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学的逐年改革，大学教授、研究人员基本都以合同制与学校签约。而每年教师们也必须通过一些考核，才能与学校续签合同。对教师的考核通常包括在规定时间内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完成的教学任务如何、每年完成多少个课题项目等等。这些考核项目也直接与工资挂鈎。
以北大为例，北京大学正教授的基本工资是5000元，但据大学内部人说，多数教授的每月收入有至少五万元。“现在大学老师的基本工资都不高，主要收入都来自发表论文，或者拿到项目的经济奖励。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奖金可以高到几万，甚至十几万。如果自己的课题申请到了科研经费，收入也会很可观。原则上，申请到的经费应该投入科研，但普遍现象是，教授跟国家申请的经费要比实际需要的多百分之十五左右，多下来的这部分可以补贴实验室，也可以当作自己的收入。但是，如果没有项目和论文，那么不但没有收入，严重的话连自己的实验室都养不活，甚至还会被降职。”
所谓“争项目”，也就是教授提到的“申请经费”，中山大学的一位陈姓研究生这样告诉亚洲周刊：“我的导师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申请项目，其实项目最终能不能做成对老师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到经费。有时，导师会把一个完整的实验系列拆分成很多块，为了申请到不同的项目，拿多几份经费。有时，会请某个名机构来这个项目挂恥，叫做合作，但实际只是挂个名，越是挂恥上有名气的人，拿到经费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有些利益交换，导师的人脉越广，挂靠名人的机会和拿到经费的可能性也越大。”
人们常批评学术界风气浮躁，心态功利，在丘成桐看来，正是由于这些利益的争夺造成的。“我曾经跟北京的几个教授建议过做庞加莱猜想，它有价值，值得付出学术努力。但他们一直不做，原因很简单，这是基础命题，费时、费力，而且赚不了什么钱。所以现在中国，教授都跑去做应用课题，基础科学无人问津。这对中国未来的学术发展有极坏的影响。”丘成桐说。
教授们正职争项目，副职赚外快，真正做学问的越来越少。“我读研究生以前不知道，原来做学问真的像做生意一样。我们跟老师做研究，但博士生导师每天做的事情也就是请客、吃饭，我们要做的也就是陪吃、陪酒。一个接一个的饭局，然后就有一个接一个的项目。”南京大学一位二年级的研究生透露，自己每月帮导师做项目，可以拿到一千来元的生活费。但有的导师利用所带的研究生做项目，却不顾基本的教学和科研。2004年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炒掉了导师王永成教授，因为他们不满为导师打工而荒废了自己的博士学业。
权力缺乏监督，经济利益至上，两相作用，学术腐败蔚然成风。最臭名昭着的腐败手段，要数学术作假。当研究经费缺乏，争取项目面对压力，许多学者在没有成果的时候只能靠编造成果，凑论文数量，保住自己的项目和职位。不少粗制滥造、拚凑甚至编造的论文因此得以发表;学术作假，因此有了土壤。
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公布了一个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当中，百分之六十的人承认他们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真正的研究，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但是成果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没有多少人愿意十年寒窗熬出一个成果;也没有多少大学，给学者这样的空间去做学问。造假，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而且很显然，屡试不爽。
学术环境恶化，最受害的，是在大师讲台下接受教诲的学生们，而他们，恰恰是中国学术未来的希望。丘成桐说：“中国的大学教育距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在中国的大学我看到好多奇特的东西，一个导师竟然可以带三十个学生!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培训人才的机制。而且即使他们中的一些出来了，也没有公平的竞争机制给他们发展。你能见到好多人才，都是跑去美国，才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中国的学术生态正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着名教育家、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认为：“现在培养的十多万基本上不合格和学风不佳的博士，他们有一个博士的桂冠，所以他们将会充实到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由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养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怪圈。所以，我预计二十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水平还要下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要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