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九八年版《三国演义》前言
《三国演义》,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为人民所熟悉。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博引群书,注文多出本文数倍,增补了许多材料。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同时,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着重记载魏晋名公士族的言谈轶事。据杜宝《大业拾遗录》记载,隋炀帝时已有曹瞒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水上杂戏。唐朝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以看到,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宋、元时代,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说三分"(即说三国故事)已是"说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并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著名艺人。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讲史话本,是元初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刊刻的《三分事略》,可能就是宋人说话的底本。《三分事略》共分上中下三卷,从刘秀赏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开篇;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长达八万多字,虽然叙写简率,但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现今存留的剧目就有四十多种,剧本有一、二十种。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就是在上述史书、杂记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写作者是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的说法,是符合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的。
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仅有的一些材料记载,多有参差,其中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较为可信。他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至正甲辰是公元一三六四年,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大约在一三三○到一四○○年间。他所写的小说很多,相传有数十种,现在留存的,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三遂平妖传》等。他亦能词曲。所作的杂剧,除现存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以外,尚有《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等二种。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他接近社会下层,目睹当时现实斗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有所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提出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任何设想。从罗贯中所写几种小说的思想倾向看,他推崇"忠""义",主张用"王道""仁政"治理天下。罗贯中一定程度上看到社会动乱的某种政治因素,但他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他这种政治主张不仅表现在《三国演义》里,在《隋唐志传》和《三遂平妖传》里也有明显反映。
现在可以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至于这个刻本与罗贯中原本之间,内容上有无不同,现在没有资料可供说明。在这以后,《三国演义》刊本越来越多,现在可见的明末刊本就有二十多种,说明流传很广。有的刊本除了加上总评、回评、眉批、夹批外,内容上几乎是相同的。
清朝初年,毛纶(字声山)、毛宗岗(字序始)父子,假托"古本",对《三国演义》重新加以修订,并逐回评论。他们在修订中,进一步突出以蜀汉为正统,明确指出,把曹魏定为正统是错误的,而采用朱熹在《通鉴纲目》里关于蜀汉是正统的说法,声称"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读三国志法》)其次,是推崇关羽,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毛纶、毛宗岗如此修订《三国演义》,使得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礼教观念更加浓厚。清朝统治者很看重《三国演义》,曾派人同《四书》一起译成满文,并对作为"忠""义"化身的关羽大加吹捧;同时,为了鼓吹封建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清代统治者还大肆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他们以标榜"为明复仇"为号召,修建朱明陵园,自居于继明的"正统"。毛氏父子的修订,跟清代统治阶级的观点是正相符合的。此外,毛纶、毛宗岗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所说:"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馀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这种修饰加工工作,改变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成为《三国演义》广泛流传的一种本子。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刊行之后,至今又约三百年了,内容上没有什么大变动。
《三国演义》写作的演变过程,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作者有民间艺人,也有封建文人,他们的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有差别,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口头、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所以《三国演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第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三国的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悉,这就使创作活动受到某种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然而,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方面,进行艺术虚构,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等。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提供了认识封建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封建文人编修的史书,固然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即使是民间的、或接近于民间的文艺,也经常受到地主阶级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蚀。因此,在民间流行的平话和戏曲,有的封建意识也相当浓重,如《三分事略》、金元戏曲中的三国戏,封建意识就十分明显。《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不但承袭了"正史"和平话、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强化,这应该引起注意。由此可知,《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它展示了三国的历史画卷,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暴露他们凶残阴险的种种罪恶,在封建统治者残民以逞之下,不难看出广大人民遭受蹂躏的痛苦和不幸。另外《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扬"忠""义"等。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教导,有批判地阅读《三国演义》,把这部小说当作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想材料。
《三国演义》反映了公元三世纪前后黄巾起义与被镇压的过程,广泛而具体地描写了魏、蜀、吴等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历史情况。
东汉末年是个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残酷、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败不堪的黑暗时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终于在公元一八四年像一声霹雳,猛然地爆发了。黄巾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动摇了它的基础,直接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生存。地主阶级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对黄巾起义军进行疯狂屠杀。黄巾起义军虽然在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罪恶的东汉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无法再维持对全国的统治。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武装集团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不择手段地发展势力,扩大地盘,他们之间面临着一场为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血腥斗争。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大小地主武装,为了取代东汉王朝,攫取财产和权力,进行了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军事混战。《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声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在这种火烧眉睫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一面"火速降诏,令各处备御"(第一回),负隅顽抗;一面调兵遣将,向黄巾起义军反扑过来。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搜罗了大批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配合"官军"围攻起义军。原先相互争斗着的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和军事集团,在维护地主阶级政权的共同目标上,又相互勾结起来,采取联合行动,对起义军进行疯狂镇压。当农民革命归于失败后,官僚豪强间又重新进行混战。汉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何进掌权,宦官杀何进,袁绍又起兵杀宦官,董卓赶走袁绍,后来又废刘辩而立献帝刘协。各有野心的官僚豪强,朝野呼应,反对董卓。王允设计杀死董卓,而董卓的部属李唷⒐镏灿执笊蓖踉屎推渌倭拧R栽芪椎氖哒蛑詈睿蕴址ザ课澹群蟾罹菀环剑煺交ド薄4诱蜓够平砥鹨逯衅鸺业牟懿佟⒘醣负退锛幔诙啻握秸校徊讲嚼┐笫屏Α2懿僮浴耙萍菪倚矶肌焙螅褂煤合椎勖宸⒑攀┝睿荒甑某て诮侵穑旧贤骋换坪恿饔颍闪烁罹葜性卮拇缶А3啾诖笳揭院螅龆瞬懿佟⒘醣浮⑺锶ㄈ至⒌男问啤4撕螅溆只煺搅似呤辏诺玫酵骋弧U庑┐笮『狼俊⒕В衤逞杆杌娴模骸八嵌际亲运阶岳纳常梢苑始菏本头始海颐恳涣6际腔实郏梢猿谱鸫统谱稹!保ā赌锨槐钡骷ど场罚┧俏苏嵬持稳ǎ裉煺饧父黾啪奂谝黄穑魈煊制屏蚜耍唤裉炷羌父黾攀撇涣搅⒌鼗ハ嗷煺剑魈煊直蒲曰读恕!度菀濉酚泄卣庵智榭龅拿栊矗硬煌嵌确从沉说刂鹘准赌诓浚ǘ崂亩氛怯牢扌葜沟摹U庠诎鹘准墩纪持蔚匚坏纳缁幔哂幸欢ǖ钠毡樾浴R虼耍度菀濉返恼庵置栊床唤鲇兄谖颐橇私夥饨ㄉ缁岬睦罚叶匀鲜栋鹘准兜氖抵室灿兴镏BR>
《三国演义》在反映这些政治军事集团争权夺利的尖锐斗争时,还描写了一个个政治骗局,一幅幅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场景。第七十八回写孙权劝曹操做皇帝,就是一个例子。孙权这独霸一方的大豪强,是早在做皇帝梦的野心家。但当他杀了关羽,吴、蜀联盟破裂,形势不利时,就遣使上书曹操,"伏望"曹操"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自己愿意"率群下纳土归降"。孙权这种做法是圈套,企图让曹操和刘备之间发生战争,同时,使拥汉派进一步反对曹操,所以这正是陷害曹操的一种手段,正如曹操所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又如第一百六回、一百七回,司马懿夺取曹爽兵权前,以"衰老病笃,死在旦夕"及其他种种假象麻痹曹爽,使曹爽感到"吾无忧矣!"然后发动突然袭击,一下致曹爽于死地。诸如此类的阴谋诡计,在《三国演义》中是屡见不鲜的。其实,这些也正是剥削阶级一贯使用的手法,他们不仅用来对付人民群众,而且也用来对付本阶级的政敌,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三国演义》的这些描写,对于我们了解剥削阶级的狡诈手段,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
这些大小豪强、军阀,两手都沾满被压迫人民的鲜血,一次次争权夺利的混战,带给人民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如写董卓:"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馀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第四回)董卓由洛阳西迁长安,临行大肆烧掠,使洛阳内外"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既行,"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手执白刃,于路杀人。"(第六回)董卓是这样,其他豪强、军阀也何尝不如此!"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第六回)最能说明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当时,社会生产力遭受空前破坏,人民大量被屠杀,地主和农民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百姓皆食枣菜,饿莩遍野"(第十三回),而以董卓之流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则过着奢侈豪华、纵欲无度的生活,"别筑坞","内盖宫室,仓库屯积二十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第八回),形成两个阶级鲜明的对比。这些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是以残杀人民来建立他们的反动专制统治,以人民群众的血泪和尸骨来维护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的。
然而,作者描写这一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用来歌颂"王道"的一种陪衬。所以,他在批判董卓等人的同时,却又通过其"正面"人物来赞扬、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王道"。
为了欺骗人民群众,地主阶级一直极力鼓吹"王道"。他们说,"王道"是封建统治的"正道",实行"王道"的封建统治者是"宽仁爱民"的,人民对这样的统治者则"心悦诚服"。《三国演义》把刘备美化成一个"仁慈"的、备受人民"爱戴"的统治者,也正是把他作为"王道"的化身来进行歌颂的。在写刘备从新野、樊城撤退的那些章节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作者笔下,刘备对人民群众何等关心,为了人民群众,他竟然把自己的安危都置于度外了;至于人民群众对于刘备,更是竭诚"爱戴",宁可死去,也不愿离开刘备。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刘备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不但没有丝毫的矛盾对立,而且简直到了共命运、同休戚的地步。这种描写,企图使人们去憧憬刘备这样的施行"王道"政治的封建统治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不可能会出现这种鱼水般的融洽关系;历史上,也没有存在过这种情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通过刘备鼓吹"王道"的同时,还把他写成封建王朝的"正统"代表。在汉献帝做皇帝的时候,刘备对汉献帝忠心耿耿,他看到"朝廷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悲愤得"心胆俱裂"(第三十七回),决心"伸大义于天下"(第三十八回),为重整汉王朝而奋斗。当汉献帝被废以后,刘备在四川做了皇帝,以继汉统,作者就把蜀汉作为三国的"正统"。而对于董卓、曹操之流,作品则一再斥责他们为违反"纲纪"、破坏"正统"的"乱臣贼子",所谓"名虽汉相,实为汉贼"。这就是说,封建王朝的"正统"、封建制度(即所谓"纲纪")的忠实维护者,就是"仁慈爱民"、实行"王道"的人,而人民的灾难,则是由"乱臣贼子"破坏封建"纲纪"所造成的;所以就封建统治的本质来说,是保护人民、跟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三国演义》作者批判董卓、曹操等人物,跟他的歌颂"正统"、鼓吹"王道"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也正是从这种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三国演义》对农民革命直接进行了诬蔑。小说所写的黄巾军,是汉末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深刻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作者却一再诬蔑他们是"黄巾贼",并通过小说中所谓"正面"人物之口,公然主张把农民起义军斩尽杀绝,"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反;若容其降,无以劝善"(第二回),反对农民革命的态度,十分坚决,十分鲜明。但在这里,却也就同时暴露了"王道"的虚伪性。正如鲁迅所指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且介亭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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