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传》12章 巩固战略枢纽

回师晋西北

1939年12月，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阎锡山部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阎锡山经过密谋策划， 1939年11月下旬密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等部，分南、北两路向驻晋西南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二纵队和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12月3日，阎军在永和附近袭击了决死二纵队一九六旅旅部，同时破坏永和、石楼等地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了洪洞县、蒲县的县长及位于隔县的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制造了"十二月事变"，又称"晋西事变"。对此，中共中央军委及时指出：阎锡山发动这一事变，目的在于向我们示威，取得我方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①及八路军的力量，以准备在对日投降时处于有利地位。而"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

当时，贺龙正率部转战于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平山。驻晋西北的新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带领护送弹药的七一四团两个营于12月6日到达平山回口村，向贺龙、关向应报告山西局势，请示方略。贺龙、关向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及彭绍辉报告的情况，清醒地估计到阎锡山可能企图先将晋西南新军摧毁，然后进攻晋西北新军。贺龙对彭绍辉说："晋西北阎军眼前没有行动，不过是他们的策略，用以麻痹晋西北新军。晋西北阎军不会无所作为。要记住，赵承绶曾经收买暂编第一师第四十四团团长冀聘之叛变。因此，新三五八旅不能掉以轻心。"关向应也指出：中央军委指示，要坚决反击阎军的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新三五八旅应迅速备战，支援新军。他建议彭绍辉尽速返回晋西北，准备反顽斗争。

事情的发展果如贺、关所料。12月中旬，赵承绶奉命放弃忻县、宁武、神池、五寨、静乐等地的对日阵地，将兵力集结于兴县、临县地区，阴谋伺机向晋西北新军及八路军发动进攻。赵承绶还采用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手段，策动决死四纵队中的反动军官发动叛乱。

12月13日，贺龙、关向应打电报给晋西北区党委副书记、新二五八旅政治委员罗贵波，对怎样应付这种局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其要点是：军事上，应将新三五八旅旅部及主力七一四团集结于普明镇与赤坚岭之间，控制赤坚岭，保持机动地位；警六团集结于岢岚、保德、五寨间的三角地带，策应和支持新军暂一师；独立一团、独立二团靠近决死四纵队，取支持之势。在政治上，应召集新军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作应变的具体部署。要清醒地估计到新军因干部成分复杂而产生分化的可能，对于事变中的坏分子应断然处置。

这些意见是有预见性的，但是，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原因是多方面的。阎锡山从1939年3月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以后，即阴谋在山西排斥共产党、八路军，破坏山西各派力量的团结。

阎锡山将山西全省划分为4个行政区。晋西北为第二行政区，以骑一军军长赵承绶兼任行政区主任，下辖10个师管区，一律由阎军各师、旅长兼任管区司令，总揽军政大权，限制新军、八路军筹措粮食和补充兵员，企图达到"饿①"新派"、"新军"指"牺盟会"、青年抗敌决死队、暂一师、工卫旅等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进步抗日力量，区别于在阎锡山直接控制下的、人你"旧派"、"旧军"的力量。

死、困死、赶走八路军"的目的。因此，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不得不分散各地筹粮筹款，补充新兵，一时很难照贺、关意见迅速集中；新三五八旅主力七一四团，长年执行护送陕甘宁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之间来往人员和物资弹药通过敌人封锁线的任务，本身发展不大，此时，还在执行任务途中，因此，要执行贺、关指示存在实际困难。所以，当12月18日，新军暂一师师长续范亭借故退出赵承绶召开的军事会议，连夜向晋西北区党委揭露赵承绶妄图进攻晋西北新军、八路军的阴谋计划之后，晋西北区党委与续范亭商定，调暂一师三十六团来岚县裴家庄、百化宇、祁家庄一带，与新三五八旅七一四团留下的1个营靠拢，准备应付即将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命令警六团、工卫旅、暂一师等部队迅速以营、团为单位集结待命。24日，三十六团到达岚县地区布防。

12月27日，决死二纵队与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为保存有生力量、避免事态扩大，随晋西南区党委越过离（石）军（渡）公路，到达晋西北的临县招贤镇。赵承绶立即以临县为中心，集中两个军的兵力阻止决死二纵队北上，并阴谋袭击新三五八旅旅部和决死四纵队。

29日，彭绍辉率七一四团两个营星夜赶到岚县史家庄，投入反顽斗争。

12月31日，中央军委发出反顽斗争指示，指出："胜利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的中心问题。"军委命令："贺、关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争，愈快愈好。"据此，彭德怀于1940年1月3日下令一二○师主力紧急回师晋西北。

贺龙连夜在回口村召开干部会议进行紧急动员。他对国民党、阎锡山背信弃义，非常生气。山西抗战局面是八路军、新军支撑的。1937年到1938年，在日军进攻面前，阎锡山的晋绥军节节败退，部队溃散，减员严重。收复7城以后，战动总会将动员的一部分新兵补充给赵承绶、郭宗汾、傅作义等部，使其重整旗鼓。如今，却恩将仇报，制造"十二月事变"，怎不令人气愤。在动员会上，他大骂阎锡山、蒋介石，他说："他搞摩擦，老子要反摩擦。我要把他摩擦掉！"由于情绪激动，一挥手，竟把一盏照明的马灯碰翻在地。他决定"全师迅速开赴晋西北，并由他率领两个团先期西进。"

但是，由于部队集结、补充衣被鞋袜等问题上存在实际困难，一时无法启程。贺龙发火了。他把参谋长周士第、供给部副部长范子瑜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责问他们为什么对这样重大的事抓得不紧。当他弄清情况以后，即令范子瑜10天之内完成物资补充。他每隔1天就要把范子瑜找来问一次进展情况。他根据部队集结、物资补充情况和行程估计，1月中旬方能赶到晋西北，这样，有可能丧失反顽时机。怎么办？他想让在绥德的王震部过河，在一二○师主力回到晋西北之前指挥和协同新三五八旅击破顽军，以解燃眉之急。

贺龙心里很着急。他把事情的原委和自己的建议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从全局考虑，没有同意这个建议，回电说：王震一动，蒋介石驻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会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毛泽东重申："晋西北全部作战指挥由你们直接负责。"从而，把反顽斗争的重担放在贺龙、关向应的肩上。

于是，贺龙一面抓紧回师准备，一面给彭绍辉、罗贵波发出指示，要求他们：机动灵活，迅速打击骑一军，夺取方山，迫使其重新部署，以争取时间，集结力量，与之决战。贺龙、关向应提出的具体措施是：新三五八旅和决死四纵队、暂一师主力应尽力控制赤坚岭、寨上一线，相机占领白文镇；七一四团、决死四纵队1个团占领方山，掩护决死二纵队、晋西支队北撤；迅速解决仍然坚持反共立场的工卫旅旅长郭挺一的问题。后来，晋西北第一阶段讨逆军事行动的发展，与这一意见基本一致。

毛泽东考虑了贺龙关于不失反顽时机的意见，指派中央军委参谋长膝代远去晋西北指挥、协调当地的反顽斗争。

晋西北区党委在1939年12月29日决定成立以续范亭为总指挥的"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从1940年1月1日起，实施反击。晋西北各部队从1940年1月2日到9日，先后占领寨上、开府、阳坡、马坊、方山、白文镇等地，歼灭了骑一军第三团，将赵承缓、郭宗汾部主力驱至临县城及其附近地区。9日，膝代远到达晋西北，组成了晋西北行动委员会。由滕代远统一指挥晋西北、晋西南的新军和八路军，进行第二阶段讨逆军事行动。10日，滕代远将晋西北各军组成左右两集团，合击临县。经3天激战，赵承绶、郭宗汾丢弃县城向汾（阳）离（石）公路以南溃逃，晋西北反顽斗争基本结束。

24日，贺龙、关向应赶到岚县史家庄，与滕代远、林枫、赵林、彭绍辉、罗贵波等会面。此时，反顽斗争虽已取得胜利，但留下了许多亟待处理的问题，如晋西北顽固派武装尚未全部肃清，由同蒲路以东跑来的阎锡山第十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白志沂、第十一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杨集贤部尚盘踞在晋西北北部；新军、牺盟会经过这次事变，亟待整顿和补充；各级政权尚须改造或重建；极度困难的财政经济问题必需解决；以及准备对晋西南阎军实施反攻等等。因此，膝代远十分盼望贺、关早日回师。在史家庄见面后，他立即向毛泽东报告："晋西北党政军民统一领导，由贺、关负责，当可大力加强。"贺龙、关向应则希望膝代远在晋西北多逗留一段时间，协助他们做好工作。滕代远答应了。

1940年2月初，贺龙决定新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和暂一师三十六团开赴岢岚、河曲、保德，解决北边的顽固派。为此，贺龙来到新三五八旅旅部，亲自同该旅领导干部谈话。他说："你们到北边去，解决那儿的顽固派，要在那儿建设根据地。要把那里当成你们的家，将来要在那里搞个分区，交给你们。"2月31日，七一四团和三十六团出发北上，先在兴县魏家滩消灭了阎锡山的游击第三师，接着，将白志沂、杨集贤两部700余人全部肃清，又劝说国民党察哈尔游击司令马占山、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高双成两部，退回到他们原来所在的绥远和陕西府谷等地。从此，晋西北结束了抗战以来两种军队、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

赵承缓、郭宗汾逃离晋西北以后的第14天，即1940年1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以十八集团军留守兵团主任肖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出面调停山西新旧两军的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抗日的局面。2月25日，肖劲光和王若飞持毛泽东亲笔信去秋林，向阎锡山面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建议。

贺龙也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信，请肖劲光带往秋林。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司令长官钧鉴：职在路东闻晋西发生严重摩擦事件，深恐不利抗战，因此赶回路西，拟加调处。行至岢岚，闻赵司令已奉钧座命令移防石楼一带，新旧冲突亦己停止，无任欣慰。八路军与晋绥军同在钧座领导之下，抗战三年，感德至深，尚祈时赐指示，俾团结益坚，进步益速，龙深感幸。"

贺龙写此信的目的有二：一是说明一二○师回师晋西北是为了调停新旧两派冲突，团结抗日，回师有名，合情合理。二是借此通知阎锡山，一二○师主力已回到晋西北，一切反共倒退行为均无出路，以促使阎锡山继续抗日，为肖、王秋林之行助力。这封信，经过毛泽东修改，柔中有刚.是颇具策略之举。阎锡山深知他的军队已遭惨败，只好接受中共主张，于4月20日与肖、王达成协议，以汾离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分界线，以汾河为晋西南与晋东南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晋东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区域，从而结束了这次冲突。

建设晋绥区

1940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要求"贺、关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化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

贺龙明白，这是中共中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晋绥地区不仅是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联系的交通枢纽，而且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地位重要，把它建设成巩固的根据地，意义重大。

然而，摆在贺龙、关向应面前的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

作为晋绥抗日根据地主要部分的晋西北，虽然是八路军最早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之一，但在结束"十二月事变"之前的近两年半时间里，是一种统一战线的局面。政权、财权大多为国民党所掌握，群众的动员和组织，人民武装和抗日政权建设，无一不受到限制和阻挠，中国共产党和进步的抗战组织的活动，经常遭到干扰和破坏，因而根据地的许多建设工作，此时几乎还要从头做起。

在军事上，日军在晋西北周围配置有第二十六师团和3个独立混成旅团的部队以及一批伪军。他们正在准备发动大"扫荡"，扩大占领区，而一二○师主力转战晋察冀，长期作战，两期整军计划都未完成，急待休整；留晋西北部队在阎锡山"饿死、困死、赶走八路军"的阴谋活动中，减员严重，新三五八旅主力七一四团仅有1000余人，警六团、独二团等则不足1000人，战斗力有所削弱；新军长期以来以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武装的面目出面，人多枪少，成员比较复杂，反顽斗争以来，思想上问题不少，极需整训。

最严重的是财政经济问题。晋西北处在西起黄河，东至同蒲路，北到长城，南抵汾离公路之间的黄土高原上，东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西邻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军控制的神木、府谷地区，南面为阎锡山统治的晋西南，北接绥南游击根据地，南北长约270公里，东西宽约160公里，幅员比较狭窄，而且没有扩大发展余地。这个地区内有30多个县，但抗日政权管辖下的人口仅一百几十万，地瘠民贫，其北部更是山西有名的贫困区域。以本地资源供应众多军队和地方脱产人员，支持长期战争，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不足。

抗战以来，由于日寇的摧残，战争的破坏，连年的天灾，加上阎锡山数十年的残酷盘剥，晋西北人民生活已极其困难。"十二月事变"期间，阎军对晋西北又作了一次洗劫，把本已不多的财富掳掠一空。晋西北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据调查，到1940年初，农业劳动力比战前减少了三分之一，骡驴减少十分之八、九，羊减少十分之六；许多土地荒芜，耕地面积仅达战前百分之八十四，粮食产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总产量只及战前的百分之三；工矿、手工业大部被毁，本来不发达的手工纺织业更是百分之百地停顿了。吃饭、穿衣成为最严重的问题。粮食极度匮乏。部队艰难筹措到足够的食用谷物，只能以黑豆充饥。这种黑豆，本是用来喂牲畜的，现在却成了人们的主粮，而且就是这种黑豆也供应不足，有时部队只能喝黑豆煮的稀饭。贺龙、关向应他们也和大家一样。他们把黑豆皮去掉，将其碾成小颗粒，煮成干饭，其昧苦涩。当地把这种做法叫做吃"黑豆掺惨饭"。师副官处怕贺、关天天吃黑豆影响身体健康，想设法给他们弄点白面、小米来调剂一下，但是，贺龙不允许，他说："大家能吃，我们为什么不能吃？"有时候，续范亭等领导人来，贺龙招待他们的也是黑豆糁糁。在穿着上，许多部队的衣被鞋袜皆无着落，新军几乎完全没有被子。财政上困难尤甚。晋西北原来使用的是阎锡山发行的钞票。蒋介石是不准各省自行发行纸币的，但是，在1939年，阎锡山一面向蒋介石政府要钱，装满自己的腰包，一面私自发行钞票，坑害百姓。阎锡山怕蒋介石干涉，以晋兴出版社作掩护，在山沟里秘密印刷他的纸币。由于印刷质量不佳，人们把这种纸币叫做"大花脸"、"二花脸"。初发行时，每1元可买小麦1.5公斤，两年后，由于发行过滥，屡屡贬值，以致1元钱买不到0.5公斤小麦。阎锡山在晋西北留下了几千万元"大花脸"。"十二月事变"之后，这种钞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使晋西北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贺龙、关向应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分局报告说："我军保存的大多是'大花脸'，故'大花脸'打倒给了我们以严重打击。"抗日政府真可谓一贫如洗。部队那一点点生活津贴一连六七个月发不出来，连买冬衣的钱也没有。至于经济建设，一无资金，二无经验，更无从谈起。一言以蔽之，问题严重，困难重重。

贺龙、关向应正是迎着这样的困难，开始了领导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工作的。

在贺龙、关向应的工作日程上，第一位的是成立晋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机构。1月26日，在贺龙、关向应回到晋西北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着重讨论了成立晋西北政权机构及制定施政纲领问题。2月1日至3日召开的第一次行政会议上，宣布成立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这是为了便于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沿用的阎锡山政权机关的旧称， 1941年8月1日改称晋西北行署）。由续范亭任主任，牛荫冠任副主任。行署成立以后，很快任命了各专员公署的专员。续范亭、牛荫冠等在建设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支持革命战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贺龙、关向应、滕代远负责，将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区党委合并，成立晋西区党委，由原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任书记，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任副书记，领导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党的工作。2月24日，遵照中共中央1月23日指示，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西北党政军各项工作，贺龙为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为了统一协调运用各种力量，还由各界代表组成了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由贺龙任主任委员。在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下，逐步展开了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晋西北新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以后，为了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开展了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四大动员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两个多月内，参军青年达1.5万人，做军鞋12万双，献粮10万石①，献金折合法币②181万元，暂时解决了困难，对于壮大抗日武装，巩固根据地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共中央书记处1940年6月11日在对晋西北工作的指示中说："创造晋西北根据地和四大动员都获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四大动员"中也产生了严重错误，其实质和后果，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1940年9月21日在晋西北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指出："'四大动员'是没有很好地把握统一战线的原则，违犯了统一战线，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许多本来不是要反对我们的人，由于我们过左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逃跑，很多人本来可以和我们一道抗日的，但我们的错误做法，使他们产生恐惧，以致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巩①市制，1石为60公斤。

②国民党政府1935年11月4日废止银本位制，采用纸币制，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

固"。因此，纠正"四大动员"中的错误，便成了当时建设晋西北根据地的一个重要问题。

贺龙、关向应作为晋西北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虽然当时正忙于组织指挥春季反"扫荡"和准备对付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可能从黄河以东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但是，对"四大动员"中发生的问题，他们仍然十分关注。贺龙曾对晋西区党委副书记赵林说："老赵呀，你们把筹来的钱、物交给部队，这是对的。可是，工作中有缺点啊！动员嘛，还得做工作，搞强迫命令可不应该。过去我在旧军队工作，要筹粮筹款，就把土豪绅士们找来，要他们出钱出粮，他们还能不给？可现在我们要搞统一战线，既要向他们筹款筹粮，还要团结他们抗日，特别是中农，搞强迫命令更不对！"此时，贺龙对这一问题的性质虽然还没有认识到是政策过左，但己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感到了自己的责任，因而，在春季反"扫荡"结束后，他立即参加了5月15日召开的晋西区扩大干部会议，参与总结根据地建设中的经验教训，部署纠正"四大动员"中的偏差。贺龙在会上指出："四大动员"的主要问题是用强迫命令的方式让地主、富农献金、献粮，有的还吊打地主，擅自搜查。这些做法不仅使地主富农害怕失去其经济利益，而且感到人身安全无保障，对共产党感到失望。这次会议总结了"四大动员"的经验教训，确定组织军政民联合考查团分赴各地检查纠偏。贺龙、关向应为此从一二○师抽调了300余名干部组成19个工作团，参加区党委主持的纠偏工作。

扩大干部会议结束以后，贺龙、关向应立即派周士第去延安，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晋西北根据地建设上存在的问题作详细汇报。中央书记处听了汇报，于6月8日对晋西北的工作发出指示，指出：晋西北的这一错误是"政策一般过左，有离开统一战线正确原则的极大危险"。贺龙、关向应对此十分重视。他们认为中共中央的指示是进一步端正和提高干部思想，克服"左"倾倾向的巨大力量，就与林枫、赵林商量，决定立即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然而，此时，日军又发动了夏季大"扫荡"，晋西北全体军民投入了紧张的反"扫荡"，会议不能开了。他们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先行传达，并联系实际，分项检查政策上"左"的倾向。"百团大战"结束后，晋西区党委根据贺、关意见于1940年12月10日至1941年1月15日召开了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以提高干部认识，检查纠偏工作。贺龙、关向应参加井领导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晋西北出现这种"左"倾错误的根源"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统一战线政策及中国革命长期性认识不足"，从而提高了思想和政策水平。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也取得了成绩：争取回来逃亡出去的富户364户，占逃亡富户的三分之二；争取了不少中间分子和知识分子，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统一战线工作有了不少进展；认真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政权建设的"三三制"政策①，干部威信也有了提高。在贺、关等领导下，这次会议使晋西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因而，中共中央于1941年2月14日将贺、关、林、赵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报告提纲批转各根据地参考。

对于一些做过了头的事，贺龙还亲自作了干预。临县商会会长冯锡蕃，①抗日银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政府人员分配上采取的政策。一般为，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大体各占三分之一。

在阎军从临县溃逃时，困不明情况，曾随同逃离1天，第二天即自行脱离阎军返回临县。后来，被人诬告，说他当过阎方的方山县县长，还杀害过抗日干部，因而被临县新政权扣押，并没收了他的财产。事情查清后，正值"四大动员"，又把他作为"动员对象"，要他拿出1万银元，不然就关着不放。

贺龙知道此事后，打电话给驻临县的决死四纵队司令员雷任民，告诉他：冯锡蕃从1937年起就为八路军办事。1937年冬，一二○师刚到晋西北，前方指战员没有冬装御寒，贺龙让供给部找冯锡蕃想办法。冯锡蕃经过多方奔走，冲破诸多难关，为一二○师筹制了1万套棉衣，价值银洋约20万元。此后，也经常为八路军解决困难。贺龙说："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他的财产已被没收，哪里还有1万银无。快做点工作，把冯锡蕃放了，送他到一二○师师部来。"在军政民联合委员会上，贺龙就此事向有关人员反复说明情况，指出这种做法不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亲自出面保释他。几天以后，雷任民在临县请冯锡蕃吃饭，对他说："对不起你，在军法处住了这么久，今天请你吃点便饭，座谈一下。贺老总打电话来，要你去师部。饭后，我派骑兵送你去。"到了一二○师，供给部副部长范子瑜接待了他。周士第专门来看望，对他说："你可以到司令部来玩嘛，不用怕。贺老总为你的问题，同雷司令谈过多次。贺总说，如果有谁杀害了冯锡蕃，我同他算老帐。"从此，冯锡善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战线上积极工作，为改善晋西北经济环境而努力。后来，随贺龙入川，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商业厅、供销社、医药贸易局、医药公司的负责干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74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解决晋西北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贺龙花费了更多的心血。

1940年2月在窑头村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上，贺龙就要求各部队集中人力、物资进行后方建设，力争自力更生，减轻人民负担，为晋西北人民分忧。他从工人自卫旅中挑选了一批学生和技术工人，让他们带着几台旧机器，以一二○师修械所为基础，去黄河西岸陕西葭县（今佳县）办兵工厂。1940年3月，他们办起了晋绥根据地第一个兵工厂--悖牛沟修械厂（后改称晋绥兵工厂），从此晋西北根据地有了自己的军工企业。

对于解决晋西北严重的经济困难，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生产，尤其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一点，贺龙思想上十分明确。晋西北行署成立不久， 1940年4月20日，就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在全区普遍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并取消一切附加；新债和旧债的年利率一律不准超过百分之一，严禁对农民高利盘剥。这一条例的实施，大大地提高了根据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接着，经过贺龙、关向应、林枫、赵林共同商量，成立了晋西区党委财经委员会，贺龙亲自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的财政经济工作。贺龙作为财经委员会书记，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要解决金融问题。在这方面，贺龙想了不少办法。

早在1940年1月，贺龙刚回到晋西北，就感觉到了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他把师供给部陈希云和范子瑜两位部长分别派到晋中和晋北，要他们到敌占区去筹款。结果，收效甚微。贺龙又派范子瑜去大青山地区筹集物资，卖到敌占区和国统区去换取晋西北急需的资金。1940年下半年范子瑜第一次上大青山，变卖了筹措到的物资，带回三四十万块银元。这时，延安的党中央机关，经费也极为困难。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后勤部长叶季壮打电报向一二○师求援。贺龙把陈希云、范子瑜找来，让他们看了延安发来的电报，然后问："你们看怎么办？"两位部长心里想，好不容易弄来的这点钱还不够晋西北急用呢！可是，首长问话岂能不答。范子瑜只好说："请老总裁定吧！"贺龙又问："你们从大青山带回来多少钱？"范子瑜说："三四十万块银元。"

甘泗淇、周士第说："老总，你决定个数字马上送去吧。"贺龙衔着烟斗沉思片刻说："你们从中拿出三分之二连夜送到延安去。"陈希云着急了。眼下晋西北急需用钱，送走那么多，自己怎么办呢？他马上说："老总，我们部队还没有过冬的棉衣呢！"贺龙看了他一眼说："你要头，还是要身子？"

在他看来，支持党中央，支持延安，是义不容辞的任务。范子瑜一共上了3次大青山，每次回来，贺龙都要让他给延安送钱。整个抗战期间，由贺龙决定从晋绥地区向延安送了多少钱，己无法统计了。

筹措资金不失为解决财政困难的一种办法，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金融机构，才可以运用有效的机制稳定物价、发展生产、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保证供给，因此，财经委员会决定建立人民自己的银行。这是一个重大任务，由准来负责呢？贺龙、关向应、林枫都想到了刘少白。刘少白很早就同中国共产党有接触。他的女儿刘亚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较早的一批女党员之一。

1937年8月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刘少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不公开身分的党员。刘少白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系预科，在河北省建设厅、天津商品检验局当过科长，有相当的经济工作经验，而且，对山西的经济情况比较熟悉，是一个理想的人眩因此，贺龙亲自出面邀请他出任总经理，筹建银行。经刘少白多方筹措，筹集到了开办银行必需的资金。1940年5月，西北农民银行在兴县正式成立，不久，又发行了晋西北根据地的货币--西北农币。银行的成立，农币的发行，对于稳定金融，争取晋西北财政经济的好转，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春季和夏季日寇对晋西北的两次大"扫荡"，特别是实行"三光政策"①的冬季大"扫荡"，使晋西北尚未来得及解决的经济困难更加严重。

贺龙在冬季反"扫荡"胜利以后，马上对晋西北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研究。

在此基础上，他建议召开财经会议，讨论怎样克服困难，渡过难关。1941年3月4日，晋西北行署召开财政经济会议，贺龙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群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子祝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一个中心工作，党政军民，要一致努力，各级领导要深入实际，下决心把生产建设工作做出成绩来。"根据贺龙的建议，这次会议确定把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建设作为1941年的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主"的发展生产方针。会后，贺龙又四出奔走，动员党政机关，将行署、军区、新军总指挥部、青联、妇联等单位联合起来，组成晋西北春耕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党政军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他领导军区后勤部门着重抓了4件事：第一件，生产粮食；第二件，解决服装供应。主要是发动部队种棉花，建设河西被服厂和用土特产交换布匹。到1942年夏天，一二○师每人都领到了1套夏服，并且拨给新军8千套夏装；第三件，解决副食品供应和燃料。

要求各部队建立油榨房、粉房，挖煤炭。晋西北煤多，贺龙让独一旅、独二旅①各抽出一部分人来开矿挖煤，供应部队和群众燃料；第四件，开办商店，①即日寇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杀光、抢光、烧光政策。

①三五八旅返抵晋西北后，新三五八旅改称独二旅。

活跃经济，解决部队的日常开支。半年内，晋西北各部队一共开了16个商店，赢利法币70万元，农币60万元。在贺龙领导下，部队生产发展很快，真正起到了带头作用。经过党政军民在发展生产方面的不懈努力，到1943年，晋西北的经济状况，己有显著改善。晋西北是华北与西北、中共中央与敌后各根据地联系的枢纽。1940年10月，贺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晋西北交通司令部，由一二○师三五八旅和决死二纵队各组织了相当于1个营兵力的交通大队，专门担负护送延安与敌后各根据地来往人员、物资、经费的任务。

1941年3月，他又成立了晋西北军区交通运输委员会，指定参谋长周士第兼任主任委员，进一步加强交通部队，做好护迭工作。许多从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和江苏等地去延安开会、汇报和出差的人员，都要经过晋西北，在兴县落脚。贺龙为此指定了两个招待所，指派副官处长陈仕南负责接待来往人员。贺龙对陈希云、陈仕南说："兴县是延安的大门，我们要为党中央、毛主席看好这个大门。一方面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一方面要把过往同志的生活照顾好。他们提出的要求，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要帮助解决好，使他们满意。"1942年10月，刘少奇从新四军回延安。一路上要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被褥、替换衣服等都不便随身携带。一到兴县，供给部就给刘少奇将这些东西一一补充好。其他领导同志从敌后来到晋西北，也都是缺什么补什么。对于一般过往干部也是这样。1942年5月，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一批学员迁往延安，一个100多人的女生队，在过同蒲铁路时，被敌人冲散，被子、衣服、生活用品全部丢光了。当她们三五成群地到达兴县时，供给部及时给她们补充了被服。贺龙知道了很高兴。他说："延安生活很困难，我们宁可自己苦一点，也不能给党中央增添麻烦。要想方设法减轻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这是我们的光荣责任，也是我们应尽的革命义务。"

1942年秋，彭德怀从太行山到延安开会，在兴县讲话说："我们从太行出来，经过若干道封锁线，东西都扔光了，感谢你们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吃的、穿的，还有牲口，还特意给我们改善生活，让我们好好休息。贺总在晋西北宁肯自己饿肚子，吃黑豆，也要招待好过往的干部，这一点，人人皆知，我是很钦佩的。"

贺龙历来重视文化建设，把它看作是增强部队素质，提高土气的重要措施之一。他亲自创建了战斗剧社， 1939年，又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和冀中参军青年中动员了不少人参加剧社，编演了许多好的话剧，使战斗剧社成为敌后一个颇有影响的艺术团体，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工作者。后来，活跃于电影界、话剧界的著名导演成荫、欧阳山尊、严寄洲等都曾在这个剧社工作过，都受过贺龙当面教诲。1941年，贺龙又四处物色爱好京剧的人材，成立了一二○师战斗平剧社（京剧在当时称平剧）。他向负责组建平剧社的刘西林、张一然说："演旧戏一定要除掉封建毒素和低级庸俗的内容，要表现历史上除暴安良的正义人物和抵抗外侮的民族英雄，使人增长历史知识和民族意识。"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平剧社演出了不少新编历史剧。贺龙到延安以后，这个平剧社与鲁迅艺术学院平剧团合并，组成延安平剧院。解放后，活跃在京剧界的薛恩厚，就是战斗平剧社的领导人之一。

贺龙领导的部队中，体育运动历来蓬蓬勃勃。最负盛名的是贺龙亲手创建的一二○师战斗篮球队，许多队员都是他亲手挑来的。在冀中，他发现了曾参加过1936年奥运会的中国篮球队员刘卓甫，可是，人家已经当了抗日政府的县长，可贺龙爱才如命，想方设法经冀中主任公署把他调到了一二○师。当时这个业余球队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晋察冀根据地都是很有名气的。有的队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了体育界的领导干部。因此，在建设根据地工作中，文化建设自然也纳入了贺龙积极参预领导的领域。

1940年5月4日，晋西北召开文化界救亡联合会代表大会，成立晋西北文化领导机构。贺龙在开幕式上讲话说："我的意见：一，文化人要学鲁迅；二，文化不能脱离政治和军事，文化对革命要起先锋和推动作用；三，应发展晋西北的文化。在前方作文化运动是不会杀头或被捕的，我们反对对文化的压迫。今天在这里有枪杆子给你们放哨，笔杆子要和枪杆子联合起来！今天我们的枪杆子上有马列主义，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联合会代表大会的闭幕会上，贺龙即席讲话说："晋西北的大学生很少，这可见一般文化之落后。"他举出几个具体事例后风趣他说："许多新的行政工作人员不会做'官'，上面有命令，下级不知道执行，这都是文化程度不够的缘故，所以，要发展晋西北文化。"他还谈到晋西北的戏剧艺术面临的继承和发展问题。

他说："戏剧一方面应注意观众的水准，要重视民间形式，但完全的旧形式也不能全盘搬来，要加以改造，要使内容与形式渐渐统一起来。"随着晋西北农业生产的恢复，人民生活的改善，晋西北的戏剧运动以一二○师战斗剧社和区党委七月剧社为中心开展得十分活跃。1941年8月15日，一二○师政治部召开戏{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132_1.bmp}剧运动座谈会，总结一年来开展戏剧运动的经验。贺龙在会上讲话说："一，对于战斗剧社，我们要求它一方面领导和团结各旅、团的剧社，一方面还得有三大本事。什么本事呢？第一，要能为纪念大会、干部会议演出政治意义和艺术价值都好的多幕大剧；第二，要能在千万人的大会上，演出有教育意义的、大众化的、战士们一看就懂的独幕剧；第三，要能演出给老百姓看的、为老百姓所欢迎、所了解，而且能教育和组织他们的戏剧。""二，对各旅、团的剧社，我们要求演大众化的、配合政治工作，巩固部队、宣传组织群众的戏剧，同时还要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三，我们要组织戏剧游击小组，配合敌占区工作人员和少数武装，以闪电的姿态到敌占区去，演些短小精悍的好戏，振奋敌占区的群众。""四，要多多创作，无论是戏剧、歌曲，还是舞蹈，不要老一套。唱歌，几部合唱不好，还是齐唱受群众欢迎。要组织采访团到各分区去搜集材料，多创作新的东西。""五，为了开展部队和地方戏剧运动，我们要培养艺术干部，以战斗剧社为骨干，从地方学校和部队中，有计划地调艺术干部受训。""六，对平剧（京剧），我认为应接受其优点，删去有封建毒素和庸俗落后的成分，用严肃态度来研究它。演出的剧本应该是表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使观众增长民族意识和历史知识。""总的来说，我们的戏剧要深入部队，面向战士，教育群众。"不久，贺龙组织了战斗剧社"游击剧团"，到敌占区去进行武装宣传。他对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说："现在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部队和老百姓都很困难，尤其是敌占区的老百姓。你们要去给他们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巩固他们最后胜利的信心，并且从他们那里搜集材料写出作品。"这些，就是贺龙关于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一些思想，虽然，谈得很简短，却颇为深刻，涉及到抗日根据地文化艺术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他的这些思想，对晋西北根据地的文化运动影响很大，无怪乎著名作家肖三在听了贺龙讲话以后感慨他说："谁说贺龙同志只是一介武夫？称他为中国的恰巴耶夫①？我看，除了某些特点外，并不相似啊！"

对于大青山地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贺龙、关向应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0年7月，贺龙、关向应根据中共中央对绥远工作的指示，决定将雁北和绥远合并，成立中共绥察区党委，由白如冰任书记。接着，贺龙、关向应又提出了建立绥察游击行署的意见，以统一全区行政，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还从晋西北抽调了200余名干部支援大青山地区。1940年8月，召开绥察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驻绥远办事处，主任姚喆，副主任杨植霖，并且成立了绥西、绥中、绥南专员公署和9个抗日民主县政府。

抗日政权的诞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他们反复地对大青山地区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摧毁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半年当中，绥西、绥中、绥南被烧毁的村庄多达1700余座，群众被迫大批逃亡，抗日政权和军队失去了依托，陷入能否存在下去的严重困境。

贺龙、关向应分析了这一情况，认为，大青山地区是一块完全处于敌人分割包围之中的根据地，和晋西北不一样，必须执行一套灵活的政策，方能长期坚持。贺龙说："他们那里不能照晋西北这一套办，一切要有利于站住脚跟。"关向应说："除了敌人残暴之外，主观上是领导思想上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根据地不明确。"贺龙同意这个看法，认为这就是大青山地区陷入困境的内部因素。他们向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驻绥远办事处主任姚喆，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张达志，中共绥察区党委书记白如冰提出："大青山今天不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只能是一个游击区。地方党、政府必须正确执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1941年初，贺龙更加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过去那种暴露政策，不利己，亦不利人，应禁止。"

要求他们不要盲目地去扩张声势，而应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执行隐蔽政策，积蓄自己的力量，保持与群众的联系，做扎实的工作，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并且对如何执行隐蔽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

贺龙、关向应的这些意见，从思想上明确了在大青山地区坚持斗争和进行建设的方向和策略，从而使那里的抗日政权逐渐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到1941年5月，条件成熟，经贺龙、关向应批准成立了绥察行政公署，颁布了《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政权建设展开了新的一页。

①苏联十月革命后，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和国内战争中的英雄、红军名将，在中国有的译为"夏伯阳"。

保卫根据地

作为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军区司令员、一二○师师长，摆在贺龙面前的重要任务是打击日伪势力，保卫根据地。他回到晋西北以后，分析了反顽斗争以后晋绥地区军事斗争形势，认为要胜利地保卫根据地，在军事上有两个问题必须迅速解决：一是要把一二○师与新军置于统一领导之下，以便必要时集中力量形成拳头；二是部队需要进行整训，提高战斗力，真正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为此， 1940年1月26日，在史家庄晋西北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期间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贺龙就与新军领导人讨论了组织和指挥问题，并且作出了成立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的决定，由续范亭任总指挥，罗贵波任政委，雷任民、张文昂任副总指挥，统一管辖决死二、四纵队、工卫旅、暂一师。新军总指挥部接受贺、关领导和指挥。2月26日，贺龙在临县窑头村召开的一二○师和新军旅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上，又对晋西北的军事工作作了统一部署。晋西北的八路军和新军的统一领导于是形成。

3月10日，贺龙又在窑头村主持召开了有一二○师与新军旅以上参谋长参加的参谋工作会议，讨论和部署晋西北部队的整训。贺龙对一二○师与新军的整训，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一二○师通过整训，要"人枪充实"，"提高战斗力，尤其是机动性和顽强性"；新军通过整训要"提高质量，完全正规化"，"建成为晋西北的子弟兵"。贺龙在会上充满激情他说："一二○师与新军是兄弟，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帮助新军，而且，我们也必须取得新军的帮助"，"今天是新军与八路军共同来建设晋西北"。"我们应用一切力量使这个地方成为晋察冀一样的模范抗日根据地"。

这时，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方强率领的总政治部考察团由冀中来到晋两北。贺龙请方强帮助新军整训。方强同意了。贺龙、关向应和方强共同制定了为期4个月的新军整训计划，并派出5个工作队分赴新军各部帮助工作。贺龙则侧重领导一二○师的整训。

他主要抓了五件事：第一件，分批集训了3000余名干部，并继续举办有100余名干部参加了高级研究班。第二件，将扩大来的兵员补充给晋西北各部队，其中以3000人补充新军。考虑到新军建设的需要，其中1000人是贺龙特地从各游击支队中抽出来的。第三件，进行了部队整编和干部调整。将新三五八旅改称独二旅，下辖七一四团（独二团并入其中）、独一团（改称五团）、警六团（改称六团）。命令一二○师留在冀中的5个支队陆续返回晋西北，进行整编和补充。第四件，进行了长期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教育。由于一二○师长期转战各地，不少人没有长期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准备，认为建设根据地是地方上的事，加上，晋西北地区粮食不足，生活困难，半年来，部队的津贴分文未发，许多人少鞋缺衣，伤病员缺乏药品治疗，因而，部队中出现了埋怨情绪。针对这一情况，贺龙提出：必须开展一个长期建设晋西北的思想教育运动。1940年5月1日，贺龙在一二○师运动会上说："十年内战时期，毛主席创建了井冈山，我们建立了洪湖苏区，我们党建立了不少红色根据地，后来，由于机会主义破坏，使我们失去了立足之地，被迫走了2万5千里。那时，根据地在那里？在脚底板上！这一条可让我们吃尽了苦头。今天要打败日本鬼子，夺取革命胜利，我们就要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只要我们把晋西北建设好了，我们就象鱼儿在水中游，虎在山中行，任我自由了。敌人就会变成瞎子、聋子，到处碰壁，寸步难行。我们一定要树立长期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在贺龙号召下，晋西北各部队普遍开展了树立长期建设根据地的思想教育运动。这对于动员广大官兵扎根晋西北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五件，为新军调配了部分领导干部。

贺龙领导的这次整训是在春季反"扫荡"以后的战斗间隙进行的。一共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经过整训，一二○师实力有了很大增强，一些主力团队达到了3000人。全师到这年4月达到了{ewc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17_1.bmp}52021人。新军在这次整训中，轮训了干部，提拔了一批在反顽斗争中政治坚定的干部；发展了党员，加强了党的组织，纯洁了内部；建立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和参谋、供给、卫生工作制度。经过整编与补充，晋西北新军达到了12093人，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这次整训一结束，一二○师与新军便投入了夏季反"扫荡"的艰苦斗争。

1940年3月9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了兵团参谋长会议。方面军参谋副长平田正判少将在会上说："在这一地区（指晋西北）。近来共军渗透颇为显著，任其发展下去，不久即可能变成完全赤色地带。若不趁其根基尚未巩固之前，彻底予以剿灭，则其祸害恐将波及河北、蒙疆。"会议决定，由在山西中部的日军第一军与驻蒙军相配合，5月准备，6月"消灭盘踞兴县、临县、岢岚地区的共军"。参加这次"扫荡"的部队有第一军的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和驻蒙军第二十六师团的谏山、石丸两个支队，总兵力达两万余人，来势汹汹，企图一举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当地抗日武装。

5月下旬，日军开始战役准备。北面，第二十六师团到了偏关；东面，独立混成第三独立旅团增兵五寨、神池、宁武，独立混成第九旅团集中于静乐、河口、古交；南面，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的部队集结在离石、大武、柳林等地。

贺龙从日军的动向上，敏锐地觉察到日军的意图可能是：以重兵占岚县、岢岚，驱逐文水、交城西北山区我军，尔后，从东、南、北三面，采用分进合击的办法围攻根据地中心区，并侵占黄河渡口，防我军西渡，以达到逐步压缩、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目的。他清醒地估计到，战役初期，许多城镇可能被日军占领，但是，这样一来，敌人由于深入根据地腹地，交通线拉长，新占城镇需分兵把守，补给运输困难，侧翼暴露，也就给我军造成了可乘之机。基于这样的分析，贺龙决心避实就虚，广泛开展游击战，尽可能多地杀伤和消耗敌人，以逸待劳，争取战役后期集中兵力，歼灭日军一路。6月15日，贺龙召集作战会议。他在会上说：日军战役进攻部署已经完成，不久，就会向根据地中心区进犯。我们的办法是，内外线结合，跟他们打游击战，千万不要死拼。他命令独二旅会同暂一师主动进攻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

他对独二旅旅长彭绍辉说："你要设法把这路鬼子引到保德方向去，减轻对师主力的压力。"他命令决死四纵队跳到外线去，与决死二纵队一起，切断交通，打敌运输，拖住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后腿。他命令三五八旅集结在岚县东村地区，伺机打击深入之敌。

三五八旅奉命向东村转移途中，接到报告说，合击静乐县兑久镇的村上大队700来人，扑空以后，转到了静乐县米峪镇，远离了他们的据点。旅长张宗逊认为，村上大队孤军深入，我们有力量吃掉他。他向贺、关作了报告，得到了批准。17日，张宗逊指挥三五八旅和独立二支队在曹家掌、■练村将村上大队包围并展开进攻。村上大队大部被歼，还有100来人据守窑洞顽抗。

第二天，贺龙得知有两路日军分别从静乐和古交增援村上大队，张宗逊如不转移，将会落人敌人合击之中，遂命令三五八旅立即撤离，避开援敌。张宗逊不甘心丢掉这100来敌人，在率领旅主力转移前，留下四团收拾残局，并限令他们，不管能否吃掉这100来人，黄昏前必须撤离。四团猛攻顽抗之敌，黄昏前解决了战斗。增援的日军赶到米峪，见到的只是他们同胞的尸体。这次战斗，三五八旅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抓了4个俘虏。

直扑兴县，妄图合击军区指挥机关的是独立第九混成旅团的主力。强敌进攻，当避其锋锐、击其情归。贺龙率师部转移到兴县西南一个叫湍枣墕的小村子里。这里位于可能成为敌人合击目标的兴县以西谷地的一侧，离黑峪口和黄河都不远。续范亭率新军总指挥部和1个警卫连在东南面三、五里的另一个小村子里。

贺龙命令在这里停一停，看看日军的动向，再作抉择。次日清晨，天下着毛毛雨，师机关和直属队天不亮就吃了饭，作好了转移准备，等待判明情况。突然，新军总指挥部方向枪炮齐鸣。参谋跑来报告说：从康宁镇方向来的1个中队的日军与新军总指挥部遭遇了，新军总指挥部只有1个警卫连，怕顶不祝贺龙听了说："不用慌，让师警卫连去顶一下。机关的干部、战士当中有枪的都留下来，一起到东南面的土岗子去，准备掩护，其余的跟我走。马上派人通知续总指挥，快撤下来跟我们转移。"他和关向应从容地走在前头，带着师部通过村子西南的小路下到黄河边上，沿黄河南去。续范亭撤下来和贺龙会合，他对贺龙说："师长，情况紧急啊！"贺龙衔着烟斗一笑："没关系，转一会就把他们甩掉了。"果然，如贺龙所料，指挥机关安全地转移了。

为什么在紧张情况下，贺龙常能化险为夷呢？他周围的人说：贺龙为人精细，记忆力极强，对敌情，特别是地形道路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哪里可能是敌人合围的重点，哪里可能是合围的空隙，他都能判断得很准确，决心也下得快。关向应说："人们说，老贺的脑子里有一张详细的地图，这是真的。"贺龙却认为："关键是掌握好'利害变换线'，适时占据一个机动位置，不早不晚地跳到合围圈的外面去。"这一次，情况突然，比较危险，但贺龙还是率部及时地从湍枣蠕绕到了日军侧后，顺利转移到了武家峁。日军又一次扑了空，发动这次战役的主要目的没有达到。

两天后，贺龙得悉，南北两面的日军己撤回原据点，占据兴县的日军还没有走，正在放火烧房子，有撤走的兆头。贺龙高兴他说："好，到时候了。"

他决心集中兵力，在兴县以东的二十里铺，伏击从兴县东退的敌人，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他命令在康宁镇的三五八旅和在窑头以西的独一旅7月3日前赶到二十里铺至明通沟以南山地设伏；命令从冀中回来的独立三支队、五支队到兴县阳会崖以北山地设伏，形成一个日袋。同时命令独二旅监视从保德、岢岚地区南下的敌军。按照老习惯，他又指定张宗逊到现地指挥参战各部队，实现他的决心。对于在外线的决死二、四纵队、工卫旅和一二○师特务团也作了相应的部署，然后，把师部推进到兴县羊湾里。

7月4日上午，日军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2000多人分成3个梯队沿大川向东撤走，落入贺龙布置好的口袋里。独一旅放过先头部队，猛烈袭击日军本队，打得英勇顽强，给敌人重大杀伤。但是，由于有的参战部队未按时到达伏击位置，口袋出现了漏洞，致使日军抢占了有利地形，就地转入防御。

第二天，从保德南下的独立混成第三旅团1000来人到达兴县，与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汇合，向东突围，日军总人数超过3500人。贺龙考虑到己无法达到全歼的目的，于是，命令撤出战斗，用尾击、侧击、截击等手段，尽可能多地杀伤日军。日军于6日撤回岚县。二十里铺战斗共歼敌700余人，给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以重大打击，反"扫荡"就此结束。历时月余的夏季反"扫荡"，一二○师和新军各部队进行大小战斗250余次，共歼灭日伪军约4500余人。

半个月以后，7月20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以破击正太铁路为中心的《战役预备命令》，部署著名的"百团大战"。在战役第一阶段，八路军总部要求贺、关将主要兵力置于阳曲南北，破击平遥以北的同蒲铁路。贺龙考虑，晋西北夏季反"扫荡"刚刚结束，部队尚未休整、补充，就此长途南进，困难不少，因此，他向朱德、彭德怀建议：一二○师主力在同蒲铁路北段配合正太路战役，破袭阳曲、忻县和朔县、宁武段同蒲铁路；阳曲以南平遥以北铁路，由正在文水、交城活动的工卫旅及一二○师特务团负责破击。彭德怀认为，贺龙此建议切实可行，表示同意。

在"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贺龙精心指挥，要求严格。有的参战部队行动缓慢，他十分恼火，在三五八旅攻克静乐县的康家会以后，立刻专电晋西北各部表扬三五八旅，同时严肃指出："全师应克服一切困难，毅然以英勇的动作与胜利参加百团大战。如有彷徨观望，畏缩不前，借口种种困难，不坚决执行任务，须给以严重处罚。"因而，在第一阶段中，一二○师战果显著。他们攻占康家会，袭击阳方口，攻人五寨城，破击了忻静、汾离、太汾3条公路和同蒲铁路北段，歼灭日伪军2700余名，俘虏日军25人。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朱、彭命令一二○师破击忻（县）宁（武）段同蒲铁路，配合正太路破击战，并规定各部队在9月21日统一行动。接到电报，贺龙考虑：现在应当抓住日军被我打得晕头转向之机，继续攻击，最好不要待到21日。他立即向彭德怀请示：一二○师准备提前于15日行动。接到贺龙的电报，彭德怀非常高兴。他在9月7日复电，表示完全同意15日破击忻宁段同蒲铁路计划，并说："连日，增援正太路之敌正在该路以南与刘、邓集团作战，该路以北聂集团连日收复会里村、上下村、兴道等据点，正围攻盂县中，你们乘此机会破击极好（如能提早几天更好）。"

这一阶段，贺龙指挥一二○师和晋西北新军三打头马营，袭占石湖河车站，激战黄松沟，战斗50余次，歼灭日伪军1700余名，俘虏日军6人，破坏铁路60余公里，汽车路100公里，控制了阳方口到忻县间的铁路线。

"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日本华北方面军承认："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间和巨款方能恢复。""百团大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贺龙也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经过大半年的对敌斗争，晋西北的人民抗日武装有了很大发展，各地都新建了为数不等的游击队、自卫队，而且人员稳定，组织健全。10月15日在兴县成立了晋西北抗日武装自卫队总部。晋西北各部队经过整训，己形成了统一领导。为了进一步推动晋西北的军事建设，194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晋西北军区，并且同意贺龙、关向应的建议：在晋西北成立4个军分区。由一二○师和新军旅级机关兼军分区机关，由旅或纵队首长兼任军分区首长。1940年11月7日，晋西北军区在兴县成立。中共中央军委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续范亭为副司令员，周士第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晋西北军区的成立，标志着贺龙、关向应领导的晋西北军事建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42年8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

在建设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贺龙虽然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然时时关注各部队的进步，特别是各部队之间的团结。他很注意密切与新军领导人的联系，尽力从各方面帮助和推动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继续提高。经过不断接触，他与新军总指挥续范亭、决死二纵队司令员韩钧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贺龙的思想、风格给了他们深刻影响。续范亭赋诗称赞贺龙说："体国公忠似赵云，坚强活泼更超群。云龙气概难比拟，李牧廉颇两将军。"1940年12月14日，日军开始了冬季大"扫荡"。除了原来在晋西北周围的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和第二十六师团的部队外，又调来了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各一部，总兵力达2万多人。他们采用"铁壁合围"的办法，对离石、临县、岚县、岢岚、兴县等地疯狂"扫荡"，重点在兴县。

此时，晋西北的部队，由于在"百团大战"中损失的人员还来不及补充，部队缺额较大。针对这一情况，贺龙采取了不同往常的做法。他命令各分区拿出一、二个团，以营为单位分散打游击，主力避开敌人合围，跳到圈外，在运动中寻机作战，并组织精干游击队深入敌后袭扰敌人。他要求在这次反"扫荡"中，人人参加游击战，"使进入边区之敌不论昼夜，不论行止都受到我军扰乱、袭击"。他建议政治部的训练队和区党委的党校组织工作组，深人各分区帮助群众坚壁清野，组织地方武装作战。

日军这次"扫荡"确乎不同寻常。他们每占领一个城镇，即以此为依托，派出小股兵力四出"清剿"，一旦发现八路军主力或领导机关，马上出动大股兵力分进合击；合击扑空，再分散成若干小股，齐头并进，反复搜索。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2月29日，日军放火烧了兴县城，往东撤走，3天后突然返回，再占兴县。贺龙率领军区和区党委机关转回到兴县西南，便在小善畔遭到了返回兴县的一股日军的攻击。因预有准备，前一天，军区和区党委机关便由位于谷地的小善村等处移至西面山上的小善畔等处，并且布置了严密的警戒。虽然只有直属的两个警卫连、l个侦察连和1个通讯连应战，情况比较紧急，但从晨至暮节节抗击，使敌人毫无所获。贺龙最不愿意打这种占不着便宜的仗。战斗中他对周士第说："这个仗没意思，赶快走算了。"他随即命令警卫排长肖庆云："你去通知警卫连，一定要坚持40分钟到50分钟，还有，把甘主任叫回来。"甘泗淇从部队一回来，贺龙就说："快走！"他领着机关人员向日军来路的侧面，沿一条小路安全转到了兴县东南地区。肖庆云感到奇怪，为什么往前去反而能甩掉敌人？他去问贺龙："老总，为什么不往后撤，反而往前插呢？"贺龙笑着说："敌人不熟悉这里的地形嘛，你找个空子不就钻到他后边去了。"

这次反"扫荡"，贺龙指挥一二○师及新军各部队， 40天作战217次，歼敌2500多人，破坏公路125公里，桥梁23座，迫使日军于1941年1月24日撤出了根据地。

《贺龙传》14章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风雨无阻夺文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当晚，延安，这个革命圣地，到处是高挂的红旗，震耳的锣鼓，熊熊的篝火和欢乐的人群，欢笑、拥抱、热泪??延安的狂欢之夜，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喜悦。

在这个欢乐的夜晚，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紧急会议，贺龙参加了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这个会议，已经开了3天了。会开得十分紧张，连饭都是在会场里吃的。因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要用战争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

但是，他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困难很多：国际上，美、苏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在国内，人民普遍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而且，蒋介石的军队有一半以上远在西南、西北，日军占领地区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大部分处于八路军、新四军包围之中，战略态势对国民党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于8月14日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以此为准备内战争取时间。中共中央对此有极其清醒的估计，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前夕，8月10日，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同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为猛烈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中共中央还要求正规兵团的数量应占全部兵力的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以便实行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适应对日本侵略者实施反攻和反击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的需要。这次中央紧急会议对此决策作了详尽的讨论，并在会后陆续采取了相应措施。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交给贺龙的任务是：统率晋绥部队，占领太原，控制山西和绥蒙。毛泽东指出：傅作义、阎锡山都已动作，我们必须尽快行动。

贺龙对此十分赞成。他明白，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谁先走一步，谁就能赢得时间，赢得胜利。

8月16日清晨，会议结束。贺龙匆匆走出会场，朝着守候在枣园的一辆卡车上的警卫人员喊道："韦绍坤，我们胜利了，你高兴不？"韦绍坤赶紧跳下车来，迎着贺龙说："老总，咋不高兴！我早就想去参加游行了。"贺龙笑了笑说："蒋介石又在准备内战了！还得打仗。走，现在就准备出发。"

韦绍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老总，到哪儿？""过黄河！"贺龙挥了挥手。

第二天一早，贺龙就同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林枫和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登车出发了。路过柳树店时，人们远远就看到抱着儿子在大路口等候的薛明。车停下来，贺龙走到薛明跟前笑着说："好啊，你们娘儿俩也来为我们送行了。"接着，就抚摸着孩子绒绒的小脸说："小家伙，我们要去打仗喽！"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一把有钢链的小刀，在孩子面前晃了晃说："小家伙，这把小刀送给你玩，快点长大，好去当兵。"薛明听了也笑了，她叮嘱说："到前方去，要多保重，不用惦记我们。"贺龙跳上汽车，急忙上路了。根据中共中央部署，晋绥军区对日反攻在南北两线同时展开：南线，以夺取太原为重点；北线，着重于阻止傅作义部东进，争取攻占归绥。贺龙一行从宋家川渡过黄河以后，便分道而行了。林枫前往兴县，领导全区党政工作，协调南北两线行动，并组织干部去东北；贺龙迳直奔赴晋中，指挥南线部队攻占太原。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已先期去北线指挥作战。

贺龙骑马向汾阳、文水地区急驰。晋中部队根据他的命令，己从8月15日开始向拒降的日军发起反攻，逐渐向太原逼近。这些天来，形势发展怎样？

阎锡山如何动作？成为贺龙一路上急切想了解的问题。虽然沿途都是他曾经浴血战斗过的土地，很想到这些地方走走。然而，军情急迫，他必须尽快赶到汾阳前线。因此，除了在沿途住下来休息的地方，设法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外，其他地方无暇顾及，只得遗憾地策马而过了。

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辖吕梁、雁山、绥蒙3个军区，并以主力4个旅组成晋绥野战军，直属军委。当天，贺龙到达汾阳西北的向阳镇，随即召开干部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对策。

当时的情况是：在南线，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阎锡山便马上以其早在晋西南的孝义、隰县一带集结的9个师向太原出动。8月15日，先头到达太原城郊。阎军一路上占领{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58_1.bmp}了汾阳、文水、平遥等县城。所到之处，一律不解除日军武装，反而命令他们向前去受降的八路军"作有效的防卫"。在北线。

从8月12日开始，晋绥军区部队遵照贺龙命令，分两路从平绥路以北和偏关地区出动，以夺取归绥为目标向平绥铁路西段拒降的日伪军发起反攻，陆续收复了陶林、武川、毕克齐、旗下营、陶卜旗、清水河、凉城、左云、右玉、和林格尔等地。18日，北路绥蒙军区部队攻入归绥，守城伪军节节败退。此时，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指挥第三十五军、暂三军、第六十七军、骑四师等6万余人，出河套，分两路"东进受降"。8月11日占领包头， 18日从南面进攻归绥。绥蒙部队腹背受敌，不得己于当晚撤出归绥。在这种形势下，原来夺取太原、控制归绥的计划一时已无法实现。贺龙说："太原、归绥我们目前都进不去了，要想出个新的办法来。反正不能让蒋介石这么顺利地把'桃子'摘去！"

8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

敌伪正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形势下，我军应迅速改变方针，"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交通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贺龙认为这个指示完全符合晋绥地区的实际情况，太及时了。于是，迅速调整部署。他决定：在北线，除巩固已解放的陶林、武川、清水河等城以外，要继续夺取绥东、绥南各县城，配合晋察冀部队夺取集宁、丰镇，阻止傅作义部继续东进；在南线，坚决打击阎锡山的进犯，夺取汾阳、文水、交城、孝义、离石、中阳及广大乡村，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对于太原、大同、归绥等城市则以部分兵力威胁之。8月26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部署，并告贺龙，他即将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

对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渝，贺龙一直认为这是一种阴谋诡计。在延安时，他就担心毛泽东赴渝的安全。中共中央对此极为慎重。中央政治局曾多次进行讨论。8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暂时取和平姿态，是由于消灭我们的条件还不具备。苏美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摊子还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还不能下决心打内战。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暂缓前往。周恩来说："中央决定我去，是一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蒋介石开的什么盘子。"8月25日，中央政治局成员同由重庆归来的王若飞一起，再次研究了毛泽东赴渝问题。经过反复权衡，政治局同意毛泽东亲赴重庆。毛泽东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

在晋绥前线的贺龙是不了解这一过程的。所以，当毛泽东告诉他要去重庆谈判时，他仍然十分担心。8月29日，专电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说："毛泽东主席赴渝安全有无保证，我们不明了情况，望告之。"8月30日，刘、朱、任回电说：毛泽东赴渝谈判完全必要。从国际国内情况看，安全保证也是有的。又说，目前，在前线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仗。晋绥方面对阎锡山和傅作义的进攻，望能组织一、二次胜利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

看了这封电报，贺龙说："好哇，我们相信中央的判断，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争取打几个好仗，用实际行动配合毛主席去重庆。"

当时，独三旅进攻仍由日伪军占领的汾阳城，因为计划和侦察不周，未能得手。贺龙当机立断，命令刚由陕甘宁边区赶来的独一旅和晋绥八分区部队攻击文水城。

文水，在太原西南约80公里处，是太汾公路上的重要县城，由伪军把守。

贺龙亲自部署作战，命令部队从三面攻城，留下一面"围而不攻"，以便待适当时机，赶鱼入网，聚而歼之。

30日下午，发起战斗。正当部队向文水城接近时，突然阴云密布，大雨滂沱，部队运动困难。八分区领导人心里焦急，他们向贺龙请示：雨太大，道路泥泞，部队行动困难，可否待大雨过后攻城？

"乱弹琴！"贺龙听了骂了一句，然后斩钉截铁地下令："风雨无阻！"

贺龙说："把我这话传达给他们，风大雨狂，敌人一般疏于戒备，正是我们击敌不备的大好时机。要克服困难嘛！"

"风雨无阻"这铿锵有力的4个字传达到部队，成了一道强有力的动员令。战士们柿风沐雨，在泥泞中顽强挺进。八分区二支队隐蔽地越过壕沟，剪断铁丝网，通过布雷区，把云梯靠上城墙，登上了城东北角，并迅速突破前沿向纵深发展；独一旅冒着暴风雨，人拉肩扛把几门炮架到了离城几百米的地方，准确地轰击敌人，支援突击部队。经过一天的激战，敌人一部分被歼灭，大部分投降，一股残敌猬集西城顽固抵抗。贺龙命令攻城部队从北向东再向南攻击，迫敌西窜。31日傍晚，残敌果然由西门突围而出，钻进了贺龙布置的口袋，全部被歼。城防司令以下500余人被俘。

收复文水的第二天，贺龙进城看望攻城部队，听取指挥员们的汇报。当他听说部队登城以后，及时改造工事击退敌人反扑时，高兴他说："打仗就是要机动灵活。打开突破口以后，就要防止敌人反扑，要立即构筑能攻能守的工事，有了它，就可以以一当十。不创造条件，不讲战术的，不是好的指挥员。"

他还听取了跟随部队进城的文水县人民政府县长李魁年、汾（阳）文（水）武工队副政委李凤年的汇报。在他们谈到文水中学有不少帅生渴望革命时，贺龙说："好啊，这些宝贝疙瘩你们去把他们动员出来，办一所我们自己的学校嘛！""这批知识分子，地方和部队都需要。将来建设新中国，更需要文化人才。把他们动员出来，办一所培养我们自己干部的学校，这可是件重要的事情！"停了一会，他又说："文水在交通线上，阎锡山决不会罢休的，他一定会以优势兵力来反扑。在这种情况下，城中可以放弃，人才必须力争。"

贺龙当场决定，这所学校名叫"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随营学校"，由他兼任校长，留下他的秘书彭德担任副校长，主管筹建事宜。贺龙对彭德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些学生，虽然革命热情很高，但他们受敌伪教育时间很长，对我们还不了解。我们的干部，要以身作则，用共产党员特有的思想作风去亲近、感化和教育他们，坚定他们的革命意志。"后来，贺龙又从各部队抽调了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到学校工作。到1946年，在师生们的强烈要求下，这所学校更名为"贺龙中学"，为地方刷部队输送了许多干部。

文水战斗后，贺龙继续指挥南北两线部队向拒降的日伪军展开攻击，先后又收复了平鲁、神池、静乐、离石等城，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并且成功地粉碎了傅作义集团对绥南的进攻，配合了重庆谈判，晋绥解放区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绥远战役

贺龙来到山西前线的半个月内，蒋介石一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调动兵力，沿平绥、同蒲、津浦、平汉等铁路向各解放区进犯，勾结日伪军夺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到9月初，在华北，阎锡山出动了7个军，以主力进占同蒲路沿线；傅作义出动了4个军和1个骑兵师，在夺取包头、归绥、集宁等城后沿平绥路东进，先头部队直指张家口；在华东、中原，蒋介石调动大批部队，抢占平汉、津浦路沿线城市，企图迅速控制战略要地及交通线，分割解放区，打开通路以抢占东北。为了打肢蒋介石这一企图，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同蒲、平绥、平汉、津浦铁路沿线，继续肃清日伪残余据点，开辟战场，尔后集中主力，组织几个战役，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以迟滞敌人前进，巩固华北、华东解放区，掩护全军调整部署，特别是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和谈中的地位，争取实现和平。

8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争取绥察热全境的指示，指出：傅作义、马占山夺取归绥，继续东进，阎锡山占太原后向北伸张，在此情况下，我力争太原己不可能，应集中兵力，巩固对张家口的占领。为此，军委要求晋绥野战军除留一部分兵力牵制阎锡山外，主力从太原附近转移到绥远境内打击傅作义。贺龙接到电报后，马上复电：由他亲自率领晋中地区的5个主力团，立即先行北上，争取用16天时间，赶到右玉集结。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副政委罗贵波留在晋中，执行牵制阎锡山的任务。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5日批准了这一部署。

电报发出后，贺龙即刻北上，前往晋绥军区所在地兴县。在这里，与林枫一道，处理了几件事：一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加速东北地区战略展开，抽调一批干部和适当数量的部队开赴东北。尽管晋绥军区地广人少，但仍然抽调了可以组建10个团的连以上干部和1个建制团，由林枫、吕正操率领前往东北。

二是研究确定了绥蒙、雁门、吕梁3地区的党委书记和军区领导干部的人眩三是督促军区后勤部成立兴县总兵站和沿途各兵站，帮助输送大批干部从延安到华北、华东及东北地区。在晋绥，过境人员最多时1天可达五六百人。贺龙对后勤部副部长范子瑜说："我们一定要把输送干部的工作搞好，这是全党的大事。我们这个地方即便搞得倾家荡产也要把这件事办好。你就在兴县坐镇指挥。"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代理主席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指示要求晋察冀和晋绥两区部队坚决打击国民党自绥远和可能自北平向张家口的进攻，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的占领，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

贺龙拥护中共中央的决策。他调动晋绥野战军的4个主力旅和绥蒙军区骑兵旅参加绥远战役。聂荣臻命令晋察冀军区3个纵队9个旅参战。这个战役共运用14个旅、5.3万人。鉴于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较多，贺龙于10月1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绥远战役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统一指挥。

中共中央采纳了贺龙的建议。

聂、贺商定的绥远战役的部署是：晋察冀军区部队从东向西进攻，首先歼灭隆盛庄、张辛镇的敌人，尔后，各个击破丰镇、集宁间的敌人；晋绥军区部队由南向北进攻，消灭凉城、新堂、天成村之敌后，向集宁方向发展进攻；然后，两区部队继续协力歼敌于绥远东部地区。

两个军区部队协同进行大兵团作战，在晋绥部队还是第一次，如何搞好战役的协同动作，是贺龙一直思考的问题。在左云城北广场召开的动员大会上，他说："过去，我们同日本鬼子基本上打的是游击战，现在要大兵团作战，打运动战，两大区部队要协同作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他着重指出："我们的部队老战士多，很勇敢，但不要有骄傲情绪。我们这次到绥东去打仗，要尊重地方党，爱护地方部队。这一点要讲清楚。我军的战斗力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热爱人民，拥护政府，非常重要，没有这一条不能打胜仗。"

他特别强调："对晋察冀部队要主动团结。没有友邻部队的配合、支持，怎么能打好仗呢？我们一定要尊重友邻部队，爱护友邻部队，团结友邻部队，这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10月17日，贺龙率领晋绥野战军主力北越长城，进军绥东，行进在高山峻岭、羊肠小道上。贺龙时年49岁，身患高血压、胆结石和慢性肠胃炎等疾病，虽然近来没有大的发作，但是，由于鞍马劳顿，病痛一直折磨着他。

这一点，医生们最清楚，常常为他的身体情况担心。可是，贺龙对此却毫不介意，一路上，饿了，和大家一道啃干馒头；渴了，喝一杯清泉水。有说有笑，妙语连珠，令医生和警卫人员惊叹不已。

10月18日，绥远战役揭幕。晋察冀部队攻克张皋、隆盛庄；晋绥部队占领凉城、陶林，歼敌第三十五军及暂编骑一旅各一部。

傅作义见此情景，急忙收缩兵力，命令部队迅速向归绥集中。21日，第六十七军军部及所属新编第二十六师由丰镇撤到卓资山，第三十二师撤至福生庄、三道营，伪蒙骑五师由新堂撤往六苏木。

贺龙密切住视着敌人的动向。看出了傅作义想把他那已经分开的五指，匆忙握成拳头的企图。他想，如果不抓住时机，恰当处置，敌人将很快集中归绥。这样一来，不仅不能予以各个歼灭，而且会给战役发展造成困难。贺龙当机立断，决定改变东向集宁、丰镇的计划，命令在平绥铁路以南的晋绥部队挥戈向北，直插卓资山，将敌人拦腰斩断，造成有利形势；同时命令已到商都的独二旅和骑兵旅迅速南下，对卓资山形成包围。

卓资山在归绥以东75公里处，北靠大青山的灰腾梁，地势较高，平绥铁路穿镇而过，东向集宁，西通归绥、包头，一条公路北至陶林，南达凉城，是绥东的一个交通枢纽，归绥的屏障。傅作义电令第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在此坚守1月，以便他调整部署。24日，贺龙到达卓资山附近，当即奔赴第一线。警卫人员担心贺龙的安全，上前劝阻说："老总，危险啊！你不要到前面去了。"贺龙一听，生气了，手握烟斗指着警卫员们说："你们是怎么搞的嘛？打仗，能没有危险？不能因为有点危险就失掉战机！让我走！"警卫人员无可奈何。当贺龙来到三五八旅指挥所时，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大吃一惊，他们说："老总，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里危险啊！"贺龙也不答话，拉着他们要到前面去观察敌情。旅长、政委赶忙拦阻："老总，敌人的炮打得很厉害，不要再往前啦。"贺龙瞪了他们一眼说："打仗还怕炮弹？走嘛！"

在他了解到卓资山守敌有逃跑迹象时，马上指示说，要不失时机地发动攻击。不要因为我们部队刚刚赶到，不熟悉情况而丧失时机。你们要一面加速查清敌情，一面部署战斗。情况变化了，随时可以调整，不能按部就班。

他决定，黄昏时分，发起攻击。随即命令：三五八旅担任主攻；独一旅（两个团）在卓资山东面阻击由集宁来援之敌；独三旅进占卓资山以西、以北地区，断敌逃路，并准备阻击归绥来援之敌。这时，部队从抓到的"舌头"那里查清了盘踞卓资山的敌人是何文鼎的部队。贺龙听到报告，精神一振，指着卓资山方向说："何文鼎？好嘛，他是我们的老对头了（按：何文鼎的部队在抗战期间长驻陕甘宁边区北方的桃力民，参加对边区的包围），这次一定要敲掉他。"他告诉三五八旅旅长说，你们一定要集中兵力攻击龙山湾北侧高地和西山顶。那是两个制高点，又是何文鼎的侧后，拿下它，对于打垮何文鼎的防御作用很大。"他反复叮嘱：这一仗，要打得快，打得猛，打得好！速战速决，力争全歼。他说："速战，我们才能够各个击破增援的敌人，全歼，就会使盘踞归绥的敌人士气沮丧，为战役发展创造条件。你们告诉部队，要英勇顽强，猛打猛冲，活捉何文鼎！"

24日晚8时，攻击开始。主攻部队勇敢机智，迅速占领了制高点，而后，穿插分割，逐一歼敌。他们充分发挥了夜战、近战的特长，战斗发展异常迅速。

战斗打了一夜，贺龙在指挥所里一夜未眠。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对警卫班的战士们说："你们呆在我身边干什么？赶快去参加战斗。我现在用不着你们，一个人也不用！战场上多一个人，胜利就会来得快一分，快去！"

贺龙身边的警卫人员都是从基层挑选来的共产党员，谁不想上战场去与敌人撕杀？首长一开口，一个个都奔向了枪声最激烈的地方。当然，他们并没有忘记留下几个人保卫首长的安全。

25日上午，战斗胜利结束，全歼新编二十六师4000余人，俘虏了中将师长张士智，可惜，在押解途中逃跑了。何文鼎呢？战斗刚一打响就偷偷溜走了。然而，最令贺龙遗憾的是由集宁西撤的傅作义集团主力第一○一师前来增援，虽然遭到了独一旅的顽强抗击，但是由于上面指挥不统一，独二旅未能按时赶到，让第一○一师逃到归绥去了。贺龙后来说："如果独二旅赶上来了，我们就打上一○一师了。一○一师没有被歼灭，逃走了，傅作义守归绥就增加了信心。"

在贺龙用兵卓资山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说："如傅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逼傅部绝食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卓资山战斗胜利后，傅作义已将其主力撤到归绥。聂荣臻与贺龙约定在卓资山以东的隆盛庄会面商定下步行动。10月26日，即卓资山战斗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到达隆盛庄，然后，聂、贺一道进入卓资山。在这里，聂荣臻与贺龙、李井泉就下一步行动作了研究。27日，他们又收到了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指示进一步强调："此次作战，必须达成歼灭傅顽主力之目的，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方可聚歼。"聂、贺根据当时敌我情况商定：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分兵力西出包头。显然，这个决定的重点在于夺取归绥，西进仅是一种配合行动，没有充分体现中共中央军委迅速西进、由西向东打的意图。贺龙后来说："本来，在卓资山战胜敌人后，就应该按军委指示早日西进，攻击傅军退路，消灭敌军主力。在卓资山时，我没有把军委指示提出来与聂司令员讨论，这要负一定责任。"①聂、贺决定的围攻归绥的部署是：晋察冀野战军的冀察纵队、冀晋纵队沿大青山麓向西进击，肃清平绥路以北之敌，从北面包围归绥；冀中纵队从东面包围归绥；晋绥野战军主力肃清平绥铁路以南至大黑河以北之敌，从南面和西面包围归绥；晋绥野战军的独一旅、骑兵旅与冀察纵队骑兵二团组成挺进军，由王尚荣指挥，沿铁路西进，截断归绥与包头间的联系，相机夺取包头。

这时，傅作义已将其主力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新编骑四师等共2.4万人集中归绥，原伪蒙部队扼守归绥外围据点。敌军依城防守，以逸待劳，并不时出击，给攻城部队以消耗、干扰。经过在外围的几次激战之后，双方形成对峙状态，历时半月无进展。西进的挺进军从11月1日至5日，连克兵州亥、察素齐、沙尔沁，歼敌5个骑兵团，直抵包头城下。在包头，傅作义集中第六十七军等部共1.2万人防守。挺进军兵力不足，也与敌军形成了相峙局面。

贺龙在归绥城西接到王尚荣的报告，甚为焦虑，经与聂荣臻商量之后，令三五八旅两个团（缺一个营）由旅长率领增援包头。11月11日，三五八旅赶到了包头。

包头为绥远第二大城，城墙坚固，又有日军构筑的钢筋水泥工事，是一座坚城。逼近包头的晋绥部队企图以全部3个多团的步兵尽快拿下它，在未充分掌握敌情的条件下，即于11月12日发起攻击。攻入城内的4个营英勇战斗，奋力拼杀，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但困兵力不足，在敌人猛烈反扑下，伤亡很大，弹药耗尽，被迫撤出城外。

当天，贺龙就接到了攻击包头失利的报告。他与聂荣臻几经研究，决定由贺龙、李井泉率晋绥野战军全部和晋察冀部队1个旅西进，夺取包头；晋察冀部队在聂荣臻指挥下，继续围攻归绥。对此，中共中央军委认为，夺取包头是好的，但须集中力量。聂应着晋察冀主力与贺、李一同西进，留部分兵力控制归绥。聂荣臻对这一主张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晋察冀部队主力西进，围城部队即转为劣势，敌人必然乘机反击，战局有恶化的危险；主力全部西进，将分成归绥、包头、河套3个战场，兵力分散，难以相互策应；没有巩固的后方补给线，粮食、弹药无法补给。因而，他主张按原部署打几仗，看情况发展，请中央军委慎重考虑。

中共中央军委在11月22日的指示中虽然仍主张聂部西进，集中力量攻取包头，但同时指出："中央对于前方情况不了解，望你们根据情况实行之。"

23日又指示说："如果你们估计短期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是否即将部队撤到机动位置，相机再订今后计划。"

贺龙是想倾全力攻下包头，实现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他在包头东郊沙尔沁对部队说："我们先打下包头，再打五原、临河，抄傅作义的老窝，回过头来再打归绥、大同。"12月2日，第二次攻打包头。晋绥野战军在零下十几度的塞外严寒中，英勇作战，表现非凡，但由于缺乏攻坚装备，衣着单薄，天寒地冻，土工作业、排除障碍和部队生活保障都遇到了很大困难，加之敌人已有充分准备，因而，激战终日，未能奏效。

①贺龙：1947年5月在晋绥军区建军会议上的讲话。

这时，贺龙因长期劳累，胆囊炎复发，又患了重感冒，无法亲临第一线指挥，只能躺在床上关注着战斗情况。当他得知攻坚受挫后，反复思索，感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攻城，将会消耗自己更多的有生力量，也没有取胜的把握。这种仗不应再打，因此，他毅然决定停止攻城，撤离包头。

一个指挥员审时度势，权衡得失，敢于及时作出摆脱困境的决策，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曾任过傅作义部第一○一师师长、第三十五军军长的董其武将军在全国解放以后，同贺龙谈及绥远战役时说："贺老总，你那时的指挥确实高明，很快决定撤退，不攻包头了，那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再攻，也不好攻下来。因为我们的部队工事里生着火炉，枪炮口都标定了方位，是以逸待劳，又有优势装备，弹药充足。包头城一面是山坡高地，一面是平坝子。

我们部队据守在高处，给周围城墙泼了很多水，一冻成冰，又滑又硬，不好接近，你们是很难攻下来的。当时，你下令撤退，非常英明。"贺龙听了，笑而不答。

晋察冀军区部队也于14日从归绥附近撤围，绥远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历时50余天，虽未实现预定目的，但歼灭了1.2万敌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打破了国民党当局控制平绥铁路的企图。

停战令后

经过3个月的军事较量，蒋介石处处失利，不得不同意重开国共谈判。经过国共两党代表几度商谈，在1946年1月5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于1月10日正式向全国宣布；同时，双方下达了"停战令"，规定从1月13日24时起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为了保证停战令的执行，由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在北平，建立了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调处冲突。

但是，蒋介石在签订停战协议的同时，又下达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命令。傅作义奉命向绥东、绥南解放区进犯。1月12日抢占陶林、和林两城。

13日进攻卓资山，遭到了晋绥野战军的沉重打击。暂三军军长袁庆荣被撤职。1月14日凌晨，傅部骑四师和伪蒙军一部共3000余人，在停战令生效后，侵占了集宁；阎锡山部也会同原伪蒙军王英部，于14日侵入丰镇。

接到国民党军违反停战令的报告，贺龙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议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谈判。因为停战令已经生效，可向军调部报告，通过谈判，迫使国民党军撤退；二是打。用武力夺回来。贺龙主张打。他说：理在我们一边，我们也有力量，敌人孤军深入，仗是好打的，为什么不打呢？谈判解决不了问题，执行部里美蒋的人多。讨论结果，同意了贺龙的意见。贺龙调3个步兵团和绥蒙军区骑兵旅，由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政委高克林统一指挥，在晋察冀部队配合下，向集宁反击。

1月17日晚，八路军兵临城下。国民党当局忙向北平军调部报告，慌称集宁在停战令生效前是他们占据的地方，诬告八路军违反了停战令，为此，军调部决定18日派执行小组到集宁视察。

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当即急电姚喆，要求他们在1月18日8时前，全歼侵犯集宁的国民党军。17日黄昏，总攻开始，18日晨，城内蒋军被肃清，歼敌2000余人，收复了集宁。

这一夜，贺龙守候在新堂土台子野战军司令部，注视着战斗的进程，通宵未眠。18日晨，接到收复集宁的报告，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命令参谋赶快给姚喆发电报，叫他们马上打扫战场，准备迎接执行小组。贺龙的命令传到集宁，全城军民一齐出动，清扫街道，修补城门，恢复战前面貌。随军调部执行小组进入集宁的记者写道："执行小组抵集宁时，集宁已无战事，晋绥八路军驻防该地，社会安谧，秩序良好。"

在绥东、绥南、晋北的晋绥部队执行贺龙坚决反击傅作义部进攻的命令，也击退了国民党军对凉城、丰镇的进犯，击溃了入侵和林的敌人，收复了雁北的左云。蒋介石在绥远、晋北"抢占战略要点"的阴谋未能得逞。

3天后，贺龙冒着塞外飞雪，从土台子赶到丰镇，以"中共山西司令员"的身分参加军调部大同执行小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大同执行小组的国民党代表温天和、中共代表李波、美国代表霍雷和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国民党军山西北部地区司令楚溪春没有到会。

会议开始，美国代表霍雷发言。此人站在国民党一边，闭口不谈国民党军队侵犯集宁的责任，只讲什么要恢复交通、自由贸易等等的题外话。贺龙衔着烟斗，冷眼旁观，察觉到霍雷是在故意回避会议主题，转移大家对国民党侵犯解放区的注意，心里很不高兴，心想这家伙不对头，非整他一下不可。

他冷笑一声，打断霍雷的话，厉声问道："你的权力有多大？你是军调部执行小组成员，我只知道你的权限是监督停战，调处冲突，没有什么恢复交通、自由贸易的权限。"

霍雷愣了一下，马上又说："我的责任是监督停战。你们共产党在集宁就违反了停战协定，侵犯了政府的地方。"

"集宁的事我们最清楚。"贺龙大声说。接着，他指出集宁是1945年8月22日由八路军从日军手里解放的，以后被国民党军抢走。当年10月24日，八路军重新解放集宁，一直到今年1月13日停战令生效前都在八路军管辖之下。1月14日清晨，国民党军队将停战令丢在一边，袭击集宁，被我们打退了，他们丢了几百具尸体。他冷冷地问道："你说集宁到底是谁的地方？"

霍雷无言以对。

贺龙针锋相对，毫不放松，又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在绥东进攻卓资山、丰镇，在晋北侵犯左云的事实。他问霍雷和国民党代表温天和："你们说，究竟是谁违反了停战令？这个责任要谁来负责？"温天和呐呐地说："晋北是阎长官管辖的地方，出了事由阎长官负责。"贺龙马上指着记录员说："好，阎长官负责，温代表说的，请把这记录在案。"温天和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言，立刻转换了话题，又谈起了双方自由贸易等问题。贺龙暗暗发笑，拿起烟斗，美美地抽了一口烟，向他们表示，贸易是老百姓的事。他们愿意来丰镇就来丰镇，愿意去大同就去大同，我们从来不阻止。温天和问，楚溪春没有来，贺龙能否到大同走一趟，见见面，一道谈谈遵守停战协定的事。贺龙不愿去。

他心里想，我们抗战8年，进不了大同，阎锡山不打日本，还和日本人勾结，他们进了大同，是不清白的，我不能去那里。

第二天，楚溪春来到丰镇参加会议。他在会上提出执行军调部和字第二号命令，共产党军队必须后撤60里。

贺龙反驳说："孤山（解放军阵地）离大同30里，我们从孤山后撤；你们从大同后撤，各撤各的，大家平等。我们后撤60里不要紧，你退60里，就得把大同的砖瓦都搬走。怎么样？楚司令。"楚溪春说："为什么我要从大同后撤？大同隶属国民政府。"贺龙一听"隶属国民政府"几个字，气愤起来，"忽"地一下站起来说："你们是什么时候进大同的？抗战8年，没在大同见过你们一兵一卒。大同一直由我们围困着。你们是怎样进的大同？

楚司令心里明白！"楚溪春做贼心虚，坐在那里，扳着脸一言不发。贺龙看了一眼楚溪春，笑了笑说："我看大家还是老老实实、诚诚恳恳来对待停战协定，这样才能有国内的和平。"

作为主人，当天晚上，贺龙在丰镇杏花村酒店设宴，招待参加会议的各方代表和新闻记者。席间，楚溪春对贺龙说："贺将军，你们没有煤炭，我们缺少粮食，咱们交换，好不好？"贺龙说："楚将军，你们缺粮是真的，我们可不缺煤炭，多得很。我们还供应张家口呢！不信你到车站上去看看。你们需要粮食，我们可以供应一点，为了大同的老百姓嘛！这事可以谈谈。"

楚溪春随即表示感谢。

贺龙在丰镇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三方代表经过3天磋商，终于达成了恢复1月13日午夜以前的阵地等6条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国民党当局也并未执行。

特别是在晋绥军区南线，阎锡山部乘晋绥部队主力在绥远之机，不断违反停战令向解放区进犯，当地八路军未能适时集中兵力予以有力打击，以致被敌人占去了3座县城和一些市镇。后来贺龙曾在晋绥分局高干会上指出：当时我们对阎锡山的斗争有点缩手缩脚，使阎锡山钻了我们的空子，到处打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处理了谈判事务，贺龙便经张家口去北平就医，尔后到延安述职， 4月下旬回到兴县。6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由贺龙兼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并担任晋绥分局常委。在贺龙离开绥远以后，晋绥野战军即交由副司令员张宗逊指挥。

《贺龙传》13章 联防军司令员

新的使命

1941年开春以后，关向应患肺结核病日益严重。这年10月初，他离开晋西北去延安治疗，贺龙亲自到彩林后方医院送行。贺龙与关向应从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开始一起工作，共同经历了8年的艰难岁月。在这8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关向应理解贺龙、支持贺龙。他曾对人说："有人说老贺有军阀主义，其实，他联系群众，关心爱护群众，上下级关系密切，同他接触多了，就比较随便了。""你不要看老总发脾气，他发脾气其实是爱护你。他伟大就在这一点上--关键时刻他立场坚定、果断。"贺龙尊重关向应，遇事总要问问关向应的意见。他们俩人思想合拍，配合默契。关向应病重以后，贺龙十分焦急，诸事都很关心，连关向应应该吃什么，怎么吃法，都要亲自关照一番。不久前，刚刚送去一件皮大衣给他御寒，可是，现在，病魔却使他俩分开了。这使贺龙感到痛苦，尤其是关向应一走，集军政领导工作于一身，任务繁重。不过，正如关向应所说："老贺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有办法，而且每当最艰苦危难的时候，他最快乐。"

1942年春，正当贺龙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晋西北部队精简整编，解决"鱼大水斜、"头重脚轻"①问题的时候，日军发动了对晋西北的春季"扫荡"。日军独立混成第三、第十六两个旅团集中1万余人，"扫荡"兴县和保德地区。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长森少将，率3个支队袭击保德二分区指挥机构及新军暂一师；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长若松少将率3个支队直扑兴县晋西北军区领导机关，企图一举消灭晋西北八路军指挥中枢。他们采取远程奔袭的办法，增加了"扫荡"的突然性，到达奔袭目标地区以后，即组成多路纵队作宽正面的梳篦式的反复"扫荡"，发现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马上集中兵力攻击。1月4日，若松少将指挥日伪军秘密出动，直奔兴县。

贺龙及时得到了情报。他当机立断，率军区机关迅速转移到了兴县西北的水江头。6日，若松占领兴县，扑空之后，马上跟踪而来。贺龙又转移到瓦塘以北地区。若松在水江头再次扑空，失去目标，感到奇怪，于是，下令摆开阵势，采用像梳子篦头一样的办法，以多路纵队，严密搜索。

怎样粉碎这次"扫荡"呢？贺龙说，鬼子正在找我们的主力，我们要避开他，让三五八旅去界河口和二十里铺一带活动，到鬼子屁股后面去放火，逼他退出去。对进入根据地的鬼子，用小部队袭击他，让他不得安宁。各分区的部队都避开正面，去打敌人的交通线和据点，把声势搞大点，那样，日军不得不走。

这一着很有效。三五八旅接连不断地打击若松的运输部队，逼得他掉转屁股去找三五八旅。外线部队打得更加热闹：独一旅3次截断离岚公路；决死二纵队在文水、交城地区，决死四纵队在离石、大武地区袭击据点，破坏交通，打敌运输；独二旅、暂一师跳出森少将的合围，袭占了义井。晋西北各部队在敌占区和交通线上四处出击，一共歼敌1750人。敌人顾头顾不了尾，十分被动，3月初放弃"扫荡"，撤回原据点。

①由于日军强化治安，蚕食根据地，在1941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人口减少了50万，使党政军民全部脱产人员占根据地人口比例从百分之四点三，上升到百分之五点六，这就是"鱼大水斜；在军队中，军区、军分区等机关人员和部队总数的比例上升到一比一点七，形成了"头重脚轻"的情况。

反"扫荡"刚结束，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贺龙、林枫速去延安。贺龙把反"扫荡"的扫尾工作交给周士第，即同林枫过了黄河。

延安用极大的热情欢迎了他。3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一二○师师长贺龙、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五师师长林彪和去绥德、米脂视察归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毛泽东、朱德都到了会。主持会议的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他先请林彪讲话。林彪刚刚回国不好意思讲，只说："该受欢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和我们的李副主席。"谢觉哉转身请贺龙讲话。谢老风趣他说："我们的贺师长是一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没奈何他，能降服这条龙的只有纯阳老祖，可是，纯阳老祖又在我们这边。"

谢老道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贺龙是个共产党员，他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中国人民的意志，别的什么力量都奈何他不得。贺龙没想到，自己做了一点工作，竟受到延安人民如此盛情的欢迎。他十分激动，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说："我是一个普通党员，现在回家来了，是不该受这样盛大欢迎的。"接着，他简要汇报了晋西北的春季反"扫荡"情况，兴致勃勃地说："敌人春季'扫荡'彻底失败了，不过，敌人的战术也有改变，在我们面前并非完全无能，时常对我们实行反袭击、反伏击。我们如不注意敌人这种战术上的进步，那一定会吃亏的。我们应该注意研究敌人战术的改变。"谈到晋西北根据地几年来的建设，更其兴奋，他说："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时间比较短，从29年①算起，到现在不过两年，除了打仗以外，允许我们建设的时间不过14个月。如今'三三制'政权已经建设起来，一天天在巩固中，过去逃亡的地主，现在已经回来了。地主士绅、各党派人士都积极参加了政权工作。他们很高兴，很安心。我们的行署主任续范亭同志，便是一位国民党员、老同盟会员。副主任牛荫冠同志，是牺盟会领导者之一，他的家庭是晋西北第一家大地主。乡村政权已经过两次改选，现在第三次普选已经完毕，正着手县的选举。晋西北参议会正在筹备，预计今年7月，第一次会议可以开幕。"最后，他深情他说："晋西北根据地能建立起来，主要是我们忠实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政策，执行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晋西北紧靠陕甘宁边区，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根据地中有一个近便的榜样。"这次讲话，是他真情的流露，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其实，毛泽东让他到延安来，是要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

毛泽东先让他参加由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工作。他同留守兵团的领导人肖劲光、曹里怀、莫文骅作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又听取了一些旅、团干部的反映，仔细阅读了留守兵团3位领导写的工作报告，在1942年3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会议上作了坦诚的发言。他肯定了留守兵团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军队建设上的成绩，又严肃地批评了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尤其对留守兵团在处理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批评。朱德在他所作的检查工作的结论中，肯定了贺龙的看法。这次检查，使贺龙熟悉了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情况，为担负联防军司令员作了思想准备。

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关向应休①民国29年，即公元1940年。

养期间，高岗代政委），林枫为副政委。毛泽东要求贺龙参加解决三项任务：一，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二，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三，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

贺龙又挑起了一副新的担子。

"你的兵练得不错哪！"

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一二○师的、有留守兵团的、还有边区保安司令部的，指挥、组织不统一，不适应保卫边区的需要，因此，贺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中共中央统一军事指挥的要求，对边区部队进行整编。他同副司令员徐向前、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商量以后，决定把留守兵团所属的各独立团及保安司令部所属的4个团统一编成两个警备旅，同三八五旅、三五九旅一道置于联防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方案，并于1942年10月间将留守兵团领导机关并入联防军机关，任命肖劲光为联防军副司令员。贺龙又根据保卫边区的需要，重新划分和调整了部队的防区，成立了军分区。他还建议，由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实现各地区的一元化领导。经过整编，边区部队出现了一个新面貌。

不久，贺龙带着参谋人员深入各分区视察。走了一遍以后，他感到忧虑。

当时，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有50万大军，对边区实行封锁。眼下，国民党顽固派又在酝酿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4个多旅的部队不仅要保卫河防，对付日寇，而且要对付众多的国民党军，兵力实在不足。在非主要方向的边境上，1个团要担负400公里正面的守备，显然很难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进攻。贺龙有一个增加边区军事力量的想法，可是，现在是根据地最困难的年月，都在精兵简政，边区要扩兵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他想到了晋西北。他考虑，晋西北新军决死二纵队、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经过整编和多次反"扫荡"的锻炼，战斗力提高很侠，已经可以胜任保卫晋西北的任务了。一二○师独一旅的1个团己于1941年调来陕北，旅部及另1个团仍在晋西北，可将其调来。他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1942年11月26日，一二○师独一旅旅部及一个团调到陕北，全旅配置于绥德地区。三五九旅全部调往延安东南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ewc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31_1.bmp}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鼓吹封建法西斯理论，反对共产主义。5月，国民党军把对付日军的一批部队从河防撤往边区周围，增加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并且向关中地区逼近，企图闪击延安。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亲赴耀县召开作战会议，又跑到洛川以北活动，扬言要让八路军交出边区。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虽然预有准备，但贺龙还是不很放心，又向毛泽东建议，再从晋西北调1个旅过来。毛泽东同意了。6月，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贺龙的建议将三五八旅调到陕甘宁边区。贺龙随即命令三五八旅进驻鄜县（今富县）以西黑水寺、直罗镇一带葫芦河谷地区，同由康健民率领的骑兵旅一道，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和准备实施机动。部署完毕以后，他又到关中分区亲自检查了一遍。

当他返回延安时，延安各界正在文化沟体育场召开纪念抗战6周年纪念会，进行反顽斗争紧急动员。人们知道贺龙刚从南线视察回来，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讲话。他走上讲台，感慨他说："往年，我们在前方纪念'七七'，周围都是敌人。今天，在我们家里纪念'七七'也同样不安宁，昨天，关中已经听到了炮声。这炮声是从新自河防阵地撤到边区附近的部队发出的。他们不打日本了，开来打自己人，要消灭边区老百姓，消灭共产党，消灭边区政府。"他极为气愤地反问："国民党政府不发一饷一弹，我们打了6年仗。

日寇侵华军队，我们打了一半，这样的军队不好吗？我们不敢言功，但我们何罪可伐？为什么要来打我们？对33个叛将①不讨伐，而对我们则当做敌人看待，这还有公理吗？"

蒋介石派驻延安的一位姓徐的联络参谋也参加了会议。他坐在台上说："蒋委员长'七七'广播中并没有说要打内战。"

贺龙听到后，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刚才联络参谋徐先生说。蒋委员长'七七'广播没有提到内战，我说，这个消息很好，我们很拥护。但是河防大军六七个师和什么坦克、重炮纷纷西调，包围边区，部队都换上了新炮，连马鞍子也换了新的，对着我们如临大敌，而把日寇放到一边，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还要请解释解释。"

联络参谋无言以对，显得尴尬。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

贺龙对着台下大声说："现在边境上对方的枪已经响了，我们还没有还枪，因为我们一向是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家如果不打我们，我们也决不去打人家，但是，如果一定要来打我们，我们就一定要自卫。我们的忍让是有限度的。我们边区的男女老幼都要准备好，随时还击对边区的进攻！"

贺龙的话激发了群众对顽固派的同仇敌汽，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由于中共中央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边区军民作了充分的准备，因而，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始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国民党顽固派没有冒然发动进攻，却组织了一些土匪、特务潜入边区，进行破坏。清涧、绥德、米脂、西川一带接连出现阎锡军等8股土匪，到处窜扰，抢劫公营商店及单行军人的武器，刺杀地方工作人员，破坏地方政权。

土匪活动最猖狂时，平均每天要发生1次抢案，清（涧）绥（德）大道上黄昏时分没有武装护迭就不敢走路，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治安和交通。

贺龙决心剿灭这些政治土匪，保护边区政权和人民。1943年，他乘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的机会，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专门讨论剿匪工作。贺龙在会上指出：这些土匪已经作案30余起，干部和群众死伤23人，损失财物200万元，如果任其发展，边区将得不到安宁。贺龙严厉批评了某些干部由于存在和平麻痹思想，对土匪采取放纵和宽大过头的态度。

他提出，由各分区司令部和地方党政机关联合组成清剿委员会，统一领导剿匪工作，坚决消灭国民党派来的这些祸害。会后，贺龙连续两次签发剿匪命令，确定了"剿抚兼施，军民协力"的方针，拟定了清剿战术，制定了对土匪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政策。贺龙强调："要坚决肃清匪患"，但须"正确执行政策"，"注意分化和争缺，"慎重对待首要分子与胁从分子的区别，避免乱杀"。经过3个月的努力，8股土匪被全部肃清，进一步巩固了边区政权，安定了人民生活。

贺龙当了联防军司令员以后，常常下去视察。他发现边区部队由于以往领导不够统一，训练上存在不少问题，各有各的作法；学校、教导队的训练也有与部队实战需要脱节之处。这自然要影响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他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第三次反共高潮一结束，贺龙就开始着手解决部队训练问题。

他对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说："现在要解决一下部队训练问题。要开一个会，①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国民党政府军中的一些将领陆续投敌叛国，其人数高达33人。

把同志们的不同想法摆出来认真讨论一番，争取今年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的部队训练统一起来。"

1943年6月，联防军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军区团以上参谋长会议，讨论部队军事训练问题。贺龙亲自领导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主要是：一，训练要为战争服务。他说："过去学校和部队的教育与战争脱节的现象，应当纠正。"在训练中，"各级司令部对自己周围的敌人与顽军应有一定的想定①，作为训练的依据。西北地区要有两个想定：一个是对付日本军队的，一个是对付顽军的。今天，战斗经验中有许多战术、技术问题，要依据这个原则进行整理。""要加强学校与部队的联系，部队供给学校材料，学校帮助部队整理；学校向部队提出训练及战术意见，使学校教育符合部队的需要。"二，部队训练的要求或者说目标，在于"能对付两倍到三倍的兵力（的敌人）"，"1个打3个"。贺龙指出：这是根据边区部队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形势的需要。只有把兵练成这个样子，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三，生产与训练这两大任务要统筹安排。当时边区部队正在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因此，有些部队在安排生产与训练上统筹兼顾不够，安排不尽合理。贺龙指出："生产任务大体上已经解决，而学习任务还未解决。学习问题主要是抓紧，要挤时间。"他说：训练抓得不紧，"问题是首长和司令部抓得不紧"。他提出了一个负责制办法："各级司令部把兵训练不好，我就找你们参谋长。你们应当多用脑筋想办法。"

贺龙还对会议的开法进行了改革。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论来议论去的老一套办法，请参谋长们穿上草鞋，去当几天兵，到操场上做做动作，学些切实的具体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统一部队的训练思想和章程。贺龙自己也穿着草鞋来往于操场烈日之下。这套办法，给会议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会开活了。

这次会议，对部队的训练方针、组织领导、规章制度等展开了充分讨论，提出了明确的意见，特别强调"克服机械地认为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忽视军事教育的倾向和军事训练与作战脱节的现象"，并对1943年下半年的训练提出了具体要求，从而，大大推动了两个根据地的军事训练。

3个月过去了，军事训练搞得怎样了呢？有什么经验教训？冬季练兵应当怎么搞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1943年10月，贺龙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也很重视，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你们做得很好，希望你们今年冬季，在现有基础上，再进行一次很好的训练。"他还要求，在训练中要贯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并且对这一方法作了具体说明。

这次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土兵教育应以技术为主"的冬季练兵方针，侧重学习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贺龙把与会的高级干部编成班、排，下到操场，首先学习三大技术，统一训练要求。贺龙说："别人能做到的，高级干部一样能做到。毛大帅不是号召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吗？我们自己先动动手，就有发言权了。"毛泽东也很高兴，兴趣盎然地来到操场，观看高级干部操练，对与会者的情绪鼓舞很大。贺龙主持的这次高级干部会议，①军语。按敌对双方基本特点结合实际地形拟订的一种情况设想。

成为边区部队冬季练兵的良好开端。毛泽东"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普遍得到了贯彻执行。11月中旬，冬季练兵热潮便在部队中形成了。

在这次冬季练兵中，两个地区的部队普遍开展了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竞赛。

这个竞赛是怎么来的呢？一年前，即1942年春，贺龙到陕甘宁边区不久，去三五九旅视察。师长来了，旅长王震十分高兴。他为贺龙组织了一次投弹、刺杀和射击表演。有个叫齐巨洲的战士一下子将手榴弹投了50米。贺龙看了，高兴地鼓起掌来。王震旅长兴奋地大喊："好一个贺龙投弹手！"

表演完毕，王震请贺龙给部队讲话。贺龙说："你们是保卫党中央的卫队，你们要保卫边区每一寸上地。你们练兵练得很好，投弹投得远。你们还要好好练习射击。每一颗子弹打死一个仇敌。一二○师是个大学校嘛！"王震接着说："师长号召我们生产、学文化、练习武艺，特别是打手榴弹、射击。

我们旅要创造出无数的贺龙投弹手、贺龙射击手。敌人来了，就把他们消灭。"

旅政治部很会做工作，他们抓住王震的这一讲话，很快在三五九旅开展了争当"贺龙投弹手"的竞赛。在后来的冬季练兵中，这一竞赛从三五九旅推广开来，变成了全边区部队的群众性活动，并且发展为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运动。

1943年冬季大练兵到1944年3月结束，成绩显著，收效巨大。例如，三五八旅考核的结果是：全旅步枪命中率由百分之四十八点五，提高到了百分之九十点三，重机枪命中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四，轻机枪命中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八，山炮命中率达百分之百，手榴弹投掷距离由平均25米，提高到了40. 69米，并创造了72米的最高纪录，刺杀和超越障碍，也都比较熟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巩固和发展， 1944年9月联防军司令部召开了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检阅和总结大练兵成果。

贺龙在会上讲话说："我们现在有了投掷72米的投弹手，（发射6发步枪子弹）打60环的神枪手，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是，为了反攻，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继续求进步。"他说， 1944年冬季，我们还要练兵，我们的目标是："巩固技术，提高战术，把技术与战术结合起来"。

"战斗员要提高自己的技术并掌握新技术，指挥员要提高战术指挥能力。"

9月25日，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东关操场举行军事表演。贺龙、徐向前、肖劲光、谭政陪同毛泽东以及其他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前往观看。

军事表演一共7项：投弹、射击、刺杀、马术、越障碍、木马、单杠。

第一项表演投弹。表演者都投过了45米。

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对贺龙说："老总，你练兵练得不错哪！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贺龙投弹手'。今后每个战斗员都练成这样的投弹手，那就无敌于天下了。"贺龙说："我们已经计划普遍开展苦练三大技术的活动。"

这时，独一旅投弹手张兆信打了一个精彩的空中爆炸。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掌声。毛泽东更高兴了，对贺龙说："这颗手榴弹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在哪里炸，就在哪里炸，这很有用处，更能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了。"贺龙说："是呀，本领是练出来的，只要苦练，就会越练越精！"毛泽东点头说："是这样的。"

贺龙等领导的联防军大练兵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为1945年在爷台山地区打退胡宗南的进攻以及对日反攻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奋战财经战线

1942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晋绥与陕甘宁两个地区的财政经济，决定组织财经委员会。委员由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主要负责人和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共19人组成，林伯渠任主任，贺龙任副主任。这样，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贺龙即以很大精力参预领导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工作，在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上，出力尤多。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封锁， 1942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情况极为严重。毛泽东将此比喻为抗日的暗礁。他说："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资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①为了克服困难，绕过暗礁，毛泽东亲自调查研究，写出了解决抗日根据地财经问题的历史性文献《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毛泽东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正值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以整风精神，讨论中共西北党组织历史上的路线争论，总结经验，纠正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种种偏向，确定边区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措施。毛泽东委托贺龙将这个文件在会上进行传达，以期展开讨论，听取意见，统一思想，教育干部。12月21日，贺龙将毛泽东写好的前六部分印发给与会人员，并在会上作了传达这一财政经济工作大纲的长篇发言。一个礼拜以后，毛泽东写完了文件的后三部分。29日，贺龙就后三个部分作了第二次传达性发贺龙在传达发言中，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对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重要性。他说："毛主席指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它不是单纯从财政收支上解决问题，而是以发展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来保障军民供给"。"他把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我想，他的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来。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①？国家一个饷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呢？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所以"你要是对生产取消极、轻视、忽视的态度，就是违反抗战与革命的利益。"在发言中，他特地表扬了几位在边区发展生产中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一个叫沈鸿。贺龙说："他是个大学生，又是个专门家，他自己在上海有机器、有工厂，抗战以后，马上把机器搬到我们边区来，帮助我们造了全套的造枪机器"。"他不是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非常艰苦，埋头苦干，对我们边区发展工业有很多帮助。"第二个叫钱直道。贺龙说："他是个工程师，他到边区来把无烟火药制造成功了。他帮助我们抗战，特别对军事工业有很大贡献。"第三个叫林发。贺龙说："他是研究玻璃的，过去试验造玻璃有人反对他，结果试验成功了，解决了我们很大问题。"第四个叫陈正霞。贺龙说："他是个技师。我们延安，以前有些破烂机器，后来他把机器修起来了，把工厂支持住了，搞起来了。今天不但没有停产，而且发展了。"还有一个叫华绍真。贺龙说："他是个科学家，是个工程师。我们印钞票到处买纸，买不到，他利用边区的材料把纸造出来了，再加把力，其他各种纸张也可以造出来。"贺龙在会上大声疾呼："他①毛泽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①这里指的是由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

们是坚决抗战的。这些人对我们边区有这样大的帮助，自己搬机器来，埋头苦干，什么话也不讲，只要工作，我们应当尊敬他们。"

西北局高干会议以后，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具体管理边区财经工作。贺龙兼任财经办事处主任。

当时，财经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不敷出。贺龙与林伯渠及财办人员商量以后，决定采取一个特殊办法：边区政府拨给各军分区500万元，由各分区包干自行解决各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样，暂时摆脱了政府收支不平衡问题，但却加重了军队的负担。贺龙把各分区和各旅的领导人找来，对他们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 43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有商店、骡马店、运输队，有基础嘛。""你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就吃什么；你穿什么，地方干部就穿什么。地方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向你要。上面总共补助500万元，其余的要军队来负担。"他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困难。这种包干的办法，虽说加重了军队的负担，但也提高了各分区生产的积极性和解决本区财政经济困难的责任感，作为解决入不敷出的应急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只能是权宜之计，根本问题，一是要增加边区政府的收入，二是要发展生产。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土特产，但是，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各做各的生意，肥水外流，边区政府得不到应有收益。财办成立后，抓紧时间，建立了边区政府物资局，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贸易统一管了起来。对食盐和各类外销的土特产实行统销。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就有了保证。

发展生产是解决边区财经困难的根本出路，而发展生产需要资金。边区银行因为资金有限，所以，在发放农业贷款时规定必须有一定的抵押。没有东西抵押，就不给贷款，这样，大部分资金便到不了某些基层生产单位和农民手里。贺龙认为这种做法虽有道理，却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银行资金大部分应当用到发展生产上去。钱放在银行里，怎么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政府不可能增加收入，银行资金也不会充裕。他亲自去找银行行长朱理治，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朱理治说："没有抵押，资金收不回来就麻烦了。"贺龙说："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扩大生产，那来抵押？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有了钱，不就可以还你？何况，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了，你银行的资金不也多了吗？"经过一番谈话朱理治赞同了贺龙的想法。为了解决金融问题，贺龙又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法币，以充实银行的实力。1943年，边区银行对机关、部队的生产投资比1942年增长了38倍，向农民发放的农业贷款增长了10几倍，在发展生产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贺龙在1944年总结说："如果没有这一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的票子①，那我们去年的生产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44年春，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这一年，陕甘宁边区扩大耕地100万亩，增产细粮16万石，运销30万驮②盐和土特产，种棉花15万亩，织布10万匹，工业也有了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①即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简你边币，是用马兰草为原料制造的纸张印刷的。

②指一头骡子所驮重量。

但是，大家仍很注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那时是供给制，伙食费是很少的。中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一般也只吃些白菜、土豆、萝卜之类的蔬菜。

1944年冬，贺龙因为有病住进了医院。负责管理贺龙生活的警卫排长，看见贺龙几乎天天吃白菜、萝卜，心里很不安，想改善一下伙食。有一次，他买了半斤木耳。谁知，吃饭的时候，贺龙把他叫去了，问他："我1个月多少钱伙食费？已经吃去了多少？还剩多少？1个月吃上一两次木耳要超支多少钱？你给我算一算。"警卫排长一时算不出来，愣在那儿。贺龙对他说："前方部队天天在打仗，他们吃的是什么？我们有白菜、萝卜吃就不错了。你买半斤木耳就化了半个月的伙食费，那怎么行？"他又说："你们总觉得天天白菜、萝卜单调，可以动脑筋想办法花样翻新嘛！萝卜，就可以切成丝炒，也可以切成块、切成丁炒得脆脆的，还可以盐腌着吃，不就不单调了吗？"

从此以后，警卫排长再也不敢给贺龙买贵一点的东西吃了。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虽然军民动手，丰衣足食了，但是，由于盐和土特产滞销，财政收入减少，出现了亏空，银行由此增发了近10万元边币，结果，金融波动，通货膨胀。1943年10月，财经办事处为制止通货膨胀，曾紧急建议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决定：紧缩开支，回笼货币，停止发行钞票。但是，由于财政周转不灵和在财经工作上存在闹独立性的倾向，这个决定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得到认真贯彻。

1944年初，财经委员会和财经办事处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贺龙及其他财办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摸清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贺龙多次找银行、物资局、财政厅等单位领导人个别交谈，分析情况，统一思想。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财委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于3月4日召开的以讨论财政金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高级干部会上，请大家畅所欲言，想办法、出主意。

3月27日，贺龙根据会议的讨论情况作了总结报告。贺龙分析了这次边区金融波动的原因。他说，首先是"有些同志对边区经济特点认识不清，不尽大的努力去发展边区的自给工业，而是单纯依靠贸易解决问题，以为物资局一成立，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有了点土特产，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第二，在思想上有严重的主观主义，不了解具体情况，以笼统的估计代替确实的调查"。"第三，在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倾向，有的土产公司做生意有什么'三不买九不作'之类"。"第四，在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各自为政，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对此，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勇于负责的精神承担责任。

他检讨说：财经工作中的这些问题，"我要负总的责任，因为我是办事处主任。虽然过去对财政厅、物资局、银行都有批评。但总的责任我要负。他们在工作中政策执行得不好，票子发得多，闹独立性，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都因我们领导上有缺点，这些错误我们一定深刻认识"。"去年，毛主席写了一个财政经济的报告，写了1个月，是很费脑子的事。我们做的结果怎样了呢？结果金融波动，物价波动，对外贸易做得不好，管理得不好，一直到今天这些东西还没有完全克服。我们花了一些代价，取得了这些经验教训"。对于今后边区的财经工作，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以生产节约，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巩固边币为中心的五点建议，并指出："财经部门的干部要执行政策、执行法令，又走群众路线，照顾群众，这样才算有党性。"

贺龙的这一报告，集中了大家的意见，符合边区财经工作实际，得到了赞同。中共中央西北局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此时，陈云被任命为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协助贺龙加强对边区财政金融的领导。

在晋西北，贺龙是生产运动有名的倡导者，来到延安以后，又兼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全边区的生产成为他分内之事。他尤其重视军队的生产运动。

到延安不久，他就同王震到南泥湾去看望在那里屯田的三五九旅七一八团。

团长陈宗尧向他汇报说："1941年来到南泥湾，1年内就开荒播种1. 22万亩，收成不错。"他请贺龙、王震去看看他们团种的庄稼，养的猪，请他们同战士们一起吃一顿饭。

贺龙和王震在部队开饭的时候，从一个连走到另一个连，检查他们的伙食情况。贺龙揭开一个又一个用白布盖着的菜桶，高兴地喊起来："啊，这红烧肉烧得好！""豆腐煎得两面黄，炊事员同志真是费了工夫了。"王震说："陈宗尧这里可有几个好炊事员。"陈宗尧在一旁{ewc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45_1.bmp}得意地笑着。贺龙看了另一个连队的伙食，笑着说："唷，碗碗都是辣子。这是南方菜嘛！这是哪个连？"陈宗尧回答："十一连。"贺龙说："我就在这里吃饭了"，说着，拿起一个馒头嚼了起来。

一边吃一边说："馒头蒸得好。我带几个回延安去。"吃完饭，贺龙对王震和陈宗尧说："生产方面你们已经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全团有近千头猪，但还要好好生产，让每个战士吃得胖胖的，脸色红黑红黑。你们也要把屯田的经验好好总结一番。"王震、陈宗尧点头称是。

1942年12月，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作传达性发言时曾详细介绍了三五九旅从事农业生产的成绩和经验，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到1942年，边区大多数部队应该完成自己所需粮食和被服的百分之八十，一部分军队如三五九旅应该完成百分之百。之后，贺龙一面深入部队检查督促，一面在边区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各种会议上讲话，根据生产情况，在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要求，以推动部队的生产运动。1943年3月，他提出了开展生产大竞赛的建议；4月，他号召部队要做到自给自足，而且，要有多余的粮食送给政府机关；1944年，他又提出，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节约政府财政开支，部队要为完成10万石细粮而斗争。这些建议，都是在总结了前一阶段生产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既能鼓舞群众，又有完成的实际可能，因此，成为各个阶段推动边区部队生产运动的动力。

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守备部队的备战活动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还搞不搞？有人说，一搞农业，就要影响战备工作，主张暂时放弃生产。贺龙分析了反顽斗争总的形势，认为仗不一定打得起来，但是，不能放松打仗的准备，有备无患嘛！生产呢？也不能放弃。他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口号，并且向守备部队建议：战斗与生产来个"分兵把口"，在前面挖好工事，筑好碉堡，加强守备，在碉堡与工事后面开荒种地，搞好生产。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部队的拥护，都照着办了。结果，守备部队既保卫了边区，又发展了生产。贺龙后来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在紧张的时候筑碉堡，在碉堡后面开荒种地，并且喂了猪鸭鸡兔。这些东西得到得不到呢？得到了。猪鸭鸡兔，我们都吃了，但是，在碉堡那边的顽军，连我们的一根鸡毛也没吃上。"

在贺龙领导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43年开荒20余万亩，占了全边区开垦荒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收细粮3万石，三五九旅做到了粮食自给。三五八旅、独一旅等其他边区部队做到了粮食大部自给，蔬菜全部自给。边区部队共养猪1万余头，羊1.5万只，每人每月可吃到3斤肉。边区部队建立了11个纺织厂，年产布40万匹，还织了许多毛毯、毛巾，做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贺龙来到延安不久，由于感情不合，与骞先任离婚了。延安的一些热心人就忙着为贺龙当起红娘来。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把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长薛明介绍给贺龙。

薛明是河北霸县人。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她带了一支青年妇女抗日队伍，从北平辗转到长江以南，宣传抗日。1938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她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妇女大学学习，后来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任中共延安县委任组织部长，是西北局着意培养的妇女干部。

1942年春的一天，西北局书记高岗陪贺龙来到延安县委。县委书记和薛明接待他们。高岗对贺龙说："这就是薛明同志。"贺龙同薛明握了握手。

谈话中，他问薛明："你认识叶群？"薛明说："认识。"贺龙说："今天是星期天，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我知道你同叶群是朋友。叶群在马列学院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谈恋爱嘛，你要不同意，就算了。为什么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她，不要这样做。"叶群是同薛明一道从江西来延安的，彼此是很熟悉的朋友。薛明感到，叶群这样做确实不对。贺龙的态度很诚恳，是对同志的关心，所以点头说："可以。"贺龙高兴了："那很好。朋友嘛，就要这个样子。你认为怎么样？"薛明回答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贺龙点头说："那好，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知道，你在请涧工作做得很不错。"临走时，贺龙问薛明："听说你是天津人？"薛明回答："离天津很近，霸县人。"贺龙说："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包子，你可以去尝尝，看像不像。以后有空到我那儿去玩。"说完，也不管薛明怎样回答，甩开大步走了。

这次见面给彼此的印象都不错，从此，两人开始了交往。

1942年8月1日，贺龙与薛明结婚了。这一天，贺龙住的窑洞里，高朋满座，任弼时、林伯渠来了，高岗、陈正人、张邦英等西北局的领导人来了，贺龙的老部下王震、李井泉也都来了。林老举着一杯酒指着陈正人说："你这个红娘做得不错呀！他们俩同意结婚，我就来喝喜酒。老贺，祝贺你，我先敬你一杯。"薛明知道贺龙有胃病，不宜喝酒，那是贺龙的部下告诉她的。她马上接过林老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于是，大家就冲着薛明开起玩笑来。窑洞里充满了洋洋喜气。

没过几天，一二○师战斗篮球队在贺龙的窑洞里接受毛泽东的接见。贺龙陪着毛泽东来了。这是薛明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向薛明拱拱手，笑着说："薛明同志，好呀！恭喜恭喜！"贺龙在一旁微笑着。他能不高兴吗？在延安，他有了一位伴随终生的伴侣。延安的岁月，贺龙是难以忘怀的。

在整风运动中

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贺龙一到延安，无例外地投入了这一运动。1942年11月2日，他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发言说："整风整什么？是整我们党内不正之风，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十年内战中，中央苏区垮了，鄂豫皖苏区垮了，川陕苏区垮了，湘鄂西苏区也搞垮了，这都是不正之风对党的危害。"他说："今天我们的边区党内还存在些什么不正的东西？整风整什么？就是整闹独立性，整党内那些不正的东西。"贺龙强调："整风要从上面整起，上面整好了，下面一定整得好，这是个领导问题。上面没有整好，下面有什么办法。我责备下面，首先要责备自己。责人首先要责己，责己严，责人宽。我今天是一个司令员，如果军队做了坏事，犯了纪律，违犯政府法令、政策，这个责任是领导机关负，我要负，我是一个司令员嘛。我骂下面说是你们不好，我自己好，下面心服吗？不心服的。"

贺龙就以这样的态度参加了整风运动。

当时，在边区部队中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诸如，不尊重中共中央西北局，不尊重边区政府，少数干部对地方干部蛮横无理，不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不愿参加边区建设以及生产上各自为政、本位主义等等。针对这种现象，贺龙依据整风精神，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作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开展整军以克服"三风不正"，"使军队更进一步正规化"的要求。他强调，整军的中心是加强一元化领导，"拥护中央与西北局，拥护边区政府，爱护老百姓，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为此，在部队中要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对于部队中闹独立性、各行其是的倾向，贺龙给以严厉的抨击。

他说："军队不能闹独立性，政府不能闹独立性，民众团体不能闹独立性。

我们边区只有共产党，没有两个党，为什么共产党里头槁独立性这个东西？

西北局决议随便可以不执行？中央政策随便就可以不执行，这种党员还象什么样子嘛？不象样子。我当个师长，一二○师，我在那里的时候部队很好，如果我走了，部队就不好了，这样，我的党性还有没有呢？没有了，是不是个好干部？不是的。"贺龙的这些思想，从实际出发，针对性强，旗帜鲜明，在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整军工作中起了{ewc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50_1.bmp}重要作用。

1943年1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通知，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5人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从此，贺龙以更多精力参预了西北局的领导工作。

1943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的若干问题。贺龙参加了这次讨论。红二方面军、一二○师，经历了复杂的情况，在长期斗争中也产生了一些有争议而需要统一认识的历史问题，因而，在此期间，贺龙召集在延安的一二○师各部队领导干部开了几次会，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这次讨论，涉及到洪湖时期的"肃反"问题，也谈到了到达陕北以后的反军阀主义斗争，并且还讨论了抗日战争初期开辟晋西北根据地的一些问题。通过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甘泗淇在向中共中央军委汇报时说："我们在与敌人斗争中，基本上是团结的，在贺、关领导下，忠实于党，同心同德地干，但有些同志过去对贺龙同志认识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我们没有从本质上认识他。在毛主席领导下，不久前开了个干部会，现己解决了。"①1943年1月7日到9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西北局工作的中央常委任弼时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讲话。在这一讲话中，对贺龙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与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他从小就有反抗旧统治的思想，在反动统治下，单人独马去创立武装组织，从几个人、几匹马、几支枪的小队伍发展到大的部队，在旧社会里做到镇守使，大革命时代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军长，非常熟悉旧社会，特别是旧军队的情形。这都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但是贺龙同志伟大之处，不仅在此，而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度。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斗争失败而气馁。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便跑到洪湖去，从仅仅几个人的起义，发展成为大兵团的红军。后来因立三路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使部队缩小，但他从不灰心丧气，又跑到贵州东北部去建设根据地。他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坚决而忠实地执行的，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当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时，他是坚决反对张国焘所采取的反抗中央的行动的。""他还时常说，率领军队的党员，绝对不能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自己如果调动工作时，就希望代替自己工作的人，能够很快地把军队带得很顺手，很就绪，否则，自己心中是不安的。

这说明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的忠实，说明了他是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

但是任何一个人，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也会有其自身的弱点。贺龙也一样。在整风运动的审干阶段，因为对敌情估计错误，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全边区以至各根据地先后都动起来了。一时间各方面纷纷反映，党政军民团体中都混进了蒋、汪、日特务。在这种情势下，贺龙在1942年10月和11月曾两次在一二○师整风座谈会上，把当时"坦白"出来的一些不真实的情况作为例子，动员干部但白交待，并且点了一些同志的名。这种做法，不管是由于对情况认识不清，还是为了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审干的安排，其作用都是不好的，给一些干部造成了伤害。后来，当扩大化的问题进一步发展时，便引起了他的警觉和反思。这年年底，在晋绥军区请示关于清查干部的若干问题时，他便显得十分慎重了，专电林枫、周士第说："清查干部的历史和思想、配备干部要慎重，要德才兼顾，避免宗派现象。"有一次，独一旅一位领导干部来联防军司令部汇报工作，贺龙对他说："你这个人，自己有体会嘛！有血的教训。你挑担子、挨捆的滋味忘记了吗？怎么能相信你的部队有几百名特务？"过后，贺龙还派杨琪良随甘泗淇到独一旅进行平反和其他善后工作。因此，一二○师在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上，总的来说，行动是比较迅速的。

整风运动结束以后，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贺龙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6月9日，在这次大会的第十九次会议上，贺龙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1944年，盟军在欧洲的反攻节节胜利。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侵略者的处境也日益不妙。日军为了在海上交通线被切断时仍能保持其本土与东南亚的联系，在当年四、五月间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蒋介石集团正集中精力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对日军的进①甘泗淇：《关于一二○师的工作报告》，1943年5月。

攻毫无准备，连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大部和贵州一部，重庆震动。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1944年4月毛泽东指出：我党我军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的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遵照这一精神，以贺龙为首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集体，除指导晋绥军区进一步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加紧拔除根据地内的敌军据点和向敌占交通线发动攻势外，还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先后组织了6支部队开赴日军1944年占领的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首先出动的是由三五九旅一部组成的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南下支队）。他们的任务是先到湖南建立以衡山为中心的根据地，而后逐步与中原部队和广东的东江纵队联接起来，形成解放区战场的南方一翼，以便将来配合全国反攻。11月1日南下支队在延安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叶剑英、聂荣臻都到会讲了话。贺龙讲话时，举起十指张开的两只大手说：同志们！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个起家的。就是说，最初我们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是靠自己一双手起家的。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才有了人民军队，才发展成为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他的讲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离开延安以后很久，他那高举起来的两只大手，还不时呈现在南下支队指战员的眼前。11月9日南下支队离开延安，开始了转战晋、豫、鄂、湘、赣、粤数省的艰苦历程。

中共"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全力准备对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反攻。1945年7月21日胡宗南悍然制造了"淳化事件"。他指挥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预备第三师攻占了八路军在淳化县爷台山的阵地，企图以此为跳板进而夺取关中分区，威胁延安。贺龙一面以联防军司令员的名义向蒋介石、胡宗南提出强烈抗议，在他致胡宗南的信中说："先生治军失当，变起萧墙，略无自责之心，反启诿过之志"，"淳化兵变实在先生亲手所创造，其然岂其然乎？"一面调动部队，部署反击。经毛泽东批准，他将正在开往对日反攻前线的三五八旅八团连夜调回淳化县凤凰山、照金地区，和新四旅、警一旅一道进行反击作战，指定张宗逊在现地统一指挥。反击战从8月8日夜开始，到9日下午2时结束，全歼国民党军进攻部队，收复了爷台山阵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巩固了陕甘宁边区作为对日反攻基地的地位。

《贺龙传》15章 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把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

虽说是停战了，但在晋绥解放区与傅作义、阎锡山军队接触的漫长战线上，磨擦、冲突从未停止过。贺龙和晋绥分局、晋绥军区的其他领导人，都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是在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诡计，不久将会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但对蒋介石这样的对手，不能抱幻想。因此，他们领导晋绥解放区军民，在停战令下达后，继续充实着战争准备，以防不测。军队除个别年大体弱人员转到地方工作外，没有复员，吸收新战士的工作没有停止；由民族战争到阶级战争的思想转变，得到了进一步解决；军队训练、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也都获得了扎实的进步。

整个晋绥解放区，从军队到地方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动向。

为迎击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举进攻， 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召开了高于会。贺龙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他说：国民党打内战是靠美国人，而我们是靠人民。真正把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就会起来。蒋介石打我们5年、10年、100年也不怕。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还接受贺龙建议通过决议：减轻农民负担， 1946年度的公粮由上年的47万石减为25万石；发放农贷1.6亿元西北农币，解决农民发展纺织业的困难；农民过去欠交的公粮，欠还的贷款，凡交不起的，一律免除；制定怎样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性文件，为全面展开土地改革作准备。到1946年底，占全区三分之一（100万）人口的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支前的热情大大提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深厚的基矗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协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进攻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的是第十战区、第十二战区、第二战区所属国民党军38个师，约26万人。蒋介石的计划是：首先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尔后以主力夺取张家日，控制平绥、同蒲铁路及平汉铁路北段，分割晋绥、晋察冀和东北解放区，然后，集中兵力分别消灭晋绥、晋察冀的中共军队。

针对蒋介石的这一计划，中共中央军委6月19日发出指示：华北方面要首先歼灭阎锡山各部，控制山西高原，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3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作战步骤为：第一步夺取太原、大同问的同蒲铁路北段，第二步以晋察冀和晋绥两军区主力会攻大同，第三步夺取正太路，相机攻占石家庄、太原。

贺龙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的任务，分析了山西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感到晋绥部队北要对付傅作义，南要打击阎锡山，兵力不足，须在傅作义部尚未进犯之前，争取时间，迅速消灭阎锡山的1至2个师，夺取晋北同蒲路沿线及其两侧的岱岳、宁武、崞县、代县、五台、定襄、忻县等地，使晋绥、晋察冀两解放区连成一片，获得人力、物力的补充，以利于尔后会攻大同。目前，应对傅作义控制区暂时采取守势，对阎占区取攻势。贺龙说，我这叫"远交近攻，睦傅打阎"。他把这一想法报告了中共中央军委，并建议从晋察冀军区调1个旅，共同完成这一任务。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计划，并由晋察冀军区调第四纵队第十一旅和地方部队一部协同作战。晋绥军区命令晋绥野战军独二旅、雁门军区的地方兵团和晋察冀军区十一旅等部共同发起晋北战役，并报请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组成晋北野战军，任命周士第为司令员兼政委，贺炳炎为副司令员，廖汉生为副政委，统一指挥晋北战役。

6月17日，独二旅攻克朔县，歼敌1200余人。贺龙对周士第说，晋北野战军要乘胜夺取宁武、原平、崞县、代县，然后攻占五台、忻州，完成任务后再行北上夺取怀仁、应县，为今后会攻大同造成有利形势。据此，独二旅7月1日攻克宁武，7月2日四纵十一旅收复繁峙，8日独二旅进攻崞县，经4小时激战，歼灭阎锡山部第十师第二团及地方团队2000余人，俘虏800余人。对于这次攻坚的胜利，贺龙极为重视，将其经验归纳为四条，即一，集中火力，突破一点；二，登城后，有准备地击退敌人的反冲击；三，预先划分各部队进城后的作战区域；四，敌人将肃清时，我军主力应迅速集中，以便打援和追击。22日，将这些经验报告军委。26日，毛泽东批示说："攻崞经验甚好，望通报张垣、太行及陈赓，以供参考。"

晋北野战军的胜利，使阎锡山甚为不安，他立即收缩兵力，将原平、五台、定襄等地的军队急速集中忻县，使忻县的守军增加到8000余人，包括第十九军军部、第三十七、三十九和第四十师各一部，以及一些保安团队。

7月16日，晋北野战军主力南下，接近忻县。贺龙告诉周土第：阎锡山怕丢了忻县，危及太原，很可能调兵增援，那时，你们可以打援，在野战中消灭其一部，并力争将敌各个击破。

果然，阎锡山一面命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飞往忻县，为守城官兵打气，并枪毙了逃到大同的朔县城防司令张文龙，逮捕了在崞县作战失利的第四十师师长王乾元；一面急调第六十八师师长许鸿林率两个团北上增兵忻县。周士第根据贺龙意见，留1个旅在忻州外围监视敌人，主力8个团迅速南下打援。7月23日，在平社地区的汾阳岭、邢家山一带将许鸿林的两个团基本歼灭。许鸿林仅率200余人逃脱。

贺龙决心乘胜攻占忻县，命令在离石的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率两个团即刻北上，加入晋北野战军，增加攻城力量。7月31日，晋北野战军对忻县发起攻击。忻县，是太原北面的门户，经日军和阎锡山军多年经营，堡垒成群，工事坚固，无强大火力，攻击甚难奏效，至8月1日，进展甚微。

周士第下令撤回原阵地。8月11日，第二次攻城，仍未能突破敌人城防工事。

贺龙认为，我们对忻县工事了解不够，炮兵不能按时到达指定阵地充分发扬人力，再打下去，成效不大。50多天里，已经收复了9座城池，歼灭阎军8600余人，切断了大同、太原间敌军联系，控制了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使大同之敌陷于孤立，战役任务基本完成，不必再为忻县多费时日。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将开始大同战役，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须撤回去整训。因此，8月15日，贺龙下令结束晋北战役。

就在晋北战役期间，7月22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关向应是贺龙"一生中最真挚的战侣"。贺龙在《哭向应》一文中说："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黔、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人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芦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这样一位战友的离去，对他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悲痛、思念长久索绕着他。在追悼会上，贺龙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介绍关向应生平事迹的讲话，再也讲不下去了。这在一个铮铮铁汉身上是不多见的。这种真诚的悲哀，在贺龙心里一直延续了多年。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80_1.bmp}不久，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中原突围，历尽艰险，回到了陕甘宁边区。贺龙十分高兴，立即致电王震表示慰问。此时，他正在为开拓晋西南动脑筋。晋西南是阎锡山的老地盘，开拓这个地区，不仅可以拱卫陕甘宁边区，而且对巩固太岳和晋绥解放区都有重要意义。王震回来，打开了他的思路。9月5日，他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进驻吕梁地区，开拓晋西南。军委立即表示同意。10月初，王震率部到达离石，被任命为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待到国民党军占领了张家口，贺龙更深切地感到，今后的仗将越打越大。

晋绥主力部队目前分为两个野战军的状况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他和李井泉商量之后，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撤销晋北和晋绥野战军，将晋绥野战部队组成3个纵队：三五八旅、独一旅组成第一纵队，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三五九旅、独四旅组成第二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彭绍辉任副司令员，罗贵波任副政委；独二旅、独三旅、独五旅组成第三纵队，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委，贺炳炎任副司令员。与此同时，贺龙又筹建了晋绥军区军政干部学校，自兼校长。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打仗主要是打干部，没有好的干部，不会有好的部队。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必须培养大批干部，这是关系仗打得好打不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甘挑重担

1947年3月，由于全面进攻解放区严重受挫，蒋介石被迫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东北等战场转为守势，集中兵力对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

在西北，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25万人，准备入侵陕甘宁解放区，攻占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中枢。蒋介石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以及整编第十五师、第三十八师各一部共15个旅由南向北实施主攻；以西北行辕所属马鸿逵、马步芳的整编第十八、第八十一、第八十三师由银川、同心、镇原一线向东；以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属第二十二军由榆林向南，配合胡宗南部作战。这时，在陕北，解放军只有4个野战旅，约1.7万人，和3个地方旅，在敌我兵力对比上，处于绝对劣势。陕甘宁地区虽然地瘠民贫，资源缺乏，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多年治理，群众觉悟和组织程度很高，对战争有准备，群众条件很好；陕北高原山丘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有利于轻装野战。根据这些情况，中共中央确定解放军在陕北作战的基本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人周旋于山区，陷敌于疲惫、缺粮的困境，然后，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逐次歼敌，将胡宗南集团牵制在陕北战常陕北面临大战，谁来统率这个地区的部队呢？陕北部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按惯例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是，他已于1945年8月受命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目前仍在晋绥前线。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从防卫延安的主要方向南泥湾检查防务归来，即向毛泽东提出："在贺龙同志未回延安之前，陕北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来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泽东表示："很好。"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陕甘宁地区的野战部队及其他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和副政委习仲勋指挥。

党性很强的贺龙，拥护这一决定。他一贯认为："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指挥嘛！"就在1946年11月上旬，贺龙刚刚把晋绥的全部野战部队编成3个纵队，中共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其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到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边区的光荣任务。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二纵队开赴陕北。贺龙照样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部过了黄河。后来，贺龙还让人捎话给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说："你们的任务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

3月19日，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领导机关一部分撤到晋绥解放区。这里一下子成了西北战场的后方。此时，贺龙深感自身任务的艰巨：他统率的部队仅有1个野战纵队、l个骑兵旅以及10余个地方团队，既要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又要为陕北战场输送人员、物资，保证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晋西北机关的工作与安全，还要配合友邻解放区作战，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解放区的交通通畅，任务确实不轻。但是，担子再重也得挑呀！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80_1.bmp}而且，就他的性格来说，担子越重，他越高兴。3月底，周恩来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会见贺龙，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枣林沟会议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河北；组成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留驻晋西北；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周恩来与贺龙研究了中央机关来晋人员的去留问题，决定少部分回陕北，担负急需的工作，一部分随刘少奇去河北，一部分留晋西北。周恩来对贺龙说，中央机关来河东的人员、单位一大堆，还有许多老同志、妇女和孩子，事情很麻烦，一切要依靠你来安排。贺龙说：你放心，我亲自负责，保证他们的吃住和安全。周恩来含笑点头。他回到陕北以后，向毛泽东汇报说："中央机关到河东以后，贺老总亲自作了安排，安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贺龙一直很担心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安全。他向周恩来的警卫员作了详细的询问。在谈到周恩来从陕北到晋西北这一路上的情况时，贺龙问道："你们带的什么武器？"警卫员说："老总，我们只带了两支短枪。"贺龙一听，立刻板起了脸："那怎么行呀！短枪射程太近，火力又弱，万一路上遇到敌人，你们怎么办？"警卫员未作回答。贺龙说："我给你们每人1支卡宾枪和几百发子弹，你们要好好保护周副主席。"

这时，彭德怀正将陕北解放军主力隐蔽集结于延安东北地区，伺机歼敌，急需补充弹药。5月10日，他致电贺龙求助。贺龙同李井泉商量后，急送各种炮弹2000发去陕北，此后，他又下令后勤部门送去了3批武器弹药。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为此专门致电感谢。

从这件事情上，贺龙预见到，今后，西北战场对武器弹药的需要量相当大。从哪里来呢？除了从敌人手里缴获以外，就得靠其他解放区支援了。晋绥既已成为陕甘宁的后方，理应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晋绥地区的军事工业，规模不大，条件也差，尤其缺乏技术人员和各种仪器、机械。要有效的支援陕北战争，必须发展军事工业，扩大军火生产。他想到陕甘宁边区也有军工企业，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搞起来的，其中有不少人才。目前，他们在陕北已无法正常生产，为什么不把两个地区的军事工业合在一起呢？这样，既能使陕甘宁边区那点家业不致在战火中被破坏，又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岂不是两全齐美的事！这时，联防军军工局长李强撤到河东来了。贺龙立刻向他征求意见。李强很高兴，认为贺龙的想法很有道理，极力支持。

于是，贺龙专电习仲勋，提议将河西的军工厂全部迁到河东，集中两区军工力量发展军火生产，以支援西北地区长期作战。习仲勋将此事告诉了彭德怀。

彭德怀觉得贺龙的想法很有战略眼光，也大力支持。彭、习联名致电贺龙，表示完全同意，并请贺龙全权负责。不久，联防军军工局副局长李颉伯奉命率延安军工人员携带设备来到河东。贺龙任命蒋崇璟为晋绥军区工业部部长，李颉伯为第一副部长，具体负责扩大军工生产。此后，晋绥军事工业得到了相当发展，到1948年已有14座工厂，1所工业学校， 3500多名职工，年产山炮弹4000余发，两种型号的迫击炮弹7.5万发，手榴弹100万余枚，各种炸药20多万斤，子弹15万发，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战争。

1947年7月，贺龙因工作劳累，胆囊炎再度发作，并且患有高血压病，只得住进晋绥军区碧村医院。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来电通知贺龙去河西出席重要会议。贺龙深知，在西北战场紧张作战的时候，中央召他参加会议，必定有关系全局的大事要讨论，因此，他不顾疾病缠身，匆忙出院，带了个医生前往陕北。临行前，他把警卫员叫到跟前问道："我记得还有1斤水果糖吧？"警卫员点点头。水果糖，现在不是值钱的东西，可在当时的解放区却是来之不易之物。这1斤水果糖是1年前有位同志特地送给贺龙的，他一直舍不得吃，让警卫员保存着。警卫员不知道这位老总这时候为什么要水果糖，赶忙把它拿了出来。贺龙拎着水果糖对警卫员说："毛主席离开延安，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艰苦。你把这包水果糖带上，送给主席。"

9月18日，贺龙赶到中共中央当时的所在地--靖边县小河村。他是远道而来的第一人。毛泽东从窑洞里迎出来，紧紧地跟贺龙握手问候。贺龙看见毛泽东略显消瘦，便说："主席呀，你比在延安时瘦多了呢！"毛泽东笑了，摸摸脸颊说："是吗？可我觉得比起在延安时更结实了。我看，行军是个好事情，可以锻炼身体，现在，不骑马走10里、20里，也不觉得累。"贺龙说："那我们就放心了。"

毛泽东同贺龙谈了目前的形势和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毛泽东说，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怎样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问题。原计划陈赓纵队西渡黄河，加强陕北军事力量。现在，有另外一种考虑，陈赓不过黄河，直接到豫西去，这样不仅可以迫使胡宗南从陕北分兵，有利于陕北战争，而且还可以对刘、邓南下起重要的配合作用。这还要等陈赓来了，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毛泽东还说，看来陕北战场得依靠你们晋绥了，无论在军事上、财政上、粮食上都如此，所以，中央考虑，由你贺老总来把这两个地区领导起来，造成一个统一的后方，也好让彭德怀放手去打仗。

毛泽东说，别小看了后方，没有一个好的后方，仗是打不下去的，并就此征询贺龙的意见。贺龙表示，听从中央安排，一切服从战争的全局利益。

7月21日，会议在小河村河滩边的一个院子里召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住在这里。这次来开会的人多，有彭德怀、贺龙、陈赓、陆定一、杨尚昆、习仲勋、王震等，窑洞太小，容纳不下，便在院子中央大槐树旁搭了一个棚子，放上两张木桌，几把椅子，就是会场了。贺龙一坐下来，抬头看看凉棚，笑着说："我们在晋绥开会都有房子，有些人还觉得艰苦。主席开会，只能搭个棚子，谁艰苦呀？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宣传宣传。"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原计划边区和陈赓两部集中起来打，现在决定分开来打。这从战略上、粮食上看都是有利的。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的。"毛泽东接着说："陕甘宁边区军事上、财政上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此，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贺老总统一领导这两个区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详细总结了战争第一年的成绩，分析了敌我力量的消长情况，指出：除山东、陕北两处外，在其他地方都可以转入反攻。

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中央关于陈赓纵队挺进豫西的决定，认为中共中央关于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即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行打出去的方针，完全正确。

会议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区工作"，"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这样，中共中央便把全面支援西北解放战争的担子交给了贺龙。

对于中共中央的这种安排，有人觉得，让一个一辈子领兵打仗的老总，去管地方工作，搞后方，不可理懈。贺龙自己呢？却感到这个决定很重要。

中共中央军委留在陕北，作战由军委领导同志亲自指挥更为适宜。何况，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也并不简单，这一点，毛泽东已经同他说得很清楚了。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切都要从战争全局出发，怎样有利于战争就怎样安排，个人不该计较什么。小河会议结束不久，他在绥德地区中共县委书记联席会上说："两个边区1942年就统一过一次，这次是第二次统一，还山我来当牵头人。两边区的党和军队早就统一了，就是财政和行政不统一，今后一定要统一。如果不统一，很难支持目前严重的战争。"在会上，他提出了两边区统一的三项具体措施：一是统一两边区生产建设、金融贸易，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二是加强支前工作的组织领导，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后方机关要精兵简政，把多余人员组织起来搞生产，为前方服务，将节约下来的物资送到前线去；三是要搞好土改，从根本上调动劳动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这次讲话，可以说是贺龙对于中共中央决定最明确的表态，也是他主持后方工作简略的施政纲领。

从西北解放战争的结果来看，当时中共中央根据西北的特定情况让贺龙主持联防军，把两个边区合起来，统一后方和军区的领导是十分正确的。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在回忆小河会议及其以后这段经历时说："不合，仗难打胜。没有这个会议，前后方就不能一体化。会后就一体化了。

前方打仗，俘虏带回来也有了地方。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靠晋绥，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1年1个月零3天就收复延安的胜利。"

7月末，贺龙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又将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主力调给西北野战军，仅留下该纵队的独三旅在晋西北。

8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为迷惑敌人，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榆林以东集结侍机，指示贺龙，立即部署在陕北的机关迅速移往黄河以东，制造主力东渡的假像。于是，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狂风暴雨，沿螅蜊峪大川东行。在延安的胡宗南，果然误认为中共首脑机关正在"逃窜"，下令各部"迅速进击，勿失此千载良机"。贺龙等率部于8月18日渡过黄河。他们刚刚登上东岸，胡宗南的部队已追到西岸，隔河打炮，炮弹在河中激起阵阵浪花。贺龙笑着对部队说："胡儿子放炮为我们送行呢！别理他，走呀！"

彭德怀抓住这一机会，在沙家店地区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赶到黄河以东的计划，成为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贺龙到达河东以后，与习仲勋、林伯渠研究决定，西北局、联防军和边区政府机关暂驻在山西临县沙原村一带，立即组织力量，全力支援前线。

贺龙刚住下，毛泽东便发来电报说：请你们迅速分赴各县大力动员粮食，只要有7000至1万石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8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发来急电：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安）两地区沿途筹粮。粮食、粮食！能否保证粮食供应，成为西北战场解放战争能否胜利的关键。当时，西北野战军共约6万人，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2万余人。这8万余人每月需粮1.6万多石，还不包括河东晋绥军区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所需粮食。然而，陕甘宁、晋绥两区加在一起，人口仅400余万，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农业生产落后，产量较低。国民党军队侵入陕北以后，"胡祸"横行，加上近年来陕北和山西缺雨，旱灾严重，粮食只收到丰年的四五成。有一次，贺龙在谈到这方面情况时说："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队到处为祸，大片土地荒芜，供给异常困难，加上天灾，绥德地区就有40万人缺粮。河东灾荒也很重，朔县、神府、平鲁基本上没收成。岚县稍好，也只有二成的收成。"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要解决8万多人所需粮食，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贺龙首先同习仲勋、林伯渠、王维舟、贾拓夫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人一起，迅速实行了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贺龙亲自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并将两区的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贺龙又主持了联防军后勤工作会议，在军队供给上实行统筹统支。财务部门和供给部门合并，做到财供统一。他还指示陕甘宁各地成立兵站，由地区专员和县长兼任站长，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使野战军走到哪里，便可以在哪里得到供应。总之，贺龙想尽一切办法，集中有限财力、物力力战争服务。

再则是派出得力干部，组织庞大队伍，到晋中平原及邻近的解放区筹粮运粮，千方百计保证西北战场急需。1947年9月，通过中共中央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要了10万石粮，急需组织运力前往运粮。贺龙同林伯渠商量后，急调西北野战军后勤部供给部长薛兰斌前来主持。贺龙、林伯渠找他谈话，交待任务。薛兰斌一听就抓了头皮，他说："老总，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啊！

这么多粮食要运到陕北，又没有车，路也不好走，还得过中条山、吕梁山、汾河，太困难了。"贺龙敲着手中的烟斗说："任务必须完成，没价钱可讲。

你知道，前方战士没粮吃呀！只要能把这批粮食很快运过黄河，就是支援了战争，支援了陕北没粮吃的老百姓。"薛兰斌说："运粮就得有人，有牲口。"

贺龙把手一挥说："那好办！我马上发电报，让晋绥派人、出牲口。"过了几天，贺龙又把延安大学在晋绥的1000余名师生员工动员出来，交给了薛兰斌。贺龙说："这1000多人给你当运输队的骨干，依靠他们准能完成任务。

缺少骡马，就人人动手背嘛！"

薛兰斌率队出发了，贺龙的心却一直放不下来。他虽然下达了必须完成任务的命令，但是，他很清楚，要完成这一任务，将面临多大的困难。他让参谋经常和运粮队保持联系，及时了解情况。有一次，他到晋南去，专程赶到运粮队检查工作。他看到沿途各地，男女老少齐动手，车运肩扛，运粮队伍络绎不绝，场面感人。贺龙对薛兰斌说："你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代表西北局谢谢你们。"

贺龙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动员和组织了庞大的支前队伍，从晋中、晋西南以及其他解放区调运了大批粮食到陕北。1948年5月31日，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报告说："河东的抗勤①，任务超过了抗日战争的总和。在榆林战斗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3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占32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运来的。在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后来著文回忆西北解放战争时，感慨他说："西北野战军所用的粮食，主要是贺老总组织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

三是想方设法筹集其他物资。后方工作是很复杂的，除了粮食，还需要其他各种军需物资、武器弹药、兵员和经费等等，这些都要由贺龙负责来筹措和组织。1947年冬季即将来临时，前方部队急需越冬的被服、装具和经费，以便南下作战，将战争推向①指晋绥地区的支前勤务。抗日战争期间，人民出动人力、畜力支援战争叫抗勤。这里沿用了那时的说法。

国民党统治区。可是，到哪里去弄这些东西呢？翻开这个时期西北战场的档案，可以见到大量反映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领导焦急心情的电报。这些电报大都是打给贺龙的。贺龙和林伯渠、习仲勋等商量以后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点生意，将陕甘宁、晋绥的土特产运到边界地区，让商人们贩往国民党统治区去出售，换回所需的钱和物资。然而。战火连天，千里运输，哪里去找能完成这样特殊任务的人呢？林伯渠、习仲勋感到为难。贺龙说："我把绥蒙军区副政委张达志调来，让他去完成这个任务。"张达志带了两个骑兵团奉命赶到。贺龙对他说："西北野战军现在困难得很，衣服穿不上，伙食钱也没有。冬天快到了，要想一切办法支援他们。我给你一个特殊任务，当运输队长，做买卖。你带两个骑兵团，一个到关中，一个到晋南。我给你两部电台，直接同联防军司令部联系。"张达志说："运输队用不着两部电台。"贺龙指着他说："张达志，你别小看这件事。你带的人不多，可任务却不轻。你要把土特产卖掉，还得换成我们需要的各种物资，什么棉花啦，布匹啦，鞋袜什么的，还要换成钱、金子、银元什么的，任务可不轻。你必须同我直接联系。我每天要向你通报敌情，怎么不要两部电台？"

张达志带来的绥蒙军区骑兵一、二两团要去做买卖了。上面给每匹马配备两个口袋装货物，连张达志的乘马也不例外。临出发的时候，贺龙又一次向张达志交待说："为了行动方便，我任命你为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你每天同我联系，你要详细报告。换到的东西和钱，在路上不管碰上西北野战军那支部队，他们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只要他们打个条子就行了。记住，你们的任务不是打仗，一定要保证钱和物资万无一失！"张达志领命出发，活跃了整整1个冬季，一直到1948年2月才圆满结束了这项特殊任务。

在兵员补充上，贺龙主要是全力经营联防军区的地方兵团建设。贺龙的办法是：在部队，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在老区，主要是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动员群众参军，组织游击队，千方百计扩大地方兵团。他向毛泽东报告说：这样做，"一方面可作野战军的补充兵团，另一方面，也可以逐渐升级为野战兵团"。这种办法很见成效， 1947年一年里，就动员了3万人参加野战军，5万人参加地方军。在陕甘宁和晋西北这样人口稀少，连年征战的地方，动员出这么多人是很不容易的。在兵员动员、扩大地方兵团的基础上，根据战争的发展，到1948年底，在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野战部队扩大到了7个纵队零2个旅。到了1949年6月，西北野战军指挥下的部队，已从小河会议时人员不充实的3个纵队两个旅，发展成按三三制编制的18个师，6个军，2个兵团， 22万人的大军了。

19S4年彭德怀在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创作人员时说："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

"三查、三评"整训部队，加强对敌斗争1947年7月，贺龙再次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地区的时候，陕北和晋绥两区的军事形势都相当严峻。在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虽经我军多次打击，但尚未丧失进攻能力，还占据着边区大部分县城；边区的地方部队力量不大，某些干部"对敌斗争劲头不足"，害怕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争。1947年底，贺龙着手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整训部队。主要是进行"三查"、"三评"①，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民主，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加强战术、技术训练，提高战斗力，力争多打胜仗。1948年1月，贺龙对下去检查土地改革工作的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说，请向分区领导人传达我的意见：首要的是打仗问题，要转变军事领导，以战争胜利促进其他工作改变面貌。如果仗打不好，地方工作也不好搞。只要军队积极起来，坚决开展对敌斗争，不断消灭敌人，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

为整顿部队，贺龙和联防军区领导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8年内，先后召开了参谋会议，后勤工作会议，政治工作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总结工作，表扬进步，批评缺点，提出要求。针对西北战场情况的发展，贺龙及时向地方兵团提出配合野战军作战的任务；对在战斗、工作上取得成就的部队及时表扬，对没有打好仗的，要求及时总结经验，以利再战。经过1948年从军区领导到基层的共同努力，陕甘宁地方部队的工作有了显著改进。以原绥德分区的四、六两团为例：战争初期，这两个团屡次发生不尊重地方党政机关，违犯政策、纪律，打骂群众的情况。贺龙治军严明，几次予以严厉批评，指导他们严加整顿。后来，贺龙调张达志任该分区司令员，领导这两个团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经过3个月的整训，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指战员阶级觉悟提高很快，组织建设、政策纪律观念也都得到了加强。1948年初，整训结束时，正值西野进行宜、瓦战役前夕，贺龙和习仲勋令绥德分区领导人率领这两个团向榆林以北之敌进攻，截断榆（林）、包（头）交通，予敌以牵制，并保障边区北翼安全。这支部队于1948年4月中旬，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接连打了两次胜仗：一次歼灭伪蒙古警备师1000余人，俘敌少将师长；一次全歼敌军第八十六师第二五六团1000余人。不但仗打得好，战场纪律、群众纪律也好。战后，贺龙等军区首长立即发电报表扬，并指出："这是新式整军之直接结果。"1948年6月，联防军区命令这支部队编为警二旅，以张达志为旅长，开赴晋绥地区，参加保卫麦收，破坏阎军屯粮固守计划的战斗。7月21日，该旅参加晋中战役，协同晋绥军区十二旅，在忻县豆罗村一带阻击向太原退却的阎军，全歼敌第三十九师及保安团共7000余人，解放了忻县。此后，该旅又奉命南下，参加太原战役。10月初，经7昼夜激战，攻克太原东北重要据点凤阁梁，歼敌1个加强营， 10月下旬，参加攻占太原外围四大要寨之一的牛驼寨的战斗，也完成了任务。经过这一阶段的战斗锻炼，警二旅成了一支能攻能守、纪律严明的部队。贺龙说：张达志带领的两个团，（协同其他部队）把力量和自己差不多的敌人1个师消灭了。兵还是原来的兵，干部还是原来的干部，只调去了一个张达志，经过军事和政治整训，进步比较快，战斗力显然提高了。这支部队面貌的改变，说明贺龙贯①"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评"即评干部、评党员、评斗志。

彻人民军队建军思想，狠抓干部教育，严格要求，加强实战锻炼的措施是很正确的。

对军区部队的对敌斗争，贺龙极为重视。他根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部队的情况，作过许多精辟的指示。如1948年5月，他针对陇东分区对国民党骑兵作战缺乏经验信心不足的情况，去电报指示：要"以积极战斗精神，不打大敌打小敌，不打强敌打弱敌；遇大敌则削弱之，遇小敌则歼灭之；掌握情况、避实击虚、改进指挥、提高技术、充分准备是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

1948年后，各分区都注意了总结战斗经验，陇东分区专门研究了对青海马步芳部骑兵作战的经验，经过积极战斗，改进战法，扭转了被动局面。

贺龙在肯定部队成绩时，也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要求。1948年8月，他在中共西北局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了部队在贯彻人民军队建军思想、党委领导、作风和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措施，特别要求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他说："军分区应当是地委的军事部，地委会议应专门讨论建军和作战问题。"贺龙领导军区部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收到了显著成效。陕甘宁边区的地方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到1948年底，军分区由5个增至7个，部队由1万余人增至3.6万人。由地方兵团升级组建了警四旅，划归西北野战军建制。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1948年作战459次，歼敌1.2万余人，积极配合西野作战，保卫和扩大了解放区。

在晋绥地区，贺龙和李井泉鉴于主力部队几乎已经全部西调的情况，认为必须大力加强地方部队，运用抗日战争中"挤敌人"的成功经验，在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下，大大加强对敌斗争，方能更有效地对付傅作义和阎锡山，巩固根据地，于是委托副司令员周士第进行具体筹划。1947年12月，晋绥军区和晋绥分局联合召开对敌斗争会议，全面检查1年来的对敌斗争。从检查中发现，在地方工作上，因为受土改中"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新区和边沿区，发生了一些过"左"的冒险行动。如过早地实行土改，在土改中又过多地扣押地主、富农，错斗中农，以及分粮食、吃大户等，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基本群众，孤立了自己。军事斗争上，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也暴露了一些干部对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理解不深，以致有些仗收获不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决定：地方工作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正确执行政策，组织反对阎锡山、傅作义反动统治的统一战线，集中打击依附国民党的恶霸地主，缩小打击面。军事斗争上，地方兵团和游击队要进一步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针对敌军活动规律，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在敌大兵团出动时，则集中更大的兵力，主动积极作战。争取在一二年内，配合友邻军区夺取太原、归绥，解放全山西、全绥远。

对敌斗争会议后，晋绥军区各分区先后召开了党、政、军民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进行传达、贯彻，军区也派出工作组下去帮助落实。此后，各地根据对敌斗争会议决定，改正土改中错划的成份，退赔错误没收的财物，救济贫苦农民，安定了人心；组织游击队和武工队在边沿区积极活动，摧毁伪政权，打击小股地主武装，捕捉敌方零星人员，宣传各项政策，配合地方兵团主动出击。晋绥地区形势愈来愈好。

由于贺龙和晋绥军区领导十分重视地方部队的建设，及时使游击队、地方兵团逐步升级为野战部队，晋绥地区的野战机动兵力逐渐增加，连同独三旅和警二旅，增至7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1948年，这些野战兵团和部分地方兵团，先后5次分别参加由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组织的进攻战役，即：3月份的绥东察南战役，3至5月份的临汾战役，6月份的晋中战役，9月份的绥远战役以及10月份以后的太原战役，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晋绥部队1948年作战1173次，歼敌5.5万余人，到当年年底，除太原、大同、归绥、包头等大城市及平绥路西段外，晋绥广大地区都已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

贺龙充分肯定晋绥军区对敌斗争会议和会议后取得的成绩。1949年7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假若对敌斗争会议能早开一点的话，也许会更好一些。"

协助彭德怀抓部队思想建设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更名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后来又改称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

在集中精力支援前线和建设各分区武装的同时，贺龙十分关注晋绥部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他说："我带的部队，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因此，他除了多次参与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研究和制定西北战场的一些重大决策之外，还用了不少精力，积极协助彭德怀加强西北野战军的军政建设。1947年冬，为了配合中原和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扩大和巩固晋南解放区，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晋冀鲁豫军区八纵队和西北野战军二纵队、三纵队独三旅合力解放晋南重镇运城。西北野战军二纵队接受命令后，攻克韩城，东渡黄河，与兄弟部队协力于12月28日全歼国民党军1.3万人，解放了运城，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然而，他们在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却出了偏差，特别是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好。1948年1月11日，周恩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对此作了严厉批评。他说："城市政策很重要，不要破坏，在韩城搞得不好，犯了纪律，连学校里的钢琴也没收了，真是乱弹琴。"他指出："我们一方面要防止敌人捣乱，一方面要掌握政策，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打出去的胜利，开展大西北的局面。"周恩来对二纵队的批评，使贺龙深感不安。二纵队是他长期领导下的一支老部队，为什么进入城市以后，不能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呢？这说明在新的形势下，部队政治思想建设上出现了新问题，急需认真解决。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认真执行新区政策的决议。贺龙同彭德怀商量，由他赴二纵队整顿纪律。彭德怀欣然同意。2月初，贺龙专程到达山西新绛县，在二纵队党委会上，传达周恩来讲话和西野前委决议。他对二纵队在韩城、运城违犯城市政策和群众纪律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他强调指出：你们违犯了城市政策，破坏了群众纪律，客观上就是帮助了敌人；你们违反了党的政策，就脱离了群众。没有群众，还有什么胜利可言？这不是对敌人有利吗？我们要在三五年内消灭蒋介石，争取全国胜利，不能认真严格地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怎么行？贺龙要求纵队党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检查错误，接受教训，要把这件事当作大事好好抓一抓。他在二纵队住下来，协助王震整顿部队纪律。王震后来说："贺司令员在宜川战役前专门到二纵队来抓遵守政策、遵守纪律，对二纵队此后的建设作用很大。"

1948年4月，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乘宜川大捷的声威，挥师南下，围攻洛川，解放黄陵、宜君，进逼蒲城。胡宗南急令整编第三十八师增援洛川。

彭德怀决心以一部兵力围困洛川，主力向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西府（即泾河、渭河之间地区，古属风翔府）挺进，相机夺取宝鸡。西北野战军主力从4月17日至25日，连克长武、麟游、凤翔、扶风等12座城镇， 26日攻克胡宗南后方补给基地宝鸡。胡宗南被迫放弃延安。联防军区部队于4月21日收复被国民党军侵占了1年零1个月的延安。胡宗南急令裴昌会兵团配合马步芳的第八十二师，共11个旅，分两路驰援主鸡，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主力。

彭德怀当机立断，于4月28日撤出宝鸡，转至老解放区的马栏等地休整。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力，转战千里，攻占宝鸡，迫使敌人放弃延安，严重削弱了胡宗南集团的力量。然而，此次作战也暴露了西北野战军的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个别指挥员未能坚决执行野司的命令，在敌人优势兵力追堵中，几次给西野部队造成险势，使彭德怀大为恼火。在后方的贺龙了解到这些情况，感到自己有责任协助彭德怀迅速解决这些问题。

5月初，贺龙回到延安，部署工作之后，便同林伯渠前往西北野战军三纵队驻地黄龙山区的白水县。

三纵队主力在洛白公路追歼从延安南窜敌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是未能全部达到预期目的。贺龙来三纵队，主要是协助纵队党委总结经验教训的。他在纵队党委扩大会上，号召大家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开展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批评，揭露矛盾，总结经验。贺龙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作了长篇讲话。他指出：这一仗，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但是美中不足，有缺点，主要是干部的军事素质、政治水平不高，作风不够顽强，并且对个别旅的干部不团结问题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他们"虚心检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怪张三李四，互相埋怨"。贺龙亲自参加的这次三纵队党委扩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了经验教训，增进了团结，对于三纵队以后的建设起了良好的作用。

离开三纵队，贺龙同林伯渠赶赴洛川县的土基镇，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对西府战役进行总结。这次战役，西北野战军共歼敌2.1万人，扩大和巩固了解放区，开辟了麟游新区，将战争推向了国民党统治区，为继续发展进攻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宜川战役后准备不够充分，在胡宗南、马步芳积极配合，以优势兵力尾追堵截的情况下，西北野战军遭到了一些损失。战后，有的干部便埋怨彭德怀的战役决心有错误。贺龙到达土基镇以后，对这种反映十分重视，也很恼火。在贺龙看来，彭德怀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的后方，削弱胡宗南的力量，迫使其放弃延安，是很有魄力的。虽然对困难想得少了一些，但其决心正确。自己必须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彭德怀。贺龙在西野前委扩大会上讲话说："我们原准备围洛川打援，但敌人不北迸，使我们没饭吃，逼得我们非走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出西南。这一行动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军西南行动虽然增加了伤亡和减员，但也获得了敌人不少武器弹药，缴获了坦克、大炮、汽车等重装备，而且收复了延安和洛川，特别是收复延安，对全国、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总之，这次战役行动，如下面能很好实现彭总的决心，会打得更好。"

会上彭德怀严肃批评不执行命令的旅的干部说："擅自放弃沿扶风、岐山、凤翔公路阻击迟滞敌人西进的任务，让敌人毫无顾忌地长驱直进，使宝鸡缴获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不能抢运，使野战军主力陷入被动，使二纵队六旅受到侧敌侧水的严重威胁。""虽经警告，但在陇东屯子镇向东转移令其担任向屯子镇警戒掩护任务时，又擅自撤至肖金镇以东，使新四旅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于这种情况，贺龙极其重视，在了解了各方情况之后，他在会上对此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贺龙批评的矛头是针对纵队领导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发生在旅级干部身上，根子却在纵队领导那里。他说："这次西府战役中，四纵没有按毛主席指示去做。你们不是把两个旅的力量集中起来，而是分散使用，这是轻视敌人"。"我个人认为，应由主要领导负责"。"这次战役中，纵队领导对下面分散兵力、不执行命令是知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除了他自己讲的阶级意识不强之外，我认为，这几年边区的和平生活环境对个别纵队领导人起了副作用，对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不能及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结果使他们犯了更大错误。"对于一纵队，彭德怀说："一纵队在西府战役中是坚决勇敢迅速的，但在配合六纵队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走错了路，耽误了时间，是其缺点。"一纵队是贺龙领导下的老部队，贺龙对他们格外严格。

在土基会议上，他在听了彭德怀的讲话和一纵队领导人的发言之后，仍然十分严肃地提出了批评。他说：你们在发言中说了很多原因，走错了路，我认为虽然能算理由，"但是，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去那里筹粮，就应该坚决执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不坚决执行是不对的。彭总说了，就是命令。"最后，贺龙说："这次战役，彭总的决心是正确的，但实现这个决心时，某些干部出了毛病，所以说这个仗总的来说是打胜了，但美中不足。"

30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身陷囹圄，他在《自述》中把西府战役作为解放战争中他的两大错误之一来"检查"时，深有感触他说："但当时还会得到一定的群众支持。"无疑，其中首先就有贺龙的支持。

土基会议之后，西北野战军在黄龙山区按照彭德怀提出的计划进行整训。为了在整训中贯彻好前委扩大会议决议，贺龙不辞辛劳，深入一、二、三纵队，一面看望这些老部下，一面同纵队和各旅干部谈心，进一步做思想工作，要他们把思想统一到西野前委扩大会精神上来，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的领导，争取西北解放战争的全胜。

对于贺龙的这种良苦用心，彭德怀心里十分清楚。全国解放以后，有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一向很少当面称赞别人的彭德怀，竟情不自禁地对贺龙说："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在天翻地覆的日子里

1948年8月初，贺龙从延安出发，前往河北平山，参加中共中央将于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此时，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形势发生了更有利于人民的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总兵力已发展到280万人，与国民党军总兵力相比，由战争初期的1： 3.4上升为1： 1.3，在第一线的机动兵力已优于国民党军，全军装备大为改善，而且积累了打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的经验，战斗力空前提高；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23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 68亿，老解放区全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生产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战争的第二年，国民党军损失了50万人，经过大量补充，总兵力虽然仍维持在365万人左右，但大多数部队是被歼后重建或受到严重打击的，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绝大部分正规军又被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5个战场，战略机动兵力已经减少了许多；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急剧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集团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因此，贺龙此行心绪特别好。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他经过禹门口，直趋临汾。在那里，正在筹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为即将全部解放的大西北培养干部。他一到临汾，立即听取了负责筹建工作的原贺龙中学副校长李长路的汇报，并同他一道，策马临汾近郊，为西北军大选择校址。他对李长路说："你要设法抓紧修缮校舍，可以边建设，边招生，边学习，不要等什么都齐备了再开学。"

在汇报中，有人告诉贺龙：晋绥军区工业部长蒋崇璟正在临汾筹建一个财会、统计人员训练班。贺龙马上叫人把他找来，听取他的汇报，又同他一道去看了财会训练班的地址，最后，贺龙说："同志，眼光放远一点吧！西北快要全部解放了。全国解放也不远了。不要叫什么训练班哟，我看就叫'西北人民工业学校'吧！你就在这里负责培养大批财经人才，准备迎接新局面。"

他当场决定，由蒋崇璟担任校长。这所学校很快办了起来，后来成了西北军政大学财经学院。

离开临汾，贺龙到达离石。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赶来相见。贺龙对他说："这一带大革命以来就有我们党的组织，青年学生也很多，人才不少，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收集起来。我已经让李长路在临汾筹建西北军政大学。现在，应该让这里的贺龙中学赶快组织人力，到晋中平原去招生。"李井泉说："老总，这件事由我去办吧。"贺龙笑着说"那就麻烦政委同志了。"在他离开离石的时候，李井泉告诉他，贺龙中学已经派该校中学队队长到汾阳去招生了。贺龙满意地点点头。几天后，贺龙路过汾阳，特地把这位队长找来汇报情况。当他听说只来了4个人负责招生时，很不高兴地说："4个人？力量太小了，要大力加强，大力加强。"他对招生的人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我们就要解放全中国了，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建军、建国的人才。晋中各县已经解放，广大知识青年有了参加革命和学习的机会，他们也有这个要求，我们为什么不放手一些呢？我看这次在晋中招生，至少要招1000名学生。你们要认真完成任务。等我从中央开会回来，再来检查。"不久，西北军大很快组织人力，在汾阳成立了招生办事处。

贺龙一面赶路，一面考察。9月初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①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小食堂召开，会期一周。

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人，重要工作人员10人。

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主要报告，提出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5年左右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并重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周恩来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计划要点、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作了长篇发言。会议最后确定：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统治，并决定，解放军在第三年内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会议认为，战争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名各级干部，以便在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能有秩序地管理新解放区，为此，要在大城市中吸收工人和知识分子。会议还预定在1949年内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次会议，使全党在国内局势发生大变动前夕，明确了前进方向，统一了行动步调。

贺龙完全拥护5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决策。他结合西北地区的情况发言说："在西北，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但对美国来不来，美国会不会利用日本来延长战争，有所议论。这次，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有两种可能，一是战争第三年、第四年给敌人的打击严重，蒋介石垮台可能早些；一种可能是美国出兵，战争延长。毛主席指出，我们既不要因胜利太快而无准备，也不要因胜利稍慢而没有耐心，这是非常正确的。回去就可以向前方同志解释了。"他说："西北部队数量不大，但负担不小，几次战役中干部伤亡较大，党和政府对支援战争已尽了一切力量，但仍有困难，主要是经济问题。西北要用一切力量来努力发展生产。"他特别强调培养干部的必要性，他说："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是完成任务的重要环节。

这对西北很需要。虽然那里的党员是老的，但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在边区干部是很差的，如不解决，工作不易做好。"他还认为："今天我们各种知识都不够。对工业、税收、财会等等都不懂，十分需要学习。"因此，他建议：中共中央宣传部抓好干部教育，特别是要弄一个好教材；中央财政部门搞个财经工作人员训练班，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会议还作出了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要求用最大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这个决议引起了贺龙深入的思考：这二三年来，如果能经常地、及时地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土改、整党和其他方面的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者及早得到纠正。他决定向中共中央写个报告，尤其是要反映关于土改、整党的问题。会议结束后，贺龙就手头所带材料及自己的记忆，写出了《对于晋绥、陕甘宁土改整党工作的检讨》和《联防军区工作的两个问题》，并于9月24日呈送毛泽东。晋绥、陕甘宁两地区在土改整党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左"的偏差。

毛泽东1948年3月从陕北到河北途中，在晋西北曾就此问题讲过话。贺龙作为这两个地区的主要领导者，参与领导了两区的土改整党工作。对这中间出现的错误，他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错误已经纠正，毛泽东对① 1948年3月23日，在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离开陕北，5月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

晋绥地区的土改工作已有定论，但还是应该向中共中央有个交待，才符合此次会议的精神，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贺龙在报告中，分析了晋绥、陕甘宁两区土改整党的过程、错误的表现和产生错误的原因，态度极为严肃。

贺龙在上送报告的同时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二三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去年以来，在土改、整党工作和工商业政策上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划分阶级成份上，采用了不完全正确的标准，把一部分劳动人民错误地划成了地主、富农，因而，减弱了农村劳动人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第二，没有坚持党的严禁乱打乱杀方针；第三，在土改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证营业税中，打击了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中，扩大了清查的范围，这些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损失；第四，在土地改革中，工作团超越党支部组织直接发动群众，缺乏分析地对待群众要求，对有错误的党员干部处理方面，也是这样。"他写道："这些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政治理论素养的薄弱和对于党的政策缺乏深刻的了解，以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因而就不能及时地发现和改正；在某些问题上，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虽然确定了基本正确的政策原则，也会盲目地中途动摇，不能始终坚持下去。"应当说，贺龙这些看法是实事求是、严以律己的。写完上述两个报告， 10月初，贺龙离开西柏坡，先后到兴县、包头、临汾等地视察和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 12月初返回延安。

1949年2月17日，贺龙同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震、习仲勋从延安出发，再次前往西柏坡，出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这次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并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途径。

二中全会之后，贺龙奉命前往刚刚解放的北平，参与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残余的三种方式，即天津、北平和绥远方式。绥远解放区从抗日战争时期起，一直属于贺龙领导的晋绥军区管辖，目前，则归西北军区领导，因此，毛泽东要他去北乎领导绥远问题的第二轮谈判。为使绥远问题的第二轮谈判有一个良好的气氛，他请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前往卓资山，向在绥远作战的第八军传达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他对李井泉说："你一定要讲清绥远方针的意义，使干部战士明了中央的精神。绥蒙的党政军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你传达我的话，所有武装立即停止向国民党军主动进攻，从现地后撤60公里。"他特别要求李井泉告诉绥蒙部队，不准乘机挖绥远国民党军队的"墙角"，停止向国民党军发动政治攻势。送走李井泉后，他动身前往北平。在北京饭店，贺龙同聂荣臻、林彪、陶铸一道，同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副司令邓宝珊就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进行谈判，取得了一致认识，并确定组成专门小组，讨论和拟订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具体办法。会上，贺龙对傅作义说："傅先生，这次解决绥远问题，我军派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为代表，和贵方讨论一切有关事宜，请傅先生也指定人员，以便成立专门小组，共同协商。"傅作义随即指定王克竣周北峰、阎又文为代表。最后，双方商定，在北京饭店成立专门小组作为双方协商机构的联合办事处，着手进行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实质性工作。到了4月份，为了适应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将绥远地区划归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管辖。和平解放绥远的工作也就相应地移交给了中共中央华北局。

在西柏坡，彭德怀同贺龙商量，为了给西北地区筹措一些急需物资，学习东北地区恢复生产建设的经验，请贺龙去东北走一趟。经中共中央同意，参加完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谈判，贺龙即前往东北。5月2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陕西省省会西安。中共中央任命贺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贺龙很快结束了东北之行，赶赴西安就任。5月24日，贺龙到达西安。第二天，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同时成立。

刚解放的西安，很不平静。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纠集了11个师，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反扑。城内暗藏特务乘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进行破坏。人民解放军入城头5天内，就发生了170余起抢劫事件。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此时正在咸阳以西集结，准备一次战役行动，西安市内仅驻有1个师，力量单保贺龙一到西安，立即召集西安党政军负责干部研究对策，认为对胡宗南和"二马"的反扑，不可轻视，要准备其来，不可望其不来。目前，西安市守备力量薄弱，从华北调来的人民解放军十八、十九兵团尚未到达，必须考虑个妥善办法，以防万一。讨论再三，贺龙决定用"瞒天过海"之法。他一面责成有关部门想尽一切办法迅速调运10万石粮食进城。他说："粮食一定要运进来，不然，敌人围了城，城里没粮，援兵一时到不了，就会不打自乱。"一面命令守备部队的3个团向南展开，驻西安各级机关的干部、战士一律拿起武器，采取种种办法，制造华北两个兵团胜利到达陕西的假象。接收工作照常进行。公安部门加紧工作，迅速组织力量打击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这样一来，敌人一时摸不清西安的情况，未敢贸然行动。到了6月份，第一野战军在咸阳、礼泉一带给了进犯陕西的青海马继援部以严重打击，十八、十九兵团也相继开抵陕西，才彻底解除了对西安的威胁。

早在1949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就决定，为迎接西安解放，顺利做好接收工作，成立了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收集情况，研究政策，草拟各种条令、条例。当贺龙从东北到达西安时，各项接管工作已经展开。贺龙认为，就他自己来说，对接管这样的大城市缺乏经验和知识，而且城市工作政策性极强，必须尽力减少错误，把军管工作搞好，因此，凡是重大问题，他从不轻易个人作出决定，而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发动大家进行充分讨论，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他才"拍板"定案。

贺龙在主持西安军管会期间，主要抓了这样几件事：第一件是接管工作。西安是西北最大的都市，机关、学校、银行、企事业单位很多，接管工作千头万绪。为使其有条不紊，贺龙领导军管会把接管对象，分为几种不同类型，采取不同处理方法：一种接、管并进，接下来就管，这主要是跟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一种先接后管，主要是银行和解放前己停止运转的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的企业；一种是先管后接，主要是铁路、交通部门。事关运输物资、支援前线，因而，先管起来，组织力量恢复交通，而后再办交接手续；一种是接了就打碎，例如国民党在西安的一些党政机关。按贺龙指示，军管会工作的重点放在"管"上。由于接管工作方针明确，重点突出，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接管任务。各公私企业相继恢复了生产。贺龙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心血。西安有不少私营企业，军管会对他们采取坚决保护的政策。有些一时搞不清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分别采取了军管、监理和代管等办法，而且不管使用那种办法，一开始便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西安有座大华纱厂，拥有3万纱绽，800台织布机，是西北地区一家较大的私营企业。国民党军逃窜时，全厂职工英勇护厂，保持了工厂的完整。但是，由于资方经理出走，资金无着，生产停顿。对于这样一个工厂应当怎么办呢？贺龙主持军管会展开讨论，决定：一，对大华纱厂实行军事管制，以便其迅速恢复生产；二，明确宣布，对民族资本的所有权，人民政府予以承认并保护；三，该厂恢复生产所需资金由人民政府负责筹集。

在会上，贺龙指定由中政府企业处、工商处和人民银行共同负责解决。会议还决定，大华纱厂全体职工维持原有工资不变，并号召资本家认清大局，从速回厂，参加生产管理。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大华纱厂的管理和资金问题，而且调动了全体职工的积极性，6月27日就恢复了生产。这一天，贺龙十分高兴地参加了该厂复工大会，向全体职工表示祝贺。他在会上说："对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营企业，我们允许它恢复、发展，保护其合法经营。因为，现在这种企业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必须发展。这种发展，对人民、国家、经济建设有益。"他对工人们说："在劳动态度上，应该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私营企业中的工人有所不同。在这里，虽然也是在资本家工厂作工人，但同时又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有责任督促和帮助有益的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起来。这样做符合工人阶级目前以及长远利益。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其唯一的目的，即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贺龙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的阐述，大大鼓舞了解放了的工人。就在这一天，大华纱厂的纱锭、织布机全部运转了起来。第二件是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胡宗南长期盘踞西安，中统、军统特务很多；国民党军队溃逃后，西安又留下了许多散兵游勇，还有近10万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其中有六七万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河南逃来的难民。这些都给西安解放后的社会秩序带来诸多问题。6月中旬，胡宗南企图向西安反扑，并窜扰咸阳及西安东南一带，市内潜伏特务、散兵土匪乘机蠢动，6月份共发生抢劫案70起，其中多数是有组织的特务破坏活动，使得商业一度停顿，人心不定，社会秩序混乱。贺龙及时考察和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认为除了进城前对于对付此等情况准备不足，公安力量薄弱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动员全党发动群众，调动多方面的力量进行治安工作，公安干部在肃清匪特工作中还残存着一种"神秘观念"。

贺龙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上讨论。6月底，西北局决定迅速纠正这些缺点，严肃批评了治安工作中的"孤立"作风，要求运用宣传工具，揭露匪特罪行，发动群众参加治安工作。为此，贺龙组织了一批干部到各区去动员群众，参加维护治安，打击特务土匪。在政策上则严格贯彻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方针。这样一来， 20来天就捕获了大批特务、土匪，破获了36起抢劫案。对于散兵游勇，贺龙指示说："散兵游勇由警备司令部、公安局会同西北军区切实负责调查清楚，集中管理，分别处理。这些人有的是学生出身，有的是土匪出身，有的还是恶霸、流氓，里面还有许多还乡军人，他们有的是东北军的、西北军的，总之，他们是各式各样的，如不分别处理，将来会出问题。"据此，警备司令部会同公安局对散兵游勇进行了调查登记，分别情况予以处理：有的收容，有的遣散，有的在本市安置，从而解决了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一大问题。

安置失业人员和难民，也是件很难办的事。贺龙指示说："难民和失业市民问题，市委应该负责进行调查研究，给他们找个出路，审慎地处理好。

民政厅、农业厅应予帮助。"根据这一意见，人民政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对10万失业人员进行登记，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失业人员中的一部分工人、店员和文教人员，随着工厂复工、学校复课予以吸收；一部分经过集中训练后，分配到新解放区工作：对于大批河南难民，主要是资助他们回乡或到黄龙、马栏山区垦荒，从事农业生产。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西安社会秩序渐趋好转。

第三件是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贺龙说："西安有60万人向我们要吃穿，但我们的财政厅长接收时只带1名通信员、1匹马、两个肩膀扛一张嘴，其他什么也没有。"不仅如此，刚解放时，由于人民银行未成立，人民币未运到，人心浮动，商业陷于停顿状态。总之，财政金融、生产流通面临成堆的问题。5月25日，人民银行成立，公布了银洋收购价和各地物价情况，于是，市面上开始有了交易。但是在胡、马企图反扑西安的影响下，物价大幅度波动，有的商人甚至拒收人民币、银元贩子推波助澜，情况十分严重。贺龙和贾拓夫等军管会领导人分析，银无在西安流通的数量并不大，因为胡宗南逃跑时，用收税、抛售物资、盗卖公物等办法劫走了一大批银元，但银元在市场上流通具有破坏性，特别是排斥人民币，促使物价上涨，并成为投机倒把的主要对象，严重影响人民币的正常流通。他们经过协商，决定采取三项措施：一是贺龙签署公告，取缔银元贩子，不准银元流通，打击投机商人。二是大力维护人民币的信用。贺龙要求物资部门大力组织四乡的粮食、棉花人市，一律以人民币交易，成为人民币的物资后盾。贸易公司奉贺龙之命，两个月内向市场发售了价值5亿人民币的粮食、布匹、棉花及油料。三是贺龙亲自在西安各界人民代表会上进行稳定金融的动员。他说："稳定金融，是各界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做好这个工作。希望各位代表对人民说清楚人民币和敌市的基本区别，使他们知道人民币是有充分物资基础的，是可以在全国流通的唯一合法的永久货币，同时，人民币本身的作用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经过这样的努力，财政经济情况有了好转。贺龙在总结西安市军管会3个月工作时说："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解决群众吃穿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一件大事情。"

在接管和治理西安工作中，贺龙极重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在粉碎了胡宗南反扑西安的企图以后，贺龙邀请西安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座谈。贺龙说："西安已经永远属于人民所有，再不会被任何反动派占去了，但要把西安管理建设得很好，把一个旧的消费城市变为一个新的人民的生产城市，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复杂艰巨的任务。40余天来，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很不够，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缺点，特别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和恢复、发展生产、安定民生两件大事，还没有做得很好。""希望西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少数民族与我们很好合作"，"希望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当前和今后各方面的工作多多提出意见，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随时给以批评和指正。只要批评是合乎实际情况，对于人民事业有利的，我们无不欢迎和接受。"贺龙真诚的态度，使在座的各界人士甚为感动。他们说："共产党善于接受真诚正当的意见，是很好的风度。"他们在会上就接管、肃特、稳定物价、执行政策等工作纷纷提出意见。会议一直开到傍晚。这样的聚会，在西安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贺龙主持下，西安市军管会共接收国民党旧政权的军事、行政、公安、财政、金融、交通、电讯、农林、文教机构和其他企业等240个单位，人员达25675人。在整个接管过程中，邮电通畅，电力和公共交通迅速恢复，陕西境内的铁路很快分段通车，社会治安日益好转，革命秩序迅速建立，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正常的流通市场逐渐形成。在此基础上，西安市共提供军用物资6万余吨，粮食8000多吨，供应部队，并且动员了大批青年参军、大量民工随军支前，为保证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全境作出了贡献。

9月上旬，贺龙奉中共中央之命，离开西安赴北平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0月1日，贺龙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望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贺龙百感交集。从参加护国讨袁斗争以来，他经历了多次曲折复杂的艰苦斗争，尝过多少酸甜苦辣，今天终于实现了毕生追求的理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内心激动万分，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国旗行礼。10月初，他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进军西南问题，从此，贺龙结束了西安市军管会的工作，担负起了新的任务。

进军四川

早在西安解放之初，中共中央对贺龙以后的工作就已作过考虑。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4个兵团35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剩"因此，在担任西安军管会主任期间，贺龙即与彭德怀、习仲勋商量，从西北地区抽出地方干部4528人、军队干部1512人，集中在山西临汾，进行南下的准备工作。他又与李井泉商量，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抽出一些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化装成商人、老百姓，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为向那里进军作准备。7月16日，毛泽东在指挥解放军向华南进军的电报中又指出："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的4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 11月可到， 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剩"这封电报明确地将解放和治理西南4省的重任交给了刘、邓、贺。因而，在接管西安的繁忙工作中，贺龙经常抽出时间，为入川作细致的准备。9月上旬，贺龙在赴京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途中，特地去临汾看望正在集训的干部。他就集训队必须研究的问题指示说："首先要学好政策。另外，还要研究大学怎么办？教育怎么办？报纸怎么办？进城以后怎么发动群众？怎样解决贫苦群众的困难？各项具体政策，都要搞个明文规定。怎么搞金融贸易？对警察、土匪、特务怎么改造使用？也都要有长远考虑。四川情况复杂，有哥老会、还有少数民族。对反动武装的改造、对城市各业工会的改造，都要特别注意。要使全体干部懂得，进城后要建立人民武装，搞好工会工作。群众的吃饭问题要首先解决。负担要公平合理。"可见，此时的贺龙已经对于入川以后的工作，有了比较细致的考虑了。

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4日，贺龙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和决定进军西南的若干问题。"你带哪支部队入川呢？"毛泽东征求贺龙的意见。带哪支部队跟他进军四川事关重大。贺龙当然希望率领那些自己熟悉的老部队。但是，他考虑到，这些部队都是第一野战军的主力，目前正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西北广大地区。而且，从1947年3月以来，这些部队一直在西北战场作战，对西北地区情况比较了解，彭德怀对他们已比较熟悉。而部署在秦川和天水一带的十八兵团，处在进川比较方便的位置；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与自己共事多年，完全可以合作得很好。因此，他向毛泽东提出："我还是带十八兵团入川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由贺龙率十八兵团、七军和十九军共14个师担负解放川北、陕南的任务。

有些长期跟随过贺龙的人对此颇不理解，他们问贺龙："老总，你为什么不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贺龙十分严肃地回答说："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领导的那些部队入川呢？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

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

1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由陕入川作战的命令。毛泽东告诉贺龙说："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

10月下旬，贺龙从北京到达临汾，检查人川准备工作。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李宗林、马识途前来汇报情况，迎接大军入川。马识途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我们被带到一个普通的小院子，看到一个大个子披着一件宽大的布军棉衣??他把我们很亲热地让到屋里去。'你们从四川过来很不容易吧？

古话说蜀道难嘛。'我没想到这位高级军事指挥员说起话来这么文雅，更没想到他说的几乎是四川话，感到十分亲切。贺老总问了我们一些关于四川的情况，包括一些地方军阀的名字。我们作了回答??他看出我们希望大军迅速南下解放四川的急切心情，知道这也是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的共同愿望，便说："快了，到你们成都过年去。'"11月3日，贺龙、李井泉回到西安，为筹划进军四川彻夜工作。11月6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得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7日，中共中央回电，确定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11月6日，周士第和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新亭到达西安。贺龙、李井泉和他们在这里组织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作为入川作战的指挥机构。

入川部队接受任务后，情绪饱满，斗志旺盛，但也有一部分北方人，不想进川。他们有的怕到了川康不服水土；有的怕吃不到面食、吃不惯大米；有的怕与少数民族处不来，总之，有不少思想问题。贺龙觉得，这是入川前思想上的一只"拦路虎"，必须予以解决。他指示十八兵团赶快组织几次报告会，打开干部们的思路。先让马识途介绍四川情况，再由刚从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返回的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作形势报告。在此基础上， 25日，贺龙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深入动员。他说："毛大帅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是很落后的，条件也是艰苦的。大家不要怕艰苦。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8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吗？""同二野会师以后，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搞好团结。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太行山的条件好多了。"

"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贺龙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从晋绥南下的干部贾丕基回忆说："我当时就是不大愿意到西南来的，怕不适应环境。听了贺老总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我为之感动。事过30多年，其他的话我都记不准了，唯独难道你们'就不能为革命到西南吃几年大米吗'这句话，我铭记至今。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以后下决心参加南下队伍的，至今也不后悔。"

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西南地理情况及敌人力避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的特点，决定采劝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①，组织实施解放西南的战役。具体部署是：第二野战军主力待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之时，以大迂回动作从东南直出贵州，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之线，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十八兵团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据此，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十八兵团佯攻扼守秦岭一带的胡宗南部队，但却"攻而不破"，不使他过早南撤。8月29日，十八兵团发起秦岭战役。六十军全部和六十一军两个师，向防守川陕公路正面秦岭要隘之敌攻击，造成解放军欲经川陕公路南下入川之势。这一着果然有效。胡宗南和他的高级幕僚深信解放军决不会舍近求远，经两湖远道入川，必然由西边取三国时魏军伐蜀的路线，一路从兰州南下，经武都出碧口，一路沿川陕公路南下，两路合成一把尖刀，直插川西。蒋介石对此分析也无异议，于是作出了"拒共军于川境以外，以陇南、陕南为决战战潮的部署。

为利于第二野战军出敌不意地以大迂回动作完成包围，贺龙恰当地把握着攻打胡宗南的"火候"，既象真打，又攻而不破，打到一定时候，即结束秦岭战役，转入体整。这一下，胡宗南高兴了。他向在重庆的蒋介石报告说："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并吹牛说，他的两个兵团固守秦岭防线万无一失。蒋介石甚为满意，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为副主任。胡宗南得意洋洋，派其第五兵团李文部4万余人守备秦岭川陕公路两侧地区；第十八兵团李振部4.4万余人防守李文部以西地区；裴昌会的第七兵团6个军沿川陕边的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布防，构成第二道防线，摆出了坚守的架势。看到这些，贺龙十分高兴，这说明他执行的牵住胡宗南的任务完成得还不错，于是乘此机会安排十八兵团主力休整，进行深入的南下动员和山地作战训练，养精蓄锐，待机而发。

刘、邓指挥二野于11月1日，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500公里的地段上向国民党军实施多路攻击。15日解放贵阳，21日解放遵义。同时，在鄂川边地区围歼了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的部队，先后占领建始、恩施、宣恩，解放彭水、黔江，生俘宋希濂部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察觉解放军有由湘鄂进黔川迂回重庆、成都的企图，于是，急令胡宗南部由秦岭、巴山南撤。胡宗南令其所属各兵团从13日起陆续向川北撤退。

对胡宗南的退却，贺龙早有所料。他说："胡匪为了缩短防线，集结和保存实力，势在必撤。"但他并未立即令主力追击。人们不解。他向干部们解释说："在秦岭地区已不可能歼灭胡匪的情况下，我们应以不过于压迫敌人和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目的，派得力先头部队配属工兵，以战备姿态尾敌前进。"对此，随军南下的马识途问贺龙："敌人现在真是望风披靡，只顾往成都跑。我们为什么不快一点进军，一鼓作气击破巴山，直捣成都①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9月12日关于歼灭白崇禧及西南各敌的作战方针致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邓子恢电。

呢？"贺龙笑着说："我也巴不得明天就进成都，但是，我们不光要拿下四川，更要紧的是歼灭敌人，不要叫他们溜到云南边境上去，所以我们现在慢慢走，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滞留在巴山一带。等二野大军封住了他们往云南的退路，再迅速进军，把他们包围在川西歼灭掉。这就是中央指示我们的'先慢后快'方针。"

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泸州南岸，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

贺龙知道了二野即将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滇康的退路，乃于5日下令十八兵团和七军分3路猛追逃敌，十九军从东进入汉中盆地。11日，大雪飘飘，寒风凛冽，贺龙率前线指挥所由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岭山区。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22_1.bmp}秦岭山脉海拔2000米以上，主峰海拔3700多米，到处峭壁悬崖，深沟狭谷，除一条川陕公路外，只有几条古驿道。这里人烟稀少，物资缺乏，加上天气寒冷，部队行进、宿营、供应都十分困难，所需物资必须由战士背负，每个战士平均背负45公斤。

贺龙看着背着沉重物资在古驿道上行进的战士，深为感动，他对指挥所的人说："战士们靠'十一号'①在山路上行军打仗，我们是坐'屁股冒烟的'②，走公路。战士们最辛苦，他们的功劳是第一位的。"他走下车去，鼓励战士们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克服困难，追赶逃敌。他说："前几天，我们是为了稳住胡宗南这只'惊弓之鸟'，不让他过早地逃跑。现在刘邓大军已经解放了重庆，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我们现在要关起门来打狗，这就靠你们走得快了。"十八兵团和七军在贺龙指挥下，以平均每日超过百里的速度直逼四川。蜀道难行，雪后路滑，有不少战士在途中跌伤，有的汽车翻入了山谷。贺龙知道这些事以后难过地说："他们的父母把儿女交给我们，是要他们打蒋介石、胡宗南的。他们还来不及打仗，自己却因为车祸作了无谓的牺牲，我们将来没法向他们父母交待呀！"他反复指示追击部队必须注意行车、行军安全，要求领导干部在每日出发前要检查汽车防滑链是否装好，不能马虎。他要求各部队把安全行军作为大事来抓，并指示作战科长每天都向他报告行军和事故情况。

12月9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部分别宣布起义。云南、两康和平解放。14日，十八兵团解放广元， 17日占领著名古关隘剑门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二野部队进到简阳、仁寿、新津、双流，十八兵团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包围在成都及其附近。胡宗南见突围无望，求援无门，23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这一天，贺龙乘车经剑阁前往梓潼，在七曲山，他和周士第、王维舟、张经武登上山岗，望着成都方向兴奋他说："离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成都过年了！"就在这一天，胡宗南集团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派人前来接洽起义。贺龙驱卒到达德阳，接见裴昌会。裴昌会后来回忆说："贺司令员派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里。在距离四五十米处，已见到贺司令员伫立在门外等候我。他一见到我，就走下台阶来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抗战时期我在洛阳会见过他）接着，他又向①指两条腿。

②指汽车。

我介绍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维舟同志。入座后，贺龙同志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接着，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况和部队西撤的意图。我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去向不明。他的企图是把部队撤到西昌，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皇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贺龙同志听后哈哈大笑，问我：'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我说：'绝对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致有什么异动。'他说：'我的主力部队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等后续部队来了，我再来'""28日，贺司令员回到德阳，先到了我这里，说：'准备好，元旦前我们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吧。'那种宽宏大度的胸怀和坦率诚挚的语言，很令人佩服。

默念我以待罪之身，和他素昧生平，他对我是那样诚恳热情，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令人铭感无既，永志不忘。"

在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从21日到25日，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也分别宣布起义；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在邛崃地区被围后，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27日，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以东宣布起义。

当天，成都解放。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全部覆没，战役胜利结束。1950年3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地区，歼灭残敌万余人。至此，云、贵、川、康4省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12月28日，贺龙到达新都， 30日举行了隆重的进入成都的入城式。

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十八兵团一部经北门入城，受到了30余万人的夹道欢迎。1950年1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在致各战略区的感谢支援电中，正确评价了贺龙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的贡献。他们说："西南战役之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