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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镜有感
一面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面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鼯鼠，沿边是一圈小飞禽。古董店家都称为"海马葡萄镜"。但我的一面并无海马，其实和名称不相当。记得曾见过别一面，是有海马的，但贵极，没有买。这些都是汉代的镜子；后来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纹可造粗拙得多了。汉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马蒲萄，大概当时是视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装饰。古时，于外来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红花，海棠之类。海即现在之所谓洋，海马译成今文，当然就是洋马。镜鼻是一个虾蟆，则因为镜如满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汉事不相干了。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著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在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不知道是没有如此大胆的艺术家；还是虽有而民众都加迫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缩，死掉了？
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薰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不知道南宋比现今如何，但对外敌，却明明已经称臣，惟独在国内特多繁文缛节以及唠叨的碎话。正如倒霉人物，偏多忌讳一般，豁达闳大之风消歇净尽了。直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大变化。我曾在古物陈列所所陈列的古画上看见一颗印文，是几个罗马字母。但那是所谓"我圣祖仁皇帝"的印，是征服了汉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汉族的奴才是不敢的。便是现在，便是艺术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么？
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痛苦流涕来劾洋人汤若望的偏是汉人杨光先。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教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不准辞，则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说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也学不好的。但他竟论了大辟，可是没有杀，放归，死于途中了。汤若望入中国还在明崇祯初，其法终未见用；后来阮元论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统浸疏，开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讫未施行。圣朝定鼎，以其法造时宪书，颁行天下。彼十余年辩论翻译之劳，若以备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我国家圣圣相传，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设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见如天之度量矣！"（《畴人传》四十五）
现在流传的古镜们，出自冢者中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镜，薄而且大，规抚汉制，也许是唐代的东西。那证据是：一、镜鼻已多磨损；二、镜面的沙眼都用别的铜来补好了。当时在妆阁中，曾照唐人的额黄和眉绿，现在却监禁在我的衣箱里，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罢。
但铜镜的供用，大约道光咸丰时候还与玻璃镜并行；至于穷乡僻壤，也许至今还用着。我们那里，则除了婚丧仪式之外，全被玻璃镜驱遂了。然而也还有余烈可寻，倘街头遇见一位老翁，肩了长凳似的东西，上面缚著一块猪肝色石和一块青色石，试伫听他的叫喊就是"磨镜，磨剪刀！"
宋镜我没有见过好的，什九并无藻饰，只有店号或"正其衣冠"等类的迂铭词，真是"世风日下"。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所以事实上"今不如古"者，正因为有许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诸位先生们之故。现在情形还如此。倘再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沥陈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
但我向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排斥玻璃镜子的人。单知道咸丰年间，汪曰桢先生却在他的大著《湖雅》里攻击过的。他加以比较研究之后，终于决定还是铜镜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说，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莫非那时的玻璃镜当真坏到如此，还是因为他老先生又带上了国粹眼镜之故呢？我没有见过古玻璃镜。这一点终于猜不透。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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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33
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２〕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
"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但这还不过比喻奇怪罢了，尤其可怕的是--
"精神能影响于血液，昔日德国科布博士发明霍乱（虎列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对之，取其所培养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据我所晓得的，是Ｋｏｃｈ博士〔３〕发见（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了真虎列拉菌；别人也发见了一种，Ｋｏｃｈ说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后来没有病，便证明了那人所发见的，的确不是病菌。如今颠倒转来，当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岂不危险已极么？
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４〕。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他说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见的"地球星"，虽与我们所晓得的无甚出入，一到别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门了。因为他有天眼通〔５〕，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之上。他先说道--
"今科学家之发明，欲观天文则用天文镜然犹不能持此以观天堂地狱也。究之学问之道如大海然，万不可入海饮一滴水，即自足也。"他虽然也分不出发见和发明的不同，论学问却颇有理。但学问的大海，究竟怎样情形呢？他说--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盖压之。若遇某星球将坏之时，即去某星球之水晶盖，则毒火大发，焚毁民物。"
"众星大约分为三种，曰恒星，行星，流星。据西学家言，恒星有三十五千万，以小子视之，不下七千万万也。行星共计一百千万大系。流星之多，倍于行星。其绕日者，约三十三年一周，每秒能行六十五里。"
"日面纯为大火。因其热力极大，人不能生，故太阳星君居焉。"其余怪话还多；但讲天堂的远不及六朝方士的《十洲记》〔６〕，讲地狱的也不过钞袭《玉历钞传》〔７〕。这神童算是糟了！另外还有感慨的话，说科学害了人。上面一篇"嗣汉六十二代天师正一真人张元旭"的序文，尤为单刀直入，明明白白道出--
"自拳匪假托鬼神，致招联军之祸，几至国亡种灭，识者痛心疾首，固已极矣。又适值欧化东渐，专讲物质文明之秋，遂本科学家世界无帝神管辖，人身无魂魄轮回之说，奉为国是，俾播印于人人脑髓中，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绝矣。敬畏绝而道德无根柢以发生矣！放僻邪侈，肆无忌惮，争权夺利，日相战杀，其祸将有甚于拳匪者！"这简直说是万恶都由科学，道德全靠鬼话；而且与其科学，不如拳匪〔８〕了。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绍兴《教育杂志》里面，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教育偏重科学无甯偏重道德》〔９〕甯字原文如此，疑是避讳〔１０〕的论文，他说--
"西人以数百年科学之心力，仅酿成此次之大战争。科学云乎哉？多见其为残贼人道矣！"
"偏重于科学，则相尚于知能；偏重于道德，则相尚于欺伪。相尚于欺伪，则祸止于欺伪，相尚于知能，则欺伪莫由得而明矣！"虽然不说鬼神为道德根本，至于向科学宣告死刑，却居然两教同心了。所以拳匪的传单上，明白写着--
"孔圣人
张天师傅言由山东来，赶紧急傅，并无虚言！"（傅字原文如此，疑传字之误。）
照他们看来，这般可恨可恶的科学世界，怎样挽救呢？《灵学杂志》内俞复先生答吴稚晖先生书〔１１〕里说过："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可知最好是张鬼神之说了。鬼神为道德根本，也与张天师和仿古先生的意见毫不冲突。可惜近来北京乩坛，又印出一本《感显利冥录》〔１２〕，内有前任北京城隍白知和谛闲法师的问答--
"师云：发愿一事，的确要紧。此次由南方来，闻某处有济公临坛，所说之话，殊难相信。济祖是阿罗汉，见思惑已尽，断不为此。不知某会临坛者，是济祖否？请示。
"乩云：承谕发愿，谨记斯言。某处坛，灵鬼附之耳。须知灵鬼，即魔道也。知此后当发愿驱除此等之鬼。""师云"的发愿，城隍竟不能懂；却先与某会力争正统。照此看来，国家之命未延，鬼兵先要打仗；道德仍无根柢，科学也还该活命了。
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以上所引的话，不过随手拈出的几点黑影；此外自大埠以至僻地，还不知有多少奇谈。但即此几条，已足可推测我们周围的空气，以及将来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
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这是什么缘故呢？陈正敏《[辶豚]斋闲览》〔１３〕有一段故事（未见原书，据《本草纲目》〔１４〕所引写出，但这也全是道士所编造的谣言，并非事实，现在只当他比喻用）说得好--
"杨[面力]中年得异疾；每发语，腹中有小声应之，久渐声大。有道士见之，曰：此应声虫也！但读《本草》取不应者治之。读至雷丸，不应，遂顿服数粒而愈。"
关于吞食病菌的事，我上文所说的大概也是错的，但现在手头无书可查。也许是Ｋｏｃｈ博士发见了虎列拉菌时，Ｐｆｅｆｆｅｒ博士以为不是真病菌，当面吞下去了，后来病得几乎要死。总之，无论如何，这一案决不能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补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署名唐俟。
〔２〕指蒋维乔，江苏武进人，民国初年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他一九一四年出版《因是子静坐法》一书，提倡"静坐"。在该书《原理篇》中，有"人之根本在脐"，"丹田者亦名气海，在脐下腹部"等语。在他译述的日本铃木美山所著《长寿哲学》的《病之原因》一节中，引用了德国"科布博士"（即科荷博士）吞食细菌的事，来证明"霉菌进入人身，而精神正确时，决不成病"，把精神的作用夸张到荒谬的程度。
〔３〕Ｋｏｃｈ博士科荷博士（１８４３-１９１０），德国病菌学家。关于吞食细菌的事，本文"补记"有所改正，但仍有误。Ｐｆｅｆｆｅｒ博士应为沛登柯弗博士（Ｍ．ｖｏｎＰｅｔｔｅｎｋｏｆｅｒ，１８１８-１９０１）。他是旧式的病理论者，认为疾病系由于体液变坏，和细菌无关。他吞了科荷所培养的霍乱菌，结果泻腹，并没有得霍乱病，但这只是证明病菌致病还必须有生理的条件，如果身体健康，即使细菌侵入体内，也能抵抗。
〔４〕神童指当时山东历城一个叫江希张的孩子。传说江希张不到十岁，就著了《四书白话解说》、《息战》、《大千图说》等书，其实都是他父亲江钟秀和别人代写的。中国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分子把他吹捧为"神童"，加以利用。美帝国主义分子李佳白（Ｒｏｂｅｒｔ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ｅｅ）除了操纵万国道德总会出版《息战》一书外，并为该书写序，称他"具天纵之姿，有卫道之志"，"以一童子而能融洽教理，为世界民族请命"。《三千大千世界图说》，即《大千图说》，一九一六年出版。作者在书中说他创立"三千大千世界之说"，是鉴于"近来物质家，创无天帝鬼神之说，一时靡然从风，不知其贻害之大，将有使全球民物同归于尽者"，扬言要使"天下人人莫不敬天畏天"。下面所引的几段文字，分别见于该书"大千世界总论"、"赤精天"、"众星系总论"、"太阳星"等部分。
〔５〕天眼通佛家语，所谓"六通"（六种广大的"神通"）之一，即能透视常人目力所不能见的东西。
〔６〕《十洲记》即《海内十洲记》，一卷，旧题汉代东方朔著，实为六朝方士所作。内容系讲述荒诞的神仙故事。
〔７〕《玉历钞传》全称《玉历至宝钞传》，共八章，是宣传封建迷信的书，题称宋代"淡痴道人梦中得授，弟子勿迷道人钞录传世"。内容系讲述所谓"地狱十殿"的情况，宣扬因果报应。
〔８〕拳匪当时一些人对参加义和团运动的人民群众的蔑称。参看本卷第１６５页注〔８〕。
〔９〕《教育杂志》月刊，绍兴县教育会编辑，一九一四年创刊。《教育偏重科学无甯偏重道德》一文，载一九一八年八月该刊第二十五期。
〔１０〕封建时代用字避免与皇帝和尊长名字相同，叫做"避讳"。清宣宗（道光）名[上日下文]宁，故清人和遗老将"宁"改用为"甯"。
〔１１〕《灵学杂志》应为《灵学丛志》，是当时宣传迷信的一种刊物，上海灵学会编，一九一八年一月发刊。俞复，江苏无锡人，当时"灵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一九一七年十月在上海与陆费逵等人设立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灵学丛志》即由他主持。他的《答吴稚晖书》载于该刊第一卷第一期。吴稚晖（１８６５-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反动政客。早年参加同盟会，自称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二七年后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１２〕《感显利冥录》应为《显感利冥录》。下面引语中的"所说之话"，原作"所说之语"。
〔１３〕《[辶豚]斋闲览》宋代陈正敏撰，原本十四卷，今佚。《说郛》第三十二卷中，收入四十余条。《应声虫》条中说："淮西士人杨[面力]自言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辄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之，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所不应者，当取服之。'[面力]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
〔１４〕《本草纲目》明代李时珍撰写的药物学著作，共五十二卷。文中所引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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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会和歌剧
《时轮金刚法会募捐缘起》〔２〕中有这样的句子："古人一遇灾，上者罪己，下者修身今则人心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末由消除此浩劫。"恐怕现在也还有人记得的罢。这真说得令人觉得自己和别人都半文不值，治水除蝗，完全无益，倘要"或消自业，或淡他灾"〔３〕，只好请班禅大师来求佛菩萨保佑了。
坚信的人们一定是有的，要不然，怎么能募集一笔巨款。
然而究竟好像是"人心浸以衰矣"了，中央社十七日杭州电云："时轮金刚法会将于本月二十八日在杭州启建，并决定邀梅兰芳，徐来，胡蝶，在会期内表演歌剧五天。"〔４〕梵呗圆音，竟将为轻歌曼舞所"加被"，岂不出于意表也哉！盖闻昔者我佛说法，曾有天女散花〔５〕，现在杭州启会，我佛大概未必亲临，则恭请梅郎权扮天女，自然尚无不可。但与摩登女郎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莫非电影明星与标准美人〔６〕唱起歌来，也可以"消除此浩劫"的么？
大约，人心快要"浸衰"之前，拜佛的人，就已经喜欢兼看玩艺的了，款项有限，法会不大的时候，和尚们便自己来飞钹，唱歌，给善男子，善女人们满足，但也很使道学先生们摇头。班禅大师只"印可"〔７〕开会而不唱《毛毛雨》〔８〕，原是很合佛旨的，可不料同时也唱起歌剧来了。
原人和现代人的心，也许很有些不同，倘相去不过几百年，那恐怕即使有些差异，也微乎其微的。赛会做戏文，香市看娇娇，正是"古已有之"的把戏。既积无量之福，又极视听之娱，现在未来，都有好处，这是向来兴行佛事的号召的力量。否则，黄胖和尚念经，参加者就未必踊跃，浩劫一定没有消除的希望了。
但这种安排，虽然出于婆心，却仍是"人心浸以衰矣"的征候。这能够令人怀疑：我们自己是不配"消除此浩劫"的了，但此后该靠班禅大师呢，还是梅兰芳博士，或是密斯〔９〕徐来，密斯胡蝶呢？
四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时轮金刚法会佛教密宗的一种仪式。一九三四年四月由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及下野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该会《募捐缘起》曾在《论语》半月刊第三十八期（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古香斋"栏转载。
〔３〕"或消自业，或淡他灾"这是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上海各报载《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中的话，它劝人捐助"法资"，以"为已故宗亲拔苦，或为现存父母祈福，或消自业，或淡他灾"。
〔４〕中央社这一电讯与事实有出入。徐来、胡蝶当时在杭州浙江大舞台为公益警卫募捐义务演出，她们和梅兰芳都未为法会表演。徐来（１９０９-１９７３），浙江绍兴人。胡蝶，原名胡瑞华，广东鹤山（今高鹤）人。她们都是三十年代电影女演员。中央社，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简称。
〔５〕天女散花见《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天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据后秦鸠摩罗什汉文译本）梅兰芳曾据此演出京剧《天女散花》。
〔６〕标准美人当时上海一些报纸上所称的徐来的诨名。
〔７〕"印可"佛家语，承认、许可。《维摩诘经-弟子品》："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８〕《毛毛雨》黎锦晖作的歌曲，曾流行于一九三○年前后。
〔９〕密斯英语Ｍｉｓｓ的音译，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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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的余谈〔１〕
看过了《第三种人的"推"》〔２〕，使我有所感：的确，现在"推"的工作已经加紧，范围也扩大了。三十年前，我也常坐长江轮船的统舱，却还没有这样的"推"得起劲。
那时候，船票自然是要买的，但无所谓"买铺位"，买的时候也有，然而是另外一回事。假如你怕占不到铺位，一早带着行李下船去罢，统舱里全是空铺，只有三五个人们。但要将行李搁下空铺去，可就窒碍难行了，这里一条扁担，那里一束绳子，这边一卷破席，那边一件背心，人们中就跑出一个人来说，这位置是他所占有的。但其时可以开会议，崇和平，买他下来，最高的价值大抵是八角。假如你是一位战斗的英雄，可就容易对付了，只要一声不响，坐在左近，待到铜锣一响，轮船将开，这些地盘主义者便抓了扁担破席之类，一溜烟都逃到岸上去，抛下了卖剩的空铺，一任你悠悠然搁上行李，打开睡觉了。倘或人浮于铺，没法容纳，我们就睡在铺旁，船尾，"第三种人"是不来"推"你的。只有歇在房舱门外的人们，当账房查票时却须到统舱里去避一避。
至于没有买票的人物，那是要被"推"无疑的。手续是没收物品之后，吊在桅杆或什么柱子上，作要打之状，但据我的目击，真打的时候是极少的，这样的到了最近的码头，便把他"推"上去。据茶房说，也可以"推"入货舱，运回他下船的原处，但他们不想这么做，因为"推"上最近的码头，他究竟走了一个码头，一个一个的"推"过去，虽然吃些苦，后来也就到了目的地了。
古之"第三种人"，好像比现在的仁善一些似的。
生活的压迫，令人烦冤，胡涂中看不清冤家，便以为家人路人，在阻碍了他的路，于是乎"推"。这不但是保存自己，而且是憎恶别人了，这类人物一阔气，出来的时候是要"清道"的。
我并非眷恋过去，不过说，现在"推"的工作已经加紧，范围也扩大了罢了。但愿未来的阔人，不至于把我"推"上"反动"的码头去--则幸甚矣。
七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第三种人的"推"》 载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作者署名达伍。他所说的"第三种人"，是指鲁迅在《推》中所说的"洋大人"和"上等"华人以外的另一种人。达伍的文中说："这种人，既非'上等'，亦不便列作下等。然而他要帮闲'上等'的来推'下等'的。"又举长江轮船上的情形为例说："买了统舱票的要被房舱里的人推，单单买了船票，而不买床位的要被无论那一舱的人推，推得你无容身之地。至于连船票也买不起的人，就直率了当，推上岸或推下水去。万一船开了，才被发现，就先在你身上穷搜一遍，在衣角上或裤腰带里搜出一毛两毛，或十几枚铜元，尽数取去，充作船费，然后把你推下船底的货舱了事。这些事，都由船上的'帮闲'者们来干，使用的是'第三种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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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２〕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３〕，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八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新语林》半月刊第四期，署名孺牛。
〔２〕"恨恨而死"指空自愤恨不平而不去进行实际的改革工作。参看《热风-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
〔３〕"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作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一文，批判当时某些借口反对欧化句法而攻击白话文的人；八月七日，文公直在同刊发表致作者的公开信，说他主张采用欧化句法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一文的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