁、蚕食、扫荡和连续5次、长达一年又三季的"治安强化运动"之后，正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华北、华中、华南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着在华日军的一半以上，伪军的90％。

1943年7月，太行明月之夜，麻田镇漳河滩黑压压坐满了人，锣鼓笙箫，热闹非凡。八路军总部剧团为庆祝减租减息和反"扫荡"作战的胜利演出节目，下麻田、军寨、云头等附近村庄的人，扶老携幼而来。

一年前的7月7日，总部为左权参谋长和数十名烈士举行追悼大会，漳河滩上一片嚷泣、怒吼。今天的气氛完全不同。为烈士复仇的誓言化为实践，敌后最艰难的时刻即将过去，太行山己透露出胜利的曙光。八路军指战员和村民一起坐在河滩上，看得兴致勃勃，彭德怀也杂坐在人群中。

一出晋察冀区打退日军六路围攻的戏开场。锣鼓声起，只见一员大将身披战袍，头戴锥翎，脚蹬高底靴，阔步雄视，出台道自："吾乃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是也。"彭德怀目不转睛地看着，不禁笑起来："我们的聂司令员是这副装扮呀！"他忘记了，1937年底他回延安开会，延安的戏台也曾如此这般地扮演过他。

谁都知道，聂荣臻将军和他们眼前的彭德怀、刘伯承一样，身上是用槐树叶、核桃皮染的灰布军装，脚下是山区妇女做的双梁厚底布鞋，但台上那个忠肝义胆、威风凛凛的将军，又确符合八路军的英雄形象。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并不探究艺术原则的观众心中奇妙地沟通，戏台上和生活中的英雄自然地融为一体。谁也不去想，在敌后抗战这部威武雄壮、惊险奇绝的历史长剧中，自己正演出着动人心弦的一幕。

一代才子郭沫若从大后方重庆给八路军总部的友人写信说："你们是在天堂里受苦，我们是在地狱里享受你们如果把这些记载下来，将来抗战胜利后，就是一部很好的文学。"

第三节 回延安

1943年9月10日，彭德怀应中央之召从麻由镇动身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滕代远留总部主持工作。北方局书记由邓小平代理。

敌后根据地已度过了最艰危的时期。经过两年的严酷战斗，八路军的兵力恢复到40万，战斗力大大超过了百团大战以前，而且有了百万民兵作后盾，不仅有绝对把握保卫住华北，而且向豫北、皖北扩展着根据地。

9月17日，在同蒲路东榆次、太谷间的一个小村里，彭德怀与刘伯承一行会合。敌人对太行区的封锁沟、墙，被远远地甩在身后。日军自夸在八路军各根据地周围修筑了1.1万公里的封锁沟、墙，7700多个据点。但这并没能阻挡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物资，通过地下交通站，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之间往来输送。从1941年以来，杨尚昆、陈毅、刘少奇等陆续返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数以百计，无一次失误。

同蒲铁路是敌人严密防护的交通命脉，八路军太行二分区的地下交通队已在封锁线上往返侦察了几遍。

大家按交通队的要求换了装。彭德怀白布包头，身着灰色对襟布褂、青布裤，浦安修头裹白毛巾，身穿黑色大襟短衫，一对农民夫妇的模样。刘伯承和他的妻子汪荣华，也是一副农民打扮。在交通队的周密安排和保卫下，经过两夜一天，彭德怀和刘伯承一行穿越星罗棋布的敌区堡垒群和同蒲铁路、汾河、汾太公路二道封锁线，于19日黎明时分进入晋西北的清源县。此去便是到延安的坦途。彭德怀和刘伯承一行人站在山坡上，向终年出入于敌人占领区的交通队无名英雄挥手告别，直到交通队的人转过山坳，大家才回身向延安走去。

到延安，彭德怀向中央军委详细汇报了华北前线的工作，又将自己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学习会上的发言--《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送给毛泽东求教。毛泽东阅后写了一些眉批。彭德怀在这篇发言中检讨华北6年的工作时说："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毛泽东用毛笔将这一句中的"基本上"三个字圈去，在眉批中写道："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随后，毛泽东和任弼时邀彭德怀一起到王震三五九旅开垦的南泥湾--被誉为陕北的江南小住。

彭德怀的心仍在前方。他把积存的76.6元稿费交给党，希望后方的同志也为前方将士捐献。

此后，彭德怀住在延安杨家岭、枣园，协助中央军委毛泽东、朱德继续指导华北敌后抗战。

1945年2月，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的过程中，举行了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总结华北工作。彭德怀在会上的报告，系统总结了华北斗争各个阶段的经验教训，从严检查了个人在工作上的缺点和失误。由于整风运动中一度发生的"左"的过火斗争的影响，会议发展为对彭德怀的不公正的批判，从2月到7月，断断续续开了43天。虽然座谈会没有结论，但在会上提出的对彭德怀的一些错误指责，如平江起义是入股革命，一贯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执行王明"左"倾和投降主义路线，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等等，在14年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重被提起，使他蒙受了更大的冤屈，构成了那个影响全民族命运的巨大历史悲剧的一部分。

1945年4月，彭德怀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4月30日，彭德怀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对华北八年抗战作了简要叙述。彭德怀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不断南溃，不半年，华北即沦为敌后。我军深入敌后，在八年血战中解放了六、七千万人口，建立了六大解放区，八路军发展了15倍，达50万人以上。民兵大约有160万余。八年中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91000余次，打死敌人2个中将（整个抗日战争打死敌3个中将）, 毙、伤敌17万余人，伪军十七、八万人。缴获23.7万枝步枪，四、五千挺机关枪。八路军从没有炮到现有炮800多门。华北战场经常牵制敌在华兵力的半数或半数以上。建立了438个"三三制"县政府，9个战略区的边区政府。根据地没有土匪，很少见到乞丐。

彭德怀在发言中总结华北抗战的军事工作说：在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中，锻炼出来一套比较完善的适合敌后犬牙交错的游击战争环境的军事政策，其实质表现为密切联系农民的切身利益，表现在战斗与生产结合，发挥群众性的农民游击战争的特长，而没有被农民的地方性、保守性所限制。既继承了过去10年内战的经验，又有些地方发展和丰富了过去的经验，如军区制的建立、主力军与地方军的适当分工、民兵的作用、武工队的作用、军队的整训等。发言具体阐述了这些经验的内容及其中的教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八路军的时代过去了，但"八路"这一光荣和亲切的称呼，作为中华民族英勇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象征仍然留传。领导和表率全军的八路军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也仍然被人们深怀爱戴地称呼为朱老总、彭老总。抗战八年，在广阔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在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共合作和国共磨擦的复杂历史环境中，彭德怀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展其雄才大略，奋其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精神，舍身忘我，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的功勋，进入他革命历程的成熟时期--从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横刀立马的大将军，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杰出帅才，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物之一。他在这个时期所做的大量演讲，起草的大量文电、报告、总结，具体阐述了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八路军的建设、到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斗争情况和方针政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战的壮阔场面与艰险历程，反映了中共中央及其领袖毛泽东的路线方针在华北的具体运用及其伟大成功。

在这场光耀千秋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就彭德怀来说，还有其恒久不变的方面，就是他始终如一地和士兵同甘苦，与人民共呼吸。在延安，辛亥革命元老、抗日英雄续范亭将军见到彭德怀，有感于彭德怀的艰苦卓绝、肝胆照人，题诗相赠：

爽直将军贵姓彭，
志如铁石气如鲸。
三军一致称模范，
粗布征衣半老兵。

在八路军总部居住过的地方--山西潞城的北村，武乡的土家峪、砖壁，辽县的武军寺、麻田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彭德怀为群众饥送食、寒解衣，为村庄筑堰修渠，替老弱担水挑柴，做了数不尽的好事，表现了他对旧社会苦难人民的无限同情。太行山的群众把他的名字刻在自己的心碑上，即使是以后"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的狂暴，也未能把他的形象从这个丰碑上挖掉。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后，全国大批彭德怀，八路军总部曾驻留过的麻田村支部书记刘米贵被指定去太原批彭，一言未发，回村后忧病而殁。麻田村当年的民兵王福臣，为躲开会卧床不起，不久也抑郁死去。王福臣临终时，把当年"老彭"从自己肩上取下来，披在他冻得瑟瑟发抖的身躯上的旧棉大衣留给儿子做传家宝（按：这件军衣现收存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把"老彭"在全国解放后写给他的信和送给他的照片端端正正放在胸前，带向他冥冥不可知的去处。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老彭"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到太行，当年的村干部、民兵、妇救会员及抗日群众不禁痛哭失声。

13章 大将理财

第一节 无盐同淡

八路军出师华北，彭德怀除分工负责军事，还受朱德之托，掌管八路军的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按45000兵员之数，由国民政府每月拨饷50万元，全部开支包括伙食被服等等，平均每个兵员为11元。为节约军费，八路军出师之始，从士兵到总司令朱德，每人每月只发2至5元的津贴费。八路军挺进敌后，不断壮大，蒋介石想以军费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对八路军的扩军增饷问题，总是或拖或否。威名远扬的八路军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就常因经费不继而受困窘。1938年1月，朱德、彭德怀曾向驻武汉的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告急："部队扩大，使用费亦大增加，此刻己陷于极端困难，以至无法解决的严重状态中。"数日后，朱、彭在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目前经济己极困难，特别新兵服装问题环易解决。"

经费如此困难，彭德怀掌管全军经费的分配使用，铁面无私。在他的主持下，1938年1月，全军首次规定了统一的供给标准，伙食标准按战斗生活的最低需要，每人每天为小米1斤半、油3钱、盐3钱、肉3钱（按16两秤计，合市斤每人每月肉、油、盐各为5.6 两）、菜1斤，津贴费大体（困难时酌减）为：师旅级5元，团营级4元，连级3元，排级2元，上士1.5元，士兵1元。全年之首、年高德勋的朱德，坚持和彭德怀、左权一起，只拿和师旅长一样的5元津贴费。规定标准后，2月份一一五师直属部队单位和三四三旅开支稍大，3月12日就受到总部的查问。实际上，一一五师直及三四三旅，在2月份所用经费，按人平均不过8.3元，尚不及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士兵月饷钱20元之半数。

在八路军的机关里，有一些小勤务员担任杂务，这些小兵多是坚决跟八路军走的贫苦少年，被亲切地称呼为"小鬼"随着部队的扩大，机关的"小鬼"也增加了，连队也设了勤务员。1939年2月14日，朱、彭正式下达命令，取消八路军各级首长的特务员和连队中的勤务员制，各机关禁止用17岁以下的勤务人员；命令将抽出的青少年，组织成青年教导队或青年学校，培养他们做儿童工作或卫生工作。

1939年3月，由于根据地财政困难，八路军总部决定当月全军只发给每人鞋袜费5角。5月，每人只发给津贴费1元。5月30日，彭德怀在晋东南纪念"五卅"大会上发表演说，当他挥动右臂，放开洪钟大嗓，说到"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在八路军本月每人只发津贴1元，我们的总司令，今年50多岁了，也只领得1元。有人说，八路军特殊这就是我们的特殊，这个特殊我们永远保持"！与会各界代表，莫不为之动容。以八路军为榜样建立的敌后抗日政权，也同样最大限度地节省着民力、财力。彭德怀为纪念"七·七"3周年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一文中特别提到："晋察冀边区县政府，从县长、审判官以至伙夫、勤务员，不过50余人，月月经费800多元，其中县长零用费（无工资相当于津贴费）最高每月10元，伙夫每月2元，虽然这里的县长优待不大，比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的零用费还多着一倍。"

彭德怀在讲话中常提到朱德的榜样，他对比他年长10岁、艰苦卓绝的总司令由衷敬佩。面容温和、性格宽厚的朱德，和面带威严、性格刚毅的彭德怀，同以普通一兵的生活水平，指挥八路军的千军万马、驰骋于华北，坚持于敌后。他们或在一起阅读电报文件，或在一起研讨军情，或在崎岖的太行山道上驱驰，有时又为节省马力而一起爬山越岭，总部人员称之为"慈总严副"。"慈总严副"，实为中国革命军事史上一曲动人的指挥和弦。八路军上上下下都知道，彭德怀下部队，谁要给他做了特殊的饭菜，他不吃，还要骂人。有时做了好菜好饭，也没有人敢给他端去。在战争的艰苦生活中，彭德怀拒绝给他以特殊的生活待遇，常说："大家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彭德怀痛恨用公家的钱互相请客，大吃大喝，痛恨贪污浪费。有的干部说，我也不贪污，不过多吃多享受罢了。彭德怀在干部会上狠狠批评这种观念是"流氓观点", "流氓意识"。

有人把彭德怀当成秉性苦行，这当然是误解。刘伯承、邓小平做的四川菜，他最喜欢吃。刘、邓请他吃豆花饭，他和妻子欣然前往。一次，彭德怀去陈赓三八六旅驻地，陈等人凑钱买肉吃。干部怕挨骂，不敢去叫彭德怀，偏偏又被彭德怀碰上了。彭德怀指着陈赓问："好啊，你陈赓偷偷吃肉不叫我！"陈赓边吃边笑，说："人家说你彭老总见着肉就要骂娘，我怕骂娘嘛！"彭德怀拿起筷子哈哈大笑，又骂起来："哪个狗娘养的，说我彭德怀不晓得肉好吃! "

第二节"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真苦啊"

尽管八路军的供应十分菲薄，在频繁的转战中，每到一村一镇，总部的工作人员都要了解驻地群众的生活，对最贫苦者给以帮助。如果工作人员顾不上去，彭德怀有时就会找他们来嘱咐：村里某处某家没有饭吃，送点儿小米去；某家有病人吃不起药，叫医生或卫生员去看看--彭德怀已经替他们查访过了。

1938年5月，八路军总部曾在沁县南底水村住过一段时间，在村北一所低矮的农舍里，住着一个王老汉。一天，王老汉遇到一个八路军和他拉家常。谈到日子光景，王老汉对这个朴实可亲的"八路"说："不怕老总（对大兵的称呼）笑话，俺今年50多岁，还是在民国元年时吃过一次肉呢！"老汉不禁叹了一口气："唉，有27年没吃过肉了！" 　 "那次是怎么吃上肉的呢？""八路"真诚关切地问。"那年，是我和人抬轿子，送一位老爷去上任，抬到黄河边，老爷就要上船过河了，说：看你们抬了几天轿辛苦，赏几斤肉给你们吃。打那以来，就没有尝过肉的味道。"

王老汉不知道，和他谈话的这个"八路"，乃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更不知道他的这番家常，是怎样震动了这个也曾饱经困苦的八路军副总司令。以后，彭德怀和总部工作人员左漠野谈起这件事，也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唉，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真苦啊，我们要多多关心人民的生活。" 　 "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真苦啊"，这一声叹息，贯穿在彭德怀主持华北敌后财经工作的整个过程中。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没收地主官绅的财产可充军费；平分土地和地主阶级的浮财，使千百万贫苦农民迅速改善经济状况，提高生产积极性。进入抗日统一战线，停止了土地革命。在中共向全国宣告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战时的财政政策是有钱出钱，合理负担，没收汉奸财产。在改良人民生活方面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开始，打汉奸和合理负担，由各部队分散进行，政策界限不清，有的习惯于打土豪，产生了过火行为，还滋长了随筹随花的不良习气。山西人本来省吃用、重积蓄，日本军劫掠、政府军征索，战争破坏，使当年收成和原有窖藏或消耗、或损毁，群众生活骤降，生产情绪十分低落。根据地建立之初，整理财政以恢复民气，是十分棘手的问题。

大将理财，首先统一号令，严明纪律。在纷乱如麻的经济局面下，彭德怀提议并主持成立以晋东南为中心的华北财经委员会，实行军政民费用在各战略区内的统筹统支，实行量入为出，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原则，既保证军政民各费得到适度保证，又尽量节约民力民财。为贯彻统筹统支，建立起金库制度和预决算制度。由政府统一财政收入，各种收入统归金库，未经正式手续，任何人不得随便开支。部队由供给机关成立有主要首长参加的预决算审核委员会。

在彭德怀的支持下，八路军总部以杨立三为首的后勤部，逐步建立起全军的后勤工作系统和后勤工作制度。

1940年9月，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地方游击队也相应扩大，而八路军的军饷只有61万元，国民党当局还时时扬言要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为使部队的供给完全建立在根据地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除千方百计促进根据地的农副业生产、小工业、手工业生产，建设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彭德怀感到，有必要在根据地人民的实际负担能力和保卫根据地的必要兵力费用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

彭德怀和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等人一起算了一笔帐：按当时的生活水准，八路军每个士兵，每年需约470元（包括武器消耗），以当时民众的负担能力计，每人每年负担10元左右，约需50人负担一个兵员。当时，抗日根据地人口为3000余万。根据这个计算，彭德怀在北方局高干会上阐述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提出，八路军的主力和地方部队，应当不超过根据地全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 ，即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总数不超过全人口3％之数。这样根据地可以保持必要的兵力，又不使民众承受更多的负担。1941年末，中共中央在向全党发出的精兵简政的号召中，要求各根据地做到总兵员不超过人口的2% , 党政民工作人员不超过1% ，总脱产人员不超过3％。这凝聚着对人民生活深刻体贴之情的百分比，对密切军民关系，共度敌后艰难岁月，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负担政策上，彭德怀主持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步骤，是改革田赋制。为实现合理负担，各根据地进行了田赋税收的整理。从整理田赋中，发现田赋按亩摊派，表面上似属公平，实则由地主富豪操纵，很大一部分负担，被转嫁到地少或占有薄田的贫苦农户身上。

1938年秋，敌后抗日根据地丰收在望，彭德怀决心使占乡村人口多数的贫苦农民真正享受到丰收果实。在秋收征赋前，他向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朱德建议废除田赋制，改行按地租所得的累进税制。经中央同意，在根据地内全面推行。由阎锡山最先提出的合理负担的口号，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得到具体实现。

第三节 经济战

华北敌后抗战是一场以军事为中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全面战争，敌人称之为"总力战"。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与敌后军民的反封锁，敌人对全华北的经济掠夺与敌后军民的反掠夺，构成了一场生死攸关的经济战。

斗争是从货币战、贸易战开始的。彭德怀在挂帅经济工作之初，并没想到他要学做生意。

一接触根据地的经济问题，彭德怀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十分混乱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除国民党的中、中、交、农（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外，有山西、河北两省银行发行的省钞，有县银行的县钞，还有一些地方银号、商号以至当铺发行的票子。各类杂钞纸质低劣，有的发行人已经逃之夭夭，信用不保，群众不敢使用。华北的汉奸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币"联银券"乃乘机打入市场。日本侵略军一面用伪币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一面用伪币吸收根据地的山货土产、粮食、棉花。中央军也经过太行山区大量走私日伪货物。这些都严重影响根据地经济的稳定。

为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彭德怀在1939年2月向毛泽东建议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钞，作为冀南和太行地区的本位币。在建议中，他请求中央派遣懂行的干部来前方进行筹建工作。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当年10月，冀南银行成立，发行了冀钞。

冀钞的发行曾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也引起根据地一些人的不解，为什么不用法币而要自己另发行本位币？彭德怀说，这是研究了晋察冀区发行地方流通券和山西第三、第五专署发行上党票的经验而决定的。因为地方本位币没有外汇，敌人不能利用它套取外汇，可以保护根据地的贸易。发行地方本位币后，根据地内禁止法币流通，个人的法币可向银行兑换不受损失；而敌人不能吸收根据地的法币，我们手里的外汇就不会丧失。在根据地内只许单一的本位币流通，我们就可严格控制发行数，平稳物价；可以用本位币发放工农商业的低利贷款，以扶植根据地的经济。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敌后的经济看，发行本位币是形势必需，也是成功之举。经过多方研究，彭德怀提出，把冀钞的流通量，限制在不超过根据地人口人均3元之数。1942年后，敌人开展疯狂的粮食掠夺，彭德怀又提出统制粮食，使粮食这一农村中的主要商品、战争中的主要物资，成为冀钞的有力的准备，巩固了冀钞的币值，形成了独特的以粮食为本位的币制，使冀钞长期保持稳定。太行山物价之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他区所不及。冀南币币值亦高。太行山物价上涨指数，始终低于货币发行上涨指数，与国民党政府区和敌占区物价的飞腾，适成鲜明的对照。日军在华北占领着城市和交通线，掌握着工业生产技术条件。八路军恢复了广大农村，掌握着物产资源。根据地为军需民用，不能不设法到敌占区城市去采购必需的工业品，土产也要运到城市市场去销售以获得资金。由于敌人自"速战速决"的美梦破灭，就转而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加紧了对华北的开发掠夺。以后又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进行经济封锁，致根据地内工业品价格暴涨，敌占区即可以少数工业品换取山区廉价的土产。敌人还利用群众怕"扫荡"损失物资的心理，在收获期间，压价收购农副产品，扩大工农产品的价值差，掠夺根据地的资源。敌我之间，开展了一场复杂、持久的贸易战。

早在1938年秋，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第三行政专署和戎子和领导的第五行政专署，首先建立了贸易统制局，征收出入口税，公布禁止出入口的物资，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彭德怀肯定了二、五专署的做法。但他认为，对统制贸易的认识不能简单化，不能把统制理解为关闭政策--只要敌人要的就不许出，抗战不需要的就不许入。这样做，断绝了华北地区间传统的资源与市场，会严重损害人民的生计。他举例说，过去曾因蛋清、蛋黄是工业原料，就不许出口，结果打击了群众的养鸡业；有的地方怕生铁被敌人吸收而忽视铁业生产，又使河北平原和西北各省民用铁器缺乏，等等。这都是要重新考虑的办法。

在根据地，曾以合作社经济取代传统商业，来收购土产与城市进行交换。经过一段时间，这种作法也出现了问题：排斥商人活动，本意是要减少农民所受的中间剥削，结果合作社成了官办，不能深入山区村户组织土产出口，进口的货物也多系机关部队的需要，反而助长了走私活动，苦了农民。走私活动还助长了奢侈品的入口。

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彭德怀提出在根据地边境建立关税制，实行对外统制贸易和对内贸易自由，并制定了一套原则：出入口货物对我利大者、对敌利小者轻税；对敌我均利者，斟酌需要及缓急，课以较重之税；对敌利大、对我利小者，则课以重税50％一100% ，直至禁止入口。

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恢复商贩的活动，保障商品所有者的财产权，取消苛捐杂税，允许自由经营；但坚决反对一切利敌行为，如走私、贩毒、套取外汇等黑市活动。

彭德怀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指挥这一场对敌贸易战的指导思想：通过统制贸易，用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有机结合，组织物资去冲破敌人的封锁，开展对敌斗争。1942年夏，彭德怀在回顾太行区5年来贸易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敌占区亦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群众，和敌占区完全断绝来往，是不可能而且是有害的。敌占区只是某一段时期为敌暂时占领，这不可能根本改变华北各地区经济的历史关系和相互依赖的历史规律。我们应当通过贸易战，有计划地组织对我有利的物资交流，维护群众的经济利益，去发动群众来反对敌寇的经济掠夺，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政策。他反对关门建设和以封锁对封锁的做法，说：这种做法造成的根据地财富的损失，比人们容易见得到的敌"扫荡"造成的损失，还要大许多倍。

人们很难想象叱咤风云、决战疆场的彭大将军，为解决八路军的供给，建设根据地的经济，付出了多大心血。1937年秋，彭德怀往来于同蒲、正太、平汉各线，跋涉于恒山、五台山、太行山之间，他的目光就不限于战场。他留意到，民众在日军的肆意劫掠下，将手中物资纷纷拍卖，换取现金逃难；富商大贾先将存货转至山区乡村，见政府军不断撤退，又争先抛售，因而山区物价反低于战前，货源也较战前丰盛。当年12月彭德怀回延安开会，途经临汾南下，又见汾河两岸农民争售粮棉，棉花每斤八、九分钱，1元钱足可购得12斤新棉；粮价比棉价还要贱。随行的人说，山西真不错呀，东西又多又便宜。彭德怀说，山西固然比陕北富庶，但粮棉如此之贱，却是反常现象。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意在速战速决，政府军对支持华北并无信心，群众对战争又没有经验，注意力都不在物资上，倒是我们应抓住这个机会。

从风陵渡换车到西安，彭德怀马上给朱德、任弼时、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准备从八路军经费中挤出10余万元收购粮棉。其后，又嘱咐部队在用兵之际，注意收集粮食储藏于山地，以备持久。

1938年春，日军在占领较久的冀中地区征购战略物资，散驻之敌开始四出掠粮。朱、彭于指挥东路军作战、戎马倥偬之际，注意到敌人这一动向，立即下达命令，要八路军各师"用一切方法与努力，将铁路两旁之粮食搬入山地""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特别是提醒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区"在由娘子关到门头沟的六、七百里大山中，分段储存各种军需品"指示一二九师刘伯承，务将储存战略物资的山内公路销毁。

1938年，华北全区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虽然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由于八路军先敌一步，使大批社会物资不致落入或毁于敌手，而支持了华北敌后军民的抗战。这一点，无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是阎锡山的晋绥军或其他进入华北的抗日军队，是既没想到也做不到的。

从现存的电稿中，可以看到经济问题是怎样牵系着彭德怀。

1939年2月，彭德怀为解决"磨擦"问题赴河北。24日晚，由陈赓部护送，通过敌人的严密封锁线，进入冀南。就在中央和总部都在等候他安全通过封锁线的消息之际，彭德怀却利用行路时间筹划着一件事。进入安全地带，他就报告延安和总部：估计4月份敌将大举进攻长治，须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提前春耕，免受损失。又建议组织医院、学校、工厂、机关人员利用时间开荒。他计算可能增产瓜菜15万担（150万斤），马料50万斤。如此，在困难时不发马料、菜金亦能坚持战局。

3月，彭德怀在从冀南返总部途中，又将他一路上反复考虑的问题向毛泽东提出：一、在年内组织50万军队轮训，改善装备；二、利用晋东南地形复杂，煤铁硫矿丰富等条件建设军事工业；二、加强抗大分校培养干部；四、筹设冀南银行。

同年10月，国民党军事反共迫在眉睫，彭德怀赴陕与阎锡山会晤，沿途部署应付突然事变，仍不忘了解经济形势。他发现各地物资紧张，即电总部"在同蒲路东速购粮盐100万斤，棉50万斤"，并催促根据地"筹办织布、纺纱、肥皂、牙粉等生活必需品工厂，要克服一切困难开工"。在洛阳和西安，他独自跑上街去观察市面，打听商情，警卫人员着急万分，四下寻找。他已对国民党区物资医乏的严重形势有了更深的感受，当即去电向朱德、杨尚昆报告情况，请总部加意敌后经济建设、军事工业和物资储备，"万不可轻视"。

旅途，行军，是彭德怀思考问题、计划行动、调查研究的好时机。他从不放松机会亲自打听当年收成好坏，群众负担轻重，物价高低，以至货币比值，流通情况等，一一记在心中。可能是长期军事生活形成的习惯，彭德怀说他一生不喜欢用笔记本，他的口袋里没有干部通常不离的小本子，但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计划设想，各种情况数字，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在向干部作报告的时候，脱口列举，其精确程度，常常令专管财经工作的干部吃惊。

15章 临危受命

第一节 在中央军委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彭德怀兼总参谋长。至1947年3月，彭德怀一直在中央军委协助毛泽东、朱德等运筹帷握，决策军机。他胸怀全局，审时度势，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代中央军委起草了许多重要文电，指导推动了有关地区和部队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他一面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加紧向华北和东北运兵，加快内战步伐。蒋介石调兵沿平绥路、同蒲路、平汉路、津浦路，进攻华北解放区。为了迟滞和阻止国民党军前进，巩固和发展解放区，必须破袭运送国民党军和战争物资的铁路交通。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陆续发出了有关指示。彭德怀在8月下旬和10月中旬先后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华北军事部署和破路指示，指出：破路、破车、袭击、阻击，迟滞顽军前进，在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歼灭其一部至大部，这种交通战将是长期的。"在交通线上纠缠顽军愈久，削弱消灭顽军愈多，就可推迟与破坏顽军的大举进攻，便利解放区的扩大与巩固"。要求有关部队彻底破路，歼击沿铁路线向解放区推进的国民党军。

国民党的局部军事进攻受挫后，在1946年1月10日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政府以接收东北主权为名，顽固坚持东北不在停战范围之内，加紧运兵抢占城市与交通线，企图占领整个东北。1月16日，彭德怀拟稿的中央军委致彭真、伍修权的复电中指出：东北的武装冲突前途是难以避免的。我军必须坚持自卫原则，才能有理；利用时间训练军队，在顽军进攻时给以歼灭性打击才有利。掌握住有理、有利两个原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彭德怀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及其出尔反尔的狡诈伎俩有清楚的认识，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清醒的估计，对于国民党军的进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从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到1月底的20天里，彭德怀代中央军委草拟了十几份指示电，一再强调既要遵守停战协定，又要坚持现有阵地，坚持自卫原则。1月15日致电陈赓：顽军自14日（按：停战令规定至迟在1月13日午夜，双方军队各自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后继续向我进攻者，必须坚决自卫，彻底歼灭进攻之敌，收复14日以后被顽军占去之城镇乡村。这一自卫原则必须坚持到底。否则不仅成了无条件退让，丧失人民已得的利益，且内战亦无法停止。1月17日，彭德怀写了中央军委致中原局郑位三、李先念电，明确指出："我们的对手是有经验的，而且很狡猾的反动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松消灭我们的企图。"停战令公布后，一方面要开展和平民主的攻势，一方面又要随时提高警惕性，坚持自卫原则，防止对方的突然袭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加紧对中原解放区进行包围和蚕食，伺机消灭中原军区部队。所以该电又说：你们的处境是艰苦的，一切计划要放在克服困难、长期坚持斗争的基础上，不要过多寄托在停战和平的希望上；要放在独立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不要过分放在希望外援上。中央军委关于这个对顽固派斗争方针的指示，"为中原我军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指明了政治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

国民党当局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在完成战争准备后，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1946年6月，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又一次把人民推入内战的火海。彭德怀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在他拟稿的中央军委电报中指出："对优势之敌作战，必须从战役战术上去分散敌人，才能取得各个歼敌的机会与胜利"。强调"防御是为着集结主力，消灭敌人"，要以少数兵力防御阻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兵器，击破敌人一点，各个歼灭。只有歼灭战才能培养我军战斗作风，打出威风，提高士气。

中央军委在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尚未被粉碎时，己经着手筹划战略出击，经略中原的问题。1946年1月3日，彭德怀起草的中央军委致薄一波、王宏坤、杨立三电即指出：来年春或初夏向中原出击，须预先密筹经费，主要是衣服、油、盐、小菜钱。可否筹10万至15万兵一年的上述经费？1947年1月2日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明确指出："根据现在情形，打退敌战略进攻和自己的必要准备，战略出击须在今年6月或更迟一点。但各项准备工作须分别轻重缓急开始进行。"在2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报告了军事斗争形势，指出，敌可能被迫停止全面进攻，我军在六、七、八月就可以打出去一些。后来出击中原的历史性转折表明，彭德怀这些意见和论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远见卓识。

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彭德怀以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保卫延安的部署上。1946年10月间，长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集团蠢蠢欲动。为挫败国民党军偷袭延安的计划，10月19日，彭德怀代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保卫延安的部署，指出：胡宗南部正积极准备进攻延安，我必须破坏此阴谋。为此，令晋绥军区张宗逊迅即率领两个主力旅开延安，愈快愈好。同时致电陈赓、谢富治：望布置晋南地方兵团在三角地区加紧活动，牵制推迟胡宗南进攻延安。

为了进一步加强战备工作，彭德怀和习仲勋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于1946年12月中旬到山西离石高家沟，主持召开有贺龙、陈赓、李井泉、王震、罗贵波等参加的陕甘宁、晋绥和晋冀鲁豫的太岳地区的高干会议。会上研究了加强统一领导，两区的联防部署和密切配合作战，开辟吕梁区工作等问题，以回击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随后，彭德怀即代中央军委拟电规定：陈赓第四纵队的建制仍属刘邓集团，军事指挥暂直属军委。

到1947年2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是箭在弦上，即将进攻陕甘宁边区。2月下旬，彭德怀再次写了关于保卫延安的部署，要求防御部队利用第一线坚固阵地，有利地形，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顽强抗击，消耗疲惫敌人，以利主力出击。在3月上旬写的军委指示里，调整了延安的防卫力量和守备任务。同时令王震率三五九旅及独四旅从延水关西渡，隐蔽集结延长附近，以增强保卫边区的力量。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在彭德怀的具体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以后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延安保卫战

国民党政府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8个月之后，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被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71万，被迫放弃全面进攻。国民党军统帅部捏紧拳头，把兵力集中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企图先占领陕北和山东，割断解放区两臂，然后在华北与解放军的主力决战。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把他的西北军政大员胡宗南召至南京，具体部署进攻延安，想以攻占延安来实现其"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的心愿。蒋介石把在西北的34个旅25万兵力组成南、西、北3个集团，以其"西北行辕"的马鸿逵、马步芳和"晋陕绥边区总部"的邓宝珊军在西线和北线钳制配合，以第一战区胡宗南主力从南线突破，夺取延安。其意图是，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在延安及其附近围歼西北解放军，或逼解放军东渡黄河，由胡宗南部与黄河以东的国民党军夹击而歼灭之。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为蒋介石嫡系亲信。早在30年代，他就在陕西、甘肃一带担任"剿共"军务，红军在长征北上和西征中都和他交过手。抗战初期，胡宗南曾参加淞沪战役。但从1938年秋后，他就脱离抗日前线，率第十七军团驻防陕甘地区。名为防日军西渡黄河，实为包围和封锁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以后胡宗南的官越当越大，升任为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归他指挥的部队越来越多。胡宗南部也由数万人扩充为二三十万人的庞大军事集团，对日本侵略军消极避战，却对边区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蒋介石这支养精蓄锐的王牌军，现在就要对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采取"犁庭扫穴"的行动了。

1939年初，彭德怀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后路过西安，为解决国民党反共磨擦问题，曾与胡宗南有过接触。当时，胡宗南方30出头，颇负盛名。彭德怀回到前方，有人问他对胡宗南印象如何？彭德怀回答：此人志大才疏。

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尽管过去对胡宗南有"志大才疏"的四字评价，此时，他绝无轻敌之意，在枣园日夜研究着来自前方和地下工作者发来的一切有关胡宗南的情报，分析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兵力配备和部署。

3月8日，延安各界在南门外大操场举行保卫延安万人大会。中共中央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在会上发表讲话，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彭德怀在讲话时，习惯地挥动着粗壮的右臂。当他以宏亮的声音说到：11年前红军和敌人是一与二十之比，我们打了胜仗，现在我们要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胡宗南的35个团有很大可能被消灭在这里。那时恐怕我们要打到西安去了。"万名干部、群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会后，彭德怀即赴延安南边金盆湾至郡县（今富县）一线的主要防御地带观察地形，检查工事，和前线指挥员研究作战方案。彭德怀对重要防御地段的每一片山林，每一条小路，每一个山口崾岘都认真察看一遍，对担任金盆湾重要防御阵地的教导旅的团以上指挥员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要准备打硬仗，打恶仗。

3月10日晚，胡宗南到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会议，宣布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成立了前进指挥所。胡宗南对众将领说：领袖授命我们进攻延安，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大家要不负领袖重托，奋勇作战，建立奇功。胡宗南信心十足地说：三日之内占延安，只要占了延安，共军就得过河。

两日后，胡宗南以近百架飞机对延安及附近地区狂轰滥炸。同时以其第一和第二十九两个整编军（6个整编师，15个旅）共14万余兵力，由董钊、刘裁率领，分左右两路从洛川宜川之线出动，采用钳形攻势直扑延安。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部队，除抗战后期从晋察冀调来的教导旅和由太行调来的新编第四旅外，第一纵队（辖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及正在西渡的第二纵队（辖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都是从晋绥军区调来的。全部野战军仅6个旅，2.6万多人，与国民党军的25万兵力之比约为1: 10；加上地方兵团警备第一旅和第二旅，也只有3万多人，约为1:8。不仅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差，枪炮少，弹药奇缺。陕甘宁边区只有150多万人口，土地贫瘠，野战军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都极为困难。中共中央在全面分析了敌我情况后，确定基本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批加以消灭，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以利解放军在其他战场打击与消灭敌人，收复失地。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教导旅及警三旅第七团共5000余人，在富县、临真镇以北地区，采取机动防御抗击进犯之敌。张宗逊第一纵队为右防御兵团，新四旅为预备队，位于富县西南地区待机。防御部队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口号的鼓舞下，从3月13日起，依托既设阵地，交替掩护，节节抗击进攻之敌，并不断实施反击。经过6天激战，予敌重创。部队在完成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和群众疏散的任务后，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撤离延安前，毛泽东对保卫延安的部队指挥员说："敌人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向战士们讲清撤出延安的道理。""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延安来的。"

第三节 战火中的任命

延安保卫战的日日夜夜，是西北战场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刻。胡宗南的十几万兵力，利用其优势装备，气势汹汹地杀向边区。至3月16日己突破我防御部队的第一线阵地。延安处在敌人重兵压境的危急情势之中。要拖住胡宗南集团，保卫陕甘宁边区，进而解放大西北，需要一位有威望的强有力的指挥员来统率边区的部队。毛泽东选中了彭德怀。

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彭德怀乃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上的野战部队作战。根据军委命令，以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和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四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 7月31日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和彭德怀一起受命的习仲勋，当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他长期在西北地区工作，深谙陕甘宁地理民情，与边区干部和群众有密切联系。

陕北战场的战况，关系着中共中央的安危，牵动着全国的战局。彭德怀受命于陕北危难之际，不难想象，他肩上的担子该有多重。在1949年1月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党代表会议上，彭德怀曾回顾道：当我回到延安，在王家坪开会，中央命我负责西北。有的同志说，队伍只两万多人，是不是太少了呢？我在会上讲了，不是人少的问题，问题在于我能不能代表这两万多人的勇敢，做他们的表率。

3月18日，胡宗南部兵临延安城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仍在王家坪。彭德怀把毛泽东的警卫参谋和警卫排长叫到他的窑洞里，神情十分严肃，郑重地对他们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关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很多同志希望毛主席早过黄河。可是毛主席不同意，不愿在敌人打来的时候离开陕北人民，而要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你们是直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战士，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最后，又断然嘱咐："毛主席一向不顾自己，必要时，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当天下午，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部分成员，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的窑洞里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工作和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部署。10年来，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现在就要告别了。毛泽东和大家一样，心情很难平静。会后，彭德怀、习仲勋等再三催请毛泽东启行。直到黄昏，毛泽东才走出窑洞，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他伸出一个指头对着彭德怀，又说："你只要1个月能消灭敌人1个团，不用3年就可以收复延安。"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离开王家坪，坐汽车经飞机场、桥儿沟、拐赤，沿咸（阳）榆（林）公路向东北转移。

彭德怀和习仲勋送走毛泽东、周恩来，转回王家坪住处，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等着汇报情况，接受任务。彭德怀对心情沉重又焦急的指挥员们说：要告诉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放弃延安是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是暂时的。我们的指战员对党中央、毛主席感情深，就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把胡宗南放进来，正是为了消灭胡宗南。

彭德怀派人继续了解延安机关和群众的疏散转移情况，又亲自到杨家岭等地进行检查。他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同前方部队首长都通了电话，规定了撤退路线，告诉了意图和撤退时间"。这时敌人离延安越来越近，枪炮声清晰可闻，而这位沙场老将仍然镇定自若。参谋长张文舟说："撤电话吧！"彭德怀答："不忙！我们高级机关撤得早，下边也就撤得早，这对监视敌人不利。"

夜里，枪炮声越来越紧，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到延安城东的飞机场，从王家坪顺大路往东撤走已经很难了。周围的人又焦急催促。彭德怀环视了一下身边的人，说："你们不要催，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直到19日拂晓，在一切部署停当以后，彭德怀在窑洞里踱了一圈，伸手摸了摸桌子、椅子和床板，然后把手一摆，说声："走！"即率领西北野战兵团的指挥机关，从王家坪后沟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向东北方向走去。这条小路，是彭德怀平时散步时发现的。这种随时留心对道路的观察，可说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巍巍宝塔山，清凉的延河水，铭刻着革命的深情。那一排排窑洞，留下了无数革命者的辛劳汗水和前进的脚印。一旦离开它，谁的心情不沉重！一路上，彭德怀发现有的干部很悲痛，有的沉默不语，有的频频回首，眺望朦胧中的宝塔。彭德怀边走边沉思着，不时对大家说："延安撤得好，把胡宗南引进来了。我们这里虽然苦一点，晋南陈赓那里却减轻了负担，可以放手发展。""胡宗南志大才疏！不要看他这么疯狂，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敌人占领延安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要回来的。""延安是我们的，谁也搬不走；不久全中国都将是我们的。"他的话把大家的情绪鼓了起来。

20日中午，彭德怀率领指挥机关抵青化贬西北的梁村。他在这里召开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和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司令部工作人员共五六十人。

在广阔的西北战场土，彭德怀率领着这样一个精干的、高效率的司令部，指挥不到3万的英勇子弟兵，开始了万里转战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