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战斗在珠江之滨

第一节 担任鲍罗廷的助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因病逝世,广州革命政府进行了改组,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胡汉民任外交部长,鲍罗廷被聘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中共中央因在上海,而广州又是国民政府所在地,是革命的重要和敏感地区,为了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广东的事宜,中央指定中央委员谭平山、技术委员周恩来、罗亦农、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鲍罗廷5人组成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央局就近指导广东一切实际工作。

鲍罗廷在国共双方都担任了重要职务,他继续从事国共合作的事宜,为了使鲍罗廷便于工作,加强和他的联系,中共中央决定调张太雷担任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并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张太雷便以主要精力从事国民党统一战线以及党的宣传工作。

5月10日,张太雷从上海来到广州,主持召开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共中央对团工作的决定意见,研究贯彻执行办法。然后走马上任,到鲍罗廷公馆报到,开始了协助鲍罗廷的工作。

鲍罗廷公馆坐落在广州东校场附近,是一座两层花园洋房。鲍罗廷夫妇和两个儿子住在楼上,还有几位苏联军事顾问也住在楼上。张太雷和中方工作人员则住在楼下,楼下还设有一个翻译室,归张太雷领导。翻译室的工作人员有傅大庆、杨明斋、李仲武、卜士奇、黄平、李瑞等人。室内主要工作是阅读各地报纸刊物,看后提出可用之内容,交给张太雷审阅筛选,确定之后,交由有关人员翻译,然后送交鲍罗廷参考之用。

国民党的军政首脑们,每天都有人来与鲍罗廷会谈商讨工作,每周还要来鲍公馆开几次会议,你来我往川流不息。可以说得上是门庭若市,车马不断。每次接见和开会,张太雷都要陪同、接待,既当翻译,又当参谋。而广东区委的负责同志陈延年、周恩来、邓中夏,白天忙于工作,多半是在晚上九点钟以后来馆找鲍罗廷商量研究工作。鲍罗廷是忙的,张太雷则更忙,他除了陪同会晤商谈之外,还要进行材料整理,领导翻译室的工作。他经常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才休息,第二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做新的一天的各项准备工作。比在上海时工作忙得多,人也累瘦了,但是他心情愉快、精力充沛地投入到这项新的工作中去。

第二节 发动省港大罢工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枪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镇压工人罢工运动,英帝国主义巡捕在南京路上开枪打死11人,打伤数10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屠杀镇压中国工人暴行,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动了省港大罢工。6月上旬,党派邓中夏、杨殷等同志到香港,组织发动工人罢工,派李森、周文雍等到沙面发动洋务工人罢工。在广东革命军平定了滇军军阀杨希闵、桂军军阀刘震寰的叛乱以后,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了。香港成立了全港工团联合会,指挥参加罢工的25万工人向港英当局作斗争,先后有20万工人返回广东各地。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市的工农学生群众10万人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会后群众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里的英国军警开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发生了沙基惨案,有50多人被打死,170多人受重伤,轻伤者无数,这就更加激怒了广东、香港人民。中国共产党发动香港、沙面罢工工人组成省港罢工委员会,选举由苏兆征任委员长,邓中夏、李森等13人组成罢工委员会,领导此次罢工长达16个月之久,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

在省港罢工期间,是由陈延年、周恩来、邓中夏、苏兆征、张太雷、彭湃等同志分别商量决策问题,然后再和鲍罗廷研究,作出最后决定,付诸实行,所以这些广东区委的领导人员总是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去找鲍罗廷,每次都要谈到十一二点才离开。张太雷在散会之后还要整理资料,作明天工作之准备。深夜才睡,有时因工作没做完彻夜不眠。理想是前进道路上的明灯,在它的指引下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对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使张太雷深受鼓舞,十分兴奋,虽然日夜操劳,他却是精神抖擞,忘却了劳累。

在柳花跃眼红、流萤扑庭飞的七月,王一知也从上海来到了广州,她奉调到广州妇女协会宣传部工作,同时又到鲍罗廷公馆的翻译室工作,因为她也懂英文,那里人手不够。这是她第三次和张太雷在一起相处了,以前是在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学习期间有过交往。故友重逢、同志相聚,两人都非常高兴。一个是富有理想,忠于革命的老师,一个是勤奋好学、不断进取的学生,相敬相重,互帮互助。张太雷鼓励她写文章、作讲演,投身到当前的火热斗争中去。张太雷语重心长地对她讲:"笔杆和舌头是我们革命者政治斗争的武器,应该不断地运用。不写不讲是不对的!在这个时候,群众多么希望我们写和讲啊!我们也有条件写和讲。"王一知听后缺乏自信地说:"我文章写不好,演讲不擅长。""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练就行。你在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都学习过,一定能行。我们共同商量,互相切磋吧!"张太雷鼓励她道。

在省港罢工期间,需要党员到工人中去做宣传鼓动工作,鼓舞罢工工人的斗志、坚定斗争胜利的信心。那时在东校场开大会时,东边设一个演讲台,西边设一个演讲台,都需要人去作演说,谈形势、讲政策。苏兆征、邓中夏时常去讲,张太雷也去讲,鲍罗廷有时也去讲。张太雷也让王一知去讲。每次去群众大会讲演之前,张太雷对她的讲演内容都要仔细研究,加以修改,进行指点,有时还要给她进行演讲示范,让她作好充分的准备,以期取得成功。他们还把参加演讲说成是"上阵",每次"上阵"回来,张太雷总要风趣地问她:"这一仗打得怎样?"王一知如果说:"打败了!"他就说:"不要怕,下次上阵前再准备充分一些。"王一知要是说:"还可以。"张太雷就高兴地笑着说:"你看,我说对了吧!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练就行,向你祝贺!"于是两个人相视而笑,共享成功的喜悦。

"工作时工作,玩耍时玩耍。"(Work is work,play is play.)张太雷信奉这条英国格言。他工作时全力投入,不知疲倦,可是一有余暇就放松身心,尽情娱乐。他喜欢下棋、打球、听戏、郊游。一玩起来童心大发,兴高采烈,尽兴而归。春日里他有时到广州郊外去看田园风光,闻花木芬芳。夏夜去珠江泛舟,观波光水影,赏两岸灯火。一片森林,一湾流水,一阵蛙吼,一声蝉鸣都能引起他的遐思玄想,令他流连忘返。他热爱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爱恬静的江南,也爱火热的粤地。他感到祖国山河处处秀美,城城瑰丽。他愈爱这些山川景色,愈加热爱中华,就更憎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宰割和践踏。

张太雷的内心世界是宽广的,情感是丰富的。他不但爱田野的恬静,也爱城市的喧嚣,有时他到屋顶花园去俯瞰广州市容,看行人的熙来攘往,摩肩接踵,听车声人声汇合成交响曲。有时他也到珠江乘船漫游,看灯火飘动,听人们的谈吐。他通过观察游览,可以了解到群众的生活情况,喜怒哀乐,增加对群众的理解和关心。每当与群众接触共处的时刻,他总是深情地对身旁的同伴说:"生活多么美好呀!群众多么可爱呀!我们一定要为创造更加理想的明天不停战斗,辛勤工作!"

第三节 参加广东区委的工作

1925年6月,中共广东区委为了加强集体领导,成立了主席团,也就是常委会。成员有陈延年、周恩来、苏兆征、彭湃、阮啸仙、罗绮园、邓中夏、穆青、杨刳安、蔡畅、邓颖超、张太雷等人,陈延年负责。1925年9月,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罗亦农调往上海工作,宣传部长由张太雷兼任。

张太雷自从参加广东区委领导和宣传工作后增国了工作量,首先是有大量的教学讲课工作要做。这年夏天,共青团广东区委举办的团员训练班,聘请张太雷在该班讲授《少年国际》、《第三国际》、《CY与CP》等课程。冬天,国民党中央党部办了政治讲习班,张太雷在该班讲授《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每周上课两小时。

1926年春,中共广东区委举办粤区干部训练班,每期学习时间一个月,举办了四期。课程设有《共产主义ABC》、《社会发展史》、国内外形势、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担任该班讲课的有陈延年、周恩来、邓中夏、苏兆征等,张太雷也在该班任教,常作国内外形势报告。2月25日,张太雷在中共区委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国内外形势报告。2月份还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开办的广东省青年训育员养成所,兼任教员,讲授《民族问题》。3月23日又到广东区委主办的第二期干部训练班,讲授《目前时局与党的策略》。

5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会同中共广东区委,将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及黄浦军构撤出来的共产党员,集中在大佛寺举行高级训练班,周恩来担任主任,陈延年、邓中夏、张太雷等到班作报告。5月份张太雷还到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革命问题》。从这一系列讲课活动中,可见张太雷讲课任务之众多和繁重,讲课前要备课,要收集看阅材料。讲课要花费时间精力,课后还要听取反映,是一项艰辛的劳动。

1926年2月10日,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创刊,该刊先后出版350期,张太雷从创刊号到29期负责主编。他从创刊号到1926年10月止,共发表了70多篇文章,都是紧密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根据斗争需要而写的政论文章。他以精辟深刻的道理,通俗易懂的语言,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罪恶行径,宣传了革命的理论,教育和鼓励广大群众投入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去。他真正做到了运用笔杆和舌头这两个锐利的武器进行斗争。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宣传鼓动家,也是冲锋不止的革命实践家。

第四节 处理中山舰事件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错综复杂,常常各持己见,很难统一。就以国共合作来说吧,本是好事一桩,适应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出于共产党的真诚,对国民党也大有好处。孙中山经过考虑,通过实践,也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于是实行了国民党的改组,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进行国共合作,可是好事多磨、良策遭疑,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开始,就出现一些反对三大政策的右派分子,开始有方瑞麟、黄季陆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接着又有邓泽如、张继、谢持要"弹劾共产党"。随着1925年3月孙中山的逝世,这些右派分子更加活跃起来,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和三大政策,邹鲁、张继、谢持、居正等10多名国民党人,于1925年11月23日至1926年1月4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讨论解决共产派的问题,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公开宣布反共反苏,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对抗。孙中山逝世后,除原有的老右派之外,又出现了新右派,戴季陶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人物。他是国民党一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原来对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就表示"根本怀疑",孙中山逝世后,他以继承孙中山思想的理论家自诩,1925年6、7月间,先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竭力阉割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发挥旧三民主义的消极方面,形成他系统的理论,即戴季陶主义,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论点就是号召"孙文主义的信徒团结起来","把共产党人赶出统一战线"。

自从建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第一天起,共产党人就团结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作斗争,张太雷是其中斗争最有力的一员,对各个阶级和各种右派人物,他从理论到行动上都作过有理有力的斗争。

戴季陶主义出现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势力抬头了,因为他们考虑到公开反共的条件还不成熟,自身羽翼还不丰满,还不能立即实行国共分裂,他们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一面表示联共,一面限共、溶共,进行反共。

蒋介石表面上装得很革命,思想实质却很右。早在1924年1月,他在向孙中山提出的《游俄报告书》和3月分别给孙中山、廖仲恺的信中便把苏联的国际主义政策称为"恺撒之帝国主义",骂中国共产党为"俄奴"。只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拥护和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后,就把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当做他的私人势力和政治资本。中共在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蒋介石也指使他的党徒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唱对台戏,搞摩擦。

1925年8月,蒋介石当上了广州卫戌司令和第一军军长,力量加强了一些,反共的面目就暴露得更多。12月,他公然提出在黄埔军校内,共产党的活动应该公开。国民党员要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得到校内国民党的批准。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上了中央执委委员,他的地位又提高了,力量增强了,就制造中山舰事件,来反对共产党。

张太雷早就对蒋介石有所了解,后来参加孙逸仙代表团去苏联,和他在一起共事三个多月,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以后发现他跟右派往来密切,支持戴季陶,对他增加了防范之心,但为了国共合作,还是以团结为重,注重教育。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张太雷还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广东革命危机仍在呵!》一文,在这篇笔锋犀利的短文中明确指出:"广东已经统一了,反革命的军阀大半已经铲除了,但是广东的危机仍然存在着呵!""反革命混在广东许多团体里面公然做反革命的活动。""去年打倒刘杨后,大家以为广东大害已去,可以安然了,不知道那暗幕一揭开,里面不知道一重一重有多少种阴谋和诡计!我们现在又看见这种情形了,同志们,提防着。"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张太雷那天在鲍罗廷公馆工作,传来了消息,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监视和软禁了大批共产党员。张太雷又派人进一步了解到蒋介石又派军队解除了省罢工委员会下属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了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等等情况。起事原因说是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要劫持蒋介石,要攻打广州。当时鲍罗廷外出不在广州,另一苏联顾问季山嘉(1892-1938年俄国人,亦译名为左比雪夫)在鲍公馆,季山嘉问张太雷:"李之龙这个人怎么样?他为什么要闹事?""李之龙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不错,他决不会叛变,这里面有鬼。"张太雷回答得很肯定,并说道:"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当天晚上,张太雷怎么也睡不着,有时在房子里来回踱步,有时躺在床上沉思,探寻原因,思考对策。

第二天,张太雷就查清了事件的真相: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格,声称"奉蒋校长(介石)的命令",通知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中山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共产党要阴谋暴动"、"要推翻广州政府,建立工农政府"、"要逮捕蒋介石,送往莫斯科。"于是蒋介石就在20日凌晨3时,指使亲信逮逋了李之龙,进行了前面所述的一系列反革命措施,制造了这一中山舰事件。张太雷在得知蒋介石亲自制造这一阴谋后,十分气愤地对陈延年说:"我党应该组织十万红军,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由此可以看出,组织工农红军,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此时已在张太雷头脑中生根萌芽。

广东区委的领导同志,准备给蒋介石以有力回击,可是当时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季山嘉、任苏联视察团团长的布勃诺夫和汪精卫都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抗衡。又考虑到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军事力量强大,难以对付,怕同蒋介石关系搞坏了,会失去他的支持,主张对蒋介石让步。广东省委请示上海的党中央,中央领导不了解情况,还认为是与广州同志工作上的错误有关。中央领导在弄清情况后,又以蒋介石拥有军事力量,又有资产阶级支持,只有退让才能团结蒋介石北伐,也不同意回击。

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怒。黄埔军校一部分革命学生在校内张贴标语,反对蒋介石逮捕共产党人,准备上街游行示威。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长同蒋介石有不同程度的矛盾。蒋介石掌握的第一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还有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叶挺独立团。广州有2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10余万有组织的工人,蒋介石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共产党对抗。蒋介石所以要搞"中山舰事件",是为了制造紧张局势,试探人心,摸清情况。见到人民反对,形势不利时,又玩弄两面派手法,以图缓和矛盾、平息事端。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立即假惺惺地向汪清卫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自请处分呈文",声称"此事起仓猝,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表示"中山舰事件"是一种"误会"。另外又采用诿过于人,借刀杀人之术,将责任推到广州市警备司令、公安局长吴铁城、川军首领熊克武、余汉谋等人身上,说是他们促使他干的,还把他们抓了起来。

3月22日,在汪精卫的住处开了一次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都向苏联顾问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却没有说一句检讨自己的话,这次大会还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员的提案。这次会议召开后,蒋介石不仅在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也得到了成功,心中之窃喜难以形容。

对蒋介石的反共让国民党左派感到束手无策,苏联顾问也一再退让,汪精卫也心中有气,愤而称病离职。周恩来、陈延年等共产党人对此都十分不满。张太雷更是愤怒,然而个人力量有限,无法挽救狂澜,此后每提到此事,他都是义愤填膺。

"中山舰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前奏曲。

第五节 与蒋介石作斗争

"得寸进尺"、"得陇望蜀"这是中国的成语,用它来形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也制约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他从这次试探中摸清了共产党人存在的弱点,更加野心勃勃,蠢蠢欲动,计划进行下一步的反革命活动。

接下来蒋介石要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策划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人,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借口要改善两党关系,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要在会上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必须全部交出等等。

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蒋介石就同刚刚回到广州的鲍罗廷多次商谈,要他接受这个方案。鲍罗廷为了促使他参加北伐,对蒋介石作出让步,同意了他的要求。鲍罗廷那时怎能料到他的这一行动,成了后来回苏联之后受到指责、成为右倾罪状之一,导致他身陷牢笼,最后死于监牢中,这是后话了。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鲍罗廷一样,也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并派出张国焘到广州,指导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员,动员他们接受这个方案,他们讨论了七天,还是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最后,张国焘采用了强迫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于是在国民党的二中全会上,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这样一来,担任国民党部长的一批共产党员,如谭平山、林伯渠等只得辞职。蒋介石却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使得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他一人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只是这时还没开始北伐,蒋介石还想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不敢公开全面反共。他继续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一面在口头上仍然表示联俄联共,一面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以图实现更大的反革命阴谋。

在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对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的情况下,帝国主义者和各种反革命派自然是欣喜若狂,而广大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以及国民党中的左派都是深感忧虑。张太雷更是无比气愤,深感必须对反动派给予必要的反击,他又以笔杆作武器,在三月底,接连赶写了两篇文章进行回击。

一篇是以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的名义写的《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文章首先说明:"共产党现在努力于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与农民非先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是不能求得他们最后的解放。""因此在这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运动上,有联合战线的可能。"接着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最惧怕的就是这一种的联合战线,因此竭力对于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造谣诬蔑以谋破袭这一个联合战线。"明确表示:"共产党决计不因敌人的造谣而放弃他的革命工作,并且警告社会,帝国主义反革命派对于共产党这一种的造谣是分裂国民革命的势力,破坏国民党、推翻国民政府、危害广东和平的一种阴谋。"最后指出:"共产党要求革命领袖与一般革命群众起来打破敌人此种阴谋,并且一致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

另一篇文章是《三月二十日的戒严》,发表在《人民周刊》(7期)上。文中指出广州3月20日的戒严,惹起广东一般人民的怀疑,使许多革命党人发生消极的观点,并使帝国主义者及一般反革命党欣悦异常。接着引用中央通信社记者与下令戒严的蒋介石的谈话来说明事件发生原委。文章最后指出,3月20日事件证明《人民周刊》发表的《广东革命危机仍在呵!》一文中的警告是正确的,再度提出要加强革命的团结。

张太雷在起草《公开信》和《三月二十日戒严》两文时,都是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研究过的。在这之后,还和陈延年共同商讨之后,又写了《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写完交给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国民新闻》,这篇文章本应在3月30日见报,但被蒋介石控制的广州市公安局所派的检查员抽去,以致迟到4月1日才在《国民新闻》上发表。张太雷对此事十分不满,又执笔写了一篇评论《言论自由与检查党报》,此文4月6日在《人民周刊》第8期刊出。文中首先指出:"在国民政府之下人民应有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是辟共产党有推翻国民党这种谣言的,如果这样的文章,不予发表,或者说有了共产党三个字就不应该登载出来,"是极端违反革命的利益与剥夺国民政府下人民应有的言论自由。"文章犀利精悍,义正辞严地揭露了蒋介石及其帮凶们反对共产党的丑恶行径。

早在1925年秋戴季陶主义出笼,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领的新右派势力抬头后,周恩来就同陈延年、鲍罗廷、张太雷等人商量,主张共产党员不再同蒋介石合作,而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另行组织革命军队,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一致赞可。但是,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个意见,指出要继续帮助蒋介石发展,以致在1926年1月1日到1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2月1日,又担任国民党革命军总监,使得他得以养肥坐大,养痈成患。

张太雷对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搞"整理党务案"十分气愤。他对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的退让政策也很不满,深为时局担忧,为形势着急,他曾对王一知说:"时局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会不会成为土耳其第二?"

张太雷经常同陈延年、邓中夏讨论当前局势,他曾经这样说:"我们要尽力揭露国民党右派,不能总是把目光仅仅对着已被开除的西山会议派,还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揭露蒋介石一伙的反动面目。"他不仅是在口头上说,而且在实际上做,他又发扬了用笔杆做政治斗争的武器的一贯做法,从1926年2月他担任《人民周刊》主编起到10月辞去此职止,在9个月的时间内,共写政论文章86篇。平均每月近10篇,这是他在做鲍罗廷助手,领导顾问室,承担讲课任务以及其它党务工作的繁忙情况下写的,不可谓不多。综观这些文章,除了20多篇是评述国际上发生的大事,揭露英帝国主义罪行,介绍省港大罢工情况的文章外,其余近60篇都是直接或间接揭露国民党新右派的,可见他用心之良苦,斗争之坚决。

在这些揭露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政论文章中,有两篇对蒋介石刺得最痛,使他大为恼火。

一篇是《反动派在广东之活动》,张太雷写于1926年5月26日。文章一开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广东革命基础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危险的情形。"接着列举了现在广东各界群众分成了两派,甚至还发生了互相冲突殴打现象。于是提问:"怎样会有这样的情形?""这些情形是哪个造出来?"文章斩钉截铁,态度鲜明地作了回答:"很显而易见的就是那班已开除与未开除的反动派所造成的。他们趁着全国现时反动势力高涨的时候想把革命基础断送。他们每天在党内青年中间放布谣言,以'赤化'恐吓青年们,使青年们发生疑虑,于是他们达到离间目的。"文章结尾时提出号召:"我们要防备挑拔及互相团结起来除掉内患奠定基础。"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未开除的反动派",是指蒋介石一伙新右派,只是出于斗争的策略,未点蒋介石的名而已,蒋介石看了心中自然明白,怎能不发火?

张太雷写了上述短文后,还感到对蒋介石一伙揭露得不够充分,批评得还不够狠,认为还有必要再加笔伐,于是一鼓作气,连续作战,又写了一篇政论文章《到底要不要国民党》,6月10日以大雷署名,发表在《人民周刊》(14期)上。这篇文章首先开门见山地提出:"我们现在到底要不要国民党来实现国民革命?"然后从历史发展上来说明在孙中山没有改组以前的国民党,不能算是一个党,因为党员大半是靠党以升官发财的。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后,国民党已逐渐成为一个革命分子结合的党,因此能领导一切国民革命运动。但是党内还有反动派反对改组,反对与革命分子结合,就提出反对共产党的口号来反对改组。然后又举西山会议派投靠反动军阀,勾结陈炯明、魏邦平的武力反共行为来说明他们的危害。在整理党务案提出后,共产党为了国民革命的利益作了让步。反对派还是攻击共产党,如果共产党被攻击而退出后,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又将首当其冲。进一步指出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可以说攻击共产分子不是共产分子的问题,而是国民党生死的问题,是整个儿国民革命的问题。"文章最后发出号召:"我们是否要国民党来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如果我们要,那么我们要防止反动派更进一步要求的阴谋。"

张太雷的这篇文章是很讲策略的,但又是很尖锐的,他以维护国民党的革命性号召,以便团结和争取更多的中间群众和国民党员中的革命分子。文章的矛头则直指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揭露他们的罪恶用心。此文发表以后,受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欢迎和赞成,受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和痛恨。

这篇文章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引起了很大轰动,大家读后都觉得痛快解渴。蒋介石看了暴跳如雷,怒骂交加,于是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赤膊上阵,在6月28日黄埔军校大礼堂举行纪念周时,蒋介石借对全体学生训话之机,声色俱厉、信口雌黄地谩骂张太雷。他说张太雷破坏两党关系,引起两党恶感,把国民党说得没有一个是好的。他还说"至于说到共产党完全脱离了国民党之后,国民党就不能革命,不能存在,这些话张太雷是不能讲的,不应该讲的!"大家对他的一反常态,感到诧异,听了他的胡言乱语,无不气愤。

后来,张太雷知道了蒋介石在骂他,便高兴地说:"这说明了我的这篇文章写得还不错,刺中了他的痛处,今后我还要写文章揭露他。"不过张太雷还是以大局为重,维护国民革命的利益,在当时国共合作尚未破裂,还要争取一切力量反帝反军阀,只能对蒋介石有节制、讲策略地进行批判斗争。

张太雷在8月12日,于《人民周刊》18期上又发表了一篇《关于蒋介石同志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表面上是解释误会,实质上是借解释误会的机会,更加巧妙隐讳地再次揭露批评蒋介石。蒋介石看了无法找碴发作,只好忍气吞声,暗中记恨张太雷罢了。

更妙的是,在8月20日为了纪念廖仲恺被刺逝世一周年,张太雷又写了《廖仲恺--国民党的左派模范》一文,系统明确地论述了国民党左派的条件:第一要分别革命与反革命,认清敌与友,团结革命派,以廓清内部反革命派。第二维护革命分子的团结,竭力防止对革命团结的破坏。第三应当认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分子是农工,要实际参加或帮助工农运动。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既是纪念廖仲恺也是揭露蒋介石,不过策略巧妙,只在文中提出左派的三个条件,当做镜子,让人们用它来照出蒋介石的右派嘴脸,真是匠心独运,令人拍案叫绝。

第六节 心系北伐战争

广东国民政府在1925年3月,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11月底又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12月底又取得了南征的胜利,使原来四分五裂的广东省,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迅速地获得了统一,成为当时惟一的革命根据地。

要想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必须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1926年4月2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17次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北伐的主张,得到了通过,北伐就揭开了序幕。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属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先头部队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派出的援军所击败而由长沙退守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打退了直系军队的进攻,稳定了湖南战局,北伐军初战告捷打开了向北进军的通道。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召开誓师大会,正式出师北伐,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7月14日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

7月12日到1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决议案》等文件。

7月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并援助北伐战争。北伐军出发时,广东区委和省罢工委员会组织了罢工工人三千多人,担任运输、宣传、卫生等工作。广东区委还发动粤北民众以人力、物力支援北伐军,为北伐军担任担架、向导,随军出发。北伐军沿途受到群众的欢迎。

北伐进军号角吹响以后,张太雷就积极投身到北伐的革命洪流中去,他不遗余力,尽己所能地作支援推动北伐的工作。7月8日北伐正式誓师出发的前夜,张太雷就在《人民周刊》16期上发表了《此次广东出师之意义》,对北伐之意义、目的、条件和前途作了全面扼要论述。指出"广东此次出师是为保卫广东,革命军因保卫广东而进取武汉,以扑灭祸粤之吴佩孚势力,革命基础因此而巩固并扩大,所以广东与全国的民众应一致赞助广东此次的出师,革命军因为人民的赞助所以是一定胜利的。"

北伐进军期间,张太雷经常陪同鲍罗廷出席各种会议,还和国民政府有关方面联系洽商,协调解决北伐进军中出现的各项问题。

北伐军是正义之师、精锐之师,在工农群众支持下,一往直前,所向无敌,打垮了吴佩孚的反动军队,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危及了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统治地位,于是英帝国主义便发动武装挑衅活动,企图破坏和阻止北伐进军和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9月4日,英舰闯入珠江内河,派遣海军陆战队上岸,占据了长堤码头,破坏罢工运动。9月5日,又在四川万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县惨案",引起我国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怒和声讨,全国掀起反抗帝国主义的热潮。

张太雷也义愤填膺地谴责英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他写了《打倒英国兵舰政策啊!》,文章一开始就讥笑英帝国主义一番:"英帝国主义9月4日之行动,正是狗急跳墙的表示呵!英帝国主义以为用这样武力的蛮干,可以威吓我们,岂不知正是自己示弱,自己丢脸而已。"严厉指出:"但是中国已非鸦片战争时的中国,英国亦非鸦片战争时的英国了,兵舰政策非特不能令国民革命的中国屈服,反而增加了中国反帝国主义的热度。"最后提出:"我们一定要给英国以更严重的处罚,对英杯葛应扩大到革命军所到的地方,广东对英杯葛应更严密加紧。""务使民众全体一致对英,打倒英国兵舰政策啊!"

张太雷在10月5日,又写了《万县事件》一文刊于《革命青年》1卷4期,介绍了万县事件的经过,指出英国至少应负两种责任:1.英国当负武装挑衅之责任。2.英国当负毁灭和平城市之责任。还进一步提出:"故吾人以为此次事件,不当仅以惩凶、道歉、赔偿损失了结之,而当更进一步,根据此次之重大事件,向英国交涉废除中英间之不平等条约。""欲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应当现在便从英国着手!"

从7月9日开始的北伐,国民革命军是分三路进军的,北伐军主要的一路,出广东,入湖南,直趋武汉,目标是消灭吴佩孚主力部队二十多万人,这是主攻方向和主要战场。

由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约五万人,组成主力军,其中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战斗力最强,是北伐军中最精锐、最英勇的部队。这支主力部队,7月攻克长沙,8月打下岳州,接着在汀泗桥、贺胜桥取得了决定性的战役胜利,9月初又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攻下了汉口,消息传来,全国革命人民一片欢腾,张太雷也是欣喜万分,为之击掌叫好。

张太雷是有远见卓识,知微识细的,北伐军攻下武汉以后,他在欢欣鼓舞之余,也看到潜伏的危机、隐藏的祸根。他在9月8日写了《武汉攻下以后》一文,指出北伐军占领武汉这个消息传来后,没有一个人不是兴高采烈,欢呼雀跃,非但革命党人是欢喜,并且反动派也是格外欢喜。他在分析革命党人为什么欢喜后,又分析反动派为什么也高兴呢?因为做官发财的机会又来了,非常明确提出目前有四种危险,需要立即征服与解决:1.革命主义与政策的危险。2.国民党的危险。3.与民众关系的危险。4.革命基础的危险,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北伐就等于替人出力了!他在10月1日又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长文《武汉攻下后之国内外形势》,对攻下武汉以后,军阀、帝国主义及人民之间的情况,作了详细全面的分析,要求猛烈地发展民众力量,防止被野心家所利用和破坏取得的胜利。

1926年10月10日,北阀军攻克华中重镇武昌以后,北伐进军中的两湖战争宣告结束。随着吴佩孚、孙传芳军阀势力的先后覆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势力就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为适应深入发展革命的需要,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张太雷随同鲍罗廷、宋庆龄以及国民政府委员徐谦、宋子文、陈友仁等离开广州前往武汉,筹备国民政府迁都事宜,开始了和蒋介石一伙新的一轮斗争。

鲍罗廷、张太雷一行是自广州起程,从陆路行进,途经赣州、南昌、九江,再乘轮船去武汉,沿途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每到一地,鲍罗廷常常要发表演说,大讲革命的有利形势,今后的光明前途,张太雷给他作声情并茂、富有激情的翻译,群众听后大受鼓舞。

北伐军的总司令是蒋介石,国民政府所属海陆空军都是受他这个总司令所统辖的,北伐军取得的胜利又为他赢来了很高的个人声望,使他更加趾高气扬,欲望膨胀。原来依附北方反动势力,同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都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官僚黄郛、张群等人联袂南下,在蒋介石身边施加影响。在这种复杂微妙的背景下,南方革命阵营内部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爆发了所谓"迁都之争"。蒋介石原先也一再提出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湖北。在1926年11月19日他致电广州时还说:"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所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12月4日,张太雷陪同鲍罗廷、宋庆龄、孙科等一起到庐山,与蒋介石商讨国民政府迁都汉口的具体事宜。哪知蒋介石突然变卦,不同意迁都武汉,要求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设在南昌,待南京光复后,再依照孙中山生前意见,建都南京。他之所以要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时设在南昌,这是因为他领导的北伐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便于一手控制党政领导机关。这样一来,谈判未能达成一致协议。鲍罗廷和宋庆龄等还是坚持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通过的迁都武汉的决定,继续前往武汉。

张太雷陪同鲍罗廷等人,12月9日离开九江,乘船去汉口时,在岸边渡口摄影留念。我们从这张照片,以及他在南昌渡口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身穿西装,头戴鸭舌帽,手提皮包的伟岸身姿。

12月10日,张太雷陪同鲍罗廷、宋庆龄等人到达武汉,受到武汉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综观张太雷这一年来在广州的工作,除了协助鲍罗廷进行各项事务和领导省港大罢工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与蒋介石作斗争。令人遗憾的是未能引起当时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

第13章 掀起珠江怒潮

第一节 港粤两地奔波

张太雷这个生长在古运河畔的江南之子,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再次来到珠江之滨开展革命工作。

1927年8月1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决定成立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黄平、陈权为委员。张太雷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周恩来、彭湃、恽代英参加南昌起义,在周恩来未到广东以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三人组成临时南方局,其职权为准备与指挥上述区域之暴动及一切军事、政治事宜,并负责传达中央紧急会议决议,根据决议整顿三省党部组织的责任,待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到达广州,与临时南方局汇合后,前委取消,正式组成南方局。

8月3日,南昌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以求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南昌起义军在入粤途中,周恩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广东省委立即发动东江、潮汕工农,响应南昌起义部队。党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在东江、潮汕一带积极组织武装起义,配合南昌起义大军夺取广东,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血腥镇压。这样就决定了张太雷这次赴粤的任务,一是传达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二是准备全省特别是东江地区的暴动。

8月19日,张太雷由汉口抵达香港,第二天就在香港召开了中共广东省委筹备委员会,向到会人员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会上讨论了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分别组织了广州、北江、西江暴动委员会。选举了省委委员,正式成立了省委。会后张太雷写信向中央常委报告。

8月22日,中央收到张太雷的报告后,回信指出:"中央对于你们的暴动计划,均大致同意,惟须立即开始,不要等贺、叶军队到来,技术上可参照两湖暴动计划。"

接着,中共中央又指示南方局及广东省委,在南昌部队进入广东时,"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内应。"张太雷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召开了省委会议,制订了"起义军打到哪里,就在哪里组织暴动响应"的策略。为了组织各地武装暴动,8月28日,张太雷来到广州,召开了中共广州市委会议,部署了暴动的组织准备工作。

9月12日,张太雷返回香港,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决定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后,首先发动潮汕地区人民,进行暴动响应。起义部队进抵东江后,便发动广州及其附近的工农群众进行暴动,夺取广东政权。并决定派黄平、杨殷回广州,指导暴动的准备工作。这个计划上报中央后,很快就得到中央的批准。

为了作好潮汕地区人民暴动的组织工作,9月19日张太雷秘密来到潮州。这时,南昌起义部队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指挥下,已从闽西上杭,插入广东大埔,直奔潮汕地区。为了接应配合南昌起义部队的进攻,张太雷立即发动潮汕铁路工人起来罢工,挖断路基,使汕头的敌人无法运兵到潮州增援。又发动潮汕地区的商人、店员举行罢市,领导浮洋区的农民自卫军举行武装起义,围攻徐陇、洪港等地的封建地主堡垒三昼夜,一直坚持到南昌起义军的到来。

9月23日,南昌起义部队一路乘胜而下,在潮州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下了潮州。张太雷又立即组织潮汕铁路工人,连夜修复铁路,并组织当地农民自卫军,配合起义军击溃铁路沿线反动民团的武装,第二天起义部队乘上火车,迅速攻克了汕头。张太雷在汕头牛屠地,组织举行庆祝收复潮汕地区胜利大会。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均出席了这一群众大会。张太雷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鼓励士气的讲话。

在9月23日晚,张太雷又向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南昌起义前委成员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并转达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将南昌起义后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改名为苏维埃,唾弃中国国民党旗帜,改用斧头刀红旗。由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革命。放弃潮汕,部队转移到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会合,建立革命根据地。

9月26日南方局在汕头召开第一次会议,因为原书记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引起众人的不满,党已失去重心,会议决定改组南方局,会上讨论决定改由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委员中增加李立三,罗绮园任秘书。

张太雷27日在汕头写信致中共中央,报告南昌起义部队攻下汕头后的军事活动及工作情况。29日又给广东省委写信,告知担任南方局书记事,并提出张发奎部队内部我们现已稍有工作,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要积极进行。广东省委接此信后,一方面按信中要求作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将张太雷的信转报中央。

张太雷和周恩来、叶挺指挥的南昌起义部队,在汕头忙于筹组政府时,桂系军阀黄绍●,集中兵力,包围汕头,为了避免在汕头硬拼,损失兵力,延误时间,影响广州暴动的任务,张太雷和周恩来等南方局的成员研究,撤出汕头。9月30日,离开汕头,10月1日,抵达普宁流沙,住进天后庙,也就是流沙教堂。

10月2日在天后庙举行紧急会议,张国焘、李立三、刘伯承、恽代英、林伯渠、谭平山、吴玉章、聂荣臻、郭沫若,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国民党左派将领张曙时、姜济寰也参加了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张太雷在会上正式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会上研究起义部队最后的决策。

第二节 普宁流沙脱险

10月3日,张太雷召集李立三、张国焘、杨石魂等在普宁流沙平湖读书楼开会,研究指挥部的成员撤离战区问题。周恩来因领导南昌起义及撤出以后沿途作战行军的疲累,身患疟疾,正在发高烧,不能走动,张太雷等决定组织担架,将他抬走。

会议开到傍晚,大家还在热烈讨论,突然响起了断续的枪声,众人都感到情况不对,张太雷提出:"派个人出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张国焘立即站了起来:"我去,很快就回来,你们等着。"说完跑出门去。

大家停止了讨论,静静地等着,三分钟、五分钟、八分钟、十分钟过去了,大家十分焦急,一刻钟过去了,张国焘还不见回来,枪声还是在断续地响着。张太雷觉得情况不妙,认为再不能坐在这里傻等,就对大家说:"同志们,一定有紧急情况,我们赶快撤离这里。"说完就收拾好文件向外走出,众人也赶紧把桌上的东西装进衣袋里,紧跟着他向房外走去。

他们一出大门,就看到有一伙反动军队手上端着枪,远远地从街的那头走了过来。张太雷向大家说了声:"快跟我走!"然后带领众人迅速钻进楼旁的一条狭窄的巷子中,接着飞快地奔跑出巷子。这时巷口那端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是反动军队发觉了他们进行射击的,幸好他们跑出了巷子,转入后街,乘着夜幕的掩遮进入安全地带,终于离开了流沙河,脱离险区,几经辗转长途奔波,在10月13日和同志们转移到香港。患病的周恩来在事先的安排下,也被安全地带进香港。事后,在谈论到此次流沙脱险时,张太雷还是悻悻地说:"只差一分钟呵!我们就完结了!"革命充满着风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张太雷已经多次遇险,这一次又能和一些共事的同志安全脱险真是大幸。大家对张国焘当时的表现十分鄙视,说他"太阴险、不正派,是个怯懦可耻的人!"

第三节 总结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的失败,使我党准备在南昌起义部队的配合下,发动广州工农武装起义,夺取广州的计划落空。张太雷及南方局各位负责人在普宁脱险后来到香港,张太雷到达香港后,第一件事就是主持召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会议在10月15日召开,会期一天。张太雷在会上作了《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发言,从决策决定之经过、政治上的错误、军事上的失策、我们应有之认识等方面,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南昌起义失败之原因,他最后提纲挈领,击中要害地说:"这次的失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单纯军事的投机,没有唤起广大农民起来,必然失败的。"张太雷在会上还对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时所犯的错误,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说:"中央同意南昌起义后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地执行中央的决定。不料他假传圣旨,说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他也极力反对干。国焘这样做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也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他提高了嗓门,严肃地说:"此次国焘的行动,应该受处分。"张国焘听后不服,还为自己辩护。恽代英、彭湃等也对他提出了批评,他才不作声了。会议还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认为"广东土地革命运动仍是高涨。""应当注意农工群众自动的革命运动之发展与扩大,要坚决勇敢地树起工农革命的大旗,集合一切武装势力以与土劣、地主及一切反革命决死奋斗、建立工农政权。"他并在会上指出"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为了重整旗鼓,调整力量,迎接新的战斗,会上重新改组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南方局由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6人为委员。南方局下设军事委员会,指定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杨殷6人负责。广东省委书记仍由张太雷担任。

张太雷在香港开完联席会议以后,于10月19日离开香港,再次赶赴汕头处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善后工作。

10月14日,广州市海员反对工贼成立的改组委员会,进行示威,得到全市工人的响应,后来被张发奎派军队镇压下去。张太雷对此事十分气愤。10月19日到汕头后,撰写了《广州工人十月十四日的大示威》一文,后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二期上,文章严厉警告反动军阀与资产阶级:"我们的军队虽然一时失败了,但是我们的基本队伍还是日益增长地存在着,并且存在你们的心里;我们军队的枪把虽然这一次没有能击破你们的脑袋,但是我们工人的锤头将在你们的心胸中捣烂脏腑。"表达了对工人运动的肯定,对军阀反动派的仇恨。

第四节 返沪参加会议

加强纪律性,胜利有保证。张太雷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在汕头处理了起义军南昌的善后工作后对下一步的工作,特别是广州的暴动,应该如何进行,虽然广东省委制定了一个工作计划,是否周密可行,张太雷心里还很不踏实,还需要认真听取中央同志的意见,他决定带上工作计划去向中央汇报,直接听取意见,于是离开汕头转往上海。

张太雷10月22日抵达上海,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广东省委通过的工作计划,中央听后认为这一计划"仍带有偏重军事的倾向,而未能完全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准备另行起草一个计划。

正好此时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太雷是五大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务委员、南方局成员、广东省委书记,是必然参加的代表。中共中央就在10月23日发出《中央致南方局并广东省委函》指出:"太雷带来的计划,仍带有偏重军事的倾向,而未能完全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中央已决定另行起草一个寄给你们。"同时告知:"中央决定十一月八日召集紧急会议,省委太雷代表出席,不必另派人来。"张太雷就留在上海等待开会。

11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到会的是"八七会议"上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共五大当选的中央委员30余人。会上讨论南昌起义时,张太雷揭发批评了张国焘在贯彻中央对南昌起义指示时"假传圣旨"的错误,可是张国焘狡辩抵赖,反诬张太雷"不是记忆错误,或传闻失真,便是有点故入人罪",以求蒙混过关。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要超越民主革命阶段,转向社会主义阶段。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地高涨,要求继续组织各地的武装起义。

会议之后,中央指定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等起草新的《广东工作计划案》,以便常委会讨论通过。张太雷就和周恩来、苏兆征等研究起草了一个新的广东工作计划,其要点是"广东省委要利用粤军阀对广东的争夺","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成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

在11月17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等起草的新拟《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并决定由张太雷、恽代英、张善铭、黄平、陈郁、黄谦、周文雍组成中共广东省委常委。

争权夺利,你争我夺的军阀政客们并没有因为共产党人在军事方面的失利促成了他们的团结一致,反而加紧了他们之间的冲突。11月7日,粤桂战争爆发,张发奎驱逐了桂系军阀,进驻广州。桂系军阀不甘心失败,黄绍●部正在梧州集结,准备进袭广州。张发奎不得不将其主要兵力开赴肇庆、梧州一带,准备与桂系部队作战。这时,留守在广州的兵力,只有第四军的教导团和新编成的警卫团,还有一部分警察武装,市内敌军兵力薄弱,防务空虚。中共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是发动广州起义的有利时机,于是命令张太雷迅速回广东,组织筹划广州起义。张太雷就立即作好各项离沪的准备工作。

11月19日,是张太雷次子张知春(又名永明)满月的前一天,张太雷为了庆祝知春满月,也是为了和同志们告别,特地在家里办了一桌简朴的"满月酒",邀请了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等同志来家中聚餐,畅叙别情。席间瞿秋白向张太雷同志敬酒:"我的同乡、兄弟,敬你一杯酒,祝你这次出征旗开得胜。"张太雷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然后答话:"我的老乡、同学,谢谢你的祝贺,我这次去广东一定要充分发动工农,进行暴动,把张发奎赶出广东!"接着周恩来也捧起酒杯向张太雷敬酒:"我们也是老战友、大同乡,敬你一杯酒,祝你广州暴动马到成功。"邓颖超也站立起来,举杯接着说:"我要说的话恩来代表我说了,请你饮酒吧!"张太雷和他俩碰着杯说:"谢谢你们夫妻两人的祝酒,这次出征一定要把革命红旗插遍广州城!"说完将酒喝个杯底朝天。大家尽兴而饮,开怀畅谈,夜深方散。

张太雷睡得虽晚,第二天一早四点多钟天尚未明就起了床,他自己提起箱子,轻轻打开房门,迈着坚实的步子走出门去。他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背,穿着马裤的长长的腿,立刻消失在门外的夜空中。他那时哪里能预料得到此次一去竟永无归期!

第12章 抵达武汉

第一节 参与筹组武汉国民政府

鲍罗廷的公馆设在汉口旧德租界里,是个有围墙隔起来的独户小院,里面有三层楼房一座。还是按在广州的老规矩,楼上鲍罗廷办公住家,楼下划归张太雷和办公室的同志使用。

到达汉口以后,根据鲍罗廷的建议,由到达武汉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吸收部分共产党人参加,组成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这个组织被人称为武汉临时政府。作为国民政府总顾问的鲍罗廷,既要参加政府的各种会议,积极为国民政府1927年元旦正式办公作准备,又要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每逢到会必做演说。张太雷自然也跟着忙碌起来。从1926年12月28日到1927年1月11日,陪同鲍罗廷出席群众性大会8次,每次都即席口译鲍罗廷发表的演说。张太雷还有文章要写,其它工作要做,人虽劳累,心中却很愉快。

时光使者是最辛勤的跋涉者,他总是每日每夜向前行走着,永不停顿。当人们掀完1926年最后一张日历。1927年的元旦,便穿过冬日的严寒,带着新春的气息来到人间。元旦那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宣布国民政府正式在汉口办公。国民政府立即发布命令,确定武昌、汉口、汉阳三镇联合组成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国都。

当天武汉广大人民群众分别在汉口、武昌两地隆重集会,庆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以及湖北省政府成立。鲍罗廷在大会上作了讲演,他以兴奋有力的语调讲着:"同志们!工友们!农友们!商友们!兵士们!及一切同志们!今天我们到这里来庆祝三件最重要的事:一、南京政府的成立。今天是中华民国十五年前南京政府成立的纪念日。二、国民政府迁到全国中心点的武汉来了。三、湖北省政府将要成立了。"

接着鲍罗廷讲了十五年前革命失败的原因:"那时候我们虽然把皇帝推翻了,但是皇帝的基础我们还没有打倒,那个基础是什么?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制度。"在三年以前,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国民革命的基础建筑在民众身上,革命势力就一天天的发展,国民政府能迁到武汉来。随后又提出希望成立湖北省民大会,"有了省民大会,我们就可以召开国民大会,然后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铲除贪官污吏,以建设真正为人民利益之三民主义的政府。"鲍罗廷这时问大家:"你们大家对于开省民大会是不是同意呢?凡赞成速即召开省民大会者请举手!"话音刚落,听众刷的一下,纷纷举起了手臂,会场上像长出了一片笔直的森林。

鲍罗廷每讲一段,张太雷紧跟着口译一段,鲍罗廷演讲得很激昂,张太雷翻译得很动情,他俩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收到良好的宣传鼓动效果。这并不是第一次,在过去和今后的翻译工作,他都是如此出色成功地完成翻译任务。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群情高昂,喜气洋洋,百事待举,政务繁忙。张太雷也带着欣喜,怀着希冀,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去。1月2日,他陪同鲍罗廷出席商民召开的会。1月3日下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广场,庆祝北伐胜利。1月4日出席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张太雷口译鲍罗廷在会上的讲演词,还口译了鲍罗廷《召集省民会议问题报告》。1月5日参加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口译鲍罗廷在会上的演说词。1月9日又出席武汉30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口译鲍罗廷的讲话。1月10日下午,张太雷陪同鲍罗廷、宋庆龄等一起参观汉阳兵工厂,在工人集会上,口译鲍罗廷的演讲词。1月11日,口译鲍罗廷作的《关于办理党报的方法》,这一阶段陪同鲍罗廷出席各种群众大会有八次之多,听了这些会上的讲话,既使到会群众受到教育,也使自己大受启发,张太雷认为鲍罗廷"他说的话对于民众运动及一般革命运动都是极有关系的。"感到应该汇集出版,"对于革命同志们有所裨益。"可惜的是,鲍罗廷以前在广州时对群众的讲话没有记录,或记录得不好,没能全部收集起来印成全集,张太雷就把鲍罗廷从1926年12月1日到1927年1月11日的九次讲话,经过张太雷口译,瞿景白(瞿秋白之弟)笔录下来的讲稿,编印成《鲍顾问讲演集》,张太雷亲自作序,交到《民国日报》馆印刷,于1927年3月31日出版,交由汉口长江书店总代售,每册定价大洋1角。

1927年1月3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江汉关广场演讲,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时,英租界当局调派水兵,用刺刀驱散群众,当场刺死中国海员1人,刺伤30余人,制造了汉口"一三惨案"。事后武汉临时党政联席会议采取措施保护群众,并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5日下午,在刘少奇的指挥下,组织了30万人的反英示威大游行,并冲入英国租界,驱逐了英国巡捕,武汉政府组织了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管理租界。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也接管了英租界。2月19日,英国被迫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胜利,人民大受鼓舞,张太雷也欢呼雀跃,这里面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第二节 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事物是复杂的,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蒋介石虽然坚持迁都南昌,反对迁往武汉,但是遭到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及鲍罗廷的否定以后,他当时虽然控制了江西,实力还是有限,还需要利用北伐的名义乘势向长江进军,占领江苏、浙江和上海、南京一带,这是全国税收最多的富饶地区,占领了这一地区,可以大大加强自己的军力和财力。目前羽毛未丰,暂不高飞。于是在1927年1月9日为了假作表态,也是探听虚实,来到武汉.

国民党左派以及共产党人,为了争取他,还是在武昌召开了有30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他。可是鲍罗廷在大会上讲话时,除了开始时,讲了些表示欢迎他的客气话外,强调了反对个人独裁,提出要依靠群众,提高党权。张太雷在口译时,也加进了自己的情绪,对那些有关要害和核心的话语,讲得分外清爽,特别有力。听话要听音,看人要看心,蒋介石是脑门搽油、圆滑透顶的人,听了这些话中有话、语里带刺的讲演,心中自是气愤,当着这么多群众,在此大规模的场合,他不好发作,忍气吞声,故作镇静,只有记恨于心了。

以后蒋介石就开始了报复行动,3月1日,他指使驻军杀害漳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坚。3月16日,他以赴前线督察为名,离开南昌奔赴上海,途经九江、安庆等地时,指使青红帮流氓暴徒,捣毁当地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农会组织,杀害革命群众。

在一次国民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鲍罗廷发表讲话,严厉地揭露和批判了蒋介石背叛人民革命,镇压群众的罪行。张太雷在口译过程中,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当他说到蒋介石残酷杀害农民、工人和共产党人时,凄然泪下,声音呜咽,深深感染了在场的听众,无不悲痛落泪.

1927年3月10日到17日,国民党在汉口举行了二届三中全会,在共产党人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共同努力下,全会通过了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将原由蒋介石担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改为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设主席,实际上是取消了蒋介石所担任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职务,限制他的权力。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选举当时远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并继续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介石对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表面上通电拥护,暗地里使用更加凶狠阴险的手段加紧对抗。终于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指使和援助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4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非法的所谓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成立南京政府。蒋介石掌握的南京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鲍罗廷、陈独秀等197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张太雷的名字也在这张通缉名单上。于是一股反共逆流,在中华大地上泛起。与之相呼应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公然派兵冲入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范鸿●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60余人,4月28日,绞死李大钊等21位革命者。"四·一二"事件发生后,张太雷气愤难忍。李大钊被杀害后,张太雷在一次会议上无比沉痛地介绍这位老师和战友被捕与就义的经过,讲得无比激动,十分伤心,听者也为之潸然泪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武汉的局势危急,帝国主义对武汉进行了经济封锁,他们关闭了在武汉的银行,不接受中央银行的钞票,不同武汉贸易,而且还勾结中国大资产阶级,停止了上海与武汉之间的汇兑,断绝了长江的交通。串通武汉奸商破坏金融,关闭工厂商店,再加上军阀叛变、土匪横行,造成了武汉社会鸡犬不宁,风声鹤唳,市面萧条,财政困难,革命内部也发生动摇,有一些革命同志也听信了反革命的谣言,认为蒋介石叛变武汉政府的原因,是因为工农运动过火造成的。

面对这种情况,针对这种观点,张太雷心急如焚,坐立不安,除了在口头上作解释外,他又提起笔杆,写了《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问题》,发表在《向导》197期上,文章指出问题产生的原因:"现在我们的厄运是反革命给我们的,现在是反革命四面八方来压迫及从内部来破坏我们的局面,因为敌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来进攻我们,而我们是无组织的抵抗,因此我们现在落在很困难的地位。"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应付的方针就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并一变以前无组织的反抗,使成为有组织的抵抗反革命的进攻。"他主张加强革命纪律,提高巩固国民党部之地位,支持农民打倒土豪劣绅之斗争,继续北伐,打倒长江下游蒋介石的势力。

第三节 接任湖北区委书记

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着的,1927年4月,张太雷受中共中央指派,接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原书记张国焘调中央工作。党另派卜世奇接替他担任鲍罗廷的翻译工作。张太雷到此就结束担任长达两年之久的翻译工作,虽然在以后有的会议中,还为鲍顾问作翻译,但那只是临时性客串行为。接着张太雷就搬出了汉口的鲍公馆,住进中共湖北区委机关。张太雷和鲍罗廷虽然不是就此分道扬镳,再不来往,但也是各住一地,各司其责,不能像过去那样朝夕共处,日夜相商。分手时,大家畅谈到半夜,次日又殷殷话别,战友情谊是令人深深珍惜的。

张太雷在湖北区委工作期间,依然十分繁忙,研究工作,召开会议,写文章,还是像往常一样,每天只睡眠四五个小时,工作占据了他生活里的大部分时间。

4月10日,张太雷为《广东各界追悼北伐阵亡将士大会特刊》撰写发刊词,号召"继续先烈这种革命牺牲的精神,完成先烈未竟的志愿",指出现在"吴孙虽倒,而张作霖尚存,本国军阀虽败,而国际间帝国主义尚逞凶横行,我们在纪念--追悼--北伐阵亡诸将士之时,当觉后死者责任之艰巨,而加以努力,将借北伐先烈之精神,熔铸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国魂。"他在文章中这样写,在生活中就是这样做,日后的事实证明,他就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熔铸着反帝反军阀的国魂。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张作霖在北京的军阀政权,使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受到东、北两个方面的夹击,是先出兵东征,还是先北伐讨奉?在武汉方面引起争论,周恩来、罗亦农、陈延年等,从上海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乘蒋介石在沪宁立足未稳,迅速出兵东征讨蒋。张太雷亦赞成这个意见。而武汉的一些共产党人和鲍罗廷等,却主张先联合冯玉祥讨奉,然后再回师东征讨蒋。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赞成先行北伐讨奉,陈独秀也同意这种观点,于是决定进行二次北伐。

4月19日,国民革命军在武昌南湖机场,召开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张太雷也出席了大会,发表演说,热情欢送出征的将士,他对这次出师还是寄予厚望。

第四节 出席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船行靠舵,革命靠党。在国民革命出现危机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加强领导,研究对策,1927年4月22日至26日,中共在武汉召开了中央会议。会上讨论了五大召开的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向大会的报告,确定了大会各委员会、秘书处的名单。张太雷参加了这次会议,被指定担任五次大会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大会秘书处成员。

4月27日到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开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以后会议在汉口黄陂会馆召开。出席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63?人。以罗易(1887-1954,印度人)为团长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召开的,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明确中国革命今后的发展前途和确定中国共产党在紧急时期的方针任务。

在大会召开之前,瞿秋白、张太雷等对陈独秀的退让政策十分不满,他们曾经打算推荐陈延年替代陈独秀,但是陈延年没有同意,只同意在会上和大家一同批判陈独秀的错误。瞿秋白在1927年2月,就针对陈独秀、彭达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书,这本书曾在会上分发,可是没能引起到会同志的注意,没有讨论书中提出的问题。到会同志在会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张太雷在会上先后三次发言,陈独秀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这次大会没有彻底弄清和纠正陈独秀所犯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会上仍选他为总书记。中共五大选出29名中央委员、11名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张太雷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在5月10日的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五节 改任湖北省委书记

根据中共五大决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湖北区委改为中共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张太雷任书记。省委常委由张太雷、陈谭秋、郑超麟组成,陈潭秋担任组织部主任,郑超麟担任宣传部主任。

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实际有效的具体措施,新选出的陈独秀为首的领导机构,也不可能实行切实有力的领导。五大闭幕以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日趋恶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

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17日夏斗寅率部队进逼武昌,抵近纸坊。张太雷、陈潭秋等主张反击,中共中央和武汉政府发布命令,让担任武昌卫戌司令的叶挺率部反击,叛军被击败,夏斗寅口头表示归顺武汉政府,汪精卫即令叶挺停止追击,回师武汉。夏斗寅残部得以流窜鄂南、鄂东一带,当地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短短一个月里群众死难者达四、五千人。

5月21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调动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发起突然进攻,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使长沙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这就是"马日事变"。

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原先也主张像对付夏斗寅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但汪精卫等力主调解所谓"军工冲突",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过火行为。这样一来,促使陈独秀放弃武力讨伐,提出百事应由武汉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甚至指责这次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为不无关系",致使许克祥等反革命分子未受打击,更加疯狂,在短短的二十多天里,在长沙附近各县屠杀了1万多人,湖南共产党组织遭到了严重打击。

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武汉也引起波动,武昌也出现了混乱,形势很不安稳。张太雷和同事们作了研究,要从事隐蔽斗争,把湖北省委机关办公地址,从武昌的湖上园,迁到胭脂山啸楼巷,张太雷也不住在机关里,更换服装,隐瞒身份,到武昌的偏僻地方一个农家去居住。张太雷还是在办公的地方紧张工作和同志们收集情报、研究情况、商量办法,领导斗争。

反革命势力总是乘隙而上,蠢蠢欲动的。统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5月底、6月初转向反动,他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用所谓"礼送出境"的办法,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驱出江西。

当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相继叛变的时候,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仍然把汪精卫看成国民党左派,对他抱有幻想,强调要搞好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因此对汪精卫集团采取迁就姑息态度,片面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不敢对反动派的进攻作坚决的斗争。

张太雷对当时的形势十分着急,忧心如焚,他曾对包惠僧这样说:"暴风雨来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变。"但由于所处地位和当时条件却无法挽救狂澜。可是对于自己所担负的湖北省委工作,却是殚精竭虑、克服万难,尽力而为,力求有成。

张太雷在湖北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共建立市县委27个、地委4个、部委5个,直属特支9个、直属支部23个,在武汉三镇先后建立汉口、武昌市委。到1927年7月,全省党员人数增加到17000名。他在建立党组织和发展党员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党员的思想教育,创办两湖党校,扩大党刊发行,还有计划地选送党员进各种学校、训练班、讲习所学习,教育训练党员,培养中层党员干部。

6月下旬,张太雷领导的中共湖北省委对全省党组织提出《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农运的策略要点》。其中对湖北国民党工作的要点为:停止所谓幼稚病的纠正,为民众痛苦说话。保护各级党部与民众团体的安全。用各种方法表示对国民党现中央修改三大政策的不同意见,与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合组革命同盟。共产党员不要辞去国民党中的职务,如省党部被武力压迫,当即反对国民党中央等。对湖北工运之要点为:如果流氓捣毁占据工会,应请愿政府实行保护工农政策,以披露其真面目。如省总工会被侵占,请愿不得结果,即总罢工。对资本家废约,举行罢工抵抗等。对湖北农运之要点为:将湖北全省划为11个区,实行秋季抗租、减租运动。鄂北武装农民上山。鄂南积极帮助革命军讨蒋。保存骨干,严密组织,办好农运刊物。发表宣言,宣传无农运即无国民革命等。

这个策略要点,比较全面的安排了各项工作,对中央的妥协退让策略作了局部和可能的纠正,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特别是提出了"武装农民上山",和毛泽东在"马日事变"后提出的:"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下湖"的主张,都是我党建立革命武装的前奏和起始,正是由于党内这些有真知灼见、切身感受的创始人的呼吁和实践,才有后来的创建革命武装力量的伟大行动。

第六节 应付突然事变

二次北伐,革命军5月中旬到下旬在豫南西平、漯河、临颖、上蔡一带,以伤亡1.4万多人的巨大代价击败奉军。这时蒋介石的军队沿津浦路北上占领徐州。冯玉祥的部队出潼关,克洛阳,沿陇海路东进,在6月1日同武汉北伐军会师郑州。6月10日汪精卫、唐生智等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由于冯玉祥一再要求汪、唐停止宁汉对立,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共同北伐,促使汪精卫、蒋介石联合起来公开反共。这个会一开完蒋介石就极力拉拢冯玉祥,并给予经济和武器援助。6月20、21日,冯玉祥和蒋介石在徐州举行反共会议促成了宁汉合流,这就使得汪精卫加快了反共步伐。

6月底,武汉盛传唐生智所属的第35军军长何健,即将在当地制造另一个反革命事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鲍罗廷住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即将发生的突然事变。当时有人造谣武汉工人纠察队要缴军阀保健部队的枪械,提出了防患于未然的办法,即决定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可以使何健找不到制造事端的借口,也能取得武汉国民党的谅解。与会的张太雷虽然不同意这样做,但一时也提不出良策,只好服从大会的决定。在会后周恩来执行这个决定时,只是把一部分破旧枪支交出,而把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隐蔽分散,陆续转移到贺龙和叶挺部队中去,保存革命实力。张太雷在会后对在一起工作的同志说:"郑州会议是历史上的鸿门宴的重演,徐州会议是葬送大革命的一幕。""暴风雨来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他随即同其他省委委员到农村去,参加恢复秩序、巩固农会政权的实际斗争,并对省委工作做了周密安排。

在汪精卫日益向右转跟蒋介石勾结时,陈独秀不仅没有进行应有的斗争,反而迎合汪精卫的意志,赞成他关于限制工农团体活动的各种措施。陈独秀在党内压制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等一些同志的正确意见,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没有去发动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组织几个由共产党员指挥的新军等主张。甚至提出了"宁可牺牲一千万群众,也不能和国民党闹翻脸"的荒谬论点,致使汪精卫反革命行动日益加剧,在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不顾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在7月15日召开了"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就在"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完全破裂,国共两党所发动的1924-1927年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张太雷虽对汪精卫的反叛早有察觉,并有准备,但当"七·一五"反革命叛变发生后,他还是深感震惊,极为伤心。

第七节 参加中共"八七"会议

在汪精卫"七·一五"反共前夕,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7月12日在汉口召开会议,由鲍罗廷主持会议,根据6月底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改组的指示,改组中央政治局,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宣布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武汉国民党政府日趋反动和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声明退出国民政府。同日又发表《国民革命目前行动的政纲草案》,表示中国共产党继续不妥协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为了保存干部,中共中央决定疏散一批知名干部。罗亦农由江西调到湖北,接替张太雷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七·一五"事件以后,乌云笼罩全中国,各地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正如在毛泽东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从此,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中国代替了光明中国。"但是,革命的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着革命的光辉旗帜,还是坚持革命斗争。张太雷这时对身边的同志说:"无论怎样,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失败只是暂时的。今后我们要改变斗争方式。"

7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举行会议,初步决定,以云集在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师和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部作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7月24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召开会议,会上张国焘认为起义条件不成熟,不能贸然举行起义,因为国民党左派张发奎不支持起义,不能丢开他搞起义。张太雷、李维汉等以大量事实,驳斥了他反对南昌起义的谬论,揭穿了张发奎假左派的真面目。会议最后决定积极作好一切准备,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还决定由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南昌起义。

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共产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余人,毅然举行了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三千余人,占领了南昌城。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的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南昌起义之后,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党史上有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有20多人参加,张太雷也出席了此次会议,因当时环境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

在"八七会议"上批判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张太雷在会上和其他代表一起,诚挚激烈地批判了陈独秀反对工农革命,对国民党右派退让妥协的投降主义路线。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等文件。会议选举出了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等九人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等七人为中央临时局候补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它是"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挽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但是"八七"会议由于受到共产国际有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党内这种"左"倾情绪,后来进一步发展,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这是党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又经历的一个曲折和磨难。

南昌起义过后,8月3日,中共临时中央党委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号召各级党组织"以农会为中心",团结农村革命势力,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暴动。"联合城市工人、贫农、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之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实行党的土地革命政纲,夺取乡村和县的政权。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述,要求全党要注意军事工作。

革命斗争实践和蒋、汪的反革命叛变,使张太雷日益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进行军事斗争的重要性。但张太雷在广东工作过,深知广东对于革命形势转变的重要作用,拟将广东再次建成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于是他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主动提出去广东工作的要求,会议经讨论研究,同意他的请求,决定派他去广东,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从此他的革命斗争生涯,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第14章 领导广州起义(第1--7节)

第一节 港粤两地奔波

张太雷这个生长在古运河畔的江南之子,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再次来到珠江之滨开展革命工作。

1927年8月1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决定成立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黄平、陈权为委员。张太雷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周恩来、彭湃、恽代英参加南昌起义,在周恩来未到广东以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三人组成临时南方局,其职权为准备与指挥上述区域之暴动及一切军事、政治事宜,并负责传达中央紧急会议决议,根据决议整顿三省党部组织的责任,待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到达广州,与临时南方局汇合后,前委取消,正式组成南方局。

8月3日,南昌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以求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南昌起义军在入粤途中,周恩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广东省委立即发动东江、潮汕工农,响应南昌起义部队。党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在东江、潮汕一带积极组织武装起义,配合南昌起义大军夺取广东,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血腥镇压。这样就决定了张太雷这次赴粤的任务,一是传达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二是准备全省特别是东江地区的暴动。

8月19日,张太雷由汉口抵达香港,第二天就在香港召开了中共广东省委筹备委员会,向到会人员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会上讨论了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分别组织了广州、北江、西江暴动委员会。选举了省委委员,正式成立了省委。会后张太雷写信向中央常委报告。

8月22日,中央收到张太雷的报告后,回信指出:"中央对于你们的暴动计划,均大致同意,惟须立即开始,不要等贺、叶军队到来,技术上可参照两湖暴动计划。"

接着,中共中央又指示南方局及广东省委,在南昌部队进入广东时,"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内应。"张太雷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召开了省委会议,制订了"起义军打到哪里,就在哪里组织暴动响应"的策略。为了组织各地武装暴动,8月28日,张太雷来到广州,召开了中共广州市委会议,部署了暴动的组织准备工作。

9月12日,张太雷返回香港,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决定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后,首先发动潮汕地区人民,进行暴动响应。起义部队进抵东江后,便发动广州及其附近的工农群众进行暴动,夺取广东政权。并决定派黄平、杨殷回广州,指导暴动的准备工作。这个计划上报中央后,很快就得到中央的批准。

为了作好潮汕地区人民暴动的组织工作,9月19日张太雷秘密来到潮州。这时,南昌起义部队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指挥下,已从闽西上杭,插入广东大埔,直奔潮汕地区。为了接应配合南昌起义部队的进攻,张太雷立即发动潮汕铁路工人起来罢工,挖断路基,使汕头的敌人无法运兵到潮州增援。又发动潮汕地区的商人、店员举行罢市,领导浮洋区的农民自卫军举行武装起义,围攻徐陇、洪港等地的封建地主堡垒三昼夜,一直坚持到南昌起义军的到来。

9月23日,南昌起义部队一路乘胜而下,在潮州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下了潮州。张太雷又立即组织潮汕铁路工人,连夜修复铁路,并组织当地农民自卫军,配合起义军击溃铁路沿线反动民团的武装,第二天起义部队乘上火车,迅速攻克了汕头。张太雷在汕头牛屠地,组织举行庆祝收复潮汕地区胜利大会。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均出席了这一群众大会。张太雷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鼓励士气的讲话。

在9月23日晚,张太雷又向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南昌起义前委成员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并转达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将南昌起义后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改名为苏维埃,唾弃中国国民党旗帜,改用斧头刀红旗。由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革命。放弃潮汕,部队转移到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会合,建立革命根据地。

9月26日南方局在汕头召开第一次会议,因为原书记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引起众人的不满,党已失去重心,会议决定改组南方局,会上讨论决定改由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委员中增加李立三,罗绮园任秘书。

张太雷27日在汕头写信致中共中央,报告南昌起义部队攻下汕头后的军事活动及工作情况。29日又给广东省委写信,告知担任南方局书记事,并提出张发奎部队内部我们现已稍有工作,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要积极进行。广东省委接此信后,一方面按信中要求作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将张太雷的信转报中央。

张太雷和周恩来、叶挺指挥的南昌起义部队,在汕头忙于筹组政府时,桂系军阀黄绍●,集中兵力,包围汕头,为了避免在汕头硬拼,损失兵力,延误时间,影响广州暴动的任务,张太雷和周恩来等南方局的成员研究,撤出汕头。9月30日,离开汕头,10月1日,抵达普宁流沙,住进天后庙,也就是流沙教堂。

10月2日在天后庙举行紧急会议,张国焘、李立三、刘伯承、恽代英、林伯渠、谭平山、吴玉章、聂荣臻、郭沫若,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国民党左派将领张曙时、姜济寰也参加了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张太雷在会上正式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会上研究起义部队最后的决策。

第二节 普宁流沙脱险

10月3日,张太雷召集李立三、张国焘、杨石魂等在普宁流沙平湖读书楼开会,研究指挥部的成员撤离战区问题。周恩来因领导南昌起义及撤出以后沿途作战行军的疲累,身患疟疾,正在发高烧,不能走动,张太雷等决定组织担架,将他抬走。

会议开到傍晚,大家还在热烈讨论,突然响起了断续的枪声,众人都感到情况不对,张太雷提出:"派个人出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张国焘立即站了起来:"我去,很快就回来,你们等着。"说完跑出门去。

大家停止了讨论,静静地等着,三分钟、五分钟、八分钟、十分钟过去了,大家十分焦急,一刻钟过去了,张国焘还不见回来,枪声还是在断续地响着。张太雷觉得情况不妙,认为再不能坐在这里傻等,就对大家说:"同志们,一定有紧急情况,我们赶快撤离这里。"说完就收拾好文件向外走出,众人也赶紧把桌上的东西装进衣袋里,紧跟着他向房外走去。

他们一出大门,就看到有一伙反动军队手上端着枪,远远地从街的那头走了过来。张太雷向大家说了声:"快跟我走!"然后带领众人迅速钻进楼旁的一条狭窄的巷子中,接着飞快地奔跑出巷子。这时巷口那端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是反动军队发觉了他们进行射击的,幸好他们跑出了巷子,转入后街,乘着夜幕的掩遮进入安全地带,终于离开了流沙河,脱离险区,几经辗转长途奔波,在10月13日和同志们转移到香港。患病的周恩来在事先的安排下,也被安全地带进香港。事后,在谈论到此次流沙脱险时,张太雷还是悻悻地说:"只差一分钟呵!我们就完结了!"革命充满着风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张太雷已经多次遇险,这一次又能和一些共事的同志安全脱险真是大幸。大家对张国焘当时的表现十分鄙视,说他"太阴险、不正派,是个怯懦可耻的人!"

第三节 总结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的失败,使我党准备在南昌起义部队的配合下,发动广州工农武装起义,夺取广州的计划落空。张太雷及南方局各位负责人在普宁脱险后来到香港,张太雷到达香港后,第一件事就是主持召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会议在10月15日召开,会期一天。张太雷在会上作了《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发言,从决策决定之经过、政治上的错误、军事上的失策、我们应有之认识等方面,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南昌起义失败之原因,他最后提纲挈领,击中要害地说:"这次的失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单纯军事的投机,没有唤起广大农民起来,必然失败的。"张太雷在会上还对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时所犯的错误,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说:"中央同意南昌起义后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地执行中央的决定。不料他假传圣旨,说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他也极力反对干。国焘这样做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也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他提高了嗓门,严肃地说:"此次国焘的行动,应该受处分。"张国焘听后不服,还为自己辩护。恽代英、彭湃等也对他提出了批评,他才不作声了。会议还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认为"广东土地革命运动仍是高涨。""应当注意农工群众自动的革命运动之发展与扩大,要坚决勇敢地树起工农革命的大旗,集合一切武装势力以与土劣、地主及一切反革命决死奋斗、建立工农政权。"他并在会上指出"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为了重整旗鼓,调整力量,迎接新的战斗,会上重新改组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南方局由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6人为委员。南方局下设军事委员会,指定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杨殷6人负责。广东省委书记仍由张太雷担任。

张太雷在香港开完联席会议以后,于10月19日离开香港,再次赶赴汕头处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善后工作。

10月14日,广州市海员反对工贼成立的改组委员会,进行示威,得到全市工人的响应,后来被张发奎派军队镇压下去。张太雷对此事十分气愤。10月19日到汕头后,撰写了《广州工人十月十四日的大示威》一文,后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二期上,文章严厉警告反动军阀与资产阶级:"我们的军队虽然一时失败了,但是我们的基本队伍还是日益增长地存在着,并且存在你们的心里;我们军队的枪把虽然这一次没有能击破你们的脑袋,但是我们工人的锤头将在你们的心胸中捣烂脏腑。"表达了对工人运动的肯定,对军阀反动派的仇恨。

第四节 返沪参加会议

加强纪律性,胜利有保证。张太雷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在汕头处理了起义军南昌的善后工作后对下一步的工作,特别是广州的暴动,应该如何进行,虽然广东省委制定了一个工作计划,是否周密可行,张太雷心里还很不踏实,还需要认真听取中央同志的意见,他决定带上工作计划去向中央汇报,直接听取意见,于是离开汕头转往上海。

张太雷10月22日抵达上海,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广东省委通过的工作计划,中央听后认为这一计划"仍带有偏重军事的倾向,而未能完全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准备另行起草一个计划。

正好此时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太雷是五大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务委员、南方局成员、广东省委书记,是必然参加的代表。中共中央就在10月23日发出《中央致南方局并广东省委函》指出:"太雷带来的计划,仍带有偏重军事的倾向,而未能完全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中央已决定另行起草一个寄给你们。"同时告知:"中央决定十一月八日召集紧急会议,省委太雷代表出席,不必另派人来。"张太雷就留在上海等待开会。

11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到会的是"八七会议"上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共五大当选的中央委员30余人。会上讨论南昌起义时,张太雷揭发批评了张国焘在贯彻中央对南昌起义指示时"假传圣旨"的错误,可是张国焘狡辩抵赖,反诬张太雷"不是记忆错误,或传闻失真,便是有点故入人罪",以求蒙混过关。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要超越民主革命阶段,转向社会主义阶段。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地高涨,要求继续组织各地的武装起义。

会议之后,中央指定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等起草新的《广东工作计划案》,以便常委会讨论通过。张太雷就和周恩来、苏兆征等研究起草了一个新的广东工作计划,其要点是"广东省委要利用粤军阀对广东的争夺","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成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

在11月17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等起草的新拟《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并决定由张太雷、恽代英、张善铭、黄平、陈郁、黄谦、周文雍组成中共广东省委常委。

争权夺利,你争我夺的军阀政客们并没有因为共产党人在军事方面的失利促成了他们的团结一致,反而加紧了他们之间的冲突。11月7日,粤桂战争爆发,张发奎驱逐了桂系军阀,进驻广州。桂系军阀不甘心失败,黄绍●部正在梧州集结,准备进袭广州。张发奎不得不将其主要兵力开赴肇庆、梧州一带,准备与桂系部队作战。这时,留守在广州的兵力,只有第四军的教导团和新编成的警卫团,还有一部分警察武装,市内敌军兵力薄弱,防务空虚。中共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是发动广州起义的有利时机,于是命令张太雷迅速回广东,组织筹划广州起义。张太雷就立即作好各项离沪的准备工作。

11月19日,是张太雷次子张知春(又名永明)满月的前一天,张太雷为了庆祝知春满月,也是为了和同志们告别,特地在家里办了一桌简朴的"满月酒",邀请了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等同志来家中聚餐,畅叙别情。席间瞿秋白向张太雷同志敬酒:"我的同乡、兄弟,敬你一杯酒,祝你这次出征旗开得胜。"张太雷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然后答话:"我的老乡、同学,谢谢你的祝贺,我这次去广东一定要充分发动工农,进行暴动,把张发奎赶出广东!"接着周恩来也捧起酒杯向张太雷敬酒:"我们也是老战友、大同乡,敬你一杯酒,祝你广州暴动马到成功。"邓颖超也站立起来,举杯接着说:"我要说的话恩来代表我说了,请你饮酒吧!"张太雷和他俩碰着杯说:"谢谢你们夫妻两人的祝酒,这次出征一定要把革命红旗插遍广州城!"说完将酒喝个杯底朝天。大家尽兴而饮,开怀畅谈,夜深方散。

张太雷睡得虽晚,第二天一早四点多钟天尚未明就起了床,他自己提起箱子,轻轻打开房门,迈着坚实的步子走出门去。他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背,穿着马裤的长长的腿,立刻消失在门外的夜空中。他那时哪里能预料得到此次一去竟永无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