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章 从"大跃进"到调整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 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 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 来一个大的跃进。"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让论《乘凤破浪》，提 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 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 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 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谁不照 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 家有个精神准备。"

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迅速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党内已经很难发表不同意见了。

这时的周恩来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他必须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 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并检讨 反冒进的错误。他的内心里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经过这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 他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 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 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使之健康发展。对 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 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 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 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

就在他做检讨的1958年1月下旬，他在审改《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 958年预算草稿的报告（草稿）》时，在文中"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 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的"15年内'之后，增加了"或者更多一点 的时间"九个字；并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改为"并且争取提前"。这些，在当 时"大跃进"的气侯下，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毕竟可以看出他同"大跃进"的倡导 者和积极拥护者之间，思想上是有距离的。

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 标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不了约束的作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建设 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8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 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议。这次会议对农业 形势非常乐观，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一 90％，据此提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 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有人发愁粮食吃不完，要缩小 耕地面积，实行园田化生产。这年有了许多"大办"，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 食放"卫星"，报告说稻子亩产几万斤。周恩来亲自去看，看了一块挂牌亩产10万 斤的高产稻田。田的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 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这是将几十亩田的稻子移在一亩田里，是弄虚作假。因为 当时有外宾在场，他没有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沉重。7月18日．周恩 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1亩地种了12万穴，他当即指出，要合理密植， 并提醒乡党总支部书记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 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量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 社员的口粮，并且告诫他们：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河南在大刮共产 凤时，周恩来到河南去视察工作，批评过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1958年的钢产量，原计划是620万吨，这是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上通过的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及1958年国民经济计 划的决议中规定的。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本年的钢产量增加到 800万至850万吨。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钢铁翻一番，就是要从195 7年的535万吨．达到1958年的1070万吨。于是掀起了全民炼钢、大办钢铁高潮，以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河南 省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米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身边 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 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 102万吨生铁，需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就要顾明到 河南去看看。顾明去看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实际上，其中最好的 也不过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 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恩 来为了减少盲目性，想加以引导，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钢铁会议。秘书建议把大学 里化工系的学生派下去，帮助农民分析化验铁矿石。周恩来采纳了，调了1．3万多 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但是，当时几千万人上山炼铁，这点大学生是无补于 事的。到了冬天，中共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 万人在山上，既无寒衣，又缺粮食，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指示：立 即下山。

大办钢铁，使国家直接损失几百亿元，大伤了我国经济的元气。"大跃进"初 始阶段的几个"大办"中，还有一个大办工业。地方工业盲目发展。周恩来不可能 从根本上来制止这些

"大办"，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泼了冷水。1958年7月，周恩来故乡淮安县 的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想为办地方工业解决钢材问题，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关 怀地询问了淮安的经济生活，但是向王汝祥建议：淮安县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农业 上。地方工业除手工业和土法生产的以外，今年不宜搞得过多，而已设备和钢村都 供应不及。倒不如集中力量先把铁木农具厂搞起来，然后再及其他。这一段话，说 明了周恩来是清醒地看到"大办"中的问题的，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当时未能引起全 党的重视，而在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思想下，在财政下放的体制下，各地互相攀 比，办起了许多无原料、挤占国营企业原料的社办、县办工业。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 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 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凤、"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 "左"倾错误，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 东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 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23日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办事要有充分 的根据，钢产量计划指标要降低，各部门都要把根据不足的指标降下来，破除迷信 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周恩来出席了会议。这 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 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 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

这以后，周恩来就比较好讲话了。1958年12月27日，他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 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1958年这一年，经验有两点，一是高速度的 发展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一是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第 二天，他又召集陆定一、康生、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 复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荣高棠、吴冷西、姚臻等，就文艺、卫生、体育 等方面在高速度发展中的一些偏差，进行商议。周恩来指出：要承认共产主义的热 情，但"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他还说：我们每个人的讲话如果不妥当，"完全 可以驳，不要树立迷信的权威"。

这时候，他已经在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1959年的人民生活了，12月24日， 周恩来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 居民点。当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 很难过，感到这是把党的谦虚作风丢掉了，变成了浮夸。在回来的途中，他向陪同 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人解学恭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 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 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

1959年从年初到7月庐山会议前，周恩来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纠正工作。他认为： 1958年全民办企业，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把材料占用了，大 企业反而感到不够了。他同中共石家庄地委、河北省委负责人研究生产时说：去年 由于对农业估产高了，在估高的基础上生产布局多了，造成了市场的紧张，现在要 落实，抓工业产量，抓农业生产、商品性生产和市场。"搞生产必须注意算帐"， "要搞综合平衡"。从省委起，都要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对于工业，他作了分析： 由于原材料不足，有些工厂不得不时开时停，停工待料；有些建设工程，安了柱子 没有房顶，建成了房子没有机器设备，或者有了主要设备没有次要设备，不能及时 投入生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基本建设摊子摊得多了，工厂、企业的增 加超过了原材料增长速度。他说：有些农村原材料过去是供应城市的，现在他们也 搞基建，办工厂，一个公社办一点，一个县就是不少的点，他们自己把原材料用了， 就没有城市原有企业可用的原材料了。技术落后的企业有原材料，技术先进的企业 反而没有了。

在庐山会议前，周恩来坚持和宣传了上述的看法和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他 在中共中央的会上也说。如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 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就批评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主观主义大发展"，"打破 了客观规律"，目前农村中对农业的产量估计过高。

1959年7月2日起，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 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读书，形势，今年、明年和四年的任务，综合平 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体制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 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等），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 教训进行讨论和总结。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了"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有以 下几点：计划指标偏高、基建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权力下放过多，把战 略口号当作了行动口号；工业上加工工业搞多了，原材料工业搞少了。他指出，只 有这么多的米，只能做这么多的饭，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这是一股革命的热 情，付的代价很大。他主张进行调整。

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全力抓调整这件事。7月10日到12日，他三次召开财政问 题座谈会。他在会上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目前急需抓综合 平衡：则政上的货币平衡、国家物资分配平衡和商品平衡，并提出了（一）国家要 算帐；（二）银行贷款要归口，专款专用；（三）对限额以下和以上的基建项目都 要分别采取措施，堵口；（四）对停办项目的人员要导流，给以出路；（五）增产， 活跃市场；（六）节约。

7月18日、21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的负责人开会，谈形势，摆问题， 算细帐，讨论计划工作。他在会上又强调要抓财政、物资、现金的平衡，指出要略 有节余。他认为1958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就补了15亿元。继续跃进过分紧张，耍抓 好综合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了。他提出：指标到底放在哪 个杠杠？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要大家考虑。7月23日，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开会， 提出当前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综合平衡没有搞好"，指标太高，"超 过了实际可能"，没有留余地，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落实。（二）产品质量下降， 需要解决。他指出要"当机立断"，下决心调整指标，"缩短战线"，准备"明年 把农业搞上去"。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迸"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提出了中肯的 意见。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周恩来也看了这封信。

这时候，一位同意这封信内容的人，隐约地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 着不安的心情，在7月20日左右的一个跳舞晚会上，询问周思来：你认为彭总的信怎 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 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不料，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错误地批了彭德怀，认为这封信是"资产阶级的 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 "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周恩来原来进行的平衡和调整工作，自然地也就中断了。 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 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还发出了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要求立即掀起"新的 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期间，周恩来的心 情非常沉重，很少发表意见。这次反右倾的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 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反对右倾的运动，使经济战线上一些敢讲真话的同志几乎都挨了批，有的甚至 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的路子继续1958年的走，继续"以钢为纲"，挤 农业，挤轻工业，挤人民生活，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1960年又是高指标，国家经 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要动员7000万人搞钢 铁。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进。 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 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 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 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 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

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 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井鼓励大家紧密 团结，战胜困难。

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

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 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 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 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 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

困难时期，周恩来突出地抓了粮食问题。

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那时候，全国 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 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 应，而1960年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 有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只有几天的存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吃 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 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 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备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 食、精简2000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并作出决定。

为了渡过困难，周恩来抓粮食抓得很细。当时的粮食部部长，一个星期要被找 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时晚上九十点 钟或十一二点钟去，谈到凌晨三四点钟。在深夜，邓颖超就送去一些饼干等，偶尔 也端来一小碗素挂面。这都是周恩来自己出钱，不向国家报销的。那年月，中央经 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 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 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 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 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600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1959年开始的，大约一直抓到"文革"开始。粮 食情况开始好转，是在1964年以后，产量逐渐回升，到1966年已回升到4000亿斤左 右，城市供应比较好了。为了解决6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在那几年中确 实是操碎了心。几年工夫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然而周恩来明显苍老了。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到1960年，眼看这种"跃进"已经 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要对国民经 济进行整顿。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 经济计划安排意见。国家计委原来提的意见是："1961年是经过'大跃进'后的一 年，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随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 高"；"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听取汇报后， 改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但补充了"充实"的内容，而且 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 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 了。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进一步提出，这三年 的缺点错误最集中的表现是指标定高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 例关系，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决定退够，留有余地；第二，重点调整， 打歼灭战；第三，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后来，他在1962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八字方针是 "以调整为中心"，"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 "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 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 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 较大幅度的调整。"

中国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正是国际上风云激变的多事之秋。中苏两党、 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疯狂扩大侵 越战争，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支援新兴的 民族独立国家，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忙于处 理大量的紧迫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调整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周恩来认为 自己既然是政府总理，就责无旁贷。他毅然地挑起了领导经济调整、亲自指挥调度 的重担。他向干部们阐述多难兴邦的道理，号召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困 难，勤俭建国。1960年10月，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 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1月间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凤"问题 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颁发执行，对于当时刹住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 整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62年1月 讨论起草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报告时，周恩来对所有制问题提出，应该 "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写进去"。 这个思想，是对于多年来农业上的"左"的错误的总结和批评。

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完全是为着解决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的，主要是解决积 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对这个方针，从提出到贯彻执行始终存在 着争论，中心是调整是否必要。周恩来坚持了这八字方针，措施坚决，国家的经济 回升得比较快。到1963年冬讨论1964年计划时，又有人提出说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 又可以开始跃进了。周恩来认为还要调整，要一直调整到1965年。到1965年，我国 粮食总产量接近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9％，积累和消费的比 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 工作走上了轨道，可以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14章 振兴中华提出四化

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我国的经济状况一天 天好转了。

周恩来是多么希望经济建设能够稳步地、持续地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呀！ 在这个时期，他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周恩来正式向全国提出"四化"号召，是在1964年12月20日到1065年1月4日召 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在这次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宣 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他说："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 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 国"。

再早一些，1963年1月底，他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过："我们要 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 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周恩来最早讲"四化"是在1954年。这年9月23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 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 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从1954年起，在以后的20多年中，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周恩来先 后讲过七次，内容越来越完整。"四化"终于为全国人民家喻户晓。

50年代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周恩来一面认真地领导大家学 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一面强调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中国 的国情。他不断发现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搬照抄，指出不能说苏联怎么样，我们就必 须怎么样，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分析研究，要有创造和发展。他当时提出四 个现代化，就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跳出已有模式的开始，是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新认识，是思想上的一个飞跃。

革命胜利了，怎样进行建设？苏联的经验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标准是工业总 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产值中达到70％。斯大林1933年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作总结， 就是说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经增长到70％，苏联已由农业国变 成工业国了。我国在革命战争年代，考虑过我国未来是要实现工业化的。毛泽东在 1945年曾经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 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前夕，毛泽东又说：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周恩来主持起草 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也提出， "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那 时，在这个草案里，提到的基本任务还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

经过三年恢复和一年建设的实践，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同志显然已在考虑"现 代化"的要求了。周恩来1953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上提到了"国防现代化"。 这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也提到了"现代化"，并且讲了"工业化"同"现代化"的 关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 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这说明 当时的看法是，"现代化"是由"工业化"而来的，要由实现"工业化"而促进 "现代化"。

在上面这些思想认识的基础上，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根据执行第一个五年计 划积累的经验，根据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实践的体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 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建设和发展我们的国家，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振奋人心激励 斗志的奋斗目标。当时提出这样的目标是很有远见的。因为，原来的"工业化"的 标准显然不能起到长期奋斗目标的作用。"工业化"的标准，如果按照苏联的百分 比要求，即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占70％，我国达到这个要求所需的时间并不 用很久。根据一些材料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我国现代工业产值只不过占国民经 济总产值的10％左右。1953年的统计，我国使用机器的工业的产值1949年约占工农 业总产值的17％左右，1952年是28％左右。1956年7月，周恩来在会见南斯拉夫驻华 大使波波维奇时讲到：我们要实现工业化，至少必须争取使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 所占比重达到60％到70％。这里所说的这个百分比大体相当于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 成工业国时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我国，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1241亿 元，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占56．7％。195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649亿元， 其中工业总产值1083亿元，占65．6％。195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980亿元，其中 工业总产值1483亿元，占74．9％。所以，如果按照60％到70％的要求来说，1958年 已经达到了；如果按照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成为工业国的百分比要求说，1959年也 已经达到了。

但是，周恩来多次对周围工作人员明确说过，他不赞成过早地宣布实现了工业 化。1956年2月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 化的口号。"

这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 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对工业化的解释有了创造性的提法。他说："我国社会 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 工业体系。"这一点，后来写进了"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 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中。《建议》要求"保证我国有可能 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能够由落 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引述了"八大"的方针："为了把我国由落 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 时间内，基本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就把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容充实和进一步发展了。

什么叫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中共"八大"上周恩来曾经解释过。他说： "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 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 人民生活水乎不断提高的需要。"后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说明："我 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他说："我们所说的 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 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 精密仪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 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但是，应该 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

这是周恩来在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对工业化标准的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我们国家 和民族在相当长时期内奋斗的目标认识的深化，进而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当然，现 代化的要求更为长远，更有号召力，更激奋人心；而现代化的目标一经提出，随着 实践的发展，周恩来的认识也继续发展着。

195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现在我们说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有所不同， 主要是现在不再把交通运输的现代化专门作为一项内容。这是因为周恩来后来作了 更改；同时，这几个现代化的提法，也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接受。 1957年8月13日到20日，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 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计划、预算以及国务院的体制等问题。他在会上 讲到工业的时候，说工业是"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他指出，"交通运输是要先 行的，但要全面安排"。因此，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包含在工业现代化之内，不 再单独列出了。这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 章中提了"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 义国家"。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也提了"尽快地把我国建 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也写上了要为这三个现代化而奋斗。1959年底到 1960年初，毛泽东在边读边议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讲到 建设社会主义，他说，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 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也就是耍重新提出1953、1954年周恩来提过的国防现代化。 但是，这个主张当时还没有经过中共中央讨论而成为统一的认识。这从1960年朱德 的一次讲话中可以看出来。这年9月，朱德接见和宴请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 致词中还是说"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 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直到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 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才恢复了1954年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把我国建 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边，把文化和科学联在一起提现代化，是并不很恰当的。周恩来主张"反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 文化"。他说："我们对欧美文化的态度，是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 西，为我们所用。""对封建主义文化也要先否定它，再批判地接受它好的东西。" 他认为更恰当的提法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56年1月，他就曾经说过："现代科学 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科学方面的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 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后来，他 在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它对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 重大影响，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有巩固的国防， 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1963年1月他在上海各界人士春节座谈会上，提出了 "科学技术现代化"。他在讲四个现代化的时候说，我们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现 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要使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 学技术的现代化"。

这个思想，周恩来也是早就有了的。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 问题的会议上，他说过"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 因素"。

关于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周恩来的认识后来也是有发展的。他进一 步指出不能孤立地提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同时还应当提出建立 国民经济体系问题，要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 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建立工业体系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 加速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程，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现代化和建立完 整的工业体系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出发，全面地有计 划按比例地发展。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完整地提出四个 现代化的同时，还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 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他这次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以及四个现 代化的内容和两步走的设想，当然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共同考虑和同意的。"四化" 的内涵已经是现在所说的内容；而两步走的设想，表明了周恩来的思想又进了一步。 第一步可以说是对工业化的思想的进一步深化，第二步则对"四化"提出了时限的 要求。

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四个现代化目标之后，本来打算从1966年起， 在建设上用"巨大的而又是稳重的"步伐，开始迈进。但是，"文化大革命"打断 了这个进程。

十年后，1974年冬，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在第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原来的身边工作人员参加了起草工作， 提议在报告中把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经济部分的重点来写， 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邓小平采纳了这个 建议。报告写出后，送周恩来阅后得到了同意。1975年1月18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上，周恩来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沉重的癌痛，以激昂有力的全国人民熟悉 的声音，作了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一报告使全场振奋，长时间地掌声 雷动。他再次给中国人民鼓起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指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三年、八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 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 意义，"随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 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

13章 原子弹爆炸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发出电报，说：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 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夜之间中国跨进了核大国行列，全 世界刮目相看。可是要做到这一步，却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其中包括了周恩来的心血 和精力。

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这件事，周恩来很早就已放在心上了。早在1949年春 季，解放中国的炮声还在祖国南方大地上隆隆作响，要出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的钱三强，想趁机在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 料等。他提了这个想法，又有些后悔，因为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解放区的经济 很困难，要拿出外汇实非易事。但是周恩来批准了。这件事使得中国的科学家感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新兴科学的发展大有希望。新中国建立后，从1950年 到1954年，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关怀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 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 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作了基础准备。

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 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 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 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

就在这一月，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找到办公室，详细了解我国核 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接着，毛泽东亲自主 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都参加了。会上，李四光、钱三强 等汇报后，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 大家高兴地笑了。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 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对人力培养要大力加 强。这次会议对我国核科技研究和核工业建设有重大历史意义。按照周恩来关于要 "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我国建设成了第一个比 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 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火箭专家 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交代他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 设想，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 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 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曾经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 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 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

1956年，周恩来亲自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在制定 这一规划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讨论中， 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不发展，主要是基础科学太差，科 学家太少，应该按照科学家的专长来开展工作，也就是按学科和专长来制订发展规 划；另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差，更应该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补齐缺门，基础科 学要重视，但技术科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有直接影响，应以此为重点，也就是按 国家需要，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重点加强与生 产的衔接工作。两种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表示：科学研究不能只为促进科学 发展而发展，应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总任务。于是，大家按照这个 方针，拟订十二年发展目标和分类课题，起草成分科规划。周恩来认为，这许多不 同学科中，总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对什么是重点，大家在讨论中又出 现重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 科学技术的发展应以此为重点；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实现现代化的方针，重点应该放 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上，以此来带动传统工业伎术和传统工业的改造，缺门的学科 也要及时建立，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两种思路两种对策，提请周恩来决定。 周恩来认为：现代科学新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应当选定航天技术 （当时叫喷气技术）、核技术、半导体、计算机、电子学和自动化为重点。按照周 恩来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最后选定了57项重要任务。

这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 "两弹"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要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 的。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 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 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这种情况，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共产党 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的。人力集中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等一批高等院校都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业。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 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1959年我国研制成功半导体晶体管电子计算 机。科技十二年规划提前五年，于1962年经过认真检查，具体项目基本上完成了， 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科 学技术水平提高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打下 了一个很好的基础。1963年，周恩来提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 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

到了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决策问题是：我们的导弹、核武 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是上马，还是下马？争议相当激烈。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 决的，表示要决心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 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当时调 整国民经济，全国其他基本建设几乎全部停了下来，但是这方面的工程不仅没有下 马，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决心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有七个 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 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子 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曾经提出一个主张，叫做"两弹 为主，导弹第一"。这个主张没有重点，使下面捉摸不透。周恩来在专门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思想。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门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同意了二机部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工作的"两 年规划"。这个规划在1963年3月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周恩来提出了 "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 性。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那一天，周恩来派张爱萍为现场总指挥，全 权负责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和贺龙、聂朵臻在北京，亲自在电话机旁听着 现场指挥口令和倒数时间的声音。张爱萍在核试验场手持话简向周恩来准确地回答 提问和报告情况。试验取得了成功，中华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 纷纷向我国表示热烈祝贺和同情支持。周恩来说：我们原子弹一响，美国的冲绳基 地就向关岛迁移了。他问二机部部长刘杰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杰答：现在还有 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 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四年多，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 保密，只字不漏。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 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得到了周恩来的 首肯。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十次专门委员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 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也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 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为大家制定了工作指导方针："严肃认真，周到 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 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他还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 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专门委员会议上他提出的"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 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 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按照这个方针，我国从1964年10月到1987年6月的近23年 时间里，只进行了33次核试验，而美、苏几十年来分别进行了800多次和600多次核 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提前实现 了原定的1968年进行氢弹试验的目标。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 个飞跃，我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技术水平 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最初只管核武器研制：1964年开始也管航天事业 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要以此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并把专门 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说："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 要从东风二号抓起。"对于原子弹，他指出：要加速小型化，我们要真正制止核讹 诈，就必须有自己的真正核威慑力量。在当时，要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核弹就必 须能装在导弹上，否则是不行的。1966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了原子弹和导弹结合 的试验，导弹装上真的核弹头，在自己国内从发射场打到降落地。聂荣臻亲自指挥 了这次试验，试验获得了成功。

周恩来又提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 这也是他的用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思想。专门委员会的第十三次会 议上，确定了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指出 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在1965年12月29日至31日的第十四 次专门委员会议上，周恩来还明确提出要求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 "明年中程、高空、核弹头，有对空的、对航的、低空的，后年要出更大成果。" 到1967年9月，我国防空部队终于用自己国产的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 侦察机击落了下来。

也是在这期间，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研制攻击型潜挺。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的成功，是周恩来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 确思想在科学实践中的丰硕成果。这项工作，我国是从零开始的。钱学森说过： "大家想一想，假使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那中国是什么国际地位？"

周恩来对每次核试验、导弹试验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都要亲自听汇报，找专 家咨询，仔细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求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考虑到，采取 最可靠的保险措施。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 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 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伤亡最 小，成功率最高。后来，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中央专 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的安全问题，井指出这是核动力 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这年11月的一次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我国 发展核电站应当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1974年三四月间， 他带病最后一次主持专门委员会会议，审查并肯定了上海的核电站建设方案。

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能够独立自主地顺利发展，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 下也没有中断，并为大规模地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这是 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与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15章 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1966年，正当中国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 这场灾难，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了 这场狂风暴浪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合谋，"借用上海攻打北京"， 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

《海瑞罢宫》这一文章。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 张等约定向周恩来封锁消息。文章写出后，江青说："不叫周恩来青。"《评》一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人民日报》被迫转载。转载 时加的编者按，是经过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他在编者按中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讨论问题。他是按照 学术问题来看待的。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开。在 这个会上，攻击了周恩来，说周恩来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 的要求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戴上了很大的"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 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 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大地还在颤动，他就赶到灾区。接着是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 代表团在我国参观访问。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 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 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在电台播出了。之 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 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已经是毛泽东批 评派工作组的时候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说：对 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他说：工 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 "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 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 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 等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 全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后唆使学生、红 卫兵"造反"，"火烧"、"炮轰"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意图搞得天下大乱，以 便他们乱中夺权。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稳住局面。中共八届十一中 全会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极力平稳局势，但做起来是十分艰 难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权由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 着，而且显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是一场持续而 曲折的斗争。

有的外国作家描述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 并最终制服它。"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像洪水猛兽，这时已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部 门，红卫兵冲击机关，揪斗干部的事不断发生。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中共北京市委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联络什么呢？他是要把 洪水纳入河道中去流。他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在联络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 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接着，他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从 8月下旬到12月中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 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有些会长达四五小时，有些会通宵 达旦，他千方百计引导青少年按党的政策办事。周恩来在讲话中，一再指出建国以 来的17年中，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大于缺点，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 要一分为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并不等于"黑帮"。也不是不革命，更 不是反革命。他谆谆告诉红卫兵："不能说全中国的大学、中学所有的领导都是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些 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 向错误，也不能划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说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 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年们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 连，到处"造反"，社会动荡不安。9月中旬，由周恩来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 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毛泽东后发出。其 中规定：各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抓 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 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 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 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等。这两个文 件发下去后，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它们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 对稳定，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坏性影响。

这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批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农村、工矿企 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建议，报毛泽东同意后发 出。同日．又报毛泽东后发出中共中央指示：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 部按上述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建议办。周恩来还专门加了一句："已经有红卫兵 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内外串连"，要他们自动地取消。

这月底，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时，认为"将两类矛盾没写清 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并亲自作了修改。10月1日，林彪在建国1 7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 同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 13期发表社论，也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不同意这 一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 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则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 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江青一伙感到十分恼火。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 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里边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 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 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公然诬蔑周 恩来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他又主 持起草并发出中共中央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 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 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 "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科室， 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 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文件指出，上述方法，可以同样适用于革命学生组织与农 村公社、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不应干涉 他们本身的革命和生产、业务问题"。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 众攻击中共上海市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 周恩来、陶铸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但是，"中央文革"派去上海处理这一事件 的张春桥，同王洪文达成协议。同意他们的要求，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党夺权的帮 派势力。

在中央，周恩来继续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旬，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 外面的人去冲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他还 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 实现。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 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 攻击"。张春桥、姚文元急忙赶到上海，接见"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头头们 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守回来。"6日，在他们指挥下，以 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接着， 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夺权之 风遍及全国，加剧了混乱的局面。1月下旬，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一 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稿，形成军委"八条命令"，如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 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 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行、罚跪等。周恩 来把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下去，指出八条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 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力图扭转混乱局面。2月中旬，由周 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 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 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 大义凛然的斗争。周恩来在会上还责问"文革小组"一伙：《红旗》第13期社论发 表前为什么不送阅？在2月16日碰头会的激烈斗争之后，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 王力就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向毛泽东作了 汇报。毛泽东在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到3月18日，江青、康 生，陈伯达等在中央召开的多次会议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这些同志，江 青一伙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逆流总后台"。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 的矛盾，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总理周恩来。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打倒周 恩来的标语。江青曾多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 姚文元在钓鱼台诽谤周恩来。周恩来巍然不动。2月18日，他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 派"代表时，继续指出：宣传、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 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3月21日，他在一个文件上加 了这样一段："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 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党的政策，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 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给外交路线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有人告知周 恩来，周恩来说："不通。"在他主持中央碰头会时，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禁 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军队 中文艺界的两派都要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而演出。周 恩来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都希望"两派同台演出"，以利于促进团结。但是林彪、 叶群支持一派，挑起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这月，造反派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 报、大标语，并称"总理是老保"。6、7月间，"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多次在会议 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不应是"八一"南昌起义，而应是"九九"秋 收起义。也在这期间，江青把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 启事"送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 （周××）"。周恩来立即以事实加以驳斥，说明"纯属敌人伪造"。林彪和"中 央文革"一伙企图整垮周思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王力、关锋、戚本禹加紧组织和 操纵着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传 单，他们要夺"旧国务院的大权"。王力在8月7日讲话，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 矛头直指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都表示支持。随即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 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林彪在8月9日鼓吹 "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混乱达到 顶点。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阅，毛泽东看后指出是大、大、大 毒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陈伯达才被 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9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 议上讲话，批评红卫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揪军内一小撮"、"对香港、九龙的 斗争"等错误作法。他在会见广州地区各派赴京代表时疾呼反对武斗，制止武斗。 他对财贸口各部"造反派"要夺武器、夺金库表示强硬态度，说："夺就是非法的， 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组织一些人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盗？" "如果夺金库就开枪"。他在接见前往哈尔滨的调查组人员时，批评了7、8月间极 左思潮的煽动，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枪，抓革命，促生产，促 业务。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 切党政机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 争焦点。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岗位，他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 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

1965年11月《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而主 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 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指示北京卫戍 区司令傅崇碧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 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却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送到另一家医院。 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 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一些人还是把罗瑞卿揪走后，周恩来反复 做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于老帅们的保护，更是人所周 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底的50天 中，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造反派五次，累计20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正确 对待陈毅的。12月31日．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把几位老帅列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代表，周恩来就向他们做工作，说：陈、叶两副主席和刘、徐、聂三位副主席， 是拥护毛主席的，"以他们做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 "反击二月逆流"后，陈伯达、戚本禹煽动群众攻陈毅，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布 置保护陈毅安全的措施。他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造反派"每次 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亲自参加，这是极有力的保护，但又等于陪斗。有一次，他 在连续工作18小时后又因遭到一伙人长时间围攻，而心脏病发作。对贺龙的保护， 周恩来也是作了最大的努力。1966年7月，康生诬陷贺龙等在北京"调动军队搞二月 兵变"。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尤的材料。12月，周恩来为了贺龙能正常 工作和休息，帮他移住国务院新六所。月底，江青煽动群众造贺龙的反。

1967年1月9日．林彪亲自攻击贺龙。接着，贺龙家被抄。周恩来把贺龙移住到 中南海西花厅。不久，中南海也分成了两个群众组织。周恩来对贺龙说：现在中南 海也不安全，我另外给你找个安静地方，休息一下，秋天再接你回来。他把贺龙移 住到西山某处。对外，他不断嘱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 2月22日，江青要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但后来林彪、 江青侦知了贺龙藏身之处，把他作了转移，周恩来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林彪摔死， 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他派人专程接回贺龙夫人薛明，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 聚了。彭德怀是1966年12月被江青指使"造反派"从成都劫往北京的。彭德怀所在 单位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下达二条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 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 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 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红卫兵把彭德怀劫 持到北京火车站后，立即向戚本禹报告，成本禹眉飞色舞地在"文革"碰头会上通 报这个消息，恰好周恩来在场。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 随后他就离开会议室，亲自去安置。彭德怀暂时被"监护"期间，从年底到1967年 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对其他老帅，周恩来也倍加关注。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他曾在夜深人 静的时候，带着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1967年2月上 旬，"造反派"在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并通报给 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林彪、江青一伙反"二月逆流"，抓 "军内一小撮"，一些群众组织要冲击老帅们住地。周恩来专仍找卫戍区领导人研 究保护措施，要他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帅们受 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这年八一建军节，林彪、江青等坚决反对徐向前、聂 荣臻、叶剑英出席招待会，周恩来决定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得到毛泽东同意，三位 老帅仍旧出席了招待会。周恩来为了避免意外，还布置了老帅从住处到人民大会堂 的行车路线。10月，老帅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 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1966年12月，当周恩来得知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被揪走后，立即令傅崇 碧、周荣鑫把人找回。他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并指示要 保护好他们。后来，卫戍区找回了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批评了抓人的组织。 当一些人要揪斗薄一波时，周恩来批示薄"休养六个月"。去了广州。12月下旬， 国家经委"造反派"赴广州揪薄一波，中共广东省委报中央办公厅，周恩来指示： 应由军区派队伍按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后来，薄一波在被"监护"期 间，备受折磨，周恩来指示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当康生煽动一些人制 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件"时，周恩来亲自起草电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吉林省， 指出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同时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他们的 出狱确为"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则千方百 计关怀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1日 到5日开五天。到8月4日，决定延长，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 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 陶铸始终不发言。9月间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 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听到后，立刻转过 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他才继续讲话，说：即使是犯了路 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10月中旬，有的 学生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派童小鹏等去布置劝阻。这时， 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去听取批判，周恩来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 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11月中，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 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从他上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 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 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他给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 少出中南海。12月，清华大学的群众组织又提出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请示"中 央文革"。"中央文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动都支持。周恩来知道后嘱咐，如来 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王光美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 办法。1967年1月，在江青怂恿下，蒯大富用谎言企图把王光美诓出中南海，周恩来 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刘少奇家，可惜王光美已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 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无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 清华坐催，终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各门外叫嚷要揪斗 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 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1．5万余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 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在这滔滔恶 浪袭击中，周恩来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 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坚定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 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 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他拼着一身，保护了刘 少奇、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1968年刘少奇病重，周恩来还动员 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去护建。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是写不胜写的。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 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 批斗的领导干部住进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他说服红工兵和 "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他劝"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 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 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写电报稿叫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 取保护方针。他对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季四光、华罗庚等也都想方设法保 护过去。许多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甚至普通党员、一般群众，都深深记得在那惊涛 骇浪中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党内外干部， 他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有时候，他根据毛泽东叫保护某人 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了一大批；有时候，他采取的保护干部措施事后得到毛泽东 的支持。例如，周恩来要傅崇碧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 委负责人送到安全住所保护起来，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追问傅崇碧 这些人的下落，追得紧了，傅说了句："上面知道。"周恩来则坚持不允许他们批 斗。当天，傅崇碧见到毛泽东时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赞同说："总理做得好。"第 二天，江青一伙又拍桌子追问，傅祟碧就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不敢 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毛泽东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但是，尽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 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 一一如愿。到批判所谓"二月逆流"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 革"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江青等攫取了党、政、 军的极大权力。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碰头会还有周恩来参加，他在内部力排 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力能保护的一切，保存党和国家的元气。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 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 缠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 的各种问题。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 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 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 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当时，学生免费乘车"大串连"。周恩来担心的是铁路停 断和阻塞，整个国民经济瘫痪。林彪、江青等要"天下大乱"，周恩来则一再嘱咐： 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这年农村 "三秋"任务的完成和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暂时稳定。

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 的规定》的批件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领 导班子瘫痪了。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 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生 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作斗争 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说："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 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 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当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 "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 产就会自然上去。"他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 家怎么办？"

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谈会，是一次重大的斗争。陈伯达。王力等企图发 布他们起草的文件，否定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规定。 为了防止把工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他们起草的文件草案拿到在京 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谷牧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写了 一个修改稿《十五条》。这是一个防止"文革"把工交生产继续搞乱的文件，明确 提出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分期分批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 串连等。11月22日晚，周恩来、李富春把这个稿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 的肯定。但是，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听取谷牧关 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谷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准备了"汇报提纲"，系统地提 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中央文革" 一伙人立即围攻批判。6日，林彪对"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说工交 座谈会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这次会后，由陈伯达一伙搞了一个《关于抓 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 可以串连等。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发全国。至此，全国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 受到严重影响。

196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是顺利的，仍然保持着60年代前半期调整 国民经济的好势头。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逆转。从1967年1月到1968年，"文化大 革命"恶性发展，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各级领导机关陷 于瘫痪，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 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 比1967年下降4．1％。交通运输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1967年5月，周恩来向 毛泽东汇报，说明铁路、航运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泽东支持这个 意见。周恩来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肖华、构成武、谷牧等讨 论，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周恩来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 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 产、运输调度工作，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他的良 好愿望未能完全实现。

1968年12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是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 状态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会议从12月初开始后，各地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 争吵不休、互不相让。12月27日凌晨，周恩来疲惫已极。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 "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 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 个1969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 周恩来批准后下达，1969年第一季度将要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 论1969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到会上作报告，阐述"以农业为基 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 针对林彪、汪青一伙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毛主席语录已发 行7亿多册，毛主席橡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 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这期间，他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进行着持续的斗争。1969年7月，二机部汇 报说，林彪下令要把在一线的原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制止了这个毁灭性 的破坏。这年4月，他召集李富春、余秋里、粟裕以及国防工办、国防工业军管小组、 冶金部、一枫部、三机部、七机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解决飞机生产方面的质量事 故问题，对检验制度的取消提出了批评。1970年2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 "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3月，他在接见全 国计划会议代表时又说："不是不要规章制度，合理的不能破。"从1969年起，工 农业生产状况有所好转。这是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 力、坚持斗争得来的。但是，由于当时"左"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 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林彪一伙借口备战，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 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盲目大上 军工项目，不断扩大规模，造成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1970 年固定资产投资又过度膨胀。这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 纲要（草案），于同年9月提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等的破坏， 也没有讨论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日益危险的倾向。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是不理解的，正 如他1967月29日在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 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 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 立的把你冲垮"。他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人说：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 入苦海。"这些话表明了他当时的沉重心情和辛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 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 常工作继续进行，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 党内外的干部。他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 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苦又强韧的战斗，有时候，甚至不得不说一些不想说 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后来谈到周恩来时所说："在 '文化大革命'时，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 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 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周恩来维护了党 和国家的大局，相当一批干部保存下来了，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终于没有崩 溃。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 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革'要让我少活十年。"1967 年2月3日，他感到异常不舒服．经医生会诊，发现有了心脏病。他叮嘱秘书保守秘 密。这年夏天，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9月24日，他对邓颖超 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到1968年9月，总理办公室被迫 撤销，只留下了两个秘书，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得由70高龄的周恩来亲自动手。人们 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 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他不能休息。如果他离开岗位，林彪、江青 等正是求文不得。正如国外有的作者所说的："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 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一定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 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 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 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相互勾结，狼狈为 奸，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们在结成联盟的同时，彼此间又存在着尖 锐的矛盾。1969年中共"九大"，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九大"后，他 们间的矛盾增大，到1970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 的趋势，他图谋提前"接班"，从而发生了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的 突然袭击，打乱会议的原定议程，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企图让林彪当上国家元首。 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粉碎了这次阴谋。他不顾自己有心脏病，极度操劳，甚至有一回 因连续工作36小时而昏厥。这次会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主持华北会议，揭发 批判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推动了批陈整风运动逐渐展开。1971年3月初，林彪说： "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蛾'，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 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他授意林立果 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林立果等制订了取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武装政变计划。 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五个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负责人谈话，点名批评林 彪及其一伙。林彪策划在途中杀害毛泽东。在北方，林立果交代必要时"要把周恩 来干掉"。由于毛泽东有所察觉，提前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京，林彪他们的谋杀计 划没有得逞。9月12日前后，周恩来连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审定第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稿。13日晚10时半左右，他得到报告，北戴河林彪 住地出现异常情况而且当地有飞机，周恩来下令追查飞机的行动。午夜12时半，得 知林彪乘飞机强行起飞。周恩来立即下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 雷达监视天空。1时50分，空军调度室报告：林彪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荧光 屏上消失了。周恩来放下电话简，生气地说："叛徒。"他立即乘车在中南海报告 毛泽东。随后，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劝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暂住，并指挥了拦截 林彪死党周字驰等劫持的直升飞机的战斗。3时左右，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 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 保卫北京、保卫中央的工作。后来，得知林彪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 亡。周恩来指示中国驻蒙古大使带随员亲到现场察看，处理善后。

这次事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指挥调度，防止各种突发 事件。他的机智果断的处理，周密的安排．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