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收获了很多，包括世俗的和精神的两方面，毕竟光阴没有虚度。也很感恩所有关心我、鼓励我、帮助我的师友们。2017年，我们一起加油！
这篇《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读王彬彬〈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大约是我今年所发的最后一篇稿子，恰好发在一个对我来说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是巧合，更是缘分，深深感谢编辑老师的厚爱！
今日临安电子版：http://jrla.lanews.com.cn/Article/index/aid/1120803.html
本人十分敬佩王教授的学问，只是对他评论金庸小说有不同看法，若王教授及其门生、粉丝看到拙文，还请多多包涵，笔下留情！
早在十多年前，我刚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时，便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告知，本系王彬彬老师的课讲得非常精彩，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有时连走道里都站满了人，连很多校外人士都慕名前去旁听。若有学生当堂站起来与他针锋相对，他也不生气，在他的课堂上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学校本来给敝班安排了一学期他的课程，只可惜那半年他恰巧去日本讲学，临时换作其他老师，王教授与敝班的师生之缘就这么失之交臂，至今依然深感遗憾！
我曾经逃课听过王教授两次课，外加数次讲座。有一次讲座安排在晚上，我还特别拉上新认识的男友阿笨，一起赶去田家炳楼。记得他讲到某个特殊时期庸俗的文学创作观，连敌我双方的性别都有明确规定，比如我方只能派男间谍到敌方，这样无论能否刺探到情报，我方都“赚了”；反之，敌方只能派女间谍到我方，这样不管能否刺探到情报，敌方都“亏了”。全场笑得前仰后合，气氛相当热烈。
《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王彬彬教授所著的一部随笔集，该书共分为《衡金庸之轻重》、《论王朔之短长》与《辨余秋雨之是非》三编，相继评论了金庸、王朔、余秋雨三位作家的作品。笔者综合了一下王教授的主要观点，发现王教授对金庸小说有一些误解，在此表达几点不同的意见，并向王教授请教。
诚如王教授所言，传统的中国语言不够完备和严密，使得中国人作文往往词不达意和缺乏逻辑，必须输入异域的文法词汇，逐渐造就一种新的汉语。但任何事过犹不及，语言过分欧化必然将中文原有的特性与美质破坏殆尽。台湾诗人余光中在《论的的不休》一文中就曾指出，一个小小的“的”字，在句子中竟无所不在，独挑大梁。
王教授将鲁迅小说《风波》与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的开头一段作比较，因为这两段话都是描写浙江农村夏日傍晚的景象，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以此说明鲁迅小说的语言灵动鲜活、细致传神，而金庸小说的语言不过是陈词滥调。
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的收了他（的）金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突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的时候了。——鲁迅《风波》
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尽的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柏树，叶子似火烧般红，正是八月天时。村前村后的野草刚起始变黄，一抹斜阳映照之下，更增了几分萧索。两株大松树下围着一堆村民，男男女女和十几个小孩，正自聚精会神的听着一个瘦削的老者说话。——金庸《射雕英雄传》
那么笔者也想谈谈自己读这两段文字的感受：
首先，《风波》所创作的年代，白话文刚刚开始提倡，因此即使身为一代文学巨匠的鲁迅，其白话文也难免有的比较生硬，有的欧化过多。比如《风波》中加上括号的文字，由于使用“的”、“了”等虚字过多，句子显得比较松散。而《射雕英雄传》则语言凝练，不可删减一字；至于文中使用“聚精会神”之类的成语，未必就是陈词滥调，只要能准确地反应作者的思想，以什么方式来表现无所谓。就连现代散文家朱自清，不也直接引用“吹面不寒杨柳风”、“一年之计在于春”等诗句谚语么（《春》）！
其次，《风波》共有4300字，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篇微型小说，鲁迅所描述的风景也被严格限定在江南的一个小村庄。而《射雕英雄传》则有洋洋洒洒120万字，起笔便是长篇小说的架势，作家首先将一条滔滔滚滚的钱塘江呈现在读者面前，它无始无终地向东流去，就像“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无限的延展性，一下子拉开了文章的大幕。而江畔的牛家村，不过是浩瀚江水中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故事便由此展开。
最后，《射雕英雄传》中说书的老者是整幅画面的中心，他即将说出什么跌宕起伏的故事来，不仅书中围着他的听众十分期待，连我们这些书外的读者也很期待，吸引人不得不往下读。而《风波》的画面没有重点，像一盘散沙，也就无此魅力。王教授觉得金庸小说空洞，无非是明知金庸不可能穿越到南宋看到这一幕，而是完全凭他的想像力编造的；而鲁迅所描绘的，在江南农村很常见。
《风波》只是鲁迅小说中较普通的一篇，而《射雕英雄传》却是金庸最喜欢的代表作，两者不像是一个重量级的，四两若真想撬动千斤，那得找一条足够长的杠杆才行。人们对于已有定论的文学大师似乎比较迷信，认为他们的作品每一句话都隐含着微言大义。鲁迅在散文《秋夜》的开篇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野草》）”这不是废话么？假如我们敢这么凑字数，不被语文老师骂死才怪！可小时候学这篇课文，老师非得让我们分析出其中蕴涵的大道理，谁教它是文坛盟主鲁迅的大作呢！
王教授在书中多次强调，金庸起先是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武侠小说，后来发现该报因此而畅销，便转而自己办《明报》，因此他的小说是为商业服务的，一切都以赚钱为目的。依笔者浅见，一个学养深厚、技艺高超的作家，是可以长袖善舞，写出兼具娱乐性、趣味性、知识性等多项功能的作品的。比如《笑傲江湖》里的祖千秋与令狐冲讨论喝酒时，说喝汾酒当用玉杯，唐人有诗云：“玉碗盛来琥珀光”，可见玉碗玉杯，能增酒色；而饮葡萄酒，当然要用夜光杯，古人诗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至于梨花酒，该当用翡翠杯，白乐天《杭州春望》诗云：“红袖织绫夸柿叶，青旗沽酒趁梨花。”充满了文人的雅趣。在《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以精湛的厨艺换取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不仅每道菜色、香、味俱全，而且各配一个富有诗意的名称，比如“玉笛谁家听落梅”、“好逑汤”、“二十四桥明月夜”，是多少美食家都无法望其项背的。有人还根据他在小说中的描述，做出了一道道精致美味的菜肴！金庸平生酷爱围棋，在其《书剑恩仇录》、《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小说中均有反应，他将古朴风雅的围棋融入波谲云诡的江湖，展示出武侠文化的丰富多彩。金庸能将琴棋书画随手拈进小说，那是他的本事，很多作家根本没这份修养和才情，想迎合大众还迎合不来呢！
金庸晚年并不缺钱，但他依然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小说，有些地方改动还相当大，比如《碧血剑》、《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等。就算他一字不改，也丝毫不影响他的小说畅销，说明他毕竟是有超越名利的成分的。此外，不少当代作家的作品都曾在报刊杂志上连载过，包括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这样被主流认可的纯文学作家。按照王教授的观点，是否只要在媒体上连载过的小说，都是纯粹以商业为目的？
金庸小说往往把男女之情写得浓烈异常，却又极为干净，王教授竟认为他的两/性/观陈腐肮脏，真不知从何说起？金庸一生痴爱香港影星夏梦，《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等美人都有夏梦的倩影，他是如此钟爱笔下的这些女子，因而将她们描绘得恍若姑射神人，这都源于他与夏梦之间能够保持“发乎情，止乎礼”。小龙女深居古墓，与杨过共处一室，却能守之以礼，也是王教授难以理解的，这个很好解释。小龙女虽离群索居，毕竟不是石头缝里炸出来的，她的祖师婆婆林朝英、林朝英的丫鬟兼师父孙婆婆，都会向她灌输世间理法的。她右臂上那颗殷红的守宫砂，就是林朝英当年亲自点的。小龙女冰清玉洁，即使不幸遭到全真教道士尹志平的玷辱，其灵魂依然纤尘不染。或许还是那些敢说敢做的作家更容易被王教授认同，他们打着“个性自由”的旗帜，不仅在小说里写得大胆直露，在生活中也不那么检点，有些作家本身的情爱史比作品更错综复杂、惊心动魄，小说何尝一定高于生活呢！倘若孤男寡女一见面就欲/火/焚身，那不叫人性，而叫动物性。
金庸在小说中宣传了愚忠愚孝吗？至少笔者看不出来。不错，金庸在好几部小说里都描写过，虽然朝廷已衰败得无可救药，很多侠客依然不计私仇，义无反顾地联合起来抵御外侮。他们看似在对朝廷尽忠，实则不然。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黄蓉明知南宋小朝廷已腐烂透顶，当他们得知蒙古大军即将大举侵犯中原，仍大力协助昏庸无能的襄阳安抚使吕文德扼守住南朝屏障。这不是他们对南宋皇帝有多深的感情，而是一旦中原被蒙古铁骑占领，家园就会受到破坏，百姓就会遭到屠杀。正如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不少有识之士虽然对当政的消极抗战有所不满，依然以大局为重，联合广大人民群众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样。
王教授认为金庸小说缺乏真实性，因为那些侠客往往来无影、去无踪，严重脱离社会现实，他们只是金庸虚构出来的一群怪物。其实每一类小说都自有其游戏规则，武侠小说也不例外，它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江湖世界。武侠不过是现实的变形，其根基还是社会现实。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在武侠小说中，大家争得头破血流的金银财宝、武功秘籍、盟主之位，与现代人不择手段争名夺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过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或许除了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之外，王教授对于科幻小说、神魔小说等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更难接受，因为那些角色驾雾腾云、餐风饮露，将现实变形得更加厉害。听说有一位文学界的领导，平生只喜爱看散文，而拒绝看小说，因为他觉得小说不够真实。若单以真实性而论，或许日记是掺假最少的，不过仍有可能穿上了一套“隐身内衣”。
金庸是一直密切关注大陆现实的，并在小说中时有反映。《笑傲江湖》于1967年开始在《明报》连载，基本与“文/革”同步。大陆的读者，尤其是经历过“文/革”的读者，读到书中“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人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等荒诞情节时，很容易联想到“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之类的个人崇拜活动，这正是金庸将政论家的洞察力与小说家的想象力有机融合的生动证明。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写道：“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
《明报》还经常发表社评，拨动现实社会最敏感的神经。那时与大陆隔海相望的香港并非世外桃源，“左”倾思潮十分猖狂，金庸曾被列入左/派/分子的“六人黑名单”，一度遭到追杀，被迫带着家人到新加坡避难，这更彰显出作家敢于坚持真理的无畏勇气。而王教授却将他解读为“拿大陆人民的苦难博取其时的香港人茶馀饭后的一笑”。对于这种揣测，笔者实难认同：金庸如果不关心时局，王教授说他是纯粹为了赚钱；他在小说中涉及政治，王教授又说他是变相地娱乐大众。金庸真是左右为难，动辄得咎。只要王教授对一个人印象不好，那他就干什么都是错的。
金庸小说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令王教授颇为不满，他觉得小说不是严格依照现实发展规律，而是先将矛盾发展到无可解决的地步，然后设置一个离情背理的偶然情节来解决。例如小龙女身受重伤后，只有死路一条，而杨过虽中情花毒，但得到解药就可以不死，但他却执意与小龙女同赴黄泉。为骗杨过活下去，小龙女跳崖之前，绝壁留诗，约以十六年后再见，希望他将自己渐渐淡忘。十六年后，绝望中的杨过纵身跳下悬崖，结果不但没死，反倒在崖底与小龙女重逢。对此金庸在《神雕侠侣·后记》中恰巧作出答复：“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须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决难在谷底长时独居；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当然，倘若谷底并非水潭而系山石，则两人跃下后粉身碎骨，终于还是同穴而葬。世事遇合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各人本来性格而定。”
金庸喜欢将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下，让人产生以假乱真的错觉，又成为王教授指责的一个理由。自古及今，有多少文学作品都设置一个历史背景，何止金庸一人！作家为了塑造人物，采取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等手段颠倒黑白的，也多不胜数。比如《三国演义》第66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鲁肃为了索回荆州，邀请关羽过江赴宴。关羽明知宴无好宴，依然带着几个随从义无反顾地前往。在宴会上，关羽佯装醉酒拉着鲁肃当人质，最终机智地全身而退。在此关羽俨然被描绘成一位大义凛然的英雄，而鲁肃则像一个胆小如鼠的脓包。其实在史书《三国志》中，单刀赴会的主配角恰好相反，鲁肃向关羽责以大义，劝蜀汉归还三郡，两家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抗曹，关羽羞愧得无言以对（《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谁若是将小说等同于历史，那只能怪他自己没分清真实与虚构，怎么能归咎于小说家呢！
在王教授看来，人们阅读武侠小说，完全是冲着打斗来的，因此他担心青少年看了金庸小说，会有暴力倾向，窃以为是过虑了。金庸小说的重点根本不是写打斗的过程，而是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即使给武功招式起名，也是匠心独运。如大理王子段誉所学的绝顶轻功“凌波微步”，便出自曹植《洛神赋》：“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可以想见，这套轻功必然是偏于空灵飘逸的，与威猛霸道的“铁砂掌”截然不同（《天龙八部》）。另一位武侠作家古龙的小说更不是以打斗吸引读者，他笔下人物的打斗过程极其简单，往往是一刀致命，绝不拖泥带水。他的文字冷峻而富于激情，奇崛而充满哲理，令人感到馀味无穷。如《多情剑客无情剑》开篇：“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视众生为鱼肉；万里飞雪，将苍穹作洪炉，溶万物为白银。”让人想起老子的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第5章）
金庸小说中虽不免有死伤，但他并没有刻意渲染暴力；况且他的笔下描尽世相百态，读者未必仅仅关注其中打斗部分。笔者看武侠小说，最讨厌你来我往一招一式打得没完没了，更多关注的是紧张的故事情节、异域的风土人情、作家的瑰丽想像或精警议论等。有人从《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学习犯罪技巧；有人从《三国演义》中钻研官场厚黑学；有人从《胡雪岩》中揣摩如何投机钻营；还有痴情女子读过《牡丹亭》后，为自己无缘邂逅柳梦梅那样的如意郎君，竟含恨而亡……难道这些书都该被禁毁不成？这里笔者想借用鲁迅对《红楼梦》的评价，来说明读者眼光的差别：“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绛花洞主〉小引》）”金庸小说又何尝不是！
或许王教授没有仔细阅读过原著，因此对金庸的创作主旨有所曲解。在他眼里，武侠小说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武功”，所有的矛盾都由它来解决，只有郭靖、令狐冲这类绝世高手才有资格打抱不平，否则就是“犯贱”。在《神雕侠侣》第20回《侠之大者》中，金庸借郭靖之口阐释“武侠”的内涵：“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武功再高的侠客，也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学习过程，并不是生来就打遍天下无敌手，然而他们的侠义心肠却是一以贯之的。郭靖生性质朴，他刚到中原来，看到贵介公子完颜康调戏比武招亲的姑娘穆念慈，明知武功与对方相距甚远，依然为这位素不相识的姑娘讨还公道。令狐冲尚未练成独孤九剑之前，见采花大盗田伯光欲对恒山派小尼姑仪琳图谋不轨，便用计百般阻拦，差点死在对方手里。这些侠客明知不可为而为，笔者阅读时惟有肃然起敬的份儿。
基于上述原因，王教授将“侠客”与“流氓”简单地划上等号，认为“侠客”在中国历史上的真实作用基本上是负面的，“侠客文化”与“流氓文化”往往难分彼此。“侠客”与“流氓”究竟有没有区别？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便已作答：“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大意为，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他们虽然时常违犯汉朝的法律禁令，但是他们个人的行为符合道义，廉洁而有退让的精神，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的名声并非虚假地树立起来的，读书人也不是没有根据地附和他们。至于那些拉帮结派、依仗财势奴役穷人、凭借豪强/暴/力欺凌孤独势弱的人，放纵欲望，自己满足取乐，也是游侠之士认为可耻的。他沉痛地总结道：“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我哀伤世俗之人不能明察其中的真意，却错误地把朱家、郭解等人与暴虐豪强之流视为同类，一样地加以嘲笑。
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因此许多知识分子的民族自信心丧失殆尽，纷纷将目光投向东洋和西洋，积极寻求救国之道；而对传统文化，则采取赶尽杀绝的态度，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鲁迅的父亲患有肝硬化的疾病，中医没能治好，他从此对中医痛恨入骨。这种病即使在当今同样不容易治愈，假如他被西医放疗化疗，最后依然榨干家产，落得人财两空，或许他反而没话说了。鲁迅还曾呐喊“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提出要废除汉字，而改用拉丁字母。他虽然写过一篇看似自信满满的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但一个连本国中医和汉字都主张废除的人，哪来那么多的自信力！
就连得了尿血症、因误割右肾而死在西医手里的梁启超，都“通情达理”地劝身边的亲人不要声张，以免影响西医在中国的传播。根据2006年北京协和医院展示的梁启超病历档案可知，当时负责诊病的医生将他右肾上的一个黑点当做恶性肿瘤，认为必须施行手术，其实那只是一个较小的良性肿瘤，完全没有必要切除。可见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偏见有多深，而且一直延续到当代！对于传统文化中“三纲五常”、“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的糟粕，我们自然应该坚决摒弃；但是像惩恶扬善、保家卫国、尊老爱幼等等基本的道德准则，是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会过时的。
中国的武侠文化源远流长，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专诸、要离、豫让、聂政等刺客的事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深情地赞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大意为，游侠的行为虽然不符合道德法律的准则，但是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做事一定果敢决断，答应的事必定实现，肯于牺牲生命，去救助别人的危难。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却不自我夸耀本领，也不好意思夸耀自己功德，大概这也是很值得赞美的吧！
“凡有华人处皆有金庸”，作为当代武侠小说之集大成者，金庸小说不仅深受广大读者所喜爱，而且逐渐为主流文学所接受，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孔庆东教授，厦门大学刘再复教授，西南大学韩云波教授，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等众多学者均对金庸小说作出正面评价。近年来，金庸小说还相继入选教材：2004年11月，《天龙八部》第41章《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入选高中课本；2007年7月，北京部分区县的高中语文泛读备选篇目中节选了《雪山飞狐》，说明人们对武侠小说的态度越来越宽容。王教授在金庸小说中看到的是俗烂的商业文化，而笔者看到的却是优雅的传统文化，简直相别天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时真比类人猿与猿人之间的差别还要大。王教授是研究鲁迅多年的专家，深得鲁迅杂文“攻其一点，不及其馀”之精髓，只是在文中数次将金庸小说比作娼妓，未免太过刻薄。
《衡金庸之轻重》文末提到，在一次电视台举办的金庸与“金迷”见面会上，几位女大学生目不转睛地盯着金庸，她们“脸上的潮红和目光中的黏性”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浅薄和愚昧。那么笔者既喜欢看金庸小说，又对王教授的讲座和部分作品很感兴趣，不知王教授以为我是浅薄和愚昧呢，还是深刻和聪明？
至于王朔的作品，笔者尚未拜读，不敢妄加评论；余秋雨的散文倒是稍有接触，觉得他的《文化苦旅》还是颇值得一看的。
2016年12月9日于临安家中忘忧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