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265 召旻

旻天疾威，天篤降丧，
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
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实靖夷我邦。

皋皋訾訾，曾不知其玷。
兢兢业业，孔填不宁，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
我相此邦，无不潰止。

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茲。
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职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溥斯害矣，职兄斯弘，不災我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
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
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

老天暴虐难提防，接二连三降灾荒。
饥馑遍地灾情重，十室九空尽流亡。国土荒芜生榛莽。

天降罪网真严重，蟊贼相争起内讧。
谗言乱政职不供，昏愦邪僻肆逞凶，想把国家来断送。

欺诈攻击心藏奸，却不自知有污点。
君子兢兢又业业，对此早就心不安，可惜职位太低贱。

好比干旱年头到，地里百草不丰茂，像那枯草歪又倒。
看看国家这个样，崩溃灭亡免不了。

昔日富裕今日穷，时弊莫如此地凶。
人吃粗粮他白米，何不退后居朝中？情况越来越严重。

池水枯竭非一天，岂不开始在边沿？
泉水枯竭源头断，岂不开始在中间？
这场祸害太普遍，这种情况在发展，难道我不受灾难？

先王受命昔为君，有像召公辅佐臣。
当初日辟百里地，如今国土日受损。
可叹可悲真痛心！不知如今满朝人，是否还有旧忠臣？

1.旻(mín)天:《尔雅·释天》:"秋为旻天。"此泛指天。疾威:暴虐。 　2.笃:厚,重。 　3.瘨(diān):灾病。 　4.居:国中。圉(yǔ):边境。 　5.罪罟(ɡǔ):罪网。 　6.昏椓(zhuó):昏,乱；椓,通"诼",谗毁。靡共:不供职。共,通"供"。 　7.溃溃:昏乱。回遹(yù):邪僻。 　8.靖夷:想毁灭。靖,图谋；夷,平。 　9.皋皋:欺诳。訿(zǐ)訿:谗毁。 　10.孔:很。填(chén):长久。 　11.贬:指职位低。 　12.溃:毛传:"遂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遂者草之畅达,与'茂'义相成。" 　13.苴(chá):枯草。 　14.相:察看。 　15.止:语气词。 　16.时:是,此,指今时。 　17.疚:贫病。 　18.疏:程瑶田《九谷考》以为即稷,高粱。粺(bài):精米。 　19.替:废,退。 　20.职:主。兄(kuànɡ):"况"的假借。斯:语助词。引:延长。 　21.频(bīn):滨。 　22.溥(pǔ):同"普",普遍。 　23.弘:大。 　24.烖(zāi):同"灾"。 　25.先王:指武王、成王。 　26.召(shào)公:召公奭,周武王、成王时的大臣。 　27.蹙(cù):收缩。 　28.於(wū)乎:同"呜呼"。

《召旻》是《大雅》的最后一篇，它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凡伯刺幽王大坏也"，与前一篇《瞻卬》的解题一字不异。这种情况在《毛诗序》中并不多见，说明《召旻》与《瞻卬》的内容是有关联的。从诗的开头看，我们多少也能发现一些共同点，《瞻卬》首两句是"瞻卬昊天，则不我惠"，仰望茫茫上空，慨叹老天没有恩情，《召旻》首两句是"昊天疾威，天笃降丧"，悲呼老天暴虐难当，不断降下灾祸，两者语气十分相似，只是《召旻》的口吻更激切一些。周幽王宠幸褒姒，斥逐忠良，致使国家濒于灭亡，所以诗人作《瞻卬》一诗刺之；周幽王又任用奸佞，败坏朝纲，这与宠幸褒姒一样对国家造成极大危害，所以诗人再作《召旻》一诗刺之。说来有趣，孔子"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一语的意思，在成于西周末的《瞻卬》、《召旻》二诗中已有了表述。孔子传说是《诗经》三百篇的厘定者，他说这番话，除了有感而发，恐怕与《诗经》中这两篇也不无干系。--当然，这只是笔者的臆测，谈起此事只在于提请读者注意古代对女子与小人的看法的历史渊源。

本篇共七章，句式基本为四字句，但也有三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乃至七字句穿插其间。首章一开始就责天，责天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指斥。因为周人的天命观已有天人感应的色彩，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天的意志，天子政治清明，自然风调雨顺，天子昏庸暴虐，天就会降下各种自然灾害；所以"天笃降丧"必然是天子缺德的结果。这样，百姓受饥馑荼毒，流离失所，即使在边僻之地也遭灾荒的惨象马上就攫住了读者的心，使之受到强烈的震撼，为受难的民众而悲悯，并由此去思索上天为何降罪于世人。

第二章逐渐进入主题。"天降罪罟"义同上章的"天笃降丧"，变易其词反覆陈说老天不仁，当然仍是意在斥王。这一句与前一篇《瞻卬》的"天之降罔(网)"也是同义的，这多少也可见出两章内容上的相关性。然"蟊贼内讧"，勾心斗角，败坏朝纲，是昏王纵容的结果，已与上章所说天降之灾带来饥馑流亡全然不同，这也可见"天降罪罟"实在的意思应是"王施恶政"。"昏椓靡共，溃溃回遹"二句，所用的语词虽然今人不很熟悉，但在当时却是很有生命力的词汇。痛斥奸佞小人乱糟糟地互相谗毁伤害，不认真供职，昏愦邪僻尽做坏事，已经是咬牙切齿的愤恨，但这还不够，于是最后再加上一句："实靖夷我邦"--这是要把我们好好一个国家给葬送掉啊！读到此处，我们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的心在淌血。

在上章不遗余力地痛斥奸人之后，第三章诗人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进行抨击，并感叹自己职位太低无法遏制他们的气焰。上章有带叠字词的"溃溃回遹"句，这章更进一步又用了两个双叠字词组"皋皋訿訿"、"兢兢业业"，一毁一誉，对比鲜明，不啻有天壤之别。"曾不知其玷"，问那些小人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缺点？可谓明知故问，是在上一章强弓硬弩般的正面进攻之后转为匕首短剑般的旁敲侧击，虽方式不同，但照样刺得很深。而"我位孔贬"又糅入了诗人的身世之感，这种身世之感不是单纯的位卑权微之叹，而是与伤幽王宠信奸人败坏政事的家国之恨密不可分的。身为士大夫，哪怕是地位最低的那一层次，也有尽心竭力讽谏规劝君王改恶从善的责任与义务，这虽尚不如后来顾炎武所标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境界那么高，却也不乏时代的光辉了。

第四章的描写又回应第一章，以天灾喻人祸。引人注意的是两个"如彼"句式，一般来说，下一个"如彼"句之后，应该也有说明性的文字，但这儿"草不溃茂"既是上承"如彼岁旱"的说明性文字，又是下应"如彼栖苴"的说明性文字。也就是说，照例是"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草不溃茂"的完整句式缩掉了一句，但此种缩略并不影响语义，反而使文势更具跌宕之致，这恐怕也不是诗人有意为之，而是他的妙手偶得。本章末两句"我相此邦，无不溃止"，诗人说：我看这个国家，没有不灭亡的道理！这种写出来的预言恰恰反映出诗人心理上的反预言，痛陈国家必遭灭亡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灭亡。但历史告诉人们：指出灭亡的趋势并不能使昏君暴君停止倒行逆施，他们对国家形势的觉悟只可能是在遭遇灭亡之后，但遭遇灭亡便是终结，觉悟便也毫无意义；忠臣义士的劝谏对此种历史过程向来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历史中黯淡的一幕幕抹上一丝悲壮的色彩罢了。

第五章诗人作起了今昔对比，前面两句，是颇工整的对偶，这两句也有人点作四句，"不如时"、"不如兹"单独成句，亦可。"富"与"疚"的反差令人伤心，更令人对黑暗现实产生强烈的憎恨，于是诗人再一次针砭那些得势的小人，"彼疏斯粺，胡不自替"，斥责别人吃粗粮他们吃细粮，却尽干坏事，不肯退位让贤。这两句令人想起《魏风·硕鼠》的名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第六章开头四句也是对偶，是全诗仅有的比兴句("如彼岁旱"、"如彼栖苴"当然也可视为用了"比"的手法，可是也不妨解为天灾之实象，虽有"如"字而无"比"意)，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为"池竭喻王政之乱由外无贤臣，泉竭喻王政之乱由内无贤妃"，可备一说。这数句用意一如《大雅·荡》末章"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大树推倒横在地，枝叶暂时没损伤，但是根断终枯死)数句，告戒幽王当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否则小祸积大祸，小难变大难，国家终将覆亡。"职兄斯弘"句与上章末句"职兄斯引"仅一字不同而意义完全一样，不惜重言之，正见诗人希望幽王认识局势的严重性的迫切心情。而"不烖我躬"决不是诗人担心自己遭殃的一念之私。诗人反同：灾难普遍，难道我不受影响？意在向王示警：大难一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您大王也将身受其害，快清醒清醒吧！改弦更张现在还来得及。

于是，末章怀念起本朝的前代功臣，希望像当初召公那样的贤明而有才干的人物能出来匡正幽王之失，挽狂澜于既倒，而这又是与本篇斥责奸佞小人的主题是互为表里的。这一章中，昔日"辟国百里"与今日"蹙国百里"的对比极具夸张性，但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今昔形势的巨大差异，读之令人有惊心动魂之感。最后两句"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出以问句，问当时之世是否还有赤胆忠心的老臣故旧，显然是诗人由失望而濒于绝望之际，迸发全部力量在寄托那最后的一丝希望。这一问，低徊掩抑，言近旨远，极具魅力。后世许多诗词作品以问句作结以求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实滥觞于《诗经》中此类句法。

孙鑛评此诗："音调凄恻，语皆自哀苦中出，匆匆若不经意，而自有一种奇峭，与他篇风格又别。淡烟古树入画固妙，却正于触处收得，正不必具全景。"(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看出了诗人其心苦、其词迫而导致全诗各章意思若断若连，但全诗"不经意"中自有"奇峭"的特色。他的意见我们觉得还是很可取的。但这样一篇好诗的作者凡伯到底是怎样的人，古代学者却聚讼纷纭。笔者以为当从李超孙《诗氏族考》之说，认《大雅·板》之凡伯与《瞻卬》、《召旻》之凡伯为两人，后者为前者世袭爵位的后裔。最后，谈一谈本篇何以取名为《召旻》，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本篇的题解说："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最后一章提到召公，所以取名'召旻'，以别于《小旻》(《小雅》中的一篇)。"这种看法比《毛诗序》解"旻"为"闵(悯)"要圆通，我们似乎没什么理由表示反对。

《诗经》267 维天之命

维天之命，　於穆不已。　　
於乎不显！　文王之德之纯。
假以溢我，　我其收之。　　
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想来天道有一定，庄严肃穆永不停。
多么显著又光明，文王德行真纯净。
嘉言善道告戒我，我当接受好继承。
遵循先祖文王德，子子孙孙须力行。

1、《释文》引《韩诗》："维，念也。"《郑笺》："命犹道也。天之道於（呜wū）乎美哉。" 　　2、於乎：呜呼！不，语助，无实义。 　　3、假：通"嘉"。 溢：谨慎。《毛传》："假，嘉。 溢，慎。"《传疏》："假以溢我，言以嘉言善道戒慎于我也。" 　　4、骏：顺从。惠：顺。《通释》："惠，顺也。骏，当为驯之假借，驯亦顺也。" 　　5、笃：专一，忠实执行。《郑笺》："曾，犹重也。自孙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称曾孙。是言曾孙欲使后王皆厚行之，非惟今也。"

《维天之命》是《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诗为祭祀周文王之作(《毛诗序》所谓"大平告文王也")，因文本中有"文王之德之纯"、"骏惠我文王"等句可证，古今并无异议，但对成诗之时，则汉儒、清儒之说有分歧。郑玄笺云："告大平'者，居摄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礼作乐。"他认为此诗作于周公摄政五年之冬。而陈奂《诗毛氏传疏》则云："《书·雒诰》大传云：'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维天之命》，制礼也；《维清》，作乐也；《烈文》，致政也。三诗类列，正与大传节次合。然则《维天之命》当作于六年之末矣。《雒诰》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郑注云：'周公制礼乐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礼，仍令用殷礼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职，然后班行周礼，班讫始得用周礼，故告神且用殷礼也。'郑谓周礼行于七年致政之后，是也。而笺以告太平为礼未成时，在居摄五年之末，则未是。诗云：'我其收之。'又云：'曾孙笃之。'自在制礼后语矣。"据他考证，郑玄之说有误，此诗当作于周公居摄六年之末，即公元前1110年。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认为陈奂之说较郑笺"为有据也"，兹从其说。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四句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四句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读者稍加注意，便会发现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臣工》、《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样看的话未免太绝对，上举《臣工》、《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笔者以为《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恐怕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笔者不敢妄断，谨以之求质于治中国古代音乐史者。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而因其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尚无矫揉造作之弊，今人读来并不致于像读后世千篇一律的祭祀歌辞那样产生反感。

《诗经》266 清庙

於穆清庙，肃雍显相。　
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
不显不承？无射於人斯。

啊，宗庙美好多清静，助祭恭敬又和平。
执事整齐有威仪，文王德教谨奉行。
报答文王在天灵，迅速奔走在庙庭。
光大祖德继祖业，人民不厌都崇敬。

1、於（误wù）：叹词。穆：美好，严肃。 　　2、相：助祭的公侯。 　　3、济济：《郑笺》："济济之众士，皆执行文王之德。"《集传》："多士，与祭执事之人也。" 　　4、越：于。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对越，犹对扬，言对扬文武在天之灵也。"《尔雅o释诂》："骏，速也。" 　　5、不：发语词。 　　6、射（易yì）：通"斁（译yì）"，厌弃。《毛传》："不见厌于人矣。"

《清庙》是《周颂》的第一篇，即所谓"颂之始"。"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当然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了。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清庙》作为"颂之始"，除了是赞美周文王功德的颂歌之外，也就几乎成了西周王朝举行盛大祭祀以至其他重大活动通用的舞曲。《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所以孔颖达疏说："《礼记》每云升歌《清庙》，然则祭祀宗庙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庙》，故为《周颂》之始。"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序》说："《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也。"鲁诗更直接说是"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而《尚书·洛诰》则说："禋于文王、武王。"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至于是周公所作呢，还是周武王、周成王，甚至周昭王时所作，还是作于周成王五年或七年等等，一是史无佐证，二是诗无明言，所以也都只好存而不论了。

全诗只有八句，不分章，又无韵。开头两句只写宗庙的庄严、清静和助祭公卿的庄重、显赫，中间的四句也只写其他与祭官吏们为了秉承文王的德操，为了报答、颂扬文王的在天之灵而在宗庙里奔跑忙碌。直到最后两句才颂扬文王的盛德显赫、美好，使后人永远铭记。全诗并非具体细致而是抽象简括地歌颂、赞美文王。而本诗的特点，或者说它的艺术手法也正在这里。诗篇的作者，可谓匠心独运，专门采用侧面描述和侧面衬托的手法，使笔墨集中在助祭者、与祭者身上做文章。他们的态度和行动，是"肃雝"的，是"骏奔走"的，是"秉文之德"的，而又虔诚地"对越在天"，于是通过他们，使文王之德得到了更生动、更具体的表现。这种表现方法，比起正面的述说，反而显得更精要、更高明一些。

一般说来，《大雅》、《颂》中的语言大都比较板滞、臃肿或枯燥，缺乏鲜明、生动的个性和强烈的感情色彩。而此篇，由于作者具体写了人，写了助祭者和与祭者，所以语言虽少而内容反使人感到既丰富又含蓄，字里行间也充溢着比较真切的感情。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中说："愚谓此正善于形容文王之德也。使从正面描写，虽千言万语，何能穷尽？文章虚实之妙，不于此可悟哉？"这应该说是独具只眼之论。

《诗经》268 维清

维清緝熙，文王之典。　肇禋。
迄用有成，维周之禎。《维清》

多么清静又光明，文王真是好典型。
开始祭天行征伐，直到武王功业成，这是周家大吉庆。

1、缉熙（即西jí xī）：光明。《郑笺》："缉熙，光明也。" 　　2、肇禋（照因zhào yīn）：《毛传》："肇，始。禋(yīn)，祀。"《郑笺》："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征伐也。" 　　3、祯（真zhēn）：吉兆，祥瑞。《毛传》："祯，祥也。"

这是《诗经》中最简短的篇章之一。作为一首与《国风》一类抒情诗意境迥然不同的《颂》诗，光看原诗十八字的文本，对诗意的理解肯定不会太深，这就有必要通过阅读一些距原诗创作时代比我们近得多的汉代学者的阐说以及朴学鼎盛时期的清代学者的考证来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和主题思想。

按《毛诗序》云："《维清》，奏象舞也。"郑笺云："《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蔡邕《独断》云："《维清》一章五句，奏《象武(武、舞古通)》之所歌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云："武王受命作《象乐》，继文以奉天。"汉儒之说如此。清陈奂《诗毛氏传疏》考云："《象》，文王乐，象文王之武功曰《象》，象武王之武功曰《武》。《象》有舞，故云《象舞》。胡承珙《(毛诗)后笺》云：'郑谓武王所制者，武王之作象舞，其时似但有舞耳。考古人制乐，声容固宜兼备，然亦有徒歌徒舞者，《三百篇》皆可歌，不必皆有舞。则武王制象舞时，殆未必有诗。成王、周公乃作《维清》以为《象舞》之节，歌以奏之。'案胡氏说诗周公作，是矣。襄二十九年《左传》，吴公子札观周乐，见舞《象》箾《南》籥者，此《象》谓舞，不谓诗也。《礼记·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统、仲尼燕居》，皆言下管《象》，此《象》谓诗，不谓舞也。制《象舞》在武王时，周公乃作《维清》，以节下管之乐，故《维清》亦名《象》。"据此，可知《维清》一诗文句虽简单，但在《周颂》中地位却较重要：它是歌颂文王武功的祭祀乐舞的歌辞，通过模仿(所谓"象")其外在的征战姿态来表现其内在的武烈精神。按《雅》、《颂》之诗，称扬文王多以文德，赞美其武功，那就显得意义非同一般了。

诗首句感叹当时天下清平光明，无败乱秽浊之政，次句道出这一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文王有征伐的良法。据《尚书大传》等记载，文王七年五伐，击破或消灭了邘、密须、畎夷、耆、崇，翦除了商纣的枝党，为武王克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王沿用文王之法而得天下，推本溯源，自然对"文王之典"无限尊崇。下面第三句"肇禋"，郑笺解为："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枝伐"，即讨伐纣的枝党(如崇国)以削弱其势力。郑说有《尚书中候》、《春秋繁露》等书证，"肇禋"即始创出师祭天之典，自确凿无疑。《大雅·皇矣》叙文王伐崇，有"是类是祃"之句，"类"是出师前祭天，"祃"是在出征之地祭天，与本篇的"肇禋"显然也是一回事，可以彼此互证。最后两句，"迄用有成"直承"肇禋"，表明"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郑笺)；又以"用"字带出用文王之法，暗应"文王之典"。"维周之祯"则与第一句"维清缉熙"首尾呼应，用虚字"维"引出赞叹感慨之辞，再次强调"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同上)。作者这样的文字处理，未必是刻意为之，而在结构上自有回环吞吐的天然妙趣。戴震《诗经补注》谓其"辞弥少而意旨极深远"，显然对此诗小而巧的结构却有着较大的语义容量深有会心。

这样的一首古诗，因其内容感情距当代读者的生活过于遥远，在接受过程中要产生审美快感，是比较困难的，但通过上文的分析，当能使读者对此诗有比较确切的理解。如果此诗的乐舞能够复原，那么，欣赏这一武舞，观看一下打扮成周文王之师的舞蹈家表演攻战之状，感受一下其武烈精神，应是一大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