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我和父亲季羡林》让人震惊与苦涩。作者季承颠覆了被社会塑造的“大师”的完美形象，在儿子笔下，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早年的心结——过继给叔父、无爱的婚姻、母亲的早逝，塑造了他压抑、封闭、孤傲的性格，他的意气用事毁了自己一家，又使他生前身后都深陷种种纠纷。
采访季承先生也是非常为难，要古稀之年的季承先生一次次回忆不愉快的往事，对他来说无异于“又一次蹂躏感情”。尽管如此，季承还是愿意流泪再一次探讨这些事。他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他也希望读者能够接受一个有缺陷的季羡林。而亲情淡漠，如何增进理解和宽容，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希望季家故事能给读者有益的启示。
本报记者李峥嵘：《我和父亲季羡林》可以说是颠覆了被社会和媒体塑造的大师完美形象，让我们看到了季老先生另外一面：压抑、封闭、吝啬、无情，意气用事毁了自己一家。书中很多细节充满了苦涩，甚至是外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比如出国留学一去就是十一年，当时您只有三个月、您姐姐两岁，您和姐姐是在完全没有父爱的环境长大；您父亲甚至有十三年时间宁可一个人在北京过着冷清寂寞的生活，也不把您母亲接过来（后来是您自作主张把母亲和叔祖母接来的）。您父亲每个月给您母亲一定数目的钱，要她记账，但是够不够也不再过问；宁可给外孙女买一套新的《安徒生童话》，也不把自己的书出借；对猫、乌龟比对妻子儿女还要好，对保姆所说的感人肺腑的话却从不曾对家人说过……
树碑立传都是说人好话，更何况还有子为父隐的儒家传统，是什么原因让您下决心“不为尊者讳”，写这样一本书呢？
季承：您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为什么这样写？我说，我是为了让大家了解真情，了解真实的季羡林和季家。我觉得，我这样写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在我懂事开始，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家的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家就是这样一天天过来的。有什么要避讳的呢？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就说父亲季羡林先生，他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人格高尚，一生勤奋，受人敬仰，但他也是普通的人，也会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也有普通人的三长两短。他是人，不是神。为尊者避讳，不是正确的做法。我不避讳父亲和我们家、我自己的某些真情，这样做绝不会对大家造成损害，相反会得到大家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同情。
李：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季老先生的选择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他曾经有机会摆脱包办婚姻，他在德国留学时候有喜欢的女子，但是他还是回国了，结果三个人都痛苦了一辈子。您父亲也因为对您母亲没有感情而对自己的儿女无情。您说您父亲早就给自己的婚姻宣判了死刑，只是无期限缓期执行。为什么季老先生只是含着不满，听之任之、冷漠处之，而不去努力呢？
季：您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会有完美的答案的。如何处理我父母这样的婚姻，很难有一个完美的答案。事实上，会有种种处理的办法，但一定都不会完美。它注定都会是悲剧。不过，像我父亲这样的处理办法，恐怕悲剧性更为强一些。
李：您在书中描述了季老先生成长在一个矛盾的环境中——有自己的家，却不得不从小寄居叔父家；有意中人却不得不和并不中意的女子结婚；爱自己的母亲却长久不能相见，连母亲的模样都记不起来了。是不是因此导致他也变成了一个矛盾的人：有反叛的思想却没有反叛的勇气，对外人慷慨大方，对家人冷漠无情；不拒名利，却淡泊明志？
季：父亲一生遇到许多矛盾，可以说，他一生是处在巨大的矛盾之中。他对待矛盾也有很多矛盾。他是一位矛盾着的人。不是他主观上要这样，而是客观环境使然。他幼年时从农村来到城市是矛盾，听从长辈之命结婚是矛盾，出国不能归是矛盾，有相爱的人不能结合是矛盾，和自己妻子和家人团聚是矛盾，搞研究和社会活动、社会动荡是矛盾，等等，等等。如何解决，也表现出很大矛盾。其实，这都是正常的，恐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矛盾之中，只不过矛盾有大小轻重之分，处理有优劣高下之别罢了。
李：书中让我感到最难受的是关于三位女性：您的叔祖母、母亲、姐姐，她们为家庭付出了很多青春和爱，她们一生都在包容和忍耐，但是您父亲享受了她们的奉献，给以她们的只有冷漠：从来没有把叔祖母当成长辈，女儿生病只看过两次，她们死了，也没有任何表示，没有鲜花、没有挽联、没有参加追悼会，事后虽然写过散文，但是您说那与事实相去甚远……您这本书给以了她们很大的篇幅，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是在为她们鸣不平？
季：我这样来写老祖、母亲、姐姐，不是为她们鸣不平，而是让大家了解她们的经历，对她们表示同情和理解。同时，我这样来写父亲，也是一样的目的。要说鸣不平，我是为他们一起鸣不平，向时代鸣不平，向历史鸣不平。希望会有新的时代，新的历史。
李：季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在您母亲去世前两天，父亲把您赶出了家门，长达13年父子不能相见。13年来，您每天上下班都经过医院，却受到重重阻挠，无法进入医院。幸运的是最终父子和解，您和父亲见面时说：“13年了，我很想念父亲。”父亲说： “我没有年的概念，但我知道时间是很长了，太长了。”您和父亲一起度过了一生中最融洽的8个月。在那8个月中您有没有告诉父亲一直埋葬在心里的话，包括您姐姐、您母亲对他的不满？您父亲对过往种种有没有做出解释？
季：在我和父亲相处的最后8个月里，父亲没有向我解释什么，我也没有对父亲抱怨什么。我们是在一种大的谅解中相处的。过去的一切，难道是父亲的过错吗，难道是为子的过错吗，难道是家庭其他人的过错吗？都不是。到了那个时候，在我们父子之间，已经不存在什么是非，不存在什么恩怨，有的只是一种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的心情。在这种心情下，父亲无虑地离开了人世，我虽悲痛但觉得万分慰藉。这是父亲最好的结局，也是我这个家庭守候人的最大福分。
李：您在书中也写到了抗日战争、四清、“文革”、干校、改革开放等对家庭的影响，您是否同意叶匡政所评论：“对亲情的淡漠是一个时代留给知识分子的集体烙印。这是一个特殊的世纪家庭对历史的见证。”
季：我同意叶匡政先生的话，我们家庭的故事的确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见证。但说它特殊并不尽然，因为它还有普遍性。
李：季老先生声名益隆之时恰恰是家庭最隔阂的时候，您说“我一直不认识你们所说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我只知道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父亲的内心是冷的，是寂寞的。但是他表现得确实淡定从容。”而您描写的季羡林，也是公众所不知道的。您认为这两者结合起来是不是才是完整的呢？
季：由于某些原因，过去大家对我父亲的了解有一些局限性，这不是大家的过错。我想，有了现在的故事，一个较为完整、较为真实的季羡林会呈现在大家面前，因此大家会更了解和理解他，会更尊敬和喜欢他。希望大家一定不要误解，我讲这些故事，绝不是为了诋毁父亲，绝没有复仇的动机。至于说是为了赚钱，为了出名，那恐怕是这样说话的人自己的想法。（李峥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