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章 在十年动乱中

第一节被推进历史的漩涡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红卫兵。那一天，除了林彪之外，徐向前和其他各位元帅，都没有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临时得到通知说，接见完红卫兵之后，毛主席要和元帅们照相。元帅们的工作人员，都急忙返回住地取军装。贺龙元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帽子又太小，搞得很侷促。那张照片，是毛泽东和元帅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历史照片。

1966年秋，红卫兵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军队院校有的"造反派"向林彪当面告状，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限制太多"。于是林彪提出：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机关、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10月5日，以军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从此以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就大乱起来，军队与地方的一些"造反"组织，相互串联、勾结，相继发动了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11月8日，一批"造反派"把木板搭到警卫部队战士的身上，踏着"人桥"，疯狂地冲进国防部大院和总参谋部大楼。随后不久，在林彪的坚持下，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徐向前向林彪提出，各大军区开展"四大"

不要全面铺开，可分批进行。因为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特别是地处沿海、边防的军区，即使内地军区，也要区别情况，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搞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要搞，可以在一两个军区试点。徐向前这个意见，实际没被采纳。

1966年国庆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肖华向徐向前说，请老帅们接见一下军队院校来京的学生。徐向前说，你们准备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大家讲一讲就行了。肖华说，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好。

过了几天，肖华给徐向前送去了讲话稿。徐帅看后，加了加强战备的话。

11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军院校10万来京师生大会。周总理、陶铸副总理，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参加接见，周总理、陶铸副总理接见后退场，由四位老帅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共同的是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性。陈毅在讲话中说，有的同志头脑发热，给他一条冷水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在讲话中强调："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主席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老帅们从稳定军队出发，苦口婆心地引导。叶剑英讲话时，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一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贺龙元帅当时已受诬陷，他出席大会，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忌恨。江青气急败坏他说："你们把贺龙拉出来亮相，是向中央示威！"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几位老帅的讲话。有几个院校成立了"批资筹备处"，在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军队内的"造反派"开始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军队的领导干部。

11月29日，全军文革再次安排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几位老帅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会场上气氛有些紧张，贴满了批判几位老帅11月13日讲话的大标语，还有什么"炮轰"、"火烧"之类的话。叶帅和陈帅发了火，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徐向前因头疼加剧，没开完会议，就先退出了会场。

老帅们的两次接见，都使江青恼火，她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全军文革"。1967年1月初，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斥责为军队中"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被撤掉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

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使徐向前越来越难以理解。他忧心忡忡，不知道这场"大革命"会导致何方？

1967年1月6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毫无思想准备。

会客室里气氛沉寂。徐向前这位领兵几十年的老元帅，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对于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从不计较。他认为升迁和调动，对一个革命者、特别是一个军人来说，只有"服从"二字。由于他多年身体不好，患着严重的偏头痛和胸膜炎，这些年抱病参加一些工作，已是力不从心了。他的身体状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是了解的。真不明白，是什么人，在这个严酷的动乱之中，把他推了出来！是信任呢，还是其他的原因？

沉默了许久，徐向前自知难以胜任，便说："我多年有病，对干部不熟悉，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杨代总参谋长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主席决定的。"

听说是江青的提议，徐向前一时难以相信。他和江青从没一起共过事，也从来没有私人接触。徐向前心里划着问号，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情，更加烦躁和不安。对这场"大革命"，他和许多人一样不能理解，他期望着毛主席能更改对他的委任。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来了全军文革成员名单以及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看来，中央文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徐向前明白他这个全军文革小组长己成定局，看了"通知"，当即表示了三条意见：第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座谈一下，交代一下政策；第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委领导不行。现在有的机关干部起来要求成立革命战斗组织，有这种苗头。

尤其是空、海军，担负着保卫空海防的任务，战备任务比较频繁，指挥失灵了不好。机关干部成立战斗组织，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第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讲一讲。北京军区抓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今天又把王辉球、成钧和常乾坤带走了，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一下，否则大家没有底。这三条意见的意思很明确，要稳定军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乱揪乱斗。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下一步徐向前被打倒的祸根。第二天，徐向前接到一个急件：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就这样，徐向前被迫仓促上阵，担任全军文革组长。命令还未公布，消息已经传了出去。

许许多多的电话，各种各样的问题，蜂涌而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1月12日正式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14日建立办公机构，在三座门开始办公。

徐向前眼看军队各机关、院校一天比一天混乱，上任后，决定狠抓一下军队的稳定。他每天在电话机旁，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一样，下达命令，回答各方面提出的种种问题。原有的两部电话机不够用了，又新增加上两部。他在电话里，不止一次作出这样回答："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军队不准大串联！"

"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打砸抢，不准乱抓人！"

海军司令肖劲光被北海舰队的"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海军文革办公室，命令那里的"造反派"立即把肖劲光送回来。

他语气坚定，态度明确，"造反派"不得不照办。后来他说话也不灵了，有些"造反派"公然在电话里和他争辩起来。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工厂和机关的师生员工、干部大批涌到北京，要求澄清和解决问题。大批群众，大量问题，都压到全军文革来。

全军文革小组18名成员，有些人在中央文革，有些人只是挂名兼职。有的成员刚开始工作，就被揪去"澄清问题"了。办公室经常没有人主持日常工作，最后只剩下徐立清一个人左右招架。每天来访人员多至200多批。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的头头，整天包围着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公机关。静坐、绝食、哄叫，有时连电话机都被占领着，搅得办公机关无法工作。一些文革小组成员陆续被揪斗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的叶群，隐藏在幕后，连电话都不接。中央文革还经常下达一些与军队要求相反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几乎每天要接见"造反派"头头，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者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徐向前常常恼怒发火，头疼症频繁发作。周恩来总理关怀徐向前，对他说："和他们（指'造反派'）打交道，你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1月10日，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突然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接着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大军区领导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有的军区作战室被封，一些领导人被挂黑牌，画鬼脸。一些军队"造反派"组织的人员，开车直接到徐向前往地，要求他回答问题，无理取闹。

徐向前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在一次军委碰头会上，他根据"十六条"

精神和一些人的建议，断然提出5个不准：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戴高帽，不准挂黑牌，不准游街等。会上，周恩来总理表示赞同，但陈伯达、江青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1月中旬，陈伯达、江青蓄意整肖华。陈伯达在接见群众组织时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在陈伯达的煽动下，总政机关大楼里贴满了打倒肖华的大字报。周总理得知后，很生气，站出来辟谣。消息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江青很紧张，赶忙令人覆盖大字报。1月19日下午，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争来争去，僵持不下。陈伯达、江青等人节外生枝，又对肖华进行突然袭击。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叶群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等。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肖华，都有发言稿，说明他们是早有预谋的，只是老帅们都蒙在鼓里。散会时，徐向前郑重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

但是，会后杨勇在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传达，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所以，晚上，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就抄了肖华的家，肖华被转移到西山才免遭揪斗。

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他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

1月23日，徐向前开了一夜的会，早上7点才回到家。他接近古稀之年，疲惫不堪，正想休息一下，这时墙外传来"我们要见徐向前"，"我们要见徐向前"的吵闹声，徐帅闻声心烦，抓起大衣旋风般地冲出房门，身后留下"哐！"的一响关门声。他面对"造反派"，正襟坐下，气势凛然。"造反派"多是些娃娃兵，没想到徐帅真的坐到了他们面前，一时手足无措，愣了半天，才有一个头头要徐帅对杨勇的事表态。徐帅在前一天己听说上面有人说了话：杨勇要"烧而焦了"，此时徐帅仍然说：对杨勇同志要"烧而不焦"，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

这帮"造反派"没有捞到什么，但他们总算见到了徐向前，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呼啸而去。

揪斗肖华后，又揪斗杨勇。眼看着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如果再乱下去怎么办呢？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心急如焚。他多次叫人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却得不到回音。在全军文革刚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再报告他。但实际情况是，陈伯达、江青都很难找到。徐向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他既不能眼看着军队乱下去，又不能按自己的见解行事。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的办公室，要求见林彪。回答不是说"身体不好"，就是说"已经报告过了"，林彪不肯见。

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毅然决定要直闯林彪的住地。他坐上汽车，才告诉秘书给"林办"电话通报一下。

在西城区一个名叫毛家湾的深宅中，住着林彪和叶群。外表不起眼的大门和普通建筑，掩盖着住宅内部的奢侈豪华。林彪忌风又怕见水，后院内却专修了一座庞大的室内游泳池，四季温水不断。林彪为了坐在室内晒太阳，用进口的石英玻璃，安装了一个晒口。徐向前的突然到来，打断了林彪和陈伯达的密谋交谈，使他们有些不悦。不过，林彪还是以元帅对元帅的礼貌，接待了徐向前。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当前全军混乱的情况，提出："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听了，连连点头。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于是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并请叶帅、聂帅到毛家湾来研究。陈伯达当即告退。上述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去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去前，徐帅特意打电话给陈帅，请他也到会助阵。

因为陈伯达知道九条的内容，所以，老帅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的人都在，还把总理也请来了。经讨论改为七条。当时陈伯达正和林彪关系甚密。

他边把"七条"稿子装到徐帅口袋里，边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

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子送到"林办"，回到家已是早晨4点钟。后来，林彪把七条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主席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又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修改后的八条交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同意照发。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件以"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具体内容是：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八条"的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这是不合乎江青一伙人的思想的。

因为"八条"是林彪参与制定的，她不便反对，把嫉恨集中到徐向前头上。

就在讨论"九条"的那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板着脸说："徐帅老了，不能工作了！"她原以为徐向前既老又多病，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可能挂挂名，不会管多少事，没想到他和她们唱起了对台戏！可是，"八条"经过了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她只有内心不平。"八条命令"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在"八条"下达后不久，由于江青一伙捣乱破坏，军队混乱的局势，仍然不能阻止。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连续发生。在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努力下，2月8日，军委又发布了通知：明令外出串联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明令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各单位接待站，从2月21日起，一律停止接待。2月21日，军委又发出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强调军队肩负着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军（含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13个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接着，军委又发出一些指示和规定，但未能奏效。特别是对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战斗组织的指示，许多地方很有抵触。各大军区开会宣传军委"八条命令"时，"造反派"冲击会场，说这是"镇压群众"，"又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毛泽东主席和老帅们一样，都在维护"八条"，1967年3月27日晚，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八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第二节在逆流中勇进

尽管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也难免碰到暗礁，遇上逆流。"文化大革命"

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徐向前和一些老革命家，迎着险恶的逆流，和林彪、江青一伙奋勇拼搏。

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在九日的会上，陈伯达诬陷被撤职的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是"叛徒"。

刘志坚的情况徐向前是了解的。他是放牛娃出身，很小就当红军。红军长征路上，在川西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徐向前就认识他。

抗日战争中又在冀南同事。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刘志坚受伤被俘。冀南部队负责人接到地下党的情报，立即组织部队，在敌军押送刘志坚的途中进行伏击，把刘志坚抢了出来。徐向前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语气肯定他说："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跟我们打过仗的人，难道还不了解吗？他不是叛徒！"陈伯达不让徐向前说下去，蛮横地从中打断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定了，再不能改变了。"徐向前很气愤地质问："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徐向前和陈伯达公开争论，这是第二次了。在1月中旬的一天，总后的部分群众在三座门外静坐，全军文革派人做工作，没有做通。

后来陈伯达接见这批人，他们才离开。为此，陈伯达指责徐向前。徐向前生气他说："那些战斗组织的人，他们不怕冻，要呆在那里，那就让他们呆在那里好了"。陈伯达还说："我也是保你的。"徐向前即回他说："我用不着你保。"那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他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了。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他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老义愤填膺，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又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接下去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他和周总理在延安挨过整。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谢富治插话辩解说，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

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审的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他们几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接着她亲自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里讲时，毛主席却只是笑。他们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主席的意思，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主席突然变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张春桥绷紧的脸才松弛下来。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林彪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听后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盛怒他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

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岗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

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则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

所谓的"二月逆流"，倒并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位老革命家大义凛然的庄严举动，是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乱军分子的英勇反击，是捍卫真理、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行动。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的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徐向前和几位领导人，受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陈伯达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老革命家大兴问罪之师；说"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共产党的民主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的工作由肖华主持。4月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对几位老帅说，由于"三支两军"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准备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段"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希望老帅们和大家一起把会议开好。由于会议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操纵，几位老帅连会议的进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

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涌上街头。

1967年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

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搜了又搜。徐帅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被劫去。幸得叶剑英得悉有人要抄徐帅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徐帅才没有被揪斗。

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继续发展。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事件。一些"造反派"无中生有，说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是"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在首都所谓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挺的同时，大街上游行的人不断呼喊"打倒徐向前"

的口号。许多正直的革命者，反对打倒徐向前。

叶群公开出面，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于是，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展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徐向前的秘书，立即将上述情况报告总理值班室。总理指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由于总理这三条指示，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才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找了回来。

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无情的折磨，使徐向前的身体越来越难以支持。他的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担心。徐向前身经数百战，什么苦头都吃过，草地来回走过3次，严重的路线斗争，他经历过，惊涛骇浪都不可能使他低头。他依然冷静、安详地面对着眼前的处境。他教育子女，并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担心，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我看天塌不了！"这时，唯一使他为难的是：要检查对"文化大革命"

不理解，检查任全军文革组长以来犯的所谓的"方向路线错误"。怎么检查，怎么认识，他实在说不清楚啊！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1967年的"八一"建军节，是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位元帅，这时心情是极度不平静的。他回顾军队40年走过的道路，越发感到责任重大，他坚信这支军队是无敌的，是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他希望出席纪念建军节的招待盛会，看一看许多老战友。可是会不会要他这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二月逆流"中的一员到会呢？他不知道。

事情正像他预想的那样，为出席"八一"招待会周恩来总理正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斗争。依照惯例，军队的老帅都应出席，林彪、江青一伙却持反对的态度，周总理只好去请示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7月31日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叶剑英还带来了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老战友的深情和周到安排，使徐向前深为感动。他刚刚理好发，周总理打来电话通知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周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了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并对沿线布置了警卫。

徐向前乘车离开住处后，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的夫人黄杰："徐帅走了没有？"黄杰听到总理亲切的声音，心情无比激动。大革命失败后，她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周恩来忘我的工作精神，高尚的品德和作风，深深记忆在她心中。她向总理报告说："已经走了"

她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总理说："你和徐帅要保重啊！"

这天，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门口迎接徐向前。在危难时刻，总理的关怀，使徐向前夫妇倍感温暖，经久不忘。

徐向前出席招待会虽然意味着毛主席是"保"他的，可是已经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成员，仍然继续受批判。谢富治对"造反派"说："上面保上面的，你们搞你们的。"一切重要的文件停发徐向前，会议不能参加。"文革组长"这个头衔，早已名不符实了。9月12日，徐向前经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正式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毛主席另选贤能。报告没有得到批复，徐向前继续挂着名。

全国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声势，从中央到地方闹得相当厉害。1968年3月24日，林彪、江青一伙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杨、余、傅事件"。这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亲自出面讲话，公开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次大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全坐在主席台上，把所谓搞"二月逆流"的人，都安排坐在台下，接受批判。林彪讲话中影射攻击"二月逆流"；康生讲话中说，"杨、余、傅"的后台是"二月逆流"；陈伯达说，"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个回合。他们在抓杨成武时，居然把和杨成武为邻的徐帅家所有电话线掐断，还撤换了哨兵。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原定讨论召开中共"九大"、修改党章。会议开到第三、四天，林彪一伙突然扭转会议方向，改为批判几位老帅。他们把"二月逆流"

的老帅分割开来，让到各个小组去受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徐向前被编在第5组。在这个"西北小组"的会上，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带头攻击徐向前。有人阴阳怪气，有人大声质问。这个说："你徐向前不老实，要叫红卫兵来！"那个说："你不说话，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还有人拿着"小红书"向徐向前念语录。

会上充满了恫吓的气氛。然而，徐向前稳稳地静坐一旁。他最多回答一声："有错误请大家批判，总要实事求是嘛！"他更没想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

在一期"简报"上，竞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诬陷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也是"叛徒"。徐向前深深感到，斗争更加严重了。

他不禁又回想起鄂豫皖斗争的年代，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为了搜集诬陷他的材料，竟以"改组派"的罪名，把他的爱人程训宣逮捕，严刑拷打逼供不成，最后杀害了她。35年之后，竟又重演历史的悲剧，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心情沉重。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老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向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他说："我绝不是叛徒，让组织去审查好啰，要不，我们可以离婚，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徐向前从来不哀叹，不流泪。他听了黄杰的这句话，不由得落泪。他不光是为黄杰受诬陷，而是想到了许许多多被诬陷的好共产党员，什么"内奸"，什么"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他一生讲究实事求是，最讨厌说谎，从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胡言乱语。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又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林彪批示的最后一句话，使徐向前完全明白了：是要他老老实实靠边站，不允许再提相反的意见。不然就是"制造新的障碍"，就要问罪。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

对一位老革命家来说，暂时禁止活动可以做到。但要他不思考，要他屈服不是真理的"真理"。永远做不到。

第三节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所谓的"二月逆流"黑干将，不断受到批判、声讨。1969年2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让一些老同志到"六厂二校"去蹲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徐向前被指定去了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

这是一幢二层楼的宿舍。徐向前和一些接受"再教育"的老人，分别住在楼上、楼下。铺盖是随身带的，睡的是单人床。冬天还没过去，夜晚寒气袭人，往往不能成眠。徐向前患着病，和工人们吃一样的饭食，还要到车间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工厂开批判大会要参加，车间的批判会也要参加。

这时，在"二七"厂参加"接受再教育"的还有王恩茂、廖志高、江渭清、江华、朱德海等，住在徐向前的楼下。大家看到徐向前瘦弱的身体，上下楼步履艰难，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耽心。每天见了面，总要问候几句。徐向前笑笑说："没什么，这样很好嘛，你们都要注意保重。"过普通工人的生活，大家看来，太委屈老人了。但是，徐向前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难熬。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日子里，徐向前仍把心思放在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军队安定上，虽然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一次次受到批判，但他始终认为，要稳定军队，要注意国家的经济建设，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他和工人、干部交谈时，总是鼓励大家要把生产搞好。一位老工人回忆起徐向前等人在那里"接受再教育"的情景时说："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工人！"

在"蹲点"后期，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组长陈毅虽然受到批判，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每周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大家开一次讨论会。老帅们每次坐到一起，谈笑风生，忘却了对他们的种种指责。他们看材料，交换思想，以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瞻远瞩的胸怀，分析研究世界局势。这种座谈会召开了许多次。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写出了《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针对苏军人侵珍宝岛事件，写出了《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报告，以精僻的见解，分析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美苏之间的矛盾，提出国防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会议的议程，本来是讨论"修改党章、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却借机批判"二月逆流"。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上海的代表，专门带了材料来批陈毅。朱德在会上几次检讨过不了关，最后还是毛主席说了话才算罢休。

徐向前和叶剑英分在军队的一个组，两人轮番受批判。会上，有人公然指着徐向前说："你态度不老实，我们要做你的喷气式。"逼着徐向前承认是"

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其他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徐向前只回答一句话："总要实事求是嘛！"他的沉默和冷语是最好的回答。

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苦笑着说："我得了五个鸡蛋。"林彪的政治报告和"九大"结束的公报，又公开批判"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九大"闭幕后，全国各地传达"九大"会议精神时，都批判"二月逆流"的"错误"，点名批判陈毅、徐向前等人是"老右"、"老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黑干将。然而，错误的批判和咒骂无损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声誉。在共产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正直的人们，都从心底热爱着这些老革命家。"九大"之后，徐向前又返回"二七"厂，继续"接受再教育"。

10月20日，中苏两党决定会谈，接着，两国总理在北京会晤。10月17日，林彪借口防止敌人搞突然袭击，要加强战备，快速疏散人日，遂发出反革命政变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借机将几位老帅、副总理等，从北京"疏散"到外地。

所谓的一号号令--"紧急通知"，作为国家元帅和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的徐向前，事先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他于10月18日接到"疏散"通知，要他去河南开封，20日晚就离开了北京。到达郑州时，有关单位还没来得及安排住地，在一个招待所暂住一晚上。第二天才移到开封军分区一个师团干部休养所。徐向前到开封的第二天，《开封日报》上便披露出"二月逆流"

黑干将到了开封的话。徐向前到开封，当地负责接待的单位是按照"不冷不热，偏重于冷"的规格对待的。在此期间，因为房子改装暖气，徐向前一度移居到一家银行的楼上。楼下，有一间阴暗的屋子，没人居住。徐向前后来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囚禁死在那里。

徐向前被"疏散"在开封一年半之久。当地冷淡他，北京也很少有人过问他，和许多被"疏散"的老革命家一样，他每日每时思虑的是：国家的前途，军队的命运，人民的生活。他期待着什么，又耽心着一切。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中科院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老人心里牵挂她们啊！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徐向前上庐山参加会后，又回到开封。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至庐山会议，在5年的大混乱中，徐向前经历了建国以来空前的一场灾难。他莫明其妙地被推进了全军文革小组，很快又陷入了受批判的大包围。先后3次被抄家，多次受围攻，又从"接受再教育"被迫"疏散"到河南。他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精神、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摧残。但是，他对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无限的希望。他光明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败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上。这一事件犹如在中国上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大感意外，无不惊喜林彪终于自食其果，人民拍手称快。

"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

老帅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师。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会议由黄永胜传达中央第57号文件，通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黄永胜作贼心虚，浑身颤抖，念文件语不成句，只好由别人代读。

自从批判"二月逆流"以来，老帅们难得相聚。这天相逢，格外高兴。

又闻林彪自我爆炸，更是内心喜悦。一向豪爽的陈毅老总提议，就地摆宴，举杯相庆。这时，陈老总已身患重病，老帅们关心他的健康，纷纷劝说作罢。

会议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帅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主席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

好人！"

1972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群众都觉得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会进政治局，有的还买了鞭炮，准备庆祝。结果大出意料，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们又一次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周恩来总理带病支撑着困难的局面。他为老帅们能出来工作花费了许多心思。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徐向前参加了频繁的国务活动。

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是徐向前复出后第一项工作。西哈努克亲王在1971年出国访问，国内发生了政变。在困境中，他来到中国，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接待工作，并请德高望重的领导人陪同他。从1972年到1974年，徐向前承担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的任务。先是于1972年5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东北，到了丹东、沈阳、抚顺、大连、鞍山、长春、吉林、哈尔滨、大庆等地，历时近一个月。又于7月，访问了山东济南和青岛，所到之处，受到数十万群众的盛大欢迎。1973年11月2日，徐向前和夫人黄杰专程到广州，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1974年10月8日徐向前又和黄杰一起参加了周总理为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2岁生日举行的宴会。西哈努克亲王在为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斗争中，把中国政府和人民作为忠实的朋友，和徐向前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1973年5月，徐向前受周总理委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使，出访斯里兰卡，出席中国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落成典礼。把国际会议大厦的金钥匙，移交给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国际会议大厦成为中斯友谊的象征，屹立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1973年7月10日，阿尔巴尼亚建军30周年。这时，中阿两党己出现分歧，但尚未公开。周总理从多做团结工作，维护中阿友谊的愿望出发，拟派一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地拉那参加庆祝活动。周总理提议徐向前为代表团团长。叶剑英也十分重视徐向前这次出访，并向徐帅开玩笑说："我给你派一架最好的飞机。"徐向前肩负重任，飞赴阿尔巴尼亚，受到了热情欢迎。徐向前的阿尔巴尼亚之行，既坚持了原则，又注意了团结，圆满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从1972年到1975年，徐向前还先后参加接待了赞比亚副总统齐纳、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尼日利亚总统戈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加蓬总统邦戈。徐向前一方面为国事忙碌，另一方面又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他和夫人黄杰对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有时也和亲密的战友谈谈自己的忧虑。特别是在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之后，徐向前的这种优虑日深，常常夜不能寐。"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顺应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同伙，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75岁高龄的徐向前，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望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欢腾的群众队伍，仿佛觉得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看到了劫难后的新中国的光明前景。

24章 帅星陨落风范长存

第一节在最后的日子里

1990年6月，解放军总医院南楼六病室弥漫着静谧、严肃、紧张的气氛。

医生、护士轻进轻出，悄声细语，生怕惊动躺在病床上的徐向前元帅。

他正在经受着高烧折磨，已经好几天难以安眠，脸上显出疲惫不堪的神色。他没有呻吟，没有多少话，平静地同病魔斗争，也可能自己预感到来日无多，想着对后事的安排。

进入3月份以来，一向心脏尚好的徐向前，频发心绞痛。有时一日几次。

专家多次会诊，认为是不稳定性心绞痛，有一定的危险性。采取紧急治疗措施后，病情虽有缓解，但没有完全消除。6月5日，他又患感冒，开始发低烧。20天抗感染治疗，更换了几种抗生素，均不见效果。以后痰里又有几次发现抗酸杆菌，专家、教授怀疑是旧的结核病复发。在治疗上是抗感染还是抗结核，一时难下决心，不得不让他住院检查治疗。

6月27日徐向前入院后，体温上升较快，病情危重，医院连连病报告急。

6月29日，李先念闻讯后，心急火燎地赶赴医院去探望。

徐帅从1929年到大别山，就结识了李先念。他们共同点燃了大别山武装斗争的烽火，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他们率部转移。在枣阳新集战斗中，方面军总部遭敌突袭，总指挥徐向前指挥300余名机关干部、警勤杂人员抗击，情势危急，十一师政委李先念接讯后火速率部驰援，击退了敌人，保证了总部的安全。在傍徨镇战斗中，李先念负伤，徐向前代他指挥。部队左冲右突，屡屡涉险，于1932年底到达川北。在那里，红四方面军又扎下根来，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反敌"六路围攻"的战斗中，李先念坚决支持徐总指挥，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取得了西线大纵深迂回歼敌十余团的辉煌胜利。他们一起走过长征路，徐总指挥派李先念率先头部队迎接中央红军，于达维胜利会师。在西路军，他们浴血奋战，共同度过了那段最残酷、最悲壮的历程。半个多世纪来，他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志同道合的同志。

李先念本来不打算打扰病危的徐向前。徐向前从护士口中得知李先念来看他，示意请先念来床前。两位老战友见过多次面，这一次见面与往常不同。

病房里静得只听见徐向前急促的喘息声。徐向前有些激动，郑重地向李先念说："我的遗言有三条：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自己的最后安排，一个老共产党员向党中央的郑重交待。李先念安慰他："你会好起来的。"徐向前说："万一我的病治不好呢。"李先念听后心情非常难过。在场的子女、工作人员、医护人员无不动情。徐向前一生奋斗，只讲奉献，从不索求，临终也不想惊动别人，只想悄然离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

6月30日，徐向前体温急剧上升，高达39度8.他三次患肋膜炎，肺功能不好，平时特别注意防止肺部感染，稍有感染就用药控制，从来没有发过高烧，象这样的体温更没有过。眼看体温急剧上升，用药又不起作用，很多人以为这一关过不去了。但在用了"冰毯"之后，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体温降为正常，连续三天没有回升，为治疗争取了时间。"冰毯"成了"救命毯"。

经过一段时间的抗结核治疗，徐向前病情明显好转，体温趋于正常，可以慢慢下地了。晚饭后，也可以听听音乐，听听新闻，还可以和工作人员、医护人员聊聊天。经治医生高兴他说，看来9月份可以出院了。家里也打扫房间，准备迎接老帅出院。一段时间里，大家充满了乐观气氛。8月5日，徐向前的儿子、女儿、儿媳、女婿都来看他。老人见这次家人到的齐，又郑重地说："我说不了多少话，我要说的是，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贯彻党的路线，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现在党风不正，有些人光说不做。"没有想到，这真的成了老帅和孩子们的最后话别。从那以后他病情恶化，来不及说也没法说了。老帅说得那么认真，那么严肃。孩子们静静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这生离死别的谈话，令人震颤。女儿徐鲁溪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儿子徐小岩强忍悲痛表示："爸爸，你不要说了，你说的话，我们记住了。"在场的工作人员也都牢牢记住了老帅的最后的嘱托。

8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从西藏视察回来不久，就风尘仆仆赶到医院看望徐向前。江总书记对徐帅很敬重，很关心。自徐向前入院后曾多次电话问候，几次要来探望，都为院方婉谢。徐向前见了江泽民很高兴。他听了总书记视察西藏和部队情况介绍很兴奋。强撑着虚弱的病体，说："以你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所采取的办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我是坚决拥护的。我身体好一些时，常听广播，看到现在的社会风气和经济情况有好转，我很高兴。"他还表示了对军队工作的关心，对医护人员的感谢。江泽民听了之后，对工作人员称赞：徐帅是老布尔什维克。

赞扬他不愧是共产党人的楷模。

徐向前晚年身体多病，直到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仍时刻关心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1989年平息反革命暴乱后，江泽民曾登门看望徐帅，促膝长谈。当时徐向前听了江泽民总书记的一席话，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事后连连说："这个总书记选得好，选得好。"徐向前是威严的元帅，又是宽厚的长者，他一生中关心别人的事很多，关心自己很少。他和工作人员平时朝夕相处，病中相依为伴。在他生病住院的80多天里，他的医务人员和秘书、警卫人员精心照料他，守护他。这本来是工作人员的职责，是份内的事，而老帅却常常觉得过意不去。一会儿对警卫人员说麻烦你们了，一会儿说难为你们了。说得几个小伙子几乎掉下泪来。警卫参谋把秘书找来，请老帅不要再讲见外的话。夫人黄杰到医院探望，他又对黄杰说，实在麻烦难为他们了。

他为别人想得很多、很细，想到病房里病菌多，反复叮嘱工作人员、医护人员一定要戴好口罩，注意洗手、消毒。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为了不给医院增加麻烦，几次提出不要再抢救。从住院到去世前的两天，他神智一直十分清醒，因而所受的痛苦更多、更大。他身上插着几根管子，手上、脚上找不出完好的血管，全身浮肿。他都默默地、惊人地忍受着，不提任何要求，不发一声怨言。尽管自感无望，仍积极配合治疗。专家们无不为之感动。

徐向前把身边工作人员视为亲人，跟随他多年的秘书体会尤深。寂寞了，他把秘书找来谈谈心，痛苦了他把秘书找来说说话，讲些他关心的国家和军队的大事，有时晚上睡不着觉也让护士把秘书找来，似乎这样他才觉得安定些、踏卖些。郭春福、李而炳秘书知道这样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真舍不得离开他，乐意陪着他。直到徐向前不能说话了，用眼神、表情把秘书找到床前，如果秘书要离开，他直摇头。秘书含着满腔的泪水，拉着他的手，默默地坐着，相对无言，情真意切。

第二节光照千秋

抗结核药物的副作用，使徐向前肝脏受到致命损伤，造成亚急性肝坏死，最后多器官衰竭，虽经京内外专家全力抢救，终未能挽回。1990年9月21日凌晨4时21分，徐向前与世长辞。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旅中陨落了一颗闪烁的帅星。徐向前戎马生涯60余年，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他在病重和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谆谆寄语全党、全国和全军要团结一致，夺取新的胜利。他以赫赫战功和高尚清白的优秀品质，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的高风亮节永世长存。正象他在生病期间常常默念的诗句一样："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徐向前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李先念、彭真、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王震、秦基伟、薄一波、宋任穷、刘华清、杨白冰、温家宝、王平、伍修权、李德生、杨得志、肖克、余秋里、陈锡联、耿飚、程子华、廖汉生、洪学智、王恩茂、陈再道等领导人到医院向这位开国元勋告别。

9月21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讣告，高度评价徐向前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质，称誉他是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讣告指出："徐向前在创建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开辟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为党建立一支英勇善战的主力红军作出了贡献。

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积极拥护中央北上刨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特殊贡献。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与敌血战河西走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讣告指出，徐向前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运筹帷幄，指挥有方，智勇兼备，果断灵活，善于以弱敌强，以少胜多，运动歼敌。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以自己的战争实践和理论，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讣告指出，"他为巩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和建设民兵预备役力量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涂向前的哀思。唁电、唁函从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从全国各地的党政军机关、工厂、农村、军营、学校发往北京；7个大军区党委分别致电中央军委，沉痛悼念这位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和卓越领导人。许多省、市、县地方政府在给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唁电中表示，要学习徐向前崇高的革命精神、优秀品德和优良作风。

海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沂蒙山等老区人民对徐向前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唁电中，缅怀徐向前的丰功伟绩，决心把徐向前曾经浴血奋战的老革命根据地建设得更加美好。通江县还引用经久传颂的巴山民歌来表达通江人民对徐帅的无限深情。歌中说："红军打进通江城，父老百姓齐欢迎，徐总进城开大会，通江人民享太平。"四川阿坝地区羌族群众发来唁电，缅怀徐帅当年进军川西北迎接中央红军的丰功伟绩，表达少数民族群众对他由衷的敬仰。五台县的人民表示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为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而英勇拼搏。河南新县的100多位老红军和在武汉的10几位老将军在唁电中说：我们跟随徐帅南征北战，历经数十年，结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的教诲终生不忘。徐帅的崇高品质和丰功伟绩将永远铭记在心中。

"临汾旅"的指战员忘不了徐帅亲手把"光荣的临汾旅"的锦旗授予他们的情景，忘不了建国后徐帅对他们的多次关怀和教导，决心发扬临汾攻坚精神，再立新功。

张家口市第六中学"黄河东西行"夏令营的同学们，刚刚寻着徐向前的战斗足迹走访了五台县和延安、洛川、太行山、冀南等地，正要派代表赴京看望徐帅，汇报他们的收获时，听到徐向前去世的噩耗。他们自发地设置灵堂，悼念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还寄来了他们集体撰写的万言祭文。祭文言词恳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正在军队某学院进行军训的北京大学90级学生集体发来唁电，称颂徐向前元帅是"可敬的师长，学习的楷模"，表达了青年一代继承革命先辈遗志，振兴中华的决心。

徐向前是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名誉会长，5月还在北京会见了来自台湾的重要客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最后一次国务活动又是会见台湾来的黄埔同学。海内外黄埔校友纷纷来电，悼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者。表示继承会长遗志，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继续奋斗。

一份唁电，就是一篇祭文，一曲颂歌。他没有悼词，没留骨灰，却在亿万群众的心中竖起了巍巍丰碑。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以及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分别发来唁电。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黄文欢先是在电话上表示哀悼和慰问，后又写了"身先士卒军心暖，威震沙场敌胆寒"、"徐向前同志千古"的挽联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遵照徐向前关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的遗嘱，其亲属和工作人员只在家中那间会客室里设了灵堂。灵堂里摆着徐向前的遗像。在讣告发出以后，前往家中吊唁的人络绎不绝。群众自发地表达他们的哀思。有的带去鲜艳的花篮，有的带去了花圈，有的带去了刚从野外采撷的一束花，还有的献上一朵自己扎的小白花。聂荣臻、杨尚昆、刘华清、王震献的花篮摆放在灵前。

一些年过七旬、八旬的红军老战士，对徐向前怀有特殊的感情，一走进灵堂，就老泪纵横，痛不欲生。他们从10几岁当儿童团就跟随徐向前，风里来，雨里去。他们说是徐帅把他们从一个不识字的苦孩子培养成了一个个高级指挥员。老将军陈锡联喃喃自语："战争年代，徐帅救过我的命，我却救不了徐帅的命。"西路军的一位女战士对徐帅的儿子说了一句"我跟随你爹六十年"，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海军、空军、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国防科工委、二炮、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以及所属部局的负责人来到灵堂，代表着部队指战员，向尊敬的元帅致哀。在许多单位，老帅去世后的第一次党委会或大型集会首先默哀，向徐帅表示哀悼。

柳荫街，在徐向前亲切关怀下，由一个不起眼的街道，成了全国闻名的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标兵。柳荫街人为有徐帅这样的好邻居而感到自豪。北京市西城区共建精神文明领导小组、厂桥街道办事处的同志来到徐向前灵前，特别是柳荫街的男女老少，迈着沉重的步伐，排着队来向他们的好邻居告别。

黄城根小学曾多次得到徐向前元帅的关怀，他为该校题写过校名。1987年"六。一"儿童节，徐向前曾接见过校领导及部分学生代表。1990年初春，徐向前得知北京金秋将花团锦绣迎亚运，便让秘书给该校送去一些花籽。到了鲜花开放，亚运会召开，而他却与世长辞了。孩子们怀着极大的悲痛和无限的敬仰将自己栽种的花草置放在徐向前灵前。北京景山学校四年级二班的学生带着各自写的《沉痛悼念徐爷爷》的祭文到徐向前家中致哀。其中一个学生写道："敬爱的徐爷爷，给你献上一朵洁白的小花，请你接受一个小学生对你的深深敬意。徐爷爷，你和我们永别了，但你的思想、风范、功勋、品格，将象永不陨落的晶莹的星辰一样，闪闪发光，长留人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文系的学生，带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白花，三五成群，自发地来到徐向前灵堂，有两个团支部还组织团员来到徐帅灵堂，表达他们的哀思。

在那问不大的灵堂里，排满了挽联、诗句："一生光明正大，从不为己诉曲"，"戎马生涯挥鞭踞雕鞍，功勋华夏丰碑映苍天"，"赫赫战功将，堂堂正正人"，"生能决策扶国是，死尚遗言课子民"字字句句包含着对徐向前的无限眷恋和敬仰。

10月24日。新华社播发了《亿万军民沉痛悼念徐帅》和《徐帅病重期间谆谆寄语全党》的新闻稿。《人民日报》发表在头版头条，加了醒目的副标题："光辉业绩留芳千古，革命精神激励后人"。"戎马一生功勋卓著无愧帅星，遗言三条坦荡无私堪称楷模"。各报均刊登了徐向前元帅生平和生平照片，全面地历述了他的丰功伟绩。许多与徐向前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老部下纷纷发表文章。李先念在《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一文中说："一个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百折不挠、战斗不息的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大智大勇、缜思断行、擘画军事、驾驭战争的能手，一个坦荡无私、刚毅木呐、顾全大局、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这就是我在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岁月里，深切了解的向前同志。"他说："向前具有深厚的理论、知识修养和在复杂环境中辨别航向的能力。""善于在纷繁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透视事物的本质，预见革命进程，决定行动方向。""向前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在党的军事领域里，建树尤为突出。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运用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结合敌大我小、敌优我劣的斗争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建军指导思想和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缔造了红四方面军这支英勇善战的主力红军，领导部队开创鄂豫皖和川陕两大革命根据地，先后歼敌三十余万人，为我党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造就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从不知恐惧为何物。

越是大仗、硬仗、恶仗来临，他越是生龙活虎，精神百倍，指挥靠前，从容镇定。他知已知彼，有谋有断，善于审时度势，驾驭战局，灵活制敌，以少胜多。他有一股超凡的硬劲、狠劲，不论面对多么凶恶的敌人，都敢于咬住不放，反复较量，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不制敌于死命，决不罢休。他军令如山，指定部队在何时到达阵地就必须赶到，跑不动爬也要爬到战斗岗位上。

命令坚守阵地，那怕打得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到底。他极为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强调'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形成'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陷敌于灭顶之灾"。李先念高度评价徐向前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的历史性贡献，高度评价他在西路军失败后，表现出的顾全大局的高贵品质。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关怀下，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浴血奋战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

秦基伟、陈锡联、陈再道、徐深吉写的文章《秋风泪雨悼徐帅》，宋任穷的文章《雄才大略德高望重》，程子华的文章《怀念徐帅》，郭述申的文章《功勋垂青史楷模照后人--怀念向前同志在鄂豫皖的日子里》，洪学智、胡奇才的文章《哀思无限悼徐帅》，李德生、程世才的文章《帅星陨落，功名永耀》，杜义德、郑维山、罗应怀合写的《一代名帅，光照千秋》，张才千、向守志、刘昌毅、尤太忠合写的《大智大勇、勋业永存--深切怀念徐向前元帅》，柳荫街军民共建领导小组写的《柳荫街，永远铭记着徐帅》，徐向前生前秘书郭春福、李而炳写的《布衣元帅的风采》等文，从各个方面，记述了徐向前的功德，表达他们深深的哀思。10月18日，徐向前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彭真、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秦基伟、薄一波、刘华清、杨白冰、温家宝、王任重、迟浩田、赵南起等党政军领导人到解放军总医院小礼堂送别，向徐帅夫人黄杰等亲属表示慰问。

徐向前元帅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之中。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徐向前的夫人黄杰偕子女守灵。

解放军仪仗队的礼兵持枪肃立护灵。8名身穿礼服的解放军仪仗队军官抬着灵柩缓缓前进。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与徐向前的亲属一起列队护送灵枢安放在灵车上。宋平、杨白冰、温家宝、迟浩田、赵南起护送灵柩至八宝山。

沿途，人民群众在马路两旁肃立，向这位受人尊敬的元帅致敬。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

当晚，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徐向前遗体火化的消息和播放了徐帅生平电视片《光辉的业绩》。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11月1日至10日，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总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陪同徐向前的亲属，乘专机飞往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执行徐向前的遗嘱，撒放骨灰。飞机追寻着徐向前的战斗足迹，将骨灰伴着朵朵鲜花，撒向徐向前征战过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徐向前的思想、风范、功勋、品格，将永存在万壑群山之中。

徐向前安息在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浴血征战地。骨灰盒和遗像最后安放到他的故土--五台县烈士陵园。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义无反顾，鞠躬尽瘁。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好学不倦，实事求是，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政治远见。他襟怀宽广，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严守党的纪律，是党性坚强的模范。他谦虚谨慎，联系群众，作风民主。他心里总是装着人民群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严格教育子女。徐向前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①

23章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第一节德高望重的国防部长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几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同挑起了整军建军的重担。1977年，在叶剑英副主席主持下，军委组成了若干委员会，分头梳理各方面的问题。徐向前被任命为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1978年3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1月，又任军委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

徐向前虽已年高，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使他壮心不已。他不顾年老、体弱、多病，倾心尽力投入国防现代化的建设。

明确战略方针和战区作战任务，是军队建设中的头等大事。1978年1月，徐向前主持召开了小型作战会议，重新审核制定作战方针。在此之前，总参作战部做了充分的准备。会议开了3天，对方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取得一致的意见。方案修改后，经由徐向前审核，报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

根据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和作战部署，各军区重新研究、制定了本战区的作战预案，报到军委。徐向前完成这件大事后，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信中说："我的使命完成了。"

1978年10月，越南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并在中国的广西、云南边境屡屡制造事端，侵扰中国边境，杀边民，毁房屋。为支援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斗争，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中共中央决策，在适当时机，对越南侵略军实施惩罚性的反击。党中央深思熟虑，既要达到惩罚之目的，又要把战争限制在有限范围内，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身为国防部长的徐向前，参与了作战方案的拟定，对作战方案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进行审查。战斗打响后。

不断听取作战部门的汇报，注意研究战场态势，关注部队的开进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自卫反击作战共进行18天，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我军胜利完成预定计划后主动后撤。在自卫还击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徐向前受邓小平委托，在三座门主持会议，听取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关于对越作战情况调查的汇报。对越作战的胜利表明，人民解放军不愧为能征善战的伟大的人民军队。作战中涌现出的大批战斗英雄、人民功臣，创造了动天地、泣鬼神的光辉业绩。中共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人都对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在北京亲切接见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英模报告团，并题词以示褒奖。徐向前的题词是："为祖国而战的英雄们功勋永存！"

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开始了振兴中华的新时期。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军队高级将领，对军队如何实行战略性转变，如何搞好军委工作，有一些议论。副总参谋长杨勇对徐向前说，现在下面都有一些意见，是不是开个会，请大家谈一谈。徐向前也有这样的想法。于是他向邓小平副主席建议，趁各大军区负责人在京的机会，利用几天时间，开个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帮助军委搞好工作。邓副主席表示完全同意，并指示，会议由徐帅主持。座谈会于12月20日开始，跨了年度，1979年1月3日结束。邓小平、徐向前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号召大家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在谈到部队机构臃肿的问题时，他幽默他说："我倒希望大家这样放'炮'，那样放'炮'，能够放一个'炮'放得很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推他来当老帅。"徐向前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明确指出，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的讲话是正确的。那次会议确定的方针原则。要继续贯彻执行。对邓副主席讲的机构臃肿问题，应有组织的专门进行研究，痛下决心来解决。徐向前还对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教育训练和管理问题，加强政治工作问题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性意见。

会后，各总部、各军区围绕解决部队机构臃肿这一老大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80年3月，军委决定召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军队的精简整编问题。邓小平副主席再次批示，会议由徐帅主持。

这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徐向前主持下，抓住对军队现代化建设有关键意义的精简整编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充分的讨论，抓住了要害。会议讨论把军队员额压缩50万，报中央后，确定再压缩50万。在压缩定额的同时，对总部和大军区的机构进行调整。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合并到总参，各成为总参的一个部；铁道兵和铁道部合并；各军区的炮、装、工相应地合并到军区司令部。会议还对精简后干部的安置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会议开得很成功。徐向前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强调说："在座的都是老同志，六十岁以下的不多，但大家壮心不已，都有一股劲，有信心，都想把军队建设搞上去。所以尽管军队的问题成堆成山，只要有这股劲，我相信是能够把我们军队搞好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1982年，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精简整编方案。邓小平副主席在批示中说："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作为第一步，把军队员额压缩100万，无疑是一项重大决策，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全军指战员从大局出发，团结一致，坚决完成军委确定的精简任务。这就为进一步"消肿"，为1985年进一步把军队员额再压缩100万，奠定了基础。

国防部长徐向前把主要精力放在军队建设上。他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工作范围不仅在军队。他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及中央的历次会议，参与了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1979年9月，他还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致闭幕词。

从1978年到1980年，在徐向前任国防部长近3年时间里，他先后会见外国军事代表团、知名人士、记者等达21次。

1978年会见了英国国防参谋长卡梅伦元帅、联邦德国前国防军总监德。梅齐埃、联邦德国前陆军总监施内茨、墨西哥国防部长加尔万，出席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华招待会。

1979年，会见了法国国防安全委员会代表团，主持了欢迎喀麦隆军事代表团的宴会，会见了卢旺达军事代表团、英国皇家国防研究学院代表团、孟加拉军事代表团、泰国国防部长西提、土耳其军事学院代表团、南斯拉夫老战士协会代表团，出席欢迎苏丹第一副总统哈利勒的宴会并拜会哈利勒。

1980年，接待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一行；参加党政军领导接见第34届军体理事会的各国代表，并以国防部的名义，举行欢迎宴会，致祝酒词；会见并宴请英国国防大臣皮姆；会见比利时总长贡捷中将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白鹤林中将率领的友好参观团以及意大利记者等。

在这些会见和谈话中，徐向前纵论国际战略，谈论维护世界和平的前景，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他为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世界各国军队及人民的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各国的国防部长中，徐向前资格最老，被称为当代世界老一代军事家中仅有的国防部长。一些外国代表团在会见徐向前时，在友好态度上更添几分敬重。

有的人对能会见这样一位国内外有名的军事家，视为荣幸。1981年6月，徐向前己辞去国防部长职务，泰国元帅巴博访华，在会见国家领导人之后，要求一定要同中国的元帅会晤。根据有关部门的安排，徐向前会见并宴请了他。

打破干部职务终身制，让位、让贤是一件大事。是关系革命是否后继有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徐向前深刻了解它的深远意义，衷心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方针。1980年，他主动向中共中央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在1980年8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又辞去了国防部长。他以让位、让贤的实际行动，为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年轻化，作出了表率。

徐向前作为邓小平的助手之一，为军队走上现代化建设的轨道，耗费了心血。他比邓小平大两岁，同属中国革命的第一代人。他们性格，也许差异很大，但在作风正、不信邪这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军区，徐向前较长期作过刘伯承、邓小平的助手，他们配合默契，关系十分融洽。徐向前钦佩邓小平的远见卓识，聪颖智慧。邓小平深知徐向前是一位勤于思考，胸中有大主意的人，因而尊重他、信任他，多次委以重任。1979年12月14日，邓小平还冒着寒风，亲赴徐向前住地，共同商谈军委工作的大计。1976年，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全国人民心系邓小平，徐向前对邓小平也极为关心。1976年底，邓小平患病，虽然此时"四人帮"己粉碎了，但还在"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徐向前忧心如焚，亲自打电话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要他马上安排邓小平住院治疗。陈锡联是徐向前的老部下，对他是很尊重的。陈锡联告诉徐帅，叶帅也来过电话，已经作了安排。

徐向前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邓小平手术后，徐向前又抱病前去探望。两位老战友的心，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雨，贴得更近了。徐向前极力支持邓小平重新工作，他很赞成叶剑英的话，"邓小平是不授衔的老帅，是老帅的领班。"

第二节深谋远虑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里，特别是在徐向前任国防部长期间，他对军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从战略到战术，从理论到实践，从军事工作到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从编制装备到人才培养，他以自己深沉思考的建议和著作，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

战略家们有战略家的思维方式和胸怀。徐向前首先在两大战略问题上，向中央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意见。一是外交战略，即国际战略格局；二是战争与和平，即对战争形势的估量问题。

在七十年代，中共中央提出"一条线"战略。徐向前感到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说，还是从中国的国际地位及所发挥的作用来说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他注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不断翻阅了大量资料，观察几年，认为有必要重新研讨中国的外交战略问题。于是，在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他明确表示，不赞成"一条线"的战略。但当时还是"按既定方针办"

的时期，徐向前的意见没有引起重视。

1983年6月18日，徐向前在和胡启立、杨德中谈话中再次提出，不赞成"一条线"的战略，请他们转告中央。徐向前说："我不是随便提出的，这几年，我翻了一些资料，一直考虑这个问题，今天你来了，谈谈我的看法，供中央参考。"徐向前的意见整理成参阅件，报告了中央。中共中央对徐向前的意见十分重视。不久，邓小平派姬鹏飞当面向徐向前通报了中央关于对美关系问题的考虑，征求他的意见。

中共中央经过精心研究之后，作出了调整外交路线的决定。

邓小平先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作了表述。1985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又作了明确的阐述，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个最重要的改变，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路线。我们有一段时间搞了个'一条线'，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改变到我们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个改变。关系十分重大，是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制约战争的战略性的改变。"6月17日，陈云到徐向前住地，两位老革命家谈到中国的外交路线，认识完全一致。陈云高兴他说："我们是不谋而合啊！"

对战争形势如何估计，是制定国防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解放战争初期，在"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

的论调甚嚣尘上的时候，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分析是冷静、正确的。他说："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①基于这种分析，才敢于以坚决的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战略进攻，"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才敢于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时候，断然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板门店停战谈判。

五十年代后期，中共中央对战争形势的分析有了发展，认为世界大战不①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1080页。

可避免，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强调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方面虽有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叫嚣，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的客观因素，但主要原因是把战争爆发的危险性看过了头。此后，弓弦只张不弛，越绷越紧。"太张必缺"。长期把许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到准备打大仗上去，严重地拖了经济建设的后腿，影响了国防现代化的进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以休养生息。显然，上述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及其政策，和党的总方针是不相适应的。1979年，在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战争能否延缓，究竟能延缓多久的问题。徐向前也谈到，军队按照中央的决策，也有转移的问题。但那时，基本上还是强调要有战争的准备。后来，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关于战争延缓的可能性就讲得更多了。邓小平1980年讲5年打不起来。到1984年，在军委座谈会上又说："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十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十年。"徐向前十分赞同邓小平的分析。1980年4月5日，他在全军后勤部长会议上讲话指出："依我看，打局部战争是可能的，打核战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比较小。还可以争取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和平环境。"1982年，他在听取杨得志总长和张震副总长的汇报时，又指出："现在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我们看近期内不会有进攻中国的战争。"

经过几年的观察、分析，军委主席邓小平在198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提出了新的论断："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毕竟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发展。根据以上这些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我们希望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不要发生世界战争。这是可能的，不是空话。"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战略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转变，是伟大的战略性转变。这一转变决策，集中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

科学的编制出战斗力。编制，是军队的组成形式，是军队总体力量的组织、协调、合成与发挥。徐向前十分强调编制的科学性。他在1980年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一般他说，军队的现代化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武器装备，这是物质基础：二是人，就是能使用现代化武器的人，这里面包括干部的培养训练、部队的教育训练；三是把人组织起来，把人和武器结合起来，这就要有科学的编制体制。无非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组织编制搞得好，打起仗来指挥才能灵便。"

1980年1月22日，徐向前把总参主管军务编制的副总长刘华清及有关部门领导，请到家中，专门谈军队的编制问题。徐向前首先强调，搞编制，总的要求是简便、迅速、确实可靠。接着指出，搞编制要从实际出发。既要考虑自己的特点，又要考虑人家的特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还要考虑战区的特点，根据不同的地形，不同的作战对象，采取不同的编制，一个模子不行。例如，坦克，开阔地应多放一些，特别是敌人可能空降的要害地区要多配。山地放那么多，用处不大。徐向前指出，平时编制要为战时服务。

现代战争打起来是很快的，突然袭击，海上、空中、地上、地下一齐来。是立体战争。敌人的编制、兵力部署，都是展开的，说来就来，并不像过去打仗那样，要哀的美敦书啦，动员令啦什么的。所以，我们的编制也要为战时服务。平时要编好，共同训练，人要熟悉，临时编不行。平时不搞好，打起仗来就乱糟糟的。徐向前还指出，指挥体制改革，要讲合成。不管叫军也好，叫集团军也好，部队编制是要合成的。坦克师、炮兵师，除军区控制一点外，多数要编到军里去。徐向前一再强调，总部、军兵种机构的设置，要从有利于打仗考虑，比例要合理。搞军务编制的人要独立思考，不能迁就照顾。徐向前最后强调，编制就是法规，编制发下去，就是法律。军务部门要坚持编制，要把关，不能无政府主义。否则，有编制等于无编制，只能增加混乱。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确有不合理的地方，再适当调整，以求完善。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的核心。徐向前在1979年为《红旗》杂志撰写的《为国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一文中说："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广泛应用，引起了武器装备的巨大变革，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成为国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改善和发展我军的武器装备，我们必须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研究探讨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应当遵循的方针和原则。"同时又指出："我国目前还是一个经济和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国家，而国防现代化又离不开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归根到底是以国民经济为基础的。因此，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必须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要首先保证国民经济有一个高速度的发展。如果盲目追求国防建设的大规模、高速度，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损害国防工业的基础，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徐向前特别强调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他认为，中国装备落后，技术也落后，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说中国落后15年，不是没有道理。所以中国要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时机，千方百计引进先进技术。但是，基点应该放在自力更生上。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军队，装备不能靠花钱买，主要靠自己造。

徐向前十分重视国防科研工作。他同刘华清等谈话时指出，宁肯装备少一点，也要把科研生产搞上去。解放以后，中国培养了大批科研技术人员，有了一支可观的科研队伍。关键是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大力加强新式武器的研制和新技术的开发。1978年，徐向前亲赴南口靶场，观看红箭73的打靶试验。试验是成功的，但其中有一发弹壳后座，从主席台旁呼啸而过。

参试人员在惶恐之余，深为愧疚。徐向前代表军委，肯定了他们的试验。给参试人员以极大的鼓励。1980年3月2日，他又去南苑机场观看一种新式飞机定型表演。当时，正值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来京参加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将领们苔聚北京，全体出席观看表演，盛况空前。

1982年元旦前夕，徐向前致信主管国防科工委工作的张爱萍，再次谈到空军飞机的研制问题。信中说："我总希望看到新的一代飞机的产生。1980年，我观看了XX飞机的表演。我总觉得。这种飞机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有些性能还是不错的。搞一个型号不容易，不要轻易否定它，况且，现在也没有新的、更好的产品可以代替。空军和航空工业部要采取合作的态度，协力攻关，切望XX能成为新的一代，这一代搞好，再研究新的一代，一代一代研究发展，这才是唯一的出路，靠买飞机是没有希望的。"字字句句，浸透了老帅对国防科研事业的热情关怀，体现了老一辈军事家想看到新一代国产飞机的迫切心情。他还主张，一种新的产品研制出来之后，不要一下子大量生产。应保留生产线，腾出钱来，再搞新的，保证军队装备不断更新换代。

他主张，改革装备管理体制，要统一管理，反对多头领导，以免相互扯皮。

人才是建军之本。徐向前一向爱兵爱将，惜才爱才。他当过教师，人过黄埔，还当过抗大的校长，十分懂得培训干部的重要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他讲得多的，也是人才问题。1984年8月，他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的《思想战线》杂志发表《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加速我军建设》的文章，①是他关于人才问题的重要著作。他在文中说："'人是创业之本'。

对军队来说，人才是建军之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至理名言。没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没有现代科学知识，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要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去研制，去掌握；军队的改革，军队的各项工作的创新和发展，都必须靠有觉悟、有知识、有文化、有才能的人。""军队各项工作的改革，首先要从重视知识、尊重人才、选贤任能着手，一定要彻底打破那一套'左'的东西的束缚，树立新的、正确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点。"

他十分重视院校的战略作用。他说："重视知识，尊重人才，院校要作表率。军队院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不是说'院校是集体干部部'嘛，这个集体干部部，一是要选好学员，经过培养、训练，使他们真正成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一代新人；二是要发现人才中的尖子，提出大胆破格使用的意见。"1981年，他就提出，"干部一定要经院校培养，不经过院校培养，不能提为干部。"当时这样提出问题，有些人感到，似乎生硬了一些。刚开始实行的时候，部队基层干部出现了一些缺额，部队中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嗷嗷叫了一阵子。徐向前听到了这些反映，仍强调机关干部下基层，咬紧牙关顶住，硬是不松口，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制度，形成了习惯，再也没有人叫了。徐向前还强调，院校要实行三级制。初级院校，要使干部具备一个军官必备的素质，是打基础的；中级院校，要使干部具备指挥战役战斗的本领；高级指挥院校，着重研究战略，把干部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战略指挥员。

徐向前积极倡导和支持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他经常强调，要用先进军事理论武装指挥员的头脑。他说："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现代军事科学就是战斗力。"1980年11月3日，他在同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谈话时，引用恩格斯的话说："革命将以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来与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作战。""不能只看到武器装备的重要，看不到军事理论的重要。掌握和运用先进的军事理论，即使武器装备是劣势，也可以战胜武器装备优势的敌人。没有正确的军事理论指导，战时就可能打烂仗，平时部队教育训练的质量就提不高，发展武器装备也会走弯路，强大的战斗力就建设不起来。"

研究外军资料，研究中国的军事历史，是徐向前热心的事。他熟读孙子兵法，讲话时，不必翻书，常常顺口引诵，恰到好处。他要求一个指挥员既要研究敌人，也要研究自己，做到知己知彼。还要求研究历史，做到古为今用。1978年，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徐向前的意见发了一号文件，批准军事科学院将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翻译出版。这部巨著的翻译出版工作完成时，徐向前十分欣喜，立即写信向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祝贺。对辛勤劳动的外军部工作人员给以勉励，使他们很受感动。1981年3月，军事学院外军教研室主任给徐向前写信，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情况。他阅后批转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并批示，"二次大战史的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除了进①此文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一些省市报纸都转载。

行理论方面的研究外，很需要从战争中学习。和苏、美、英等许多国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比较薄弱，现在开始初见成效，应继续予以重视。请召集有关同志研究。提出加强二次大战史研究的意见，并请在组织上予以落实。"在徐向前的关怀下，军事学院编撰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填补了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空白。

后勤保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向前多次和后勤部长洪学智亲切谈话，并亲自到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讲话，对后勤保障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看到福州军区报告反映，后勤干部似乎比别人低一等，这是一种错误观念。打仗，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别看飞机多、坦克多、大炮多，没有汽油，就不如一根木头棒棒好，木头棒棒还可把人砍死。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时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做后勤工作。"你们觉得后勤干部比人家低，我看你们还比人家高呢。"本来，一些后勤干部心有怨气，工作辛辛苦苦，但似乎比军事、政治干部低一截。

听了涂帅这番话，心里感到很温暖。1981年11月，徐向前又在对后勤部长会议的指示中，号召大家都来关心后勤，促进后勤现代化建设。

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文化大革命"中，军队破坏最大的要数政治工作。所以，徐向前不断地强调加强和改进军队的政治工作。1979年，他在《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一文中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的政治工作必须加强，不能削弱。为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政治工作要像过去战争年代保证完成战斗任务一样，贯穿到军队建设的各方面工作中去，并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改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做到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把政治工作做得更加切合实际，生动活泼，坚强有力，扎实有效。要充分调动全军指战员钻研国防现代化的积极性、创造性，培养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团结一致，同心协力，艰苦奋斗，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不断提高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水平，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必将更加无敌于天下。"

1980年，徐向前在接见总政治部领导人时指出："政治工作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实际，要研究新情况，研究工作对象的新特点。机关、学校、医院，海军、空军和特种兵部队，边海防部队等等各有自己的不同特点，政治工作要根据不同部队、不同特点来做，不要一般化。政治工作要同业务工作结合，政治干部也要学点军事，学点技术知识。这样才能把政治工作更好地贯穿到业务中去。要正确的认识和处理红与专的关系，引导人们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总之，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必须坚持，又要根据新情况加以发展，有些不适合新情况的做法，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改变。"

1986年，在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时候，徐向前又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谈精神力量问题。他说："'长征精神'是什么？主要就是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战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力量，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源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来源于党的经常教育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历史上的任何军队都无法比拟的。马克思说过：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红军有了坚强的精神支柱，就能化为强大的战斗力，就永远拖不垮，打不烂，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到底。""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

"兵民是胜利之本。"从1963年起，徐向前分管民兵工作。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1月，又重新担任军委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前后分管民兵工作10几年，对民兵工作、对后备力量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回忆录中，以大量篇幅、浓重的笔墨，论述了民兵的支前作用。他常常把战斗的胜利，首先归功于人民支前。

"文化大革命"中民兵组织受到破坏，个别的甚至成了"四人帮"的御用工具。粉碎"四人帮"后，徐向前大力抓了民兵组织的整顿、恢复、调整和改革工作。1979年6月，在中共兰州军区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简报，陕西省军区、山西晋东南军分区的情况反映中，都讲到民兵组织太臃肿，迫切要求"消肿"，对民兵组织体制进行改革。徐向前阅后批示："这些意见都是好意，也确实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动员部准备召集各军区有关同志研究一下，提出一些办好民兵的办法，很好。"8月，总参动员部提出了《关于调整改革民兵组织体制的意见》，徐向前阅后致信张才千、刘华清并曹宇光，指出：因为涉及到和过去中央的发文不一致的地方，先整简要报告，呈中央原则批示后，再写成详细文件分送各大军区、省军区、少数县的武装部征求意见。

明年适当时候再开民兵委员会。

根据徐向前的指示，报请军委办公会议同意，总参、总政于1980年4月，下发了《关于调查研究民兵组织调整改革问题的通知》，提出了缩小组建民兵的范围、压缩参加民兵的年龄、简化民兵组织层次、提高民兵的质量的初步设想。12月20日，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总参、总政又提出了《关于调整民兵组织问题的报告》。1981年3月，中共中央十一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报告"提出了实行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规定了农村、城市厂矿企业等单位的民兵组织规模，并将原规定分编普通民兵、基于民兵、武装基干民兵三种，简化为普通民兵和基干民兵两种组织。取消县编民兵师、公社编民兵团的规定。民兵总人数比原来减少了一半。随后，民兵工作又提出了"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的十六字方针。在民兵工作不断整顿和改革中，徐向前倾注了心血。

思考，深沉的思考，徐向前在思考中善于抓住新时期建军的矛盾和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八十年代初，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民兵的地位和作用，不少人一度有些模糊认识，有的地方甚至把民兵工作放到可有可无、近乎取消的位置。报刊文章的宣传也减少了。于是外电评论说，中国放弃人民战争了。针对这种情况，徐向前在《中国日报》发表了《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一文，专门论述人民战争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文章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外电评论说，看了这位元帅的文章，中国人民战争的思想没有变，没有放弃。1983年7月，徐向前在为傅秋涛主编的《中国民兵》一书题词中说："民兵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武装组织，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还是要打人民战争，民兵仍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是我军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他在为《当代中国民兵》撰写的序言中又说，"民兵是巩固国防的战略力量"，"人民战争永远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

第三节心里装着人民和战士

一位革命家、军事家，无不具有其特殊的性格、特别的品质。徐向前的特殊品质、人生的信条是什么呢？1984年元旦，他在广州休息时，给工作人员的赠言中，写了这样几句话："人之贵在于行，行之贵在于果，大小事皆然。"文字不多，言简意赅。勾划出一个少空谈、重行动，言行一致的生动形象。徐向前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说到做到，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战争年代，官兵同住一间房，同吃一锅饭，军官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官兵一致，情同手足。新中国成立后，能否继续保持这种官兵一致的传统作风，能否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这对一个执政党、一支胜利之师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告诫全党：要警惕"功臣自居的情绪"和"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徐向前以他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这些要求。

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40多年和平时期，徐向前始终保持着共产主义战士艰苦奋斗的本色。

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勒紧腰带过日子。最困难的时候，机关干部粮食定量不够吃，常吃一些代食品，徐向前怀着沉重的心情，和全国人民一样度难关。他经常让管理人员给他弄代食品吃。管理人员从老帅健康着想，有时想买点肉食，他总是严肃他说："全国人民都很困难，毛主席和周总理带头不吃肉，我能吃得下吗？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要时刻想着人民，想着部队，不能有丝毫特殊啊！"

10年、20年又过去了，徐向前元帅艰苦朴素的作风始终没有变。直到八十年代，他80高龄之后，对节约一滴水、一滴油、一度电都给以关注。他常常提醒工作人员关灯节电，节约用水。听说家中有的人洗澡时水龙头总是开着，他都提出干涉。他自己穿着朴素，虽然不再是土布、粗布，但也是穿涤卡布居多。1983年，他在北戴河登舰艇视察海军部队时，穿的是一件褪了色的灰涤卡上衣。海军干部战士看了十分感动他说："元帅穿的就是这样啊！"

其实，那还是比较好的一身衣服，平时在家里穿得更差。衣服的袖口、领口，常常缝了又缝，补了又补。解放战争时，他亲手织的一件粗糙的毛线背心，解放后一直穿了10几年。一床被面，直到洗破了才同意换下。他个人穿着不讲究好坏，但在北京市支援灾区募捐时，他却要选出自己好的单衣、棉衣、棉裤捐献。他习惯粗茶淡饭，每周都要吃上一两餐莜麦面、窝窝头之类。还一直保持着吃野菜的习惯。随着季节，什么柳树叶啦，榆钱、榆叶啦，萝卜缨、马齿菜等等，都是他常吃的。他常说，吃一点野菜，一可以壮筋骨，二可以不忘本。他住的房子，陈设很简单，修缮房屋，必须经他批准，严禁铺张浪费。墙壁多少年没有刷了，已经变了颜色，房修部门提出贴墙纸、粉刷，他不同意。会客室里的沙发，还是1962年配发的，横木已断了，修了多次，服务处要更新，他也不同意。沙发套补了好几块补丁，直到1985年，实在不能用了，才同意换新的。他平时很少外出，车子不能随便动用，更不能出私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出版，第1329页。

车、办私事。他的夫人黄杰，是1928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

前在纺织部工作，一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熟悉的人总说，这些事，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真正实行起来，特别是几十年坚持不懈，对一位功高位尊的元帅来说，更是难能可贵的。

徐向前对部下一向是"教之严，爱之深"。他的一些老部下。都记得那样一件事：1948年，运城战役之后，一个士兵因为不愿离开家乡，开了小差，以后又回到了部队。他的连长对他采取了不能容忍的污辱性惩罚。徐向前知道后，很生气，指示政治部抓住典型，对部队进行一次纪律教育、爱兵教育。他在讲话中说："干部首先是士兵的同志，是士兵的师长，是士兵的表率，是士兵的知心朋友。然后，你才能把士兵带好，才能使各个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的战士，变成一个战斗的整体，部队才能有真正的战斗力。"那位连长受了处分，他本人和全体干部、战士都受到了深刻教育。以后开小差的人，大大减少了。

徐向前80多岁高龄，对士兵仍然一往情深。冬天，他亲自到警卫班的宿舍，摸摸被子厚不厚，暖气热不热。当他知道战士们睡觉有些冷，指示服务处，给战士宿舍增加暖气片。节假日，他派人把水果、月饼等送到战士们手中，共度佳节。刚入伍不久的新战士，看到德高望重的老帅这样关心战士，激动得夜不能眠。原警卫班班长袁满囤为抢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徐帅十分沉痛，指示部队要向他学习，并亲笔题写了"优秀警卫战士袁满囤烈士"的墓碑。袁满囤烈士的妹妹到北京接过哥哥的枪，参军入伍后，徐帅在住所亲切地接见她，鼓励她学习哥哥一心为人民的精神，沿着烈士的道路不断前进，并在她的笔记本上亲笔题词："做一个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英勇战士"。

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有一批干部、战士致伤致残。国务院下发的有关文件中规定各地对伤残战士"酌情安排工作"。有些地区把残废军人当成包袱，没有安排他们工作，使一些伤残军人生活无着。《解放军报》内部简报反映了昆明街头残废军人佩带勋章乞讨。徐帅看后心情十分沉重，当即提出：干部战士战斗中负伤致残，战后给予妥善安置，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但从最近一些反映来看，有些地方的安置工作很不得力，影响军心。

请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并请总参谋长杨得志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严肃提出。

军队要求不要太高，但地方上一定要负责安置好。可否拨专款解决，专款专用，请参酌。杨得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读了徐帅的这番话，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国务院重新下发文件，规定对残废军人"一定要安排工作"。"酌情"和"一定"虽只两字之差，却关系着残废军人的一生，也体现了老帅对战士的深切关怀。

在徐向前的身上，融合着军事家的威严和长者的慈爱。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体会尤深。工作人员来自不同的岗位，有的20几年，有的10几年，和他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把工作人员的长处、困难都记在心里，处处给以关照，使大家感到温暖。在老帅的严格要求下，秘书和工作人员都养成了良好的作风。1986年，徐向前85岁寿辰。因为逢"五"，大家都想为老人家祝寿。但是他早在生日的一个月前就明令：谢绝一切祝寿的要求。于是，大家提出，在他生日那天，请老帅和大家合影留念。他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在合影之后，小护士们要求老帅和他们单个合影。老帅应允后，还特别点名要同跟随自己多年的司机、炊事员、管理员单独合影。

徐帅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亲如一家，对街道居民睦如乡亲。他每次见到居民委员会的人，总说："我也是柳荫街的居民嘛！"柳荫街的军民共建活动，他积极支持。连续四年中，作过多次指示，会见过参加军民共建的军队和地方的代表。柳荫街为有这样一户居民而感到自豪。他题写了《柳荫军民文明街》街名。在徐向前的关怀、支持下，柳荫街的军民共建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1984年国庆35周年游行活动，群众特地把徐向前书写的"柳荫军民文明街"七个大字刻上大彩车。原来治安状况不是很好的柳荫街道，20名"浪子"回了头，孤寡老人进了街道的敬老院，老有所养。百分之七十的家庭，被评为"五好家庭"。在纪念徐帅题词两周年的大会上，北京市委负责人赞扬柳荫军民共建的成绩，说在徐帅直接关怀下的柳荫街，是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面旗帜"。

在战争年代，徐向前领兵转战过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沂蒙山区，他时刻怀念着那里的人民，眷念着长眠在那里的战友。

在祁连山下的大沙漠里，掩埋着成千上万西路军将士忠骨。徐向前常常怀念那些革命烈土，永不忘怀那悲壮的征程。他在《历史的回顾》中，详细记述了那次奉命远征和西路军英雄的功勋；他常常思念着那些流落在异乡的西路军战士。他听说，有一位流落的红军女战士，在衣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默默地存交党费，一分、两分、一角、两角，到1984年竟存了400多元，交出时钱币都变黄陈旧了。徐向前认为这400元党费，是一个红军老战士对党的金子般赤诚的心。当伍修权、王定国等深入甘肃，调查西路军流落老红军情况返北京后，向中央写了报告，徐向前看后十分关心。在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和总政治部、民政部共同商定下，作出了对西路军流落老红军的照顾办法。

1985年，甘肃省委提出在张掖地区修建西路军纪念馆，徐向前认为西路军将士是英勇杀敌的英雄，应该为他们立碑，为他们写传，把他们的名字铭刻在党史、战史上。他满怀深情地作了指示："我的意见可以建一纪念馆，但以力求节约为好。"李先念、胡耀邦都同意他的意见。徐向前常说："我们这些人是幸存者，有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他怀念那些牺牲的战友，对他们的后代倾注了深沉的爱。许继慎是徐向前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在鄂豫皖苏区任过红一军军长、红四军师长。

全国解放后，徐向前打听过许继慎的后代的下落，但毫无结果。有一年，许继慎的儿子许民庆突然到北京找徐帅。徐帅当时身体不好，立即派秘书去见他，并给他送去路费、生活费。当时许继慎的家乡没有承认许继慎为烈士，家属也没有享受烈属待遇。徐向前当即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写信，说明许继慎是肃反中被错杀的革命干部，要关照他的后代。万里接信后，妥善地作了安排。此后，安徽六安县为许继慎建立了纪念碑。许民庆也受到了照顾。

蔡威，红四方面军三局局长，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侦听工作的创始人，牺牲在长征路上。宋侃夫、王子纲、马文波写信给徐向前，说蔡威的家乡不晓得蔡威是烈士，要求在党史人物志列上蔡威的名字。徐向前把信批给王兆国，并说："蔡威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红军干部，在破译工作方面是有独特建树的，他的遗属理应享受烈属待遇，请中办告福建阅办。"李荣桂，曾任红一师政委（徐向前当时任师长），在肃反中被张国焘错误杀害。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已为其平反昭雪。但"文化大革命"中，又被诬为"叛徒"。他的女儿李小坦，在安徽林学院任蚕桑系副主任，因此受牵连。

1986年，李小坦致信徐帅，反映了这一情况。徐帅便给林学院组织部门去函，证明李荣桂的情况。安徽省委组织部又来信调查，徐帅再次写信作了证明，李荣桂的历史问题才获解决。

徐向前常向秘书和一些老干部说，该证明的一定要证明，我们要对烈士负责，也要对他们的后代负责。

大山赋予了徐向前满身征尘，大山锤炼了他刚毅的性格。全国解放以后，他念念不忘山区来的乡亲。

湖北红安县的县长来了，四川巴中县的副县长来了，河南信阳地委、新县县委的干部来了。他们带来了一代老人的述说，带来了山区人民的痛苦、渴望和追求。徐帅接见他们，就像见到了故乡人，问寒问暖，问长问短，问得那样仔细，听得那样认真。山区人民的进步，他高兴，山区人民的困难，他关心。一次，信阳地委、新县县委的负责人来谈老区情况，秘书知道徐帅身体不大好，劝他稍坐一会，早点休息。徐帅摆摆手说："我正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一下老区的情况。"地委、县委的领导人为了不增加老帅的烦恼，把困难忍在心里，主要汇报取得的成绩。当时，有个年轻干部坦率地向老帅汇报了家乡的困难，人民的艰辛。

"老帅，你还记得七里坪吗？"七里坪，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当年的总指挥焉能忘记？

"我陪着新华社记者到那里作过调查。那里的人民苦啊！解放这么多年，没有多大变化，缺衣少被的现象很普遍，甚至确有几个人共有一条裤的。一个姓王的人家，全家七口人，只有六个碗！"年轻干部连珠炮似地说着。

徐向前听到这里，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之后一连几天，他都心情沉重，不住地念叨："解放这么多年，愧对老区人民啊！"从此以后，他禁止为他祝寿。一说祝寿，他就说："老区有的地方七个人才六个碗呀！我们还过什么生日哟！"

1982年，陈兰和邓六金带着老一辈人对老区人民的关怀，走遍了江西、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她们看到了老区人民的新的风貌，也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了老区人民的实际困难。徐帅看了她们的报告后，向中央写了《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他写道："看了陈兰、邓六金同志的考察报告，这两位大姐不辞劳苦，深入老区考察，精神可嘉。我也听到一些写战史到老区搞调查的同志谈过老区的情况。

这些地区的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有过重大的贡献。这些山区洒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到处都掩埋着烈士的尸骨。没有这些穷山沟和穷山沟的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建国三十三周年了，虽然党和人民政府采取过不少措施，对老区有过不少帮助，但许多地方没有什么变化，有的地方变化不大，甚至个别地区的群众连裤于都穿不上。有些老红军生活无着，无人照料。看了这些情况，我心里很难过，感到愧对于老区人民，愧对于革命先烈。吁请中央关注老区的建设。建议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派人对井冈山、大别山、湘西、四川、陕北等经济上贫穷落后的革命老根据地作些系统的调查。尔后，专门开一次会议，研究制定尽快改变老区面貌的措施。"

徐帅在报告中还提出了四条具体建议：（一）各地党委应该派最优秀、最得力的干部到老革命根据地工作，下定决心同老区人民一道，奋斗它五年、十年，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

（二）对老区援助的重点，应放在帮助他们提高生产自救的能力上，帮助他们创造发展生产的条件。否则，年年救济，年年贫穷，几十年贫穷落后的面貌不得改变。人民政府各部门要为老区人民着想，千方百计支援他们一些技术、设备，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完全应该的。

（三）进一步落实各项经济政策。发掘和利用山区的自然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靠山吃山，向山要钱，向山要宝。据我所知，像大别山区种茶、桐油树、漆树，植树造林等等，都是有条件的。在政策上，政府应尽可能地给他们优惠。我看到陈丕显、周子健、白如冰等同志都有一些调查报告，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请予以重视。

（四）请各地认真检查一下优抚工作，特别要注意调查少数老红军的情况，像宿县、涡阳县那样，妥善安排他们的晚年，使他们生活有依靠，病了有人管。逢年过节也不要忘记他们，使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中共中央很重视徐向前的报告，印发给中央、国务院各领导人参考。不久，国务院成立了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办公室，统一部署帮助老区人民脱贫的工作。1986年，在北京还召开了开发大别山区的动员大会。

人民的元帅，心里装着人民。他为国防建设呕心沥血，他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也是徐向前晚年的写照。

后记

《徐向前传》从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提出编写到出版，历时10年之久。

中国有一句老话：十年磨一剑，必成利剑。然而，10年写出一部书，未必能成为传世佳作。倘若这部传记受到读者欢迎，那是徐向前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光辉业绩撼动了读者的心。

徐向前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他戎马一生走过的道路，和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发展、壮大密切相联。他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创造，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战功卓著、德高望重、名扬中外，要为这样一位元帅立传，我们传记组的主要执笔人员如负千斤重担。10年多以来，编写组成员几经变动，又多是在兼职中写作，大家好象沿着一条光辉而艰险的崎岖山路攀登一样，一步步探索前进。

虽然从一开始我们就提出"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要传如其人"的写作指导思想，然而翻阅了记载历史的一些书籍文本，有的重大事件记述又不能全部令人信服。为着实事求是的探讨历史，理解传主"其人"，我们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请徐向前元帅先后作过几十次谈话。在查阅历史档案的同时，我们沿着传主的足迹，走访了山西五台山地区、广东的东江地区，访问了大别山、大巴山和祁连山下的许多战场，从延安到太行山、沂蒙山，又到华北平原许多城镇和乡村；凡是当年传主指挥过战斗和住过的地方，我们都尽可能找到。我们先后访问了200多位革命老战士，会见了数以千计的老区人民群众。档案馆珍贵的历史文献，回答了对历史上某些事件的真相；活生生的还未列入历史档案文库的谈话，使徐向前的崇高形象更加鲜明。

1987年底《徐向前传》征求意见稿打印成册后，即分送给有关部门领导和70多位老将军们审读。1989年5月，在武汉的张才千、孔庆德、肖永银、叶明、汪乃贵等参加了书稿座谈会；1989年8月，向守志邀请了在南京部分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对书稿进行了讨论；1989年10月，在成都由万海峰、陈明义主持，召集了有余述生、黄作军、张行忠、张天伟、康先海、陈正宏、廖家岷等参加的座谈会；1989年12月，在北京由李德生主持座谈会，刘华清、洪学智、陈锡联、陈再道、王诚汉、高厚良、杜义德、肖全夫、郑维山、徐深吉、张贤约、罗应怀、王政柱、胡奇才、魏传统、王子纲、王恩厚、梅盛伟、王定国、李曼村等参加了座谈讨论。在上述四个座谈讨论会上，老革命家、老将军们，以自己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为《徐向前传》书稿作补充和修改，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北京地区一些未参加座谈会的老将军秦基伟、宋任穷、刘志坚等，还专门找传记执笔者讲了意见。特别是对历史上有的重大事件，在传记中作出的正确的表述，正是那些老革命家、老将军们共同关注的结晶。

《徐向前传》在编写工作中，始终得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和有关部门、原政治学院党委和政治部、国防大学党委和政治部领导的支持。在传记正式定稿出版前，国防大学张震校长兼政委，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定稿出版工作。在传记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以及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办公室和山西、广东、湖北、河南、安徽、山东、四川、陕西、甘肃、河北等省的政府机关与档案部门的大力协助；还得到了各位元帅传记组、当代中国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各分卷编辑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在这里应特别说明的是，邓小平同志不但题写了《徐向前传》的书名，他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传记写作中正确分辨历史上某些是非问题，指出了方向。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的关怀下，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历史中重大的疑难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明确结论，为传记的写作提供了依据。

在纪念徐向前诞辰90周年之际，传记正式定稿出版，奉献给读者。这部传记的执笔人是：王文仲（第1、2和13-17章）、朱玉（第8-12章）、李俊荪（第18-20章）、李而炳（第21-24章）、张麟（第3-7章、并全书统稿）。欧国琳、郭春福、萧永义参加写了第5、6、22章初稿和部分修改工作，马长志、陈宝玲、葛恒军等参加了统稿和编辑工作。由于写作水平和认识问题的能力所限，这部书定有某些不周之处，敬请指出，以便在继续研究中修正。

国防大学《徐向前传》编写组一九九一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