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tails: Category: 朱德传; Created: 08 April 2018

41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 朱德传 | 共和国人物

41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一九五四年九月，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同。

大会通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这时候，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战胜严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年九月，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经济原来十分落后的中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怎样才能较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怎样逐步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建国不久的当时，对这些全新的课题谁都缺乏经验，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它也成为朱德关心和思考的中心问题。

朱德被选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时，已经快满六十八周岁。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已是年近古希一九五○年底，他患过一次654夕比较严重的肺炎，中央曾决定他到外地疗养了三个月。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他仍不辞劳苦，每年都用两到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到农村、工厂第一线，找当地的领导干部、专家和工人、农民谈话，调查研究，同他们交换意见，然后给中央写报告，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重大决策。为此，朱德跑遍了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外，其他盛市、自治区他都到过。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东海之滨到西北高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对经济建设工作，朱德历来是十分重视的。早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对这方面就一直给予特殊的关注，花费了不少精力。南泥湾的开垦、军工事业的建设等，都是显著的例子，新中国成立前夜，他更一再强调这将成为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他在纪念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大会上指出：现在，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国胜利以后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①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又说："革命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发展工业，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工人阶级的要求，也是我们党的要求。"②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着旧中国留下的破烂的摊子，朱德深知，要顺利完成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团结全国人民，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积极性，万众一心地共同努力。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朱德在和煤矿工作干部谈话时指出："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我们的工作中心已开始转向经济建设方面，"应该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方面的人来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就全国来讲，共产党员无论如何只占少数，我们要是不善于和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生产建设的任务也是不容易顺利完成的。"③一九五○年一月十日，朱德在全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团结，不但工人阶级本身要团结，而且要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农民，共同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④朱德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进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他明确提出"依靠技术建设国家，依靠群众完成工程"⑤的观点。第二年八月，他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又强调：自然科学工作一定要同全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国防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对发展自然科学是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朱德认为，为了发挥科学技术在建设国家中的作用，必须重视知识分子，积极培养各种有文化、懂技术的人材。一九五○年他在机械工业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技术人员这样少，这样缺乏，假若再使用不当，不能让他们很好地工作，贡献力量给国家，则对我们的工业建设将是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

"我们必须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组织工人学习文化和技术，号召老干部学习技术。"⑥一九五一年，他在全国纺织工业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我国的知识分子为数很少，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技术知识和业务知识的知识分子，是国家重要的财富。"⑦为了团结全国人民投入经济建设工作，朱德十分重视要正确地决定政策。他曾多次强调要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一九五二年的"五反"运动中，没有把城市独立劳动者和小业主同一般资本家很好区别开来。为此，朱德于三月二十二日写信给刘少奇，提出对独立劳动者应该采取正确的政策。他说："在'五反'中，我们曾将城市工商业者，按照他们的行业和守法与违法的程度加以划分，这是必要的。""但是，最近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城市工商业者，还必须从其阶级关系上、经济活动的性质上来加以区别，井以此来作为我们决定政策的基矗""城市中的独立劳动者（包括大量的小手工业者在内），应该与资产阶级严格区别开，不应把独立劳动者与一般资本家放在一起统称为工商业者。"

"这些独立劳动者，虽然占有很小一部分资金，但他们不雇人或只雇很少几个学徒，并且他们都是直接参加劳动的。所以，决不应把他们与资产阶级同等看待，而应该看作是与农村中的中农同一性质的阶层。在这次'五反'中，也证明他们完全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

各城市中的守法户与基本守法户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属于这一阶层。"

"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帮助他们大部分组成生产合作杜，使其与国家经济联结起来。""国家对于独立劳动者的政策应与资本家有原则的不同，在税收上，在贷款上都应在有利于生产的条件下给以优待。""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工人阶级的周围，同时也更有利于城镇的生产。"⑧建国初期，过去长期战争年代中形成的各地区财政经济工作分散管理、分散经营的状况一时基本上还没有得到改变。随着国家的统一，国家财政也必须统一。一九五○年二月，朱德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说："财政的统一是我们多年来争取的事"，"今后我们必须在统一的基础上来建设全国的财政。"

同时，他又认为不能过分强调中央集权，提出将来要建立中央、盛县三级财政体制的设想。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谈了如何充分发挥银行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问题。他说："过去我们也有银行这个工具，但是没有好好利用，只是发点票子。"今后，"全国要广泛建立银行网。银行必须负起很大的责任来，掌握资金，监督生产。""财委要经过银行来掌握家务，使银行成为国家的总会计。银行不仅是一个发票子的机关，国家的投资都要成为银行的贷款。"对国家的建设事业，"银行必须起监督作用"⑨。一九五二年，朱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今后"除逐步建立农业银行之外，我们还应逐步建立工业银行、基本建设银行、商业银行、合作银行、对外贸易银行，以加强对各该部门的业务活动，并使总行更便于执行总的调剂职能和进行监督。"

⑩

一九五一年，中共中央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准备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朱德写信给毛泽东并转中央财委，对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五条意见：（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把钢铁、石油、煤炭、有色金属、机械、电力、化学等工业的经济和技术基础打好，同时，适当发展建筑工业和纺织等轻工业。（二）关于财政统筹统支问题，统倒好，包不了，而且也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对划分地方预算的巨大经济和政治意义，现在还认识不足。划分出地方预算，至少有这样几个好处：一是可以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二是可以节约国家开支；三是可以解决地方开支的需要；四是可以帮助地方发展工业。因此，必须逐步而又迅速地实现地方财政和区乡财政。（三）注意发展地方工业，国营工业和地方工业应当明确划分。（四）必须保证对外贸易的平衡，并力求部分出超，以形成对某些国家的储备，以备转口之用。（五）农业除兴修水利、改良技术、这种除虫外，还应逐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移民开垦。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这一方面是由于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拿钢铁的人均产量来说，在一九五○年只有二点三七公斤。

钢铁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生产资料都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材料。为了获得能依靠自己力量来实现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为了给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机器设备，需要尽可能使重工业有较大较快的发展。

朱德对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在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后不久，便在这年十一月四日视察了北京西南郊的石景山钢铁厂。

石景山钢铁厂是首都钢铁公司的前身，当时的规模还很校朱德早就到那里视察过。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他给石景山钢铁厂全体职工写了一封信，里面说："你们的厂目前虽然还只能每年生产儿十万吨，但国家对它希望很大，它是有根大发展前途的。因此，我希望你们更好地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钢铁生产方面的新技术，为石景山钢铁厂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矗"(11)朱德这封富有远见而又热情洋溢的信，给了全厂职工以极大的鼓舞。以后，他又多次地到这个厂去视察，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包头钢铁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始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当时，我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各方面的条件还很困难。包钢在规划设计上存在着贪新、贪大的思想，没有考虑充分利用旧包头原有的基础，而是主观地设想在离旧包头市几十公里的荒原沙漠上建起一座六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而且在厂房没有建起前，就先盖起几幢高标准的西式办公大楼、职工宿舍和其他设施。朱德认为，这有悸于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应该重新考虑这个规划方案。

为了进一步弄清包钢的筹建情况，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朱德先找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周荣鑫、宋裕和，听取他们的汇报。他在听后说："包头是否要建成一个新城市？而且又搞得那么漂亮？值得考虑。"并且指出，盖办公楼之类的房子标准不要太高，比老百姓的房子稍好一些就可以了，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多钱，省出钱来多发展工业。(12)六月五日，朱德带了有关方面负责人到包头实地考察。十日，到达包头，听取中共包头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汇报，说服他们重新考虑规划方案。他提出：城市规划是否要那么大？建筑标准是否要那么高？然后说：职工宿舍要和老百姓的住房相称才好，要"穿草鞋"。包头的人口将来不会发展得很快，不宜规划过大。要就地取材，适应当地习惯，不要大搞西式建筑，企图一劳永逸。要降低建筑标准。(13)他在到建筑现场察看后，十二日又对包钢负责人说：要在现有的基础上一步一步来。目前人民的生活还很困难，在生活上要向下看。(14)六月十四日，朱德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和包头市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你们都是想把国家工业化快些搞上去，热心是好的。但是，贪新、贪大、贪多，一切都学习苏联的经验做不到。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学外国的。目前我们国家还很穷，资金不多。在建设中，能省的就要省，尽量做到就地敢材。对包头旧城的一切要尽量利用，不能完全丢开旧的去建新的。我们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及需要和可能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脑子太热，跑得太快，结果会事与愿违。原来的设计规划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失败的。要重新考虑新的设计规划，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力求做到省和好。(15)六月十五日，朱德参加中共年蒙分局常委扩大会议。分局主要负责人发言说："朱总司令这次来内蒙大家都很欢迎，帮助内蒙解决了很大问题，尤其是包头建设规划问题。分局和地委的干部思想基本上通了。"(16)朱德在会上就内蒙经济建设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经过朱德耐心地做工作，内蒙和有关部门的干部都想通了。他们根据朱德的意见，重新修改了规划方案，为国家节省了大笔资金。

对重工业建设中利用原有基地、提高产品质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等问题，朱德很注意。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他对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说：过去我们对石景山、本溪、上海等地钢铁工业的老底子注意不够。在五年计划中，建设新的工厂固然重要，但改建老厂也很重要，因为这样做又快又剩建设工业，大的厂要搞，小的厂也要搞，而且小厂有时候也能解决很大的问题。(17)同月二十四日，他对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说：要特别注意保证产品的质量。东德的蔡斯工厂技术很高，产品都是经过严格检验的，所以它的产品在世界上有根高的信誉。我们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18)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对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何长工说：矿砂出口比粮食出口值钱得多，用这些东西换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就能加快我们的建设。(19)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朱德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后，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表扬了该厂在建设中少花钱多办事、勤俭办企业的做法，建议向全国转发该厂的经验。(20)这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同黄敬谈话时又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建了很多厂，但缺乏原料，现在不得不返回头来搞原料。我主张把钢、铁、煤等原料工业搞突出些。如果缺乏钢材，还可以进口一些。(21)我国在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由于自己缺乏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基本上是沿用苏联的做法，强调中央集权。这在当时说来是必要的，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来建设国家急需的重点项目。但它也存在弊端，主要是中央统得过多、过死，限制了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些弊端就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了。

朱德对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认识得比较早。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他说："最近一个时期，在财政统一上所发生的统多了、统死了的错误，相当地削弱了一些地方政权的积极性，因为想办事没有钱，这是不利于发展生产的。"(22)他认为，要比较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只靠中央的积极性是不够的，必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建立起能同时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几个方面的关系中，当时他更多注意的还是如何在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六日，朱德指出，今后为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进一步贯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财政分级管理的方针"。(23)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同黑龙江省领导人欧阳钦谈话时说："要逐步建立中央、盛县、乡四级财政，各自都有独立性。这样才能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4)十二月七日，朱德在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现在中央一切都包了，整个社会不能发展，不能发挥下面的积极性。""现在的制度是死制度，不是活制度。"(25)在工业管理体制上，朱德也主张将部分工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一九五六年五月，他视察山西省的工业生产后，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今后中央有关部门最好把一些小煤矿及金、银、铜，铁等有色金属小矿和小型炼铁炉让给地方去搞。地方工业利润问题，请中央考虑能规定一定的比例给地方，在中央全盘计划下，经中央批准，把利润主要用在发展地方工业上，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26)六月，朱德又到辽宁省视察工业生产情况。

回京后，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上边统得大死"，"我认为国营工商企业由中央各部和地方实行双重领导最为合理。"(27)在商业管理体制上，朱德主张放得更活一些。他向来认为国家在这方面不要管得过多过细，应该放开一些。他说：象蔬菜、水果这类东西，要放开，让合作社去办，可以养活很多人。经济是国家的命脉，要流通。经济流通了，国家才能发展。(28)小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也应该让合作社去搞，不能把什么都收归地方国营企业所有。否则，一方面国家要吃亏；另一方面对群众也不方便。"社会主义不一定什么都交给国家搞，合作社搞也是集体经济。"

(29)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他还对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说：商业部门是管商业流通的，要多想生产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不能光想赢利，不能说赚钱越多越好。(30)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个讲话给了朱德很大的激励。他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在八月间写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以下筒称《意见》），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思想作了许多重要发挥，并且再一次强调了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的问题。在谈到四级财政体制问题时他认为："起码也应该先把中央和省（市）这两级划分清楚。至于省（市）以下的那两级，可由省（市）量力而行，能划分下去的就划分下去，不能划分下去的就由省（市）暂时包起来。"(31)在谈到工业体制问题时，计对那种认为地方上管不了、管不好的错误观点说："难道地方党不管就可以搞好吗？重要的问题在于把职权划分清楚。"(32)在谈到商业体制问题时说："如果全归国家所有，一方面商业业务复杂，涉及面很广，上至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国营商业很不容易领导起来；另一方面在工资、福利、修建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困难??国家很难全部背起来；再一方面是失去了群众的监督与关心，更容易产生官僚主义。"(33)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经济建设中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朱德对此是赞成的。同时，他也很强调发展轻工业。他在《意见》中说："轻工业在我国是有基础的，不仅可以积累资金，改善我国人民的生活，就是产帮助兄弟国家上，在对外贸易上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应该适当地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来改建、扩建或新建一部分轻工业工厂。对手工业工场，也应该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使它逐步地由半机械化走向机械化，这也是发展轻工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34)在工业建设中，朱德很重视利用我国原有的工业基矗广东的丝织业是有着历史传统和良好基础的。朱德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写信给中共中央，主张广东应该多发展养蚕事业，适当提高蚕茧的收购价格，宣布不增加桑田的农业税，对在山坡上种桑的五年内免税，并适当贷款，发放蚕种，加强技术指导。(35)朱德还比较早地提出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相结合的问题。并且多次建议中央考虑把军工和民用工业的生产结合起来，说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的《意见》中指出："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是很快的，旧的东西不断为新的东西所代替、更换。因此，军人装备不宜大量生产，过多积压，而要充分运用这些工厂的设备能力，进行多种生产，使之服务于经济建设，并使投资有所效益。"(36)朱德鉴于国际局势的缓和，多次向中央提出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意见。他在《意见》中说："过去对沿海工业的疏忽，主要是怕打仗，怕打烂。

当时这样估计也是对的。""但在国际局势已经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充分地利用我国沿海工业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的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沿海工业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如能充分地发挥现有潜力，结合以合理地扩建或者改建，就能大大增加生产力量。同时，沿海工业还可以作为'母鸡'来支援内地工业建设。内地工业的建设，如果不在设备上、技术上很好地利用沿海工业，而企图完全靠国外来解决问题，就会是错误的作法。"(37)朱德对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的重要贡献，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着重指出了两点：一个是提出要注意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一个是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的观点。《决议》强调：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对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问题。朱德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各地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等特点出发，一向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他认为，只有发展多种经营，农民才能致富，国民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快。

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发言时，着重谈的就是农业多种经营的问题。他说："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必然大大地提高，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就可能发生劳动力相对剩余的问题。对于这部分劳动力，必须预先计划和安排，使之能有合理的出路。除了用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提高耕作等方面外，还应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向多种经济方面发展，使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果木园艺，以及运输、打猎、编制、种茶、养蚕、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养蜂等副业密切结合起来??真正做到'靠山吃山养山，靠水吃水治水'，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38)会议期间，朱德在同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欧阳钦、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谈话时指出：东北人少地多，无霜期短，农田劳动有半年闲，可以把劳力转到副业、林业生产上来，不要闲着。林木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拿出来就是钱。"农业必须向多种经营发展。"(39)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所写的《意见》中说："当前在农业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粮食、棉麻等生产外，对于蚕丝、茶叶、药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等多种多样的生产，以及其他各种副业生产，也应该高度注意，这些产品不仅是国内的工业原料和为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而且还是出口物资，对换取外汇支援工业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40)对注意发展手工业的问题，朱德在这个时期谈得更多，抓得也更具体。

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建国初期，我国农村的生产资料百分之九十靠手工业，农民的生活资料百分之七十左右是手工业品，城市居民也需要手工业品，全国有五百多万个体手工业者和一千二百万兼营手工业的农民。发展手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薄一波回忆说，朱德"一再要求我们要重视手工业的生产，并且多次提出书面意见。"(41)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前和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听取主持会议的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主任程子华等人的汇报并作指示。程子华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朱德同志"有时叫我去，有时他就来，往往事前不通知，他就来了，在他面前，并无拘柬，可以畅所欲言。"(42)十二月四日，朱德在会上讲话中，针对有些人轻视手工业，认为敲敲打打，没有发展前途的错误看法指出："有的同志说：'国家工业发展了，手工业就不需要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工业建设初期，轻工业还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的重要性更为显著。"(43)在这次讲话中，朱德谈了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意义，还着重谈了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方法、形式、政策等问题。他说："在组织方法上，主要是由他们自集股金，自备工具，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工合作，按劳分配。"对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在朱德讲话前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人主张用公私合营的形式；有的人主张只用生产合作社的形式，不用生产小组和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形式。朱德认为这两种意见都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他说："开始组织的时候，一般地应该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的生产小组逐渐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条件具备时，也可以一开始就组织生产合作社。但要防止盲目地强调集中生产，盲目地将小社并为大社，盲目地要求机械化，以及订立许多繁杂的制度等，以免影响合作社的发展。"在讲到政策问题时，他指出："关于小手工业者板的人社问题，我看只要他放弃剥削，本人有技术，而又愿意参加劳动，服从领导，是可以让他人杜的。??至于未雇正式工人而只带学徒者，则应按政务院规定，仍应算作独立劳动者，不应划为老板。"(44)这次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和朱德讲话的精神，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定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程子华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朱德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肯定了我国手工业的地位和作用。""他还明确了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几种形式，以及改造的步骤和方法。这就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明了方向。"(45)会议结束后，全国手工业合作化的进程发展很快，但也出现了一些冒进的苗头。朱德一直注视着这个进程，经常找薄一波、程子华等了解情况，并告诫他们要防止冒进。薄一波回忆说："朱德同志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主张稳步前进。对如何解决加快改造带来的问题，也曾多次发表过意见。"(46)程子华回忆说："当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朱德同志曾经提醒我们，要防止盲目冒进，当时有些地方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有的不适当地强调集中生产，有的盲日地将小杜合并为大杜，有的盲目地追求机械化。他说，这样做，脱离了实际情况，违反了自愿原则，往往欲速不达，事与愿违，反而影响合作社的发展。

朱德同志这些话，是针对当时出现的苗头讲的，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敲了警钟。"(47)为了总结前一段手工业合作化的经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第四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在会上作了《要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办好》的讲话。他提出国家要扶植手工业，还特别强调要保护和发展各种工艺美术品行业。他说："有根高手艺的老师傅是勤学苦练成功的，应该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和爱护，给他们优待。老师傅把很高明的手艺传给青年后辈，是新社会给他们的光荣任务。希望他们不要保守，否则'人亡艺绝'，绝技就要失传了。"(48)

一九五五年冬，在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的推动下，手工业合作化也迅速掀起了高潮。在这个高潮中，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简单划一，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第一，有些地区不适当地办大社，办多行业的综合社，盲目地集中生产和统一计算盈亏，使有些行业打破了原有的供销关系。有些地区的服务行业不适当地撤消或合并了服务网点，造成群众生活不便。第二，自由市场已基本上不存在，手工业者原来自购原料、自销产品的传统受到种种限制，以致不少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停工待料，造成某些手工业产品供应紧张。第三，公共积累偏多，影响了社员的收入和福利。他们说："工人有劳保，农民有五保，我们无一保。"因此，不少人要求把手工业合作社交给国家，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地方工业，自己去端"铁饭碗"，严重影响了生产积极性。

朱德对这些问题是很担心的，他认为，问题虽然是在前进中出现的，但必须重视并加以纠正，否则就会严重影响生产的发展。为此，他多次找有关方面负责人了解情况，提出意见。他向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白如冰指出：组织大社一定要具备条件，否则是会垮的。集中起来生产有盲目性，必须马上制止！凡不适宜集中生产的就不要勉强集中，仍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组织起来后，产品的品种要更多，质量要更好。这样人民才更加满意，才能真正体现优越性。手工业的行业复杂，品种繁多，劳力又这么多，过分强调机械化要注意。手工业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群众的福利应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加到国家身上。国家不可能解决六亿人口的全部福利问题，主要靠人民自己动手解决。(49)白如冰后来回忆说，朱德同志的谈话，"使我们心悦诚服"。

一九五六年底，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需要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来加以巩固。可是，有的人却因头脑发热又急于想把刚刚组织起来的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迅速转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朱德认为，这种变动事关重大，应该采取慎重态度。他多次说过，在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人们的思想觉悟也还不高，若过早地把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势必会给国家造成损失，给人民带来不便。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允许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同时存在。

朱德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有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国际经济文化交往，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利用国际上一切有利条件，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早在建国前夕他就说过：我们不仅"要同苏联及一切民主国家做生意"，"还要同日本、美国做生意"。"因为现在一切生产都是世界化的，我们需要他们的，他们也需要我们的。"(50)他还说过：要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内外交流'。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但有好多东西他们还是需要我们的，我们需要的东西也可以向他们买。"(51)建国后，他在出国访问中看到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更加强调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进行建设都不能自我封闭，中国也不能例外，必须放眼世界，发展国际经济文化交往。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基本上建立起来，经济建设上也取得很大成就，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于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

大会全面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确定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九月十七日，朱德在会上发言，它的主要内容是：在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朱德在发言中强调加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必须反对在党内关系上任何种类的宗派主义情绪，每个同志都要学会和其他同志团结，特别要学会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团结。"(52)九月二十八日，朱德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八大以后，朱德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继续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一再提出一定要改变那种过分强调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朱德对薄一波说：工业一定要下放，否则，地方上什么都找中央不得了。只有下放，中央才不致当"怨户"。地方财政一定要划分出来，否则，地方上年年当"长工"，积极性起不来。放下去造不了反。他从国际形势已进一步趋向缓和这个判断出发，更加强调军事工业要同民用工业生产结合起来。他说："我看短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此，相当数量的军工厂，可以改为和平工业，军队也要大大裁减。军工厂如不改为和平生产，要犯错误。"(53)他更多地到全国各地进行实际考察。一九五七年一月至三月，朱德到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盛自治区，对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进行调查。这时他已满七十周岁了。

朱德的工作作风是十分重视实际的。在到各地视察时，他特别注意根据各盛自治区的不同特点和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如何发展当地经济的具体主张。

在广西视察时，他看到那里物产丰富，发展土特产和经济作物很有前途，但由于在管理上过分强调集中统一，使地方和群众没有权力也没有财力去发展生产，严重地限制了地方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月十五日，朱德致电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为了发展广西的土特产，必须给地方以应有的权力，使他们能够制止上述不合理的事。""否则就会自己整死自己。"又说："我以为，根据广西的特点，在建设方针上，除了增产粮食，发展制糖、造纸等工业以外，如何大力发展土特产和开采矿产，是一个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54)

第二天，朱德赴海南岛视察。他是建国后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来到这里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安全，他所乘坐的小飞机是贴近海面低飞到海口市的。在当地领导人陪同下，他从海南岛北边的海口市开始，经过中路，到南端的榆林港，进行全面调查。他对当地负责人萧慎辉说："海南有三百多万人口，有平原，粮食可不成问题；要利用有利的经济条件，多多发展经济作物。"(55)他特别重视热带作物的生产。当时担任琼海县委书记的吴俊民回忆说："朱总当时间我：琼海除种植香蕉外，还可发展什么经济作物？

我回答说：琼海历史上种菠萝、椰子，五四年后胡椒也在琼海发展起来了。"

"他很重视，叫我要抓紧发展姐椒生产，说这是大有可为的事，大力发展。"

(56)他还十分关心在海南岛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游击队的情况，在过五指山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歌颂他们的斗争。

经过调查，朱德认为海南岛是个"宝岛"，并致电中央建议开发这个"宝岛"。他在一月二十日的电报中说："所谈所见，说明了海南岛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物资都便于出口，极有发展价值和发展前途??这样好的地方，我以为只要财力所及，即应积极组织力量从速进行开发工作。"

(57)在二月十日的电报中又说：海南岛"在水路交通上四通八达，岛上的许多港口既可以成为军港，又可以成为商港；欧洲来船也比较近，尤其是邻近香港，正可以成为出口的基地。"(58)朱德到云南视察时，发现当地经济作物的种植只限于国营农场，没有推广到农业合作社中去。二月二十六日，他致电中央和毛泽东："云南适宜发展茶叶、咖啡、紫胶、木棉、剑麻等经济作物。"提出：今后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应该广泛地推广到农业合作社中去，使农业社的粮食、经济作物和副业三者的生产结合起来。"不要单靠国营农场来经营经济作物。因为国营农场终究是少数，只能起指导和示范作用，而大量种植还要靠农业生产合作社。"(59)朱德在四川视察了军工生产后，于三月十九日致电中央和毛泽东："兵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兵工生产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这是迟早非解决不可的。要转还是早转好，早转少损失些，越转的晚损失越大。"(60)朱德回京后，在四月十八日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外出视察的报告》中，综合反映了这次外出视察中了解到的情况，并对经济建设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系统地提出建议。其中谈到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时再一次说："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我以为财政、计划、工业、贸易等方面的权力都应该逐步下放，使地方有机动之权。"(61)《报告》谈到工业问题时说："据两广、云南、四川了解到的材料看，这几个省的矿产资源是比较丰富的??问题是国家对这些资源统得太死，地方和群众都没有活动的余地。""对于藏量不大的、分散的、国家又无力开采的矿产资源，我认为应当允许地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采，但必须保证国家矿山资源不被破坏和浪费。""有些东西如煤炭等还可以酌情开放一点自由市场，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我认为应给每个省下放个把象样的机械制造厂，以便为本省生产工业、手工业、农业所需要的产品，并做一些机器修理工作；或者把某些中央管理的机械制造厂划出一部分任务交地方支配，根据地方工农业生产的需要进行协作，这样才能解决地方工业发展中的困难。"

他这次所到的地方，有不少是贫苦的山区。对发展山区经济问题，《报告》说："目前山区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山区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单靠农业贷款和民政部门救济还不能解决问题。应该看到，通过外贸系统从价格政策和各个方面来使山区经济获得发展是当前解决山区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是可以收到双重利益的。"(62)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十八日，朱德到会讲话，尖锐地指出："山区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许多同志不重视山区工作。他们不懂得，如果不把山区的富源开发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困难的。"他指出：山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人口、耕地都分别占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山区有无穷的自然财富，不仅国内需要，而且是重要的出口物资。朱德强调："山区的建设方向，应该是从山区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成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同全国经济相交流。""改善山区的交通运输，对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山区，对利用山区的富源支援全国都有重大的意义。"他还指出："建设山区不仅是农业部门的任务，也是工业、商业、财政、税收、文教、科学、卫生等各部门的任务，需要各部门做一系列的工作。"各部门都要"把支援山区建设的工作认真重视起来。"(63)第二年一月十一日，朱德同农垦部部长王震谈话时又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把一些加工工业都搬到城里来办，一方面运输不便，同时也不利于农民对副产品的利用。有些加工工业应该下放给集体去搞。集体企业发展了，同样是给国家增加了财富。(64)他的这些主张，都是深入实际、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实际国情而很具创见的。

对发展对外经济交往的问题，朱德这时越来越重视了。

他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写《外出视察的报告》中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说："无论是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或是为了加强国际交往，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必须大大地加强和发展。要扩大出口，必须手头上有一大批东西。"

"解决的办法，只有从发展生产、适当节约消费、寻找代用品等方面着手，以便尽量挤出东西来出口。""这样，我们就能换回大批的进口物资，我国的建设速度就能加快，政治和外交影响也会更加扩大。"(65)一九五七年五月和十二月，外贸部门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外贸局长会议，讨论如何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问题。朱德两次都到会讲话，阐述对外贸易的意义、方针和政策。他还提出：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我们既"要学习外国的经验，也要吸收过去我国商人的某些经验，要注意了解国外的生产和供需情况。"(66)朱德认为，我国现行的外贸管理体制太死，影响外贸事业的发展，必须进行调整。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他在视察东北后提出："如果能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把一部分出口任务包给地方，允许他们根据出口需要，直接向相邻省份组织某些货源，就会便于更好地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这是一个有关体制问题，我认为在研究体制问题时，应该加以注意。"(67)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广西南宁召开扩大会议。十日，朱德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要继续注意调整某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调整过分悬殊的购销差价和地区间的差价，认真做好城乡物资交流工作。他在发言中，又一次谈到发展对外贸易问题，更加系统地阐述他对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思想，尖锐地批评"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孤立发展经济"的错误观点，认为这是不符合加强国际经济联系的客观规律和当前国际有利形势的。他说："我主张使对外贸易有更大发展的主要出发点是，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条件和形势，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更快地发展出口贸易，首先就要打破以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当实行'闭关自守'的错误想法。""在实际行动上，就是单纯地追求各方面的在一国范围内的自给自足。""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主要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有六亿人口的中国更是如此，这是正确的。但是，除此以外，还要力争外援，还要根据世界经济的客观规律，利用必然日益频繁的国际经济联系，来发展我们的建设事业。""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孤立发展经济的思想，是违反早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的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规律的。在社会主义时代，这种国际经济联系必然进一步加强。上面这些思想，就更加是不对头的了。"

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外销要服从内销"。朱德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主张要尽量地挤出东西扩大外销。他说："我以为不应当在内销和外销究竟谁应当服从谁这个范围内打圈子。年销和外销都必须服从更快地发展杜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整体利益。从这个利益出发，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内销尽量加以节省，尽量地挤出东西扩大外销。否则，如果要等到充分满足国内的需要之后再外销，那么我们是永远也不会有出路的，那就只会使对外贸易萎缩下去，因此，也就会使整个国家建设事业受到损失。我认为正确的提法是：在保证满足国内的最低限度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之下，必须积极地扩大对外贸易。"(68)在发展国际交往中，朱德不只是重视发展对外贸易，还特别强调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他早就说过："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很短时间内，把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掌握起来。"(69)他说："不能看不起美国的技术，好的东西还是要拿来。"(70)一九五八年四月，朱德视察南京无线电制造厂谈到如何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时说："对比是个好办法，要和外国的比。否则只在国内比，矮子里选高的，结果还是不高。"(71)他主张加强国际问的经济合作，包括接受国外的投资。他多次说过："现在的经济是世界化了，不能关起门来。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同我们交换，日本就需要我们的煤、铁。""他们借钱给我们，我们也干，挖出东西来以东西还账。"(72)有些产品如石棉、硼砂、铁砂等，"都可以和兄弟国家签订长期合同，也可以接受他们的投资建矿，以矿产品还账。"(73)"要鼓励国外资本家向国内投资，不一定现钱，货物也可以。"(74)朱德还比较早地提出发展我国旅游事业的主张。他认为这是创收外汇，为经济建设积累资金的好方法，也是打破"闭关锁国"，加强国际交往的重要途径，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他对李先念说："公家的疗养地和风景区有许多房子，可以利用起来，办成国际旅游社，这笔收入是很大的。"(75)八月三十日，朱德在和城市服务部部长杨易辰谈话时又说：可以"把旅店、招待所全部统一起来，办成国际旅行社，接待外国人，可以赚钱。把游玩的地方，甚至祠堂、庙字都搞起来，一是对内服务，一是对外服务。"(76)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离开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出现了一次重大曲折，这就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的三年"大跃进"。

在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右倾"。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方针性错误。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并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五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椎向高潮。

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会议还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77)。并要求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会后，一个全民上阵大炼钢铁和全国农村大办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在全国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总路线、"大跃迸"和人民公社，是在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也取得了一些建设成就；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做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使以高指标、高速度、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破坏。

运动开始时，朱德的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上述历次中央会议他都参加了，而且对中央每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意见也是赞同的。他认为，总路线可以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跃进"可以更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他也曾多次谈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重要意义。

但十分重视实际的朱德，在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逐渐发现不少问题。

尤其对各地出现的高指标、高速度、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作法产生了怀疑。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他在煤炭工业部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针对一些浮夸现象说："要有实干精神，劲要鼓。但不要吹嘘，办不到的就不要讲。"(78)九月下旬，他在视察太原钢铁厂时说：工业生产不能光强调数量，还要注意产品的品种和质量。质量不好，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岂不是浪费？(79)一九五八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出的乱子。从这时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冬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一九五九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朱德根据这三次会议的精神，努力注意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错误，尤其重视纠正急于改变所有制形式、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绝对平均主义、命令主义等"左"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朱德视察天津大沽化工厂时指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强迫命令，能办到的就办，一时办不到的可以慢慢来。快或慢要从具体情况出发。(80)十二月十日武昌会议结束后不久，朱德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指出："要注意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对人民公社和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很重要。"(81)第二天，朱德在听取中共河南省委汇报工作时说："人们总想走得愈快愈好，但总有个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82)针对当时刮得很厉害的那股"共产风"，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日，朱德在视察广东省良口人民公社时说："共产主义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能急。"(83)朱德对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作法很怀疑。

二月十七日，他在听取中共江门地委负责人汇报公共食堂情况时说：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群众的生活如果也这样，长期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六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84)四月十五日，朱德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吃饭不要钱是个问题。钱没有用了吗？目前还是需要用钱交换。否则，经济生活就要瘫痪。"(85)朱德对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也感到很气愤，有一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吗！"(86)他对这些问题的态度，都是比较冷静、比较实事求是的。

作为国家副主席，朱德在到各地视察、对经济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意见的同时还担负着大量的国务活动。其中包括：一九五五年率团前往朝鲜；同年底至第二年初率团访问苏联、东欧五国和蒙古；一九五七年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以他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应邀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朝鲜解放十周年庆祝典礼。朝鲜对这次庆典十分重视，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非常隆重。十三日晨当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车进入朝鲜境内的新义州市时，就受到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和劳动群众三千余人的热烈欢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崔庸健次帅等专程前来迎接，并陪同中国代表团同车到达平壤。在平壤，欢迎的场面更加盛大，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反映了中朝两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者中以鲜血凝成的深厚友谊。

八月十五日，平壤各界举行庆祝朝鲜解放十周年的盛大集会。金日成首相在大会上做了报告。朱德也在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怀着兄弟般的友爱和敬意。中国人民象珍贵自己的胜利成果一样珍贵朝鲜人民的每一个胜利和成就。中国人民因为有朝鲜这样一个英雄的兄弟邻邦而自豪。""在朝鲜人民反对外国曼略的三年正义战争中，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朝鲜人民的胜利不仅捍卫了朝鲜民族的利益，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的和平建设和安全。朝鲜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人的精神，鼓舞着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热情。"(87)二十五日，朱德一行满载着中朝人民团结战斗的深厚情谊回到北京。

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日起，朱德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民主德国总统皮克八十寿辰庆典，并对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进行友好访问。

十二月二十一日，朱德一行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朱德不顾旅途劳累，当天就同前来迎接他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交谈发展农业和石油工业的经验。他对罗马尼亚在中国石油开采方面给予的技术援助表示感谢。二十三日，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朱德率代表团出席大会。当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致贺词时，不断博得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和起立欢呼。

在罗马尼亚期间，朱德一行参观了罗马尼亚的工厂、革命博物馆、军事学院和研究所等。他们还参观了罗马尼亚石油中心产区之一--普罗也斯的城。

接着，朱德又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民主德国，参加皮克总统的八十寿庆活动。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他抵达阔别了三十年的柏林。

三日，参加祝贺皮克总统八十寿诞的活动。代表团还前往位于魏玛的前布痕瓦德集中营，凭吊被法西斯杀害的德同共产党领导人台尔曼牺牲处，并献了花圈。

十三日起，朱德率代表团前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十七日，他又率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陪同他参加一些活动的捷国民议会主席兹德涅克·费林格对朱德说：我童年时就知道你是中国红军总司令，今天能陪同你，是终生荣幸。(88)曾在一九四五年到过延安的捷牙科女医生罗别愁得知代表团来访，专程赶来看望朱德和代表团成员聂荣臻、刘澜涛。朱德对罗别愁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示钦佩和感谢。朱德还应捷国家电视中心站的邀请，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作电视广播演说。

一月二十九日，朱德率代表团到波兰访问。列车驶入华沙车站时，受到隆重欢迎。朱德在车站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在波兰，代表团还到了克拉科夫等地。在克拉科夫，参观了波兰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诺瓦·胡塔列宁联合冶金企业。朱德在有万名职工参加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感谢波兰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持与帮助。

对波兰的五天访问结束后，朱德率代表团乘坐专列，在二月四日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莫洛托夫、米高扬、朱可夫等苏联领导人到车站迎接。他们先后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参观克里姆林宫的列宁的办公室、会议室和卧室后，朱德题了词："列宁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和后代学习。"这时正值《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六周年。朱德应邀在莫斯科的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对苏联人民在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给予的援助表示感谢。

当代表团即将结束访问时，接到国内通知，中共中央组成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团，由朱德担任团长，团员有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这样，聂荣臻、刘澜涛等先回国，朱德继续留下，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二月十五日，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致祝词。他在祝词中介绍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展情况。全体到会者起立，热烈掌声经久不息。二十四日晚间，赫鲁晓夫作有关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没有邀请朱德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会后，朱德又到苏联南方的高加索等地区访问。他前后在苏联共停留了四十多天。

回国途中，他又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邀请，在蒙古进行了三天友好访问。

四月二日，朱德率代表团回到北京，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欢迎。此行共一百一十四天。

在出国访问期间，来德认真地考察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并得出一些重要结论。四月二十五日，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出访报告中说：国际局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这看法是切台实际的。他说："我相信我们能够争取到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条件。""在这种局势下，我认为需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同时把国防建设同和平建设结合起来的问题。""现在已经是可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了。"

他还强调：现在世界正处在工业技术革新中，必须运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术，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89)他在访问苏联时，对驻苏商务参赞李强说："现在我们不要关起门来，用小套套把自己套死。"(90)随同朱德出访的聂荣臻有一段回忆："全国解放以后，朱德同志毫不懈怠，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旬至一九五六年二月中旬，我作为代表团成员陪同朱德同志出访东欧六国。在访问期间，他常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要积极争取外援，注意学习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请外国专家到我国来工作，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91)一九五七年四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应毛泽东的邀请来中国访问。其中，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由朱德陪同访问沈阳。他们参观了鞍钢无缝钢管厂和沈阳第一机床厂。二十一日下午，朱德陪同伏罗希洛夫出席沈阳市的欢迎大会，有五万多群众参加。伏罗希洛夫结束在外地的参观访问后回到北京。许多活动，朱德都出席作陪，直到伏罗希洛夫离开北京。

分类:共和国人物书名:朱德传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Add new comment

Details: Category: 朱德传; Created: 08 April 2018

42章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 朱德传 | 共和国人物

42章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灯光辉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这里选举国家领导人。九时三十分，大会宣布：朱德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时，朱德已近七十三周岁高龄了。

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是朱德提议的。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朱德。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议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十二月二十九日，朱德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和书记处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这封信，充分表现了他那无私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信是这样写的：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你给我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候选人名单一份，我同意。

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

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此致

敬礼

朱德

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德担任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以后，他又连续当选第三、四届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后共十七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负责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的批准和废除，决定特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任免等。

朱德担任委员长期间，主持了一百七十多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定了几十项重要法令，听取并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做了大量工作。尽管他年事已高，每一次人大常委会议召开前，他都要对审议的议案和会议程序，认真地进行研究和安排，并提前到会，详细了解会议的准备情况，同副委员长们商谈有关问题。

"决定特赦"，这是《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之一。一九五九年九月国庆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①这一建议由《人民日报》公布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朱德多次主持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特赦问题。对那些战争罪犯实行如此宽大的政策，当时有些人一时还想不通。朱德耐心地做了许多工作。

他在一次人大常委会讨论特赦问题的会议上说：我们党十多年来对战犯一直实行宽大政策。有人说我们"宽大无边"，这是不对的。现在看来，对战犯也好，对其他犯人也好，还是实行以教育改造为主的政策好，这样可以争取他们思想和行动上的转变。只要他们转变了，人民就应该宽恕他们。②在这次特赦中，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释放了。当时国外报纸上有评论说：这件事表明中国统治的巩固。它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朱德在一次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碰头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又说：他们要反对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社会主义确实好。我们相信，他们中间许多人是可以改变的。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从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消灭了，人却留下来了，阶级斗争变成了思想问题。我们这个办法比较好，连宣统皇帝也是可以改造的。③到一九七五年三月，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并给予公民权。这样，所有在押的战犯都获得了释放。

朱德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一直抱着兢兢业业的态度。他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很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④这确是他自己实际行动的写照。

七十多岁高龄的朱德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后，继续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视察，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

当他就任这个新职务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仍在全国各地继续向前发展。朱德对许多地方急于改变农业、商业、手工业的所有制问题十分担心。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他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结合的问题。不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农民就没有积极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否则，农民总要向外跑，不安定。又说：过去的商业网点被打破了，结果东西没有了，吃了亏。这实质上还是一个所有制问题，即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三者的关系混淆了。⑤五月二十七日，朱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一起离开北京到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视察。沿途朱德反复强调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六月一日，他在听取中共抚顺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比如房子如果归个人所有，就可以鼓励群众自己盖房子。"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

⑥六月十日，朱德在中共旅大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还是要有家庭，有了家庭，就要考虑衣食住行问题。秋后要把粮食分给社员，愿意吃自堂的自愿参加，实行饭票制，自己拿钱；不愿吃食堂的可以回家吃，完全自由。⑦六月十五日，朱德和董必武、林枫前往吉林省视察。次日，朱德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十年、二十年不变。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农民富裕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群众的生活越富越好。他在谈到手工业问题时说：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国营工业的要转回来，以减轻国家的负担。要实行国营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⑧六月二十日，朱德、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辽宁、吉林两省时看到的情况。报告中说：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大大落后于工业。报告中还以很多篇幅谈到大多数群众不愿意常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他们说："在当前的群众生活中，食堂问题是一件大事。""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参加常年食堂，原因是：（1）东北冬季时间长，各家都需要烧炕取暖，如果食堂和家里立两炉火，浪费很多煤火；（2）食堂设备条件差，不能做到家里那样饭热炕暖；（3）自留地分下去后，在家里做饭可与饲养家畜家禽结合起来；（4）群众感到在食堂吃饭，对来人待客、婚丧嫁娶有诸多不便。"他们建议，"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重新集中粮食。"⑨当天，朱德和董必武、林枫又前往黑龙江省视察。回京前，朱德向省委负责人尖锐地批评"大跃进"中刮起来的"共产风"，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生活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家庭还是要恢复起来，少不了家庭。那么多婆婆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能负责？""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定巩固。"⑩

朱德、董必武、林枫回京后，又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黑龙江省时看到的情况，并且谈到应该鼓励群众自己修建住房。报告中说："在公社化以前，群众建筑了不少房屋。公社化以后，由于群众对住房私有政策一度发生误解，对自己居住的房屋不修不建。根据这一情况，今后除贯彻执行房权私有的政策外，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鼓励群众自己修建房屋。

黑龙江省委最近提倡建房储蓄，并准备供应群众一部分木材和玻璃，这一措施是很好的。"(11)在这前后，山东省有人给朱德写信，反映当地公社党委虚报粮食产量。

朱德立刻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马上派人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及时作了处理。这年夏天，朱德还亲自召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干部谈话，严肃批评了"共产风"，指示他们根据宪法和党的有关决议，研究保护公民合法的生活资料所有权问题，并提出具体意见供中央参考。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通常称为庐山会议）。这次会议的最初目的是：总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

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七月六日，他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说：去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点。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12)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和一些省（主要是中南各省）的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发表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是针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出来的。

六月八日，他对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13)七月九日，他向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指出："去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也受到了很大掼失。现在应退回去，首先要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可以允许公社社员搞些副业。""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有些担心。当这么多人的家是当不好的。""问题是要认识社会主义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经济活动要实行商品等价交换。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到达共产主义。"

在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朱德说："如果去年不发那阵疯，不知要多拿出多少东西来出口。但是，现在还有人思想不通，责备外贸部外销太多，而外贸部也居然承认错误。""我看广东还是要多搞外汇，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国际市常"他提议可以从国外买回原料，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他说："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对有些人还说不服，就是买回原料制成成品出口，比如进口橡胶、棉花，出口胶鞋、棉布等。这样的事不让搞是不合理的。"对价格政策，他主张应该根据实际需求情况有升有降。他说："限制价格的办法值得研究。有些东西价钱给少了，生产也就少了。一提价生产就能发展，涨一点价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多了再降价。""凡是出口需要的和国内需要的东西，还是要提价。"(14)七月十一日，朱德对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省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是对公有制的补充。

保留一点私有制，把家庭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才会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否则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朱德还强调："我们的经济管理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制。不论是国家对国家，还是国家对人民或人民对国家都应如此。"(15)七月十三日，朱德又对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说："我认为，对外贸易还是要做的大一点。出口额下降是去年吃'大锅饭'的结果。这是许多省都承认了的。但是，四川、河南还不承认，还要吃'大锅饭'。"(16)七月十六日，朱德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了解河南省的"大跃进"情况。吴芝圃汇报说：河南省现在"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不愿吃食堂，大多数人仍然愿意吃食堂，这是历史形成的。"朱德听后说："还是要实行自愿原则，吃好吃坏自己负责，不要实行包的办法。""你们省有百分之五的社员愿意回家吃要允许，不要戴帽子，不要歧视。"又说："去年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怪下面，问题在于'跃进'的速度和时间，没有条件办的也硬去办，如大炼钢铁。去年是拿钱买经验。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佯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的吃。""公共食堂建立时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要认真研究一下农民的心理，要向农民讲清楚，并让其讨论，否则没有人敢讲话。"(17)正当大家对纠正"左"倾错误讨论得很热烈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封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党的主席坦陈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但它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讨论。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批评彭德怀的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并提出要进行批判。

于是，会议的方向陡然发生逆转，由纠正"左"倾错误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在这种风云突变的情况下，朱德对彭德怀虽然也进行了批评，但是他仍很注意分寸，没有乱扣帽子，并且一再肯定彭德怀的信的积极一面和他的优良作风。七月二十五日，朱德在第四小组会上说："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但是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18)七月二十六日，彭德怀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当天，在分组讨论彭德怀的"检讨"时，朱德在小组会上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19)毛泽东对朱德的发言很不满意，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批评朱德的发言"未抓到痒处"。

八月二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始在庐山举行。会议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八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八中全会结束后，朱德离开庐山回到北京，参加中央军委于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因为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曾严肃地批评过"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在这次会上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迫作了"检讨"。

在批判朱德时，林彪表现得异乎寻常地积极。九月十一日，他在会上恶意攻击朱德是什么"老野心家"、"想当领袖"，甚至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地宣称朱德在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朱德听到后只是平静地对康克清说："总司令不是我要当的。"他又说："我当没当过总司令，毛主席最清楚。"

(20)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中央军委作了重新调整，并于九月二十六日发出通知：毛泽东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等为常委。军委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十月，中共中央将朱德在这次会议上的"检讨"在党内下发。

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反右倾"斗争。

这场错误的斗争，打断了原已开始的在经济建设领域内纠正"左"倾错误的积极进程，严重损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地泛滥起来：提出要在全国掀起"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否认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客观事实；再度确定钢铁和粮食产量的高指标；把"包工"、"包产到户"等正确作法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提出在三到八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要求在全国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认为这是有助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

朱德对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左"的指导思想和作法虽仍持有不同意见，但由于已受到错误的批判，使他难以继续公开表示。然而，朱德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他以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见。仅在一九五九年十月至十一月的两个月内，他在北京视察了石景山钢铁厂等三十多个工厂企业。一九六○年又先后视察了上海、广东、湖北、北京、陕西、贵州、四川、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市的一些工厂企业和人民公社。朱德在外出视察时，一再强调要发展科学技术和农业多种经营。

一九六○年二月二日，朱德视察广东省从化县城郊人民公社综合农场时指出："你们要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要搞综合利用。"(21)这年三月，朱德在视察陕西、贵州和四川重庆后，和夫人康克清一起回到他离别了五十多年的故乡--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常这是他离乡后第一次回去，也是最后一次。他曾七次到四川视察，但只有这一次回去探望了家乡亲人。

三月九日，他们从南充市出发，乘车沿着群岭逶迤、排峰突兀的大巴山北行。经过蓬安县和营山县时，听取这两个县委负责人汇报工作。他向营山县委负责人叮嘱道：粮食生产一定要过关，否则哪个国家也养不起我们这么多人。(22)在听取仪陇县新寺区委负责人汇报时，他说：你们要注意发展社办工业，增加社办工业的比重，还要注意发展副业生产。(23)朱德回到家乡后，用祖上传下的客家话问堂兄弟："你们为啥都这么黄皮寡瘦，说话都吊不起气？"堂兄弟直通通地说："还不是因为肚子吃不饱！"

朱德听后，用拐杖猛敲了一下地面，摇摇头说："我知道了。"(24)当天，马鞍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朱德：前几年看到他关于多种茶树的指示后，马鞍公社已种了三百亩茶树，办了一个茶场，计划今年把茶田扩大到一千亩。还发动群众采山货，挖药材。朱德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我们四川号称'天府之国'，那是指成都坝子一带。象我们这些山区，就是要发展多种经营。"(25)他特别指出，要根据山区的实际情况，开发山区的土特产。

仪陇县委请朱德参观在他的旧居举办的陈列。土改时，仪陇县曾计划修建朱德同志革命纪念馆，向中共川北区党委请示。朱德知道后，从北京打电话给川北区党委，要求他们立即转告仪陇县委：纪念馆不要修。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个地方，不能让他们迁走。要把那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以利于发展生产。一九五九年，因为来访的中外宾客很多，仪陇县将朱德父母住过的几间瓦房修整好，建立起朱德同志旧居陈列馆，还陈列着朱德少年时代用过的劳动工具和学习用具。朱德看完后说："不要搞这个了。在这里办所学校，节省开支，让娃娃们念书。你们看现在就改好不好？"事后，他又几次给省委、地委打电话，再三叮嘱：把那个陈列馆办成学校。以后仪陇县委书记到北京，朱德见面后又问："学校办起来没有？"县委书记告诉他办了一个班。朱德说："太少了，多办几个班嘛！"县委书记解释道：天天有人来参观访问，得留几间房子陈列展品。朱德坚持说："琳琅寨那个陈列馆，请保留我的意见。"(26)三月十一日，朱德回到仪陇县城，在同中共仪陇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仪陇这个地方，有山林竹木、山货药材，可以发展蚕桑、油桐、白蜡，还可以种植果树，生产潜力是很大的。你们一定要根据山区的特点，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发山区富源，发展山区的农、林、牧、副、渔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努力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并嘱咐，"你们要老老实实办事，关心群众生活，有事多和群众商量。"(27)第二天，朱德回南充后，在听取中共南充地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加速农业的发展，对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都有很大意义。要大力发展山区生产。"山区也有山区的长处，要根据地形的不同，从实际出发，适宜于长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强求一律。"(28)三月二十日，朱德到河南省视察。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向他汇报农业问题。朱德指出："农业的重要问题是改革技术。""工业一定要支援农业。"(29)

四月二日，朱德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这次外出视察的情况。报告中提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都不相同，农作物的种类又非常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

"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30)朱德坚持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的这些主张，实际上表明他对"以粮为纲"和取消商品生产这些"左"的错误仍是不同意的。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的继续发展，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愈来愈严重，一九五九年的工农业生产遭到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破坏。从一九六○年上半年起，全国的市场供应日趋紧张，粮食供应更是严重不足。一九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31)朱德对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极为关注。六月十一日，他在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致函刘少奇，对解决当前粮食不足问题提出四条意见：一、要多种红薯、玉米、高粱等高产作物，以增加粮食数量。同时，还要多种瓜、菜，以代替粮食，做到有啥吃啥。二、在新疆、青海、内蒙和东北等高寒地区，要多种深根作物，如糖萝卜等。三、在粮食吃法上，应提倡粗粮和细粮混吃。四、要注意发展短途运输，以便把"死角粮"运出来。

(32)中央很重视朱德这封信，把它作为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之一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

严重的经济困难，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一九六○年下半年，中央开始注意纠正以"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调整有关政策。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33)朱德对这些规定十分赞赏。

不久，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等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朱德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他着重讲了"农轻重"的关系问题。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对农村工作情况和"农轻重"的关系搞清楚了，摸到了底。过去我们虽然也常说"农轻重"，但实际上没有那样做，仍然是"重轻农"。我国的轻工业和手工业是有底子的，今后应注意发展轻工业。钢铁工业宁肯少建设一点，也要多给轻工业一点投资，这应该成为今后的长期方针。轻工业发展了，可以多出口一些轻工业产品，换回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来。今后的对外贸易，主要应出口轻工业产品，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主要出口农副产品。这是一件大事，应该重视。(34)接着，中共中央又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进行整风整社。一月十八日，朱德在全体会议上发言，高兴他说：今年我们是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很好。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再来发展重工业，这是正确的方向。他还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发展农业一定要注意开荒和兴修水利；发展交通运输业要特别注意发展铁路和轮船运输事业，因为我国的铁路和轮船运输事业比较落后，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了，就可以减少人力运输，以便腾出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和轻工业生产。

(35)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这次会议是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重要转折点，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会议刚一结束，朱德立刻在一月二十日离京南下，到上海、浙江进行调查研究。一月二十六日，他在视察杭州西湖人民公社龙井茶叶生产队时，健步登上狮子峰，俯瞰盘山条田和碧绿的茶树，怀着喜悦的心情对陪同人员说：我国荒山很多，如果都能象这样开发出来，在南方种上茶树、柑桔，在北方种上核桃、柿子，能创造多少财富啊！这才叫"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呢。他还即兴作了《看西湖茶区》诗一首：狮峰龙井产名茶，生产小队一百家。

开辟斜坡四百亩，年年收入有增加。(36)朱德在浙江视察时，认为在养蚕中实行"四包一奖"制的经验很好。一月三十日，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浙江养蚕的经验是，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量、包产值、包工分、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四包一奖"制。

凡实行这一办法的地区，群众满意，包产顺利。(37)随后，朱德又到福建、江西、广东视察了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并听取三省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和八届九中全会精神情况的汇报。当时担任福建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的梁灵光回忆道："我向他汇报了福建的工业生产情况和发展经济的设想。

朱总听得很认真，听后谈了一些意见。我现在记得的突出的有两点：一是要重视对外贸易工作，发展对外贸易，千方百计增加出口产品的数量，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打入国际市场，这样就可以增加外汇收入，积累外汇，加强经济建设；二{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702_1.bmp}是除了发展工业外，还强调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发展工艺品，这样既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也可以组织出口，赚取外汇。

当时福建面对金门、马祖，被强调为地处前线，资金摊不到，项目排不上，发展工业有困难，成了沿海各省中经济最落后的省分。朱总根据当时情况，强调多发展工艺产品。现在看来，朱总的这些意见都是很对的。"(38)对福建的农业，朱德"主张搞多种经营，认为国营农场应成为多种经营的基地，不能单打一搞粮食。"(39)在福建期间，他还去看望了原国民党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并且事前叮嘱："不要告诉他，如果告诉他，他就要来的。"他们谈得很欢洽。第二天，陈绍宽带了一束自己种的鲜花去看朱德，朱德也还赠了一盆兰花。陈绍宽很受感动，"经常对人讲，朱总司令为人好。"(40)三月六日，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福建、江西两省的情况时着重指出：包产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自上而下指派的办法，使生产指挥权真正掌握到群众手中。"群众普遍反映有七满意：对退赔兑现满意；对分配兑现满意；对超产奖励满意；对自留地满意；对'三包'落实满意：对于部作风转变满意；对春节供应满意。"(41)在广东视察期间，朱德于三月十三日在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了要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问题。他说："最近几年来，我们对兄弟国家的贸易做得比较多些，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则做得比较少。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主观上注意得不够。就现在的形势来看，帝国主义的'禁运'是禁不住的。"因此，今后"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要增加一些。港、澳是自由港，离我们又很近，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一个很好的阵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阵地。"

他提出：在外贸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以进养出'和'以出带进'这两条"，"所谓'以进养出'，就是进口原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口。"

"所谓'以出带进'，就是只有多出口才能多进口。"他还说："我们的对外贸易不是搞一年就拉倒，而是要长期搞下去。"(42)三月十四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会后，在三月二十四日离开广州，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视察。朱德看到四川省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感到十分高兴，四月三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中央紧急指示信传达贯彻以后，四川的手工业、自留地和集市贸易都恢复得比较快。小商品、蔬菜、食品等均不太缺乏。集市贸易很热闹，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农民很高兴。今后要使市场比过去更繁荣是完全有可能的。

手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的增加，使农民家家富裕起来，生活过得好些，也是有可能的。(43)朱德回京后在五月九日给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这次外出视察的情况，并对一些问题提出意见：第一，"六十条"贯彻以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已经普遍地注意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第二，河南省虽然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困难仍然很大：农民体力弱，患浮肿病的人还不少，牲畜死亡多。第三，四川农村的公共食堂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陕西的群众说，农村的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浪费时间；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五是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据豫东调查，允许杜员自己回家做饭吃，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第四，手工业在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存在不少问题。第五，集市贸易恢复后，市场活跃了，产品增多了。但是，也出现了投机倒把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国营商业对集市贸易的领导。第六，现在县与县、社与社之间，仍然进行经济封锁，物资不能互相交流。这个限制必须迅速打破。第七，国家规定"不许长途贩运"，这一条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因为许多肩挑小贩，对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有很大作用。(44)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继续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问题，制定《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等文件。

朱德在会上先后两次发言。他在五月三十一日的发言中说：农民对一九五七年是很留恋的。这说明高级社时期的工作走上了轨道。一九五八年以后就搞乱了。现在主要问题是解决粮食问题。农民总要有点多余的粮食，这些粮食国家就不必去统了，可以用来解决市镇本身的需要。农村市镇上的茶楼、酒店、饭馆要恢复起来，这是农民十分需要的。有些工厂、合作社合并不当的，要恢复原来的状况。(45)在六月六日的发言中，他指出：现在收购农副产品的办法太死，收购的种类也太少，这样不好。今后要改进收购办法，扩大收购种类。另外，现在的收购价格也不合理。如今年的水果比往年增产，但收购上来的却很少，原因之一就是收购价格太低。这几年农村的牲畜死了不少，农具损失了很多，生产力遭到了破坏，这是个大问题。现在要把农村集镇的铁匠、石匠等手工业者都迅速地组织起来，恢复生产，帮助农民建立家务。(46)会议结束后，为了了解"手工业三十五条"的贯彻执行情况，朱德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郊区和武汉、广州等地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材料及时转报中央。七月二十九日，朱德在转报《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时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三条意见：第一，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劳力安排恰当，分配合理，这方面的生产是大有可为的。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在农业上实行小段包工和建立责任制，以便加快农业建设速度，抽出较多的时间参加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第二，北京市城市人民公社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现在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这既不利于调动生户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叉重复了"一平二调"的错误。是否在各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较好。第三，现在城市人民公杜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资福利制度很乱，职工在这方面的意见不少。如果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在工资福利上，各厂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一定的工资福利标准，酌情自行调整。(47)十一月二十一日，朱德在转报《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材料》时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说："武汉市和广州市，已将城市公社工业调整为手工业合作杜或单独核算的小集体企业，结果很好。我的意见，全国城市工业，均应参照武汉市和广州市的办法，适当进行调整。"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有些地方对手工业工人的雇佣关系、合作关系和师徒关系分不清，以致将不少手工业技术工人错划为小业主。应该指示各地，根据一定的标准，适当纠正。"(48)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困难还很大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二月三日，朱德在山东组会议上发言。他在总结几年来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党内斗争有时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经过这次会议，我看可以把平反的工作搞好，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祝有那么一些人，在'反右'中总觉得高指标都对，不搞高指标就'右'了。所以，风刹不祝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朱德还根据他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指出："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

"解决党内问题还是要和风细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工作发生了错误，只要上面肯作自我批评，下面怨气就容易消。""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应当治病救人，不能搞惩办主义，无情打击。要很好地爱护干部，尊重党员的权利。"(49)朱德在发言中还总结了生产方面的经验教训，他说："这几年出了歪风，但生产积极性、工作积极性还应该保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应该搞。问题是要稳步地、实事求是地搞好，这样积极性就会更高。干了一件事再干一件，不搞盲目的积极性，不能做不到的偏要做，强迫命令，惩办主义。那一套'左'的歪风要痛改。""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的搞。

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要从我们的底子出发，不要从上头来个大计划，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全党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50)为了将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及时贯彻下去，进一步执行调整方针，更好地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德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就启程赴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等地视察。他在视察中，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耐心地向当地领导干部做思想工作，并及时向中央反映下面的实际情况，也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朱德在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谈话时指出：要搞东西，搞家务，否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手工业由全国包起来吃亏不校平均分配制度，再过二十年也搞不起来。还是要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取酬。(51)视察浙江和江西两省后，朱德在三月三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群众感到满意的是：第一，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第二，把生产队划小；第三，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第四，允许种自留地和开小片荒；第五，停办公共食堂。又说：群众的家庭副业、自留地和开小片荒等，不仅不影响集体生产，而且是集体生产必不可少的补充。(52)朱德在视察中发现，有些地方在恢复供销合作社时，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形式混淆了。他回京后，在四月十六日写情给周恩来，提出应该严格区分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形式。信中说：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分工，不是在售货种类方面的分工，而是在所有制方面的分工，即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供销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两者应平等互惠地做生意，依照合同和规章办事，实行经济核算，彼此不能混淆。又说：我国地广人众，尤其山区交通很不方便，只靠国营商业是不行的。

只有发展集体经济，才能减轻国家负担，国营商业也才能办得更好。(53)五月七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五月八日，朱德在小组会上针对那种认为农民发展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倾向"的错误看法说：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了，要解除禁令！

在农村要两条腿走路，正业（农业）和副业两不误。"农民的衣、食、注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54)会后，朱德从五月十五日起，又先后去陕西、四川、云南三省视察。五月二十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现在陕西、四川集市上的饭铺都没有了，农民赶场买不到饭吃，感到很不方便。可以允许私人或供销杜在集镇上开几家饭铺，这样既能养活一部分人，又方便群众。陕西省的煤炭企业现在普遍赔钱。大型企业亏本出售还可以由国家贴补，小煤窑长期赔下去就无法再维持生产了。而小煤窑的生产在解决当地民用煤方面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因此，煤炭调拔价格可以不变，但是小煤窑的零售价格应当允许地方上适当调高，不要统死。这样做，群众也不会有太大意见。否则，这些小煤窑赔垮了，当地群众在烧的方面将会更加困难。(55)朱德在四川西昌地区视察时，曾派人重点调查了一个生产队。五月二十六日，朱德致电中央，如实反映了这个生产队的情况："这里群众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这个生产队的群众，四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只有十斤（十六两秤），五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十一斤四两。在夏季插秧大忙季节，一个全劳力也只能吃到十六斤。""口粮不足的原因，除因去年天旱歉收外，在执行政策上也还存在问题。如公社规定，在完成征购和储备任务后，即使生产队还有余粮，每人每天的口粮也不得超过十二两。口粮是十天一发，主要是怕群众吃了'过头粮'。对群众开垦小片荒地还有限制。总之，对农民箍得太死，因而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56)朱德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思考过许多问题。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同身边工作人员说：第一，全国在统一政策下，具体作法要因地制宜。各地可以有细则，有区别，不能强求一律。如所有制、责任制、经营管理等，各地可以有所不同。

第二，当前主要是反"左"，而不是反右。要提意见，不要怕说右了。第三，今后建筑部门可以出国，搞劳务出口。第四，商业部门完全统一有问题。粮食部门要有利润，不能赔钱。第五，集体副业与家庭副业要同时并举，有许多事情要靠家庭而不是靠社会去解决。第六，要鼓励农民开荒，可以规定几年不征税。(57)八月，朱德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又指出：第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很好地解决。个人没有注没有吃、没有家，集体如何巩固？因为生产没有劲了。反之，家庭生产发展起来，生活改善了，集体才会巩固。第二，"三包"到组，在一部分地区可行。第三，要发展机关生产，不能因为有贪污分子而把机关生产一笔勾销。对贪污分子要以法惩办。第四，自由市场是农民的需要，开放自由市场利多弊少。既然开放，就必然有两个市场，两种价格。(58)

九月六日，朱德看了《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草案）》后，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提出四条意见：第一，应该迅速恢复供销社渠道，这是促进生产和繁荣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第二，应该在统一领导下，把市场搞活一些，以促进生产和流通。改变过去那种不统则乱，一统就死的状况。第三，要号召共产党员学会做生意，抽调一批好的党员干部充实和加强商业系统。第四，要注意调整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长远来看，应该按照价值规律，逐步缩小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在价格上的不合理的差距，使价格走向合理化。在当前，应注意调整价格中可能产生的更加扩大的差距。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应逐步解决粮价倒挂、粮棉差价和工业亏损等问题，建立各种价格合理的比例关系。(59)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据。会议把在农业上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会议仍决定继续进行经济上的调整。毛泽东也说，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九月二十五日，朱德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言说，由于我们在工业上贯彻了"八字方针"，在农业上贯彻了"十二条"和"六十条"，国内形势已大力好转。再加上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的补充，市场也活跃起来了，农民是很高兴的。"农民今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60)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朱德继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进行不懈的努力。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三年二月的将近两个月里，先后视察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十二个盛市、自治区，看了不少工厂、农尝矿区和人民公社，听取各级党政负责人汇报，对经济工作讲了许多重要意见。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朱德在听取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你们要多搞出口产品。""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61)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对上海市商业局、外贸局负责人说：国营商业与基层供销社是买卖关系，不能平调。要使基层社有利可图。不办好基层供销社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而且居住分散，只靠国营商业统不了。要通过基层供销社与广大消费者发生关系。(62)一九六三年一月，朱德第二次到海南岛视察，考察了琼崖县的集市贸易，向当地负责人说：对集市贸易应该加强领导，不可硬反。人民群众需要的东西反不得。(63)陪同他视察的海南军分区副政委陈青山回忆说："车过嘉积市（琼海县城），他叫停车。我请他到县委休息一下，但他不休息，叫下车。一下车，他就转入集市中去看了，我只好跟着。他逐一问价格，菜多少钱一斤？鱼、肉多少钱一斤？原来他是就地调查研究。他向群众打听，我在旁边为他翻译。快离开集市的时候，他被群众认出来了，都说：朱总司令来啦！围上好些人。我有点着急，请他快走出集市。他说：'不要紧，别这么紧张嘛！'后来慢慢走出集市，上车继续前行。海南很穷，嘉积是当时比较富的地方了，朱总看了很高兴。"(64)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又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李明强调：海南岛一定要以发展热带经济作物为主，因为全国只有这一个地方最适宜热带经济作物的生长。(65)在河南时，他对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说：煤炭的价格问题要解决，不能长期亏本，长期亏本就不能发展生产。(66)一月三十日，朱德在广西对桂林市的负责人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一定要摆好，只顾那一头都不行。只顾国家、集体，不顾个人，就不可能育国家、集体的发展。他说："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那能建成社会主义？"(67)朱德回北京后，在三月二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写报告，对今后如何办好供销社和开发海南岛的问题，再次提出建议：目前应加强基层供销社的工作，通过社员代表会议、代表大会等活动，恢复以往那种民主管理、群众办社的优良传统，使供错社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供销社。海南岛是我们祖国的一块宝地，应抓紧开发，并优先发展热带经济作物。从战略和长远规划上来看，海南岛必须做到粮食自给，但从目前开发阶段来看，国家必须在粮食、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予以支援。要动员生产队以及社员个人广泛地种植热带经济作物。(68)朱德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又在三月十六日前往陕西、四川两省视察。他在听取陕西省委负责人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69)三月二十一日，朱德到了四川省剑阁县的剑门镇，顺着赶场的人流漫步街头，对集市贸易进行现场调查。三十日，他在成都听取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杨超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朱德插话说：粮、油指标不要定得太高，太高了容易落空。粮食每年增长一般是百分之四、五左右，而不是百分之十几。你们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生产计划。要发展多种经营，畜牧业要大发展，以便解决人民群众的吃肉问题。(70)四月十三日，"朱德在重庆同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谈话时指出：对私商单纯取缔不行，在边远山区还需要私人贩运。公家办不了，办了也要赔钱，如向山区挑盐就是这样。(71)朱德回到成都后，又对四川省委负责人说：四川原来是很富的地方，为什么这几年穷了？不能只怨大旱。除天灾之外，在政策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自"大跃进"以来，这也不准搞，那也不准动，限制太死。收购价格也不合理。搞生产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因地制宜，山区不适宜种粮食就种经济作物。又说：你们可以多生产些出口物资，也可以开放游览区，以增加外汇收入。(72)回京后，朱德在五月十三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反映视察陕西、四川两省的情况说：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应该"水"字当头。从长远看，这是保收和增产的根本办法。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如竹、木、藤、棕、丝、茶、桐油、山货药材等，应大力恢复和发展。"现在农村的经济作物和多种副业生产虽然在恢复，但还远未达到过去水平。因此，应当十分注意发展集体和社员家庭的副业生产。否则，不仅浪费了劳动力，而且对于集体经济的巩固也是不利的。"(73)五月十八日，朱德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常称为前十条）。他在会上发言说：农民对我们党是很信任的。但是，由于过去法律不健全，往往靠行政命令办事，有时第二个命令把第一个命令否了，第三个命令又把第二个命令否了，因此，农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不行。又说："在农村搞政治运动，必须达到增产的目的。"(74)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后十条）。九月十八日，朱德在华东组会上发言。他在谈到"统一集中"问题时说："我赞成'统一集中，合理布局'的意见。但是，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如果什么都统起来也会出问题，国家背不动。因此，必须区别情况，该统一的一定要统一起来，不该统一的不要硬去统一。有些东西可以分散依靠群众自己解决的，不要都由国家包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75)会议期间，朱德了解到煤炭生产因价格偏低而影响生产的情况后，在十月十五日写信给周恩来说："现在大部分煤炭企业的生产仍然亏本，这个问题是应当加以考虑的。"

"作为工业燃料和原料来讲，煤炭工业是基础，应当有合理的价格"，"应当保持盈利，不应当亏本。同各国比较，我们的煤炭价格偏低了。"信中提出："在发展生产中，怎样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应当指定一些人，切实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总结一下这方面的教训，并且在三年调整中，逐步制定出更符合实际、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价格政策来。"(76)一九六三年五月至九月间，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五省部分地区连降暴雨，洪水成灾。当时我国刚刚经历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有限。

十月十六日，七十七岁高龄的朱德赶往灾区，了解灾情，指导抗洪救灾。

他首先到了河北保定，这里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连下七天的暴雨，把杨各庄一棵五百多年的槐树都冲倒了。朱德听完中共保定地委和保定市委负责人的汇报后说：今后应注意多种点耐涝的高杆作物。沙土地不适合种粮食可以种花生。水边可以多种苇子，它是很好的原料(77)。当天，他又到石家庄、邢台、邯郸了解灾情。

第二天，他到了河南安阳。安阳地区灾情之严重也是多年未遇的。洪水自卫河、漳河涌来，有七个县、六千余村庄被水包围，一千多个村庄被淹没，八十七万人急待救援。朱德在当地强调：救灾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要注意发展副业生产。(78)接着，他又先后到河南新乡、郑州、开封、商丘，江苏徐州，安徽宿县、蚌埠、合肥，山东济宁、泰安、济南、德州，河北沧州等地了解抗洪救灾情况。朱德对中共新乡地委负责人说：盐碱地可以植桑，种水果，不一定种粮食。(79)他对中共开封地委和开封市委负责人说：开封是交通要道，直通安徽、山东。在救灾中，要恢复过去的经济渠道，现在很需要小商贩，供销社也要活跃起来，去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收购农副产品。(80)他对中共蚌埠市委负责人说：在救灾中，对长途贩运要放宽一些，还可以有组织地去搞。(81)他对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说，"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要调整好，农民有家底很重要。生产稳定了，干部团结了，就能取得群众的信任。"(82)回北京后，朱德在十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反映五省抗洪救灾的情况。信中说：经过两个多月紧张的抗洪救灾工作，灾民已经初步安定下来。目前灾区的主要困难是群众的口粮不足，药品缺乏，特别是奎宁奇缺。受灾各省都希望能从邻省的非灾区调这一些于菜支援交区，卫生部能调拔一批药品供应灾区。为了帮助灾区尽快克服困难，应当加强灾区的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应当为灾区的副业生产积极组织原料的供应和产品的收购，帮助灾区同外地挂钩搭线，组织物资交流，并向缺少资金的杜队发放贷款。(83)经过几年的调整，到一九六三年上半年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这时，一些干部中急躁情绪又开始抬头。朱德既看到经济形势有好转的一面，也看到仍有困难的一面。

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至四月六日，这位七十七岁的老人，又在近一百天的时间里行程万里，连续视察了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十三个盛市、自治区。他每到一地，都注意从各地的不同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视察上海后，他在一月十七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说：现在上海市基本上成为一个生产门类比较完整、物质基础比较好和技术力量比较强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今后应该更加充分地发挥这个基地的作用。(84)在福建，他向省委负责人指出：福建临海，你们要多注意海外的事情，有几百万人在海外，要努力做好海外的工作。(85)在江西，他对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说：现在群众搞多种经营的劲头比干部大，干部应该来一个大转变，大抓一下多种经营。

(86)三月十四日，他在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周年大会上讲话说：广西这块地方是亚热带，是全国少有的好地方。不仅发展农业大有可为，而且发展林、牧、副、渔业也大有可为。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地下的许多宝藏还没有开发出来，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十分优越的条件。(87)四月二十三日，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外出视察报告，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当前，不论农村还是城市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都很好。"但是，"困难还是存在的。当前农业生产包括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还没有全面恢复和发展起来。一些老灾区要全面恢复农业生产，还要做很大的努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这些地方农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88)这时，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左"的思想指导下，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常称为二十三条）中，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国内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但是，朱德仍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工作上。一九六四年六月至八月，他又赴内蒙和东北三省视察，调查了解国民经济恢复情况。

十二月十五日起，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二十三条"。二十七日，朱德在会上发言，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说：对农村的基层组织要一分为二，有好的，也有坏的。从点上摸的情况来看，当权派好的不多。应该说还是好的多。有些同志看到各方面的问题很多就急躁起来。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该审判的人还是按法律办事，要少杀人，把工作做细一点，把坏人当人来改造，把他们改造成为好人，这样才好。(89)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讨论调整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问题时，朱德在会上提出："供销社要到农村去换东西，不拿票子把农村的东西收起来，是最大的损失。""要合理合法地把生意做活，生意做活了，财富就有了。农民手里有了钱，就可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90)朱德的意见，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和李先念等人的赞同。十二月三十日，朱德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习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91)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已经持续了几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的经济调整工作，被这嘲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所打断。朱德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些正确主张和意见，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的批判。

朱德有一个业余爱好，那就是种养兰花。兰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中历来被看作坚贞高洁的象征。朱德在一九六二年初参观北京中山公园兰花展览后，曾经写了一首诗赞颂兰花的这种品格：幽兰吐秀乔林下，仍自盘根众草傍。

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

朱德一向喜爱兰花。建国后，他年事已高，种养和欣赏兰花便成为他很少的业余闲暇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不仅有丰富的养兰经验，对兰花的鉴赏也有较高的水平。他以兰会友，结交了不少兰友，其中有兰花专家、工程师、技术工人、寺院和尚和业余兰花爱好者。

广州华南热带植物园养兰女工程师程式君回忆同朱德的交往时说："朱总每次来，都很随便，同我们以兰友相交。他到兰圃参观时，也把我们带去，借以交流经验。当他了解到我们植物园经费和人员都不足时，便对我们说：'我们交个朋友，我把北京的地址留给你，你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随时给我写信，我尽力帮助解决。'他的和蔼慈祥和亲切关怀，使我终生难忘。"(92)北京中山公园内有许多名贵兰花是朱德赠送的。当公园建立"兰室"时，想请他题字，朱德欣然答应下来。几天后，他非常认真地写了几幅字让公园挑眩朱德对公园"兰室"的建设抱着很大的希望，叮嘱他们："作为国家的珍贵财富，要好好保护这些兰花。"(93)朱德养兰花，还着眼于推广繁殖，供人民群众观赏。解放前，兰花可以说是只供有钱人玩赏的。一些名贵品种，一般百姓更难以见到。朱德曾经说："兰花不能象过去那样只供少数人玩赏，要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94)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对南方一些省的代表谈了要重视种植兰花的问题。"他说，这既可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又可组织出口，赚取外汇，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95)朱德广交的兰友中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北京中山公园的虞佩珍工程师讲了一个"花为媒"的故事：六十年代初期，日本知名人士松村谦三作为友好使者来到中国访问。他和朱德对兰花有着共同的爱好，在访问期间曾到中山公园兰室观赏，他向公园点名要了四个兰花名种，不久又回赠了几个日本品种的兰花，以花为媒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家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乱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三次会议后，在长达八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再也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连朱德种养兰花，也有人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说这是"资产阶级情调"。朱德看到后，只是很平静地对康克清说："种兰草有这个事"。"种兰草一可以美化环境；二可以调剂老人的业余生活；三可以出口为国家挣外汇。"(96)

分类:共和国人物书名:朱德传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Add new comment

Details: Category: 朱德传; Created: 08 April 2018

注释 | 朱德传 | 共和国人物

注释

一、佃农的儿子

①袁鸿裔：《朱世林墓碑寿文》， 1925年立。

②⑧⑨(13)(14)(15)(16)(17)朱德自传（1886-1937），手抄稿本（这是朱德在1937年口述，由他的秘书孙泱等笔录的）。

③访问朱代良记录， 1978年5月18日。

④⑤⑦⑩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13、114、111、112页。

⑥高光照：寿文，《朱母潘太夫人荣哀录》，第11、12页。

(11)访问席绍华谈话记录， 1978年5月16日。

(12)《朱德委员长的青少年时代》（邓新整理，《人民的光荣--朱德委员长光辉战斗的一生》（一），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编内部本，第256页。）

二、走向广阔的世界

①⑩刘长征（刘寿川的儿子）：《回忆尊敬的朱委员长》，未刊稿。

②⑥⑦⑨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③体育学堂章程，四川学报，2年3册，光绪32年3月。

④⑧《体育学堂甲班学生第二学期积分表》，原件。

⑤《体育学堂第一学期学生姓名籍贯年龄册》，原件。

(11)萧向成：《朱德故里》，文物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9页。

(12)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12页。

(13)(15)[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90.92页。

(14)访问张与九记录， 1978年4月24日， 1983年5月13日。

三、奋身军界

①⑨(15)(24)(29)朱德自传，年抄稿本。

②《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宣统元年7月，陆军教练处铅印所排印本，第1、2页。

③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6月版，第136页。

④马伯周：《回忆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的部分革命史实》， 1978年11月26日，未刊稿。

⑤《云南陆军讲武堂同人录》，第39页；《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第一队学生姓氏录》，原件。

⑥(11)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 1977年11月，未刊稿。

⑦(32) [美]宁谟·韦尔斯：《朱德的一生》，《续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2月版，第118、119页。

⑧《朱总司令在五四寿诞庆祝大会上的讲演》，《前线》第11期， 1940年1月1日。

⑩(18)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 1978年4月6日，未刊稿。

(12)周开勋：《云南讲武堂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167页。

(13)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0集，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版，第322页。

(14)《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1号， 1906年10月15日。

(16)(17)(18)朱德：《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78、379、381、382页。

(19)(21)[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00、101页。

(20)黄兴、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5月版，第60页。

(22)詹秉忠、孙天霖：《蔡锷对云南同盟会的态度》，《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8页。

(23)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同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版，第30页。

(25)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 1977年11月，未刊稿；马怕周：《回忆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的部分革命史实》， 1978年11月26日，未刊稿。

(26)(27)朱德：《辛亥革命杂咏》手迹，《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版，卷首。

(30)任可澄：《批迤南剿匪事务所督办详情赈恤黄喜被烧店房一案》，原件，1914年11月18日。

(31)王景弗（建水县知事）给云南将军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的报告，原件， 1915年9月29日。

(33)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6页。

四、护国名将

①②《朱德早年诗十八首》，《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

③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版，第30页。

④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12月出版，第348页。

⑤滇声报：《云南起义实录》，《护国历史资料选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第29页。

⑥《云南部督府委饬第×号》（1915年12月30日），《共和滇报》，1916年2月2日。

⑦《云南都督府委饬第×号》（1916年1月6日），《共和滇报》， 1916年2月7日。

⑧《董鸿铨入蜀讨袁日记》，《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237页。

⑨《蔡锷致梁启超书》（1916年1月5日），《松坡军中遗墨》，《近代史资料》第4期， 1963年。

⑩杨如轩，《护国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步兵第十团）第二营入蜀讨袁日记》，《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85页。

(11)(13)《朱德陈述所部作战经过与唐继尧来往函》，《护国运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清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220页。

(12)李曰垓：《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护国文献》，第670页。

(14)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 1978年4月6日，未刊稿。

(15)《罗佩金、赵又新命令》（1916年2月18日），《护国之役总司令部作战命令》。

(16)《蔡锷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2月29日），《松坡军中遗墨》，《近代史资料》第4期，1963年。

(17)(24)李曰垓：《客问》，《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79、680、681页。

(18)《蔡锷致各支队长命令》，《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262页。

(19)孟雄成：《护国军蜀战通讯》，《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90页。

(20)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未记》下册，云南图书馆1917年印，第10页。

(21)《蔡松坡家书》，《近代史资料》第4期， 1963年。

(22)《政府公报》第64号， 1916年3月10日。

(23)《护国军第二梯团战斗详报》，《蔡总司令命令》（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25)《朱德诗词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3、4页。

(26)吴玉章：《庆祝人民军队的创造者朱总司令玉阶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朱德委员长光辉战斗的一生》（一），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编内部本1977年12月版，第23页。

(27)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五、从黑暗中走出来

①《唐继尧通告由滇启程北上先平川乱电》，《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306页。

②但懋辛：《川军驱逐滇、黔军概况》，《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96页。

③朱德致唐继尧电， 1917年12月10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件。

④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 1977年11月，未刊稿。

⑤朱德、金汉鼎等致唐继尧电，1918年2月9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件。

⑥朱德致唐继尧电， 1918年3月13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件。

⑦欧阳励清：《跟随敬爱的朱德委员长的片断回忆》， 1977年1月4日，未刊稿。

⑧沪县文教局：《朱德在沪县》第64页。

⑨朱德：《在五四寿诞庆祝大会上的讲演》，《解放》第11期， 1941年3月30日。

⑩(19)朱德：《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85、386页。

(11)(12)(13)(14)《朱德同志早年诗抄》，《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

(15)《朱德早年读史批语逊，《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16)王嘉烈：《进德斋日记》，1920年1月9日条，沪州市政协档案。

(17)《朱德致任锐信》， 1945年3月24日，手稿。

(18)(20)(21)(22)(23)[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50、145、177、150、152页。

(24)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 1978年4月6日，未刊稿。

(25)(26)邓锡候：《一九二○年川、滇、黔军阀混战前后》，《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144页。

(27)顾品珍：《自述由川战败回滇经过》，《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杜1983年4月版，第191页。

(28)《邓泰中等致云南周省长、省议会等电》， 1921年2月6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29)《顾总司令就职之布告》，《义声报》， 1921年2月25日，第5页。

(30)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公函第2号， 1921年3月8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31)(32)《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3页。

(33)安恩溥：《顾品珍之死》，《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86页。

(34)靖国军总司令部训令，第31号， 1922年3月27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35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六、远涉重洋追求真理

①②③④⑦(28)[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71、173、175、178、193页。

⑤李景泌：《我对朱委员长的回忆》， 1978年4月27日，未刊稿。

⑥⑧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⑨朱德在哥廷根的市民登记证，原件。

⑩访问谢唯进记录， 1978年2月27日；访问刘鼎记录，1978年6月1日。

(11)(26)访问房师亮记录， 1978年3月8日。

(12)访问郭先彦记录， 1978年4月27日，5月2日。

(13)入学注册证， 1924年3月，原件。

(14)(16)魏时珍：《关于朱德总司令的回忆》， 1978年4月24日，未刊稿。

(15)访问李景泌记录， 1978年4月27日和4月30日。

(17)访问刘鼎记录， 1978年6月1日。

(18)段可情：《关于朱总在德国留学期间的一些活动情况》， 1978年5月27日，未刊稿。

(19)刘鼎：《追求真理的足迹》，《红旗飘飘》第25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45页。

(20)朱德致季子、莘农信， 1925年3月7日，原件。

(21)访问谢唯进记录， 1978年3月15日。

(22)(27)访问刘鼎记录， 1978年6月3日。

(23)《德国警察为同盟国服务--警察对外国大学生的暴行》，《红旗报》（德文）， 1925年6月20日，原件。

(24)(25)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七、在北伐革命中

①朱德的一次谈话， 1966年6月1日。

②秦青川日记，秦蓉芳提供。

③陈毅：《早年回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25页。

④杨森致外交部电， 1926年9月1日；《万县九五惨案史料汇编》，政协万县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第23页。

⑤⑥杜钢百：《万县惨案和朱德、陈毅同志》，《万县九五惨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388、389页。

⑦《万县海关报告》，《万县九五惨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7-88页。

⑧(11)莫湘：《缅怀敬爱的朱德委员长》， 1982年11月，未刊稿。

⑨《中国共产党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向导》第173、174期合刊， 1926年10月10日。

⑩《旅鄂川人对万案之愤慨（续）》，《国民公报》（成都版）， 1926年11月6日。

(12)刘伯承：《纪念杨闇公同志》，《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70页。

(13)叶英俊：《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织沿革表》， 1948年3月12日。

(14)廖宾儒：《回忆朱委员长在1926年临万县政治学校讲话实史》，未刊稿。

八、南昌暴动

①③莫湘：《缅怀敬爱的朱德委员长》， 1982年11月，未刊稿。

②徐震球：《大革命时期跟随朱德委员长的片断回忆》， 1978年3月10日，未刊稿。

④赵輖：《朱德同志在南昌军官教育团》，《战争年代的朱德同志》，人民出版社1977年6月版，第6-7页。

⑤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14次总理纪念周演讲词》， 1927年2月21日。

⑥⑦赵镕：《朱德元帅革命事迹回忆片断》，未刊稿。

⑧《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47页。

⑨(11)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⑩赵镕致陈友群的信， 1981年10月10日。

(12)金汉鼎：《八一起义前后见闻点滴》， 1964年，未刊稿。

(13)张适南：《1927-1928年朱培德、王均在江西》，1964年，未刊稿。

(14)朱德在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的谈话， 1961年2月16日。

(15)朱德：《在北京市各界人民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7年8月1日。

九、保存革命火种

①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未记》，《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59页。

②⑩赵镕给陈友群的信， 1981年10月10日。

③《起义军指挥员名单》，《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

④朱其华：《一九二九年底回忆》；疋林：《南昌起义》（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辑；《党史资料》1954年，第6期。

⑤(11)(17)(51)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44、48、55、69页。

⑥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未刊稿， 1978年4月6日。

⑦宋之的：《从南昌到井冈山·伟大的朱德》，《星火燎原丛刊》1980年10月第2辑，第8页。

⑧(54)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⑨(43)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未刊稿， 1977年11月。

(12)访问赵镕谈话记录， 1985年6月14日。

(13)赵輖：《关于南昌暴动中二十军的斗争情况报告》，《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08页。

(14)(15)《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第342页。

(16)廖运周：《回忆南昌起义前后的七十五团》，《南昌起义》，党支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328页。

(18)周士第：《起义中的二十五师》，《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49页。

(19)(20)(29)(35)(37)(38)(39)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日。

(21)(22)《一次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饶平党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4页。

(23)(34)[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242、245页。

(24)《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36-37页。

(25)张启图：《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1927年12月22日，于上海），《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35页。

(26)(28)(41)(45)杨至诚：《艰苦转战》，《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10、111、114、116页。

(27)(36)(40)(42)(44)(46)(50)(52)《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94、125、395、页。

(30)(32)(33)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26页。

(31)朱德：《关于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同解放军政治学院负责同志谈话纪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5页。

(47)严中英：《南昌起义后朱德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侧记》，《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24页。

(48)(55)严中英：《回忆朱德总司令》， 1978年春，未刊稿。

(49)马伯周：《范石生》，《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页。

(53)《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1928年6月15日。

(56)李中奇：《朱德同志教我们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初选稿，第1卷，第1辑。

十、领导湖南起义

①⑤⑥(18)《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396、129、397、397-398页。

②中共湘南特委：《湘南暴动计划》， 1927年12月6日。

③(14)《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 1927年12月2日；朱德在军直小组会上的发言， 1927年6月14日；朱德自传，手抄稿本；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57页。

④陈茂：《从湘南到井冈山》，《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559页。

⑦⑩(12)(24)萧克：《南昌起义》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81-82、83、84、86页。

⑧⑨[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255、256页。

(11)《湖南民国日报》， 1928年3月19日。

(13)《湘南暴动在耒阳》，中共耒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83年11月编印，第77页。

(15)黄克诚：《在永兴暴动的日子里》，《星火燎原》丛书之一，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92页。

(16)唐天际：《安仁农军上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36页。

(17)陈列菊：《一位冠中帼赛须眉的女英雄》，《光辉的人生》，衡阳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第207-211页。

(19)访问萧克谈话记录， 1977年10月31日。

(20)徐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 1928年6月。

(21)《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工作决议案》， 1928年6月17日。

(22)访问欧阳毅谈话记录， 1974年9月14日。

(23)朱德：《关于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2-3页。

(25)萧克：《序》，《湘南起义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页。

十一、会师井冈山

①徐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之报告》， 1928年6月。

②访问曾志谈话记录， 1977年10月27日。

③访问黄克诚谈话记录， 1984年8月28日。

④李奇中：《在湘南》，《星火燎原丛书》第一辑，解放军出版社1966年6月版，第113页。

⑤(24)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⑥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98页。

⑦(29)《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7、77页。

⑧(20)萧克：《南昌起义》，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90、94页。

⑨杨至诚：《艰苦转战》，《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79年11月版，第116页。

⑩(14)(15)(17)(19)(35)(39)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19、139、140、143、145、165、167页。

(11)《回忆录选辑》广州军区编印， 1986年第5期，第3页。(12)王紫峰：《井冈山斗争史的一些回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57页。

(13)谭冠三：《对井冈山斗争的回忆》，《星火燎原》丛书之一，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134页。

(16)陈士榘：《关于朱毛会师的几点回忆》，《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18)《毛泽东给江西省委转中央的报告》， 1928年5月19日。

(21)《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 1929年9月1日。

(22)《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 1928年5月25日。

(23)《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 1928年11月25日。

(25)《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0月版，第64页。

(26)(41)《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 1929年2月25日。

(27)熊寿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8页。

(28)《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函参字第1303号》， 1928年5月3日。

(30)(31)萧克：《四打永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94、395页。

(32)(33)访问何长工谈话记录， 1978年5月12日。

(34)(43)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未刊稿， 1977年11月。

(36)《湘赣边特委致省委转中央的信》， 1928年6月16日。

(37)(38)(40)《朱德给周恩来的信》， 1972年12月20日。

(42)"两只羊"指江西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和第九师师长杨池生。

(44)《谭震林同志的谈话》，《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4页。

(45)朱德：《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谈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8页。

(46)萧克：《"朱毛红军"侧记》，《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第121页。

十二、八月失败前后

①《湖南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80页。

②《江西省委致中央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95页。

③《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26页。

④《湖南省委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6页。

⑤《湖南省委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9页。

⑥⑦⑧⑨⑩《湖南省委关于军事工作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指示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43、142、144、144、142页。

(11)(12)《中共湘赣特委和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48、150页。

(13)(14)(16)(17)(21)(43)(44)(45)(51)《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53、254、255、256-257、256页。

(15)(27)访问萧克谈话记录， 1973年8月。

(18)(20)《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第189、190页。

(19)(22)(23)(24)(25)(33)访问杜修经谈话记录， 1987年9月12日。

(26)杜修经：《八月失败》，《革命回忆录》（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17页。

(28)(29)(40)(4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60、61页。

(30)访问江华谈话记录， 1974年9月13日。

(31)(56)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32)(37)《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5月版，第191-192页。

(34)杜修经：《八月失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526页。

(35)(36)(38)(39)(48)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第29、29、29、30、34页。

(41)(42)《八月失败》，《井冈山的武装割据》，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二版，第199页。

(47)(53)(54)(55)(57)(59)(60)《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 1928年11月25日。

(49)江华：《井冈山斗争时期几事的回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548页。

(50)朱德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谈话记录， 1962年3月5日。

(52)《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60页。

(61)贺礼保：《随茶陵游击队上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25页。

(62)朱良才：《红军的连队生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37页。

(63)李克如：《红军的政治工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48-249页。

十三、向赣南闽西进军

①(35)(36)(37)(4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13、114、117、125、126、127页。

②《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 1929年3月20日。

③彭德怀：《关于五军四军会合后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1929年4月4日。

④⑦(12)(26)(41)(48)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⑤⑧(15)《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61、361、362页。

⑥(13)陈茂：《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挺进》，《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574、581-582页。

⑨(14)(17)《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81-82、83页。

⑩黎崇仁、谢甫鹏：《圳下战斗和罗福嶂会议》，《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52-53页。

(11)(21)(32)《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 1929年3月20日。

(16)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3页。

(18)李祖轩：《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41页。

(19)(29)(30)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7、48、49页。

(20)(51)《陈毅诗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页。

(22)(23)《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2月24日。

(24)(25)(27)(43)(49)毕占云：《三战闽西》，《星火燎原》第一卷，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344、345、346、348、349、350、351页。

(28)《中共福建省委报告》， 1929年3月19日。

(31)《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

(33)[美]尼姆·韦尔斯：《红色女战士-康克清》，《记康克清大姐》，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59页。

(34)张际春：《向赣南、闽西进军》、《星火燎原》（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337页。

(38)《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84页。

(39)(40)《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 1929年2月7日。

(44)(46)《朱德来信》（1929年5月23日），《红旗》第25期。

(45)《红军捷报》， 1929年5月26日。

(47)《福建省政府给蒋介石、谭延闿电报》，1929年6月19日。

(50)(52)《中共闽西特委关于武装斗争党务工作的报告》， 1929年8月22日。

十四、古田会议前后

①⑥(11)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第37、38、39、40、41页。

②③④⑤⑧毛泽东：《复林彪的信》， 1929年6月14日。

⑦访问傅柏翠谈话记录， 1980年9月。

⑨⑩《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1929年6月22日。

(12)《时报》， 1929年7月，第8版。

(13)《三拾剿共"兵力》，《时报》， 1929年8月6日，第一版。

(14)《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前委、党委信》， 1929年8月8日。

(15)《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74页。

(16)[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299页。

(17)(39)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18)(19)赖毅：《出击闽中》，《闽西的春天》，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91页。

(20)《时报》， 1929年9月12日。

(21)《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29年9月28日。

(22)(23)(24)(25)《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 1929年10月6日。

(26)《朱德给东委信》， 1929年5月3日。

(27)《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关于开往潮梅一带游击情况的报告》， 1929年10月18日。

(28)《巡视员谢运康给中共福建省委的报告》， 1929年10月25日。

(29)《梅县县委给东江特委报告》， 1929年11月7日。

(30)(31)《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9页。

(32)(33)《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 1929年11月28日。

(34)(36)《红四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 1930年1月6日。

(35)《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 1929年7月-1930年4月。

(37)《前委通告》第一号， 1930年2月16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58-59页。

(38)《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60页。

(40)(43)朱德、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司令部训令》第二号， 1930年3月19日。

(41)(42)《前委通告》第三号， 1930年3月18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61、62页。

(44)朱德、毛泽东：《关于整顿军风纪律的训令》，1930年3月21日。

(45)《中央给四军前委转三、四、五军总前委的信》， 1930年4月24日。

(46)《另一个世界的闽西》，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 1930年8月28日第四版。

十五、面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指导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六次会议记录， 1930年2月17日。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九次会议记录， 1930年3月10日。

③《中央给四军前委的信》， 1930年4月3日。

④《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 1930年4月15臼。

⑤转引自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3页。

⑥中华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政治任务》， 1930年5月30日。

⑦《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91页。

⑧《中央致四军前委信》， 1930年6月15日。

⑨⑩(26)[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16、317、320页。

(11)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0年6月22日。

(12)《另一个世界的闽西》，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 1930年8月28日第四版。

(13)萧华：《艰苦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50页。

(14)(36)访问萧华谈话记录， 1984年6月20日。

(15)《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部训令》， 1930年7月11日。(16)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信--关于我军在赣西一带新的军事行动概况》， 1930年8月19日。

(17)朱德、毛泽东：红军第一军团命令， 1930年7月25日。

(18)朱德、毛泽东：红军第一军团命令， 1930年8月1日。

(19)[美]宁谟·韦尔斯：《读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2月版，第362页。

(20)(29)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4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9、130页。

(21)欧阳鹏：《红一军团二打长沙经过万载》，《江西党史通讯》（总第1期-26期）， 1981-1984合订本，第755页。

(22)朱德、毛泽东：红军第一军团命令， 1930年8月18日。

(23)《中央给长江局的信》， 1930年8月10日。

(24)(3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57、158、159页。

(25)《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 1930年8月29日。

(27)朱德、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命令， 1930年8月24日。

(28)朱德、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命令， 1930年8月31日。

(30)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3页。

(32)(34)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33)朱德、毛泽东：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命令， 1930年10月3日。

(35)《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92页。

(37)毛泽东给中央的信， 1930年10月14日。

(38)胡国强：《朱德诗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266页。

(39)朱德：《建军报告初稿》， 1945年。

十六、第一次反"围剿"

①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14页。

②何长工：《回忆中央苏区的有关历史》，《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09页。

③访问陈正人谈话记录， 1967年12月。

④《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行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1930年10月26日。

⑤⑨《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0-161、166页。

⑥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⑦朱德、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命令， 1930年11月1日。

⑧⒇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⑩《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富田事变宣言》， 1930年12月17日。

(11)《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给曾炳春等的一封公开的信》， 1930年12月18日。

(12)(24)谢慕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64年4月版，第74、75页。

(13)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7页。

(14)刘新裕、刘欣大整理：《反第一次大"围剿"》，《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7页。

(15)访问萧华谈话记录， 1984年6月20日。

(16)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2月24日。

(17)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0年12月26日。

(18)《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11、112页。

(19)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0年12月28日。

(21)(23)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1931年春，《毛泽东诗词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0页。

(22)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28页。

(25)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1年1月2日。

(26)蔡馥兰：《新编第一师》，《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93-94页。

(27)严德胜：《朱德同志关心战士》，《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04-205页。

(28)(29)钟东林整理：《红军无线电通讯队》，《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24、25页。

(30)《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

十七、第二次反"围剿"

①(27)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35、52页。

②④⑦⑩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 1931年9月3日。

③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诀议的决议》， 1931年4月。

⑤曾山，《"牵牛"与"钻牛角"》，《江西党史资料》第18辑，第180页。⑥《中央给各地红军的指示信》， 1931年3月2日。

⑧(12)(25)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⑨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1年4月19日。

(11)陈伯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情况的回忆》，报告记录稿，1959年5月。

(13)李聚奎：《回忆二次、三次反"围剿"战役》，《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79页。

(14)朱德、毛泽东训令， 1931年5月5日。

(15)项英、毛泽东、朱德训令，第一号， 1931年5月8日。

(16)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92页。

(17)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1年5月13日。

(18)《曹丹辉日记》，《江西党史资料》第18辑，第182页。

(19)公秉藩：《我参加第二次"围剿"被俘脱逃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64年4月版，第89、98页。

(20)《总前委第一次会议纪要》， 1931年5月25日。

(21)《总前委第二次会议纪要》， 1931年5月26日。

(22)《总前委第三次会议纪要》， 1931年5月28日。

(23)郑正：《刘和鼎部在建宁被歼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64年4月版，第113页。

(24)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1931年夏，《毛泽东诗词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6页。

(26)《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8月30日。

(28)《总前委第六次会议纪要》， 1931年6月2日。

(29)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0-131页。

十八、第三次反"围剿"

①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57页。

②黄健民等整理：《千里回师兴国》，《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106页。

③⑤⑥(15)(16)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④朱德：《怎样创造铁的红军》，《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6页。

⑦邓帮福整理：《北坑游击队》，《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101页。

⑧(14)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9、208页。

⑨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1年7月31日。

⑩萧华：《模范的兴国，英雄的人民》，《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48页。

(11)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96页。

(12)周以栗：《黄陂战斗捷报》， 1931年8月12日。

(13)(20)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1页。

(17)朱德、毛泽东等：《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 1931年9月25日。

(18)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1年9月23日。

(19)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1年10月14日。

十九、参加中华苏维埃一大前后

①(13)《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 1931年9月20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46、148、149页。

②《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十四号》，《战斗》第一期，1931年7月1日。

③《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 1931年11月。

④《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 1931年11月。

⑤《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 1931年11月。

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1932年5月20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242页。

⑦朱德在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军事问题报告， 1931年11月。

⑧袁血卒：《宁都暴动纪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3页。

⑨廖颂真、揭国法整理：《秋溪整编》，《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226页。

⑩朱德、王稼祥：《为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兵士投入红军告全国兵士书》，1931年12月30日，《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中共党支资料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76-278页。

(11)访问孙毅谈话记录， 1984年3月16日。

(12)苏进：《从黑暗走向光明--回忆宁都起义前后》.《回忆宁都起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94、96页。

(14)《中央紧急通知--关于反革命进攻鄂豫皖苏区问题》， 1931年12月3日。

(15)《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政治委员的训令，》1931年12月4日。

(16)《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十二号电--指示红军攻取赣州》，1931年12月6日。

(17)《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1932年1月9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98页。

(18)《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7页。

(19)《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1932年1月10日。

(20)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中革军委关于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的训令》， 1932年3月1日。

(21)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4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1-132页。

(22)沈毓珂：《踏遍青山人未老--回忆敬爱的朱委员长体育生活片断》，《湖北文艺》， 1977年第四期。

(23)朱德：《经闽西感怀》，1961年2月9日，《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9月版，第60页。

(24)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中央军委关于今后行动方向和部队部署的训令》，1932年3月18日。

(25)朱德、王稼样：《中央军委关于战略方向和军事戒严等问题的训令》，1932年4月12日。

(26)毛泽东：《对今后行动方针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 1932年4月22日。

二十、第四次反"围剿"

①《中央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1932年6月5日。

②《红一方面军准备进攻南雄之敌的命令》， 1932年6月21日。

③(54)《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6、176页。

④朱德：《红一方面军关于各级指挥员应经常向上报告军情的训令》，1932年7月20日。

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当前作战方向问题给中央局电》，1932年7月25日。

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部队改设政委制毛为总政委》，1932年7月25日。

⑦朱德、王稼祥、彭德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通令》，1932年8月8日。

⑧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中央军委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1932年8月8日。

⑨周恩来：《关于乐安宜黄战绩、敌援兵动态和我下一步作战部署的报告》，1932年8月。

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样致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湘鄂西分局并中央电。

(1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207页。

(12)《任弼时、顾作霖对方面军行动的意见》， 1932年9月7日。

(13)《周恩来关于乐安、宜黄、南城地区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1932年9月8日。

(14)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敌情及红军行动问题致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中央电， 1932年9月23日。

(15)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分散兵力羌赤化城市再歼敌之布置意见》，1932年9月25日。

(16)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讨论当前重大问题与对作战行动的意见》， 1932年9月25日。

(17)《中央局关于部队应向北移动靠近边区问题给周毛朱王电》， 1932年9月26日。

(18)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方面军行动与中央局全会会址问题的意见》， 1932年9月26日。

(19)朱德、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1932年9月26日。

(20)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 1932年9月29日。

(21)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应集中力量歼击乐安之敌致周恩来电， 1932年9月30日。

(22)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样：《敌人进攻苏区的情况与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会问题的报告》1932年9月30日。

(23)(24)(27)《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 1932年10月21日。

(25)(26)《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对宁都会议经过与争论问题之说明》，1932年11月12日。

(28)朱德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发言， 1959年8月。

(29)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1932年10月12日。

(30)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中央军委关于准备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紧急训令》，1932年11月24日。

(31)朱德、周恩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训令》，1932年12月2日。

(32)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 1932年12月26日。

(33)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向北行动工作的训令》，1933年1月1日。

(34)(35)朱德：《谈黄狮渡到逼近抚州的一个战役》，工农红军学校编佣红色战场汇刊》， 1933年6月。

(36)周恩来：《关于我两次战绩统计及敌我新部署和敌俘情况与改编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1933年1月12日。

(37)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关于闽浙赣与中央红军协同动作的指示》，1933年1月12日。

(38)项英、任弼时：《关于我军今后作战部署的意见致周恩来、朱德电》，1933年1月16日。

(39)周恩来、朱德：《关于目前战局的分析和向中央、中央局的几点建议》，1933年1月21日；《请中央局速派人到河西领导红军及对中央局几点建议》， 1933年1月23日。

(40)《中央局（苏区）关于作战新计划之指示》， 1933年1月24日。

(41)周恩来：《关于敌罗、周、吴等师动态和申述攻城对我不利向中央的报告》， 1933年1月30日。

(42)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在敌人新进攻的形势下我苏区的作战区的划分和干部的任免及对中央的要求》，1933年2月3日。

(43)《中央局（苏区）关于作战新计划致周、朱、王电》， 1933年2月4日。

(44)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请中央局派邦宪、闻天同志到前方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和了解红军状况》， 1933年2月7日。

(45)《第一方面军命令》， 1933年2月26日。

(46)刘立明整理，《反第四次大"围剿"》，《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385页。

(47)(53)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48)《中央电贺红一方面军之伟大胜利》， 1933年3月1日。

(49)周恩来：《东黄陂战斗情况及敌我动态》， 1933年3月2日。

(50)(56)朱德：《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 1933年5月28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9、10页。

(51)(52)《红三军团草台岗战斗经过详报》， 1933年3月21日。

(55)朱德：《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1933年5月28日。

(57)朱德：《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1933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16页。

二十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①朱德：《纪念"八一"，检阅红军的军事学术》，《革命与战争》第1期，第5页，1933年11月出版。

②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 1933年5月8日。

③蒋介石，《对剿共军高级将领的训话》， 1933年4月7日。

④蒋介石对汉口政委会演辞，《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版，第37页。

⑤朱德、周恩来：《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通令》， 1933年5月17日。

⑥周恩来，朱德致苏区中央局电，1933年6月18日。

⑦《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之指示》，1933年6月13日。

⑧项英致朱德、周恩来电， 1933年10月2日。

⑨周恩来致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电， 1933年10月4日5时。

⑩项英致朱德、周恩来并转林彪、聂荣臻电， 1933年10月6日。

⑾《中革军委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1933年11月20日。

⑿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13页。

⒀⒂⒃⒅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6、60、63页。

⒆⒁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71页。

⒄访问伍修权谈话记录， 1984年5月9日。

⒆(24)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⒇朱德、周恩来：《对赣东北闽北开展对敌斗争的指示》，1933年11月24日。

(21)《中革军委关于方面军动作的训令》， 1933年11月25日。

(22)《福建的事变与我们的任务》，《红旗》周报第63期社论，1934年1月1日。

(23)中共临时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斗争》第38期， 1933年12月12日。

(25)朱德、周恩来致项英电， 1933年12月13日2时。

(26)周恩来致博古、项英电， 1933年12月16日。

(27)朱德：《第二次全苏大会上的军事报告》，手稿， 1934年1月。

(28)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1934年2月7日。

(29)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34年2月。

(30)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31)博古、李德、朱德致周恩来电， 1934年4月27日19时。

(32)访问伍修权谈话记录， 1984年5月9日。

(33)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 1934年8月31日4时。

(34)林彪、聂荣臻致朱德电， 1934年9月2日。

(35)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 1934年9月2日2时。

(36)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罗炳辉、蔡树藩电， 1934年9月2日8时。

(37)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1934年9月3日2时。

(38)(39)(40)(41)朱德：《在堡垒主义下的遭遇战斗》， 1934年10月1日。

(42)《中革军委关于战斗问题的训令》（训字第一号）， 1934年9月15日。

(43)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1934年9月24日。

(44)朱德致各军团首长电， 1934年9月25日。

(45)朱德致彭德怀、杨尚昆电， 1934年9月27日。

(46)朱德致罗炳辉、蔡树藩电， 1934年9月27日18时。

(47)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 1934年10月2日3时。

二十二、遵义会议前后

①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15页。

②朱德致罗炳辉、蔡树藩电， 1934年10月19日。

③陆定一：《长征大事记》、1934年10月30日条。《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

④《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60页。

⑤朱德：《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 1934年9月。《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8页。

⑥朱德致董振堂、李卓然电， 1934年10月22日8时半。

⑦朱德致彭德怀、杨尚昆、周昆、黄甦电，1934年11月4日16时。

⑧朱德致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电，1934年11月7日16时。

⑨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罗炳辉、蔡树藩电， 1934年11月10日10时。

⑩《中革军委关于表扬三军团首长及全体指战员的命令》，1934年11月11日。彭、杨，指彭德怀、杨尚昆。

⑾朱德致一、三、五、八、九军团，一、二纵队的作战命令，1934年11月25日17时。

(12)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 1934年11月25日23时半。

(13)朱德致一、三、五、八、九军团，一、二纵队电， 1934年11月28日15时。

(14)朱德致林、聂、彭、杨、董、李、周、黄，罗、蔡电， 1934年12月1日17时。

(15)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16)朱德致林、聂、彭、杨、董、李、罗、蔡、周、黄、叶、罗电， 1934年12月3日16时。

(17)《红军总司令部行军日志》， 1934年12月7日。

(18)朱德致各军团、纵队首长电， 1934年12月13日21时半。

(19)《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1934年12月8日。

(20)《中央军委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 1934年12月19日。

(21)朱德致彭德怀、杨尚昆电， 1934年12月31日3时。

(22)朱德致林、聂、彭、杨、董、李、罗、蔡电，1934年12月31日2时半。

(23)《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1935年1月1日，《军事文献》（二）， 1942年编樱(24)朱德致各军团、军委纵队首长电， 1935年1月8日。

(25)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星火燎原》季刊， 1982年第1期。

(26)(27)(28)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1935年2月（或3月），手稿。

(29)《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9月版。第68页。

(30)访问萧华谈话记录， 1984年6月20日。

(31)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86、87页。

(32)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1935年2月10日。

(33)朱德致林、聂、彭、杨、董、李、罗、蔡电， 1935年2月15日。

(34)中共中央、总政治部致林、聂、朱、彭、杨、刘、董、李、曾、罗、蔡、黄、陈、宋电，1935年3月20日。

(35)宋任穷：《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49页。

(36)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1935年4月7日。

(37)《中革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

(38)朱德致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电， 1935年5月2日。

(39)朱德致林、聂、李、黄、陈、刘电， 1935年5月5日。

(40)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41)周恩来：《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记录稿， 1972年6月10日。

(42)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中国文支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26页。

(43)朱德，《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9页。

(44)宋科：《记长征中的刘伯承》，《老帅在长征中》，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84页。

(45)朱德致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电， 1935年5月28日1时半。

(46)朱德致林彪、刘伯承、聂荣臻，董振堂、李卓然电，1935年5月28日。

(47)(48)姚国民：《庐定桥畔》，《我们的总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189、191页。

二十三、艰难的时刻

①莫休：《大雨滂沱中》，《党史资料》， 1954年第三期。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1936年6月26日。③《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1935年6月26日。

④[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77页。

⑤成仿吾：《长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7年10月版，第94页。

⑥杨定华：《雪山草地行军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5年5月版，第295页。

⑦张国焘致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电， 1935年6月29日。

⑧张国焘致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电， 1935年7月1日。⑨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国焘电， 1935年7月10日。

⑩《中革军委关于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的通知》，1935年7月18日。

(11)(32)(40)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252、261、266页。

(12)(30)(3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32、459、461、462页。

(13)《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1935年8月5日。

(14)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1935年8月6日。

(15)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16)中共中央致朱德、张国焘电， 1935年8月15日。

(17)《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 1935年8月20日。

(18)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电， 1935年9月3日。

(19)潘开文：《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1979年7月6日。

(20)访问陈明义谈话记录， 1983年5月11日。

(21)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德、张国焘电， 1935年9月8日9时。

(22)中共中央致张国焘电， 1935年9月9日。

(23)中共中央致张国焘电， 1935年9月11日。

(24)张国焘致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电， 1935年9月12日。

(25)访问余洪远谈话记录， 1983年5月10日。

(26)余洪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红旗飘飘》第24辑，第18-19页。

(27)《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159页。

(28)访问康克清谈话记录， 1983年7月29日。

(29)(30)欧阳毅：《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376、378页。

(31)朱德谈与张国焘斗争的情况， 1960年11月9日。

(34)刘志坚：《安息吧，共过患难的伯钊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5月12日。

(35)伍云甫，《战士的伟大榜样》，《红旗飘飘》第17辑，第102页。

(36)曹里怀：《我在长征路上》，《郑州党史通讯》1986年第2期，第8页。

(37)张纬：《独臂将军的一生》，《人民日报》1981年7月30日。

(38)欧阳毅：《在草地里--回忆朱德总司令》，《我们的总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208、209页。

二十四、率领二、四方面军北上

①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27页。

②朱德致毛泽东、彭德怀、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并转林育英电，1935年12月30日。

③毛泽东致朱德电， 1936年1月1日。

④(16)(4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74、475、483、497页。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1月版，第276页。

⑥林育英致张国焘电， 1935年12月16日9时。

⑦林育英致张国焘、朱德电， 1936年1月24日。

⑧张国焘致林育英、张闻天电， 1936年1月27日。

⑨朱德、张国焘致林育英转国际代表团电， 1936年1月28日。

⑩张继争：《在跟随徐总北上的日子里》，《艰苦的历程》，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144页。

(11)林育英、张闻天致朱德、张国焘电， 1936年2月14日。

(12)徐向前：《民族的骄傲、人民的光荣》，《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页。

(13)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 1936年3月23日。

(14)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 1936年3月30日。

(15)(28)《朱德委员长谈二方面军渡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纪要》，1960年11月9日。

(16)林育英致朱德、张国焘电， 1936年4月1日。

(18)肖永正：《长征路上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天津文史资料》第7辑。

(19)(22)贾守仁：《在跟随朱总司令的日子里》，山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1月版，第27、39页。

(20)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 1936年4月27日。

(21)(32)杨以山：《永不泯灭的记忆--回忆朱总司令过草地的几件事》，《红军长征回忆与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99、100、101页。

(23)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致朱德、张国焘等电，1936年5月20日。

(24)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电，1936年6月19日。

(25)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电， 1936年6月25日。

(26)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359页。

(27)王震：《忠诚的战士、光辉的一生--纪念贺龙同志》，《解放军报》1977年7月28日。

(28)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庆祝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致朱德、张国焘等电， 1936年7月1日。

(30)谭常维：《甘孜会师》，《星火燎原》（3）， 1959年12月版，第330、331页。

(31)朱德致徐向前电， 1936年7月1日。

(32)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8月1日。

(34)朱德、任弼时、张国焘致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电， 1936年8月1日。

(35)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1936年8月3日。

(36)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电，1936年9月13日。

(37)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等电，1936年9月13日。

(38)林育英、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9月14日。

(39)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电， 1936年9月17日。

(40)西北局会议记录， 1936年9月16日。

(41)潘开文：《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1979年7月6日。

(42)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徐向前电， 1936年9月18日。

(43)朱德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 1936年9月20日。

(44)育英、洛甫、恩来、博古、稼祥、泽东致朱德、张国焘等电， 1936年9月21日。

(45)朱德致育英、洛甫、恩来、博古、稼祥、泽东电， 1936年9月22日。

(47)张国焘致子昆、潘同，广化电， 1936年9月21日。

(48)(51)朱德在西北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23日。

(49)朱德等致张国焘、徐向前、周纯全电， 1936年9月22日3时。

(50)朱德致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电，1936年9月22日。

(52)育英、洛甫、恩来、博古、稼祥、泽东致朱德、张国焘电， 1936年9月26日。

(53)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张国焘致英、洛、泽、恩、博、稼、贺、任、关、刘电， 1936年9月26日12时。

(54)朱德、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致贺、任、关、刘及党中央电， 1936年9月26日20时。

(55)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育、洛、泽、恩、博、稼并告贺、任、关、刘电， 1936年9月26日22时。

(56)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1936年9月26日22时。

(57)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电， 1936年9月27日。

(58)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9月27日。

(59)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9月27日。

(60)朱德、张国焘、徐向前致英、洛、泽、恩、博、稼并贺、任、刘电，1936年9月27日20时。

(61)毛泽东、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电， 1936年9月29日22时。

(62)萧华：《红旗漫卷西风--忆中央红军一九三六西征》，《伟大的长征》，甘肃人民出版社1978年11版，第207页。

(63)萧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191页。

(62)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周恩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致毛泽东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电， 1936年11月24日。

(65)胡耀邦：《在朱德同志百周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6年12月2日。

(66)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二十五、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①周恩来、博古致中共中央中电， 1936年12月25日。

②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7年1月2日。

③《红军总司令朱德关于红军行动的谈话》，红军总政治部油印件。

④朱德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 1937年5月5日。

⑤《朱德将军讲演》，《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文献》油印件，1937年4月。

⑥朱德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37年6月9日。

⑦朱德就中央军委已组织军事研究委员会事致各兵团首长电， 1937年6月30日。

⑧朱德：《论解放区战撤，《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68页。

⑨[美]T.A.彼森访问朱德，《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第236-237页。

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刘伯承致宋哲元等电，1937年7月8日。

(11)毛泽东、朱德致彭、任、邓电， 1937年7月11日。

(12)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

(13)朱德誓师词，手稿复印件。

(14)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言记录， 1937年8月11日(15)(17)(19)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37年8月22日。

(16)(18)(20)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37年8月24日。

(21)朱德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 1937年8月27日。

(22)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年8月23日。军委最高领导职务是军委主席，但会议记录写作"书记"。

(23)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前方设军委分会及军政委员会的命令， 1937年8月29日。

(24)朱德、彭德怀就职通电， 1937年8月25日，《六大以来》。

二十六、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①⑤(23)傅钟：《敌后抗战的开端》，《八路军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63、65、68页。

②朱德家书，手迹， 1937年9月5日。

③朱德家书，手迹， 1937年9月27日。

④访问潘开文记录， 1978年10月28日； 1979年1月17日。

⑥《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21页。

⑦萧克：《谈〈八路军〉史料丛书编纂工作的几个问题》，《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3期。

⑧(34)朱德：《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9-57、56页。

⑨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周刊第1卷，第12期。

⑩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207、208页。

(11)(15)(37)(46)朱德：在延安抗大的讲演《一年余以来的华北抗战》，1938年8月29日，《解放》周刊第53期。

(12)朱德、彭德怀关于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的命令， 1937年9月23日。

(13)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115师部署和总部行动问题致毛泽东等电，1937年9月23日。

(14)朱德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华北抗战战略战术的变迁》记录稿，1938年9月7日。

(16)(26)(44)朱德：《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新华日报》1938年2月9日。

(17)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 1938年9月14日。

(18)朱德、彭德怀致毛泽东并告林、聂电， 1937年9月26日。

(19)黄绍竑：《娘子关战役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

(20)朱德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记录稿， 1938年10月2日。

(21)毛泽东关于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我军应坚持游击战方针问题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 1937年9月29日。

(22)毛泽东为通报平型关战役战果致博古、叶剑英，潘汉年电，1937年10月1日。

(24)密勒士评论报：《朱德谈日军优点和劣点》；舒群：《西战场上的朱德》，均载于《朱德传》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2月版。

(25)[美]艾格妮丝·史沫待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411-412页。

(27)毛泽东致朱、彭、任、林、聂、贺、关、刘、徐电， 1938年9月17日。

(28)朱德、彭德怀关于积极发动群众问题致王震电， 1937年9月29日。

(29)朱德、彭德怀致洛、毛、周、任并告林、聂、罗、贺、萧、关、刘、徐、张电， 1937年9月28日。

(30)朱、彭、任关于作战方针问题给各师负责人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朱、彭、任关于军事部署方针的训令， 1937年9月25日。

(31)朱德，彭德怀致蒋介石、程潜、阎锡山等电， 1937年10月3日。

(32)朱、彭就山西新军内部情况致毛泽东电， 1937年9月30日。

(33)(51)薄一彼：《朱总司令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的成长》，《领袖、元帅、战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79、81页。

(35)李树槐，《缅怀朱德同志》，《人民的光荣》（二），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究编内部本，第5页。

(36)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对八路牢扩军工作的指示》，1937年10月4日。

(38)朱、彭、任关于对形势的估计与八路军战略方针问题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10月12日。

(39)毛泽东关于华北战区的重点等问题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电，1937年10月13日。

(40)朱、彭关于忻口战役120师作战行动问题致张宗逊等电， 1937年10月13日。

(41)朱，彭关于徐海东、杨成武部之行动问题致林、聂电， 1937年10月14日。

(42)朱德：《华北抗战战略战术的变迁》，记录稿， 1938年9月7日。

(43)朱、彭关于要求派兵协助八路军一部军事活动问题致李默庵电，1937年10月15日。

(45)朱、彭、任致洛甫并告周恩来，邓小平电， 1937年10月19日。

(47)朱、彭、任致洛、毛并告周、北方局电， 1937年11月14日。

(48)指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49)(54)(55)(56)《中国在反击》，《史沫特莱文集》（4），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127-130、139，141、142页。

(50)访问周桓记录， 1978年11月12日、27日。

(52)毕占云（1903-1977年）四川广安人，1927年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营长，1928年9月在湖南桂东率部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路军第5军参谋长。

(53)左权：《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 1939年7月2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9-10朋。

(57)《王政柱日记》未刊稿。

(58)[美]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第172页。

(59)[德]王安娜：《一个美国叛逆者》，《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1980年5月版，第218-220页。

二十七、东路军总指挥

①朱德：《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新华日报》1938年2月9日。

②《中国在反击》，《史沫特莱文集》（4），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230-232页。

③朱、彭致徐、黄电， 1938年2月4日。

④朱、彭、任关于坚持山西持久战局开展华北游击战争的布置，1938年1月13日。

⑤《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训令--关于战术原则的指示》， 1938年1月25日。

⑥访问潘开文记录， 1978年10月28日； 1979年1月17日。

⑦陈绍禹、周恩来等致朱德等电， 1938年2月13日。

⑧毛泽东致朱、彭电，1938年2月17日。

⑨毛泽东电（原件无收件人）， 1938年2月21日。

⑩朱、彭致毛泽东、滕代远并陈、周，叶、博及林彪电，1938年2月17日。

(11)朱，彭关于策应第五战区作战的命令， 1938年2月5日。

(12)朱、任就卫立煌抽六个团归八路军指挥事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1月26日。

(13)朱、彭、任、傅钟关于对卫立煌部的使用指挥同题致刘伯承等电，1938年2月2日。

(14)任天马、袁勃：《西线上的一个盛会》，《群众》第1卷，第9期，1938年2月。

(15)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54-60页。

(16)访问康克清记录， 1988年7月2日。

(17)(18)朱、彭致毛泽东等电， 1938年2月17日。

(19)毛泽东致朱德等电， 1938年2月18日。

(20)访问薄一波记录， 1981年4月27日。

(21)(23)朱德关于组织野战司令部问题致毛泽东电， 1938年2月19日。

(22)中共山西省委调查研究室《国内外大事记》。

(24)朱德关于后梯队由吴慨之指挥问题致毛泽东等电， 1938年2月23日。

(25)毛泽东、任弼时关于敌情判断和八路军行动问题致朱德（总部）等电，1938年2月23日。

(26)朱德关于敌情及部队行动问题致毛泽东等电， 1938年2月24日。

(27)朱德关于阻敌西进作战部署致彭德怀等电， 1938年2月24日。

(28)毛泽东就企图袭占临汾之敌的处置方法问题致朱、彭电，1938年2月25日。

(29)毛泽东关于我方驻临汾机构转移问题致刘、杨、吴电， 1938年2月25日。

(30)毛泽东关于须尽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敌问题致朱德电，1938年2月25日15时。

(31)刘白羽：《朱德将军传》稿本，该书注明"这材料是根据粉碎晋东南围攻时缴获的文件。"

(32)毛泽东为询问总部驻地事致朱德电， 1938年2月25日16时。

(33)(34)朱德为通报情况致毛泽东等电， 1938年2月27日。

(35)陆定一：《贺朱副司令长官五十四寿诞》，《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2月19日。

(36)朱德：《一年余以来的华北抗战》， 1938年8月29日。(37)(47)朱德：《华北抗战战略战术的变迁》，记录稿， 1938年9月7日。

(38)朱德、左权关于如敌侵入陕北的对付办法致毛泽东等电， 1938年3月1日。

(39)毛泽东关于保卫边区巩固河防的部署致朱德等电， 1938年3月3日。

(40)朱、彭关于八路军在晋东南坚持和必要时一部西渡黄河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等电， 1938年3月2日。

(41)张、毛、任关于八路军主力留晋击敌应本之方针问题致朱、彭电，1938年3月3日。

(42)毛泽东为询问八路军总部取何道转至吕梁山脉事致朱、彭电， 1938年3月4日。

(43)此时西路军改为北路军，由傅作义指挥。

(44)朱、彭关于配合友军作战及作战方针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等电，1938年3月7日。

(45)毛泽东关于中央政治局战略决定的基本精神问题致朱、彭电，1938年3月9日20时。

(46)朱、彭、傅（钟）致刘、徐、邓电， 1938年3月9日。

(48)(50)再访周恒记录， 1979年5月10日。

(49)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出版社1953年7月版，第43页。

(51)朱、彭关天东、南两路军将领会议的情况致张闻天、毛泽东电，1938年3月28日。

(52)吴伯箫：《响堂铺》，1939年2月，《吴伯箫散文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二十八、伫马太行

①朱德在前总直属队干部会上的报告，记录稿， 1938年7月3日。

②《陈诚部长谈台儿庄会战经过》，《新华日报》1938年4月12、13日。

③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73页。

④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9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87页⑤朱德：《华北抗战战略战术的变迁》，记录稿， 1938年9月7日。

⑥朱、彭关于收集敌情问题致刘伯承等电， 1938年4月8日。

⑦(26)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78、126页。

⑧朱、彭关于东路军须立即动员民众配合八路军作战问题致周恩来等电，1938年4月10日。

⑨朱、彭致曾军长、朱、武师长电， 1938年4月10日。

⑩(14)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5页。

(11)访问潘开文记录， 1978年10月28日；1979年1月17日。关于渡漳河的时间，还有另一种说法，据有的老同志回忆在1939年7月。

(12)朱、彭关于消灭武乡、榆社之敌的部署致曾万钟等电， 1938年4月11日。

(13)朱、彭关于准备机动打击敌军问题致刘伯承等电， 1938年4月14日。

(15)朱德：《一年余以来的华北抗战》， 1938年8月29日。

(16)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朱、彭、刘、徐、邓转陈、陈、朱瑞、宋、聂荣臻、彭真、尚昆电， 1938年4月31日。

(17)朱、彭关于需要有适当兵力伸入热察冀区活动问题致贺龙等电，1938年4月15日；朱、彭等关于第四纵队组织与任务问题致贺龙等电，1938年5月14日。

(18)朱、彭关于组织骑兵支队建立大青山根据地问题致毛泽东电，1938年6月10日；朱、彭关于派李井泉率一个团建立大青山根据地问题致贺龙等电， 1938年6月12日。

(19)朱、彭关于解决物资困难问题致各兵团首长电， 1938年5月21日。

(20)(21)朱、彭关于巩固团结揭露挑拨离间者问题致贺龙等电，1938年5月13日。

(22)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训令， 1938年5月31日。

(23)冀察晋即晋察冀，当时这两个名称并用。

(24)朱德手书，复印件， 1938年。

(25)朱德致彭德怀、左权电， 1938年7月9日。

(27)访问前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李世璋记录， 1980年9月11日。

(28)访问周桓记录， 1978年11月12日、27日。

(29)山西吉县党史办：《朱德同志两次来吉县的经过》，内部文稿。

(30)《新中华报》1938年8月25日、30日。

(31)朱德在北方局党校的报告，记录稿， 1938年8月28日。

(32)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关于对张荫梧企图获取正大以北地区与冀中打通的对策的指示， 1938年9月7日。

(33)朱、彭、王稼祥、刘少奇关于鹿钟麟向我进攻与我们的对策的指示，1938年9月18。

(34)朱德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记录稿， 1938年10月3日。

(35)朱德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报告：《三十年来中国的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队的历史》，记录稿， 1943年8月。

(36)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172页。

(37)朱德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记录稿， 1938年10月25日。

(38)《中央文件汇集》1938年。

(39)朱、彭关于打退鹿钟麟等进攻，巩固冀中、冀南政权问题致陈赓等电，1938年11月3日。

(40)原中共太行区委调查研究室张鱼编《国内外大事记》（1937.7-1942.6）（上）第23页。

(41)朱德在山西吉县对军官团的讲演词，记录稿；1938年11月。

(41)朱、彭、朱瑞为揭露鹿钟麟的反动事实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12月2日。

(42)李达：《磨擦与反磨擦斗争》，《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43)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与鹿钟麟斗争的方针和策略问题致朱德等电，1938年12月2日。

(44)朱德在长治各界座谈会上的报告，记录稿， 1938年12月12日。

(45)朱、彭关于115师主力东进苏鲁皖地区问题致陈光等电，1938年12月2日。

(46)朱德：《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71页。

(47)朱、彭关于部队在不妨碍战斗情况下要开荒种麦问题致伯承等电，1939年9月3日。

(48)朱德致张丛吾信，1939年2月17日，《革命文物》1978年第1期。

二十九、反磨擦斗争

①②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5月版，第583、587页。

③朱德在西北局干部会上的报告《三十年来的革命与反革命》，记录稿，1943年8月18日。

④朱德、杨尚昆、朱瑞关于河北问题及对待办法致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月9日。

⑤⑥⑦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07-108页。

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冀察战区战斗序列之密电， 1938年12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⑨朱德、杨尚昆、朱瑞关于河北问题以及对待办法致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月9日。

⑩(11)朱德、杨尚昆、左权、傅钟关于国民党在河北制造磨擦以及八路军之对策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1939年1月19日。

(12)朱德、彭德怀、林彪、刘怕承、贺龙、聂荣臻、徐向前、萧克致蒋介石电，1939年1月31日。

(13)朱、彭关于对敌"扫荡"河北平原之对策问题致周恩来等电，1939年2月6日。

(14)朱、左关于消灭和顺南犯之敌之部署致毛泽东等电，1939年1月26日；朱、彭、左关于385旅等部突击和顺南犯之敌之部署致陈光等电，1939年1月27日；朱、彭关于打击进犯晋东南之敌等问题致陈光等电，1939年1月29日。

(15)朱、彭关于八路军晋东作战情况致卫立煌电， 1939年2月2日。

(16)朱、彭、杨、朱关于与鹿钟麟谈判的共同纲领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2月3日。

(17)通讯《我没有见到鹿主席》、《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5月29日(18)朱德关于鹿钟麟部袭击八路军制造磨擦问题致蒋介石等电， 1939年3月17日。

(19)朱德、杨尚昆致中央书记处井告周、博、叶电， 1939年6月18日。

(20)朱德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华北抗战的总结》， 1940年6月20日。

(21)(22)《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出版社1953年7月版，第73、72页。

(23)朱、彭关于冀中、冀南的统战问题致贺龙等电， 1939年6月30日。

(24)朱总司令在武乡士绅座谈会上的谈话，《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9月27日(25)朱、杨致彭德怀并中央书记处电， 1939年12月4日。

(26)《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2月19日。

(27)康克清：《朱总风范永存我心》，《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日。

(28)朱、彭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 1939年12月25日。

(29)《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1月3日。

(30)《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1月1日。

(31)朱、彭为确保太行，坚决打击侯、乔两部顽军事致吕正操等电，1940年1月5日。

(32)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9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2页。

(33)太岳区，以太岳山脉为依托，包括同蒲路以东、临屯公路以北、白晋路以西的十几个县的根据地。

(34)太南，邯长路以南属太行区的一部分根据地。

(35)朱、彭关于山东、冀南反磨擦之对策问题致徐向前等电，1940年1月27日。

(36)(38)(42)朱德在延安党校的讲演《三十年来中国的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队的历史》，记录稿， 1943年8月。

(37)第四十军庞炳勋部河南漯河、博爱等地游击阵中日记， 1940年3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39)朱、彭致左、黄、陈、王、刘、邓复毛、王电， 1940年3月13日。

(4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插话记录， 1943年9月9日。

(41)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43年9月9日。

(43)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周恩来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00页。

三十、回延安

①朱、彭等致冀南区党委并报中央电， 1940年3月11日。

②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9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65页。

③⑦第四十军庞炳勋部河南原河、博爱等地游击阵中日记，1940年3月15日-23日、12-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④⒀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210、216页。

⑤毛、王关于请朱、彭考虑和卫立煌会谈问题致朱、彭、杨电，1940年3月19日。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卫立煌谈判要点致朱、彭、杨电，1940年3月28日。

⑧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在洛阳、晋城等地军事文电，1940年4月13日，戴笠的报告日期为5月5日，因在卫部（卫为一战区司令长官兼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地发出，故亦附在卫的军事文电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⑨战地党政委员会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动员战区的人力、物力和整顿战区的党政机构，促进抗战。蒋介石是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但他只是挂名，具体工作由副主任委员李济深负责，各战区的分会以该战区最高军事长官为负责人，并聘请当地有关人士为委员。

⑩毛泽东关于从华北抽兵南下增援华中问题致彭德怀电，1940年4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见卫立煌谈话的内容问题致朱德电，1940年4月12日。

(11)访问韦杰记录， 1983年5月10日。

(12)朱德关于和卫立煌会晤时何应钦来电限制八路军扩大问题致毛泽东等电，1940年5月10日。

(14)访问周文龙记录， 1984年10月10日。

(15)《冀察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工作报告书》，《六、朱总司令向冀察党政分会同仁谈话》。

(16)(17)(19)茅盾：《延安行--回忆录（26）》，《新文学史料》季刊，1985年第1期。

(18)茅盾原名沈雁冰。

(20)《新中华报》1940年5月31日。

(21)朱德在延安干部欢迎大会上的演说提纲， 1940年5月。

三十一、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抗战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5月29日。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1940年6月27日。

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1940年7月1日。

④朱德：《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1940年7月7日。

⑤日本大本营大陆命令第439号， 1940年7月23日。

⑥朱德：《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53-54页⑦朱、彭关于破坏敌交通干线问题致八路军各部电， 1940年4月1日。

⑧朱、彭、左致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电， 1940年7月22日。

⑨朱、彭、左致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电， 1940年8月8日。

⑩朱德、左权：《宣传工作指示》， 1940年8月22日午。

(11)朱、彭、左致吕正操、程子华、宋任穷并告聂、刘、邓并报军委电，1940年9月7日。

(12)朱、彭、左：《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 1940年9月16日。

(13)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德国慕尼黑签订的协定，将捷克斯洛代克出卖给德国，以换取德国向苏联进攻，1939年前后，英、美又企图出卖中国来换取同日本的妥协。当时人们称之为东方慕尼黑。

(14)《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37页。

(15)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的指示， 1940年9月10日。

(16)《新中华报》1940年9月26日。

(17)朱、彭、左关于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部署致刘伯承等电，1940年9月16日。

(18)蒋介石致朱德、彭德怀电， 1940年9月4日。

(19)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致战时新闻检查局密函， 1940年10月20日。

(20)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电， 1940年10月29日。

(21)新四军第三支队当时驻防于长江甫岸的安徽铜陵、繁昌地区。

三十二、呕心沥血渡时艰

①王恩茂：《南泥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203页。

②④⑥朱德致陈康白信，复印件， 1940年10月21日。

③⑤朱德，《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新中华报》1940年10月13日。

⑦朱德：《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中国工人》第10期，1940年11月。

⑧朱德，《完成边区1941年度财政经济计划》，《团结》第2卷第1期，1940年12月25日。

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46页。

⑩康克清给陈友群的电话记录， 1984年1月。

(11)何维忠：《伟大的号召》，《甫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2)访问李树槐记录， 1978年11月7日。

(13)朱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41年2月25日。

(14)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就后方兵工厂扩大生产计划事致彭德怀、左权、杨立三电，1941年3月5月。

(15)左齐：《巨大的鼓舞》，《星火燎原》选编之六，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41页。

(16)指718团陈宗尧团长，熊晃代政委。

(17)指717团陈外欧团长，晏福生政委。

(18)即717、718两团。

(19)朱德：《关于部队生产的一封信》， 1941年6月20日。

(20)丁本淳：《忆朱德同志对炮兵建设的关怀》，未刊稿。

(21)杨勤生：《难忘的金秋》，《星火燎原》1983年特刊（总第15期）。

(22)访问余洪远记录， 1983年5月10日。

(23)雷英夫：《朱总司令在生产中》，《群众》第9卷第16、17期， 1944年9月15日。

(24)朱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记录稿， 1941年11月1日。

(25)朱德在欢迎717团晚会上的讲话， 1942年1月22日。

(26)毛泽东、朱德致彭德怀电， 1942年2月3日。

(27)《解放日报》1942年3月28日。

(28)朱德在陕甘宁边区二科长，仓库主任联席会议闭幕典礼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2年10月7日。

(29)朱德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2年10月19日。

(30)朱德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2年12月25日。

(31)《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8日。

(32)朱德致任弼时信，手稿复印件， 1943年6月28日。(33)访问童陆生记录， 1980年11月7日、14日。

三十三、胜利前夕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 1941年9月10日。

②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1941年9月11日。

③这是李白《与韩荆州书》中的两句话，韩荆州即韩朝宗，唐玄宗开元中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是地方高级行政长官，当时以善于识拔后进，在士流中享有盛名。

④欧阳山尊：《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访问黄华记录；何其芳：《朱总司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周立波：《一个伟大文献的诞生》；黄钢：《难忘的延安之夜》。

⑤朱德在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会上所作的结论，记录稿， 1942年7月。

⑥朱德在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2年11月16日。

⑦朱德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2年12月4日。

⑧朱德在西北局高干会议闭幕时的讲话，记录稿， 1943年1月14月。

⑨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1943年4月3日。

⑩⑾⒃访问童陆生记录，1980年11月7日、14日；访问陈秉忱记录，1980年10月27日。

(12)指王明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的主张，提出"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13)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 1943年9月9日。

(14)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1944年5月21日。

(15)朱德：《在欢迎边区部队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4年9月18日。

(17)1944年朱德应该是58岁。

(18)[英]根瑟·斯坦因《毛泽东朱德会见记》，《新华日报》译载， 1945年9月4日。

(19)《爱泼斯坦与朱德谈话摘录》， 1944年7月21日，译自谢伟思：《LostChance in china》。

(20)[美]约翰·罗德里克《忆朱德》，香港《文汇报》1976年7月8日。

(21)《解放日报》1946年10月15日。

(22)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记录， 1945年2月18日。

(23)朱德：《论解放区战撤，《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5-183页。

(24)《解放日报》， 1945年5月12日。

(25)朱德在中共七大上关于军事问题的结论，记录稿， 1945年5月30日。

(26)朱德在中共七大闭幕典礼上的讲演，记录稿， 1945年6月11日。

三十四、针锋相对的斗争

①蒋介石给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的电报， 1945年8月11日。

②《解放日报》1945年8月14日。

③《解放日报》1945年8月17日。

④《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

⑤《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

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1945年8月23日。

⑦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296-297页。

⑧朱德对出发东北工作干部的报告，记录稿， 1945年8月28日。

⑨⑩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33、234页。

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1945年9月14日。

⑿《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72页。

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1945年9月19日。

⒁《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325页。

(15)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致贺龙电， 1945年8月30日。

(16)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电， 1945年8月31日。

(17)《解放日报》1945年11月18日。

(18)《解放日报》1945年10月8日。

(19)(20)《解放日报》1945年10月8日。

(21)《解放日报》1945年11月30日。

(22)《解放日报》1946年2月4日。

(23)《解放日报》1946年3月5日。

(24)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1946年3月15日。

(25)《解放日报》1946年4月3日。

(26)朱德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6年5月10日。

(27)刘浩：《策反滇军工作》，《崇高的使命》（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6页。

(28)《朱总司令在杨家岭的时事报告》，记录稿，1946年8月27日。

(29)《朱总司令与斯蒂尔谈话》油印稿，1946年8月。

(30)朱德在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6年9月3日。

(31)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6年10月3日。

三十五、人民的光荣

①②④《解放日报》1946年11月30日。

③《解放日报）1946年11月27日。

⑤⑥《解放日报》1946年12月1日。

⑦⑧ [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16页。

⑨朱德致艾·史沫特莱的信， 1944年8月14日。

⑩朱德致艾·史沫特莱的信， 1946年7月1日。

⑾朱德致艾·史沫特莱的信， 1946年12月17日。

⑿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4页。

(13)《解放日报》， 1947年1月1日。

(14)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1947年2月1日。

(15)《解放日报》， 1947年3月9日。

(16)蒋秦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支队》，《红旗飘飘》第3集。

三十六、在战略进攻中开创新局面

①刘少奇、朱德致毛泽东、任弼时电， 1947年4月2日。

②朱德、刘少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47年4月24日。

③⑦朱德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欢迎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7年4月30日。

④《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70、71页。

⑤朱德在冀中军区的讲话，记录稿， 1946年6月10日。

⑥毛泽东致朱德、刘少奇电， 1947年6月14日。

⑧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开幕典礼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7年7月17日。

⑨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闭幕词，1947年9月13日。

⑩青沧战役。1947年6月12日至15日，晋察冀野战军在天津以南地区攻克青县、沧县及铁路沿线的兴唐、唐官屯、马厂等车站，共歼敌9000余人。

(11)保北战役。1947年6月25日至7月6日，晋察冀野战军攻克保定以北的徐水、固城等地，共歼敌8000余人。

(12)朱德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少奇、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电， 1947年6月29日。

(13)朱德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的信，手稿，1947年7月20日。

(14)朱德、刘少奇、聂荣臻致中共中央电， 1947年8月9日。

(15)三角地带，三条铁路。指北平、天津、保定三个城市之间的三角地带和平汉、津浦、北宁三条铁路线。

(16)朱德、刘少奇、聂荣臻致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电， 1947年8月16日。

(17)朱德、刘少奇致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电， 1947年8月30日。

(18)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记录稿， 1947年9月7日。

(19)大清河北战役。1947年9月2日至12日，晋察冀野战军在大清河以北进攻霸县、雄县，歼灭国民党第九十四军、第十六军各一部共5000余人。

(20)杨、杨。指杨得志、杨成武。

(21)朱德、刘少奇致中共中央军委电， 1947年9月23日。

(22)中共中央军委致朱德、刘少奇、聂荣臻、萧克、杨得志、罗瑞卿电（毛泽东拟稿）， 1947年9月24日。

(23)朱德、刘少奇对杨得志、杨成武10月3日电的复示，1947年10月5日。

(24)罗瑞卿：《朱总司令指挥我们打胜仗--回忆清风店、石家庄两次战役》，《我们的总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297、298页。

(25)李文，袁朴。李文当时任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袁朴是李文所部第十六军军长，该军当时已进驻保定附近地区。

(26)朱德、刘少奇：《同意攻打石门给聂荣臻等的复电》，1947年10月23日。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11页。

(27)主管官被俘。指国民党第三军正、副军长罗历戎、杨光钰在清风店战役中被俘。

(28)朱德、刘少奇：《建议中央军委批准聂茉臻等攻打石门意见的电报》，1947年10月23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11页。

(29)朱德在接见晋察冀军区炮兵旅一团排以上干部时的讲话，记录稿，1947年10月27日。

(30)(31)(32)高存信《忆朱总司令重视特种兵建设的片断》，油印件。

(33)毛泽东致刘少奇电， 1947年11月1日。

(34)(36)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349、351页。

(35)朱德：《关于攻打石门计划和注意事项给聂荣臻等的电报》， 1947年11月1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12页。

(37)(40)陈靖，《往事情深》，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第242、246页。

(38)访问杨成武谈话记录， 1988年7月1日。

(39)朱德《给晋察冀军区全体指战员的嘉奖电》1947年11月13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12页。

(41)何其芳：《回忆朱总司令》，《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

(42)朱德在晋察冀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7年12月1日。

(43)朱德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1947年12月10日。

(44)毛泽东转发朱德1947年12月10日信的批语， 1948年1月31日。

三十七、在大决战的日子里

①朱德、刘少奇给晋察冀野战军关于新的作战方针的指示，1948年2月14日。

②朱德、刘少奇致中共中央军委电， 1948年3月5日。

③朱德致孙毅的信，手稿， 1948年1月11日。

④朱德致孙毅的信，手稿，1948年4月24日。

⑤朱德致孙毅的信，手稿， 1948年6月2日。

⑥刘鼎：《军事工业的奠基人》，《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05页。

⑦朱德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的信，手稿， 1947年7月20日。

⑧朱德致姚依林、刘鼎等的信，手稿， 1947年7月23日。

⑨朱德在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交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7年12月21日。

⑩朱德在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8年1月2日。

⑾朱德致贺龙、李井泉的信，手稿， 1948年1月8日。

⑿朱德致孙毅的信，手稿， 1948年1月11日。

⒀毛泽东：《敦促杜章明等投降书》，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69页。

⒁朱德在三月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8年3月。

⒂朱德、刘少奇致徐向前、薄一波等电， 1948年4月12日。

(16)朱德致薄一波、滕代远的信， 1948年5月11日。

(17)徐向前：《民族的骄傲，人民的光荣--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日。

(18)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直属队欢迎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48年5月13日。

(19)(20)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48年5月14日。

(21)《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43页。

(22)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1948年8月23日。

(23)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1948年9月12日、13日。

(24)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讲话，1948年10月1日。

(25)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讲请，1948年10月16日。

(26)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讲话，1948年11月26日。

(27)《人民日报》1948年11月12日。

(28)朱德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8年12月26日。

三十八、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①⑥朱德在铁道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9年1月28日。

②朱德在冀中军区和冀中行署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7年11月2日。

③朱德致孙毅的信， 1948年6月2日。

④朱德在石家庄市工商界代表会上的讲话， 1947年12月22日。

⑤朱德在华北工商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8年5月21日。

⑦朱德，《对冀中经济工作的意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15页。

⑧朱德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稿， 1949年3月6日。⑨张东月：《难忘的教诲》，《新疆日报》1981年8月3日。

⑩朱德在香山行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9年3月27日。

(11)朱德在北平对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的报告（提纲）， 1949年4月11日。

(12)《人民日报》1949年4月22日。

(13)《人民日报》1949年4月26日。

(14)《人民日报》1949年4月12日。

(15)《人民日报》1949年6月20日。

(16)《人民日报》1949年7月15日。

(17)《人民日报》1949年7月3日。

(18)《人民日报》1949年7月28日。

(19)《人民日报》1949年7月25日、8月24日。

(20)《人民日报》1949年4月5日。

(21)《人民日报》1949年5月18日。

(22)朱德致邓子恢电， 1949年5月20日。

(23)朱德在北平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49年7月1日。

(24)《钢铁工人的怀念》，《北京文艺》， 1977年第7期。

(25)《人民日报》1949年6月20日。

(26)《人民日报》1949年9月25日。

(27)《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

(28)朱德：《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第44期），1949年9月1日。

三十九、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

①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96页。

②《人民日报》1949年9月25日。

③朱德在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50年10月17日。

④朱德：目前军事形势和任务， 1949年2月。

⑤朱德给毛主席的军事报告， 1950年5月9日。

⑥朱德：关于建设海军、空军、工程兵和铁道兵及解放西藏等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 1950年1月15日。

⑦杨尚昆：《在仪陇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四川日报》1986年12月4日。

⑧朱德给毛泽东的信， 1950年9月5日。

⑨杨得志，《怀念逐日深》，《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

第60页。

⑩朱德：《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3-284页。

(11)朱德：《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工作》，《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34页。

(12)(30)张爱萍：《朱德总司令与国防现代化》，《虎略龙韬新孙吴》，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66、67页。

(13)朱德在各军区、军兵种首长集训会议上的讲话， 1950年7月13日。

(14)朱德：《英雄模范的光荣任务》，《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93页。

(15)朱德：《〈八一杂志〉发刊词》，《八一杂志》创刊号，1951年4月20日，第2页。

(16)(29)朱德，《统一训练计划，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02、305页。

(17)《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日。

(18)(20)朱德：《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74、275、278页。

(19)高厚良：《坚持军事和政治的统一》，《虎略龙韬新孙吴》，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114页。

(21)朱德在空军参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50年4月20日。

(22)(24)《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27、22页。

(23)(26)朱德，《建设海军，保卫海防》，《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第298.300页。

(25)朱德：《技术在装甲兵建设中的决定作用》，《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08、309页。

(27)朱德在建筑工程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54年2月20日。

(28)(32)朱德：《在铁道兵第三次庆功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29-230、331页。

(31)朱德：《在军事学院举行国家考试时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26页。

(33)朱德在全国第二次军事院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51年9月19日。

(34 )朱德给萧劲光、王宏坤、刘道生、罗舜初的信， 1950年7月13日。

(35)朱德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0年10月18日。

(36)朱德在全军军工军机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1948年12月25日。

(37)朱德在讨论"十大关系"时的发言提纲， 1956年4月27日。

(38)朱德：《外出视察的报告》，《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52页。

(39)(42)朱德在全军后勤部长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1950年10月5日。

(40)朱德为后勤学院开学典礼题词， 1953年2月1日。

(41)朱德为《后勤通讯》题词， 1950年。

四十、党的第一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①②③④朱德：《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0、286、284-281、290页。

⑤《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浙江省肖山县破坏手工业行为的通报和对手工业政策的指示》， 1950年6月12日。

⑥朱德致毛泽东函， 1952年1月28日。

⑦《人民日报》1952年2月26日。

⑧朱德：《中央一级各机关进行三反运动的情况报告》， 1952年1月6日。

⑨朱德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 1952年1月26日。

⑩毛泽东对朱德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7日。

(1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1952年2月9日。

(12)朱德关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总结报告， 1952年6月22日。

(13)《中央转发朱德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总结报告的批语》1952年6月23日。

(14)朱德：《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16页。

(15)朱德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1955年3月28日。

(16)朱德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 1954年2月6日。

(17)朱德在军事学院的讲话， 1954年4月25日。

(18)朱德：《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1956年9月17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43页。

(19)王从吾：《整顿党风、严肃党纪--重温朱德同志的西次讲话》，《人民日报》1980年7月24日。

(20)齐志文：《仪陇的传颂--朱总司令和家乡人民的故事》，《我们的总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365页。

(21)(23)顾英奇：《寓伟大于平凡》，《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98、399页。

(22)(24)邓林：《我给朱老总做饭》，《党的教育》（内蒙）， 1986年第4期。

(25)赵力平：《深切怀念朱德委员长对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总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384页。

四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①朱德在华北局、北京市委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49年7月3日。

②朱德：《关于工会工作的几个问题》， 1949年7月23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66页。

③朱德和燃料部煤矿工作干部谈话， 1949年11月2日。

④朱德在全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50年1月10日。

⑤朱德：《在各解放区水利工作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1949年11月8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73页。

⑥朱德在机械工业会议上的讲话， 1950年。

⑦朱德在全国纺织工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51年。

⑧朱德给刘少奇的信， 1952年3月22日。

⑨朱德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50年2月24日。

⑩朱德给毛泽东的信， 1952年。

(11)周冠五：《朱德同志对首钢建设的关怀》，《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66页。

(12)朱德同周荣鑫、宋裕和谈话记录， 1955年5月23日。

(13)朱德在听取包头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1955年6月10日。

(14)朱德在听取包头钢铁厂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1955年6月12日。

(15)朱德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包头市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55年6月14日。

(16)朱德在中共内蒙分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记录， 1955年6月15日。

(17)朱德同王鹤寿谈话记录， 1956年5月14日。

(18)朱德同黄敬谈话记录， 1956年5月24日。

(19)朱德同刘景范、何长工谈话记录， 1956年12月29日。

(20)朱德关于转发成都量具刃具厂的经验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1957年3月16日。

(21)朱德同黄敬谈话记录，1957年5月21日。

(22)朱德在全国第二次民政会议上的讲话， 1953年11月5日。

(23)朱德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1954年l1月6日。

(24)朱德同欧阳钦谈话记录， 1955年10月8日。

(25)朱德同李富春谈话记录， 1955年12月7日。

(26)朱德视察山西省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1956年5月29日。

(27)朱德视察辽宁省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1956年6月19日。

(28)朱德视察广州时的谈话记录， 1955年1月15日。

(29)朱德同宋裕和、李东冶、于光远等谈话记录， 1956年5月25日。

(30)朱德同柯庆施谈话记录， 1955年2月15日。

(31)(32)(33)(34)(36)(37)(40)(69)朱德：《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1956年8月。

(35)朱德给中共中央的信， 1955年1月21日。

(38)朱德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 1955年10月8日。

(39)朱德同欧阳钦、吴德谈话记录， 1955年10月8日。

(41)(4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89、453页。

(42)(45)(47)程子华：《难忘的教诲》.《经济日报》1983年8月3日。

(43)(44)朱德：《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20-324页。

(48)朱德：《要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办好》，《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35页。

(49)朱德同白如冰谈话记录， 1956年5月15日。

(50)朱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21日。

(51)朱德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49年8月16日。

(52)朱德：《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43页。

(53)朱德同薄一波谈话记录，1957年1月5日。

(54)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 1957年1月15日。

(55)访问萧焕辉谈话记录， 1985年7月1日。

(56)访问吴俊民谈话记录， 1985年7月27日。

(57)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 1957年1月20日。

(58)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 1957年2月10日。

(59)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 1957年2月26日。

(60)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 1957年3月19日。

(61)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外出视察的报告》， 1957年4月18日。

(62)(65)朱德：《外出视察的报告》，《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51-354、350-352页。

(63)朱德：《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59-362页。

(64)朱德同王震谈话记录， 1958年1月11日。

(66)朱德在全国外贸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5月7日。

(67)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视察东北的报告， 1957年5月9日。

(68)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58年1月10日。

(70)朱德视察沈阳重型机械厂时的谈话记录， 1957年4月22日。

(71)朱德视察南京无线电制造厂时的谈话记录， 1958年4月23日。

(72)朱德同一机部、二机部、经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57年12月10日。

(73)朱德同李先念谈话记录， 1957年12月17日。

(74)朱德的发言提纲， 1956年4月27日。

(75)朱德同李先念谈话记录， 1957年8月14日。

(76)朱德同杨易辰谈话记录， 1957年8月30日。

(77)《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958年8月29日。

(78)朱德在煤炭工业部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4月2日。

(79)(88)《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439、397页。

(80)朱德视察天津大沽化工厂时的谈话记录， 1958年11月14日。

(81)朱德和吴芝圃谈话记录， 1958年12月17日。

(82)朱德在听取中共河南省委汇报工作时的谈话记录， 1958年12月18日。

(83)朱德视察广东良口人民公社时的谈话记录， 1959年1月30日。

(84)朱德在听取中共江门地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2月17日。

(85)朱德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 1957年4月15日。

(86)朱德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 1957年4月24日。(87)《人民日报》1955年8月16日。

(89)朱德访问苏、波，捷、德、匈、罗、蒙七国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1956年4月25日。

(90)朱德同李强谈话记录， 1956年2月5日。

(91)聂荣臻：《忠诚革命贯平生，留得丰功万古存》，《红旗》1986年第23期。

四十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①《人民日报》1959年9月18日。

②朱德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1年12月16日。

③朱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碰头会上的讲话记录， 1959年12月8日。

④朱德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75年1月20日。

⑤朱德同李富春谈话记录， 1959年5月20日。

⑥朱德同中共抚顺市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59年6月1日。

⑦朱德在中共旅大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 1959年6月10日。

⑧朱德同中共吉林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59年6月16日。

⑨朱德、董必武、林枫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1959年6月20日。

⑩朱德同中共黑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59年6月23日。

(11)朱德、董必武、林枫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1959年6月29日。

(12)《庐山会议简报》第3号， 1959年7月6日。

(13)朱德同刘俊秀谈话记录， 1959年7月8日。

(14)朱德同陶铸谈话记录， 1959年7月9日。

(15)朱德同周小舟谈话记录， 1959年7月11日。

(16)朱德同叶季壮谈话记录， 1959年7月13日。

(17)朱德同吴芝圃谈话记录， 1959年7月16日。

(18)《庐山会议简报》第28号，1959年7月25日。

(19)《庐山会议简报》第36号， 1959年7月26日。

(20)(96)访问康克清谈话记录， 1985年7月17日。

(21)朱德视察广东省从化县城郊人民公社综合农场时谈话记录， 1960年2月2日。

(22)朱德同中共四川省营山县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0年3月9日。

(23)朱德同中共四川省仪陇县新寺区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0年3月9日。

(24)羊慧明、张松休：《故乡人民的怀念》，《天津日报》1986年12月1日。

(25)沈毓珂：《桃红李白故乡春--朱德同志回乡探亲纪实》，《党的生活丛刊》1980年第3辑第15页。

(26)齐志文：《仪陇的传颂--朱总司令和家乡人民的故事》，《我们的总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365贡。

(27)中共仪陇县委员会、中共仪陇县人民武装部委员会：《敬爱的朱德委员长，仪陇人民永远怀念你！罚堆爸熳芩玖睢罚泄惨锹は匦浚?977年7月。

(28)朱德同中共南充地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0年3月12日。

(29)朱德同吴芝圃谈话记录，1960年3月20日。

(30)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外出视察报告， 1960年4月2日。

(31)《中央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 1966年5月28日。

(32)朱德给刘少奇的信，1960年6月11日。

(33)《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1960年11月3日。

(34)朱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61年1月13日。

(35)朱德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 1961年1月18日。

(36)《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9月版，第54页。

(37)朱德视察上海、浙江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1961年1月30日。

(38)访问梁灵光谈话记录， 1985年7月30日。

(39)访问王禹（原福建省委秘书长）谈话记录， 1985年8月2日。

(40)访问夏波（原福建省委交际处处长）谈话记录， 1985年8月3日。

(41)朱德视察福建、江西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1961年3月6日。

(42)朱德在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1年3月13日。

(43)朱德视察四川省时的日记， 1961年4月30日。

(44)朱德给毛泽东的外出视察报告， 1961年5月9日。

(45)朱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5月31日。

(46)朱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61年6月6日。

(47)朱德为转报《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 1961年7月29日。

(48)朱德为转报《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材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 1961年11月21日。

(49)(50)朱德：《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87-388、389-391页。

(51)朱德同刘俊秀谈话记录， 1962年2月26日。

(52)朱德视察浙江、江西给中央的报告，1962年3月3日。

(53)朱德给周恩来的信， 1962年4月16日。

(54)朱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62年5月8日。

(55)朱德视察陕西、四川给中央的报告， 1962年5月20日。

(56)朱德视察四川西昌地区给中央的电报， 1962年5月26日。

(57)朱德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 1962年7月22日。

(58)朱德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 1962年8月20日。

(59)朱德给李先念的信， 1962年9月6日。

(60)朱德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 1962年9月25日。

(61)朱德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2年12月21日。

(62)朱德同上海市商业局、外贸局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2年12月24日。

(63)朱德同中共海南区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3年1月26日。

(64)访问陈青山谈话记录， 1985年7月31日。

(65)朱德和林李明谈话记录， 1963年1月26日。

(66)朱德和刘建勋谈话记录， 1963年2月5日。

(67)朱德同桂林市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3年1月30日。

(68)朱德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报告；1963年3月2日。

(69)朱德同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3年3月19日。

(70)朱德同廖志高、杨超谈话记录， 1963年3月30日。(71)朱德同任白戈谈话记录， 1963年4月13日。

(72)朱德同杜心源、陈刚谈话记录，1963年4月27日。

(73)朱德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信，1963年5月13日。

(74)朱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63年5月18日。

(75)朱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63年9月18日。

(76)朱德给周恩来的信， 1963年10月15日。

(77)朱德同中共保定地委和保定市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3年10月16日。

(78)朱德同中共安阳地委、安阳市委和安阳专署负责人谈话记录，1963年10月17日。

(79)朱德同中共新乡地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3年10月17日。

(80)朱德同中共开封地委和开封市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63年10月18日。

(81)朱德同中共蚌埠市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3年10月19日。

(82)朱德同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3年10月20日。

(83)朱德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信， 1963年10月29日。

(84)朱德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 1964年1月17日。

(85)朱德同中共福建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4年1月27日。

(86)朱德同杨尚奎谈话记录， 1964年2月5日。

(87)朱德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广西日报》1964年3月15日。

(88)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外出视察报告， 1964年4月23日。

(89)朱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4年12月27日。

(90)朱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65年5月11日。

(91)朱德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12月30日。

(92)陈友群：《朱老总与兰花》，《人民日报》（海外版）， 1987年2月7日。

(93)虞佩珍：《朱老总与中山公园的兰花》，《北京晚报》1991年3月16日。(94)陈友群：《朱老总与兰花》，《人民日报》（海外版）， 1987年1月3日(95)访问关相生谈话记录， 1985年8月1日。

四十三、在"文化大革命"中

①⑩(14)(17)(31)(32)访问康克清谈话记录， 1985年7月17日。

②《中共中央通知》， 1966年5月16日。

③指毛泽东于八届十中全会后提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32本马列著作。

④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稿，1966年5月12日。

⑤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稿， 1966年5月24日、25日。

⑥访问朱慎谈话记录， 1984年8月10日。

⑦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 1966年12月6日。

⑧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 1966年12月15日。

⑨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 1967年1月11日。

(11)(38)高振普：《最后的相见--记朱德同志看望病中的周恩来同志》，《学习与研究》1992年第6期。

(12)(13)聂元梓交待材料， 1980年8月10日。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光明日报》1980年11月21日。

(16)江渭清：《不尽的思念》，《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39-340页。

(18)访问朱慎谈话记录， 1984年8月10日。

(19)(42)访问赵力平谈话记录， 1984年9月16日。

(20)(21)(26)中发（1980） 77号附件10。

(22)朱德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稿， 1968年10月15日。

(23)谢富治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的插话，记录稿， 1968年10月17日。

(24)萧克：《朱德之德》，《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55-56页。

(25)《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72、249页。

(27)康克清：《朱德革命实践中的一些重要情节》，《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期。

(28)朱德在批林整风会议军委直属组会上的发言， 1972年5月26日。

(29)(43)张玉凤：《毛泽东晚年生活的片断回忆》，《中国老年报》1989年1月4日。

(30)《毛主席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33)新华社记者：《殷切的期望》，《光明日报》1977年7月28日。

(34)萧华：《浩气传千古--怀念朱总司令》，《光明日报》1981年6月10日。

(35)访问刘建谈话记录， 1991年11月15日。

(36)吴德致朱德生平研究组的信， 1986年6月7日。

(37)访问周桓谈话记录， 1978年11月27日。

(39)朱敏：《深情怀念周伯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

(40)刘俊秀：《忠诚革命贯平生丰功伟绩垂青史》，《江西日报》1977年8月5日。

(41)访问尹庆民谈话记录， 1984年8月17日。

(44)胡耀邦：《在朱德同志100周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6年12月2日。

分类:共和国人物书名:朱德传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Add new comment

Details: Category: 朱德传; Created: 08 April 2018

43章在"文化大革命"中 | 朱德传 | 共和国人物

43章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新中国成立后空前的政治浩劫。它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朱德正是在这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

当"文化大革命"将要开始的前夜，国内的政治生活中早已处处可以感觉到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旨，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伪证，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借林彪身体不好，逼林"让贤"。同时，还对罗瑞卿不赞成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等提法进行批判。在会上，朱德实事求是地表示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提法。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的，不能讲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他没有料到，这次发言以后竟成为林彪、康生等人攻击他的重要口实。对于罗瑞卿的所谓"篡军反党的问题"，朱德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一样，事先毫无所知。康克清后来回忆说："朱总参加上海会议（指那次中央紧急会议）后不久，到了杭州。当时，我正在江西搞'四清'，便赶来看他。吃饭时，我发现他常常停住筷子，沉思、摇头。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看他这个样子，我很担心，就问他：'老总啊，身体不舒服吗？'他摇头不语。饭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就不要多问了。'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后来，他的秘书告诉我是因为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我才知道朱总忧心仲忡的原因。"①这以后，局势发展得很快。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反党集团"的吓人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提出："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②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

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书，③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④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⑤这次会议决定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并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席卷全国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

"文化大革命"会那样发展，是朱德原来所没有想到的。这一年，他已经八十岁了。当他看到中央和地方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叛徒"、"走资派"，受到批斗、抄家，看到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整个社会陷入极端混乱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一个当时在朱德身边工作的秘书回忆说："一九六六年冬的一天，我去给朱总送文件时，看到他仰靠在沙发上，紧闭双目，直到我走近前，他才睁开眼睛，他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他说：'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人了，连老的也保不住了。'看他当时的表情，心事很重。"⑥但他在参加中央的会议时，还是但然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十二月六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⑦九天后，他在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你也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我看，只要不是反革命，错误再严重，还是可以改正的。一打成反革命就没有路可走了，这个问题要解决。"⑧可是，整个局势却越来越恶化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从上海扩展到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全面夺权"的狂潮。"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造成比以前更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一月十一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⑨这自然使朱德更被林彪、江青等视为眼中钉。

一月中旬，在江青指使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点）约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在中南海里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等人进行批斗。于是，这些造反派先后冲进刘少奇等家中对他们进行围攻和批斗，也包围了朱德的家，康克清回忆说："一天晚上，我回到家，中南海造反团的造反派们围在楼前，高呼'打倒''炮轰'的口号，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我们家里，墙上、地下，到处都是。还提出要把我们从中南海轰出去。当时，朱总还在玉泉山。他们一直闹到很晚才散去。"⑩当朱德队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的家中，就接到造反派的"勒令"，要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交待"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造反派在中南海内贴出了攻击朱老总的大字报。周总理闻讯赶到朱老总的家，安慰他要保重身体，劝说老总到比较平静的玉泉山休息。在老总身边工作的同志告诉我，朱老总已去看了那张大字报，边看边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说那张大字报只有两个字是对的，那就是'朱德'，其他内容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造出来的。"(11)一月底，戚本禹又煽动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把批判朱德的斗争引向社会。一时间，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纷纷出现在北京大街上。造反派还贴出海报，准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斗朱德。

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头子聂元粹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召集北大造反派开会。她在会上说："清华大学揪出刘少奇，我们这次也要搞一个大的。"(12)会后，她给康生打电话，探询中央文革的态度。康生回答说："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说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13)于是，聂元梓几次召集会议，组织班子撰写批判朱德的文章登在《新北大战报》上，印了五十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面对突然袭来的恶浪，朱德泰然自若地向康克清谈了两点看法：第一、历史是公正的；第二、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有他们在，我担心什么。同时，他还劝慰康克情，"你不要怕他们批斗，要每天到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14)造反派要揪斗朱德的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他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后，在开会的前一夭要秘书通知戚本禹，必须立即取消"批判朱德大会"。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大会没有开成。事后，戚本禹责备造反派们："你们以为你们很聪明，其实最傻了。要不要搞，你们自己考虑。"(15)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还设法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保护了一批被揪斗的老干部和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和专家学者。这年二月，在他的具体安排下，正受到造反派批斗围攻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等，从外地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江渭清回忆说："我到北京后，听到朱德同志也受到批判、攻击的消息后，很为他老人家担心，便拨了个电话给朱德同志。接电话的是康克请同志。我提出想去探望朱德同志，她很快答复欢迎我去做客。

之后，我来到朱德同志的家中。一见面，他便亲切地询问我的身体和安全情况。说心里话，在当时那种处境下，听到他老人家的一番问候，我不禁热泪盈眶，紧紧握住他的手，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今天请你来，我们随便淡谈心。'朱德同志微笑着说。我更加感动。

落座后，我把自己心中的疑虑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我向朱德同志叙述了江苏十文革'运动的情况后，又谈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我说：'主席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可是现在是专抓革命，不抓生产，田里的稻谷没人收，工厂停工不生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朱德同志要我向主席反映江苏的情况。我说去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就向主席提到这个问题。接着，朱德同志严肃地说：'停产闹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见，也不是中央的意见，是造反派要这样搞，而且他们整人也整得很厉害。'他又说：'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忍耐。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他老人家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启发了我。我想，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受到造反派的攻击，而他却十分坦然，使我不禁肃然起敬。

谈话后，已近午时，朱德同志留我吃饭。这时，我不免担心地问：我是江苏'最大的走资派'，会不会牵连到您？'你这样老的同志，我是了解的，吃顿饭就会受牵连吗？'他开心地笑着说。我心中充满着感激之情，可还是犹豫不决。康克清同志在一旁说：'老总啊，你决定吧。'朱德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没关系，他是主席、总理用专机接来的，怕什么？'我听了他老人家的话，心里踏实了许多，也很感激他对我的关心。"(16)可是，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就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没有参加这几次会议。但从此以后直到党的九大的召开，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不再举行，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职权。朱德的文件被停发了，他的保健医生被调离，他的行动也受到各种限制。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朱德时表示：我要保他。他才没有遭到残酷的人身迫害。

这年五月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许多地方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公检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遭到冲击，银行、仓库、机要档案部门遭到抢劫，铁路交通遭到破坏，违法事件不断发生，整个社会处在大动乱中。康克清回忆说："朱老总听到有些地方武斗很凶，甚至有的部队也参加了武斗的消息后，很痛心。他说，'用这种狂轰滥炸的方式解决矛盾，怎么行呢？"(17)他的秘书在谈到当时情况时说："这一段时间，朱总一直很沉闷，他想去找主席谈谈，可是，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没有时间。有一次，朱总要我陪他去找总理，可到了总理门前，他又犹豫了，最终还是没有进去。"(18)一九六七年，对于朱德说来，是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中度过的。有些人不敢再接近他。个别曾在他那里工作的人甚至写大字报和揭发材料来批判他。

他的夫人康克清被妇联的造反派弄去游街、批斗。他的子女被禁止进入中南海、他的儿媳赵力平回忆说："这时，中南海已不让我们进去了。一次，我们到北京，是妈妈（康克清）从妇联来接我们，然后在前门外的一家饭馆里一边吃饭，一边交谈。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19)然而，林彪、江青等没有就此罢手。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他们更加紧了打击迫害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

一九六八年七月，康生将他分类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送给江青。名单中，刘少奇、邓小平等八十九人被列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朱德、陈云等二十九人被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此外，还有"靠边站的"七人，有病的三人和去世的二十八人，只余下三十七人（名单中漏了林枫和黄克诚）。前两项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

同月，公安部长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七百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他对参加的工作人员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20)不久，康生在谢富治送审的报告上批道："从现在清查出的材料，已经看出问题的严重，我想进一步清查，还会发现更多更大的内奸们的阴谋罪行。"(21)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十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四十四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四百余件，制造出一起起假案、错案。

这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只有五十九人。朱德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一些人在会上猛烈攻击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朱德在小组会上依旧坦然地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怎么处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评从严，处理按主席路线。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毛主席？"(22)他的发言不时被吴法宪、张春桥等人打断。他们攻击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谢富治在十月十七日的小组会上说："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23)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八十二岁的朱德始终泰然处之。正如萧克后来评价的那样："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也作过检讨，只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不用浮夸言辞哗众取宠??他的度量之大，胸襟之宽广，无不令人钦佩。"(24)他在全会结束以后，用了近半月的时间，把自己从一九五○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三百八十件讲话稿、文章重新认真地翻阅了一遍，检查自己的言行。

从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到九大召开的五个月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继续加紧对朱德等的攻击和诬陷。十一年后，吴法宪、邱会作等被押上法庭时，在事实面前，承认他们所讲的话"没有根据，都是捏造的，就是为了突出林彪"，"完全是跟着林彪摇旗呐喊。"(25)在他们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中，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就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案件之一。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九人，委员有王震、萧华、伍修权等十六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这样一份荒诞离奇的供词，却引起谢富治的极大兴趣，他看到汇报后说："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诸就是个大成绩。"直到党的九大以后，谢富治仍对办案人员说："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26)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九大上，尽管林彪、江青一伙百般阻挠，由于毛泽东的表态，朱德等还是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朱德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就在九大开幕前夕，发生了苏联军队多次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当时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了过分的估计，在九大后开始全国性的备战工作，并决定：十月二十日前，将在京的老同志疏散到各地。董必武、朱德、李富春等去广州；陈云去南昌；陈毅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后去郑州）；徐向前去石家庄；叶剑英去长沙??十月十八日，总参谋长黄永胜紧急传达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康克清回忆说："战备手令下达后，朱总对我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27)十月二十日中午，朱德和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常随后，住进广州郊区的从化温泉宾馆，在这里居住了九个月。

在广东的这些日子里，朱德的生活虽然清静，却受到种种限制和冷遇。

平时只能在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连去一次广州市区都不容易，更不要说到工厂、农村去看看。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还多次在会议上攻击朱德"是一个老军阀"，"从井冈山起，就是反对毛主席的"。

一九七○年七月，朱德接到通知：准备参加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他离开广东返回北京，住进西郊万寿路的"新六所"，没有回到他居住了二十年的中南海。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突然袭击，准备夺取更多权力。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在这次突然袭击中打头阵的陈伯达。

庐山会议后，随着批陈整风的进展，毛泽东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一伙的权势。林彪一伙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因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仓惶乘飞机出逃，终于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林彪集团失败后，朱德的心境舒畅多了。他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时，在军委直属组说：我好几年没有和军队同志在一起开会了。现在我还能看到大家，看到我们的军队还是好军队，心情很愉快，很高兴。(28)他仍十分关心生产，随着处境的好转，又能到工厂、农村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并且恢复了会见外国议会代表团和外国友人的活动。

一九七三年八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大和十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朱德也应邀前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后来说："当我送朱老总到会议室的时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见了这位许久未见面的老战友，要站起来迎接。还没等他起身，朱者总已来到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着身体，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此时，毛主席很动情，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老总操着四川口音高兴地告诉主席说：'我很好。'在座的其他领导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总这里。毛主席习惯地从小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若有所思地划着火柴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又环顾四周，继续对朱老总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他重复着。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29)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中处理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的问题，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30)尽管毛泽东这时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但他并没有认识到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根本错误的。当局恩来在批判林彪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时，毛泽东又觉得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因而又错误地支持江青一伙把林彪集团的性质定为极右而不是极"左"，使周恩来等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努力归于夭折。江青等乘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周恩来等。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在中直机关、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以"批林批孔"为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不指名地进行攻击。

康克清参加了这次大会，她回忆说："我参加了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回来，感到紧张，就把开会的内容向朱总讲了。我说：'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朱总听了我的话，说：'你不要害怕，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会赞成的。'"(31)事隔两年多，当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党内健康力量同"四人帮"之间发展到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康克清乘车到西山叶剑英的住处。她后来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望叶帅，他把我带进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打开收音机，音量放得很大。他问我：'朱老总逝世前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就把朱总对形势分析的那段话说给了他。他听后说：'噢，朱老总还有这样的分析。'"(32)这年八月，八十八岁的朱德来到秦皇岛海军基地，在接见舰艇指战员时，又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们党的老干部是宝贝呀??我们做的事情是光荣的，是有前途的。"(33)这年，被林彪、江青一伙关押了七年半的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走出监狱，便来看望朱德。朱德对他说："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事儿。瑞金、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挫折，我们都踏着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这几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插曲。革命总是要经历曲折反复的，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凡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别看它眼前兴时得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最后在历史上总是站不住脚的。"(34)这次谈话，正是在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前夜。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朱德主持了开幕式。周恩来带着重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中间相隔十年，又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决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使经受了多年"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人民心中又燃起新的希望。朱德在这次会上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时，他已是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了。他在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在庄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久，他又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他在七三年也曾多次写过这一内容的条幅。"(35)在这以后到他逝世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频繁地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单单出席接受国书的仪式就达到四十多次。

{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735_1.bmp}四届人大后不久，周恩来总理病情加重。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在短短九个月里，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各个领域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

对邓小平取得的成就，朱德是十分欣慰的，他称赞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很好。(36)原辽宁省委书记周桓回忆说："一九七五年底，我去看望总司令，他对我说：'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思想上还未顺过来。'接着，他又谈到，要抢班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嘛？！他们要打倒我，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是党树起来的，要打倒我，就得先打倒共产党。现在虽然有人还在捣乱，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要胜利。"(37)然而，整顿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同时，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正是在这样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全国人民顿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朱德同周恩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他是一九二二年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的。五十多年来，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多少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周恩来是在发现癌症两年后的一九七四年六月才住院的。朱德同他最后一次相见是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那天周恩来身体稍好一些，起床后在病房内作"八段锦"运动。他的卫士高振普回忆道："他边运动边对我说，'你去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朱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接着说：'现在是四点多钟，如果老总可以来，五点钟可以到这里，大约谈上半个小时，五点半可以离开，六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未一趟。'周总理住院后，朱老总几次想来看望，只是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周总理也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有让来。今天，总理约朱老总来，是想到朱老总过几天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总理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所以，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我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总理在病房里来回走了几趟，对我说：'换上衣服，到客厅里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五时五十分，朱老总到了，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客厅，周总理起身迎向老总，两人同时伸出双手，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总理：'你好吗？'总理回答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朱老总已八十九高龄，动作有些迟缓，我们扶他坐在沙发上。总理关心地问老总：'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老总说：'这个可以。'总理示意关上客厅的门，我们都退了出来，客厅里开始了两位老战友的谈话。"

"六时十五分，谈话结束了，总理送老总走出客厅，紧紧地握手告别，警卫员搀扶着老总上了车，总理目送着汽车开走，才转身回到病房。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几十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的最后相见！"(38)周恩来这样快地去世，是朱德怎么样也想不到，也难以相信的。她的女儿朱敏在第二年回忆道："去年元旦，我父亲病刚好一些，就出了院。他在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告诉他总理病重的消息。一月八日，总理逝世时，一开始也不敢告诉他。

那天下午，他正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妈妈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他听了后，连这也不相信，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敬爱的周总理会这么快去世，他没有想到，也不愿想到呀！晚上八时，当他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后，眼泪马上就流了下来。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父亲掉泪的。一九七四年，我哥哥因病突然去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没有掉一滴眼泪。"

"当他听到总理临终遗言，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时，便很严肃地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我们：'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我们说：'知道一点，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他却说：'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就开始讲总理革命的一生。当时，我们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说很多，但他不时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他自己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向总理遗体告别时，父亲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在总理的遗容前，他庄严地向总理举手致敬！回来后，他一句话不说，也不吃东西。治丧委员会的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只参加一次吊唁仪式，他却坚持要全部参加。开追悼会时，他原来决定是要出席的，但是就在出发之前，九十高龄的父亲，由于哀悼总理过分悲痛，两条腿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因而没有去成！"(39)周恩来的逝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满的花圈、挽联、悼词??不仅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失去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悲痛与怀念，而且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焦虑心情。这牢四月"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矗朱德有一次同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谈话，针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40)这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朱德前往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而朱德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在放有冷气的房间里等了近一个小时。回到家中，他便感到身体不舒服，经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二十五日晚，朱德因病情加重，被送入北京医院治疗。

几天后，朱德的病情稍有缓解。但进入七月后，他的病情又再次加重，多种病症并发。

朱德住院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委托他的女儿"几乎每天打电话到医院，询问朱老总的病情。"(41)邓颖超、聂荣臻、李先念等纷纷前往医院探望朱德。在病榻上，朱德同看望他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最后一次谈话。他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七月五日，朱德的病情急剧恶化。当他看到站在病床前的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人时，"他努力地要抬起右臂和他们握手，却终于没有抬起来。在场的老帅、大姐们都难过地流下了眼泪。"(42)很快，朱德就进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时一分，朱德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享年九十岁。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里。

刚从生命垂危中被抢救过来的毛泽东，静卧在病榻上。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赶来向他报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泽东"听完华国锋的报告，用微弱、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他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丧事。(43)朱德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再一次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他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时，人们聚集在十里长街，含着热泪，目送着灵车西去。

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领导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们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高度评价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领导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

"中国红军之父。"

"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

"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

"无私地忠于职责的典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是朱德九十周岁诞辰日。一个多月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一天，康克清携同家人来到绿荫环抱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她把一束鲜花放在朱德的骨灰盒上，她要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告诉九泉之下的朱德，让他和中国人民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十年后，朱德一百年诞辰的时候，胡耀邦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隆重的纪念大会上对朱德的一生作出高度的评价："朱德同志的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气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功盖千秋，更令人怀念的是，朱德同志既是伟大的统帅，又是普通士兵，堪称楷模，他的德行与日月同辉。"

"朱德同志光辉的一生，是同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和伟大胜利融合在一起的。

四十年前，在他六十诞辰时，毛泽东同志称他为'人民的光荣'。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给他以高度评价。对这些称誉，朱德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他一生思想的高尚，人格的伟大，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了亲切难忘的印象。它将传诵千古。对新一代年青的领导者的成长，更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44)

分类:共和国人物书名:朱德传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Add new comment

Details: Category: 朱德传; Created: 08 April 2018

后记 | 朱德传 | 共和国人物

后记

编写朱德同志的传记，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编辑出版《朱德选集》和《朱德年谱》的工作基础上，经过5年努力完稿的。邓小平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本书依据的主要资料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朱德5000余件丈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他所参加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从工农红军到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会议记录，他的大量工作'笔记；还有，朱德在1937年口述、由他的秘书孙泱等记录的、8万字左右的《朱德自传》稿本。此外，我们还走访了许多同朱德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广泛查阅了各种报刊和回忆录等。力求根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写出比较翔实的信史。

本书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集体劳动的成果，由金冲及任主编，龚希光任副主编。各章分工执笔人是。

一--四：于俊道

五--八，四十三：姚建平

九--十三，三十九：刘学民

十四：刘学民、李洪才

十五--二十，四十一：李洪才

二十一--二十四，四十：吴殿尧

二十五--三十三：龚希光

三十四--三十八：冯若赐、吴殿尧

四十二：李洪才、王纪一

金冲及统一地对全书作了仔细的增朴修改，并负责定稿。龚希光除执笔抗日战争部分外，还负责全书编写的组织工作和书中照片、插图的选定。周中菊、张平晔参加了部分编写工作。

李琦同志审阅了全部书稿。

由于编写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当的地方，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分类:共和国人物书名:朱德传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Add new comment

Page 5 of 5

shaolingongfu.com was founded in China in 1996. The company has four divisions: Shaolin Services, Publication Services, Translation Services and Design Services.

Tel:0086-371-63520088
Email:webmaster@shaolingongfu.com
Skype:webmaster@shaolingongfu.com
QQ:76257322

Write your email into below field and join our mailling 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