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37〕和马校长〔38〕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想，既然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我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39〕，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不过，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有一点参考作用，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论吧！
　　大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我想，凡是要求学习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识。当然，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犯了一次可能再犯，但总可以改正吧！犯了错误，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丢开了还不算，还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也就是告诉别人：这类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只要认识了，同时又肯改，仍然是可以进步的。犯了错误，关起门来检讨是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到人民中去学习。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这样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有了力量，就行得通了，也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了。
　　我讲这一段话，是为了使同志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进步。
　　下面讲几个大家在学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立场问题
　　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你们诸位，就拿我来说，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把广大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首先是把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军队组织到革命的潮流里，革命的力量推动他们前进。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有些人在陈独秀〔40〕领导下，立场就很不稳了，跟着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受了当时反动阶级的影响。类似的例子还有。所以，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
　　我的家庭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我家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祖父到江苏淮安做县知事，家也搬到淮安。我家虽然没有买土地，只有一幢房子，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说话或者写文章，如果不经过很冷静地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既然如此，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那是困难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
　　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例如，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41〕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42〕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43〕、北洋军阀〔6〕的专横卖国，更使我增加了爱国的思想，因而积极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44〕、反对中日军事协定〔45〕等爱国活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过程。这是一个好的起点。知识分子有了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可以从这个立场上前进。
　　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危险性。假使从民族立场发展到国家主义〔46〕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外侵略别的国家，对内压迫小的民族，那就走到邪路上去了。这种危险性虽然有，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主要的方面。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受外国侵略、欺凌和压迫的，所以人们首先产生的是一种民族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由民族思想、爱国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的思想。所以，知识分子初步有了这样的思想，应该受到欢迎。当然，我们也要防止产生国家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思想。
　　在中国，国家主义是跟共产主义同时出现的。五四运动时的同辈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大家知道，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47〕分成两派：以李大钊〔48〕、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派，走向了共产主义；另外，曾琦〔49〕、李璜〔50〕、左舜生〔51〕等人又是一派，他们走向了国家主义，结果做了国民党的尾巴。这个尾巴做得也很可怜，因为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环境里，不可能出现土耳其式的基马尔主义〔52〕。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极少数人玩弄那种货色，在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中是生不了根的。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形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一百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想替中国人民找出路，如洪秀全〔53〕和孙中山的革命，严复〔54〕和康有为〔55〕的改良，在当时都是想把中国往前推进，但结果都失败了。中国既没有象法国大革命〔56〕那样把封建势力完全摧毁，也没有象日本那样发生了明治维新〔57〕。为什么？原因很清楚，各位教授先生最近参加土改〔10〕工作时看到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太大，地主和富农在中国农村中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散布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压在农民头上，帝国主义就凭借着这些人统治中国。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过去有些人企图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走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走不通，统统失败了，不能不找新的办法了。
　　中国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加觉醒了。俄国十月革命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使我们认识到要“走俄国人的路”。孙中山先生也提过“以俄为师”的口号。这样，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就组织和发动起来了。许多知识分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的立场，觉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救中国，才最爱民族。因为封建经济束缚着中国广大农村的生产力，买办势力束缚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代表了封建和买办势力，成为一种反动政治力量，他们依靠帝国主义，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所以要求得民族解放，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而不是只有笼统的民族观念。
　　人民的立场，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以后一下子就站稳了呢？不错，当着对敌斗争很激烈的时候，我们是很清楚的，对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是坚决斗争的，这是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但是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和国民党讲联合，共同对外，这时有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明确了。你们从胡乔木同志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坚决主张对国民党有联合有斗争，推动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不要人民的片面抗战，这是坚定的人民立场。但是有些共产党员，有时只注意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争的一面，迁就了国民党，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清楚了。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曾发生过这样的错误。那时联合的工作是做了，但斗争不够。后来认识了这个错误，纠正了，到重庆、南京工作时就好一点了。这就是说，人民的立场，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站稳了的。大家看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时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读了很多书，又住过延安的学校，但还是有不少人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所以毛主席在那篇讲话中就首先提出立场问题。
　　现在，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想法，农民阶级有农民阶级的想法，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想法，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想法，只要各个阶级存在，他们的不同立场就会存在。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
　　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为什么要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呢？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是为人民的，也是为民族的，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使社会达到无阶级的境地。工人阶级的伟大就在于此。资产阶级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变成资本家。如果人人都当资本家，谁去做工人呢？如何积累资本呢？我参加共产党，最先就是这一句话说动了我，我也用这句话写过文章，向别人宣传过。为什么工人阶级是先进的？因为工人阶级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劳动者，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起来。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最本质的东西，是它能使全世界进到没有阶级、谁也不剥削谁的社会，别的阶级和政党都不能担当这个任务。
　　对阶级立场问题，在知识分子中有几种认识。一种认识是：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工人，产业工人不过三四百万，并且是从封建社会中生长起来的，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的影响，恐怕不会很强，怎么能领导全国呢？另外一种认识是：中国共产党里面，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占很大的数目，怎么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是不是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一种认识是：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后，实行党的口号、政策，他的一切就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了，就体现工人阶级的思想了。这三种想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尽管人数少，而且其中还有若干人受过封建的影响，但是只要积极工作，发展生产，跟世界上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先进理论相结合，这个力量就是无穷的。它是新生的力量，一定会发展壮大。一切新生的力量都是从小到大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由幼年长大的，幼年的生长力是最强的。所以工人阶级在中国是有远大前途的。工人阶级能照顾全局的利益。将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展工商业，不仅对本阶级有好处，对农民有好处，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有好处。为了更好地发展工商业，它要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逐步走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根据它的思想，根据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才可以使中国工业化，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不能因为它人数少而忽视这个最可靠、最有希望、最大公无私的阶级。
　　共产党内有大量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他们能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吗？我认为，经过锻炼是可以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工人阶级并不把它的立场私有，只要真正愿意接受它的思想，就可以站到它的立场上来。中国工人阶级也是从旧社会来的，不过跟知识分子不同，它经过现代化大生产的锻炼，体现了先进的思想和立场。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这不仅是对党外知识分子说的，也包含党内的知识分子。梁漱溟〔58〕先生在一封信上说，过去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党员很多是农民，大概你们是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吧？他这话有一半道理，就是一些共产党员如果不经过改造，是会有很多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但经过改造就会逐渐减少，工人阶级思想就会逐渐加多。毛泽东思想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思想。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就是体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的伟大著作。
　　做了共产党员，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了呢？不是的。也许我们主观上觉得是为工人阶级了，但有时我们的工作犯了错误，实行的政策有了偏差，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就是离开了工人阶级立场对反动阶级迁就，或者是把自己这个阶级孤立起来。拿我个人来说，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错误，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的指南针，但是单靠这个指南针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革命实践。毛主席常说，任何一个人不经过自己的实践，碰过钉子，摔过跤，别人的经验对他总是作用甚小。自己实践的经验是最可宝贵的，最有用处的。所以共产党员也需要经过锻炼，而且是长期的锻炼。
　　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大体上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要促进这个发展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防止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逐步地解决立场问题。
　　二态度问题
　　明确地认识了立场的发展过程，态度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对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
　　今天的世界上还有阶级存在，还有国家的对立。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要统治全世界，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要把世界变成美国的世界。中国人民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大打内战之苦的，现在美帝国主义又侵入朝鲜，侵入我国的台湾。世界人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逐步觉醒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先后建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在逐步觉醒。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再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侵略，不愿意再遭受战争的痛苦，要求持久和平。世界分成了两个阵线，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这样的世界形势，我们中国人民怎么能够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呢？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首先要分清敌我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没有这样一个区分，那你是什么态度呢？难道你站到敌人方面去？当然，在中国还有站在敌人方面的反动分子、反革命残余分子，我们要肃清他们。但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站在爱国的民族立场上的人，能不表明态度吗？所以，我们在学习时必须有敌我友的观点。全世界人民包含美国人民、日本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争取他们。现在还被帝国主义欺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府，我们应该争取他们反对战争，赞成和平，即使是暂时的朋友，我们也要争取。一切国家，一切可以争取的政府，都应该争取，即使是中立，那怕是暂时的、在一个问题上的中立，对于人民来说也有好处。我们应该分清敌我友的界限。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同盟国家、帮凶国家的反动政府。我们的朋友遍及全世界，其中包含在某一个问题上一时的朋友。这样，我们人民的力量就壮大起来了。这是在国际上。在国内呢？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首先应该巩固工农联盟，还要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爱国分子。我们的敌人就是反动阶级，最集中地表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上，还有一些反革命残余分子。在态度问题上，是不是还有保持中间的可能呢？应该说，基本上没有可能，尤其在国内更没有可能。因为胜败已经定下来了，人民已经当政了。难道今天还可能又站在蒋介石方面又站在中国人民方面吗？也许可以躲到香港去，但那是临时性的，最后态度总是要判明的。
　　关于态度问题，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我举个例子，大家会清楚的。张伯苓〔59〕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遗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我再举一个例子：翁文灏〔60〕，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
　　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时期的动摇、怀疑是有可能的。有一种人他对新生事物要怀疑一下，观察一下，我觉得应该允许。怀疑并不等于对立。对立就是敌视新中国，这不能允许。在学习中，对某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的，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接受的。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怕怀疑。观察一下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观察不等于旁观，观察的态度是积极的，旁观的态度是消极的。
　　还有一种态度是同情但不参加。这种人只是做到对中国革命表示同情，但是参加还要考虑考虑。这也是允许的。我们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香港有许多人跟我们打过招呼，说他很同情新中国，但是他自己暂时还不能回来。我们绝不勉强。因为这里面还有客观的原因和主观的原因，我们应该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