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涛
概要：本文介绍了《读本》的编排特点，重点介绍并评述了选文的四大特色，并对选文体现出的主导意识从时代的角度作了简要的说明。
《高中国文读本》（第一册）是一个全文言读本，共78篇。它是根据民国21年（1932年）教育部新颁布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的七项标准并参照民国20年（1931年）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义勇军教育大纲》第三条相关规定编订的，由中华书局于民国23年（1934年）出版发行，供高级中学第一学年使用。从民国学制来看，高中是三年，因而此套读本应有三册。限于资料 ，其它两册的编选情况无从知晓，但从目前教材或读本的编选来看，二、三两册应以文学类为主，兼及其它。从教材编订情况来看，民国时期并无全国通用的教材，而以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为主，此套读本也应主要供地方使用。
教科书之外，另有配套的读本供学生课外研习或泛读之用，在民国时期较为普遍。关于读本编制的目的，民国17年5月，在当时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吴研因等人曾提出一项议案，强调：“中小学各科除教科书外，应尽量采用补充读本。??内容较教科书更为详尽，编制亦较为自由，而以富有情趣，足以养成学生读书习惯为主。”①当然，读本编选的效用，往往超出吴研因等人对书本最基本的认识。好的读本，在传承文化、涵养性情、陶冶品德、塑造灵魂及振奋精神等方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高中国文读本》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目的。
《高中国文读本》（第一册）由刘劲秋、朱文叔编选，张文治作注。限于资料，我们难以了解这几人的情况，不过，从选文内容及所注来看，这三人都持有较正统的观念，倾向保守，与政府提倡的主流教育观念——三民主义教育观念相吻合，极有民族意识。
一、编排说明
《读本》在装祯设计、排版印刷及选文安排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现作简要介绍。
装祯设计：与今天书籍的装订顺序不同，《读本》采用古代线装书的装订方式，右向竖式装订。以灰黄色牛皮纸作封皮，正面以繁体横向印有书名、编注者及出版单位，字体呈浅绿色。背面是中华书局的注册商标，以麦穗环绕的辞书为标志，书上印有篆体“中华”二字，设计新颖，极富创意；内页印有出版单位、出版时间、价格等内容。整个外观质朴淡然，古色古香，与选文内容十分和谐。
排版印刷：正文部分均以繁体字竖式排版，从右向左阅读；采用“五四”
以后的新式标点，但与今天的标点仍有些差异，差异较大的有书名号、引号，没有间隔号、着重号，人名、地名均以“——”标示。各部分内容之间留有稍许空挡，十分注意节约纸张。
出版说明：位于选文之前，简要介绍了《读本》的编例、目录和教材支配表。“编例”总体说明本册书的编选依据及体例安排；“目录”部分将７８篇文言文分成十二组块，每组从５→９篇不等，配有作者及页码，方便查阅；“教材支配表”则对７８篇文章从体裁上作了详细的划分。体裁沿用旧有的说法“体制”，只对其分类作了简单的加工。体制以下又分两个小类：其一是“体别”。按“编例”的说明，“选文分类，始于昭明太子之《文选》，及任肪之《文章缘起》，是后代有变更，至姚鼐之《古文辞类纂》，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而始完备。”因而体制上采用的是曾国藩的分类法。曾国藩分为十一类，编者又对其中 “诏令”及“奏议”合为“美文”，共１０类。这１０
类是：书说类，共１５篇；美文类，１１篇；传志类，１０篇；叙跋类１０篇；论著类，９篇；哀记类，９篇；叙记类，５篇；杂记类、典志类、及赠序类各３篇。其二是“总称”。按表达方式的角度分为记叙、议论、抒情、说明四类。其中记叙２６篇，议论２１篇，抒情１９篇，说明１２篇。
新书推介：位于选文之后，是中华书局主要面向广大“中等学生及失学青年”推出的一套丛书“中华百科丛书”。其目的是“灌注一般知识”，新书特点是“不与教科书雷同而又能与之相发明”。范围极其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哲学、社会科学、历史、文学、教育、音乐等等。既有中国的，也有介绍外国的；有学术性的，也有浅显易懂的。从中华书局的新书推介来看，当时的知识界思想极其活跃，学术气氛相当浓厚，对教育的关注也非民国前所能比拟。
选文安排：每篇文章分两块，即文选和注解。注解含四个小部分，即作者略历、体制、特征及作法、注。
二、选文特色
从总体上看，选文体现了如下四大特色：
?一?分组编排 同质组合 循序渐进
编者在“编例”中说，选文分组的依据是“或含义相类，或体制相同，以资互证”；在编排程度方面，“力求与初中相衔接，教材不取高古，排比由浅而深，循序渐进”。这种编排的方式与今天的单元组织法较为接近，但更为灵活。各篇之间内容上相互印证，有利于学生深化认识；形式上相互补充，易于学生揣摩研习；由浅入深，先今而古，又符合学生认知发展的规律。
第一组5篇文章，主要谈及个人志趣问题。《辨志》言及立志之重要；《青年之自觉》则与之近相呼应，谈及志、胆、识三者之关系，显然是对《辨志》一
文的深化和开拓；两文相互独立，又相得益彰。《不校》、《敬姜论劳逸》及《乐羊子妻》则以规劝的方式告诫人们：生活中豁达高远、规避享乐与通晓大义对于人成长为“君子”该有何等重要。尤其是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无疑有相当的影响。而第十二组的8篇文章，虽然内容各异，但体制完全一致，均为哀祭类，抒情体。学生将这一组认真研读之后，应该对此类体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二?名篇主导 增补时文 融通古今
选文多见于古代著名的选本，如《古文观止》、《昭明文选》，多为历代传诵的名篇，如《国殇》、《出师表》、《柳子厚墓志铭》、《满江红》、《正气歌》、《梅花岭记》、《查氏七烈传》等。人物多为民族英雄、豪杰侠士、贞妇烈女等。时文多选为民国事业献身的革命英烈、志士仁人，如《致黄克强书》、《韩光第传》、《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墓下作》、《祭凇沪抗日阵亡将士文》等。选文既兼顾了历朝历代的著名作家，兼顾了传统名篇，兼顾了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事迹，兼顾到了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又将鲜活的当代融入其中，将历史与现实融会起来，使学生的视野得以穿越时空的隧道与传统攀谈，与现实交流。
?三? 释注介绍 着眼能力 力求习用
与今天的文言篇目后的注释不同，选文的“注”一般不对字、词、句作详尽的对应翻译，但对人物事迹、历史典故、文化常识等方面往往追根溯源，因此使得部分篇目的“注”篇幅远超过文章本身。这种安排，一方面与学生的古文功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读本的特点相连。即在精读的基础上，着眼于从总体上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最终能彻底丢掉“注释”这个拐杖。不拘泥于个别字词句的繁琐分析而着眼于文化内蕴的熏陶，体现了古代教育传统——整体感悟思想在民国时期的继承。
“特征及作法”的介绍，根据“编例”的说明，第一学年应特别给以关注。所谓“特征”，即“说明各文之特点”；“作法”，“则说明其布局之方法，或分段之作用”。这两小块类似于章法介绍，通过勾勒文章的轮廓及章法特点，供学生模仿写作之用。
?四?庄而不拙 风格各异 脍炙人口
选文力求在短短的78篇之内涵盖古今，力求在古今之中选拔“美文”，力求在“美文”之中彰显品味，这使得选文呈现出编者独特的审美情趣。整个选文庄重典雅，蕴集醇厚，读来似乎感到有浓郁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但庄而不拙，编者在筛选时充分考虑到青年学子的喜好，不仅注重思想内涵，也注重文风的灵动与多变。因而，我们既能感受到屈原《国殇》的悲壮与激越，感受到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压抑与愤懑，感受到黄遵宪《台湾行》的痛苦与焦灼，我们同样能感受到《兰陵女儿行》的慷慨激昂，《青年之自觉》的汪洋恣肆，《陷虏记》的清新
简洁，《义田记》的素朴淡然??语言的练达纯熟，句式的精短规整，音韵的和谐悦耳，文风的多变，加之体式的多样化，使多数篇章易于吟诵，便于记忆。
三、对品性养成与民族自觉的倡导
尽管《读本》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政治、军事、农业、外交、语言知识、生活常理，但贯穿选本的指导思想仍是显而易见的，这便是对品性养成的关注及对民族自觉的唤醒。这种意识与当时的局势以及政府的倡导密不可分。
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全国的教育会议上，朱家骅等人提交了一项议案，“中小学应特别注意国耻教材以唤起民族观念案”，认为“我国迭受外辱，民气日弱，欲强国保种，须唤起国民同仇敌忾”。②同年七月，大学院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大会提出教育宗旨草案，草案原文提到：“恢复民族精神，发扬固有文化，提高国民道德，锻炼国民体格，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艺术兴趣，以实现民族主义。” ③《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说明书》（1928）提出， “普通教育，应根据总理遗教，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④而这，也正是蒋介石反复提倡的“三民主义基本精神”。⑤ 民国二十年（1931年），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义勇军教育大纲》第三条规定：“??必须注重发扬民族精神，造成雄壮勇敢之风尚，一切浪漫、堕落、萎靡不振之文艺，绝对禁止。”这些无疑成了编者选文的重要依据，所选作品也确如编者而言，“多选积极发扬之作品”。从上文的举例中已可见出一二。当一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时，稍有良知的人，谁还会对所谓的“消闲文化”津津乐道呢！
选文强调对个体品性的培养和民族意识的唤醒，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无疑又会对青年学子产生消极的影响。
参考书目：
①《中国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河北教育出版社，94年11月第一版，980页。
②同上。
③《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第10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影印版。 ④同上，见甲编第8页。
⑤《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1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