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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时候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２〕东西是自有其时候的。
圣经，佛典，受一部分人们的奚落已经十多年了，"觉今是而昨非"〔３〕，现在就是复兴的时候。关岳〔４〕，是清朝屡经封赠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闲却；从新记得，是袁世凯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凯一同盖了棺；而第二次从新记得，则是在现在。这时候，当然要重文言，掉文袋〔５〕，标雅致，看古书。
如果是小家子弟，则纵使外面怎样大风雨，也还要勇往直前，拚命挣扎的，因为他没有安稳的老巢可归，只得向前干。虽然成家立业之后，他也许修家谱，造祠堂，俨然以旧家子弟自居，但这究竟是后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
这大宅子里有仓中的旧货，有壁角的灰尘，一时实在搬不尽。倘有坐食的余闲，还可以东寻西觅，那就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来消磨他若干岁月。如果是穷极无聊了，那就更要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见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来救这无法可想的贫穷。这两种人，小康和穷乏，是不同的，悠闲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场的缓促，也不同的，但当这时候，却都正在古董中讨生活，所以那主张和行为，便无不同，而声势也好像见得浩大了。
于是就又影响了一部分的青年们，以为在古董中真可以寻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这么闲适，看看急迫者，是这么专精，这，就总应该有些道理。会有仿效的人，是当然的。然而，时光也绝不留情，他将终于得到一个空虚，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张者倘无特操，无灼见，则说古董应该供在香案上或掷在茅厕里，其实，都不过在尽一时的自欺欺人的任务，要寻前例，是随处皆是的。
六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语见《论语-乡党》。
〔３〕"觉今是而昨非"语见晋代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４〕关岳指关羽和岳飞。万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明朝政府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并在宫中设庙奉祀。清朝对关羽累加封号，称"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清末民初祭祀渐废。一九一四年袁世凯在称帝前重新下令合祀关岳。一九三四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又向国民党政府提议恢复孔丘及关岳祀典，并于该年三月二十八日举行"仲春上戊祀关岳典礼"。
〔５〕掉文袋又叫掉书袋。《南唐书-彭利用传》："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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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１〕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一月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午后为高良夫人写一小幅，句云：'血沃中原肥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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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附记〔2〕
这一篇是从日本藏原惟人所译的《阶级社会的艺术》里重译出来的，虽然长不到一万字，内容却充实而明白。如开首述对于唯物论底文艺批评的见解及其任务；次述这方法虽然或被恶用，但不能作为反对的理由；中间据西欧文艺历史，说明憎恶小资产阶级的人们，最大多数仍是彻骨的小资产阶级，决不能僭用"无产阶级的观念者"这名称；临末说要宣传主义，必须豫先懂得这主义，而文艺家，适合于宣传家的职务之处却很少：都是简明切要，尤合于介绍给现在的中国的。
评论蒲力汗诺夫的书，日本新近译有一本雅各武莱夫的著作〔6〕；中国则先有一篇很好的瓦勒夫松〔7〕的短论，译附在《苏俄的文艺论战》中。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夜，译者附记。
※ ※ ※
〔1〕《艺术论》 包括普列汉诺夫的四篇论文：《论艺术》、《原始民族的艺术》、《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和《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鲁迅据外村史郎的日译本译出，一九三○年七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鲁迅为译本所写序言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六月一日《新地月刊》（即《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后编入《二心集》。
〔2〕本篇连同《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春潮》月刊第一卷第七期，后未印入《艺术论》单行本。
〔3〕Georg Valentinovitch Plekhanov 即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支-普列汉诺夫。
〔4〕社会主义劳动党 应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三年在列宁领导下正式建党，一九一八年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决议，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
〔5〕少数派的指导者 指普列汉诺夫成为孟什维克的领袖。
〔6〕指雅各武莱夫的《普列汉诺夫论》。中译本曾列入《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但未出版。
〔7〕瓦勒夫松（L．a．KTUTqXTF，1880-？） 苏联著作家。著有《苏维埃联邦与资本主义世界》、《苏维埃联邦的经济形象》等。"短论"，指他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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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粗人"〔１〕
关于大报〔２〕第一本上的"粗人"的讨论，鄙人不才，也想妄参一点末议：--
一 陈先生以《伯兮》一篇为"写粗人"〔３〕，这"粗"字是无所谓通不通的。因为皮肤，衣服，诗上都没有明言粗不粗，所以我们无从悬揣其为"粗"，也不能断定其颇"细"：这应该暂置于讨论之外。
二 "写"字却有些不通了。应改作"粗人写"，这才文从字顺。你看诗中称丈夫为伯，自称为我，明是这位太太（不问粗细，姑作此称）自述之词，怎么可以说是"写粗人"
呢？也许是诗人代太太立言的，但既然是代，也还是"粗人写"而不可"捣乱"了。
三 陈先生又改为"粗疏的美人"，则期期〔４〕以为不通之至，因为这位太太是并不"粗疏"的。她本有"膏沐"，头发油光，只因老爷出征，这才懒得梳洗，随随便便了。但她自己是知道的，豫料也许会有学者说她"粗"，所以问一句道：
"谁适为容"呀？你看这是何等精细？而竟被指为"粗疏"，和排错讲义千余条〔５〕的工人同列，岂不冤哉枉哉？
不知大雅君子，以为何如？此布，即请记安！
封余 谨上 十一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大江月刊》第二期"通信"栏。
〔２〕 指《大江月刊》，文学刊物，陈望道等编辑。一九二八年十月创刊于上海。同年十二月停刊，共出三期。关于"粗人"的讨论，指章铁民、汪静之对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中认为《诗经-伯兮》是写"粗人"的说法的批评和陈的反驳。这一讨论，原在上海《暨南周刊》上进行（见该刊一九二八年第三卷第一、二、三、十期）。《大江月刊》创刊号载有章铁民的《〈伯兮〉问题十讲》一文，介绍了这场争论的经过，并批评了陈钟凡的错误观点和态度。
〔３〕 陈先生 即陈钟凡，字玄，江苏盐城人。当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在给章铁民的信中辩解说："'粗人'二字，原意是'粗疏的美人'"。（见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暨南周刊》第三卷第二期）又在给汪静之的信中指责说："我自己的偏见，实在觉得，一说'粗人'不错，再说'粗疏的美人'更加不错，不过你和章铁民一不解再不解，一捣乱再捣乱而已。"（见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暨南周刊》第三卷第十期）《伯兮》，《诗经-卫风》的一篇，描写一个女子对于从军远征的丈夫的思念。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４〕 期期 《史记-张丞相列传》："帝（汉高祖）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唐代张守节正义："昌以口吃，每语故重言期期也。"
〔５〕 排错讲义千余条 陈钟凡在给章铁民的信中说："拙著仓猝付印，内中错误至多，经我校正约千余条"（见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暨南周刊》第三卷第三期）；又在给汪静之的信中说，这是指"排印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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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与中国人〔１〕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２〕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Ｋａｒｌｇｒｅｎ）。他为什么"贵姓"高呢？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对于中国语文学有很大的供献。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是不可少的。
他说："近来--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多数定报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著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来，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还是莫名其妙的。"
于是他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按本篇为瞿秋白所作，参看本卷第４７页注〔１〕。
〔２〕 高本汉（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７８） 瑞典汉语学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间旅居中国，研究汉语音韵学。他的《中国语和中国文》一书，一九二三年在英国出版；后经张士禄译出，一九三一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