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和法律，是人类进化史上最伟大的两项发明。
信仰，约束人内心的贪婪和恶念，使我们尊重理解他人，学会放弃和妥协，并最终使社会良性运转。而法律，则惩戒外在的恶行，使我们有所顾忌，不敢放肆作恶。
在人类短短五千多年有文字的历史中，正是信仰和法律的诞生，才使我们，与原始血腥，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区分开。
和其他行业不同，工业革命并没有给医疗模式带来革命性的突破。迄今为止，医疗仍然是最老式的手工业。一对一的服务，医生们漫长的学徒生涯，在千万种疾病面前手足无措的窘态，不断试行的各种检查，方案和药物，凭经验做出的不确定诊断，手工操作导致的各种差错事故，都证明它是今天效率最低下，最令人头痛，也最性命攸关的服务业。
今天你去饭店，希望炒菜越快越好。但你看病，却希望时间越长越好，最好还能和医生聊聊家常，倾诉人生痛苦。是的，这很反常。在劳动密集型的医疗领域，服务效率越低，医生每天服务病人数越少，客户反而越满意。而这，恰恰是高端奢侈品市场的特征。
一个生命所系的高端服务市场，注定了医疗行业的准入门槛，无论是资金，技术，服务人员，都是服务业里最高的。现代技术带来了医疗仪器，设备和药物的规模化生产，却不能使人躺到流水线上，由高效准确的机器人帮你看病。如果你希望看病像进海底捞，医院像饭店布满街头，医生护士列队欢迎，你一定是在幻想。果真医院变成像海底捞，街头随便招人，培训几天就做医生，你敢去吗？
人类对自我的认识，至今仍是沧海一粟。未来很长时间内，医疗，仍将是社会管理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世界性的难题。
时至今日，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成功探索出全民免费医疗的模式。在亿万人的重大疾病面前，只有庞大的政府税收，才能支撑起看病的费用。包括缅甸，印度，伊拉克，越南等不发达国家，都倾举国财力，将所有贫困人群纳入到免费医疗范畴。
英国政府更是专门在医院，设立给贫困病人报销路费的柜台。法国的妇女生了孩子，政府甚至派人去帮洗衣做饭。而加拿大人，看病不交钱，吃药不交钱，医疗制度非常优越；
他们看病不贵，政府包揽了一切费用。
可是，他们看病难吗？
加拿大记录片《你死定了》（Dead Meat）中，一个女人控诉她等了１６个月，才等到关节手术。在此期间，她不得不服用大量药物止痛。结果，关节治好后，必须治药瘾。另一人则追忆母亲，直到去世也没等到癌症手 术。
美国和欧洲同样，做个Ｂ超或肠镜，预约几个月很正常。想找个大医院的医生？对不起，必须由家庭医生预约专科医师，耐心等候，病情果真需要，再由专科医师联系大医院。等半年一年很正常。
他们看病很难。
作为负责任的政府，欧美国家制定了各种政策，将病人拦在医院大门外。在有序管理就诊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切骂名。
在信仰和法律兼具的西方国家，美国政府投入约占ＧＤＰ１０％的巨资，仍无法解决的看病难，换在既无信仰，又无法律，既无政府资金，政府管理又完全缺位的中国，有任何解决的可能性吗？！
在一个实际医疗投入只占ＧＤＰ０.27％左右的国家（见下文），在一个已经没有公立医院，混乱而贫穷的国家，指望靠两百多万执业医生的医德，靠六百多万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就可以堵住巨大而汹涌的看病人流，填满巨大的资金窟窿，何其可笑！
中国人为什么看病难？
中国看病真的不难。你去社区门诊或乡镇卫生院，任何时候，干净整洁的医院都空空荡荡，医护人员礼貌相对。真正难的，是二级以上医院，尤其是三甲的知名医院。
但即使你去中国排名第一的北京协和医院，最多排一个星期队，也能看到全中国最好的医生。比起美国和欧洲，预约一年，你看病难吗？不难！只不过欧美人在家里排队，你是在医院排队。很多富豪专门回中国看病，说明什么？
导致看病难的，是混乱而无序的医疗制度。是官僚体制的横行。是政府的不作为。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总人口的增加，随着大量农村人进城，老年人激增，人群发病率增加，百姓往大医院跑的习惯，以及行医环境恶化导致的大量医务人员辞职，未来的中国，医疗形势将极其恶劣严峻
一条条来分析。
第一，医疗总投入严重不足。
1，政府医疗投入严重不足。
以2011年为例，中国GDP总额超47万亿。财政收入10，374万亿，其中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财政部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6367亿元具体用于哪里？2011年的数据查不到。但根据2005年卫生部一项详细列表，医疗支出共分为十项，去除卫生部门三公消费，基建，公务员公费医疗等外，用到13亿百姓和所有医疗机构头上的，只有20%左右。（参见本人医患大战之一——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病），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也给出了相同的数据。
在预计达2.2496万亿元的卫生总费用里（卫生部2011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3亿百姓所获得的实际政府资金，大约才1273亿。占医疗总费用的5.66%。更只占GDP的0.27%。
要反思的是，一个年财政收入达到10多万亿的国家，为什么用于13亿百姓的医疗投入，才一千多亿？
如此低的医疗投入，使得大多数省份，财政补助占公立医院收入都不到5%，很多医院甚至低于2%。公立医院名存实亡。中国医院协会会长曹荣桂指出，90%的县级医院负债经营。
医院为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技术竞争力。一方面贷款扩建，购买昂贵的医疗仪器，另一方面，由于资金不足，又拼命减少医务人员聘用。而医院的国企性质，也使得人员聘用不自由，财务制度不透明，在医院基建和设备购买高居不下的情况下，行政楼冗员，一线医务人员严重不足，负担更重。
凡此种种，都导致病人看病很难。
2，民营资本被挡在大墙之外。
和很多行业一样，中国医疗业保持着高度垄断。
在政府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民营资本仍然被排斥在医院外。曾轰轰烈烈的公立医院改制，最后以百姓看病费用增加，极少数人侵吞国有资产而实际失败。
深圳的医疗行业开放程度是中国最高的。深圳市卫人委的最新数据显示，深圳共有民营医院68家，占全市医院比例为56.2%，2011年，深圳民营医疗机构完成了全市25%的门诊，16.7%的住院。
深圳医疗市场的开放，部分缓解了市民看病难。
第二，医疗价格的严格管制。
人类数千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生命长度。
今天的医疗业，分为研发和服务两大领域。对死亡疾病的恐惧，使无数资金和优秀人才进入医疗研发领域。新设备，新技术，新药层出不穷，研发费用十分高昂。
而在医疗服务领域，为满足人们对生命零差错的愿望，作为主体生产要素的医生，必须具备高智商和长期的艰辛学习，凡此种种，都决定了医疗总费用的不断攀升。以全世界最发达的美国为例，据Health Affairs最新报告，美国医疗总费用已达GDP的17。9%。
这么庞大的产业，没有市场化的价格体系，研发得不到回报，资金和人才必将断裂，医疗业将大幅倒退。服务同样如此，医生在生命救治中承担着高压力，高风险，没有市场化的价值体系，优秀医生将退出医疗行业。这和人类提升寿命和生存质量的愿望背道而驰。
很多经验证明，医疗由市场定价，政府出资购买，并承担所有公立医院和贫困人口的费用，加上民间慈善基金的支持，才是公益性的最好模式。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医院，能在低收费前提下，再承担公益性质。但在中国，每年一千多亿的财政投入，比起几万亿的医疗总费用，可谓杯水车薪。怎么让百姓看得起病？政府另辟蹊径。
几十年来，国家长期对医院实行计划经济，医疗服务定价极低，无论是门诊挂号费，医生护士操作费，住院费，都只有区区几块钱，几十块钱。很多高难度的手术，八九位医生，四五位护士，十七八个钟头，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手术费才两千多块钱。其中还包括无数昂贵的医疗仪器运转。
医生的真实价值该是多少？问问各大医院蹲点的黄牛，就知道是政府定价的几百倍。（参见本人医患大战之二——中国医生为什么看不起病）。
请看福州市志（第五册）和福建省物价局的资料，福州市门诊的医生诊查费，在过去三十年的变化。（1984年国家启动医疗体系改革。此前，政府承担了医院所有费用和工资，所以医生诊查费为零）
年代 住院医生 主治医生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1980 无 无 无 无
1988： 1.5元 1.5元 1.5元， 2.5元
1994： 2.5元， 2.5元 2.5元， 3.5元
2012： 1.0元 2.0元 4。0元， 7.0元
请问，在市场化的机制下，一块钱可以享受什么服务？答案是唯一的，中国医生的看病。
《经济观察报》2010年的文章指出，北京市卫生局，财政局在对8家综合医院项目成本核算后，发现2000多个医疗项目中，赢利项目只占43%，而亏损项目高达57%，其中护理、治疗、门诊挂号、诊疗、住院更是全部亏损。
以北京朝阳医院为例，2007年，该院护理平均收费11.5元，成本却六倍于收费，为66.34元；诊疗收费7.17元，成本约五倍，为35.07元。每住院日平均收费仅35.9元，而成本为82.27元；技术劳务收费仅468.5元，成本却高达1124.91元；即使是有收益的是检验类和仪器设备2个项目，也只是微利。检验类平均收费78.24元，成本69.24元；仪器设备平均收费375.49元，成本216.26元。
近五年，随着通货膨胀，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的节节高升，医院服务的价格和成本差距，越来越大，医院亏损日益严重。
在医疗定价严重违背市场规律下，公立医院只能靠过度医疗，靠卖药做检查，靠巨大的工作量和贷款来艰难运转。民营医院更不容乐观。由于监管和法律缺位，除了极少数高端外资医院，实行市场化的高价体系，有充足的盈利能力。大多数面向基本医疗的民营医院，都存在严重的欺诈式消费，坑蒙拐骗屡见不鲜。
而由于中国百姓普遍收入很低，无论医疗市场怎么放开，高端外资医院永远不可能走进普通百姓，去填补基本医疗的空缺。
以广东省投资规模最大的民营医院深圳龙珠医院为例，开业4年，龙珠医院已拖欠银行贷款近5亿，并有近1.4亿元的医疗设备与工程欠款。平均年亏损5000万元，而医院一年收入才1000多万。与此类似，4月，江苏大型民营医院扬州盛康医院也“突然蒸发”。大型民营医院不断倒闭，折射医院在低定价体系下，生存困难。
综上所叙，即使未来的资本市场全面放开，但只要价格管制，民营医院迫于生存，或行歪门邪道，危害病人生命健康，失去信誉。或亏损倒闭。对于缓解看病难，作用十分有限。
第三，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且分布不均匀。
１，医生比例不足。结构不合理。
据卫生部2011年统计公报，截至当年末，全国执业(助理)医师246.6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含助理)医师1.82人。在统计的193个国家中，排名80位。而古巴每千人口拥有：医师6。4人，口腔医师1。8人，是中国的4倍多。
在医生比例低的前提下，还存在另外两个严重的问题。
A，分布不均，偏远贫困地区的医生更为缺乏。有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中国每千人城市人口的医生数是1.75人，而每千人农业人口的医生数仅为0.47人。据健康报最新消息，四川省凉山州的乡镇卫生院平均仅三名工作人员，昭觉县只有440人的卫生队伍，距离编制1600人相差甚远。而美国的人均医生数是每千人3.59个，法国3.37，英国2.2。
B，结构不合理。在两百多万执业（助理）医生中，据卫生部的数据，全科医生只有7.8万名。而在国外，全科医生达到医生总数的50%，其受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专科医师。无论在欧美或台湾，80%的疾病在全科医生那里得到治疗。只有20%的病人，需要转诊到专科医师那里，进一步治疗。
在中国，由于医院没有划分功能，本该是高端治疗的三甲医院，却疲于应付社区医疗。本该治疑难杂症的知名专家，却在做全科医生的工作。很多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病人的首诊在综合性大医院完成。大量的稀有资源，被浪费在简单的疾病上。
另一项资料显示，由于社会舆论的压迫，行医环境的恶化，医疗救治中的高压力，高风险，以及过长的工作时间，过去十年内，中国取得执业医生资格证书的100万人中，有40万医生没有注册。医生人数进一步下降。
2，护士人数严重不足。
在很多国家，由于医生的高薪和人数不足，资深护士承担起初级医生的工作。因此护士人数远远超过医生。甚至达到医生的4倍。
据卫生部的资料，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有注册护士224.4万人。每千人注册护士数1.66人，医生护士比例为1：0.91。而2006年曾有报告指出，当年中国每千人护士数，甚至排全世界倒数第三。
目前，我国医院病床与护士的比例是按照1比0.4配备的，这个标准是26年前制定的。尽管如此，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医院也只有10%。在欧美国家，病床与护士的比例能够达到1比2，甚至1比3。在美国加州，法律规定护士病人比例最多为1：5，护士通常管理病人3到4个。而在中国，白班护士管理二三十个病人，值班护士管理五六十个病人，都很常见。
在医生护士数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幻想依靠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服务，完全是天方夜谭。
3，医院发展不够，且分布不均衡。
2011年，全国共有医院21979个，其中，三甲881个，三乙518个。二级医院6468个。
从病床使用率来看，三甲医院为104.2%，而一级医院仅58.1%。 同样是卫生部的数据，2011年，全国县级(含县级市)医院诊疗人次，比上年增加10%以上。而乡镇卫生院诊疗和入院人次继续下降。看病人流进一步集中到县级以上医院。看病越来越难。
第四，患病人数大幅增加。
1．中国总人口增加。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中国总人口现为13。7亿多。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6亿，而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更严峻的是，估计到2050年前后，将达到16亿左右。
如此巨大的人口和就医需求，绝对不是两百多万医生的道德所能解决的。继续批判医生的道德，不仅无视医疗的根本所在，反而会使更多医生逃离医疗行业。使未来更多人因无医生可看，直接病死。
2．老年人口增加，占据大量医疗资源。
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预计到2014年将达到2亿，2026年将达到3亿，2037年将超过4亿。
对于老年人来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是常见病，加上各种并发症，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骨科疾病，癌症等，就诊需求远超过年轻人，需要占据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卫生部的2006年发布的《中国慢性病报告》中指出，2003年我国居民因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高血压及糖尿病等五种慢性病就诊，就占门诊总人次数的 14.5%，仅心脏病就相当于所有传染病门诊人次数的 2.8 倍。其中老年人口占很大比例。
大量老年人口的产生，将使有限的医疗资源更加窘迫，进一步导致看病难。
3．城市非户籍人口的增加。
随着人口流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城打工，城市常住人口急速增加。
以上海为例，2000年上海常住人口1609万，其中非户籍人口314万，占比20%。但至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2303万中，非户籍人口竟然达到898万，比例高达39%。同期，上海每千人口的医生数，却从2000年的3.1人，下降到2.2人。看病，怎么能不难？
同样，北京的每千人医生数，从2000年的3.8人，下降到2010年的3.4人。还不包括外地进京看病的黑压压的病人。其他大城市无一例外。而2011年，包括执业助理医生在内，中国每千人口医生数也只有1.82人。
与以上数据相对应的是，每一个医生的工作量，都是十年前的数倍。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工作量几乎是十年前的三倍。而收入甚至比四年前有所下降。这已经成为医疗界的普遍状况。2010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28%的医护人员有焦虑、烦躁感，12%的医护人员患有抑郁症。80%的医护人员有疲劳感。在55种社会职业中，医生的自杀率排在第一，护士的自杀率排在第三，男性医生的自杀率是普通男性的3.7倍。
如果政府继续不作为，社会舆论没有改善，医生的工作量，风险压力和生存环境如此糟糕，作为中国最高学历的群体，辞职必将成为很多医生的第一选择。百姓未来的就医形势，将进一步恶化。
4．食品安全问题，生活习惯不良，饮食习惯不佳等，使发病率剧增。
几年来，中国食品问题频发。与有毒食品同步曝光的是，各种罕见病迅猛增加。加上压力和不良生活习惯等致病原因，据估计，我国各类罕见病患者已超过1000万人。
根据官方预测报告，从2000年到2025年，中国患者人数将增加近70%，住院量增加超过43%，年门诊量超过37%。而医疗费用增加将超过50%。（而同期，人口增长率只有15%）。
中国卫生部200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61%的受访者表示，在受访前两周患有慢性疾病。而这个数字在十年前仅为39%。201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中国糖尿病人口已达世界之最，且其蔓延的速度远远超过欧美国家。目前中国每年死亡人口中，85%为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等慢性病。这一比例远高于世界平均值（60%）。（1）
第五，政府管理严重缺失。
在混乱盲目的看病人流中，政府管理至今缺位。几千万的病人，可以随意走进任何一家中国医院，去挤占高度紧张的医疗资源。同时，将对制度的愤恨，发泄到忙碌奔波的医生护士身上。
至今为止，公立医院仍旧采取行政化管制。院长为政府任命的技术官员，拥有行政级别。而有一定年资的医生，普遍有事业单位编制，算是铁饭碗。
在此体制下，无论是卫生主管部门，还是医院管理方，都只需要向上级领导负责。而不必令病人和医务人员满意。公立医院的财务状况，和其他国企一样。对于公众，是个谜。我们热切渴望医院管理方能将这个谜团公之于众。只有将收入和开支放在阳光下，百姓才能深刻认识到，无论看病贵和看病难，都不是任何单一的医院能解决的。更不是医生群体的道德能解决的。
在成就斐然的医改背面，竟然有着这么多危机重重的问题。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在重重困境下，看病能稍微方便快捷些？
第一，增加政府投入，放开医疗市场。
1，增加政府投入。
新医改进行的如火如荼。官方宣称要降低医疗费用。
然而，据卫生部医疗卫生服务监管司司长张宗久介绍，201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仅占GDP5.28%。仍在世界卫生组织5%的最低线徘徊。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也表示，中国的医疗总费用非常低。平均到每个人只有两百多美元。拥有全世界19%人口的中国（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数据），却仅占用世界医疗资源的3%。在同等医疗水平下，已是世界最低。怎么再降？
在人民币超发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今天，政府医疗投入，一线护士数，全科医生数，医疗总费用，医院技术性收费都已接近世界最低，医务人员工作量也已达到极限，再降低医疗费用，大批医院将迅速破产，更多医生护士逃离医疗行业，病人看病也越发艰难。所以，新医改屡屡提及降低看病费用，只是炒作概念，将医疗收费从一个项目，转移到另一个项目。
诚如一个两块钱的包子，原本包子皮一毛钱，包子肉是一块九。医改了，包子皮变成三毛钱，包子肉变成一块七。有改变吗？
改善看病的唯一方法，就是政府增加医疗投入，购买医院服务，承担穷人医疗费用。让医院真正回归公益，让医务人员不再流泪。
2，放开医疗市场
在公立医院远不能满足医疗的今天，必须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同时严格监管，规范民营医院的医疗水准和收费。杜绝坑蒙拐骗。只有这样，才能缓解看病难。
然而，要保证民营医院生存，医疗价格就必须放开。目前的医疗价格，远远低于真实价值和成本。如同媒体和百姓所诟病的，没有任何一家中国医院，能靠规范的服务性收费维持。所有医院，都在靠过度医疗苟延残喘。而民营医院，甚至还必须欺诈消费，才能生存。
然而，如我在上文所说，一旦市场定价，医疗费用必然暴涨。（见本人医患大战之二——中国医生为什么道德败坏），政府如果不出钱，新的社会问题将产生。
很高兴的是，在民营医院区分出高端服务和基本医疗后，今天我们看到了第三种模式，民营非营利性医院。作为中国第一家带有慈善性质的医院，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未来走向如何，还有待观察。但它打开了医疗服务的新思路。据医院管理方介绍，医院仍需靠慈善补血，每人每年需捐助几千块钱，才能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而药费等仍需收取。
如果政府既不增加投入，又不开放价格，指望用几百万医务人员的医德和艰辛，去对冲巨大的资金缺口和汹涌的看病人流，医疗，一定会成为未来社会混乱的重要因子。
第二，政府管理不可或缺。
1，家庭医生制度的强制推行。
家庭医生，能帮助病人有序的看病转诊，使现有的医疗资源，最大程度得到利用。而不是病人一窝蜂涌入大医院，浪费紧张的医疗资源，制造医患矛盾。
当然，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行，必须配套医生教育制度，准入制度，以及医生收入制度的改革。只有当中国所有医生，从沿海到内地，从大医院到小乡村，医疗水平大致划一，收入大致划一，家庭医生制度才可能真正普及。而偏远贫困地区医生的收入，归根结底，依赖于政府的医疗投入。只有贫穷病人的医疗费，由政府全额覆盖，贫穷地区的医生，才又可能得到合理的收入。
2011年7月，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我们很高兴看到国家注意到了医疗体系的不平衡和浪费。但如果仅仅一纸条文，没有任何配套制度的改革，不增加任何医疗投入，来确保全科医生医疗水平和收入的平均，确保贫穷病人的免费治疗，这种改革，最终一定只停留在纸上。
2，预约制度的全面实施。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很多地方政府成立了预约平台。众多互联网公司也参与到了医疗的预约体系。然而，就我本人到处看病的经历，这些预约平台仍远远不够。作为医生，我花些精力和时间，就能找到对我有帮助的专科医生。但是，广大对疾病一无所知的病人，仍然在盲目乱窜看病，实际效果，恐怕远不如建立三级医生的预约转诊体系好。
而要建立三级医生的预约转诊体系，就必须强制实行家庭医生制度，使病人首诊只能找全科医生和社区医生。再由家庭医生预约专科医师，最后预约大医院。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管理门诊病人，使黑压压的就诊大厅，变得安静，有序，轻松。
3，社保局改变报销机制
医疗报销体系，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
A,目前，门诊和住院报销完全分开。除了公务员和老师，所有职工医疗保险，门诊报销都限定很低的金额，用完后自费。很多治疗费用大的病人，原本可以门诊治疗，为了报销也改为住院，挤占紧张的医疗资源。住院期间再做重复检查，浪费医疗资源。
如果社保局能改变报销机制，使门诊和住院报销一体，很多病人就可以和美国一样，门诊完成所有检查，预约住院，当日手术，第二天出院。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住院日。挪出更多有效资源。
但是，这个制度，必须增加医生护士的聘用，并配套医生助理制度。否则，医生无法在已经超负荷工作的前提下，再增加几倍量的手术和日常工作，接收几倍的新病人，处理几倍的文字工作。
B．官僚作风的改革。
为消除民众对医疗的愤怒，医改年年动作不断。然而，整个医疗体系不变，政府出资比例不变，所有的医改都只能是假动作，越改越糟，增加病人就医难度。
以门诊药物报销为例，为了控制药物费用，社保局规定每次门诊的药物最高量。很多老年或慢性病人，为了开药，每周必须去门诊挂号，进一步挤占有限资源，加剧看病难。
4，医生助理制度的推行
在很多国家，低端的医疗琐事，都由医生助理或护士完成。资深护士甚至可以开医嘱。与之相对，护士人数远远超过医生。而中国，护士比医生更少。
中国公立医院的行政化管制，使医院内部的管理，无论是财务和用人，都由卫生局等主管部门说了算。尽管医生护士都处在超负荷运转状态，但受编制和没钱的约束，医院进人很难。
比看病更繁琐的，是医生的文字工作。据丁香园的专项调查，中国有50%以上的住院医生，每天写病历就达四小时以上，甚至超过七小时。很多医生一半以上时间用于写病历，再加上开会，频繁的业务学习，考试，根本没时间和和病人沟通。
而在国外，无论是欧美还是新加坡，不但病历很简化，而且有专门的助理处理文字。医生只需记录病人的关键信息。
在有限的医疗资源里，想提高效率和周转率，就必须淡化医院行政色彩，雇佣大批医生助理，否则，病人从住院，手术，到出院只有两天，大量的文字工作，如果靠医生半夜手术结束后加班完成，必然使更多医生逃离这个行业。
仍然还是医疗投入的问题，在公立医院勉强维持的情况下，谁来出钱雇佣大批医生，医生助理，及护士？
第三，改革医院管理体系。让医生真正成为医院的主体。
医院管理方一向高高在上，从不顾及医务人员的生存状态和压力。中国医生在繁忙的医疗和文字工作外，还需应付大量非医疗程序。各种无意义的考试，学习，晋升，会议，医疗纠纷层出不穷。为什么不能像国外，废除毫无意义的晋升和考试，让市场决定医生的好坏？
对病人来说，尽管有些医院已经改进流程，实行看病预约，挂号预充值。但大多数医院，看病手续仍十分繁琐，还需要一次次排长队交钱，增加就诊难度。
要改善病人就医环境，留住医务人员，就必须改革医院的行政体制。
今天的中国，iphone5 64G版售价10800块钱，联想E156卖98块。别墅价值几亿，蜗居却只有十几万。百姓能接受用不起IPHONE，租不起房子，吃不起肉的残酷现实，却不能容忍医疗业的任何瑕疵和不公。在政府的指导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利花最少的钱和时间，看到全中国最好的医生，得到最先进的医疗诊治。甚至希望医生像上帝，不但起死回生，还倒贴钱送药。然而，几千万病人随意走进任何一家大医院，而最好的医生才那么几百位，你凭什么享受特权？
很遗憾，别的行业可以细分市场，提供差异化产品，满足人群的不同需求。唯有看病做手术，原本就是高端服务和稀缺资源，无论是医生，药物和设备，都无法再细分。即使可以，医疗业高昂的成本和生命所系的特性，如果没有国家出资和管理，仍然离穷人很远。
医院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准入门槛很高，运行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而病人甚至希望效率更低，一天只看四个病人最好。这些都注定了看病必然艰难。在政府的医改激励下，很多病人希望用二十年前的价格，享受到今天的新设备新技术和新药，更希望看病像进海底捞，任何时候都有医生护士等着你。这种幻想，在人类发明机器人医生，大幅提高医疗行业的劳动效率，降低就医成本前，永远只能是幻想。
在十几亿人的医疗面前，中国医务人员已经尽了全力。据美国医疗网站medscape调查，23%的美国医生每周接待病人在49人以下，41%的医生每周接待50到99人。而很多中国医生，一天看一百多个病人，有的专家，甚至牺牲自己休息，半天看完一百多个病人。
在媒体的影响下，民众普遍认为看病贵看病难的万恶之源，是医生收红包回扣。而真相却恰恰相反，正是畸形的中国医疗体制，是极度紧缺的医疗资源，是中国特有的红包文化，才产生了红包回扣。
两百多万医生的微薄收入，在13亿百姓巨大的医疗总费用（每年达两万多亿）面前，是沧海一粟。今天，即使全中国所有医生分文不取，全部饿死，即使所有医院分文不赚，倒闭关门，你看病仍然贵，仍然难。新技术，新设备，新药的研发费用，各级分销商的成本利润，政府的批文招标和公关费用，医院的运行成本，分文都不能少。
看病难，是所有发达国家举国之财力，都没有解决的难题。13亿人的医疗如此巨大而复杂，只有庞大的政府才能解决，也必须由政府去解决。指望靠200多万执业医生的医德，去填塞巨大的医疗资金缺口，去堵住汹涌的看病人流，不过是南辕北辙，不但丝毫改变不了医疗现状，反而错过了解决问题的真正时机，使大批医务人员逃离医院，最终导致医疗系统全面瘫痪。
百姓真正要做的，是正视问题的根源，要回自己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