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大学校长学校体育思想之启示——走出“锦标主义”困境

【作者】 蒋菠  唐炎  孙晋海  曹莉 

【关键词】锦标主义 大学校长 近代 体育思想 人文精神 

【出版日期】2014-07-15

【摘要】采用文献法与历史法等研究方法,以近代中国大学校长学校体育思想为研究对象。由于近代西方竞技体育的传入,"锦标主义"逐渐渗透到中国的各层学校之中,致使学校体育偏离了"育人为本、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变成了畸形、急功近利的夺金攀比。研究目的:通过对近代中国北大、清华、南开大学3所著名的大学校长对学校体育中单纯崇尚"锦标主义"的质疑与反对进行历史性回顾,旨在为丰富学校体育的深刻人文底蕴、回归学校体育"人文精神"提供历史参考与理论依据。

【刊名】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全文阅读

该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对近代中国北大、清华、南开大学3所著名的大学校长学校体育思想进行历史回顾。其中以锦标主义、大学校长、体育思想、体育人文精神为关键词,在万方数据、CNKI期刊网上查阅至2007年以来的最新相关文献共126篇;在图书馆查阅相关专著16本。通过最后筛选,抽出56篇中文核心以上期刊和5本专著作为主要参考文献,对该研究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与梳理,质疑学校体育中单纯的“锦标主义”思想,为学校体育走出“锦标”现实困境与提升学校体育的深刻人文底蕴、回归学校体育“人文精神”提供历史参考与理论依据。1“锦标主义”的实质理解“锦标”一词源于龙舟比赛,由于古代龙舟比赛为了便于判定比赛名次,人们在水面的终点处插上一根长杆,上面缠绵挂彩,故又称之为“锦标”。当时参与竞渡比赛的船只以首先夺取“锦标”为胜,这样就使“锦标”既成为比赛获胜的标志,又象征着胜利者的荣誉。于是后来就有人把以争夺冠军为目标的比赛称为“锦标”[1]。锦标是实现竞技重要的人生目标——夺取竞技锦标正是为了实现运动员的人生价值[2]。锦标主义也就是今人所言的“金牌挂帅”、“金牌第一”。是指为了争夺桂冠或获取金牌为目的的,采取和形成的一系列体育运动训练理论和实践的主张,不择手段、千方百计达到胜利的目的[3]。这是由西方竞技体育传入中国后的必然后果。西方竞技体育是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匹配的以专门的竞赛项目和竞技运动为主的群体活动,由于奥林匹克精神追求“更快、更高、更强”,在比赛和竞技中强调对运动员顽强拼搏精神的激发,由此也需要投放锦标或金牌作为对运动员的鼓励。锦标主义随着西方体育的传入,逐渐渗透于中国各层次的学校体育比赛之中,取代了以养生、育人、娱乐为主的体育,成为人们参与体育实践的重要价值取向。在获胜中夺锦标,它将作为推动学校体育运动的一种激励手段和方式。2“锦标主义”现实崇拜的负面效应在现实体育领域中通常有2种途径来实现锦标:1)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的竞争方式,刻苦训练,在争夺锦标过程中培养竞技者一种良好的竞技能力与高超的竞技水平,以公平公正、诚实可靠的手段去争夺锦标,把夺标育人作为完美人格的表现。2)企图通过弄虚作假与投机取巧的渠道去争夺锦标。这不仅违背竞技体育的人文精神原则,还破坏了奥林匹克的公平竞争原则,严重侵蚀和危害了体育的严肃性和神圣性,这便违背了“更团结、更干净、更人性”的奥林匹克格言。后面这种途径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提倡并坚决反对的。由于“锦标主义”集中优势资源培养技能的佼佼者,而忽视大多数学生身心健康培养质量的提高,使得本应大众化的学校体育目标实质上变成为少数人的以“竞技、夺标”为目的的选手运动,这对于学校体育无疑是雪上加霜,使整个学校体育实施过程呈现出“见物不见人”的物化局面,学校体育无疑变成了畸形、急功近利的夺金攀比。在学校体育实践中,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技能而学习技术,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强身健美而参与活动,对技能学习与活动参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进健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学校体育比赛过程中过分追求夺冠,崇尚于锦标主义,将单纯的锦标取胜作为学校体育的本质和发展目标,学校体育的主体——人将被沦为一种工具,人的身体属性沦丧在物质利益的诱使下,就如同商品一样都可以买卖和交换。学校体育在培养学生过程中,既不能偏重体能和技术、战术的训练,也不能缺少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和人性关怀。当他们在缺少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情况下,也将失去参与体育运动的幸福感[4]。学校体育在狭隘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笼罩下,基本丧失了人文教育本源,体育人文精神也沦丧在锦标主义之中。运动实践中的竞技者只有超越物质及其功利,去追求神圣的精神家园,才是建设体育强国的最终目的。锦标运动,试图使运动员的身体沦为创造纪录的机器,这是一次有害于身体运动病变,也是运动机体内的一个癌细胞。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在20世纪30年代曾指出过我们开展运动会的目的“主要为了锻炼铁的筋骨与强健的体魄,而不是为争夺比赛的金牌,也不是为比赛决出输赢”。他更指出:“我们需要的是锻炼工农身体的友谊比赛,而不是追求锦标的互相争斗与排挤的竞争。”[5]如:在1930年代,当时国内体坛非常盛行的锦标主义,不但罔顾奥运精神与体育人文精神,更怠忽运动员的健康,因此,体育界或妇女界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连电影也反映了这种现象。联华影业公司发行的《体育皇后》这部影片,就以一位女运动员为了夺取锦标,抱病参赛,最后不幸丧生在运动场上的故事,来警惕世人[6]。3历史回顾:近代中国大学校长对“锦标主义”的质疑3.1“四育并重”: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体育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浙江绍兴人。1907留学于德国,1912年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1917—1927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1905年5月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成功举办了第1届全校性的师生运动会,为校运会在中国大学中举行开创了先河。在此届运动会上蔡元培积极提倡运动,他提出要将体育、德育、智育和美育四育并重的思想比同代人更为科学合理,更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无论是德育、智育与美育的和谐发展,还是生理与心理、精神与身体方面的协调发展,都离不开体育。运动会的性质尽管是带有竞技性质,但重点突出的是学校体育的育人意义[7],他主张:“体育者,循生理上自然发达之趋势,而以有规则之人工补助之,使不致有所偏倚。”[8]还提出:“有益的体育运动,决不能不练习。”认为研究学问,有活跃的精神和健康的身体,才能有伟大的作为。认为大学中亦须注意锻炼身体,没有强健的身体与振作的精神,是不可能有伟大的作为的[9]。蔡元培虽然肯定了体育与身体锻炼的益处,但也对体育运动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主要是针对当时一些学校在学校体育中大搞“锦标主义”、沽名钓誉,忽视健康育人,多数学生无法参与运动,名利驱使下的“决斗式的选手运动”等现象作了严厉的批评。他反复强调:学校体育,主要是以运动的普及为原则,而不是以训练几个选手去争夺锦标为目的。因此他对当时社会上一些物化与变质的学校运动会,如“学校只对选手关注,不谋育人;这等选手性的专门运动,与尽心于本分的功课渐行渐远;专注于运动的竞胜作用,毫不留意于身体协调发展,有碍全面发展”等现象,提出过严肃的批评。1936年,他在一次大学讲演中指出:“以前的选手与竞胜制,犯了偏倚的弊病,失却了体育育人与普及的本意。”那错误的:“首先是不均衡,体育成为少数人的专有;其次是太偏重,为夺锦标部分选手太偏于竞技运动,牺牲了其他功课。”所以他说:“今后对于体育之认识,应根据于卫生之知识循序渐进,并不一定要其做国手。”[10]他还分析了学校体育采用大力奖励锦标的方法来推动体育功能的做法有3害:1)生理上之害。认为一旦涉及“锦标”,便有人为制胜之技而专门训练,生理上使得局部偏于发展,而其他部分却不能与之适应。2)有害于德、智、体的平衡发展。3)心理上之害。主要是阻碍人际关系的发展,胜者骄横而对人蔑视,负者羞愧而忮忌,皆心理之恶德也[11]。蔡元培先生还认为,学校体育应以促进学生身体健康为主要目的。其发展应与科学的发展相并进,学校体育的发展需在科学全面地认识人的基础上,并不局限只对人身体的局部训练或养护,而是旨在谋求人作为自我主体的创造力的发挥与潜力的挖掘[12]。换句话说,学校体育的本质在于对人独立人格的促进好和自身主体性的确认,这体现了学校体育不仅只关怀人的生物有机体,更关怀着人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境界,其价值取向终究是朝着科学与人文相互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相统一的方向发展。蔡元培先生在当时军阀混战,我国的学校体育教育还处在萌芽状态的历史前提下,提出学校体育“四育并重”思想是非常的科学、合理、及时的,也是不可多得的启发性历史资料。3.2“普及与通才”:梅贻琦时期的清华体育梅贻琦(1889—1962年),字月涵,天津人,著名教育家。1909—1914留学于美国吴士脱工学院电机工程专业,1921年访学于美国芝加哥大学,1926年回国后任清华教务长、1931年12月起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任期17年中,开创了清华史上学校体育的黄金时代。在任期间,他反对学校盲目追求“锦标主义”,提倡乐事运动,鼓励人人讲求,秉承人格教育、全面发展的传统,倡导“通才教育”,主张“德、智、体、美、劳、群”六育并进。1933年,在《清华一年来之校务概况》中,他曾题道:“对于体育,清华素以全面普及为原则,以养成全体学生有乐事运动习惯为目标。”他不仅从身体层面——体育作为强身健体的手段,来看待学校体育,更是上升到更高的一个精神层面——体育作为培养高尚人格与意志品质的最佳方法,来理解体育。这里的高尚人格和意志品质主要指积极进取、团体精神、公平竞争、舍己为人、因公忘私、合作守法等体育人文精神。在这种学校体育观的鼓励之下,清华不仅注重运动队的比赛,更注意体育教育的普及。据清华史料记载:至1923年后,清华虽然在田径赛成绩上,未能继续突飞猛进,但在各种球类技术上实有日新月异之势。中国体育、教育家郝更生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也曾对学校体育的普及意义加以肯定,他于1927年发表的《十五年来清华之体育》一文中说:“由此观之,体育为清华有两种不同贡献:第一,为锦标式之优胜;第二,为学生体力及健康上之增长。夫就体育之本意言,突出‘第二’而‘第一’其次也。而今之言体育者,往往误认‘第一’为绝对的唯一之增长,识者固己视为一种大错之铸成……”[13]其实也是在质疑学校体育只注重锦标主义。在普及思想的指导下,清华学校体育发展之趋势,于是乎因此变迁矣——盖由“锦标式之比赛”而变为“有兴趣之练习”[14]。师生们带着浓厚的兴趣与爱好,积极投入体育运动练习之中,在运动实践中已有大部分学生逐渐养成体育锻炼之习惯,慢慢形成了热爱体育运动的传统。3.3“育德与育体”:张伯苓时期的南开体育张伯苓(1876—1951年),原名寿春,字伯苓,天津人,中国奥运先驱。他于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1917年访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行教育研究。1911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创办了南开小学、中学、女中、大学,任南开学校校长四十余年,为南开体育的发展鞠躬尽瘁。他作为近代中国学校体育教育的一面旗帜,在创办和执政南开大学期间,他积极倡导体育、智育与德育兼进,特别质疑当时教育界盛行的“锦标主义”。张伯苓首先认为教育必须是融“德、智、体”三育为一体,不可偏于求德的德育、也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他提出:“教育如果缺少体育,那么就不是完整的教育,而我觉得什么都比不上体育重要。我觉得一个不懂得体育的人,是不应该当校长的。”[15]在倡导学校体育中,他认为“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即坚持体德兼进的原则,以重视体育为国人倡,以期每个学生有坚强之体魄,及健全之精神。如:在比赛场上,张伯苓对运动员提出以下5大要求:1)不以弄虚作假与投机取巧之手段来获取名词;2)比赛中只能以正当的行为取胜于对手;3)运动员的比赛道德高于比赛胜负;4)参赛要有团队协作与公平竞争的精神;5)出国参赛一定要以维护国家的体面和尊严为宗旨[16]。这5点都是学校体育所应涵盖的德育内容。其次他对于学校体育中流行“锦标主义”、“选手体育”的现象,他更为堪忧:“目前大家只知道在培植于参赛选手,这是不能达到促进国人健康的目标的,也无法摘掉东亚病夫的恶名。”他指出:“我意以为运动的标准,不应该集中在‘大会’的竞胜和锦标的争夺。”认为,就体育能增强人民体质而言,当力求循序渐进,均衡发展。对于那些通过不良手段到处拉选手,不过问文化考试分数的高低,甚至有的还不通过考试就私下直接予以录取、录取后给予各种特殊津贴和优惠条件为自己学校效力的这些不良行为,他坚决予以反对。这不仅对体育的本质进行了扭曲,还物化了人们的心灵,腐蚀了人们的精神。因此,他规定在学习期间不对运动员搞特殊化,即便是运动员参赛归来,也是同样要补齐功课、参加考试的,对于违反校规和功课不及格者,即使是有名的运动员也同样要受处分或留级。在南开大学体育比赛中,基本上是以精神奖励的方式给予运动员,重大的物质奖励是没有的。也正是这种“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的思想推动了南开学校体育教育的全面开展。4结语:走出“锦标”困境,学校体育回归人文性回顾中国历史,大学校长作为体育价值的保护者与体育发展的推动者,已成为一段历史中无法逾越的“体育奠基人”。他们对于体育的影响力早已超越校园,涉足社会。他们的言行能够推动学校体育的目标发展,构建社会体育的新人文形象。目前,已将近80年过去了,各种丑闻依然暴露在我们的各大赛点中,必须引以为鉴,这无一不是“金牌至上”的弊端,与崇尚的“锦标主义”息息相关。中国学校体育在改革开放30年来已发生了巨大的嬗变,在当代强调的“以人为本”、“健康发展”、“和谐共事”、“文明建设”的时代呼唤下,“锦标主义”、“夺取桂冠”与“金牌至上”再遭质疑和批判是符合学校体育发展的时代诉求的。学校体育倍受人们关注与青睐,绝非是仅仅凭借人们对“更快、更高、更强”理念的认同,而更在于学校体育内涵的深刻人文底蕴,这一人文底蕴包括“为国争光、公平竞争”、“人文关怀”、“超越自我”、“团队协作”的伦理秩序;以及对“健康、美丽、智慧”的健美追求;对“顽强、坚持、拼搏”等人生旨趣的推崇;寄托着人类对“和平、幸福、和谐”生活的美好向往;同时诠释着人类对强身健美的期待与想象。而单纯的“锦标主义”却使上述学校体育赖以存在的先天人文底蕴销声匿迹,给学校体育发展带来了诸多困境。当前我们对“锦标主义”的质疑,并不是对锦标的全盘否定、排斥“锦标主义”的引领与激励作用,而是对单纯、过度追求锦标主义的现象予以质疑、否定、批判甚至超越。我们要以平稳的心态来面对“锦标”,这并不是我们舍弃和厌恶“锦标”,而是在争取“锦标”的过程中均衡体育的内部结构,整合有利于人们身心群和谐发展的优势资源,提倡人文精神,强调战略思路,使体育的视野更加开阔,使学校体育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回归到关注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的本质中来。把学校体育纳入“教育多元化”与“体育全球化”的视域中,使之和谐发展,均衡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克服目前单纯的“锦标主义”一枝独秀的局面,坚持人文主义。近代中国大学校长学校体育思想之启示——走出“锦标主义”困境@蒋菠$曲阜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山东曲阜273165$西南大学体育学院!重庆北碚400715 @唐炎$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学院!上海200438 @孙晋海$山东大学体育学院!山东济南250000 @曹莉$曲阜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山东曲阜273165采用文献法与历史法等研究方法,以近代中国大学校长学校体育思想为研究对象。由于近代西方竞技体育的传入,"锦标主义"逐渐渗透到中国的各层学校之中,致使学校体育偏离了"育人为本、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变成了畸形、急功近利的夺金攀比。研究目的:通过对近代中国北大、清华、南开大学3所著名的大学校长对学校体育中单纯崇尚"锦标主义"的质疑与反对进行历史性回顾,旨在为丰富学校体育的深刻人文底蕴、回归学校体育"人文精神"提供历史参考与理论依据。锦标主义;;大学校长;;近代;;体育思想;;人文精神[1]郑厚成.现代体育与健康文化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9. [2]高绿路,叶楠,赵永平.反思与超越:国家竞技文化的当代跃迁[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1(4):13-17. [3]陈晴.锦标主义的百年纠结与未来走向[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2(1):63-66. [4]周茗.人在竞技运动中的困境及其解放[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2(4):15-18. [5]张顺亭.80年前,共和国体育就反对“锦标主义”[N].广州日报,2011-10-25. [6]游鉴明.超越性别身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6. [7]蒋钦,李宁.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早期体育发展的历史比较[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2(2):25-31. [8]程文广.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及体育教育发展论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68. [9]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344. [10]罗时铭,苏肖晴.蔡元培体育思想研究[J].体育学刊,2008(7):28-33. [11]袁磊.蔡元培的体育思想及其现实启示[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1(1):55-58. [12]张景,黄亚飞.蔡元培与蒋梦麟体育思想比较研究[J].体育学刊,2010(9):150-155. [13]叶宏开,韦庆媛,冯茵.挺起胸来——清华大学百年体育回顾(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56. [14]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M].第一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343. [15]张伯苓.答上海新闻记者的谈话(1946年12月23日).//王文俊,等.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258. [16]邓妍娜.张伯苓的学校体育思想及其对高校体育的启示[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141-144.

Add comment


Security code
Refre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