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章 在辽沈战役中

决策南下

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在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和东北局的决定，提出了"争取全歼敌人进入东北的兵力"的任务。他要求把这一作战任务在部队中广为宣传，使全军树立起一个明确的斗争目标。

但是如何歼灭东北敌军，是由北而南，先打长春之敌，再打沈阳、锦州；还是先攻锦州，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再打沈、长之敌？这个战略方针的确定，却经历了一些反复。

四月十八日，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先打长春，以解除后顾之忧。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为了组织围攻长春，五月中旬，根据东北局决定组成了第一前线指挥所，由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以原辽东军区机关组成第一前线指挥所机关①〔第二前线指挥所由冀察热辽军区和机关组成。第一和第二前线指挥所，是后来在八月间组建的东北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机关的前身〕。五月下旬，守长春之国民党军两个师出城抢粮。东北人民解放军准备以第一纵队、第六纵队、第十二纵队的两个师和五个独立师消灭该敌，然后乘虚攻入长春。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经多次战斗，歼敌两个团，余敌退回长春。随后，东北局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的方针，并决定在吉林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具体部署。

吉林会议于六月十五日召开，林彪未出席，罗荣桓主持会议。罗荣桓、刘亚楼和肖劲光作了报告。谭政出席了会议。罗荣桓在报告中说："今天我们夺取大城市，有些条件是不够的，兵力上要三倍甚至四五倍，要有很好的供应线，要有许多炮和炮弹，要有一定的技术条件，而这些条件我们是不够的。因此，对付大城市要采取长围久困的办法。"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攻势，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并提出要发布"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出入"的命令。

在会上，有人问，如果老百姓出城怎么办？刘亚楼不假思索地说："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话引起哄堂大笑。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在战争中已眇一目的李作鹏和周纯全。罗荣桓示意让大家安静，然后坚定地说："对群众要收容、安置。"会议决定主要阵地不让群众通过，个别情况个别处理，缓冲地带要疏散。

不久，长春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围困下，已是粮源断绝。国民党军只得依靠空投，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在市内到处搜刮老百姓的存粮，市内饿死人很多，老百姓纷纷外逃。到八月间，林、罗、刘决定，分批放出饥饿群众。

七月，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东北战场形势和东北解放军作战行动问题，准备在雨季结束以后，即八月中旬南下作战。七月二十日，林、罗、刘向军委报告了这一打算。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七月三十日又来电明确指出："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

经过反复酝酿，南下作战，先打锦州的决心终于下定。为了适应这一形势需要，八月十四日，军委决定，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为了加强作战行动前的政治动员工作，罗荣桓和谭政主持起草了《政治动员指示》，号召全军指战员从思想上动员起来，发挥高度的英勇精神，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小的挫折和忍受异常困难的精神，以适应大规模连续作战的需要争取全歼东北敌军，解放全东北。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部队南下之前，罗荣桓重点抓了后勤运输工作。他派后勤部副部长周纯全到热河，检查粮草筹集工作的情况。周到热河后来电说：粮食正在筹集。但又反映当地群众生活很困难，有些地区一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罗荣桓不放心，又派后勤部参谋长谷广善带电台到热河去。谷去后了解到山区人民生活确实困苦，但各兵站已筹集到三○○○万斤小米，还准备从后方调来十余万斤大米。罗荣桓这才放了心。他又找后勤部负责人李富春、钟赤兵和军工部部长何长工等专门商讨了如何把尚未换装的三个纵队的冬装和参战的一五辆坦克、几百辆汽车需用的油料按时安全地运送到前方的问题，决定：为了保密和防敌空袭，运输车队在战斗打响前夜行昼伏，战斗打响后，白天也可以行动，把车距拉长，两辆装冬装的汽车后跟一辆油料车，减少遇敌空袭时彼此延烧的机会。罗荣桓还说："一定要准时送到战地，保证供给，时间就是胜利！"

东北局进一步动员各地方党组织克服一切困难，领导东北人民支援战争，并且具体布置了各项工作。如动员和组织二线兵团按期开赴前线，准备接收大批俘虏，扩大伤病员收容量，组织民工、担架队参战等。总计参战民工一百六十万人，担架一。三万余付，大车三。六万余辆；由省、专区、县负责人率领的在火线参战的民工达九。六万余人，形成了空前热烈的支前高潮。

这时，敌人在东北的总兵力约五十五万人，其中卫立煌率三十万人守沈阳，郑洞国率十万人守长春，范汉杰率十五万人守义县至秦皇岛一线，重点在锦州、锦西地区。而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有十五万人，超过了敌人一倍。

九月七日，毛泽东来电，提出了"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的方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东北野战军陆续向各部队下达了进军命令：以六个纵队、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和炮兵纵队的主力，夜行晓伏，长途奔袭，包围锦州及北宁线上各点，以四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位于锦州以北的新民县西北，监视沈阳敌人；以一个纵队在开原地区准备阻击长春敌人突围或沈阳敌人北援长春；以一个纵队、六个独立师和炮纵一部继续围困长春。

为了充分发动各级指挥员和战斗员的主观能动性，罗荣桓在下达进军命令以前，便十分注意做好纵队一级干部的思想工作，向他们阐明先打锦州的战略意义，然后再动员他们向下级宣讲。第三纵队副司令员曾克林调第七纵队工作，途经哈尔滨时，罗荣桓打电话对他说："东北敌人的态势从地图上看是个'人'字形。长春是头，沈阳是肚子，北宁线是一条腿，从沈阳经辽阳到营口的中长路南段是另一条腿。现在如果打长春、沈阳，敌人拔腿就跑。砍掉敌人两条腿，它光剩下头和肚子，就只能束手就擒。毛主席坚决主张先打下锦州，同时把长春围起来，沈阳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九月十二日，辽沈战役打响了。到二十九日，东北解放军先后攻克河北省的昌黎、北戴河和辽宁省的绥中、兴城，切断了辽西走廊，将锦州、义县之敌分割包围。

战事总的说进展比较顺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九月二十五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得悉敌人正从沈阳空运第四十九军增援锦州，乃命令第八纵队用炮火监视锦州机场。二十六日，第八纵队报告：锦州有两个机场，东郊机场已几年未用，西郊机场正在使用，请示应封锁哪一个机场。由于第八纵队延误了时间，总部改派第九纵队控制机场。两天后，第九纵队一个炮营用炮火轰击西郊机场，击毁敌机五架，终于迫使敌人停止空运部队到锦州。毛泽东得悉后于九月三十日来电："歼敌两万，毁机五架，甚慰。望传令嘉奖。"毛泽东的电报同时也批评了延误两天封锁机场的部队，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

这一事件说明，由于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机关不应远离战场。九月三十日，林彪终于下决心将指挥部迁到前线去。这一天，他和刘亚楼、谭政及由野司、野政组成的前线指挥所人员乘火车从双城出发。为了保密，火车先北开哈尔滨。罗荣桓在一个货站上了车。由于在道里江桥畔发现国民党特务的潜伏电台，火车又朝东南开到拉林站，然后突然掉头北返，过三棵树江桥，经由江北联络线转向滨洲线经昂昂溪南下。

十月一日，东北解放军攻克义县，全歼守敌一万余人。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炮兵司令员朱瑞观察义县县城突破口时，不幸踩中地雷，光荣牺牲。

在开赴锦州前线的火车上，罗荣桓听到同自己一起工作多年的朱瑞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他对大家说："朱瑞同志懂得炮兵，他亲自组建部队，训练干部，对炮兵事业是有建树的。"他又专门打电报给在通辽的后勤部政委陈沂，嘱咐他回哈尔滨协助治丧委员会正副主任张闻天、林枫料理朱瑞的丧事，安抚他的家属。为了纪念朱瑞，中央军委批准将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兵学校"。

在列车上

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列车夜行昼停，十月二日清晨到达郑家屯①以西〔今吉林省双辽县〕。

正准备吃早饭的时候，值班参谋报告说，在正东方发现一架飞机。刘亚楼命令所有人员立即下车分散隐蔽。人未下完，敌机已经临空，原来是架侦察机，飞得高高的，盘旋了几圈，扫射了一阵，就飞走了。

"是不是继续前进？"作战科长尹健请示刘亚楼。

"我已经请示过'十一'②〔"十一"是林彪的代号，罗荣桓的代号是"十二"，刘亚楼的代号是"十三"，谭政的代号是"十四"〕，他决定暂时不走，要机关人员在附近村落分散隐蔽防空。你告诉他们架好电台与军委和各纵队联络，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此时，列车车厢已散置于几条铁道上，机关人员分散到野地里隐蔽待命。电台人员架起天线，摇动马达，报务员熟练地揿动电键。译电员紧张地翻译电报，秘书、参谋们忙碌地在司令部和几位领导人的临时办公处出出进进。

晚上十点，尹健估计可以行动了，又去请示参谋长，刘亚楼低声说：

"有新情况，要等军委回电再说。"接着又补充一句："告诉电台注意收听军委的来电！"

有情况？什么样的重要情况以致使总部指挥机关都不能前进呢？尹健十分纳闷。后来，他问刘亚楼，才知道原来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说，在葫芦岛，敌人新来了四个师，这份电报立即送给了林彪。本来，在酝酿南下时，林彪就迟迟下不了决心，他主要的顾虑是：一、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从后方南下单程的汽油；二、后方运输线太长；三、怕傅作义由关内北上，锦州攻不下，大量汽车、坦克、重炮会因无汽油而撤不出来。在罗荣桓、李富春、钟赤兵等过细地安排了后勤运输后，林彪南下的决心增强了。但他一听说敌人在葫芦岛增兵四个师，担心被沈阳、锦西、葫芦岛之敌所夹击，又犹豫起来，命令暂停前进。二十二时，他以林、罗、刘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去特级电报：

"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以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十四军、九十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一。八万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五千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八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半月到二十天时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林彪签发这一电报后，攻锦部队仍按原部署继续向锦州推进。东总列车亦于深夜继续前开。

十月三日清晨，罗荣桓和刘亚楼一同去找林彪，罗荣桓建议林彪仍然执行打锦州的决定。林彪征求刘亚楼的意见，刘亚楼同意罗荣桓的建议。林彪想了一会儿，叫秘书告诉机要处，追回那份电报。但是电报已经在早晨四点多钟发出去了。

罗荣桓建议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态，说明我们仍然要打锦州。林彪同意。于是三人研究后又重新写了电报。

电报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此次战斗目的，拟主要放在歼灭敌人上。锦州有可能在夺取之后，象开封一样①〔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华东野战军以二个纵队向开封发起攻击，激战至二十二日，攻克开封，歼敌三。九万人。蒋介石急调三个兵团和一个整编军分路进攻开封，解放军为保持主动，于六月二六日撤出开封。之后，华东、中原野战军以六个纵队阻击援敌，以五个纵队围歼区寿年兵团共九万余人于睢县、杞县地区，生俘区寿年〕，两面援敌重占锦州，因我打援力量仅能迟滞敌人，而无歼灭敌人的可能。敌宁可放弃沈阳，而必保持和恢复锦州。"

这封电报于十月三日九时签发。此时，东总的列车已经到达彰武以北的冯家窝棚。军委电台收到此电报的时间是二十时十五分，译成电文抄送到军委负责人那里已是四日凌晨一时三十分。在这以前，军委于三日十七时和十九时接连发来两封由毛泽东拟稿的电报，批评回师打长春的错误想法。

十七时的来电说："（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你们可以于攻锦州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四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二）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①〔《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四七六一四七七页］

十九时的来电说："本日十七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除了前电所述之理由外，假定你们改变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十天至二十天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能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①〔《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四七七-四七八页〕

毛泽东发出这两个批评电报后又过了五个多小时，收到了林、罗、刘重新表示攻锦决心的电报，四日晨六时又发出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他还指出："你们决定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这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这一点，我们在很早就向你们指出了），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

毛泽东还指出："关于不应当回头攻长春的理由，不是如你们所说的'太费时间'以及'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而是如我们昨日十七时及十九时两电所说的那些理由，即你们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就拿突围一点来说，目前该敌突围愈迟愈有利，不突围更有利。"

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在东北全军覆没的命运，这时飞到了沈阳，对此，毛泽东说："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做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部署做去。"

毛泽东这封电报，肯定了东北解放军攻锦的决心，促进了领导思想迅速统一，坚定了各级指挥员和广大战斗员争取胜利的信心，对迅速打下锦州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在牤牛屯

前方指挥所的列车，于十月四日到达阜新。因南面铁路没有修通，指挥所人员又换乘汽车。

由于守锦州的敌人大部是滇军，为了攻锦，林彪和罗荣桓都想多了解滇军的一些情况，便在阜新发电报叫跟随第三纵队打义县（守军也是滇军）的野司参谋处长苏静在义县以北的公路上等候前指的车队。见面后，林彪和罗荣桓先问了炮兵司令员朱瑞牺牲的情况，又问了义县敌人的战斗力和特点。苏静说：

"守义县的暂二十师是滇军，特点还没有完全摸得清楚。不过，看来坚守的经验不足，打野战还是蛮行的。我们发起进攻后，他们还出来打反冲击，不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那样龟缩在工事里只是死守。当然，他们每次出来都吃了亏。"

"你谈谈打义县的主要经验。下一步打锦州会用得上的。"罗荣桓说。

"这次攻打义县，三纵队他们在总攻之前除了让尖刀连等少数部队休整以养精蓄锐外，百分之九十的兵力都投入近迫作业，挖交通沟、挖地道，一直挖到敌人前沿。这个经验首先产生于二纵五师，他们以百分之九十五的兵力搞近迫作业。结果发起总攻时大大减少了伤亡。部队在交通沟里运动，开阔地上见不到人，突然出现在敌人防御工事前沿，搞得敌人措手不及。"

林彪和罗荣桓对苏静的汇报都给予肯定。后来，到十月七日，林彪又再次询问了苏静关于二纵和三纵近迫作业的情况，并据此发出了如何挖交通沟的电报。

苏静汇报完后，林彪同罗荣桓商量了一下，叫苏静传达口头命令给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立即率队向锦州前进。

十月五日，前方指挥所到达锦州西北、距锦州三十余里的牤牛屯。这是一个依傍着通向锦州的公路的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牤牛河由西向东穿村而过。眼下河里只有浅浅的流水，人可以一迈而过。但是有了这条河，东可以运动到公路上，西可以隐蔽进山，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指挥所到达后，立即架起电台，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指挥所的位置。六日，收到毛泽东主席电示：你们到锦州附近指挥甚好，但你们不应距城太近，应在距城较远之处，以电话能联络攻城兵团即妥，务求保障安全。另设攻城直接指挥所，委托适当人员，秉承你们意旨，迫近城垣指挥。①〔《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四八○页〕

野司的观察指挥所（即直接指挥所）设在锦州北"四五九"高地附近的帽儿山上。

作战科长尹健等几名干部去请刘亚楼看地形，路过罗荣桓住处的时候，被正在散步的罗荣桓叫住。

"你们什么时候去看地形？"

"马上就去。正要去请'十三'。"

"我也和你们一同去。你告诉'十三'，请他问问'十一'去不去。"

罗荣桓要去看地形，把大家难住了。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动过大手术的病人，坐一段汽车不要紧，要骑马，还要翻山越岭，他能挺得了吗？

"山太陡，路也难走，要翻过'四五九'高地才能到帽儿山呢！"

"那有什么不得了，七百多米的五彩山都翻过了，四百多米的小山，我就不相信翻不过去！"罗荣桓笑着说。

提到"五彩山"，尹健回想起了往事。那还是一九四一年冬季沂蒙反"扫荡"的后期，罗荣桓率部在沂源县西南三十公里的五彩山与敌遭遇。罗荣桓率部翻过七百六十九米的五彩山，又一次胜利地打破了敌军的合击。当时他虽然患有严重的痔疮，但是身体是健壮的，还能骑马行军。

"我们是骑马去，你多少年没有骑马，大夫也不会同意的，等'十三'看了之后，再详细向你汇报可以吗？"

罗荣桓摇摇头，问大家：

"你们说毛主席最近给我们的电报中，要我们接受的教训是什么？"

尹健低头想了想回答说："一是告诉我们不要平分兵力，一定要集中主力攻击一点，二是批评我们的指挥所没有先于部队到前线。"

罗荣桓听了点点头，说："现在我们既已到了锦州附近，怎么能光靠地图指挥而不亲自去看看地形呢？"接着就用坚定的口气说："你去告诉'十三'，就说我已经决定同你们一起去帽儿山。"

尹健把罗荣桓说的一番话向刘亚楼参谋长作了汇报，请示他怎么办。

"那还有什么办法！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他下了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只好一起去。"刘亚楼说完，就拿起电话向林彪作了报告。林彪表示他也要去看看。

东北的十月，虽然还是秋季，却已经是凉飕飕的，幸喜万里晴空，是一个好天气。

汽车沿公路来到山下二纵司令部驻地--老虎屯。二纵司令员刘震、三纵司令员韩先楚等都在那里等候。大家一面说话，一面等待乘马。恰好，第九纵队政委李中权乘车路过。他下车后，汇报了九纵最近攻打锦州外围的战斗情况。罗荣桓问了他们执行政策和战场纪律情况后说："我过去批评过几个纵队，也包括你们九纵，在作战中执行城市政策不好。在辽南新区，有的部队纪律很坏，走到哪里，就把哪里搞光。""你提出批评后，我们回去就开会进行了检查。主要是我们政策观点不强，当时只考虑搞些东西解决部队御寒问题，没有注意掌握城市政策。我们诚心地接受了批评，决心以此为动力，力争打好翻身仗。这次打锦州外围的战斗，打得顽强、机智，战术动作也有进步，战斗情绪也很好。没有发生过违犯纪律的事情。"

"那就很好，大的战斗还在后头，你们将来攻打锦州时，要争取当执行城市政策和战场纪律的模范。"罗荣桓满意地对李中权说。

不久，乘马到了，林彪、罗荣桓一行立即纵身上马。在前面带路的干部不敢急驰，只松辔缓行。出乎大家意料，罗荣桓神态自如，毫无倦意，一边走，一边同林彪聊天。到了帽儿山下，马也上不去了。林彪、罗荣桓在大家搀扶下攀上了帽儿山。罗荣桓骋目远望，只见近处几道矮丘起伏，远处便是锦州城，几座烟筒成为明显的目标，他高兴地说："这儿很好，锦州北部及周围主要高地都一目了然。"然后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望远镜，仔细观察锦州周围的地形和敌人的城北工事。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一面听参谋人员汇报，一面对照地图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

参谋人员汇报完毕，林、罗、刘便在阵地上简单议论了一下，认为原来的部署可以基本不变，只需作个别调整。

"攻城部队战前准备怎么样了，主攻各纵战斗情绪如何，有没有把握？"罗荣桓回过头来对着刘亚楼说。

"攻城准备都在积极地进行，部队情绪很高，攻下锦州城有信心，我们已把攻击义县挖交通沟的经验通报了各纵，为了减少伤亡，要求总攻锦州的部队进入阵地后，抓紧挖交通沟。"

"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军挡住。据报告，葫芦岛方面又增加了五个师。我们的饭菜只够请一桌客，现在突然来了两桌客人，两锦相距约五十多公里，万一堵不住敌人，攻锦部队就要受到很大的威胁。"林彪仍然对锦西葫芦岛方面放心不下。

林彪的担忧也不是没来由的。十月二日蒋介石飞到沈阳，发现解放军要打锦州，深知这一着厉害。于是，决定挖肉补疮，从山东、华北抽调七个师，加上在锦州葫芦岛的四个师，拼凑一个"东进兵团"，由其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以在沈阳的十一个师和三个骑兵师，组成一个"西进兵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准备东西对进，以解锦州之围。由于"西进兵团"远在沈阳，有第五、第六、第十等三个纵队牵制，林彪并不担心。但他对近在咫尺的"东进兵团"这一桌新到的"客人"却颇为担心。

"第四纵队在这两天已先后到达塔山地区。已命令他们在打渔山、塔山、白台山部署顽强的攻势防御，现正在积极地构筑工事。那里还有第十一纵队，配合四纵防堵。一共两个纵队及两个独立师阻挡敌人，保证我们攻克锦州，我看是没有问题。再说还有总预备队第一纵队摆在高桥，随时可以增援。"刘亚楼用坚定的口气回答说。

这时，在他们左侧的炮兵阵地上升起了敌机空袭的信号弹，接着几架战斗机护卫着一群轰炸机到了，绕了一圈后就开始投弹。解放军的高射炮群立即还击。顿时，在万里晴空，升起一簇簇白蘑菇。高射炮的猛烈炮火迫使敌机不敢俯冲投弹。同时，向城里空投物资的运输机也因受炮火威胁，不敢低飞，高高地就扔下东西。不少降落伞悠悠地飘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一位警卫员高兴地说："运输大队长又派飞机给我们送东西来了。"

突然一架敌机向帽儿山窜来，高高地便扔下一颗炸弹，震得大地抖动，土石崩飞。烟尘散开后，罗荣桓仍拿着望远镜了望城北敌人重点设防的几个据点。参谋人员都劝林彪、罗荣桓等离开阵地。林彪答应道："好，我们走吧，具体部署回去再研究。"

离开壕沟后，罗荣桓一面走，一面对参谋们嘱咐道：

"你们在山上是很辛苦的，要注意轮流休息，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回到牤牛屯，野司召开了军事会议，拟定了总攻锦州和打援的具体作战方案。由于在锦州北部，解放军所占地势好，利于发扬火力，确定以城北为主要突击重点。城北主攻方向因为有配水池、化工厂两个坚固外围据点，除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两个纵队负责外，再把六纵的"攻坚老虎"第十七师作为预备队，归三纵指挥。炮兵的主力、坦克营全部放在城北支援主要突击方向。七纵、九纵仍由城南向北，配合由北部攻城的二纵、三纵夹击敌人。八纵由东向西突击。攻入城区后，先将敌人分割包围，再逐个歼灭。阻敌援兵的部队，由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部署是：四纵、十一纵及热河两个独立师位于打渔山、塔山和虹螺岘一线，阻击葫芦岛和锦西方向的援敌；热河独八师在山海关地区佯动，牵制关内敌人；五纵、十纵、六纵（缺十七师）、一纵之第三师、内蒙古军区骑一师和辽南独立第二师，位于新民以西和以北地区，堵击由沈阳出援的廖耀湘兵团。一纵（缺第三师）位于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作为战役总预备队，既可北攻锦州，也可南援塔山。

蒋介石在葫芦岛这个视如救命稻草的弹丸之地，竟摆了九个师的兵力，并且还准备从山东再海运两个师来。这样，阻击部队将以八个师对敌有海空炮火支援的十一个师，任务十分艰巨。塔山一线是防线中最敏感的地方，扼守此线的是第四纵队。这个部队原是胶东部队，到东北后打了许多胜仗，但象这样死守阵地的硬仗还打得不多。为了打好对保证攻击锦州有决定意义的塔山阵地防御战，罗荣桓把苏静找来，开门见山地说：

"苏静同志，决定派你去四纵，那里将有一场恶战。四纵、十一纵和两个独立师的任务就是把敌人隔在塔山以南，以便保证我们能够顺利攻下锦州。你给吴克华和莫文骅说清楚，四纵的任务可能更艰巨。你的任务是给他们当参谋，出主意，协助他们指挥部队坚决死守塔山。要不怕牺牲，不惜代价，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总部的战略意图你是清楚的，但部队一时不一定能理解得了。你要向指挥员多次、反复解释总部的意图，一定要顶住敌人，顶住了就是胜利。"

十月十日，苏静抵达四纵，听取了吴克华司令员和莫文骅政委的情况介绍后，发电报告林、罗、刘：四纵对守塔山决心很大，部队急需大量手榴弹。林、罗、刘立即命令从直属部队抽调一部分手榴弹给四纵济急，同时告后方迅速补给。

攻锦、塔山阻击战和黑山阻击战

在锦州总攻前，罗荣桓和谭政召集纵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开了战前政治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要求各部队深入动员，开展立功运动，做好战时政治工作，保证战争胜利。并要求打下锦州后严格执行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罗荣桓指着院子里结着累累果实的苹果树说："要教育部队保证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无论挂在树上的、收获在家里的、掉在地上的，都不要吃，这一条纪律，要坚决做到。"

他还专程到八纵传达了毛泽东"军令应加严"的指示。

前指到达牤牛屯后，得悉这个纵队除延误封锁锦州西郊机场的时机外，最近又发生了战斗中一度丢失阵地而没有及时报告的事件。

林彪大发脾气。刘亚楼也生气地说："锦州的西郊机场能够使用，东郊机场已不能使用，敌机又正在西郊机场空运，这还要请示吗？应该通报批评！"

罗荣桓听了两人的话，冷静地说：

"从这两件事来看，问题确实严重。毛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们应该认真执行，不然就会影响整个锦州作战任务。不过，我们应该去亲自检查一下。"

"'十一'不能离开指挥所，我去吧。"刘亚楼说。

"你那个急性子，会同人家吵起来的。还是我去一趟吧，同时也检查一下他们的准备工作。部队出了差错，也不能光是简单地批评下面，还应该从我们自己身上找找缺点。"

说到这里，罗荣桓停顿了一下，"敌空运的飞机在西郊机场起落，他们还来电请示，这固然不对。但我们司令部下达命令时如果详尽一点，明确指出是封锁西郊机场，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一差错了吗？上次冬季攻势中，开原敌人的第一三○师向西出扰时，我们把特级电报发成A 级，结果耽误了第二师的行动，这能光责怪二师吗？司令部起草战斗文书，也要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

当夜，罗荣桓就带上秘书人员乘吉普车离开牤牛屯。路上适遇炮纵进入阵地，汽车拖带的大炮塞满了公路，行进困难，四十里的路程几乎跑了一宿。大战迫近，时间非常宝贵，罗荣桓说：

"早知如此，还不如骑马。"

罗荣桓在这个纵队住了两天一夜，听了汇报，仔细检查了作战方案，找纵队司令员和政委谈了话。谈话中，罗荣桓首先表扬他们在扫清锦州外围战斗中打得不错，取得了初步胜利，为攻城创造了条件，然后说：

"从丢失阵地不及时报告和封锁机场耽误两天这两件事，你们应当很好地吸取教训。你们也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丢失阵地已经不对了，不及时报告更是错误。你们想夺回阵地再报告，这怎么能行？战争中情况瞬息万变，拖延了时间会贻误战机，影响整个战局的。野司的命令虽然没有指明封锁哪个机场，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动脑筋想一想，封锁机场的目的就是阻止敌人的空援，当然是要封锁那个能使用的机场。即使你们不晓得哪个机场能使用，也应先行动起来嘛！毛主席来电专门批评了这件事，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这不是件小事，你们要作深刻检查。"

最后，罗荣桓鼓励他们争取在攻锦州战斗中同兄弟部队密切协同，打好这关键性的一仗。纵队领导表示接受批评，作了检查。罗荣桓离开这一纵队后，还准备去第一纵队，但总部催他，只好回去了。这时战事已日趋激烈。国民党的"东进兵团"从十月十日起，便展开了三至五个师的兵力，在大炮、飞机及军舰炮火的掩护下，连日猛犯锦州西南四十公里的塔山。由沈阳出动的廖耀湘"西进兵团"，也于十月十一日到十三日先后进占了彰武及新立屯以东一线地区，将东北解放军由通辽经彰武到阜新、义县的后方供应线截断。为了保证前方人不缺粮，枪不缺弹，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动员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驮载粮食、弹药，由宣传部长肖向荣带队，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

对于廖兵团占领彰武，中共中央军委在十月十二日来电指出：这表示卫立煌想用取巧方法引我回援，借此以解锦州之围，"只要你们能于一星期内攻克锦州，则该敌无论如何是不能迫近锦州的。锦州一克，该敌又必立即后撤。"①在蒋介石的严厉监督下〔《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四八二--四八三页〕，卫立煌不得不采取取巧的办法，想"围魏救赵"，但是他攻彰武，并非解放军之所必救，他这一着也就落了空。

阻击国民党"东进兵团"的塔山阻击战，连续进行了七天七夜。蒋介石对进攻塔山、打开援锦的通路十分重视，曾于十月六日亲临葫芦岛进行部署。为了夺取塔山，国民党军队在督战队驱赶下，成连成营，包括用"军官团"、"敢死队"的名义，轮番向解放军八公里宽的阵地冲击。从飞机上扔下的炸弹，从军舰上和滩头阵地发射的炮弹，几十分钟内就倾泻了几千发，土炸松了好几尺，地表工事全被摧毁。一批敌人被打倒，另一批又冲上来。在许多阵地上，指战员们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白刃格斗。前沿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敌人遗尸六千余具，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从十月九日起，各攻城部队便开始了扫清锦州外围敌人据点的战斗。经过逐一激烈争夺，到十三日，攻城各部全部扫清了包括被国民党吹嘘为"第二凡尔登"的配水池等外围阵地。

塔山阻击战进行到第四天，十月十四日，总攻锦州开始。上午十时，炮火准备。几百门大炮同时怒吼，一时间地动山摇，惊心动魄，这是解放军第一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使用如此大量而又密集的炮火。它既标志着解放军的战斗力空前提高，也是对为解放军的炮兵事业作出卓越贡献、不久前牺牲的炮兵司令员朱瑞和成千上万为新中国的建立流尽了鲜血的先烈的最好的悼念。在炮火覆盖下，守军阵地成为一片火海和废墟。攻城部队利用交通壕的掩护，迅速向前运动。十一时，各突击队发起冲击，迅速撕开突破口，迂回穿插，分割包围，到十五日拂晓，各攻城部队先后在中央大街、白云公园、中央银行、邮局等地会师。残敌退入老城负隅顽抗，解放军乘胜追击。十八时，结束战斗。经过三十一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十二万人，生俘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以下九万余人。

在牤牛屯，林彪和罗荣桓接见了范汉杰。当林、罗询问范对此战看法时，范沮丧地说："打锦州这一着，非雄才大略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锦州好比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扁担断了。"他又说："贵军炮火猛烈，出乎意料。我们的炮火全被压制住了。贵军近迫挖壕作业很熟练。我们在地面上看不到部队运动，无法实施阻击。贵军冲起锋来，实难抵挡。"

九月十六日，蒋介石乘飞机又一次来到葫芦岛。当他得知锦州已失，范汉杰下落不明后，气急败坏地要枪毙负责攻打塔山的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军长，并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不是黄埔生，你是蝗虫，你是蝗虫！"他要求部下继续攻打塔山。但是，将不用命。他们看到援锦无望，逐渐停止进攻。林彪和罗荣桓将苏静召回牤牛屯，让他汇报四纵扼守塔山的战况。林、罗、刘听完苏静的汇报，都很兴奋，称赞四纵打得很好，胜利之大出乎预料。罗荣桓高兴地说："塔山这个仗，锦州这个仗，的确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因为打到了敌人真正的要害处，敌人必然要垂死挣扎，集中其一切可能出动的兵力与我决战。我们在历史上还没有打过这么大的仗，任务是光荣而又艰巨，胜利是来之不易啊！好在战前部队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新式整军运动和大练兵，打了个好基础，它的威力在这次战斗中充分体现出来了。"

部队进城后，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纪律守则》，城内私人工商业及公共机关受到保护。敌被俘官兵的私人财物包括高级军官的黄金、银元、首饰等分文未动。某部住在苹果园，正值苹果熟透，树上硕果累累，地上也有坠落的苹果，战士们没吃一个苹果，一时传为佳话。毛泽东后来曾称赞道："在这个问题上，战士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面。"

但是，少数单位仍有违犯纪律的现象，对缴获的物资私自留下，不愿上交。

战火刚停，罗荣桓进城视察。当时还没有来得及打扫战场，锦州城内到处是敌人的尸体，还有不少没有爆炸的炮弹和敌人埋下的地雷，很不安全。刘亚楼几次对罗荣桓进行劝阻，罗荣桓还是去了。视察中，他发现有些步兵部队收集了很多坦克零件和器材，自己用不上，又不肯上交，非常生气地说：

"入城守则已有明确规定，打锦州一开始我们就指出'战斗当前，缴获不争'。怎么还这样做呢？"

他立即口述一个命令，叫陪同视察的尹健记录下来：

"凡一切机关、部队所看管的坦克、装甲车及附属零件、武器等，应立即交战车团接收，不得有误。此令锦州各机关部队。"

这份命令是在锦州市一条大街上、垫在公文包上写的。尹健说：

"我的字写得不好，歪歪扭扭的，等打印后再发吧！"

"这是战时，不能用平时那样的机关作风办事，那样会误事的。你用'十一'、我和'十三'的名义马上发下去！"

这个命令的原件，至今还在军事博物馆陈列着。

锦州一解放，东北敌人全线动摇。在长春，十七日，军长曾泽生率第六十军起义。十九日晨，新七军军长李鸿同东北解放军达成投降协议。上午十时，解放军入城。二十一日凌晨，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自动放下武器，长春解放，歼敌十万。与此同时，蒋介石再次飞到沈阳，继续策划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与锦西、葫芦岛的"东进兵团"，东西对进，要重占锦州；并令第五十二军占营口，准备接应东北残敌撤退。东北解放军决定除留两个纵队继续在塔山阻击"东进兵团"外，其余部队立即北上，准备在野战中歼灭廖耀湘的"西进兵团"。

为此，十月二十日罗荣桓授意野战军政治部起草了《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要求各部树立连续打大胜仗，"一口气吃掉敌人七八个师至十数个师，一次俘虏敌人七八万至十数万"的雄心，"以勇猛果敢、前赴后继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疲劳的精神，争取大胜，争取全歼东北蒋匪军，解放沈阳，解放东北全境。"

十月二十一日，第十纵队和第一纵队第三师转移到黑山、打虎山一线，构筑工事，准备阻击西窜的廖耀湘兵团，同时五纵、六纵由阜新、彰武地区南下，切断廖部退回沈阳之路，以掩护从锦州前线北进的主力部队多路展开，将廖耀湘兵团合围。二十三日，黑山阻击战打响，揭开了解放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围歼战--辽西会战的序幕。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成营、成团地轮番向黑山猛扑。十纵和一纵三师以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英勇顽强，浴血奋战。

二十五日，从锦州前线赶来的解放军各个纵队完成了对廖耀湘兵团的合围。翌日，蒋介石看到廖兵团突围无望，在日记中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①〔至二十四日拂晓《蒋介石秘录》，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月第一版，第六○三页〕，廖兵团十余万人包括国民党的主力新一军、新六军和新三军、第七十一军、第四十九军悉数就歼，廖耀湘被俘。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五丧其二②〔国民党另三支主力，整编七十四师一九四七年五月被歼于孟良崮，第五军和整编十一师一九四八年底被歼于淮海战役〕。十一月二日，沈阳守军十三万余人被歼，沈阳解放。与此同时，收复营口，歼敌一。四万人，还有万余人乘船逃脱。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十一月九日，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于是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战略预备队，随时待命进关。

辽沈战役结束后，野司总部迁至沈阳。罗荣桓召集几位工作人员起草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报告涉及到了林彪对打锦州犹豫的问题，口气十分婉转。报告说："后由蒋介石飞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四个师共计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

报告稿刚起草好，恰巧林彪进了屋。罗荣桓将报告稿递给他看后，指着上面引的一段文字说：

"这一段，写我们在打锦州问题上曾一度有顾虑，很快就纠正了，你看怎么样？"

林彪正因辽沈战役的胜利而兴高采烈，听了罗荣桓的话，又看了看罗所指的那段文字，一声不吭，把稿子往桌上一放，转身走了。后来，这份综合报告以"林、罗、刘"的名义，于十一月八日签发上报。

这份报告是一个历史见证，证明罗荣桓在打不打锦州这个重要问题上是坚持原则的。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深刻领会，他的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都给当时知道此事的干部留下深刻的印象。

24章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

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组建总干部部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及华中军区，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他因病未随军南下，回到北京继续休养，住在颐和园中的清华轩。八月间，中央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将由他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向中央反映，自己身体不好，恐不能胜任。但他推辞不得，便决定留在北京。随后他举家从颐和园迁至南池子一八号。这个院子虽然东面临街，但当时汽车很少，环境还算安静。罗荣桓全家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五四年秋天。

九月二十日，罗荣桓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接着，他在参加了开国大典后，便忙于抓检察署的机构建设，从部队调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全国和各省市的检察机关。

由于罗荣桓从红军建军起，便从事政治工作，亲自参加了创建解放军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党内和军内有崇高的威望，一九五○年四月，中央又决定由他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并指定他负责着手筹建总干部管理部，由他兼任部长。于是，他便请李六如、蓝公武副检察长多管一些检察署的工作，而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组建总政和总干方面。

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早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即已建立，当时叫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一九三三年六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间，罗荣桓曾任总政动员部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总政就是八路军政治部，也是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与部队分散在各解放区的情况相适应，总政的机构很小，直到进入北平，仍是这样。当罗荣桓接任主任时，机关只有十二十个人。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军队从干部配备、组织编制、各项制度、武器装备、工作计划都开始走向统一，需要加强集中领导，建立健全的领导机构。

罗荣桓一上任首先抓的就是配备领导干部。为了使领导机关能够迅速熟悉和掌握在不同地区作战的各部队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交流各部队的经验，在配备干部时，罗荣桓在坚持"德才兼备"条件的同时，特别注意掌握"五湖四海"的原则。在他的建议下，中央军委任命傅钟（原在红四方面军、延安总部）和肖华（原在红一方面军、第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任副主任。后来，又调甘泗淇（原在红二方面军、第十二○师、第一野战军）任副主任。

接着就是研究和确定总政和全军各级政治机关组织机构的设置。罗荣桓、傅钟、肖华等认为，政治机关除需保留并加强原有的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联络部以外，应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具体需要，增设新的部门。

随着总干部管理部的建立，组织部门已将干部工作划分出去。为了管理好政治工作干部，在总政设立了政治干部管理部（简称干部部）。

解放军的成员绝大部分是青年，青年工作有着光荣的传统。早在罗荣桓担任红四军政委时，部队便普遍建立了共青团组织，以后又设立了青年部，但抗战后一度取消。在罗荣桓倡议下，政治部将青年工作从组织部门划分出来，恢复了青年部门。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的需要及文体活动设施的增加，文学艺术水平的提高，电影放映的经常化，文艺出版、体育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专管文化工作的部门。在罗荣桓倡议下，将文化工作从宣传部划分出来，成立了文化部，提出了"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方针，接着又延揽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曲家、画家、导演、演员、运动员，陆续建立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包括歌舞、话剧、歌剧、杂技、曲艺团（有一个时期还有越剧、评剧和京剧团）在内的文工团，军乐团，解放军文艺社，八一体工大队等单位，对繁荣军队的文学艺术和体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国际国内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九五二年八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和文艺会演，检阅了部队体育和文艺活动的成绩，对部队文体活动更广泛、更深入的开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总政治部还先后建立了八一杂志社、解放军报社、解放军画报社和军事博物馆等单位。

总政的部、处长也从各野战军选调。组织部副部长由原在一野工作的朱明担任（后任部长），宣传部长由原在二野工作的刘志坚担任，保卫部副部长由原在华北野战军工作的蔡顺礼（后任部长）担任，青年部长由原在华北和第一野战军工作的王宗槐担任，政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由王宗槐兼任，文化部长由原在第四野战军的陈沂担任，联络部副部长由原在第三野战军的黄远担任，秘书长由延安时代总政治部的魏传统担任。

一九五○年九月，总干部管理部正式成立。九月十三日，朱德出席了总干全体干部会议并讲了话。他在阐明了干部工作的艰巨任务后说："正因为干部部从事的是件伟大的工作，必须建立，并归毛主席领导，由罗荣桓同志当部长（他在我军是很有信仰的），因此希望大家都下决心来长期的办。"总干部部同样依据"五湖四海"的原则组建了领导班子。第四野战军的赖传珠①和第一野战军的徐立清担任副部长〔赖传珠一九四六年九月以前在三野的前身新四军工作〕，不久又调二野的宋任穷和华北野战军的甘渭汉任副部长。总干部部有了从各野战军调来的领导干部，就可以做到熟悉并合理调配、使用各方面的干部。

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罗荣桓是会议的主席团成员，他在会议结束时致了闭幕词。这是一次对解放战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战斗英雄、工作模范、民兵英雄进行表彰，以鼓励全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推动各项工作完成的盛会，是一次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会。

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罗荣桓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他对出国参战部队非常关心。他主持总政治部具体组织了抗美援朝的政治工作，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运动，做好国内部队轮换出国参战的动员工作，调配志愿军的高级政治工作干部，加强志愿军政治工作的研究，组织全国规模的慰问志愿军的活动，开展瓦解敌军和管理俘虏的工作，等等。

在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一些负责干部路过北京看望罗荣桓，他都要详细了解出国部队的情况并提出做好出国部队政治工作的意见。

出国作战，这在中国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罗荣桓认为，出国部队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特点。一九五一年，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率志愿军战斗英雄归国观礼代表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在京期间，罗荣桓多次同杜谈了这一问题。他说：志愿军必须做好团结工作，对内要团结各大军区去的部队，对外要尊重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团结人民军，做好群众工作。要比在国内更加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杜平提出，由于语言不通，群众工作比国内难做。罗荣桓对他说："志愿军语言不通，做群众工作有困难，可以用挑水、扫地等行动去做，要通过广大指战员爱护朝鲜人民、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的实际行动去做。这种行动本身是比言辞更好的宣传工作。为了使指战员都能用实际行动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在部队进行深入的国际主义教育，使大家认识到做好群众工作，不仅体现了军民一致的原则，而且是维护中朝两国两党团结的大事。"

五十年代初期，在解放战争后期作战和抗美援朝的同时，部队正逐步转入和平时期的整编训练：由单一兵种发展成多军兵种的合成军队，由分散走向集中，由农村开进城市，由住民房到进驻营房正处于承先启后的转变时期，工作十分繁重。

当时的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

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向西南进军和大规模的剿匪，任务还很重，沿海的一些重要岛屿还有待解放，又要进军西藏。军队一方面要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要加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建设；另方面又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已渐趋结束，军队要精简整编，成建制的众多部队要转入到生产建设中去。军队工作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一九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就更为紧张。

在这种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罗荣桓和聂荣臻密切配合，妥善周到地处理了许许多多复杂的问题。对此，聂荣臻回忆道：

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都涉及到人的问题，许多事情离不开总政治部。在完成这项工作中，总参与总政配合得很好。当时罗荣桓同志是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我们思想一致，很多问题两人商量一下就定了，从来没有扯皮现象。这是大规模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荣桓在平津战役后便累倒了，但他同病魔进行了顽强斗争。为了能使高血压、心绞痛得到缓解，他每天坚持散步。他身体虚弱，且比较胖，走起路来步履沉重。但每天都要走足一小时，方法是在路上记住一个标志，一定要坚持走到那里才回头。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以后，他又带病工作，担子很重，经常到位于西皮市街（原址在现在的人民大会堂一带）的总政机关办公，到中南海居仁堂参加军委召开的会议然而，他的病体毕竟经不起拚命般的操劳。他的病时常发作，有时一个会开完了，他就得靠在沙发上休息好长时间，才能缓过劲来。

罗荣桓带病坚持繁重工作的情况，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关注。一九五○年九月二十日，他在罗荣桓署名上报的一份干部任命报告上写道：

"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毛泽东的批示体现了党的亲切关怀，罗荣桓对此自然非常感激，同时，也使他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仍然在带病坚持领导总政和总干的全盘工作，掌握大政方针。为了充分发扬他的助手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不致陷于忙乱的事务之中，罗荣桓大胆放手，让他周围的干部各司其职，请肖华主持总政日常工作，请赖传珠、徐立清等管总干的日常工作，自己腾出时间来多考虑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当时肖华、赖传珠等凡遇重要的电报、文件，都送请罗荣桓审阅批示，至于工作中一般性的问题，就各自负责解决了。

精简整编和组建领导机构

新中国建立初期，罗荣桓的工作千头万绪，却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这就是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军队建设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精简整编。一九四九年底，解放军已发展到五百五十万人，但是除了少量海、空军和特种兵外，绝大部分是步兵。部队一方面是数量太多，与和平建设时期不相适应；另一方面是单一陆军，现代化程度很低，与现代战争不相适应。因此，部队按中央要求既要精简一百五十万人，使总的数量不超过四百万，又要加强各军兵种的建设。总政和总干，在罗荣桓领导下，会同总参谋部，从一九五○年下半年开始，便通盘筹划和领导了部队整编和调配干部组建军兵种的重任。

为了能顺利而妥善地搞好整编复员，罗荣桓请肖华等首先组织总政机关对部队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了解到有些战士不愿复员，发牢骚说："打仗的时候用得着我们，和平了就不要我们了。"有些老弱病残的人担心回到农村生活没有保障但是有一些干部又认为全国解放了，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准备解甲归田，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定生活。

针对这些情况，罗荣桓让总政机关起草了《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首先要做深入的思想动员，使指战员懂得，紧缩部队编制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同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加强军队的建设。《指示》号召广大指战员，留在部队的要做保卫祖国的好战士，转到地方的要做模范公民，在生产建设中起带头作用。

《指示》还要求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各级领导一定要采取对指战员对国家负责到底的态度，对每一个人都要慎重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到留的安心，走的满意，各得其所，决不能推出了事。

由于方针正确，工作细致，在几个月内，全军顺利地完成了近一百万人复员、转业的巨大工作，并为以后几年整编部队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整编部队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加强领导机关和各军兵种的建设。

从新中国建立开始，解放军在原来的陆军步兵的基础上，陆续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学兵、通信兵的领导机关及部队，需要大批领导干部和各类技术干部。这些干部主要依靠解放军自己培训。因此，兴办各类军事学校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以培训师、团以上领导干部为目标，一九五一年一月成立了军事学院，一九五三年一月成立了总高级步兵学校，一九五三年二月成立了后勤学院，一九五六年三月成立了政治学院。为了培育高级军事工程人才，一九五三年九月成立了军事工程学院。

为了培养各级各类技术干部，又先后成立了航空、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工程兵、通讯、测绘、军需、军械、军医、兽医等各级各类技术院校。无论是建立各级领导机关和各军兵种，还是兴办院校，关键都是要首先配备好这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干部。罗荣桓作为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及时就军队各领导机关和院校高级干部的升迁调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从而成为军委在"用干部"这件事上的得力助手。

从组建总干部管理部开始，罗荣桓就强调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选调配备干部，他总是要求按照任人唯贤的条件请各军区选调，并征求从各野战军调来的部长们的意见，力求照顾到各个野战军以及历史上各个大军区和各个方面军的干部。按照这样的要求，一九五一年总干部管理部从全军抽调了三万多名干部，使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的领导机构迅速而妥善地建立和健全起来。

为了正确地使用干部，罗荣桓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干部工作部门，要全面地考核了解干部，要有联系群众、公道正派的作风。他指示总干部部，不要只从档案材料上去了解干部，而要从实践中了解干部。他认为只有通过检查工作，个别谈话，听取干部的上级、同级、下级的反映，把各方面的看法综合起来，才能了解干部全面实际的情况，才能对干部使用提出比较正确的意见。对此，罗荣桓自己一贯身体力行。他经常找干部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在配备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领导干部时，他曾同许多干部作了谈话。这些干部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感到亲切和温暖。

罗荣桓历来非常重视选拔新生力量。他说，配备干部不要一律看资格，主要看干部的德才，看有没有发展前途。这是个带方向性的问题。在他授意起草的总干部部一九五一年工作总结中，就批评了那种提拔干部只看何时入伍的论资排辈的现象，要求大胆破格地提拔那些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而不要受资历的限制。

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为了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加速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罗荣桓的倡议下，又在抗美援朝中号召大中学生参加军事学校，吸收了大量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军队建设的骨干。

向文化进军和政治理论教育

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素养。罗荣桓从当时解放军的实际状况出发，认为要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首先应当抓文化教育。

解放军指战员主要来自工农。在旧社会，他们为了生活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绝大多数人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参加革命后，戎马倥偬，虽然也学了一些文化，但零零碎碎，不成系统。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据统计，在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八十％；在干部中，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六十八％，其中仅文盲和半文盲就占了三十％。不少连队找个文书、司务长都很困难。部队装备了一些新式武器，干部战士学习技术也很吃力。一九五○年六月，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驻沪防空部队虽然已经装备了比较先进的高射炮，可是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低，对它的性能和数据计算还不能熟练掌握，有时在战斗中就错过了战机，不能充分发挥武器作用。这种文化水平低的状况和现代化建军的要求，显然是一个突出矛盾。军队的文化素质如果不提高到一定的水平，现代化建设就会落空。

罗荣桓紧紧抓住提高文化水平这一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突破口。一九五○年，他主持总政制定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并详细修改后，于八月一日由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颁发全军。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指示》规定部队文化教育的方针是："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其中"但又是正规的"六个字为毛泽东所加。这个方针要求部队要从实际出发，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实际有用的而又有系统的文化知识。

这是向文化进军的一次大战役，罗荣桓所领导的总政治部就是这次战役的指挥部。为了保证这项战略任务的胜利完成，全军各级政治机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规模巨大的思想动员工作和组织保证工作。"建军备战学文化"成为深入人心的口号。在很短时间内，全军调配了文化教员五万多人，陆续开办了速成小学二百多所，速成中学六十多所，抽调大批骨干包括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和英雄模范离职学习。在职人员也按文化水平组织不同班次参加学习。总政治部统一制定了具体的教育实施方案，编印了几百万册各种文化学习课本，连学习用的纸张、黑板等物质保证也都做了具体安排。

一九五○年十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罗荣桓除了同聂荣臻共同商量和处理大量军委日常工作外，对部队的文化教育仍然紧抓不放。在他授意下，总政治部提出了一九五一年文化教育实施方案。在要求文化教育应该围绕战争和战备需要的同时，继续强调，在任何环境下，文化教育都是军队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提高文化对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完成作战和战备任务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决定，从一九五二年六月至一九五三年五月，全军教育训练，除海、空军及雷达部队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开展以扫盲为重点的学习运动，要求在一年内，扫除指战员中的文盲，并将初小和高小毕业者分别提高到高小毕业和初中一年级的程度。为此，一九五二年，中央军委又发出了《部队文化教育大纲》。部队迅速掀起了向文化进军的热潮。

这个时期，少数单位出现了行政管理和军事纪律松懈的现象。有一个营在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一个小时队伍还集合不起来。有个连队火炮长期不擦，竟让小鸟在炮筒里垒了窝。有的干部反映，这是因为文化教育搞多了。罗荣桓对这种情况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不应该把严格的军事管理与完成文化教育的任务对立起来。纪律松懈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存在游击习气，在工作中缺乏严格的要求，不重视建立正规的生活秩序而造成的。当然，这和某些领导干部对文化教育这个正确的方针在执行上发生了若干偏差，工作单打一，只抓文化学习，以及过多地抽干部离职学习也有关系。因此，解决的办法首先是加强教育，提高严格执行军事纪律的自觉性，同时也要学会科学地安排工作。

这时，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到部队做了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纪律松懈的现象过去也有，并不是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加强军事管理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就放松了文化教育。罗荣桓建议军委将陶铸的调查报告批转全军，在批示中重申：以文化教育作为一个时期部队训练中心这一方针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取得成果。要在加强军事管理的同时，继续把全军的文化教育向前推进。这一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在"向文化进军"中涌现出许多有创造性的好经验。西南军区某军文化干事祁建华总结出了速成识字法，能在大约一百五十课时左右，使一般文盲初步会认会讲一千五百到二千单字，受到群众的欢迎。总政治部很快向全军推广了这个经验。接着，速成写字教学法、速成写作教学法、速成算术教学法等行之有效的经验也相继涌现，总政治部也都及时作了介绍交流。这些来自群众实践的经验，缩短了教学进程，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在普遍推广和运用各种"速成"经验的同时，罗荣桓又多次授意总政治部发出文电，提出，必须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文化教育的方针。所谓速成，不只要"速"，更要"成"。要防止贪多冒进，只搞突击不注意巩固，只看眼前的需要不重视学习的系统性等偏向。各种"速成"的方法，都是在一定问题、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不能片面夸大，使它变成反科学的东西。所谓联系实际，应该从发展上去联系，不应该是短视的实用主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在文化进军中，罗荣桓始终抓住干部这个重点。除了各级速成学校吸收大批干部学文化以外，一九五三年底，根据罗荣桓的建议，军委专门开办了一个高干文化班，轮训了一批军以上高级干部。

到了一九五三年，经过全军上下两年多的努力，部队文化水平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军由原来八十％人员是初小以下文化水平普遍达到初小毕业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达到高小毕业至初中的水平。到一九五三年下半年以后，文化教育逐步转入经常化，在巩固的基础上坚持下去，继续提高。

罗荣桓在领导"向文化进军"的同时，又抓了组织全军干部系统学习革命理论的工作。

在战争年代，部队中思想教育尽管非常及时、活跃，但主要是讲政策、讲形势和任务，解决干部战士的一些现实思想问题。因受到条件限制，当时很难系统进行政治理论教育。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进入了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只靠临时的突击性的时事政策教育和宣传鼓动就很不够了，还需要使广大干部懂得更多的革命理论，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一九五○年底，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罗荣桓在会上指出，必须在各级干部中有指导有系统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教育。这是提高干部政治觉悟水乎和工作能力的根本建设，是提高部队战斗力，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的重要保证。一九五一年一月，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的意见，制定了部队政治教育的规划，规定把政治理论教育做为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建立在职干部学习制度，加强学习领导。干部按实际水平分别编组，规定初级班以阶级观点教育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为主；中级班学习社会发展史、列宁主义基础、党的建设；高级班学习毛泽东著作、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论等。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全军第二次宣教文化教育工作会议按照罗荣桓的意见，提出了"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干部理论教育方针。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傅钟副主任在全军学校政治理论教育座谈会上具体解释了这一方针。针对有些干部以为系统学习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急躁情绪的状况，他明确指出："理论学习往往并不能象'立竿见影'那样，所以，过分性急的要求是办不到的。"傅钟这一篇讲话发表在《八一杂志》上。当时，谁也不能料到九年后，当林彪大搞实用主义，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立竿见影后，傅钟这一段无可非议的话竟成为一条"罪状"。

一九五三年六月，总政治部又发布了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基本计划大纲。"大纲"根据罗荣桓的意见，要求有计划地学习中共党史，以党史为线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

为了解决部队中缺乏理论骨干的问题，总政治部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四年先后开办了理论教员训练班和宣传干部训练班。宣传干部训练班设在北京颐和园北宫门外的大有庄。生活条件虽然很差，但靠近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条件是很好的。四月二十四日，训练班正式开学，肖华代表罗荣桓出席开学典礼，勉励大家认真读书思考，注意运用理论原则去分析回答实际问题。训练班聘请了著名的理论家杨献珍、范文澜、艾思奇等担任教员。还组织学员到天津、大连、鞍山、沈阳等地的工厂参观调查，使大家看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力量和前途。训练班为部队培养了八百多名理论骨干。与此同时，各大军区也先后按总政要求举办训练班，共培训了几千名骨干。

有了正确的方针、明确的规划和一定数量的理论学习骨干，部队在向文化进军之后，又掀起了学习理论的高潮。几年间，广大干部普遍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和政治经济学，取得了较好效果。

23章 在平津战役及其以后的日子里

进关

东北全境解放，进关作战便是顺理成章的事。辽沈战役尚未结束时，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便致电林彪、罗荣桓，就能否抽调一个纵队先行进关征求意见。林彪、罗荣桓等考虑，华北迫切需要增兵，建议派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再加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先行入关。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林彪、罗荣桓建议，指示东北野战军除立即入关的先遣部队外，其余部队应休整一个月左右，于十二月上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据此，东野各部队从十一月五日起进行休整。罗荣桓和谭政都忙于准备召开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以总结经验，表彰英模，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期间，罗荣桓向东北财经委主任陈云提出："过去慰问部队，只有少数指战员能拿到慰问品。现在东北全境解放，能不能让每个战士都得到一件慰问品？"陈云问："一件的标准是什么？比如一双鞋、一条毛巾算不算一件？"一人一双鞋，百万大军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当时还要准备进关作战，财力物力都不宽裕。考虑到这些情况，罗荣桓爽快地说："算一件。"陈云立即说："这可以做到。"于是吩咐财经委副主任叶季壮去落实。

十一月九日，中央军委致电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并告林、罗、刘，提出了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张、保地区，以待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的方针，并要求华北的第三兵团暂不攻归绥。十一月十五日，林、罗、刘致电军委，为了拖住傅作义，建议"亦可暂不攻太原"并对张家口或保定采用围而不攻的办法。中央军委同意停攻太原。

十一月十六日，军委就东北野战军提前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右入关向林、罗、刘征求意见。十八日，毛泽东致电林、罗，通报了傅作义有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意向，命令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争取使敌军不战投降。并要林彪、罗荣桓等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

这时，东北野战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在沈阳举行，会议内容原来是布置整训工作，接到军委电报后，立即改为紧急动员入关。罗荣桓作了动员报告。他首先简要地阐明了辽沈战役的意义和取得胜利的原因。他指出：全东北的解放"对于全国形势来说，是一个总的突破"。他说，辽沈战役消灭了蒋介石部分最精锐的部队。东北我百万大军加到华北战场上去，这个力量是很大的。东北解放也使敌我之间经济地位发生了很大改变。

他指出："这个胜利是东北全党全军在东北局统一领导之下坚持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发展了人民解放事业，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行了土地改革，恢复了铁路运输，发动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建设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结果，也是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忠诚和掌握了熟练的技术战术的结果。特别要提到的是塔山七天七夜的阻击战，锦州三十一小时的攻坚战，辽西黑山的阻击战，大虎山的围歼战，向沈阳、营口七天七夜的追击战，打得都很好。"

他说，各纵队在动员时必须讲清楚：东北解放战争"得到了关内各解放区战场伟大胜利的配合，这才使得全东北的胜利能够很快到来。现在，东北解放军进军关内，和关内解放军配合起来解放全中国，是义不容辞的，是光荣的任务。同时，还要指出，只有全国解放了，东北的胜利才能巩固，农民分得的土地才能保持。"

他要求做好东北籍指战员的思想工作，解除他们怕远离家乡的顾虑，要求干部克服想休息休息、享受享受的思想。他号召："所有的干部都要学习第三纵队罗舜初政委革命到底的精神。他在辽西战役时被飞机轰炸震伤了耳膜，正在沈阳休息。他要沙克副司令员回去告诉部队，他不久就回去，一定要进关去，走不动爬也要爬进关去。就要有这股劲头。全国胜利只有一年了，咬咬牙就过去了。新的一年是全国大解放的一年。要克服不想前进的想法。身体不好也要坚持下去，不准许请假，有病也只能短期在部队休息，不能离开部队，不准许请求调动工作。全国胜利的时候已经到来了，这是对自己的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你为什么在这做总结的时候当孬种呢？"

会后，林彪和罗荣桓又到第一纵队对营以上干部作了动员讲话。罗荣桓还亲自参与组织了野战运输部，并且指示后勤部先行入关布置兵站，指示铁道兵部队抢修北宁路，安排东北局组织的一五万民工随军行动。

辽沈战役几十个日日夜夜，罗荣桓一直在紧张地工作着，睡眠很少，本来就没有完全复原的身体，又渐渐虚弱下来，但他仍然顽强地坚持在战斗的岗位上。

东北野战军除先遣兵团两个纵队已经奉命隐蔽进关，赶到冀东集结待命外，自二十三日起，位于锦州、大虎山、营口、兴城等地的五个纵队和刚刚组建的特种兵司令部，按军委命令及野司部署，"取捷径夜行晓宿"，走热河境内，由喜峰口、冷口出冀东，隐蔽地迅速向关内行进。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军委规定，平绥线作战之部队，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入关之前由军委直接指挥；林、罗、刘入关后，即由林、罗、刘统一指挥。十一月三十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率轻便指挥机构由沈阳乘吉普车和大卡车，夜行晓宿，经义县、朝阳，从喜峰口入关。其他几个纵队也都立即出发。不久，敌人发现了解放军的行动。为了争取时间，部队在遵化改为白天行军，车队扬起满天尘土，被敌机发现目标，几次在上空盘旋扫射。在遵化附近，林彪的吉普车曾被机枪子弹打中，罗荣桓的车就在后面，车队停下，他们和大家一起疏散卧倒，几米外的地上被子弹打得溅起一撮撮尘土。

野司的指挥机关十二月五日到达遵化。翌日，有关人员与中共冀东区党委成员会面，研究了当地社会情况。十二月七日野司进驻蓟县孟家楼。

就在东北野战军部署进关的同时，风雨飘摇之中的蒋介石和傅作义却是同床异梦，各有各的打算。东北解放后，蒋介石估计华北亦将不保，为应付徐蚌大战①〔国民党对淮海战役的称谓〕，保住东南残局，他主张放弃平津。他以封傅为东南军政长官为饵，建议傅率部南下。但是傅作义一方面对蒋惯于吞并异己怀有戒心，一方面感到自己拥有几十万大军，在华北总还能支撑一个局面；而他估计解放军至少需要三个月才能入关，因此不愿南撤。而傅部暂守平津，可使蒋介石取得部署长江防线、组织新兵的时间，对蒋亦属有利。经过反复筹商，蒋、傅乃决定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从十一月中旬开始，将全部兵力六十万人收缩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在长约六百余公里的交通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针对这一情况，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迅速开向北平附近，另八个纵队在冀东集结；华北第三兵团奉命撤围归绥，第一兵团奉命停攻太原；十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命令东北先遣兵团及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切断平张线，包围柴沟堡、怀来、张家口、宣化等点，以抓住傅系，拖住蒋系。

遵照军委指示，华北第三兵团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进攻张家口外围。此时傅作义认为东北野战军尚未进关，乃将主力四个军一六个师西调，打算先对付华北解放军。十一月三十日，第三十五军进入张家口。傅这一行动正中解放军下怀。东北先遣兵团乃由蓟县向怀来急进，五日克密云，歼敌一个师。傅作义方知东北野战军已进关，乃命第三十五军撤回北平，命第十四军、第十六军向西接应，命驻天津的三个军开到北平。十二月九日，傅第三十五军被华北第二兵团包围于新保安。第十六军和第十四军大部十二月十日至十一日被东北野战军歼灭于康庄、怀来地区。至此，傅系主力大部被解放军在平张线抓住，而蒋系主力则被拖于平津地区。

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指出，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逃跑，我军在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准备命令淮海我军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部队两星期内不作最后的歼灭。为不使华北之敌向青岛逃跑，"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指示说："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攻击的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一月出版，第十二五五--十二五九页〕

罗荣桓参与东北、华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以后，又和谭政主持起草了《平津作战的政治动员指示》，除指出全歼华北敌人，占领平津，对于取得全国胜利的意义外，特别强调团结友军、遵守纪律、力戒骄傲，要求各部队教育干部战士主动地团结华北兄弟部队，充分发扬我军友爱互助精神，在发生争执与纠纷时，不论有理无理，均应忍耐、退让，检讨自己，原谅对方，宁可自己吃亏，不可因此伤害对方感情。我们的口号是：团结至上，团结战胜一切。

从十二月十二日起，各路大军经过简短政治动员，先后向预定目标急进。第二、第五纵队和第十一纵队于十七日包围了北平；第六、第十、第一纵队和华北第七纵队隔断了北平与天津之间的联系，并准备阻击平、津敌人突围；第八、第九、第七纵队和第十二纵队及特种兵主力，于二十日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在进击中，解放军神速穿插于敌人占领的城镇、据点之间，有时夜间甚至同那些向北平集结的国民党军队同走一条路。天亮后，解放军发觉了，便及时将这些国民党军队消灭。

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电召罗荣桓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央驻地，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一九四九年作战的基本方针问题。罗荣桓出发前，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率几名工作人员由河北平山县赶到蓟县孟家楼与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会合。林、罗和聂在五台山分手十二年后，在全国胜利前夕重逢，都不胜欣慰。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一月初，罗荣桓到达西柏坡。见到分别多年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陈毅等，非常高兴。一月六日，他出席了讨论和部署向全国进军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七日作了发言。

他分析了战争形势，认为结束平津和淮海战役后，再在西安、平汉路战役取得胜利，就基本上打倒国民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因为武汉、西安之敌可能南撤，退至两广和云贵川，需要渡江以后再打，还要做好美军干涉的准备。

他汇报了东北野战军的主要思想倾向，感到要取得全国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必需破除在干部中存在的偏安思想和轻敌情绪。在大军南下的时候，要继续反对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做到高度的集中统一。

为了南下作战，他建议设立铁道部，迅速修复津浦、平汉、陇海几条铁路干线；同时要修好公路网，搞好粮食运输和加工。为了便于识别，各个野战军服装颜色应该统一。他建议：在南下以后，新解放区的地方军区干部由主力抽调；地方干部则可由较近的解放区抽调，区干部不宜离家太远。

他的这些意见都得到中央的采纳。

在西柏坡，罗荣桓意外地见到了老同学张沈川。珞珈山一别，已经过去二十二年。此时重逢在胜利前夕，两人都受到极大鼓舞。张沈川长期在国民党区做地下工作，在这时才找到党中央来。

从西柏坡回来的路上，罗荣桓专程到良乡看望了在东北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共同战斗过的彭真。经过驻扎在北平东南的五纵、三纵的驻地时，他向纵队领导人了解了部队作战准备情况和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简要传达了讨论和部署向全国进军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

第五纵队的司令部驻在丰台以南的看丹村，罗荣桓去西柏坡时曾在看丹住过一夜，了解了第五纵队从北平北面的沙河迂回西郊攻占丰台的作战经过。这次回来，又住了一夜，除了传达中央会议精神以外，特别强调了加强纪律性的问题，他说：

"上次打丰台，你们已经到了红山口，但不打颐和园，改经玉泉山、五棵松，执行了保护文物古迹的指示。这是很好的。毛主席这次在会上重申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个口号。今后如果攻打北平，更要严格纪律，哪里能打，哪里不能乱开炮，一定要坚决执行命令，免使祖国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毁于一旦。祖国的文物古迹保护好了，我们就会流芳千古，否则，是会挨骂的。"

罗荣桓返回野司后，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平津前线的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唐地区的作战和接管等一切工作。一月十一日，平津前线司令部进驻通县宋庄。

参加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

当罗荣桓从西柏坡返回平津前线司令部时，解放北平、天津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在做好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准备的同时，力争用和平方式解放平、津。

十二月十四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接到第十一纵队司令部的报告说，傅作义派了两名代表，携带电台，乘吉普车出广安门，声称要去石家庄找中共中央谈判，被留在纵队司令部。林、罗当即电令派兵护送他们到平津前线司令部。

随后，罗荣桓把参谋处长苏静找来，说："傅方代表来了以后，由你负责接待。为了避免暴露司令部的具体位置，可另找一个离司令部不太远的村庄接待他们。要通过接触，了解他们的企图，摸清他们的来意。"

苏静遵照罗荣桓的指示，在离司令部十几里远的八里庄号了房子，布置停当。当天下午，傅方代表就到了，互相问候后，询问了姓名和职务。傅方代表一位叫崔载之，是《平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一位叫李炳泉，是这家报纸的采访部主任记者，中共党员。交谈中，崔载之一再表示他们是代表傅作义来谈判的，说傅对谈判很重视，是有诚意的。傅先生的想法是：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傅先生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华北问题；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先生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其军队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等。傅作义这个意见实际上是想继续保持自己的武装力量。

苏静把这些情况向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首长作了报告。

十九日，刘亚楼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的身分接见了崔载之和李炳泉，向他们阐述了中共对和平解放平津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办法，表示不同意傅作义保存武装力量和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的设想；但表示，对方如同意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可保证傅作义先生及其部属的生命财产安全。

过了一两天，崔、李从电台收到了傅作义致毛泽东的电报，表示他拟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进全国和平，请求人民解放军稍向后撤，避免战斗，但对放下武器等问题回避作实质性的回答。崔将这份电报交给苏静。苏即送林、罗、聂。当天，转呈党中央和毛泽东。

这期间，由于傅采取拖延态度，解放军向平绥线的新保安发动进攻，十二月二十二日，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攻克新保安，全歼傅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约一。六万人。守张家口之傅部第十一兵团七个师急向北突围，被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聚歼。同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发出布告，宣布了解放北平、天津诸城市的"约法八章"。面对这一局势，傅作义看到西去绥远已经无望，情绪很不好。经常一人独坐，唉声叹气。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担任天津《大公报》记者的傅作义之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回到北平，一方面尽父女之情，在生活上尽心照顾傅，另一方面也作些规劝。

一九四九年元旦，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派人当面向傅讲清楚我方的六条意见，即：一、我不同意他发通电。理由是：通电一发，他在国民党政府中就没有合法地位了，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同时我方也不能接受他这一做法。二、他一直追随蒋介石反共，因此不能不将他和阎锡山、白崇禧、胡宗南一同列为战犯。但这可以加强他在蒋系军队中的地位，可借机大作文章，而实际上同我和谈，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赦免他。三、允许他编一个军。四、他给毛主席的电报已收到，我们认为他的做法不切实际。五、谈判代表崔载之态度很好，今后欢迎再来，但希望派出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同崔一起来谈。六、蒋介石召傅去南京，傅未去是对的，今后也不能再去，否则有被蒋扣留，当张学良第二的危险。这六条意见，随即由李炳泉回城当面向傅作义转达。

傅听了这六条，情绪有很大好转，但仍有许多顾虑，没有表示完全接受中共方面条件的决心，只是忧郁地说："还要继续谈判。"一月六日，他派他的民事处长周北峰①并邀请燕京大学教授〔周北峰：原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抗战中曾代表傅作义到过延安。国共停战谈判时他是华北地区三人小组中傅作义的代表〕、民主同盟副主席张东荪为代表，按解放军规定的接头办法和路线，秘密出城。次日到达八里庄。

一月八日，聂荣臻会见了周北峰、张东荪。

一月九日上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同周、张开始了正式会谈。

聂荣臻着重讲了形势和政策，指出傅作义将军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作件好事外，别无出路。

会谈结束时，罗荣桓说：

"请打电报告诉傅将军，希望他这次要下定决心。根据我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北平、天津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按照协议规定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进平、津，和平接管；允许傅编一个军，对傅不作战犯看待，保全傅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予一定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将军所属参加起义人员，将功补过，一律不咎既往，愿意参加工作的，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意回乡的，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周北峰、张东荪听了非常高兴，连连称赞是个好办法，说傅先生一定能够接受。

次日上午，双方继续会谈，主要谈军队改编，军政机构如何接管以及人员安排等细节问题。

谈判后，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纪要"要求傅方于元月十四日午夜前答复所谈判的问题。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傅方代表周北峰在纪要上签了字。

傅作义看了《谈判纪要》后，仍旧没有下定决心。又拖了几天后，让周北峰发电报说，前次所谈都已研究了，只是限于十四日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周北峰和邓宝珊再来商谈。邓宝珊抗战时期驻在榆林地区，曾数次访问延安，同中共中央领导人有过交往，建立了友谊。这时他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司令。这次，他是应傅作义邀请乘飞机来到北平的。由他当谈判代表，中共方面复电同意。

为了尽快解决平津问题，也是为了促使傅作义放弃幻想，早下起义决心，在同傅方进行谈判的同时，解放军成立了天津前线指挥所，由刘亚楼任前线指挥，集中了东北野战军五个纵队二十二个师的兵力，准备全歼天津守敌。

攻城之前，一月六日，由林彪、罗荣桓签署了一封给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信，劝他仿效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使天津免遭战争破坏，以将功赎罪。

但是，陈没有听从劝告，继续顽抗。

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解放军向天津守敌发起了总攻。经过二十九个小时的激战，到十五日下午三时，守敌十三万人全部就歼，天津解放。陈长捷被俘。

就在解放军向天津发起总攻的这一天，邓宝珊、周北峰和两名随员出德胜门，傍晚到达通县城西五里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把他们接进一座大房子里。互相寒暄后，罗荣桓说：

"今天时间不早了，你们一路辛苦，休息休息再谈吧。"

"我们不累，是不是现在就谈？"周北峰说。

聂荣臻说："周先生，我们上次谈得很清楚，十四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由于陈长捷不愿放下武器，我们已经在上午向天津发起了总攻，这次谈判就不能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傅方代表无言以对。一阵沉默之后，邓宝珊对周北峰说："发个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傅先生，请他决定。"傅复电说："我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十五日开始正式会谈，解放军方面有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负责同傅方联络的苏静也参加了。傅方的代表是邓宝珊、周北峰。会谈主要内容是对傅作义驻北平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的总部和部队中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以及北平市行政、企业、文教、卫生、邮电、银行、仓库、报社、学校等单位的接收办法。

十六日晨，苏静告诉邓宝珊和周北峰：天津已经在十五日下午三时全部解放，陈长捷被俘，塘沽的侯镜如率部出海南逃。邓宝珊惋惜地说："不打就好了。"

下午，双方继续会谈。

"绥远的问题，我党中央指示以后再谈。"罗荣桓开门见山地说："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祖国数百年故都的文物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毛主席说，那时，要用一种更缓和的方式解决绥远问题。"

会谈在更加认真和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并基本达成协议。

在通县会谈的同时，解放军各部积极进行攻城准备，没有丝毫松懈。为力求避免使故宫等文化古迹和各图书馆、各大学以及其他文化设施遭到战火破坏，各指挥机构都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哪些地方可以放手攻击，哪些地方不能随意打炮，都作了明确规定，并且"绘图立说"，发给各部队首长"人手一册"，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要求他们在战斗中与部队保持不间断的、密切的通信联系，把战斗的每一进展都置于自己的指挥和监督之下。同时，对部队进行了爱护祖国文物古迹的教育和入城纪律教育，号召人人自觉遵守。

会谈结束时，聂荣臻将一封由林彪与罗荣桓署名的致傅作义的公函交给邓宝珊，托他转交给傅。这封公函严正批评了傅过去执行蒋介石"剿匪戡乱"的伪令、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的罪行，指出如继续抵抗，是自取灭亡，同时提出两条办法任傅选择：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我军则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部队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公函最后提出自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二十一日下午十二时止，为傅答复的限期。公函说："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

这封最后通牒性质的公函是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邓宝珊接过信后，不便当着林、罗、聂的面阅看，又提出要解放军也派代表进城，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说这也是傅作义先生的希望。罗荣桓当即答应派苏静同他一起进 。 　　　　　　 　　邓宝珊急于知道信的内容，送走林、罗、聂后，就将没有封口的信抽出来看。看完后，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说："这封信措辞很严厉，傅先生不一定受得了。"表示回城后暂时不交给傅，免得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致使谈判功亏一篑。邓宝珊说话时神色忧郁，也有征求苏、周意见的样子。苏静因为未看过信，没有表示意见，在晚饭后回到司令部，将邓宝珊看过信后的忧郁和所说的话，向总前委作了报告。

当晚，苏静正在为第二天进城作准备的时候，罗荣桓派人把他叫到自己的住处，说：

"派人进城，中央有过指示，要求挑选一个对党忠诚、对党的政策有比较深的了解，又有随机应变能力的同志。我们商量过，认为你还是符合这些条件的。"

"但是我，我觉得我并不符合中央要求的条件，怕不能完成首长交给的任务。"

"既然决定派你去，就说明你还是基本具备了条件。"说到这里，罗荣桓关切地说："至于你进城后的安全问题，我们也考虑了。虽然有点危险，但问题不大。从当前的形势看，傅作义的处境也有不少困难，蒋系部队多于傅系部队，城内的'军统'、'中统'特务不少，你要多注意一些。看来，傅作义不至于出尔反尔。'两国相争，不杀来使'嘛！你放心地去吧。傅如果要变卦，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退一步说，即使翻了，谈不成，不放你回来，那也有办法，我们手里多的是他们的军长、师长，攻城时还可以再捉他一批，总可以把你换回来的。"

罗荣桓的谈话极大地鼓舞了苏静完成任务的决心和信心。这一天，前线司令部还安排陈长捷与邓宝珊见了面，陈长捷讲了天津城破、部队被歼的经过，不胜唏嘘感慨，并向邓宝珊陈述了利害。

十七日，苏静换上便衣，同邓宝珊等乘车返城。在崔载之和傅作义总部的秘书长王克俊迎候下，径直到了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傅作义总部的联谊处。

在这前后，国民党方面也在为拉傅作义而加紧活动。

北平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后，国民党部队赶修了东单以南、内城墙以北的临时机场。国民党中央系的一些达官显贵和他们的眷属，多从这里乘飞机逃命。一些国民党的说客也纷纷在这里降落。后来，国民党当局认为这个临时机场跑道太短，起降不安全，又在天坛南面开筑了个临时机场，为此砍伐了不少古树。蒋介石曾派蒋纬国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面见傅作义。信中说，只要傅作义率部撤到青岛，将委任他为东南行政长官，被傅拒绝。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白及尔也对傅表示今后将抛开蒋而完全支持傅，并将由美海军援助傅南撤，也被傅拒绝。

北平，这个汇聚了千百年伟大中华历史文物精华的古城，正面临着战火的威胁。兵临城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傅作义权衡利弊，终于最后下了决心：接受中共方面提出的办法。

邓宝珊等进城后，留在解放区的周北峰、李炳泉等听到北平方面传来密集的枪声，误认为发生了兵变。罗荣桓要周电告傅作义，如果需要的话，就开放西直门，解放军可进入一个纵队，由傅作义将军指挥，镇压蒋嫡系部队制造事端、破坏北平和平解放的兵变。傅回电说："谢谢，请罗政委放心，我们完全能控制城内的治安。"

二十一日，林、罗、聂委托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同周北峰一起进城，直接与傅会见。随行的有政治部几位科长和新华社特派记者刘白羽、华山。二十一日下午，陶铸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决定告傅作义：以叶剑英为主任，陶铸、徐冰、戎子和为委员，另由傅方指定三名委员，共七人组成。傅作义指定周北峰、郭宗汾、焦实斋为委员。一月二十二日，《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发表。

二十五日，苏静奉命回总前委汇报工作。在作战室，罗荣桓问苏静：

"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将军的那封公函，交给傅看了没有？"

苏静说他不清楚。聂荣臻说：

"你今天回去问一下邓宝珊将军，如果他还没有交，要催促他，并且同他一起去见见傅作义将军。总之，务必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将军看到那封公函，因为不久我们将要公开发表。"

苏静回城后，问了邓宝珊，原来公函还没有交给傅作义看，随即同邓一起到了傅作义的住处。交谈时，邓宝珊找了个机会，到傅作义的内室，把公函交给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由她转交给了傅作义。

傅作义见信后，情绪激动，写了致林、罗、聂的信，表示他在解放战争中负有罪责，应受人民惩处，请求指定看守所，他要主动去报到。直到二月五日，林、罗、聂邀请他去北京饭店面谈并设宴款待他时，他的情绪才渐趋稳定。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对他们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贡献给予积极评价。毛泽东并同傅单独长谈。谈话前傅严肃拘谨，谈话后轻松自如，与前判若两人。

解放北平

从一月二十二日起，北平城内傅作义所属二十五万余人，陆续出城，开往指定地点听候整编。二十六日，解放军公布了对傅部整编的命令。

一月二十九日，东野总部进入北平以前在通县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罗荣桓在会上传达了西柏坡中央会议的精神，对全国形势和部队思想状况做了分析，讲了今后的任务。

罗荣桓开宗明义，首先用几句话点出了西柏坡中央会议的主题："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将是中国革命取得全部胜利的一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松劲，决不能半途而废。"他又说："现在，有些同志有轻敌思想和松一口气的思想，有个师的干部，说什么以后他'北不出关南不过江'了。这种思想是有害的，必须在党内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要批评这些错误的东西。部队主要是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战士的家庭观念容易克服。只要干部思想通了，战士的工作就好做了。"

接着，罗荣桓讲了部队休整两个月后将要执行南下作战的任务。他指出：

"部队休整期间，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重点是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南下的思想，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倾向，同时要注意做好'溶化'和平改编战士的工作。"

一月三十一日，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出城，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卫戍部队进入北平，到中午十二时，第四纵队哨兵登上了景山制高点，接管了傅作义部队的最后一个哨位，北平这座文化古都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伟大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前线司令部的机关进驻北平。林彪、罗荣桓等随部队入城，驻在北京饭店。二月三日，解放军在北平人民倾城夹道欢呼声中，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在迎面扑来的欢呼声、锣鼓声、口号声和坦克、炮车的隆隆声中，登上前门箭楼，检阅入城部队。

久违了，古城！二十六年前，当罗荣桓从前门左侧的火车站乘车赴青岛时，还是一个刚刚考上大学预科的穷学生。二十六年来，中国革命汹涌澎湃的洪流已经一步一步把他推上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指挥员的岗位。二十六年，从人类历史的长河说，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可作为人的一生讲，又是十分悠长的岁月。然而，这悠长的二十六年中，古城经过北洋军阀、日伪和国民党的几朝统治以后，除了更加萧条破败外，一切都是旧貌依然。如今，她已经回到人民手中，洗尽尘垢而展翅腾飞即将成为现实。在一片海涛般的欢呼声中，罗荣桓也不禁为古城的新生而鼓掌

入城式结束后，各纵队进入整训。整训期间，为了庆祝平津解放，也为了开阔干部的眼界，野战军总部组织营级以上干部轮流进城参观，游一次故宫、颐和园，看一场著名演员演出的京剧和一场电影，会一次餐。

罗荣桓也想旧地重游一番。他找了一位熟悉北平情况的同志当向导，同林月琴和秘书都换了便衣，来到王府井大街，钻进东安市场狭窄的、迷宫般的巷道。他对那些五光十色的高档商品毫无兴趣，径直走进一家古董铺，在柜台前转来转去。他请掌柜的拿出几个砚台，翻来覆去地抚摩着，观赏着，同林月琴谈论究竟哪一个更好些。柜台里几个人看着他面熟，叽叽喳喳说些什么。一个人指着报纸上的一幅照片对另一个人小声说："你看，这不是解放军的政委罗荣桓吗？"向导听见后，低声对林月琴说，为了首长安全，还是尽快离开为好。林月琴也不同罗荣桓商量了，砚台也不买了，拉起罗荣桓就走。罗荣桓只好莫名其妙地跟着他们走出来。

走到一家烤羊肉铺子跟前，罗荣桓又停下来了，对林月琴说：

"二十六年前，我常常在宣武门外一带吃小摊，光听说东安市场的烤羊肉别有风味，那时没钱，吃不起。咱们尝尝吧！"

秘书一看，店里烟熏火燎，人声嘈杂，许多人围着吃，既不卫生，又不安全，表示不赞成。罗荣桓说：

"大家都能吃，为什么我们不能吃？"

说着，就找个位置坐了下来。大家只好陪他吃了一顿烤羊肉。

罗荣桓本来不大喜欢吃羊肉，嫌膻。这一顿吃过后，逢人就宣传东安市场的烤羊肉味道好。在他的提议下，借开会的机会，总部又请军以上干部都吃了一顿。

吃烤羊肉这天，从战场上刚刚下来的各路将领，战友重聚，说说笑笑，很是热闹。有人提议喝点酒助兴。罗荣桓说：

"今天可以喝一点。不过，有言在先，可不许喝醉。我还要给大家讲个故事。"于是，罗荣桓就给大家重提了李闯王进北京的故事。然后说：李自成战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毛主席最近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千万不能骄傲自满。部队很快就要南下作战，任务还很艰巨，我们每个同志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天，罗荣桓奉中央电示，来到西柏坡，毛泽东和他谈了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问题。还说准备提议由他出任公安部长。罗荣桓说自己当公安部长不合适，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当过一军团的保卫局长，长征后又当过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由他来当更合适。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把罗瑞卿从太原电召到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正式公布罗瑞卿为公安部长。

回来时路过石家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告诉罗荣桓，彭真的岳母病故了。罗荣桓前去看望，由于彭真不在家，他特地向彭真的夫人张洁清表示慰问。

二、三月间，罗荣桓主持了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妥善安置和处理了傅部二十余万起义人员。

傅作义部队按照《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遵照一月二十二日林彪、罗荣桓的指示开赴三河、香河、顺义、良乡、涿县、怀柔等地后，平津前线总前委即提出对傅部队改编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将傅部以师为单位分编，授予解放军独立师的番号；第二步再将这些师从师到连全部拆散，与解放军混编。军官愿回乡者准予回家，不愿回乡者则或送学校学习或分配担任副职，技术人员可直接任职。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一方案，随后，在同傅作义反复磋商后形成了一个双方都认为合理的具体的改编方案。

二月二十一日，平津前线政治部召集了改编部队师以上军官会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和傅作义的代表郭宗汾出席了会议。林彪、罗荣桓在会上讲了话。罗荣桓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改编不是简单的军事改编，不仅仅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政治的改编。这就是要将由蒋介石指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改变为人民的军队，这就有一个根本改换立场的问题。"罗荣桓指出："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首先要学习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他在扼要介绍了解放军的政治制度后指出："解放军的政治制度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由于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掌握了革命的真理，所以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其本质和目的是依靠和启发战士自觉，讲真理、讲民主；而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制度，则是为了少数人控制军队，实际采取的则是依靠特务监视、欺骗蒙蔽等等作法。"

罗荣桓要求到会军官不要害怕在部队发扬民主，关键是要看自己有无要求进步的决心。他宣布，为了实现改编，人民解放军将派出政治干部到受编部队，促使其进步，促使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焕然一新。

三月二日，罗荣桓主持了中共同傅作义、董其武①方面关于和平解放绥远问题的谈判〔当时是国民党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中共方面代表是罗荣桓、陶铸、潘纪文，傅、董方面代表是邓宝珊、周北峰、王克俊。三月五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一三一四页〕。绥远于九月十九日和平解放。

三月下旬，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命令，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编成四个兵团，十二个军和一个特种兵司令部。

三月五日至十二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林彪赴西柏坡出席了会议，罗荣桓留在北京，主持四野全面工作。他除了主持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外，还领导了南下部队出发前的拟定计划、思想动员、物资筹备等工作。在他的倡议下，在平津两地招收了一万余名青年学生，组成南下工作团。这批学生后来许多人成为部队和党政机关的骨干。

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决定由西柏坡迁入北平。三月二十日，罗荣桓派保卫部长钱益民、参谋处副处长尹健率领汽车团去西柏坡迎接。事先，罗荣桓指示后勤部做好准备工作，选择司机，保养车辆，保证沿途不出事故。二十一日，罗荣桓、刘亚楼找来沿途第四野战军驻区里的部队首长，当面交代任务，确定由连以上干部执勤、设哨，派部队控制制高点、交叉路口，距公路三四百米设隐蔽岗哨，停止电报电话通讯等。罗荣桓说："这是个重大的政治任务，要绝对保密，绝对保证安全，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二十三日，你们要把执行情况写出书面报告，由主要首长签名，派作战处长亲自送来。"

二十四日晨，二百多辆小型、中型吉普车和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分批从西柏坡出发，经石家庄北上，当晚宿营于第四十二军①驻地〔原第五纵队。东北野战军第一至第十二纵队分别依次编为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九军〕。二十五日上午，车队到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下榻于香山。当日下午，林彪、罗荣桓陪同毛泽东、朱德乘敞篷吉普车在西郊机场阅兵，检阅第四十一军等部队。来到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傅作义也应邀参加。

三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领导人在香山接见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罗荣桓指示，师以上干部一律四人乘一辆小车，以免车队拉得太长。接见时毛泽东讲了话，他伸出双手说：十个指头的任务已完成五个，还有五个，也就是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接见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玉泉山宴请了四野师以上干部。

四野高干会议和天津之行

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五日，第四野战军在北平朝阳门内一所前清王府里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由林彪传达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这是四野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当时，由于战争连续取得胜利，军队一天天扩大，全国解放在望，加上部队进入城市后面临新的环境，一些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思想，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不断发生，有的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曾经指示东北野战军注意纠正滋长起来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并要作出一个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决定。罗荣桓在入关前的政工会上也向部队打了招呼。当时，由于忙于入关，没有时间多讲，而北平解放后，这一问题如再不彻底解决，将会成为革命进程中的重大障碍。现在，有了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作为思想武器，正好按中央的精神，首先在高级干部中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所以，他作了充分准备以后，于三月二九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问题》的报告。与会的师以上干部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决议》。

罗荣桓指出："目前的问题是：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要求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军委统一的军事指挥，更为迫切需要。"他指出，在短短的三年中，人民解放战争所以能取得伟大胜利，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应当完全拥护中央的指示，坚决反对中央所指出的五种恶劣作风，即：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瞒上不瞒下、报好不报坏、报喜不报忧的无原则现象；经验主义和游击主义；将自己领导的区域、工作部门或军队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的危险现象。这些无政府无纪律的恶劣作风是不能允许的。"接着，罗荣桓就违反集中统一、无政府无纪律这个问题，回顾了东北解放战争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在进军东北之初，干部来自各方，因领导思想不统一而形成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形成"七七决议"之后，领导思想统一了，但是"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在一个时期还普遍存在，在军事指挥、对部队的供应及处理缴获、俘虏等方面，各自为政现象很多。各军区、各纵、各师都有自己的后方，东起图们江，西北到齐齐哈尔一线，都是后方，各有一套，还各有搞生产的一套，各自生财有道。又表现在各自私相授受，统一命令行不通，特别是调马匹、武器行不通，如一九四七年缴获敌人很多武器，有一个师在佳木斯就存了三千多条枪，我们要调配些给地方武装，但要不出来，他们自己却可私相授受经过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后的政治整训，进行了政策学习，规定了编制，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有某些克服，但还很不彻底。"以至到辽沈战役中"还是发生了不少问题。事前不请示的，如打沈阳处理敌军五十三师'起义'的问题，有的领导同志不经请示就自行允诺。辽西战场上有的单位擅自决定没收俘虏的私人财物。事后不报告的，如锦州外围的紫荆山，打下来又丢掉了，这个单位爱面子，隐瞒起来，要到再次打下来才报告。不执行命令的，如决定撤销某些指挥机构的命令，拖延不执行；有的为避免伤亡，不积极配合友军作战；还有延迟了对锦州飞机场的控制等。这次会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的问题已经作出了结论。但还有个别同志没有作自我检讨，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很好地做一番自我批评。"

在报告中，罗荣桓着重强调：为了执行南下作战的任务，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继续开展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斗争。在南下的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更容易发生，比如在新区，供应问题会遇到困难，这就要防止乱抓乱要。在打了胜仗之后，轻敌思想也是要严重注意的。他说：我们许多同志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但不要自负。毛主席多次讲：要告诉同志们，不要把过去的功绩看得太过分，今后的任务，更加艰巨。中国革命还只是走了第一步，全国胜利只打下了个基础。将来进了洋房了，没有文化的还要学文化。把过去的功劳看得了不起，就是故步自封。昨天，一个同志写来一封信，他算了一大堆帐，讲了他的历史功绩，结论是上级为什么对他"不信任"，说今天是他应该坐第几把交椅的问题。毛主席讲：胜利后有没有问题？有的。有人过分强调过去的功绩，了不起，争功劳，一定要一个好位子，没有表扬就不满意，这种情绪就是胜利后的大问题，是很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还不如戈尔洛夫①戈尔洛夫有党性〔戈尔洛夫是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高傲自大、故步自封的前线总指挥〕，有组织性纪律性，相信党，服从党的调动。说这些同志是戈尔洛夫是表扬他，不是降低了他。我们有些同志背着一个包袱，就是"功臣自满"。这个包袱是完全可以卸下来的。革命道路还长得很。孙中山还革命了四十年，我们最多也只二十多年。功臣自满的包袱太重，就走不动，过长江就会过不去，或者掉下水去，是很危险的，所以防止自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罗荣桓的报告使与会干部受到很大教育。这次会议对于纠正某些干部，尤其是某些高级干部由于打胜仗而产生的居功骄傲情绪和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起了重大作用，为大军南下，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高干会议结束后不久，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第四野战军从四月十一日起，由平津地区分别出发南下。

然而，罗荣桓到天津视察时却病倒了。他只有一个左肾，又有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紧张工作，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一次在同人谈话时，突然晕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罗荣桓的病情，决定派保健医生黄树则赴津为他治疗。黄是抗战前协和医学院的学生，卢沟桥事变后参加八路军，长期在延安为中央领导人看病。黄临行前，毛泽东给罗荣桓写了一封亲笔信，托黄带交。在信中，毛泽东要罗在天津安心养病，暂时不要随军南下。毛泽东还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样的谚语安慰他。

黄见到罗荣桓，便将信递过去。罗荣桓一见是毛主席的信，立即拆阅。看完信后，他便习惯性地向黄问长问短。他听到黄的口音，问道："你是平津一带的人吧？"

黄答："我就是天津人。"

"哦，天津老家还有人吗？"

"还有老母亲在。"

"那你今天就回去看看，明天再来。我这里没有什么事。"

黄摇摇头，随即打开随身带来的药箱，取出听诊器和血压表，给罗荣桓作检查。检查完，罗荣桓又催黄走，经再三催促，到晚间，黄看看没有什么事了，又嘱咐了护士几句，才回去。

过了一天，黄树则将天津著名的内科教授朱宪彝老先生请来为罗荣桓看病。朱为罗作了检查后，向黄树则和罗荣桓身边的工作人员发出了"预后不良"的警报。朱关照大家，一定要让罗静心养病，不能够再劳神了。

然而，罗荣桓身在养病，心却牵挂着部队工作。

有一次，朱德到了天津，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陪着他到各处参观。罗荣桓知道了，心里很不安，连忙把许建国找来，对他说："你这个局长！朱老总哪个不认得？天津的情况那样复杂，你带他到处跑，出了问题你负得了责任？"

天津街上，有很多留守单位的骡马大车，是供给部、卫生部和其他部队从东北带来的。牲口满街拉粪，市民很有意见。罗荣桓了解到这一情况，找有关负责人说："大车为什么要进城？搞得满街是粪！不要说老百姓嫌脏，这也显得我们解放军不文明嘛！"他要求把各单位的大车骡马，一律放到城外去。

随军南下的东北骡马大车十几万辆，好多牲口到南方后，拉稀的拉稀，死亡的死亡，罗荣桓吩咐发电报给四野后勤部长周纯全进行调查，原来是因为吃谷草的东北牲口，到了南方吃不惯稻草；牲口在外露宿，风吹雨淋，水土不服。罗荣桓让在天津的后勤部政委陈沂发电报给林彪，建议将十几万辆大车全部送回东北。他对陈沂说：

"十几万辆大车就有几十万匹牲口，这些牲口回东北，对东北的农业生产有很大帮助。东北人民支援战争贡献很大，历史上要大书特书。牲口到南方不适应，应该全部回去。"

一次，何长工去看罗荣桓，罗荣桓说："部队南下，仗还是有得打的。要警惕那个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部队。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蛮顽强，又善于爬山。从湖北的武胜关到湖南的武陵山脉，恐怕就要同这些两广部队作战。部队要有思想准备，尤其是指挥员，更要心中有底，要准备付出一定伤亡的代价。"

这个时候，四野许多部队的留守处驻在天津。留守人员中，大部分是团以上干部的家属，因为孩子拖累，无法随军南下。照顾好这些干部家属，就可以减少在前方打仗的干部的牵挂。素来以关心爱护干部著称的罗荣桓，从来都是把这类干部生活问题放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加以考虑的。他把后勤部第二部长李聚奎找来，说："大部队已经南下了，后方这一摊子交给你，担子是不轻的。有的人把管理家属小孩看成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非常错误的，这可不是小事，一定要把它做好。那些女同志和娃娃们，连着前方干部的心，如果出了岔子就没法向前方交代。干部在前方打仗，他们的老婆孩子留在后方，就靠组织照顾了。你要向各留守处的领导讲，必须把她们照管好，吃饭、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要一件件落实。这是义不容辞的，也是对战斗胜利的一份贡献嘛！"他不仅这样要求部队，而且对一些干部的家庭生活问题，亲自去处理。当二月间罗荣桓还在北平的时候，一次，他在北京饭店遇到来开会的第四十军十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得知他的妻子在北京就要临产，便立刻派罗生特大夫为她作检查，关照赶快送她进医院，又安慰刘振华和他的妻子，叫他们不必紧张。他说："不要怕，孩子总归要生下来的，又增加了革命后代，是值得庆贺的事嘛！"后来果然母子平安，夫妻二人非常感谢罗政委的亲切关怀。

25章 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征途中

创办政治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类院校陆续兴办后，有一些政工干部给总政治部写信，希望能有一个提高政工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场所。各大军区也纷纷要求成立政治干部学校，轮训和培养政工干部。罗荣桓考虑，要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做好政治工作，就必须有大批能适合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的，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知识的政治工作干部。培养这样的干部，象战争年代那样，仅仅依靠实际锻炼已经不够了。必须要有继承红大和抗大传统的，以培养各级政治干部为宗旨的院校。为此，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罗荣桓和傅钟、肖华向毛泽东报告说：

此次整编部队，可以节余大量政治工作干部，部队中亦深感连、营政工干部质量低。为保存和提高政工干部，各大军区均要求成立一个能收五百至一千学员的政治干部学校，专门培养营、连级政工干部，并要求军委开办一轮训师、团级政工干部的高级政治干部学校。我们感到此事极为需要，特呈请审核批准。

第二天，毛泽东签署同意，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都表示赞同。于是，在罗荣桓领导下，筹办政治学院的工作便立即开始。首先，建立了由罗荣桓任主任、肖华和政治干部部副部长王宗槐等七人参加的筹备委员会。校址定在北京西郊永定路的一片砂石地区。经过规划设计，一九五三年六月四日破土动工。

一九五四年，罗荣桓建议调曾在抗大长期任政治部主任的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来政治学院工作。

莫文骅一上班，罗荣桓便将他请到自己家里，研究办院方针。罗荣桓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学院培养的干部要能担负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领导工作，就必须从中国军队的实际出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为主，以研究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为重点，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通过学习理论，把广大干部在长期战争中积累的经验总结起来，变为全军共同财富。他要求学院要象毛泽东一九三九年为抗大题词所说的那样，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具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

罗荣桓指定莫文骅按上述思想制定了《办院基本方案》，这一方案于八月间由军委会议通过。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肖华兼任第一副院长，莫文骅任第二副院长兼教育长。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政治学院速成系第一期举行开课仪式。罗荣桓和新近到任的总政第一副主任谭政（原任中南军区第三政委）以及傅钟、肖华等总政领导人早早地就来到政治学院。他们在莫文骅陪同下，参观了几座已经竣工的学员楼、教学楼，还有用席子搭成的临时食堂，然后来到也是由席子搭成的大棚子里参加速成系的开课式。　

罗荣桓在全体学员的热烈掌声中走上了临时用木板搭成的主席台，巡视着台下一排排坐得整整齐齐的学员，其中有好多人他很熟悉。他们经过战争烽火的洗礼，如今已由放牛娃、红小鬼变成了指挥一个军、一个师的政工干部。硝烟虽然在他们的眼角磨出了细细的鱼尾纹，但是他们仍然很年青。他们现在刚刚洗去征尘，又坐到课堂上来了他再看看坐在他身边的谭政、肖华、傅钟、莫文骅，不能不回忆起将近二十年前在保安、在延安的日日夜夜

大会开始，莫文骅请罗荣桓院长讲话。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罗荣桓缓缓地走上讲台。他双手下按，笑眯眯地说："自己人嘛！拍几下就是了，何必拍这么长时间呢。"

掌声止歇，台下响起一阵象微风一样的轻轻的笑声。罗荣桓首先就速成系开学说了几句话，满怀深情地回忆道：

政治学校过去是有过的。红军时代的末期是红大，也就是红军大学。那时，我和谭政、莫文骅同志都是那里的学生。抗日开始改为抗大。就是抗日军政大学。傅钟副主任曾担任抗大的政治部主任。在保安的红大，比起今天的政治学院来，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政治学院比起过去的红大规模大得多了。那时，没有专职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同时就是学员。那时，既没有好的教室也没有好的宿舍，没有饭堂，吃饭和上课在一个地方。课堂里只有教员有一张桌子，学生用的凳子就是石头。生活非常艰苦。比起政治学院来差的太远了。虽然那样的困难，但我们感到非常愉快。也的确学到了不少东西。许多高级干部都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了一步。

他反复强调，在保安那个时候，条件尽管和现在是不可比较，但那个学校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却是我们应该遵循和学习的。

接着罗荣桓指出，政治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合乎部队正规化建设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高级政治干部。罗荣桓要求政治学院开展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新时期的政治工作的研究，将军队政治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把它更加充实起来，总结起来"，以适应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

速成系开课后，政治学院的建筑工程继续加紧进行。罗荣桓不断前来看望。他看到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非常高兴。一九五五年十月，实行军衔制以后不几天，罗荣桓又乘车直奔西郊。车刚过永定路，远远地只见校门内外是一排排整齐的队伍。司机老牟减了速，罗荣桓仔细一看，原来学院的领导干部、教员、学员都佩戴军衔，列队站在大路两旁。罗荣桓毫无思想准备，开始吃了一惊，继而恍然大悟：哦，这是按条令规定的礼节迎候他呢！他吩咐停车。下车后和迎上前来的几位领导干部十一行礼、握手，然后便大步匆匆走过欢迎队伍。

一进办公室，他就对学院的一些领导干部说："这样可不好啊！知道我是学院的院长，怎么还对我来这一套，这不是搞形式吗？这没有什么意思。相反，它还有副作用，起码会影响学员的学习和干部们的工作。以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这个了。"一位干部解释说："这是条例规定的礼仪"罗荣桓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那个规定是对外的。我们自己人不要搞这一套。"

过了几天，罗荣桓又来到政治学院。这次虽然未组织列队夹道欢迎，但学院党委的常委们和各部门负责人还是来到校门口迎候。于是，他又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上一次是我没跟你们讲清楚，这次又来这一套了。虽然规模没有上一次大，这样也不好。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脱离群众，没有一点用处。你们不这样搞，今后我仍然可以经常来，想找谁就找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影响你们的工作，彼此都不受拘束。一搞形式，我反而受约束了。"

从那以后，罗荣桓到政治学院，就再也不举行迎候仪式了。即使是开学、授旗这样隆重的典礼，彭德怀、罗荣桓等许多领导人来到学院，也再未组织列队欢迎。有时，罗荣桓来学院干脆事先连招呼都不打，直接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最后再到办公室找领导干部谈。

几年里，罗荣桓到政治学院相当频繁。尽管十年浩劫已使很多资料散失了，但现在政治学院仍然保存着罗荣桓多次在该院的讲话记录稿，其中仅一九五八年九月一个月就有四次讲话。至于罗荣桓来学院虽然讲了话但没有记录，或记录已经散失的那就更多了。

罗荣桓对政治学院的领导主要是抓大政方针。他强调要培养和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这是贯穿在罗荣桓对政治学院的领导工作中的一条红线。他曾经多次从各个侧面精辟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政治学院是搞理论的，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理论，他说：什么叫理论？我们有些干部感到神秘莫测。实际上理论并不神秘，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在实践过程中，经过综合、概括上升为理论。理论来自实践，而又回到实践中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补充和发展。

应当怎样学习理论呢？他说：我们要从书本上学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但是，书本上的东西，往往只是一些概念。决不能单纯满足于书本的学习，把书本上的东西变成死的教条，把抽象的概念公式化。因此学习理论，应该特别强调联系实际。

针对学校学习的特点，罗荣桓提出，要特别注意防止教条主义。罗荣桓认为，教条主义的特征是"把理论与实践分裂开来了"。他愤慨地说："如果把理论看成静止的东西，那三分钱也不值。"他尖锐指出："教条主义是最迷信的。迷信死人，不相信活人；迷信过去，不相信现在；迷信现成的公式，不相信发展。"

他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样，也不能采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应当学习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是个别词句。他说：我们对于毛主席的著作的学习，也还是提倡实事求是，不提倡迷信。毛主席著作本身就是反对迷信的，毛主席如果不破除迷信，不破除对共产国际、对斯大林的迷信，也就不可能创造性的发展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的东西，也不要迷信，不要只对毛主席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发生兴趣，而是要领会其精神实质。

"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要迷信。"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既然马列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当然也要发展。既然不能只对马列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发生兴趣，当然也不能只对毛主席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发生兴趣。"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要迷信"，这又是发人深省的警钟。然而到了后来，林彪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句话就被指责为反对毛主席的重要"罪状"了。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怎样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呢？罗荣桓认为，这就必须了解毛泽东撰写每一篇著作的历史背景，弄清毛泽东的某一论断是何时在何种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而发的。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联系历史问题，不联系中国革命，不联系党的历史，很难学好。毛主席著作要结合中共党史来讲，政治工作要结合战争历史来讲。后来，罗荣桓将这种学习方法归纳为"一条线五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以中共党史为线索；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相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相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与军队建设相结合；通读毛泽东著作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五结合"中的有些内容，如"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已不再适用，但罗荣桓提出的"一条线"的学习方法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成为后来同林彪在关于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争论中的罗荣桓的重要论点。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①〔《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三九-四○页〕

罗荣桓提出"一条线"的学习方法正是为了从具体历史条件的背景下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要让学员学好党史，首先要求提高教员的党史水平。为此，他指派学院的领导干部和教员到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里聆听他们讲党史、讲军史，把他们的讲话速记下来，整理成资料。同时，他还亲自向教员们讲古田会议前后我军的历史，一共讲了三次。他讲最后一次时已经病重住院。教员们来到医院，医生只准讲半小时。时间一到，医生便前来劝阻。罗荣桓高兴地说："我今天精神很好，可以再谈一会。"又过了半小时，听讲的教员们怕影响他的健康，劝他不要讲了。可是罗荣桓兴犹未尽，又讲了半小时。在医生和教员们再三请求下，他才停下来，还一再说："以后再谈，以后再谈。"他的这三次谈话如今已成为进行党史军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资料。①〔参看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六日《解放军报》：《罗帅谈古田会议和我军政治工作》〕

提倡学习苏军经验要切合中国军队的实际

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样，一开始便面临着没有经验的问题。五十年代初期，西方各国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敌视态度，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同中国友好，向中国出售较为现代化的装备，愿意帮助中国。因此，中共中央号召"一定要把苏联先进经验学到手"。显然，这一号召也适用于军队。

学习苏军经验，对于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很大的作用。解放军从苏军学得了掌握较为现代化军事装备的军事技术和指挥、管理的知识。

为了学习苏军经验，从一九五○年开始，总政和总干都聘请了苏联顾问。

苏联顾问对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建设和干部工作建设曾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但是由于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的发展历史、传统和特点有很大差别，苏军的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军队，苏联顾问的意见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军队的实际。而他们中有的人又常常认为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非按他们的意见做不可，这样，分歧和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罗荣桓很注意处理好同苏联顾问的关系，十分尊重他们。但牵涉到工作中的是非问题，有时又非争不可。一九五○年秋天，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等便同驻总干部部的顾问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了不同看法。

例如，关于干部的任免权限问题，苏联顾问要求实行更大的集中，即：团无任免权，师可任免排级，军任免连级，军区任免营到副团级，正团到副师级由总干部部长任免。各特种兵司令与总干部部长有同样任免权限。

罗荣桓认为，苏联顾问的意见可能是适合苏军情况的，但却并不切合中国军队的实际。中国军队干部大都是从下面生长起来的，总干部部尚不可能掌握全军的干部情况，因此任免不能过分集中。应以团任排级，师任连级，军任营级，军区任团级为宜。师以上干部仍应由军委主席任免。总干部部长则不必要有任免权。

罗荣桓等还认为，从人民军队任免干部的传统和当时实际状况看，大军区司令员大都是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级别要高于特种兵司令。因此特种兵司令的任免权限不应高于大军区，而应与大军区相当或再低一级。

罗荣桓等就上述问题向苏联顾问说明了中方的理由，希望他们注意中国的特点。但是那位顾问坚持己见。罗荣桓便于十月二十七日向毛泽东报告说："以上不同意见，一时甚难说服顾问同志同意，请予批示。"这一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收到报告后，立即转给周恩来，并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请周考虑在适当时机与新来军事代表一谈。"

十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荣桓同志，请将此报告抄我一份，以便在适当时机提出。"

当时，在不少单位都发生过类似的同苏联顾问发生意见分歧的事。对此，罗荣桓认为，这也不能完全责怪苏联顾问。他们学的就是那一套，问题倒在我们自己。我们应当按照毛泽东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学习苏联经验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万不可象十年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同志那样，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他说："不能认为人家一切东西都是好的。可能有些东西在他们那里是好的，在我们的条件下就不一定适合。我们今后不是在苏联领土上作战，苏联的某些东西硬搬来就不行。"他认为，"我们应当是以我为主，在我们自己原来的基础上，接受苏联先进经验。"因此，当下面反映这类同苏联顾问发生意见分歧的事情时，罗荣桓都能冷静对待，弄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要求一味听从顾问的意见。

当时，也有一些干部在学习外国经验时，存在着不加鉴别、不结合中国军队实际的问题。

一九五二年，解放军准备实行正规化的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和军衔制（简称三大制度）。有的干部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的条令、条例，我们拿过来，一切按条令、规章办事就可以了，不必再强调党的绝对领导。他们主张，可以按苏军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员，实行单一首长制。一九五三年初，在罗荣桓主持下，由总政起草的《政治工作条例》草稿发出征求意见时，有一位干部写信给总政治部，认为单一首长制是"不久的将来就要实现的原则和方向"，不应再强调加强政治委员制度与政治工作制度，因此他不同意条例草稿中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是通过各级党的组织、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进行的"等提法，认为这样提法贬低了军事干部和军事机关的地位。

又如，在一九五三年五月颁布的以苏军条令为蓝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就规定，只有营长、连长是营、连的首长，不承认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是首长。在坦克连队中，坦克里没有连指导员的位置。还有人主张把政治委员改为副职，或各级政治委员都兼任政治部（处）主任，只管具体业务工作。

罗荣桓不同意这些意见。一九五三年夏季，罗荣桓在北戴河疗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来看望他，他向彭德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制度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学习苏联，搞一长制。如果那样做，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不就丢掉了吗？"

彭德怀认真倾听了罗荣桓的肺腑之言。他感到罗荣桓讲得很有道理，从而更增强了在实行三大制度时，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党委制、坚持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决心。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彭德怀的报告和聂荣臻、肖华所作的副报告。

肖华的副报告题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这是由罗荣桓主持讨论定稿的。因为罗荣桓当时病重，由肖华代作报告。

报告指出："我军越是向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前进，装备加强了，兵种复杂了，分工精细了，技术提高了，就越要加强党委的统一的集体的领导。根据我军的经验和情况来看，如果把这种复杂的新工作新任务，完全委之于单个的首长，减弱了党的领导与保证，一定会手忙脚乱，漏洞百出。因此，党委制在我军中必须长期定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一个重大保证。"

会议经过认真充分的讨论，认识得到了统一，军队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坚持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会后，由于罗荣桓身体不好，中共中央决定由陈毅、罗瑞卿、谭政主持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五日，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这一条例正式颁布实行。

《条例》总结了我军独有的丰富的建军经验，简明而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人民解放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作风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条例》中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原先在送审稿中是有的，在审阅过程中一度被删。毛泽东审阅时，又亲笔将这句话加上了①〔见毛泽东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送审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制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出了学习外来经验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一步，保证了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当然，《条例》的颁布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部队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机械搬用外来经验而忽视自身光荣传统的现象仍有发生。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间，罗荣桓抱病到部队视察，亲自了解了许多这方面的情况。

为了克服这一类忽视和削弱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的倾向，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在即将实行军衔制的时候，他撰写了《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明确指出："目前部队中，削弱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有某些滋长，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

文章列举了一些把严格纪律、严格管理与说服教育对立起来，把军队正规化与必要的民主对立起来，以致损害官兵一致的现象；还有进驻营房后，不积极参加地方群众工作，损害军民一致的现象；以及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与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领导作风不相容的东西。

文章分析了产生这些削弱光荣传统现象的原因，指出："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我军过渡到高级阶段时，哪些是属于我军幼年时代的东西需要去掉它，哪些是属于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的，需要继续发扬它，缺乏明确、清楚的分析和辨别。"

文章明确指出："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我军几十年流血斗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和我军特点的。""我军装备的改变，若干制度的改变，进一步正规化的措施等等，都是不能违背也绝不应违背我军的建军原则的。"

一九五六年夏季，罗荣桓和邓小平、贺龙、聂荣臻、黄克诚等一道参观了几个特种兵举办的展览会。会后他在政治学院的一次讲话中深有感触地说：

最近举办了一些展览会，有好多新创造。象防空军的展览会就有二百八十多件合理化建议，绝大多数是班长、排长、士兵创造的。有些合理化建议还是很复杂的呀！我们的一些战士和干部原来文化程度并不高，为什么他们把现代的科学技术接受过来，并且还有所创造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民主，有群众路线，其他什么理由也解释不通这个问题。

有的人说军队现代化了，就可以不要民主了。我们说，现代化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民主，科学技术也学不好。学习首先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而且官也不是什么科学知识都知道，既要领导大家学，还要和大家一起学。不发动群众不行，没有民主不行！我们几个人看完了展览会得出了这个结论。①〔《罗帅谈古田会议和我军政治工作》，《解放军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罗荣桓在这次谈话中还认为，在实行正规化制度时，应当把军事工作中的高度集中统一和严格的军事命令同政治工作中的发扬民主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军事指挥干部，为保证部队步调一致，必须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作为政治工作干部，则应强调说服教育和发扬民主。他说："军队中的军事工作是要用命令的形式，例如出操，军事工作干部就要发出立正、向右看齐的口令。为了保持战斗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保证战斗行动的一致，指挥员、军事工作人员就要用这种形式。而政治工作却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用说服教育、提高觉悟、提高自觉性的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是有区别的，又是统一的。军事指挥员下命令是适合军事工作需要的，却又有一定的局限性。政治工作是可以弥补军事工作的局限性的。有的政治指导员和连长争权力、争高低，说连长能下命令，政治干部为什么不能下命令？其实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战士听了你的话，自觉地把你的话变成命令一样去执行，这多么宝贵呀！"①〔《罗帅谈古田会议和我军政治工作》，《解放军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在实行军衔制中

一九五四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实行军衔制。这在人民军队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军队干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按照中共中央规定，授予元帅、大将军衔的人员名单由中央确定。

当罗荣桓得知中共中央准备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切地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中央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和朱德、彭德怀等十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因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兵团作战卓著功勋，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被授予元帅军衔。命令公布之后，他没有将这看成是个人的荣誉。他对总政治部的一些干部说："我是总政治部主任。给我授元帅衔，这主要是党中央和人民给予我们军队政治工作者的崇高荣誉。"

按干部任免权限，授予上将至少将军衔人员名单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分别提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授予；授予校官军衔人员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在全军统一衡量。

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负责提出名单的少将至上将共有一千余人。他们绝大部分入伍于红军时代，也有少数人入伍于抗日战争时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及起义将领。他们战争年代在不同地区作战，立下了战功，为革命事业和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任职和级别有高有低，德才表现也有差异。在评定军衔时，对这一千多名部队骨干，如何能做到公平合理，基本上符合本人状况，从而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增强党内和军内的团结，是一件意义重大而又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

面对这种情况，罗荣桓在评衔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公道合理、实事求是，又照顾五湖四海的原则。对每人应授什么军衔，主要是根据现任职务，对军队建设的贡献、战功和现实德才表现，并适当考虑个人资历，同时又作全面衡量。罗荣桓要求干部部门按上述原则，首先选出各类人员的标杆，然后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反复进行衡量比较，最后提出评定军衔等级的意见。对于拟授予中将、上将的二三四人，罗荣桓亲自主持逐一研究讨论。有了问题随时向军委请示，然后由他亲自提出名单。少将这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赖传珠、徐立清和肖华、王宗槐等负责，遇到难以确定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商解决。

评衔很重要的依据是干部当时的级别和职务。但由于干部各自的情况不同，不能完全按当时每人的职级机械套衔。因此按职级评衔存在很大的伸缩性。例如同为少将，有正师级的，有军级的，还有准兵团级的。对一些级高而评衔相对偏低的干部，罗荣桓亲自谈话，做好说服解释工作，说明原委，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照顾大局，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在军队高级干部中，有少数人资格较老，有重大战功，但历史上又屡犯错误。如何评定他们的军衔也是一个需慎重对待的问题。有一位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干部，历任重要职务，但在处理个人生活问题上屡有失当，进城以后，又犯有不服从组织分配的错误。罗荣桓曾经亲自找他谈话，批评了他的严重错误，严肃地警告他，如果不改，就要给他以严厉处分。但在评定他的军衔时，罗荣桓全面地分析了这位干部的功过，还是主张授予他中将军衔。罗荣桓说："这样才能服众，对他本人也是一个促进。如果过于严刻，就会产生不良影响。"授衔之后，这位干部本人深深感到了党对他的教育和关怀，大家也感到这样做比较实际。

经过一年多繁忙的工作，授予将级军衔人员的名单终于全部经军委审查批准了。一九五五年九月初，在罗荣桓主持下，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赖传珠作了授衔准备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罗荣桓出席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和勋章的典礼。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北京市的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和部队军官、中国人民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共一千三百余人出席了这一隆重典礼。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人被授予元帅军衔。授予元帅军衔礼成以后，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命令，朱德等七十三人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罗荣桓也是其中之一。当日下午，国务院隆重举行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典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命令，周恩来总理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分别颁发给粟裕等在京的将官。随后，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也分别举行了授衔、授勋仪式。在国庆节阅兵时，军队官兵都穿着佩戴军衔的新式制服，军容整齐壮观，面貌焕然一新。

一身正气的监委书记

新中国建立以后，罗荣桓非常重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总政治部一成立，他不仅让组织部分管此项工作，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去抓。他十分注意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道德品质教育。他要求一切干部都要遵纪守法，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

针对胜利以后少数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不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党的教育，无视党纪国法的情况，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建议要专门发指示，认真解决这个问题。根据他的意见，一九五四年八月八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点名批判了一些干部的严重错误，指出这些人违法乱纪，损害了党和军队的声誉和革命事业，必须严肃处理。对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人，不论其职位多高，必须给以纪律制裁。对那些包庇犯重大错误干部的组织和个人，也要进行必要的查究。《指示》强调要加强党对高级干部的领导与监督，开展党委内部和高级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驳斥了把个人腐化堕落说成是"生活小节"、不是政治原则问题的错误观点，要求克服自由主义，保证一切党的高级干部在各方面接受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这一指示在全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师以上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了一些人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在全军对一百六十余名犯有道德品质错误的高、中级干部分别情况给予批评教育或党纪处分。有一位军长由于屡教不改，被撤销职务并开除党籍。这一指示使全军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也挽救了许多犯有错误的干部。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鉴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的教训，决定将中央和地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相应地改为中央和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一九五五年九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组成，由罗荣桓任书记，谭政和宋任穷任副书记。

罗荣桓任监委书记直到他逝世①〔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六一年初，由谭政任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一九六一年初，罗荣桓再次任书记〕。他经常主持召开监察委员会会议，研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对军队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遵纪守法的检查、监督和教育，讨论和处理重大案件。他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既要热情帮助挽救，又要坚持原则，严格纪律。既不能单靠处分去解决问题，又不能姑息迁就，不要纪律。对于各级党委和监委，他认为首先要强调坚持原则。

六十年代，由于有些单位党委对个别高级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不敢处理，导致矛盾激化，发生政治事故。有一个师长因奸污部属的妻子被部属打死。

针对这一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罗荣桓在全军组织部长会议上指出，道德品质问题要引起注意。此人被打死主要是道德品质问题引起的，有些道德品质问题不注意，就会发展成刑事问题，也会被反革命利用。他说："现在有些党委在对待腐化堕落蜕化变质这方面问题的处理缺乏严肃的原则空气，有的则是毫无原则。对于团以下干部的问题还敢管，对于某些高级干部的问题则不敢管，个别的甚至包起来，谁也不讲。"他十分愤慨地说："边境的部队在前线流血牺牲，他们却在后方搞腐化堕落这一套，怎么行！"

他认为，对待这种问题"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化，看你怎样化法。经过批评斗争，改正了错误，就能够把大事化小。化要经过工作去化，要有原则。根本不讲，根本不批评，采取包起来的办法是化不了的，其结果是小事酿成大事，最后甚至是不可收拾。"

同时，他又认为对犯错误的人处理要慎重。就在上面那一段话后面，他紧接着又说："当然，处理要注意方式，要实事求是。"

他认为严肃党纪之"严肃"，就是实事求是，不仅仅指坚持原则，它也包含慎重的意思。他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第三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党的纪律是严肃的，不要拿一点错误否定一个人的一切。对于犯了错误的人，要感化，有时也要给处分，但不宜过重，更不要轻易给予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处分。

他认为，对犯错误者，处分本身固然也是一种教育，但是更要热情帮助，不能推出门不管。上面提到的那位被开除党籍的军长，总政将他分配到一个单位工作。这个单位的领导人不想要，罗荣桓对他们说："不要不行，你们可以教育他，改造他。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后来这位干部在工作中改正了自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