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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胡须①
今天喝茶之后，便看书，书上沾了一点水，我知道上唇的胡须又长起来了。假如翻一翻《康熙字典》，上唇的，下唇的，颊旁的，下巴上的各种胡须，大约都有特别的名号谥法的罢，④然而我没有这样闲情别致。总之是这胡子又长起来了，我又要照例的剪短他，先免得沾汤带水。于是寻出镜子，剪刀，动手就剪，其目的是在使他和上唇的上缘平齐，成一个隶书的一字。
我一面剪，一面却忽而记起长安，记起我的青年时代，发出连绵不断的感慨来。长安的事，已经不很记得清楚了，大约确乎是游历孔庙的时候，其中有一间房子，挂着许多印画，有李二曲⑤像，有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决然地说："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
诚然，他们的胡子确乎如此翘上，他们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画像，但假造中国皇帝的肖像而必须对了镜子，以自己的胡子为法式，则其手段和思想之离奇，真可谓"出乎意表之外"⑥了。清乾隆中，黄易掘出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来⑦，男子的胡须多翘上；我们现在所见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⑧，凡有胡子的也多翘上，直到元明的画像，则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日本人何其不惮烦，孳孳汲汲地造了这许多从汉到唐的假古董，来埋在中国的齐鲁燕晋秦陇巴蜀的深山邃谷废墟荒地里？
我以为拖下的胡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带来的，然而我们的聪明的名士却当作国粹了。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说道"那时倘非天幸，这岛国早被我们灭掉了！"⑨则认拖下的胡子为国粹亦无不可。然而又何以是黄帝的子孙？又何以说台湾人在福建打中国人⑩是奴隶根性？
我当时就想争辩，但我即刻又不想争辩了。留学德国的爱国者X君，--因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姑且以X代之，--不是说我的毁谤中国，是因为娶了日本女人，所以替他们宣传本国的坏处么？我先前不过单举几样中国的缺点，尚且要带累"贱内"改了国籍，何况现在是有关日本的问题？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么宗的胡子蒙些不白之冤，也不至于就有洪水，就有地震，有什么大相干。我于是连连点头，说道："嗡，嗡，对啦。"因为我实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我剪下自己的胡子的左尖端毕，想，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化钱，用汽车⑾载，用船装，用骡车拉，用自动车装，请到长安去讲演，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嗡，嗡，对啦"的罢。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
我再向着镜中的自己的脸，看定右嘴角，剪下胡子的右尖端，撒在地上，想起我的青年时代来--
那已经是老话，约有十六七年了罢。
我就从日本回到故乡来，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么宗似的向上翘起的胡子，坐在小船里，和船夫谈天。
"先生，你的中国话说得真好。"后来，他说。
"我是中国人，而且和你是同乡，怎么会"
"哈哈哈，你这位先生还会说笑话。"
记得我那时的没奈何，确乎比看见X君的通信要超过十倍。我那时随身并没有带着家谱，确乎不能证明我是中国人。即使带着家谱，而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并无画像，也不能证明这名字就是我。即使有画像，日本人会假造从汉到唐的石刻，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画像，难道偏不会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谱么？
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的，以笑话为真话的，以笑话为笑话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说话。
于是我从此不说话。
然而，倘使在现在，我大约还要说："嗡，嗡，今天天气多么好呀？那边的村子叫什么名字？"因为我实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现在我想，船夫的改变我的国籍，大概和X君的高见不同。其原因只在于胡子罢，因为我从此常常为胡子受苦。
国度会亡，国粹家是不会少的，而只要国粹家不少，这国度就不算亡。国粹家者，保存国粹者也；而国粹者，我的胡子是也。这虽然不知道是什么"逻辑"法，但当时的实情确是如此的。
"你怎么学日本人的样子，身体既矮小，胡子又这样，"一位国粹家兼爱国者发过一篇崇论宏议之后，就达到这一个结论。
可惜我那时还是一个不识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愤愤地争辩。第一，我的身体是本来只有这样高，并非故意设法用什么洋鬼子的机器压缩，使他变成矮小，希图冒充。第二，我的胡子，诚然和许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虽然没有研究过他们的胡须样式变迁史，但曾经见过几幅古人的画像，都不向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们的国粹差不多。维新以后，可是翘起来了，那大约是学了德国式。你看威廉皇帝的胡须，不是上指眼梢，和鼻梁正作平行么？虽然他后来因为吸烟烧了一边，只好将两边都剪平了。但在日本明治维新⒄的时候，他这一边还没有失火。
这一场辩解大约要两分钟，可是总不能解国粹家之怒，因为德国也是洋鬼子，而况我的身体又矮小乎。而况国粹家很不少，意见又很统一，因此我的辩解也就很频繁，然而总无效，一回，两回，以至十回，十几回，连我自己也觉得无聊而且麻烦起来了。罢了，况且修饰胡须用的胶油在中国也难得，我便从此听其自然了。
听其自然之后，胡子的两端就显出毗心现象⒀来，于是也就和地面成为九十度的直角。国粹家果然也不再说话，或者中国已经得救了罢。
然而接着就招了改革家的反感，这也是应该的。我于是又分疏，一回，两回，以至许多回，连我自己也觉得无聊而且麻烦起来了。
大约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罢，我独坐在会馆里，窃悲我的胡须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所以得谤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祸根全在两边的尖端上。于是取出镜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翘，也难拖下，如一个隶书的一字。
"阿，你的胡子这样了？"当初也曾有人这样问。
"唔唔，我的胡子这样了。"
他可是没有话。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寻不着两个尖端，所以失了立论的根据，还是我的胡子"这样"之后，就不负中国存亡的责任了。总之我从此太平无事的一直到现在，所麻烦者，必须时常剪剪而已。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五期。
②长安即西安。一九二四年七月七日，作者应西北大学的邀请，离京前往西安，为该校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的暑期学校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八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③"不耻下问"语见《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④《康熙字典》中各种胡须的名称是：上唇的叫"髭"，下唇的叫"粜"，颊旁的叫"髯"，下巴的叫"襞"。《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间张玉书等奉诏编纂的一部字典，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刊行。共四十二卷，收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
⑤李二曲（1629-1705）名[禺页]，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清代理学家。著有《四书反身录》等。
⑧"出乎意表之外"这是林琴南文章中不通的语句。当时林琴南等人攻击新文学作者所以提倡白话文，是因为自己不懂古文的缘故；因而主张白话文的人常引用他们那些不通的古文句子，加以嘲讽。
⑦黄易（1744-1801）字大易，号小松，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金石收藏家。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书。汉武梁祠石刻画像，在山东嘉祥县武宅山汉代武氏墓前石室中，四壁刻古人画像和奇禽异兽等物，为汉代石刻艺术代表作品之一。宋代赵明诚《金石录》曾有记载。后来因河道变迁，淤没土中；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秋，黄易曾到那里掘得石室数处，画像二十余石，及《武斑碑》、《武氏石阙铭》等。
⑧信士像我国自三国时起，信仰佛教的人，常出资在寺庙和崖壁间塑造或雕刻佛像；有时也在其间附带塑刻出资者自身的像，叫做信士像。
⑨指元兵侵日失败一事。元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忽必烈命范文虎等率军十余万人进犯日本。次年七月，攻入日本平户岛。据《新元史-日本传》所记，当时日本形势很紧张："日本战船小，不能敌前后来攻者，皆败退，国中人心汹汹，市无粜米。日本主亲至八幡祠祈祷，又宣命于六神宫，乞以身代国难。八月甲于朔，飓风大作，（元军）战舰皆破坏覆没。"
⑩指福州惨案中发生的事。参看本卷第293页注③。当时我国台湾还在日本侵占之下，在这次事件中，也有台湾的流氓参加。
⑾这里的"汽车"，即火车；下文的"自动车"，即汽车。都是日语名称。
⑿明治维新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天皇掌握了国家政权，结束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实行一些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这一资产阶级性质的革新运动，通称明治维新。
⒀毗心即趋向中心；毗心现象，是说上唇两边的须尖向下拖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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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学衡》
《弁言》〔６〕说，"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籀绎"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载道"，却也应该"达意"，而不幸诸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看罢，诸公怎么说：《弁言》云，"杂志迩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上的东西，所以"弁言"就是序，异于"杂志迩例"的宣言，并为一谈，太汗漫了。《评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说，"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亭林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７〕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原来做一篇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便有这样的大罪案。然而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８〕的"言"了起来呢？照前文推论，那便是我的质问，却正是"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了。《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中说，"凡理想学说之发生。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决非悬空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９〕，并未做ＰｉａｏｆＵｔｏ，虽曰之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闻"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
《国学摭谭》中说，"虽三皇寥廓而无极。五帝"|绅先生难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属奇闻，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绅先生皆难言之，抑是五帝之事，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绅先生难言之"〔１０〕者，乃指"百家言黄帝"而并不指五帝，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又何尝"难言之"。难道太史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
《记白鹿洞谈虎》中说，"诸父老能健谈。谈多称虎。当其摹示抉噬之状。闻者鲜不色变。退而记之。亦资诙噱之类也。"姑不论其"能""健""谈""称"，床上安床，"抉噬之状"，终于未记，而"变色"的事，但"资诙噱"，也可谓太远于事情。倘使但"资诙噱"，则先前的闻而色变者，简直是呆子了。记又云，"伥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刚做新鬼，便"膏虎牙"，实在可悯。那么，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这是古来未知的新发见。
《渔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无道杀伍奢。覆巢之下无完家。"这"无完家"虽比"无完卵"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鹏金翅鸟（出《说岳全传》），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倘说是因为押韵，不得不然，那我敢说：这是"挂脚韵"〔１１〕。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１２〕的"六麻"来，写道"无完蛇""无完瓜""无完叉"，都无所不可的。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记，务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庐〔１３〕峨眉，山也，则曰纪游，采硫访碑，务也，则曰日记。虽说采集时候，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一列举便不"古"了。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
以上不过随手拾来的事，毛举起来，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诸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晨报副刊》《晨报》，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的机关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创刊于北京，原名《晨钟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晨报》。它的第七版刊登学术论文及文艺作品，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改成单张出版，名为《晨报副镌》。《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它的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却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之一，自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约三年间，由孙伏园编辑，作者经常为该刊写稿。
〔３〕式芬先生的杂感指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晨报副刊》第三版"杂感"栏刊登的式芬的《〈评尝试集〉匡谬》。该文列举了胡先《评尝试集》一文中四个论点，逐个加以批驳。
〔４〕《学衡》月刊，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吴宓主编。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等。他们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见《学衡》杂志简章），实际是宣传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
〔５〕"聚宝之门"聚宝门是南京城门之一。"学衡派"主要成员多在当时的南京东南大学教书，所以文中说"聚在'聚宝之门'左近"。"聚宝之门"，是鲁迅故意模仿"学衡派"的"乌托之邦"、"无病之呻"等不通的古文笔调，用以讽刺他们的。下文的"英吉之利"、"睹史之陀"（睹史陀，梵语，"知足"的意思），"宁古之塔"（宁古桥，东北地名），"有病之呻"，也是同样的用意。
〔６〕《弁言》以及下文所举《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作），《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萧纯锦作），《国学摭谭》（马承易鳎队嬲扇诵小罚ㄉ圩嫫阶鳎┑龋嫉窃谝痪哦暌辉隆堆Ш狻吩又镜谝黄冢墩憬杉参镉渭恰罚ê润X作），全文在一九二二年的《学衡》杂志断续刊载。
〔７〕顾亭林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的学者、思想家，"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见他著的《日知录》卷十九《书不当两序》条。
〔８〕"突而弁兮"语见《诗经-齐风-甫田》："未几见兮，突而弁兮。"
〔９〕摩耳（Ｔ．Ｍｏｒｅ，１４７８-１５３５），通译莫尔，英国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他的《乌托邦》全名《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作于一五一六年。乌托邦，英语Ｕｔｏｐｉａ的音译，意即理想国。
〔１０〕太史公即司马迁（前１４５-？），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汉代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他在所著《史记》的《五帝本纪》中，叙述了五帝的事迹后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荐绅，即"|绅，《史记-封禅书》裴马困《集解》引李奇注：""|，插也。插笏于绅。绅，大带。"后以""|绅"为官吏的代称。
〔１１〕"挂脚韵"我国旧体诗一般都在句末押韵，叫"韵脚"。如果不顾诗句的意思，仅是为了押韵而用一个同韵字硬凑上去，就被称为"挂脚韵"。
〔１２〕《诗韵合璧》韵书，清代汤文潞编，六卷。是旧时初学作诗者检韵的工具书。"六麻"，旧诗韵"下平声"的第六个韵目。下文的"蛇"、"瓜"、"叉"均属此韵目。
〔１３〕匡庐即江西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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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咖啡店
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３〕，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
何况既喝咖啡，又领"教益"呢？上海滩上，一举两得的买卖本来多。大如弄几本杂志，便算革命；小如买多少钱书籍，即赠送真丝光袜或请吃冰淇淋--虽然我至今还猜不透那些惠顾的人们，究竟是意在看书呢，还是要穿丝光袜。至于咖啡店，先前只听说不过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饱眼福"罢了。谁料这回竟是"名人"，给人"教益"，还演"高谈""沉思"种种好玩的把戏，那简直是现实的乐园了。但我又有几句声明--就是：这样的咖啡店里，我没有上去过，那一位作者所"遇见"的，又是别一人。因为：一，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这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４〕），不喜欢，还是绿茶好。二，我要抄"小说旧闻"之类，无暇享受这样乐园的清福。三，这样的乐园，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５〕辈，这才是天生的文豪，乐园的材料；如我者，在《战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口黄牙"〔６〕的罪状，到那里去高谈，岂不亵渎了"无产阶级文学"么？还有四，则即使我要上去，也怕走不到，至多，只能在店后门远处彷徨彷徨，嗅嗅咖啡渣的气息罢了。你看这里面不很有些在前线的文豪么，我却是"落伍者"，决不会坐在一屋子里的。
以上都是真话。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经画过我的像〔７〕，说是躲在酒坛的后面。这事的然否我不谈。现在所要声明的，只是这乐园中我没有去，也不想去，并非躲在咖啡杯后面在骗人。
杭州另外有一个鲁迅时，我登了一篇启事，"革命文学家"就挖苦了。〔８〕但现在仍要自己出手来做一回，一者因为我不是咖啡，不愿意在革命店里做装点；二是我没有创造社那么阔，有一点事就一个律师，两个律师。
八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三期郁达夫的《革命广告》之后，题作《鲁迅附记》，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
〔２〕指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申报》所载的《"上海珈"》，作者署名慎之。
〔３〕"龌龊的农工大众"这是成仿吾的话。他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载一九二八年二月）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说："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４〕"时代错误"成仿吾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发表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中，说当时的文学出版物"在创作上是时代错误的趣味的高调，在评论上是狂妄的瞎说的乱响"。
〔５〕潘汉年（１９０６-１９７７）江苏宜兴人，作家。叶灵凤（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他们都曾参加创造社。
〔６〕"满口黄牙"《流沙》第三期（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刊有署名心光的《鲁迅在上海》一文，其中攻击鲁迅说："你看他近来在'华盖'之下哼出了一声'醉眼中的朦胧'来了。但他在这篇文章里消极的没有指摘出成仿吾等的错误，积极的他自己又不屑替我们青年指出一条出路来，他看见旁人的努力他就妒忌，他只是露出满口黄牙在那里冷笑。"
〔７〕叶灵凤的画，载于上海《戈壁》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参看本卷第１２４页注〔１２〕。
〔８〕指收入本书的《在上海的鲁迅启事》。"革命文学家"，指潘汉年。他在《战线》周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的《假鲁迅与真鲁迅》中，挖苦鲁迅的启事说："那位少老先生，看中鲁迅的名字有如此魔力，所以在曼殊和尚坟旁Ｍ女（士）面前，题下这个'鲁迅游杭吊老友'的玩意儿，现在上海的鲁迅偏偏来一个启事这一来岂不是明明白白叫以后要乞教或见访的女士们，认清本店老牌，只此一家，并无分出了吗？虽然上海的鲁迅启事，没有那个大舞台对过天晓得所悬那玩意儿强硬，至少也使得我们那位'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的另一个鲁迅要显着原形哆嗦而发抖！这才是假关公碰到真关公，假鲁迅遇着真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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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谈
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就随便谈谈读书。是我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３〕，然而不得不学，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现在的社会上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
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原理。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大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４〕。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５〕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６〕，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７〕，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８〕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纷歧。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同，总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９〕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１０〕，也就是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ｈａｗ）〔１１〕，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尔（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１２〕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干荔支，罐头荔支，陈年荔支，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支。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骑墙的议论。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１〕本篇记录稿经作者校阅后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二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九、一八○、一八一期；后重刊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七、四十八期合刊。
〔２〕知用中学一九二四年由广州知用学社社友创办的一所学校，北伐战争期间具有进步倾向。
〔３〕博物旧时中学的一门课程，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学科的内容。
〔４〕这里说的开一大篇书目，指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吴宓的《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等。这些书目都开列于一九二三年。
〔５〕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参看本卷第１９５页注〔２６〕。
〔６〕本间久雄日本文艺理论家。曾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新文学概论》有章锡琛中译本，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７〕厨川白村（１８８０-１９２３）日本文艺理论家。曾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苦闷的象征》是他的文艺论文集。参看本卷第２０页注〔７〕。
〔８〕《苏俄的文艺论战》任国桢辑译，内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间苏联瓦浪斯基（Ａ．^．QENEZGOPI，１８８４-１９４３）等人关于文艺问题的论文四篇。参看本卷第３４６页注〔９〕。
〔９〕这个比喻见于印度何种书籍，未详。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张赤山译的伊索寓言《海国妙喻-丧驴》中也有同样内容的故事。
〔１０〕进研究室"五四"以后，胡适提出"进研究室"、"整理国故"的主张，企图诱使青年脱离现实斗争。一九二四年间，鲁迅曾多次写文章批驳过，参看《坟-未有天才之前》等文。
〔１１〕培那特萧即萧伯纳。他关于"读书者"、"思索者"、"观察者"的议论见于何种著作，未详。（按英国学者嘉勒尔说过类似的话，见鲁迅译日本鹤见辅《思想-山水-人物》中的《说旅行》。）
〔１２〕勖本华尔即叔本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可能指他的《读书和书籍》中的这段话："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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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劳动者"万岁
不料竟又有人记得你起来。
不料帝国主义老爷们还嫌党国屠杀得不赶快，竟来亲自动手了，炸的炸，轰的轰。称"人民"为"反动分子"，是党国的拿手戏，而不料帝国主义老爷也有这妙法，竟称不抵抗的顺从的党国官军为"贼匪"，大加以"膺惩"！冤乎枉哉，这真有些"顺""逆"不分，玉石俱焚之慨了！
于是又记得了劳动者。
于是久不听到了的"亲爱的劳动者呀！"的亲热喊声，也在文章上看见了；久不看见了的"智识劳动者"的奇妙官衔，也在报章上发见了，还因为"感于有联络的必要"，组织了"协会"，〔２〕举了干事樊仲云〔３〕，汪馥泉〔４〕呀这许多新任"智识劳动者"先生们。
有什么"智识"？有什么"劳动"？"联络"了干什么？"必要"在那里？这些这些，暂且不谈罢，没有"智识"的体力劳动者，也管不着的。
"亲爱的劳动者"呀！你们再替这些高贵的"智识劳动者"起来干一回罢！给他们仍旧可以坐在房里"劳动"他们那高贵的"智识"。即使失败，失败的也不过是"体力"，"智识"还在着的！
"智识"劳动者万岁！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署名佩韦。
〔２〕"协会"即"智识劳动者协会"，当时投机文人樊仲云等发起组织的一个团体。成员较复杂。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成立于上海。
〔３〕樊仲云浙江嵊县人，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曾任汪伪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
〔４〕汪馥泉（１８９９-１９５９）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曾任汪伪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