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术是中华文化和精神的集中体现
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它植根于中华大地，绵延数千年，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象征和标识，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和智慧的结晶。武术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和血脉，伴随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并发展起来；它萌生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搏斗和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以中华文化为理论基础，融合踢、打、摔、拿、跌、击、劈、刺等动作，通过徒手或借助于器械的身体运动表现攻防格斗的能力。武术属于中国传统的技击术，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形成以技击攻防技术为核心的健身、修身、防身、修道、参禅的体育运动项目和文化，具有完整的修炼和锻炼体系与文化体系，其运动形式包括徒手和器械套路，武术对练、散打等，强调理论与技术相统一。武术具有东方文明所特有的哲理性、科学性和艺术性，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民超凡的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是中华民族保持生命力的精神支柱、保持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武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具有独特的运动风格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是承担弘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重要载体，它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与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武术，并促进它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具有完整体系的武术文化。易、儒、释、道、墨、兵、医等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对近代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武术与易、儒、释、道、墨等社会哲学、中医学、伦理学、兵学、生理学、心理学、养生学、美学、气功、艺术、民俗、宗教等多种传统文化思想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中国古典哲学对武术的影响深远。武术文化具有包容性、多样性、多元性，古老“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周易哲学的武术阴阳观，以阴阳太极五行八卦生化观念为理论，形神论、气论、动静说、刚柔说等，以及诸如尊道贵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崇尚自然、知行合一、贵和尚中等，共同汇聚形成了独具民族风貌的武术思想和文化。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承载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而武术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魂魄，它渗透于武术运动技术之中，贯穿于武术文化的始终。武术作为古代军事战争一种传承的技术，可以强身健体，亦可以防御敌人进攻。习武之人以“制止侵袭”为技术导向、引领修习者进入认识人与自然、社会客观规律的传统教化方式，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导向和保障。武术文化是中国“大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之一，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与深刻的哲理。
没有文化的支撑，武术只是一种原始的技击术。一个民族文化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国武术与日本空手道、柔道、剑道，韩国的拳道，泰国泰拳等，其作为技击术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差别，除了它们各自所具有的独特运动特点和风格之外，重要的区别在于其承载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和蕴含的精神，它们都从一个侧面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赋予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思想，而成为其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组织部分和精神标识。中国武术较其它国家技击术之独特在于其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它汲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其文化内涵几乎包含了儒、释、道诸子百家在内的所有能代表的一切，博大精深，包容万象，大道之学。中华武术拳种众多，浩如烟海，灿若星河，形式丰富多彩又各具特色；作为中华武术而言，在几千年历史中积淀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背景和不同环境所决定的差异性，在形成与发展中蕴含着独特的民族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等文化因素，任何一个拳种、流派或体系都有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全国各民族、各流派、各地方所特有的传统武术，本身具有其独特性、关联性和同一性，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它们都是武术“百花园”中一朵朵瑰丽的奇葩，共同构建了庞大的中华武术体系。武术讲究刚柔并济，内外兼修，既有刚健雄美的外形，更有典雅深邃的内涵，蕴含着先哲们对生命和宇宙的参悟，体现了中华文化“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的精髓，是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文化遗产。
二、 “道”是武术文化和精神的最高追求
《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道”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思想和文化信仰，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道”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和本源，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都是遵循阴阳和谐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清静经》）武术是“以武载道”之术，以“拳”悟“道”之术。老子曰：“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庄子曰：“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道”是思想，术是方法；道为本，术为用；术合于道，相得益彰；道术相离，本末倒置，各见其害。有道无术乃魂不附体，有术无道乃体不附魂。武离道而求术，则武不成，只有道术合一，与道同久，魂体统一，方为正道。武术遵循一切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小成靠术，中成依法，大成依道。依乎天道，以人合天，以技体道，技进乎道，得其大道。要从根本上转变“重术轻道”的观念，颠覆人们对武术精髓和思想文化的片面认识，建立以“道”为核心价值观的中华武术思想和文化体系，提升武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层次和地位，将“道”作为武术的最高思想文化和精神追求。所谓武术境界之登封造极，天人合一，意动形随，随心所欲，出神入化，“无招胜有招”，“无形胜有形”，“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又如“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手中无剑，心中亦无剑”等等，都是追求“道”境界的一种的体现。
道、意、法、功、拳是武术的五个层次，道为上，其次为意、其次为法、再次为功，其拳为下。拳不打功，功不打法，法不打意，意动形随，无形胜有形。拳、功、法、意合于“道”，“以意入道”“以武载道”“以道驭术”“以神守道”“以心证道”。中国武术“失道”已久，其原本一些内在的东西也不断被遗忘和流逝，很多远离了内外兼修、攻防技击的本质，失去了中华武术的精要。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武术的指导思想，以及理论与实践多停留在“术”的层次之上，其内在文化层面的缺失也是当代武术没落的原因之一。武术的最高境界是追求“道”，强化武术文化“道”的属性，将武术文化上升到“道”的高度，让武术向高层次、高境界、“大文化”发展。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武术习练者只有将“道”作为追求高超技艺和道德的最高境界，中华武术才能走入正途，才会充满动力、生机、活力和希望。一个事物的发展如果指导思想出现了偏差，离“道”越来越远，所谓背道而驰，那么我们越是坚持而发生的偏差与错误就会越多。武术文化如果偏离“道”，必将会流于“肤浅”和庸俗。文圣拳以“道”为核心，以“天道、地道、人道、文道、圣道、武道、兵道、医道”“八道”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文化为理论指导，以文圣拳“两论”为思想文化和功夫组织体系，文武合场，道法自然，道贯乾坤，贯通天地，效法日月，通晓古今，八道合一，万法归一。“道”文圣拳是武术思想和文化的灵魂，是其文化和精神的最高追求。文圣拳武学文化在中华武学中具有代表性、普遍性和同一性，成为中华武术中独具特色的武学文化，它必将以其丰富而深邃的思想文化引领和带动中华武学文化的发展。
中国武术深受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的影响，将人与自然、人体各部分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进而形成技法中“内外合一”“周身一家”“形神兼备”特色，习练时要求把内在精气神与外部形体动作紧密相合，完整一气，做到“心动形随”，“形断意连”，“势断气连”，“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收到内外兼修、强身健体的健身效果。习武之路径也是道家修炼的一部分，从炼身入手，到炼气、炼神，终究走上修“道”之路。文圣拳、太极拳、形意拳、武当功夫等众多内家拳术主张身心兼练，要求“以心行气，以气运身”，讲究“内三合，外三合”与精、力、气、骨、神的内外兼修，以“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八法的变化来锻炼身心，演练时“拳势如大海，涛涛而不绝”。少林拳表现为禅拳一体、神形一片，硬打快攻、齐进齐退，明三节、四梢、五行、八要。由于武术文化的多元性，也体现出一种人生大觉悟和禅学境界的追求。武术寓技击于体育之中，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的民族风格特点，反映了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倍受中国古代哲学、医学、美学等方面的渗透和影响，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练功方法和运动形式。“武之极为文，文之极为武”，一文一武，一阴一阳，以武合道，以武入道，禅武合一，内外兼修，文武双修。
习武者将“学道”“悟道”“求道”“证道”作为人生价值观的追求，追求天地阴阳之道、和谐之道。《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道”作为中国武术技艺发展的最高追求，只有以武求德、以德修身、由技化艺、由艺入道的规律和进程，才能达到或实现武术“由技入道”的境界与追求，做到武道合一、武禅合一，万法归一。不学道、修道、参禅、悟道、得道，习拳终其一生，也将难得尽拳艺之妙。建立武术的“道论”和“道统”思想文化和功夫体系，将“道”成为武术和武术人精神境界的最高追求，让武术焕发出强大的思想、精神和文化的力量，全面实现中华武术的振兴与繁荣。
三、“德”是武术文化和精神的重要内涵
武德是武术文化的重要内内容。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道与德缺一不可，德离不开道，道离不开德，道为体，德为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通于天地者，德行于万物者，道也。“武以德立、武以德先”。武无德者，不堪为武，德道高者，技艺自高。“道”是“德”的内在属性，“德”是“道”的外在体现，“道”与“德”不可分离。修不离心，离心无法可修，道不离德，离德无道可行。《道德经》：“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生天地，德养万物，天地万物都要尊崇道而重视德。“贵德”以“道”为心，去“德”践行“道”。文以德彰，武以德显，武术的真谛在于重德。重武德是武术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社会所需的文武双全、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先决条件，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条件。
武德是武术在漫长的实践和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传统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武德理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以儒家为代表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传统武德的主要内容。历史上最早的武德记载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功定、安民、和众、丰财”。《说文解字》中说：“武者，止戈也！”国之术，修身之艺也！武术受儒、释、道、墨以及《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演绎为“以武止戈”之道。传统中始终把武德列为习武教武的先决条件，要求所有习武者都要“尊师重道”，做到“孝悌仁义”，“技道并重”、“德艺双修”，“切戒逞血气之私，好勇斗狠之举”。
习武是人生品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要求习武者有仁德之心与宏大的胸怀和气魄。传统武术的本质是技击，具有暴力性、实战性、实用性，招式凶狠，没有禁忌规则，只有道德约束；然武德精神要求以制取对方为主，武家切磋武艺时，只应点到为止，切不可乱作杀伤。武术抱拳礼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武术礼节，是武德文化和精神的重要体现，具有深刻的道德文化寓意。左掌为文，右拳为武，表示文武兼学，恭候师友、前辈指教。右手握拳，寓意尚武；左手掩拳，寓意崇德，以武会友；左掌四指并拢伸直，寓意表示五湖四海皆兄弟；左掌掩右拳相抱表示“勇不滋乱”，“武不犯禁”，谦虚团结，以武会友；屈左手拇指，寓意虚心求教，永不自大；两臂屈圆，寓意天下武林是一家。武德中重诚诺，守信用，舍生取义，侠义精神是武林人士崇尚的美德与人生追求；坚韧不拔，忠义纯笃，谦和恭敬等更是对习武者的基本要求。武德体现在武术文化中是爱国主义，崇文尚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崇德重义，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融合。
传统武术练的是力、气、意、精、神，讲究的是个人实战、技巧和力量的发挥，以及军事智慧的应用。传统武术以战胜敌人、保存自己为最终目的，以武德修养为行为的最高境界。习武者具有浩然正气，文以载道，武以观德，允文允武，惟德惟才。武术练功将武德修养寓于其中，不仅重视内在“精气神”的锻炼，强调以内形于外、重在外在的攻防技击技术动作的演练，而在整个武术修炼的过程，正是培养讲文明，懂礼貌，讲团结，戒骄傲，富于正义感的过程。武术磨砺习武者的人格，锻造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习武之人所体现出来的豪气、勇敢、正气、尊严、气节和阳刚之气，是中华优秀民族最不可缺少的品格和精神。习武之人最重要的就是“武德”，宽容，忍耐，坚强，尊师爱友，仁义，谦虚和诚实等等都是习武者的武德修养要求。“仁”是儒家文化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核心，也是中国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中国文化崇尚伦理道德，仁、义、礼、智、信、勇等是中国武术文化和道德的鲜明特色。这些文化特色，至今仍使得中国武术在世界人们心目中不仅是技击、健身之道，更成为精神品德修养、人格净化的一种途径。
以中庸为特征的价值观念对武德有着重要影响，通过拳术的修习使习练者的精神气质产生变化，从而使心性与行为皆合乎中庸的标准。“中和”是拳术之至境，中庸乃人性之至品，两者皆可谓之圣境。故由拳术得中和之妙，而使人之精神气质升华至中庸境界，是拳学修为的一个重要功用和重要价值。武术传承讲究尊师重道，道者师传，过去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之说，以及“天地君亲师”的崇拜，这些道德要求对现代传承武术仍具有重要意义。武术基于中华传统美德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和等精神信仰，在中国武术文化特征的形成、民族品格和精神培育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仁、义、礼、智、信、勇”有着人类共同的价值意识，反映了中华民族道德上的积极、文明和进步，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智慧，也是武德所遵循的重要内涵。提倡武德要把习武同弘扬民族文化联系起来，培养民族自豪感，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形成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和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武德思想。
传统武术的优点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力量。儒家的“仁爱”观念，道家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思想，以及墨家的“非攻、兼爱”精神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武术的深广影响，彰显武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中国诸子百家奠定了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基础，也赋予了武术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是武术两千多年来不断发展的思想源泉。武术在它的漫漫发展历程中与中国其它传统文化流派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武术文化和精神。
四、尚武精神是武术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华民族尚武精神是炎黄子孙血脉中的天性。最早在中国上古奇书《山海经》“黄帝战蚩尤”，舜禹尚武神话的记载，彰显上古时期先民，因为部落的频繁战争而形成了强悍好勇的民族性格，从而造就了中华民族剽悍的性格和尚武传统。在夏代就已出现了专门的武术教育机构，在“校”、“庠”、“序”学校教育内容中，主要是举行祭祀礼仪和教习射御、格斗、传授书教等。殷墟卜辞中有“新射”“庠射三百”“登射三百”。夏商周三代，在军队广泛利用以“武舞”来训练士兵，鼓舞士气。其时在贵族教育中讲求文武并重，即“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射”是习练射箭的技术和技能；“御”是习练驾驭战车的技术和技能；“射”“御”完全属于武技教育的范畴，旨在培养保卫国土的武备人才和高贵的气质。“礼”是武术的礼仪规范要求和内容，属于德育教育；“乐”的教育中与武舞、祭祀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学校以军事训练和祭祖礼仪为主，《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崛起，尚武精神昭彰，文士出智武士出力，上可为卿相，下可为士民，下马能文，上马能武，扶危救困、舍生取义。此时的“武士”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具有高超的技艺和强烈的家国情怀与爱国精神，他们在春秋时期尚武精神的影响下，保家卫国，建功立业，视死如归，自强不息。中华文化最辉煌的部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时代产生的，诸子百家群星璀璨，思想浩瀚，成为中华国学之源，中华武术文化之基。“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它的结晶是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武术精神也是古代“士文化”精神之重要体现，“士”的思想和精神是中华民族尚武精神最闪亮的部分。
华夏文明的本来面目是崇文尚武“士”的精神。“志于道者之谓士”。“士”者，智信仁勇义也，“士”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人生观和律己的标准。“士”推崇“道”与“德”的统一。“士”有文化知识和技艺修养，其文化的本质和精髓，在于人讲立身之道，在于“言治乱”“议政事”“论国事”国论治国之道。“士”有信仰、有风骨、重朋友、重道义、重名誉、重然诺、轻生死、淡功名、知廉耻、有血性、有个性，除暴安良、扶危济困、急人所难、行侠仗义。“士可杀而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士为知己者死“就是“士”精神的真实写照。“士”是“道”忠实追随者和践行者，是“道统”的坚定维护者。“士”怀正心、修身、平家、治国、平天下之志，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即“政统”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士”有精神，有责任，有担当，有着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士”的品德修养和精神对武术武德和精神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士”是中华民族的风骨、精神和脊梁，弘扬士的精神、思想、品格和信仰，对于重塑中华尚武术精神与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将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从而可以真正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重要的思想智慧源泉。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和孕育的出来的“士文化”，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弘扬中华武术对于促进中国“士”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士”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随着“士”阶层和文化演变，“士”的文化和精神逐渐没落和消失。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士”文化和精神的复兴与重建，它将进一步为中华武术注入活的思想、精神和灵魂，这对于促进中华武术的发展，振兴民族尚武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推崇的是仁、义、信等价值取向，推崇富于进取和创造力的尚武精神，从而形成了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格局。自此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传统方始形成，从而武术文化中尚武崇德的内涵也初步成型。武术在古代教育中是培养“士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武士”的必修之课；培养独立人格和道德，锻炼体魄，提高武技技能，以及学习礼仪、培育尚武精神和陶冶情操的重要价值，也是一种体现“士”贵族身份、地位和荣誉的象征，是培养“文武双全”人才的必备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位习武者都将会成为新时代“士”的代表，用“士”的思想、精神与道德规范要求和激励自己，努力追求技艺和精神“道”的境界，成为武术“道”的忠实践行者。在现代武术教育中，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可以培养学生尊师重道、诚实守信、坚忍不拔、严于律己、修身养性、宽容谦和、自强不息、持平守中等优秀的德行，培养文武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家和社会栋梁之才。
国术是以国家和民族名义的最高象征，具有崇高的地位和重要价值。武术之所以被称为国术、国魂，它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能折射出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弘扬中华武术文化，就是要弘扬崇德尚武、自强不息、精忠报国的武术精神。中华武术不仅仅是套路、技击、强身，其核心价值是蕴含着浓厚的中华文化，以及承载着的尚武精神。练武的目的在于“强种御侮”和“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练武之人要心静，需要有坚强的毅力和恒心，各种动作基本功要有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坚持不懈和不断努力。“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磨练意志，培养品德，树立自信，强健体魄，锻炼自强不息，克服困难、逆流而上的精神。一个没有灵魂和信仰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一个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没有脊梁的民族势必会被世界的潮流所淹没。古往今来，畏惧战争、贪图安逸、尚武精神堕落的民族注定要遭受衰败和欺凌，从而会走向没落；全民尚武、崇尚荣誉的国家才会赢得尊重，才能防侵拒辱。培根说：“任何国家之所以伟大，主要在于是否有尚武的人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离不开精神文化的振兴，其中重要的是包含尚武精神。中国武术伴随中华文明流传至今，是捍卫中华民族文明迄今屹立不倒的、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文有诸子百家，武有中华武术”，文治武功，文韬武略，文武兼备，不可割裂。尚武精神是一种社会道德和精神力量，它必将能够引导中华民族携中国文化走向精神与物质并存的高度文明，是国家以文化崛起、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之一。尚武绝不是逞勇好强、穷兵黩武，它是一种侠义胸怀、枕戈待旦、精武强能、效命疆场的勇者风貌，是唤起和激活深藏于人们身躯内的刚烈与血性，是国家和民族危难时置之死地而后生、舍生忘死的勇气和力量。中华民族亟待需要重塑尚武精神，“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崇尚刚健勇猛之美，提倡尚武之风，推崇“居则有礼，动则有威”的作风，修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善养天地浩然之正气，激发人们对刚毅之美的向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和担当。
武术拥有消弭战事、维护和平的实力，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生存技能，伴随着中国历史与文明发展，走过了几千年的风雨历程，成为维系这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魂和承载中华儿女基因构成的魄。尚武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向强暴屈服坚强性格和庄严自强的民族魂魄，是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以戈止武”谋略与智慧和实力与力量。武术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沃土中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武林豪杰，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构建民族尚武精神必须从根本抓起，而武术教育融武术技术和文化为一体，是培养民族尚武精神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承传武术绝不能离开传统文化为底蕴，否则就会使武术成为是“无源无水、无本之木”。在武术教育的具体实施中，必须融入更多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武术传承者，要对武术教育事业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武术教育的完善和发展要不断研究和探索。韩国跆拳道和日本柔道等早已经成为其国民教育的必修课程，武道运动非常普及，用以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培养学生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毅力。武术教育的地位要高于其它体育教育，武术不只是一项强身健体的体育运动，它饱含着深厚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民族智慧、民族文化。在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真正将武术教育纳入总体教育体系之中，或执行的强度和力度不足，或流于形式，这都与国外的做法相差甚远，中小学武术教育的缺失和不足是当前武术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小学武术教育是武术人才的源泉和摇篮，要进一步改革武术教育体系，让青少年受到武术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爱国思想。通过武术教育，传授武术技术与文化，增强体质、塑造精神，以武术文化精神中的哲学思想、道德规范和影响，来表达对于中国武术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培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刚健有为的精神，以及“勇者无畏、仁者无敌”的先民“武士”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武术精神铁骨铮铮，刚健有为，浩气撼山岳，大义秉春秋，在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武术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
五、武术文化与教育属性定位的重要性
武术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代表性文化之一，认真探索和研究武术内在规律性，全面认识其本质属性范畴，对于帮助人们正确的认识武术文化将起到重要作用。武术作为中国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它的属性具有文化性、政治性、社会性、体育性、教育性、民族性、民俗性、群众性、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等，是中国文化中跨多学科的综合性学问，它的文化内涵几乎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在武术属性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化属性，其体育属性只是武术基本属性之一。武术文化属性与教育属性的准确认知与定位，是国家制定武术政策、发展武术的基础。传统武术在中国武术的定位是一种“体育项目”，而没有上升至文化和教育的高度，这对武术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传统文化是武术的灵魂，脱胎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武术，在与中国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搏杀格斗的身体运动范畴，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一种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彰显中国文化身份的重要载体。要克服对武术偏见和肤浅的认识，全面认识和审视武术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充分发挥武术的文化功能、体育功能、社会功能、健身功能、教育功能等。当今国家将武术放在体育的范畴之中，本身是对武术文化的曲解和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割舍了武术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联系，从而使武术不断向边缘化、庸俗化发展。武术虽然具有体育的属性但远比体育更加丰富也具有更高的目标。武术的发展需要有思想和文化的支持，一部没有丰富思想和理论支撑的武术就会失去其根基和灵魂，也不会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在当代中国影响武术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武术文化和教育定位缺失是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过多的强调武术的政治性，对武术文化的发展设置了一些“禁区”，这也客观的限制和制约了传统武术在民间的传承与发展。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遇到重重困难，而武术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更是任重道远。当代武术的生存环境也受到了严重破坏，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中华武术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建立起良好的武术道德信仰体系，提高对武术文化与教育价值的认识，真正将各项弘扬和发展措施落实到实处。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和强大主要是思想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灵魂和发展的推动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发展的软实力。我们要将武术上升到文化、哲学、教育、艺术的高度，在全社会中提升武术的文化地位和教育地位。华夏文明古国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文武合一”的传承教育，文化教育和武术教育在华夏民族传承发展中缺一不可，文武教育始终是中华民族文明教育的理想追求和终极目的。武术教育锻炼吃苦耐劳，百折不屈、坚持不懈的精神，培养英勇顽强、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也是一种修心养性的重要手段，是一种修德塑人、培育人们健康体魄和高尚灵魂的过程。武术教育是文化传承和延续国脉的重要手段，它对传授哲学、道德、审美观念、兵学文化、中医理论等，以及在丰富体育知识、增加体育技能、发展体力、增强体质、培养体育习惯和民族精神等作用都有着重要影响。“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要将武术纳入国家义务教育体系之中，要“从娃娃抓起”，使学生从就小形成良好的崇文尚武思想，让武术精神融入民族的血脉之中。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摈弃“重文轻武”思想，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培育武术生存与发展的良好“土壤”，传承和保护好传统武术技击术的根本特色，提升民众习武的热情和积极性，推动武术文化普及与推广，促进武术的全面振兴与发展。武术运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当今国家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条件下，在全民健身运动中能够较好地体现武术运动的重要价值，这也是武术获得更广阔发展空间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武术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形式有着巨大的健身养生价值，它必将在全民大健康事业中发展积极的作用。
文化积淀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挖掘武术文化的独特内涵，充分展示其文化魅力，呈现武术文化的思想内涵、凸显中华文化的包容胸怀、独具中国特色的表达风格。中华文化中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思想，崇正义、尚和合的思想都是中华武术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武术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伟大民族精神。随着国家地位和民族威望在国际社会中迅速提升，武术也必将焕发出蓬勃的力量，以其特有的魅力和文化征服世人。
武术文化源自中国这块古老土地，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在面向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武术文化中的基本核心价值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就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视与推动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传承与发展，有利于展示中华武术的魅力，对于中华武术走出国门意义深远。弘扬武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民族国粹永恒精神，要让武术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坚定的信仰，以思想和文化的力量推动中华武学向前发展。大力弘扬武术文化，推动武术健身运动，对于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促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中国当代武术名家，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研究著名学者，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约120万字的武学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