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重建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机制，摆脱人民币作为美联储影子货币的状况，把基础货币的发行机制与资本市场机制和外汇市场机制联动起来，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困扰中国经济的投资不足问题、出口困难问题和消费低迷问题；可以对正在形成的经济火山、政治火山和社会火山釜底抽薪。从长远看，这也是中国经济摆脱依附性、增强自主性、打赢中美贸易战，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根本出路。
中国的出路：把“货币”提高到“国家”和“军队”的同等高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成就，主要体现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货币是人民的货币(称之为“人民币”);央行是人民的银行(称之为“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和人民币必须为本国人民服务，而不是为美联储和美元服务。可见，中国央行和中国的人民币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和政治责任。
如果人民币成为美元的影子货币，人民银行成为美联储的北京办事处，这必然会葬送中国革命的成果，必然会葬送党的执政基础。因此，解决中国当前经济问题以及由经济问题所导致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核心枢纽是：纠正人民币作为美元影子货币的状况，废除外汇储备与人民币发行相挂钩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恢复人民银行为人民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为产业升级服务的主权货币属性和国家政治属性;通过执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确保货币政策不被汇率波动所绑架，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为此，必须把改错的部分再改回来：
第一、把外汇储备和对应的法定准备金从央行移出并交给财政部，由财政部设立“外汇特别账户”或“主权财富基金”进行管理，切断外汇储备与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利率和汇率之间的联系，彻底摆脱人民币作为美元影子货币的状况，恢复人民币的主权货币属性和国家政治属性，恢复人民币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美国和美元服务的国家基础货币之定位。
第二、中央银行必须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四个环节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和定位，从而与财政部门之间形成合理的分工，解决好“央行必须做什么”和“央行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深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影响的《人民银行法》并没有给予中国央行正确的职责定位。这是导致自1993年《人民银行法》颁布以来中国经济问题持续累积并临近大爆发的根本原因。这些问题与本届政府无关。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政府财政工具的职责主要体现于分配环节和消费环节，而央行货币工具的职责主要体现于生产环节和交换环节。这意味着：央行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必须承担起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科技进步等有关生产环节的职责，而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调节流通环节的流动性。也就是说，中国出现宏观经济衰退、产业升级受阻、科技进步缓慢、国内股市债市低迷、优秀企业逃离人民币版图而投身于美元版图、美元资本占领了主要产业的龙头企业、核心高科技产品受制于人等经济现象，央行应该负责解决这些问题。
自1995年3月人民银行法颁布以来，央行只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流通领域发挥着提供流动性的作用，而把生产领域中应有的主权货币职责出卖给了美联储和美元资本，这导致中国经济充斥着美元资本，导致高端制造业、互联网领域的龙头企业遭受美元资本的控股和控制。
“央妈”被洋人洗脑并动了手脚，美联储成了中国经济的“奶妈”。中国人知道美国人曾经要占领华尔街，但不知道华尔街借助美元纸币的资本化已经占领了中国。中美贸易战把这一潜在问题彻底暴露了。当美国“奶妈”要缩小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断奶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信心几乎崩溃，于是乎百姓和机构慌了手脚，抛售股票，股市暴跌;于是乎发改委乱了方寸，匆忙抛出“二十二条”，要把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诸多领域卖给“奶妈”;于是乎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制高点的上海也推出了“扩大开放100条”。总之，在特朗普政府的乱棒之下，国内相关部门和投资机构没有表现出大国经济的应有自信，而是慌不择路，甚至饮鸩止渴。
其实，中国无需惊慌失措。中国打赢贸易战的最重要武器是13亿人民的市场和13亿人民的银行即“人民银行(央行)”。好的武器是可以致命的，最好的武器是最致命的。这就是中国经济活命的本钱。但是，活命的本钱不能用于赠送，不能用于打造全球自由贸易的道德牌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经济战国时代，如果丢光了“中国市场”、阉割了“人民银行”，那么，这场战争还没开始就已经注定战败了。
解决当前国内国际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立足本国市场，善待本国人民，摆脱美元资本的控制，重塑大国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恢复主权货币的经济发展职责和产业升级职责，把“货币”地位提高到“国家”和“军队”的同等高度;把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与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直接挂钩起来。
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中央政府要发挥“顶层市场”的经济调控功能。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同属于“顶层市场”，发挥着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作用。央行不仅需要通过货币市场投放短期流动性，而且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投放实体经济所需要的长期发展资金。因此，央行必须把资本市场作为精准投放基础货币的入口，建立起类似于日本央行一样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只有利用资本市场投放基础货币，才能实现货币投放的精准性，才能改变现有的“货币漫灌现象”。
央行应该成立“产业与科技投资局”。根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如“中国制造2025”，央行可以选择有关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精准地投放基础货币，直接购买该类企业的股票和债券。这既是法国经济腾飞时期的历史经验，也是日本央行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做法。
日本央行已经成为40%以上日本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如果中国央行要跟日本央行一样成为40%以上中国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需要投入15万亿左右人民币基础货币。未来若干年，中国央行应该逐步投入10-15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直接参与高科技企业的创业股权融资、直接参与那些需要战略性扶持的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直接购买上市公司发行的企业债券、直接投资优秀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中国央行应该替代美联储成为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主要力量，用人民币资本而不是美元资本来孵化一批类似于BAT一样的新兴龙头企业。
精准投放基础货币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转型问题的总枢纽
中国拥有健全的工农业生产体系，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只要粮食和能源可以自给自足，中国经济就不存在产生灾难性危机的物质基础。国内资本控制下的生产力体系和庞大的内需市场是支撑人民币购买力、支配力和影响力的坚实基础。除粮食和能源问题之外的一切经济金融危机，都可以通过财政工具和货币工具来化解和解决。作为大国经济体，央行不仅要在社会再生产的交易领域提供流动性，而且要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领域精准提供长期资本金。在经济转型或经济危机时期，发挥人民币基础货币的生产性职责与职能，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点应该向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学习，应该向2008年危机时期的美国学习，应该向现在安倍时代的日本学习。
以资本市场作为窗口来投放基础货币，可以一箭多雕，解决当前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诸多棘手问题：
(1)可以实现货币的精准投放，解决资金空转和实体经济资金不足问题。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具有不同的职责分工。央行的货币市场操作主要是解决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交易环节的流动性问题，而央行的资本市场操作，即通过有选择地购买上市公司股票和长期债券，则，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可以增加上市公司资本金并降低短期负债率，可以解决长期以来银行资金滞留于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空转的问题。
(2)可以降低实体经济的杠杆率。降低杠杆率不能简单化，不能只减少分子式中的债务分子而不增加资产分母，否则会引发流动性危机甚至引爆整个经济系统的危机。这是因为：债务不是以个体的方式而独立存在，而是以债务链的方式作为整体的存在。
资本市场集中了国内各行各业的优秀企业和龙头企业。央行通过设立“产业与科技投资管理局”直接投放基础货币，用于购买二级市场股票和参与定向增发，有利于国家向中长期规划中需优先发展的产业注入资本金，降低这类骨干企业和龙头企业的杠杆率，避免高科技领域的优秀企业和优秀项目被美元资本所控制。向高科技前沿领域直接投放人民币基础货币是解决长期以来科技类企业资本金不足、高科技企业被迫接受美元资本控制的根本出路。
(3)可以降低实体经济的利率。实体经济举债难、利率高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难题。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是绑定于美元流入所形成的外汇储备。通过央行直接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中长期低利率债券，有利于降低实体企业的债务利息率，并带动整个实体经济利率的下降，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4)可以与汇率机制联动，带动出口。汇率贬值有利于出口，有利于保护出口导向性产业的生产力。保护生产力(包括保护出口导向性企业的生产力)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当年戴高乐将军一上台，就把法国法郎兑黄金贬值17%。本币贬值成为振兴法国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国际上宣称“不以人民币贬值促进出口”的做法只能表明政府有关部门缺乏为企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本币的主动贬值是促进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就业的重要手段，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通行做法。
但是，本币贬值需要与资本市场的基础货币投放联动起来，也就是说，本币贬值的幅度要与股票指数上升的幅度基本一致。央行通过直接购买二级市场股票，推动股票指数上升，对冲本币贬值，防止出现“股汇双杀”现象，避免外资抄底资本市场，保护国民财富不流失，这是央行的重要职责之一。这一点应该借鉴日本央行的操作思路。
(5)可以维持资本市场的稳定，防止资本市场暴涨暴跌，形成稳定的社会财富效应，促进正常的社会消费。资本市场的涨跌直接影响着社会再生产的消费环节，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目前国内消费的跌落与2015年股灾、持续的股票下跌、投资者爆仓所形成的财富负效应有着直接的关系。建立央行直接向资本市场投放基础货币的机制，有利于稳定资本市场的预期。在非常时期，央行可以直接入市购买股票。央行也可以通过增持二级市场股票、适度推高股价，形成正向财富效应，促进社会消费能力的提高。这是稳定信心、稳定民心的重要措施。
通过资本市场稳定信心、稳定民心，这项给政府加分的工作应该由中国央行来完成，而不能交给美联储来完成而给美国政府加分。
(6)可以既防止通货紧缩、又防止通货膨胀。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央行的货币职责是：在生产环节，为企业提供资本金和长期债券资金;在流通交换环节，为各个经济主体提供经济活动的流动性。只要央行不在分配环节和消费环节充当财政工具并投放货币，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这也是当年的法国和当下的日本其货币政策没有带来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研究和运用基础货币工具，不仅需要掌握西方的金融理论，而且需要掌握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恰恰是目前央行货币专家们所欠缺的。
在经济萧条、股市低迷、行业困难时期，央行通过资本市场窗口投放基础货币，直接购买优秀企业、成长性企业和可扶持企业的股票与债券，可以推动经济复苏和产业升级，可以增加市场商品供给和社会就业。
在热钱涌入、股市暴涨和经济过热时期，央行可以通过抛售股票和债券，回笼货币，对冲热钱，抑制经济过热，防止股市暴涨之后暴跌，避免财富流失。
抑制资本市场的过冷和过热，应该利用央行的基础货币工具，而不应该利用金融大鳄所控制的股指期货屠刀。资本市场的最终定价权应该掌握在政府和央行手中，而不应该掌握在国内和国际资本大鳄手中。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发展股指期货、出让资本市场控制权的做法是错误的。
总之，重建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机制，摆脱人民币作为美联储影子货币的状况，把基础货币的发行机制与资本市场机制和外汇市场机制联动起来，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困扰中国经济的投资不足问题、出口困难问题和消费低迷问题;可以对正在形成的经济火山、政治火山和社会火山釜底抽薪。
从长远看，这也是中国经济摆脱依附性、增强自主性、打赢中美贸易战，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根本出路。
(作者：余云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专家，安信信托独立董事，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