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文题目为“《论语·公冶长》绎读——以道驭器”，篇幅较长，本段文字为原文第二部分各部分题目依次为一、《公冶长》的写作对象是子贡；二、道器分离：现代的病根；三、以道驭器：解决器物危机的出路；四、由器入道。）
子贡为人多才多艺，他最初追随孔子，恐怕也是羡慕孔子多才多艺。《卫灵公》篇载：“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按《史记》，这段对话发生于陈蔡之厄，“子贡色作”，对老师和自己的遭遇有点不理解。夫子于是跟他谈了这番话。从中可以看出，子贡所理解的孔子主要是“多学而识”，这个形象其实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子贡本人的性情。这些才艺当中，除了言语，还有经济才能，《先进》篇：“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史记·货殖列传》将子贡列入货殖业前三位，仅次于范蠡，可见其治产能力之强。而从《货殖列传》所载范蠡师傅计然之学，可知古代经济学家善于运用数学模型来发展经济，则子贡的“亿则屡中”并非凭空猜测，数学模型是少不了的。最后，借用一下古希腊的学术，言语与西方所谓理性有深刻关联，因为两者其实是同一个词：λόγος[逻格斯]。亚里斯多德有一著名论断：人是理性的动物，其论证基础在于语言（《政治学》：“各种动物中，独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子贡所擅长的，恰是西方学术看重的东西。
以知（智）闻名的子贡，在《公冶长》篇获得了“器”的评价。孔子时代的贬称，到了近代变成了赞颂之辞，相反谁缺乏“器物”，谁就落后于时代。要厘清这个古今转变，我们需要对“君子不器”作详细分析。首先，孔子本人是否多才多艺？无疑是的。则器用本身并非就值得反对。若无器，则道无法落到实处，有空玄之弊。道器为一对阴阳，谁也离不开谁，最佳的状态是平衡。但为何又要说君子不器？因道无形，器有形，人天生就处于有形的环境当中，容易被形局限，故须将“不器”提出来说。正如子贡所见之孔子，一眼即可见“多学而识”，而“一以贯之”却非容易看出。若无“一以贯之”的东西，“多学而识”未免零碎，否（ｐǐ）隔不通。这正是西方分科之学的问题。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对此有所反思：
“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对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知识的强烈渴望。被赋予最高学府的名称[即university]使我们想到，从古至今数千年，只有普遍性才是最受称赞的方面。然而近一百多年来，知识的各种分支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却使我们面临一种奇特的困境。我们清楚地感觉到，要把所有已知的东西融合成一个整体，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获得可靠的材料；但另一方面，一个人要想充分掌握比一个狭小的专门领域更多的知识，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了。”
其次，在道器平衡的前提下，器物越发达越好。换一个意象更好理解：道为质，器为文，在文质彬彬的前提下，文越发达越好，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其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反过来说，文化越发达，所需要的质就越醇厚，否则不可能持久。中国有几千年灿烂的文化，全赖中国有源远流长的修道传统，对虚、无、质、朴、空有深刻的体悟。有此循环互证，很难想象中国这个文明体没有高度发达的器物，器物不发达其实是无法成为礼仪之邦的。
中国在明代以前是天下的器物中心，这点恐怕已无疑问。还剩最后一个问题：不少人认为，明代以后，中国人的器物落后于西方了。这个问题需要分作两层来分析：第一，近代中国确实有文敝的问题，而文敝的深层原因不在于文，而在于质。质不够导致文敝，德不足导致器物、制度退化。第二，即便中国退化了，西方是否就是先进的呢？未必。退化可能是全球性的。前面已经说过，分科之学导致西方学术更加远离整体性，局部的“突飞猛进”只能成就子贡层次的“多学而识”，而无法成就孔子的“一以贯之”。在质不足的情况下，文增多，文敝就越严重。正如一个家庭如果感情深挚，则家庭成员越多越好；一群人如果素不相识、毫无感情，人群的人数越多，秩序就越可能混乱，甚至有可能发生踩踏事件。
这可能是人类所临风险的意象。西方学术越割越细，相互否隔。城市专家一个一个局部去解决问题，结果高架桥越架越高，地铁越挖越深；转基因专家为了一个局部问题而引入一个基因片段，然而无法保证这个片段不搞乱整个生态；人工智能专家一心研发像人类、超人类的电脑，却不知这些产品对人类的前途命运有何影响。
危险迫使我们转变。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显示，他转向了印度思想（“这种认识在印度思想中根本不被视为渎神，而是代表了对世间万事万物最深刻的洞见之精髓”）。东方学术是解决现代器物危机的一条出路，让我们回到《公冶长》中思索子贡的修行方法。
（作者曾维术（1984-），男，广东广州人，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思想史研究。原发刊物：《天府新论》2016年05期，转载于公众号“ WithLight”2017-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