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坤
从历史来看，家庭并非从来就有的，其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很多人看来，当今主导的家庭形式是一夫一妻一孩的核心家庭，或者三代同堂的扩展家庭，但这种“理想的”家庭形式在当今社会正逐渐成为边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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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家庭正在衰落，单身社会正在崛起
新世纪以来，美国有3100万人口独自一人生活，占到美国户籍总数的28%，仅次于无子女的夫妻家庭，成为美国第二大户籍形式。独居，远远超越了核心家庭、多代复合式家庭、室友同居、以及老人之家等其他形式。日本有30%的住户独自居住，西欧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独居人口比例也高于美国。当然，独居人口比例最高的当属北欧四国：瑞典、挪威、芬兰和丹麦。在那里，几乎40%-45%的住户是独居者。独居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最近在中国出现了“空巢青年”这个词汇，用来意指工作忙、生活节奏快、加班多、缺乏自由支配时间从而也无暇寻找另一半的、在大城市打拼的独居青年。这个群体估计有5000万人口。
正如美国社会学者克里南伯格(EricKlinenberg)所指出，“理想的”核心家庭正在衰落，单身社会正在崛起。当然，他对于单身或独居生活颇为乐观，认为这意味着新的社交方式，独居者在社交上更为活跃，身心更为健康，可以实现更为多面的自己，而不必囿于家庭生活。
以中国的“空巢青年”为例，克里南伯格的论断无疑过于乐观了。与他的预设相反，中国的绝大多数独居者恰恰缺乏社交和性生活，因为严苛的工作环境、超长的工作时间、微薄的工资待遇让他们没有心力去参与工作之外的社交活动，只能宅在家中，过着最为简化的生活。据统计，这些空巢青年中，工资收入5千人民币以下的占到32%，5千到1万之间的占到43%。面对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以及其他生活费用，这种独居着实让人感到压抑和焦虑。我们可以将那些在社交上(包括性行为)非常活跃的独居者称为主动独居者，将那些基本没有什么社交的独居者称为被动独居者，这两个群体可以说属于两个阶层。后者面对着更为严厉的剥削和剥夺，在工作中毫无成就感，在生活中缺乏存在感。
当然，主动的独居之所以可能，除了工作环境和工资收入之外，社会福利也是非常关键的要素。独居者比例最高的北欧四国恰恰是全世界社会福利最好的地区，因为原本属于个人或者家庭的责任很大程度上为国家所承担。尤其是生育上，瑞典的独居女性可谓高枕无忧，因为她们可以享受16个月的带薪假期而不必担心丢掉工作，儿童保育制度令她们不必为抚养孩子而操心。也就是说，在高福利的情况下下，个人即便没有家庭的支撑也能扮演自己所有的角色，甚至去扮演新的角色，从而有望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人。
在北欧式的准社会主义或者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原本属于家庭(当然主要是属于家庭主妇)的义务为国家所承接，家庭所执行的职能越来越少，于是家庭的必要性也就越来越小，这是我们所见证的单身社会崛起的重要原因。这些可以说久性的，日本所谓的“无缘社会”就是这种永久单身的后果。造成这种被动单身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收入的低迷和社会福利的匮乏，导致大量社会人口不敢走入婚姻并生儿育女。总而言之，在越来越个体化的现代社会，个人更多追求的是自我价值实现，家庭所起到的号召力势必越来越小。
事实上，自工业革命起，家庭的生产职能越来越弱，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再生产和消费的场所。在17世纪的英国，家务劳动可能包括酿酒、乳制品生产、养鸡养猪、水果蔬菜种植、纺织、医疗护理等，我们在偏远的农村依然可以看到家庭妇女从事诸多类似的活动。但在工业革命之后，这些生产活动转变为各种各样的社会职业，人们需要用钱来购买相应的产品或服务。家务劳动的内容越来越少，尤其是随着当下家用电器的更新换代，家务劳动变得越来越轻松。
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务劳动的彻底消失，其单调、无聊、耗费心力的本质也没有根本改变。现代家庭作为性别分工的场所并没有民主化，依然是父权制在起主导作用，基本遵循的是男主外、女主内或者女性兼顾内外的模式。这致使女性不堪其累，从而(尤其是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女性)不再愿意走入婚姻家庭。据统计，夫妻关系之中的男性往往在家感到更轻松，而女性则是在工作的时候更快乐。尤其是在日本这样的社会，女性结婚就意味着放弃工作，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因此有事业心的女性往往不愿结婚。很大程度上，这也导致了日本的低婚率和少子化现象。
女性有了其他经济来源，不需要依附婚姻;离婚成本太高，会给结婚带来阻力(尤其是在德国，为了保护女性，丈夫在离婚后还得负责妻子的生活，直至她找到能够维持生活水平的工作);不需要结婚才能有性，性的主要目的脱离了繁衍(尤其是避孕套和避孕药的发明，让性爱不再成为女性的噩梦)——所有这些都使得婚姻不再成为人们的唯一选择，宁愿成为同居伴侣，如法国的协议同居。
虽然独居者和不结婚的伴侣越来越多，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日益式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意识形态的家庭的弱化。我们可以将这种意识形态称为家庭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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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家庭主义
所谓家庭主义，基本可以概括为「血浓于水」的格言和自顾自的个人主义(归根结底只能靠自己或家人)。这种理解造就了外部公共世界与家庭私人空间的绝对对立：外部世界是危险、冰冷且残酷的，我们应该戴上面具;而家庭空间则是安全、温暖且贴心的，我们可以敞开心扉。
在中国和美国等国家，作为保守主义思想的家庭主义有很大反弹。在中国表现为对儒家家庭伦理的强调，在美国则表现为对所谓家庭价值(family values)的重申——虽然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家庭生活本身因为经济原因也会变得毫无人情味。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家庭成员因为经济原因而不睦甚至反目成仇的不在少数。最近内地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之中，我们看到那些企业家在暴富之后便背叛自己的妻子，包养“小三”。但因为财产的原因，妻子们却选择维持早已破碎的婚姻，一家人貌合神离。这其实道出了家庭的经济本质：维护和传递私有财产。
作为意识形态的家庭主义号召我们对家人采取利他主义的态度，相互提携，守望相助。很多人因此认为，我们为家庭或者家族成员而牺牲是出于公心。但这种所谓的公也是私领域内的公，因为它无法越过血缘纽带，去触及那些与我们无关的远方的人。尤其是在冰冷残酷的市场社会，似乎只有家庭是安全而温暖的港湾。个人在社会契约的允许下摸爬滚打，为了赚钱无所不用其极，只有回到家中他/她才会摘下面具，卸下防备，享受家人所带来的温暖陪伴。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市场中的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是私的一体两面，相互支撑。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来的，是意识形态上的新保守主义，后者的重要内容就是所谓的家庭价值或者家庭伦理。
家庭主义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团结的不可能：我们只能依靠自己或家人，外人毕竟是外人。其结果就是我们难以真正投身于公共事务，从而形成更大的团结或共同体——而这种团结或共同体恰恰是让多数人改善境况、并且感受到温暖和爱意的前提。孙中山所说的“一盘散沙”，指的便是当时的中国人只知家族而不知国族、无法有效进行动员，从而造成的积贫积弱的状态。这背后所体现的正是作为私领域的家庭或家族与作为公领域的国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自家庭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
大陆的儒家在目睹现代社会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崛起以及人伦解体之后，重提家庭的价值。比如，张祥龙在《家与孝》中意图提出“家的哲学”，吴飞在《人伦的“解体”》中提出作为哲学问题的人伦。然而，这种回应现实的方式就好像用重申宗教伦理去回应道德失范一样，是虚弱无力的。试问，我们怎样去恢复劳燕分飞的农民工的人伦？我们怎样去恢复空巢青年的家庭伦理？这些并不是家庭的问题，我们也不能指望通过家庭来解决，这样只会造成社会问题的去政治化。这种思想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所持的家庭价值并无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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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归宿不是家庭，那将是什么?
那么，我们需要维持主动独居的状态吗?克里南伯格乐观地认为独居者在社交上更为活跃，更愿意参与公共活动。诚然，主动的独居既保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同时又可以投身丰富的社交、社会生活，让人们建立具有深刻意义的联系。但那些被动的独居者所拥有的，与其说是独立，不如说是孤独(甚至孤独终老，死于家中而无人发现)。他们无法确立具有长久意义的社会关联，没有心力投入到具有深远意义的公共事业，只能通过低限度的消费主义来实现自我确证。
如果个体的归宿不是家庭，那应该是什么？我们还能想象什么样的共居形式吗？事实上，北欧四国的实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在这些国家，家庭的抚育功能大大弱化了。至于那些单调无聊又耗费心力的家务劳动呢?随着自动化(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职业会被消灭，尤其是很多白领职业，如某一类的医疗工作者、记者及法律工作者等;但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会被社会化，如照看婴儿和老人，各种定制化的家政服务等。这些可以通过国家提供的社会化服务得以解决，而不必再由个体的家庭成员来完成。
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比如体外受精技术和代孕母亲的出现)，生育也不再限于家庭之内。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了婴儿农场(baby farm)，专门生育供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婴儿。对同性恋家庭来说更是如此。伴随同性恋权利得到进一步的承认，会有更多的同性伴侣领养孩子。这会挑战“自然的”血缘关系观念;国家也将介入到人口的生育/生产和抚养——孩子毕竟是社会未来的劳动力。如果生育、抚养孩子（如各种公共保育机构）以及其他家务劳动（如公共餐厅等）都可以社会化，家庭将成为真正多余的制度。
我们这里说的社会化，是将原本家庭内的活动交给国家的公共机构来完成，而非一般所理解的市场化——后者将家务劳动交给市场的做法只会强化被雇佣女性的弱势地位。在富人家庭，孩子的抚养(甚至生育)以及其他家务劳动都是通过雇佣劳动力而完成的。这无疑会在家庭内造成两个对立的阶层——雇佣者与被雇佣者。被雇佣者不光要出卖自己的劳动，还要出卖自己的情感，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而在共产主义的将来，这些任务会由国家组织社会服务人员来完成，让抚育和家务劳动成为一种公共服务。
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北欧四国虽然没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消灭私有制)，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恩格斯的预言。甚至孩子的生育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公共的事情”。随着这些国家家庭主义的弱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情感纽带越来越强，人们愈加没有必要通过家庭去寻求摆脱孤独的避难所，团结起来争取公共利益的欲望也就愈加强烈，其未来必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类全面发展的社会。那时的家庭关系（如果还可以称为家庭的话）或许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紧密，但在消灭父权制并且将家务劳动社会化之后，家庭成员的关系因为摆脱财产关系，将变得纯粹、轻松、自由，将家人维系在一起的，除了爱，再没有其他考量。而这种家庭之爱并不会妨碍对于远处的陌生之人的爱，那将是真正的“好客”，真正的人间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