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的现代化改造始于辛亥革命前后，至今已历百年。改变的方式，则是参照西方体育理念，使其体育化，进而竞技化。武术概念的内涵不断变化，它的整体性逐渐被分解，褪去神话，与作为母体的拳种逐渐脱离，形成了套路与散打两个不同性质的竞技项目。
对武术的改造，体现了国家的文化选择。而这种改造本身，既是一种去文化的过程，也是一条异化之路，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武术1980
1980年8月，盛夏时分，郑州市的中州宾馆十分热闹。国家体委一纸令下，中国武术界的“十八精英”齐聚郑州。包括山东醉剑、双手剑王于承惠，螳螂拳王于海，剑术冠军王常凯，枪术绳标冠军刘怀良，金刀醉棍孙建魁，浙江秃头鹰爪计春华、猴棍地躺南拳三绝胡坚强，陕西翻子、八极传人马贤达，河南豫剧刀马旦新秀丁岚。
而其中最有名的，则是17岁的武术运动员李连杰，一年前他刚在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一举夺得5块金牌。那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武术比赛，此后他的身份则转换为武打演员。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这些中国武术的顶尖人才参与拍摄了一部香港电影——《少林寺》。囊括了如此众多的专业武术运动员，无论在电影史还是武术史上，堪称空前绝后。影片一反旧式武打片中那种纯表演的花架与镜头技巧的卖弄，通过专业武术运动员的演绎，让观众看到了充满视觉冲击力的武术。1982年，《少林寺》上映，其风头强劲无须赘言，在平均票价不到1角钱的年代，国内票房已超过亿元。
有意思的是，就在《少林寺》上映前后，中国武术概念的内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和修订，并直接影响了此后20多年的发展方向。
在1978年《武术》教材中，武术被定义为：“是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攻防格斗动作为素材，按照攻防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矛盾的相互变化的规律编成徒手和器械的各种套路。它是增强体质、培养意志、训练格斗技能的民族形式的体育运动。”
然而在《少林寺》上映后的第二年，1983年《武术》教材对概念进行了修改：“武术是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技击动作为素材，遵守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规律，组成套路，或在一定条件下遵照一定的规律，训练格斗技能的体育运动。”
如果对比两条定义，则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变化。在前者的叙述中，虽然强调了武术套路的编排必须以技击动作为素材，但武术以套路为主的技术发展方向仍在继续。在体育的概念中，武术即套路。而后者，则将套路和格斗分开，“奠定了武术按照套路运动和格斗运动分项发展的理论认识，对现代武术套路项目竞技和散打格斗项目竞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副院长徐伟军对本刊记者说，“此后，武术定义不断被修修补补，但武术具有套路和搏斗两种运动形式，这个观念成为人们对武术的基本稳定的认识”。
按照1983年的定义，武术即套路加格斗。一部功夫电影引发的武术热，加速了武术的项目改造，将其推入了套路与格斗并存的双轨道。
随后，在几次对武术教材的修订中，分项发展的认识被不断强化。在最近的2004年《中国武术教程》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武术是以攻防技击为主要技术内容、以套路演练和搏斗对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民族传统体育。”
近代以来，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传统武术的体育化、项目化改造持续了上百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里，武术的技击特性遭到禁锢，表演性的套路形式却一直被提倡。而至1980年前后，这种改造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就竞技运动而言，随着技击性的回归，武术被分解为两个项目，两个发展方向。
追究这场变化的动因，除了“文革”后的思想解放外，国际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竞技武术，成为国家封闭多年之后重新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载体。
1974年，中国武术代表团首度赴美国访问，继乒乓球和体操之后第三个代表我国实施“体育外交”；其后是以北京武术队少年运动员为主体的赴日访问，为两国建交后的民间往来拉开序幕。这以后，武术界又接连组团到海外各地表演，为当时世界性的“中国热”持续加温。成名之后的李连杰曾多次谈到他少年时出访过40多个国家，其中大多数都发生在这一阶段。
“《少林寺》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武术热，当年《武术》杂志都能够发行到两三百万份。”中国武术协会原技术开发部副主任刘普雷告诉本刊记者，“来我国学习、观摩武术的外国团体越来越多。武术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符号。这样的变化，让当时武术管理部门始料未及。”
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武术就已被列入了全运会项目，但其发展并未得到特别的重视，也没有分享到更多的资源。“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不是每个省都有武术队，训练条件也很差。自我封闭，自娱自乐。”刘普雷说。武术管理的行政级别较低，被归入国家体委群体司下的武术处。
由于国际交流的需要，体育行政部门开始围绕武术进行了机构调整，先后建立了国家级的武术研究院，国家体委下设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各省也开始对口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官方武术建制不断完善，而民间武术学校更如雨后春笋。
“在国际交流中，中国武术经常面对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能不能对打一下，而不是只表演套路。”刘普雷说，“甚至希望和泰拳、拳击等武技进行对抗。”上世纪70年代后期，武术管理部门开始研究“技击”的武术，设计相应的规则，将其体育化，形成一种代表中国武术的格斗体育项目。于是，在一位主管侨务工作的中央领导推动下，散打应运而生。1987年，散打被国家体委批准为正式比赛项目。
对应这样的变化，国家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分别设置了“套路部”和“散打部”；全国高等体育院校的武术教学部门也由原来的“武术教研室”分化成为“武术套路教研室”和“武术散打教研室”。武术赛事同样也采取了两种赛制，即套路比赛和散打比赛。
于是，武术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被分解的武术”，成为现代武术的特征。按照现代训练学项群理论，“套路”和体操、跳水被划入技能类难美项群，成为以追求难度和美感为目的的运动项目。而“散打”则和拳击、柔道一类，被划分入格斗项群。
国术改良
如果以更长的视野观察，由电影《少林寺》所诱发的武术变革，只是近代中国武术项目改革的一个后端产物，其变化种子早已埋下。
明清时期，中国武术已从具有提高士兵搏杀功能的各种军事训练活动中脱离，逐渐发展为一种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技击类”本土体育项目。至清朝，“流传有序、拳理清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逾百个”。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面临沉重的生存压力。及至五四运动后，西学东渐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精英阶层的主流价值观，科学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强。传统武术之变由此发端。改变的方式，则是以西方体育理念改造武术。“项目改造的总原则是体育化，进而竞技化。”徐伟军说。
在官方的角度，武术改造的方向始终保持了一致性。无论孙中山所说“强国强种”，还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都强调了现代体育的社会教化功能。而武术正是教化社会的一种有力工具。
皖系军阀马良，为适应军队的团体教学，从1901年起就开始创编、传授“各科新武术，并新武术各科专书”。1910年后，他陆续出版了《中华新武术》教材，包括《摔角》（初名《柔术教范》）、《拳脚》、《棍术》和《剑术》4科，主要是实用技击格斗技术；基本动作和实用技击术均采自传统武术。1916年教育部派员考察了“新武术”，并组织审查了《摔角》、《拳脚》两科。1918年教育部通令将“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各大、中学堂正式体操的内容，1919年经国会辩论通过，成为全国学校正式体操。
马良的“新武术运动”，带有鲜明的西方“军操”化特征。实际上是从各种武术套路中抽取基本动作归类整理，再按武术套路的基本原理编排连接成新的套路，非常适合对初学者进行集体教学，所以受到教育界的欢迎。而传统武术家却认为，这样的做法割裂了传统武术，徒袭皮毛，全失武术本意。
但此时，民间武术无论在价值体系还是组织机构都已全面式微。武术的学校传授逐渐取代师徒传承，新型武术团体取代传统武术宗派。精武体育会就是最具影响力的武术组织。
与“新武术”不同，精武体育会并不是从各种武术中抽取一些动作另成体系，而是走了另一条道路，即在保持各种传统武术沿着原有的技术方向发展的基础上，在教学方法等方面加以提高，在组织和活动方式方面，则打破了原有民间各种练武组织所有的宗法或宗教色彩，大量采用了现代体育组织和学校的方式。
1915和1924年的《中国精武体育会章程》规定，该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不争门户短长，对各流派武术兼收并蓄。精武体育会组织编写了各派武术教材和书刊，同时还全面推广现代体育项目。
精武体育会逐步确立了初、中、高三级的“精武三十套武术基本套路”，以相对标准的套路化方式进行武术演练，甚至为套路配上音乐。这样的演练方式为此后武术套路竞赛的发端。
1927年民国政府成立的国家级武术机构——“国术研究馆”，后更名为中央国术馆，馆长为张之江。
最初在馆长之下教务方面分设武当、少林两门，门下设科。建立不久，曾发生过少林、武当两门门长比武的事。比武之后，两部矛盾表面化了，有关人员相继去职，旧机构无形中解体了。1927年6月，张之江请来马良担任教务长，统辖3个科，各门拳术家混合在一起，没有了派别之分。马良又推荐唐豪入馆，负责制定国术馆组织章程和各项比赛规则。
这家官方机构担负着将武术规范化、竞技化的任务。国术馆成立前的1924年，曾召开“全国武术运动大会”，这实际上是一次武术观摩大会，无规则也无裁判。中央国术馆通过组织国术考试，对武术比赛的规则、护具等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试验。1929年《国术考试条例》及《细则》规定国术考试分为国考、省考、县考三级，各级分预试和正试，预试搏击、摔跤、劈剑、刺枪、拳械，五通三为合格，方能参加正试。正试分初试、复试、决试，初试按体重分五级抽签配对，试搏击、摔跤、劈剑、刺枪，反复淘汰至预定人数参加复试，再筛选出预定人数参加决赛，最后选出3名优胜者；三级考试各轮优胜者均有荣誉名称，发给相应的证书或证章。这种考试其实就是比赛。
1929和1933年，中央国术馆曾举行过两届全国性的武术考试。值得注意的是，考试中包括具有技击性的散手比赛。武术散手采取双淘汰制，三局两胜。比赛在长方形的场地上进行，打法不讲流派，不以体重分级，临时抽签分组比赛。不戴护具，凡击中对方任何部位得一点。1933年在南京举办“第二届国术国考”中，武术散手以性别分组，按体重分级，并戴有护具；头和裆部都是禁区，将对方击倒为胜一次，三局两胜，没有时间限制。1929年由浙江国术馆承办了“国术游艺大会”，进行了武术散手比赛。比赛擂台高1.3米、长20米、宽18米。以被打倒者，或自视不能胜而认输者为负方。武术开始向格斗竞技方向发展。
但由于规则、技术标准、护具等方面存在问题，运动员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等因素，比赛没有形成连续、稳定的竞赛体制。回顾近代武术发展的历史，武术细化后的实战形式比赛仅出现在1928至1933年这短短的5年内。
在武术体育化的过程中，传统武术的理论基础与文化价值体系也受到了冲击。范振兴、吴志青、苏桓东等学着著书撰文发起质疑，如《我对国术之所见》、《科学化的国术》、《国术是什么》。他们认为，所谓国术，存在着“托名祖传，自炫其能”、“盲目崇古”、“默守因袭”的陋习，好多修习方式不符合科学的体育训练，他们喊出“国术科学化”的口号。他们还指出，要运用严肃的史学方式梳理武术历史，还原其本来面目，去除神话和传奇，武术要受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等学科的洗礼，反对“阴阳五行”和“丹田运气”之类的说法。
武术面临着与中医一样的困境：西方文化开始解释并改造本土文化。“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科学主义逐渐成为精英集团的主流价值。为了适应的社会发展，他们自上而下地对武术进行了改造。教学、训练，制度、政策、器材、场地和服装都按照西方体育标准推行。对武术的改造，体现了国家的文化选择。”徐伟军说，“而这种改造本身，却是一种去文化的过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使武术逐渐就剩下了一张皮。”
套路时代
尽管国民政府试图将武术的发展导入现代竞技体育，并制定了比赛的初步规则，但由于形势与条件所迫，这一工作并未完成。也没有形成相应的竞赛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完成武术竞技化的问题被再度提出。
1950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组织召开了全国武术工作座谈会，将武术定位为民族传统运动。1953年11月在天津举行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武术是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并采用评奖的办法进行。由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阶级斗争思想，武术的“技击”特征被全面压制。“新中国成立以后，武术就不能再提倡‘打’了，如果承认武术有攻防的话，就会被打为右派。”刘普雷说。
于是，最初的武术工作主要集中在对于传统套路的挖掘和整理上。套路是武术技击招法的实践总结。以拳为例，一般一套拳为30～60式左右。这60式内就是技击的单个招数连在一起的。传统武术把单个招法连成套路，套路里蕴含着技击技巧。首先进行了初级长拳、刀、枪、剑、棍、24式太极拳等套路的整理和创编。由国家体委竞技指导科武术班总教练李天骥执笔，在传统杨式太极拳基础上，创编出24式简化太极拳，以便学练。这是新中国简化拳种之始。
“1952年，毛主席为体育工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武术主要进行社会普及工作。”徐伟军说，“普及的基础上再向前发展，就要开始考虑的比赛的问题。但是怎么比，采取什么方式比，没有规则。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在训练大院转到体操房，看体操训练，就说按照这种方式搞吧。一句话，武术套路比赛的规则就定了。”
1959年，国内第一部《武术规则》正式出台，以流传面较广的长拳、太极拳、南拳为竞赛内容，使武术正式进入了竞技体育领域。从此，“竞技武术”的概念产生。严格说，应称其为“竞技套路”。武术套路开始向体操的衡量标准看齐，即追求“高、难、美、新”。打分标准最初也参照体操的“622”制，动作规格6分，然后是协调性和风格。
根据这种指导思想，1961年版《武术》教材对武术进行了相应的定义：“武术是以拳术、器械套路和有关的锻炼方法所组成的民族形式体育，它具有强筋壮骨、增进健康、锻炼意志等作用；也是我国悠久历史的一项民族文化遗产。”这个定义确立了武术按照套路运动发展的方向。于是，武术套路比赛中大量吸取了体操和舞蹈动作。
“套路比赛”成为中国武术体育化的第一个项目。符合奥林匹克的标准：量化、直观、强调效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期的武术套路就是‘舞武’，甚至不是公孙大娘舞剑的那个‘武舞’。”徐伟军说，“古代武舞，用舞来娱乐。作为套路竞技的舞武，则是用武的形式来做动作，通过演练的方式把规范动作表现出来。”
舞比武的元素更重。相当一段时间里，全国武术比赛只是由二三百名专业队员在“争奇斗艳”，运动员们一般都比较矮小，他们善于“翻腾跳跃”，不断地翻腾出新的花样来，因为比赛的核心就是看谁跳得更高，翻得更多，亮相更漂亮。在套路竞赛中，最终展示和比较的是武术的艺术性。
在套路武术运动员中，李连杰打得最好看。当时的《武林》杂志给予李连杰高度评价：“李正东（李连杰原名）武术动作的特点是：速度快、动作准、力度大、弹跳好、节奏明、姿势美。一个套路五六十个动作，他能在80秒钟内一气呵成，招招干净利落，节奏鲜明。他腾空、跳跃的爆发力非常惊人，腾空时持续的时间长，一般的武术参赛者打一个‘旋风脚’都感到吃力。”
武术开打
然而武术毕竟不是舞蹈和体操，攻防抑或技击是武术的本质。在对武术项目改造不断竞技化的过程中，攻防之术被故意遗忘了。武术界重提攻防，则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了。随着国际中国武术热潮的不断升温，国际体育交流日趋频繁。中国武术界经常被问一个问题：武术能不能对抗，能不能实战？甚至能不能和泰拳或拳击运动员打一场？
“国外的武技都有对抗形式，而我们没有，我们全是套路，不适应推广发展的需要。”刘普雷说，当时武术要解决国际适应性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教练们开始研究武术怎么打的问题。
武术怎么打？这个问题看起来自相矛盾，但又直指要害。赛场上眼花缭乱的套路动作，能否运用到实战中，抑或如同武侠小说中见招拆招，身如闪电，上下翻飞？
尽管在传统武术的练习中，都要经过基本功、套路、练招，然后进行拆手、搭手的实战演练。但是交手多限于本门师徒和师兄弟之间，不仅所占训练比例低而且点到为止。换句话说，并没有真打。“即使在中国武术集大成的明清时期，武术的练习就是以套路和演练为主，不是很注重打了，有散打、功法、徒手、短兵等练习，但仍以个人演练和对练为主。真正实战只在本门中打一打。”徐伟军说。
按照上海体育学院教授王岗的说法：“在我们的历史中，以技击技术为素材的比赛形式始终没有出现，中国武术发展至今，其过程中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独立的技击对抗的技术体系，而是在经过了原始技击技术的积累、战场决斗的搏杀之后，直接进入了一个以套路为核心的艺术阶段。”
于是中国武术教练面临着一个难题：怎么让武术打起来，成为一个能走向世界格斗项目。1979国家体委按首先在浙江省体委、北京体育学院和武汉体育学院进行了武术对抗性项目的试点训练，并于同年5月在广西南宁举行的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上做了首次汇报表演。同年，又进行了几次实验性的比赛。
这个时候，北京什刹海体校的摔跤教练梅惠志，常带着一帮人练习拳击及类似散打的自由搏击项目，在北京武术队主教练吴彬和中国式摔跤教练李宝如的帮助下创办散打队。梅惠志自幼习武，练过形意拳、八卦掌。进入运动队后练习中国式摔跤，曾在1976年夺得北京市冠军。“搞散打，首先要制定比赛规则。最初制定的原则强调安全第一。”梅惠志对本刊记者说，“不许踢裆，不许打后脑和咽喉。开始的时候，甚至不许打脸。运动员穿着全套护具，但不能穿鞋。”
1982年国家体委制定了《散打比赛规则》，1987年被批准为正式比赛项目。散打被设定为站立式搏击项目，比赛在80厘米高、8米见方的擂台上进，允许运动员使用各种流派的招法，但是不允许用头、肘、膝和反关节的动作进攻对方。通过击中有效部位得分，或将对手击倒取得优势胜利。
踢、打、摔、拿、击、刺是武术的主要技击手法。在散打中则主要使用踢、打、摔三项技法。与套路比赛追求美感不同，实用主义是散打比赛的价值观。“一些老前辈也没有技击的经历。真打起来什么样子，谁也吃不准。比较实用的就是拳击加腿再加摔，将武术中的拳脚技巧简化融入进去。”刘普雷说。
1987年，刘普雷在武当山做散打实验赛。“当时要求先演练套路，不会套路不让参加比赛。于是，打什么拳的都有，太极、长拳、南拳甚至还有军体拳。根本没有可比性，和比赛也没有什么联系。套路打得好，上场未必行。后来就取消了赛前的套路演练，直接开打。散打初期，还曾强调过打练结合，招式要漂亮给加分。有的运动员就用扫堂腿、后扫堂腿。但后来发现，得不偿失，乱拳打死老师傅，不管难不难看，打上就行。”
在实战中，散打开始融合了大量拳击和摔跤的简洁实用技术。向拳击学习出拳发力和距离感，向摔跤学习各种摔法。“对方边腿踢你，散打队员会一手格挡，一手反击或者边腿攻击。传统武术可不这样，他得先做一个云手，这样动作好看，可那样对方早就踢到你了。”梅惠志说
同时散打和拳击、摔跤在攻防上又有很大区别。拳击管上不管下，拳架端得比较高；而散打运动员戴着拳套，在摔的时候就无法施展撕扯技术。武术中的掌法和腕子的钩、扣等技术也无从施展。“像猴拳就用不上了。”梅惠志说。
在某种意义上，散打是对武术的一次现代创造。在训练上，散打运动也大量采用了现代体育的训练方法，尤其注重体能素质锻炼，如长跑、跳绳、负重等不同的练习方法。练习步法的移动，强调出拳速度及技击力量，同时结合一些腿法、摔法等训练，并配备一些辅助设备，如拳套、脚把、手把、沙袋等，经常性的和同伴练习踢打摔拿等实战练习。“训练中科技含量很高。比如无氧运动的承受力，要求10秒脉搏冲到34下，保证动作连续性，在12秒内连续发力。”刘普雷说。
1982年北京市举办了第一次散打比赛，梅惠志带领北京散打队出战，获得10个级别中的8个冠军。有意思的是，很多民间拳师也参加了比赛。实战中，“高手在民间”的神话随即破灭。“当时民间参赛的人数有上百人，其中有八卦、心意、太极、大成、通背等拳种，比赛开始没两天，一看进入半决赛的选手，都剩练散手的了。民间武术的招数多，但多没有经过对抗训练，一上擂台就抓瞎。对抗起来根本没有反应，挨上两下就不打了。比赛打得很沉闷。”梅惠志说。
80年代中期，梅惠志带队参加了河南少林杯、武当山擂台赛等比赛。场面更加热闹，民间高手“琳琅满目”，很多身着奇装异服，有扮成行者武松样的，有扮成道士样的。还有人当场表演绝活，譬如一掌把钉子从木板里拍出来。但比武的结果却很简单，经常是开场前，民间武师架势十分漂亮，开打后，三拳两脚即被散打运动员击下台。在体能上，很多民间选手都坚持不了一个回合。往往练了十年功的人，被只经过一两年专业训练的运动员打败。
究其原因，在于传统武术的发展早已脱离了攻防、技击和实战。“我们小时候跟师傅练功，有‘说手’和‘试手’，也就是模拟对抗。但没有真正对打。”梅惠志说。于是，很多民间拳师连最基本的技击的技术原则都不知道。比如，在格斗中眼睛一定要死死盯住对方，在对方攻击后闪避、格挡、反击；但是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本能地会选择闭眼。
1989年，国家体委正式将武术散手确定为竞赛项目。同年10月在江西宜春市举行了第一届“全国武术散手擂台赛”，1990年正式出版了《武术散手竞赛规则》。武术散手从表演进入到正规的比赛时代。
中国武术于是出现了第二个竞技项目，在现代项群学中将其与拳击、柔道等一同划分为格斗项群。散打运动员经过短暂的训练就可以登台比赛，甚至不需要进行套路练习。传统武术被套路、散打项目分解，而这两者都不再具有传统武术的拳种母体特征。
殊途同归的搏击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散打试验阶段，刘普雷就曾经和泰拳选手进行过切磋交流。规则上，可以用泰拳的膝肘攻击，也可以用中国人擅长的摔跤。交手的结果令人沮丧，泰拳选手占有明显优势。“我们总是吃亏。泰拳选手的抗击打能力强，杀伤力也强。我们打他们打不动，他们踢我们就很疼，他们的边腿像木桩一样打过来。”刘普雷说。
这样的情况，梅惠志也曾经历。北京散打队是国内最强的队伍，1990年梅惠志带队和泰拳进行了8场比赛，输了7场。“与泰拳硬碰硬，我们根本打不过，拳脚打在对手身上，跟打在皮球上一样。而当时我们的队员抗击打能力比较差，挨上两三下膝肘就不行了。”梅惠志说。
胜负背后，并非仅仅是技术与实战经验的欠缺。更重要的是，虽同为格斗项目，两种运动的属性却完全相反。散打遵循的是“锦标主义”的路线，主要以得分取胜，强调技术，运动员是比赛的核心，一切为运动员服务。而泰拳则强调的是“市场至上”，观众是核心，运动员要取悦于观众，追求比赛激烈刺激，以优势胜利为主，即将对方击倒。
“我们的训练追求的是得分，打中即可；但是人家追求的是效果，要的是杀伤力。甚至不做闪避，不招不架就是一下，一击致命。打不死不打，打不中不打。”刘普雷说。
与泰拳等市场化的格斗项目比，散打还不是“真打”。在规则设计上，散打更鼓励运动员提高技术，回避伤害。比如，运动员缠斗抱在一起两秒钟就要被裁判分开。所以，运动员往往在击中对方后立即和对方抱在一起，然后再由裁判分开。于是，比赛经常中断，裁判比运动员还忙。与市场化的搏击项目比，比赛的精彩性差了很多。“散打比赛的上座率很低，国内最高级别的比赛，打到决赛，都没有观众去看。”刘普雷说。
在已故武术家赵道新看来，散打的困境体现了武术竞技化的一个“千古难题”。赵道新认为：“武术是‘尽量安全地表现残酷’。可这是一个矛盾，想安全就不能残酷，想残酷就不会安全。自古以来，有人用金钱和奴役来淡化安全，从而提高了残酷的表现：有人创造出拳击、摔跤、推手等项目，以护具和技术约束来降低残酷，从而加强了人身安全。然而，武术要求‘安全’与‘残酷’这两方面同时提高。但到目前为止，人们还只能做到以牺牲一方来补足另一方。武术缺乏安全会让人畏惧，缺乏残酷会让人厌倦。这是几千年地球上生来死去的多少聪明人未能解决的难题。而武术想活下去，我们或我们的后人就要赶快解决它。”
靠武力决定强弱，分配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武术的攻防与技击性必须找到一个载体，将残酷与安全统一起来。
“中国武术要生存，就必须走向市场，也就是要产生效益。因此必须提高精彩程度、对抗程度，要真打。”刘普雷说。
在国际上，区别于“锦标主义”的职业搏击比赛已经十分成熟，最具代表性的有日本的K-1、PRIDE，美国的UFC。这些比赛有一个共同的特定，即打破了传统武技的分割状态，实行综合搏击。参赛者完全不拘于拳击、摔跤、空手道、武术等专项技法，比赛规则尽量简化，鼓励直接KO对手（Knock Out的英文简称），即获得绝对胜利的击倒。
在奥运会与锦标主义概念中，武技分为打击系和缠斗系两大类。前者包括拳击、空手道、跆拳道、泰拳等以拳、腿、膝等部位为打击武器的武术，后者则以柔道、柔术、摔跤、桑博等为代表，通过各种投、摔、绞、关节技等手段实现对对手的控制。在职业搏击比赛中，这种分类就不再重要了，一切以结果评判，每一项武技的个体文化也被消解。同时，比赛中引入现代化的声光电表演方式，为武技的展示提供了绚丽的平台。
1998年底，刘普雷曾经带队去过K-1现场，当时主要是带套路队去做串场表演，其中还带了两位散打运动员做现场表演。“那是我第一次去K-1现场，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一个擂台赛能做成那个样子。”刘普雷回忆说，6万多人的现场，灯火辉煌，壮观极了。
在搏击的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武术界也开始逐渐参与其中。越来越多的中国运动员通过参加跨界比赛，直接与对手过招。“比赛前3个月商量好规则，然后进行针对性训练。比如跟泰拳打，我们就要进行防膝肘的训练，让其施展不开，而泰拳则会对我们的摔功特别防范。”梅惠志说。在输给泰拳后第二年的对抗中，他的队伍获得了全胜。
另一方面，效仿国外综合搏击模式，中国武术界也开始组织举办自己的搏击商业比赛。包括2000年武协组织的散打王比赛，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武林大会”等比赛。
尽管世界各民族的武技与比赛项目脉络庞杂，林林总总，但是一旦实战竞技，则殊途同归，神奇褪去。
刘普雷还记得当年霍利菲尔德和泰森那场世纪大战。在远距离，霍利菲尔德首先利用自己的刺拳逼泰森展开队形，泰森臂短不适应，打乱了他的阵脚。一旦泰森冲过来，霍利菲尔德就用前臂封住泰森，然后做一个定点发力。泰森信心明显动摇了。当泰森冲过来，霍利菲尔德就贴身缠住他，头顶泰森下巴，前脚插过泰森的中心线，向前顶，在武术中这叫“搂根”。在这个例子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个是定点发力，一个是纠缠技术。是典型的中华武术的技术。
“世界武功原本就在相互借鉴。比如说散打，简单说只是‘拳击加腿’，其实散打的手法中有很多中国拳法，例如鞭拳、栽拳，腿法中的踹、蹬、踩等等，都是国外没有的。散打吸收了一些拳击，但是请拳击教练来也主要是传授距离感和组合拳能力，并不是一味模仿拳击。另外综合格斗也是中外武术的结合，很多中国散打运动员以前都是国内一流套路运动员，在学习了国外武技后综合格斗能力大幅度提升。其实优秀的传统武术与外国功夫虽然训练方法不同，走的路不同，但是殊途同归。不强调什么形式，强调的是其中的科学。”刘普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