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章 投身秋收起义

通城暴动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对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大屠杀。

蒋介石、汪精卫的屠刀吓破了一些懦夫的胆。报纸每天都辟出专栏登载变节者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启事。但是，烈士们的鲜血却激起了革命者更加昂扬的斗志。他们，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彭明晶和罗荣桓就是这样一种坚定的共产党人。此时，彭明晶已被留在武汉市委从事地下工作。罗荣桓同这位同窗三年的战友分手时，依依惜别，一遍遍地互相嘱咐，互相勉励罗荣桓怎能料到，此次分手便是永别！一九二七年秋，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在武汉不幸遭敌人杀害。

不久，罗荣桓就上路了。由于各个车站盘查很严，他只坐了一段火车便开始步行。

一路上，罗荣桓的心情同半年前在家乡搞农民运动时相比，已经迥然不同了。投身于急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中的兴奋激动，此刻变成了满腔悲愤。罗荣桓后来回忆说："那时就是气愤，不服气。"①〔罗荣桓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好端端的革命局面不复存在了，千万革命者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去！

经过几天跋涉，七月下旬的一天，罗荣桓到达通城。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县长王武扬等向他介绍了当地的社会情况。

自从北伐军进入通城后，农民运动发展得迅猛异常。一九二七年五月，由于已经倒戈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的叛军残部流窜到通城，地主豪绅一度乘势向革命势力进行了反扑。但不久农民运动的形势有了好转。"七一五"汪精卫叛变以后，形势就更加恶化了。在通城县城里，县的武装掌握在代表豪绅利益的团防局长刘秀波的手里，反动势力占了上风。可在乡下大部分地区还是农会当家。原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汪玉堂是中共党员，正在乡下组织农民自卫军。王武扬要求罗荣桓以农会特派员名义在两三天内下乡，协助汪玉堂组织农民自卫军。王又将民政股长谭梓生介绍给罗荣桓，让罗随谭一道下乡。

在谈话中，罗荣桓了解到谭梓生原来是上海政法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北伐军攻克他的家乡安徽旌德后，他被任命为旌德县长。"四十二"蒋介石叛变以后，他在家乡不能存身，跑到武汉，又由湖北省党部介绍到通城工作。

过了一天，罗荣桓、谭梓生下乡同汪玉堂会合，开始进行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工作。

这一工作同罗荣桓在家乡搞的农民运动比较起来已经深入了一大步。当前，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随时都要准备流血牺牲了。因为农民生怕已被打倒的土豪劣绅回来进行报复，积极分子都愿意武装自卫，而夏斗寅的溃兵在通城四乡又扔下了不少枪支，武器是现成的，所以，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工作一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上千的农民报名参加了自卫军，枪也有了二三百支。这时，传来了南昌起义的消息，斗争形势更为紧张。刘秀波已在城内加强了戒备。四个城门一落日就上锁，白天只留下一个窄窄的通道供行人出入。又过了不久，上级派人来鄂南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和湖北省委的秋收起义计划，要求各地九月十日以前开始起义，以"推翻武汉的统治，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建立农民协会的政权"。

罗荣桓和王武扬、汪玉堂等研究了如何执行省委计划的问题。大家感到，解决刘秀波的民团是一个关键。如果调农民自卫军攻城，刘秀波将城门一关，势必要强攻。但是，农军一无重武器，二缺训练，很难完成这一任务。

正当他们还拿不出办法的时候，由原崇阳县民团改编而成的崇阳农民自卫军一百多人受国民党第十三军的压迫南下了。这支队伍的领导人是原崇阳县团防局长叶重开。他派人到通城找汪玉堂接头。汪要求叶重开立即率部隐蔽驻扎在通城县城西面的铁柱岭。汪又派人通知王武扬秘密出城，和罗荣桓、谭梓生、叶重开一道研究行动方案，决定智取通城。

八月二十日上午，叶重开由十几名卫兵前呼后拥，押着由一个自卫军的伙夫装扮的"犯人"，来到通城西门。这时城门已紧紧关闭。

叶重开下了马，大声嚷着要见刘团总。门卫见来人是个当官的，便将城门开了一道缝，把叶放了进去。叶重开递上了印有崇阳县团防局长官衔的名片，说抓住了一个通城的共产党，要亲自押交刘团总。门卫信以为真，把城门打开。叶重开带着这十几个人径直奔向县衙门，在早已隐蔽在衙门附近的通城的中共党员的配合下，活捉了刘秀波，缴了民团的枪。

当天下午，在通城县衙门口召开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成立大会。大会由王武扬主持。他首先宣布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并向弟兄们介绍了自卫军的领导人。自卫军总指挥是王武扬，党代表是罗荣桓，参谋长是刘继宋。在会上宣布将残害农友、血债累累的刘秀波枪决，并没收他和其他几个土豪的财产，一部分分给群众，一部分充作军用。

会后，自卫军的干部们又研究了具体分工。队伍里缺一个管帐先生。大家感到罗荣桓是大学生，建议由他兼管财务。罗荣桓一贯不善于也不喜好理财。但是他考虑到管帐也是革命的需要，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于是，他除了作党代表外，又兼管着一只盛钱的小箱子，走到哪里就提到哪里。

罗荣桓身材比较高大，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着还是从武汉带来的旧中山装，在队伍里特别显眼。虽然他刚来，对战士还不熟悉，但是战士们却很快就认识了他。有的称他"党代表"，有的还不懂得什么叫"党代表"，见他穿中山装，戴眼镜，又管钱，就称他"先生"。

农民自卫军的旗帜打出来了，但是缺乏懂得军事的干部，缺乏弹药，有些枪支是坏的，需要修理

当自卫军的几位干部一起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当过营长的刘继宋提出，这些问题可以请驻扎在修水的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协助解决。这个师的师长余洒度是共产党员，黄埔第二期的，是刘继宋的同学。

听了刘的介绍，大家知道这支部队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是共产党员。南昌起义时，卢德铭带着队伍由武昌乘船东下，准备到南昌同叶挺、贺龙会合。在江中，通过侦察得悉张发奎已在九江布防，乃命令部队从阳新黄颡口登岸。到江西奉新后，得知叶、贺部已经南下，便西撤进山，同湖南平江工农义勇军和浏阳工农义勇军取得联系。部队开到奉新后，卢团长去武汉向中央请示，部队交给营长余洒度指挥，随后部队进驻修水，以受编不受调为条件，接受江西朱培德"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番号，由余洒度任师长，平江农军负责人余贲民任副师长。下设两个团，以警卫团主力和平江农军编为第一团，以浏阳农军和警卫团一部编为第三团。

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决定派刘继宋、罗荣桓和谭梓生三人去修水联络。于是，他们便风尘仆仆赶到修水。这时在暂编第一师师部当文书的谭政接待了他们。他问明情况后，立即向余洒度报告。余答应给他们派两名教官，拨给少量弹药，同时还告诉他们，如果敌情紧张，可以将部队开到修水来。

罗荣桓一行刚刚回到通城，得悉国民党的第十三军正由北面向通城进逼。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八月底，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在罗荣桓、叶重开等的率领下离开通城向修水转移。

出发时已近白露，可南方的"秋老虎"却仍在施展着淫威。火辣辣的太阳直射下来，把山间的石头、树木、杂草都烘烤得散发着热气。队伍行进在山路上，象是钻进了一口大烤箱，人不断地出汗罗荣桓背着包袱，提着装有二三百光洋的箱子，跟随队伍翻山越岭，走了整整一天，他的上衣布满了斑斑汗渍。

傍晚，队伍来到通城最东面的村镇--麦市。战士们走得燥热难耐，刚宣布休息，还不等干部下令，大家都跑到镇南的黄龙河边喝水。水喝足了，又纷纷脱去衣服，扑通扑通跳进河里洗澡，洗完后，穿上衣服，一屁股坐在地上，一个个都不想动了。

罗荣桓和叶重开等看到部队已十分疲劳，便决定就地宿营。罗荣桓和一些战士住在一个祠堂里。他的头一沾箱子就睡着了。

拂晓，罗荣桓睡得正酣，忽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大家立即爬起来冲了出去。原来昨晚在北山坡上曾出现化装成放牛人的崇阳地主武装侦探，由于没有经验，谁也没有在意。当夜崇阳地主武装就勾结了国民党部队从东、北、西三面包围了麦市。

罗荣桓提着箱子和叶重开招呼战士们向东突围。天亮后，集合队伍，三停已去两停，原来收编的通城民团大部分跑散了。罗荣桓这位投笔从戎的大学生，参加暴动没有几天，在他第一次参加的战斗中便碰上敌人袭击遭受挫折，一开始未免有点发蒙，但他还是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一面跑，一面收拢队伍。他又同叶重开商量了一下，便率领着剩下的一百多人继续向修水转移。王武扬在战斗中与部队失去联系。一九三四年病逝于安徽安庆。

这一天天气更热，山路也更加崎岖。罗荣桓提着沉重的箱子，一路上不断地倒手。刚走了十几里路，就热得舌敝唇焦，嗓子里象是在冒烟。刚刚打了败仗之后的这种酷暑山地行军，显得更加令人燥热难耐。然而，这比起罗荣桓日后漫长征途上的艰险来说，又只不过是一段小小的序曲罢了。

下午，在翻一座大山的时候，有两个农军士兵跑到罗荣桓跟前，指着他手里提的箱子说："先生，我们来帮你扛吧。"罗荣桓摇摇头说："不用，我自己可以提。"一个农军士兵抢上两步，一面从罗荣桓手里夺箱子，一面说："你先生是识文断字的，哪里提得动。还是我们帮你扛吧。"罗荣桓看这两人很面熟，知道是队伍里的弟兄，挡不住他们连说带抢，箱子便被他们拿过去了。

傍晚，队伍到达修水县桃树港宿营。罗荣桓去找这两个士兵，但是这两个家伙已经逃之夭夭。

丢了这二三百块钱，罗荣桓心情非常懊丧。他后来经常提起这件事。一九三七年五月，罗荣桓对他的夫人林月琴说："那个时候，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是来革命的，都是一样的同志嘛！其实，并不都是来革命，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经过一番磨练是不行的。"

这是罗荣桓的自我解剖。毛泽东对这件事又有不同的评价。在延安时，有一次毛泽东接见林月琴，向林月琴说：老实是罗荣桓一个很大的特点。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就讲了这件事。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对林月琴说："你看，他非常老实，可又很善于总结经验，他从这件事就悟出了一个真理。因此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

从秋收起义到文家市集结

罗荣桓、叶重开等率领农军继续东行。第二天清晨，到修水，余洒度从一团抽调了四五十名老兵作骨干，将这支农军编为师部特务连。由原警卫团的排长谭希林任连长，叶重开任副连长。罗荣桓仍沿袭在农军的职务，任党代表。

编队以后，师部给连里补充了一些武器。因为枪支少，罗荣桓领到了一口系了红缨的大刀。当他佩上大刀时，不禁莞尔一笑。去年在上海，侯绍裘曾建议他和张沈川进黄埔军校，但是被他们婉言谢绝了。想不到过了一年，他这个戴眼镜的大学生还是当了兵。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不，偶然性之中存在着必然性。俗话说，逼上梁山。面对着蒋介石、汪精卫的血腥屠杀，革命者怎能不拿起刀枪？党的"八七会议"决议和湖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计划，正是反映了革命人民的要求，同时也给一切革命者指明了方向：推翻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地主豪绅的统治，要靠枪杆子。于是，罗荣桓就拿起了武器，而他参加并领导的通城暴动也就汇入了秋收起义的洪流。

罗荣桓当了兵。但是，部队里的一切对于他几乎都是新的课题。摆在他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是：究竟应当怎样当好党代表。他向警卫团的老兵谭希林等请教。过去警卫团只有团里才有党代表，谭希林等处于基层，对于如何当好连队的党代表，也讲不出所以然来。不过，他们还是向罗荣桓介绍了警卫团团长卢德铭的一些优良作风。

他们告诉罗荣桓，卢团长是从叶挺独立团出来的，他的作风同其他军官有明显的不同。别的团长、营长，一般都有小伙房，吃饭讲究四菜一汤。卢团长却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号房子时，卢团长总是先尽部队，团部的住房往往比较差。卢团长从来不带卫士。有人曾向他建议，出门时带个把人，一来安全，二来办个什么事情也方便一些。可卢团长拒绝了，他说："你们不都是我带的人吗？有什么事你们难道不帮我办吗？我生活在弟兄们中间，只要弟兄们安全了，我个人的安全又有什么问题呢？"卢团长对部队讲话，经常说："弟兄们！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他平时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战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深得弟兄们的爱戴。

罗荣桓听了战友们的介绍，知道卢德铭指挥部队，不仅仅是依靠发号施令，更不是依靠打骂，而是依靠自己的模范作用。一切事情他都走在前头，让大家照自己的样子做。所以大家都发自内心地尊重他。罗荣桓便以共产党员卢德铭为榜样，成为人民军队第一批连党代表之一，开始了中国人民军队首创的连党代表的实践。

与罗荣桓到达修水几乎同时，全权负责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集会议，决定以暂编第一师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作为秋收起义的主力。第一团和第三团建制不变，另以安源工人纠察队及萍乡等地农民武装编为第二团。

按张家湾会议决定的起义计划，九月九日各路同时开始行动。第一团攻平江，第二团取萍乡、醴陵，第三团打浏阳。得手后，向西发展，然后以长沙工农起义为内应，相机夺取长沙。九月八日，卢德铭回到部队，任起义部队的总指挥。

九月九日清晨，师部和第一团以第二营、第三营、第一营和师部的序列出发，十日占领朱溪，随即进入湖南平江，准备与当时驻扎在龙门的余洒度新近收编的夏斗寅残部邱国轩团合攻长寿街。

当罗荣桓、谭希林等率领特务连随师部到达龙门时，得悉邱部叛变，在金坪向第一团突然袭击，部队受到很大损失。

师部听到先头部队在金坪失利的消息后，命令后续部队南下，去攻浏阳。这一带多崇山峻岭，这时已过中秋。山区的早晚，虽然有了凉意，可白天仍然非常懊热。山中草木丛生，蚊子大而多，许多战士染上了疟疾。部队无医无药，病号也只好硬撑着行军。沿途村庄不多，人烟稀少，经常寻不到粮食，只好以南瓜充饥。有一些人吃不了这个苦，经不住失败的考验，一路上纷纷开小差。

罗荣桓走在队伍的后面负责收容。他除了和大家一样饥渴劳累之外，还加上眼神不好，看不清崎岖的山路，走起来高一脚低一脚，不是被石头碰了脚趾头，就是崴了脚。但是，他顾不上这些，仍然坚持帮病号、帮掉队的战士背枪，鼓励他们坚持下去。这时，入党仅仅四个月的罗荣桓尽管已决心革命到底，可是，这一支小小的起义部队，在强大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究竟要到哪里落脚，能不能坚持下去，怎样才能坚持下去，罗荣桓和大家一样，还心中无数。无论是他的模范作用还是苦口婆心的说服，都未能遏制开小差之风，而这也正是当时包括罗荣桓在内的许多干部十分焦虑的问题。

九月十七日，部队转移到铜鼓县排埠和浏阳县孙家段一带，与毛泽东和在东门市受挫的第三团会合。部队休整了一天，谭希林调往第一团第一营，特务连长由浏阳县工会主席朱建胜担任。因为当时尚未在连队建立党代表制度，罗荣桓改任师部参谋，仍随特务连行动，与朱共同负责指挥特务连。

九月十九日，部队到达文家市，与攻浏阳失利的第二团余部会合。起义部队原本有五千余人，仅师部和第一团便有二千多人，三个团先后受挫后，这时还剩下一千余人。特务连还剩下七八十人，随师部住进了文家市西头的里仁学校。

当天晚上，毛泽东不顾旅途疲劳，连夜在师部召开了扩大到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敌委员会。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形势，认为这时攻打长沙已不可能，建议部队改变计划，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沿罗霄山脉南下，寻找落脚点，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会议接受了他的主张。

第二天清晨，全师一千余人在里仁学校的操场开会，毛泽东讲了话。由于他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人们此时都称他毛委员。毛泽东说，这次秋收起义我们打了几个败仗。这不要紧，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还留有队伍。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嘛。现在需要好好总结这次起义的经验。我们分成几路，力量分散了，但是敌人力量却很集中。结果我们打了败仗。秋收起义原来计划是攻长沙的。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但是现在那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我们不能去打大城市，去打交通要道了。现在要找个地方休养生息。

说到这里，毛泽东稍稍提高了嗓音。他说，同志们，革命总是要发展的，总是要胜利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可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因为老百姓在我们这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而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有一个条件，这就是要整顿纪律。对老百姓的东西，一个鸡蛋也不能拿，一根禾草也不要动。只要我们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就会如鱼得水，立于不败之地

罗荣桓过去没有见过毛泽东，但老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了。一九一九年他刚到长沙读中学，在驱张运动中，他就知道毛泽东是湖南一位著名的群众领袖。他还知道，今年年初，毛泽东曾到湖南衡山等县考察过农民运动。罗荣桓受湖北省委农民部派赴通城之前，还读过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这个报告考察内容之翔实，观点之鲜明，说理之透辟，文笔之犀利，留有深刻的印象。

此刻，正当罗荣桓为部队缺乏明确的前进方向而焦虑的时候，听到了毛泽东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讲话，感到象是久渴之后饮进了甘泉。罗荣桓感到毛泽东这个讲话完全合乎客观事实而又闪耀着睿智的光芒。这是罗荣桓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和听毛泽东的讲话。从这时开始，罗荣桓便非常尊重和敬仰毛泽东。他所以尊重和敬仰毛泽东，是因为他从革命实践中日益认识到毛泽东的思想里包含着既丰富又深刻的真理。

三湾改编

开完大会，部队下午就从文家市出发了。

因为朱建胜是浏阳人，熟悉当地情况，师部分配他和罗荣桓打前站。朱建胜招呼罗荣桓来到文家市街上，一面搞点饭吃，一面打听道路。他们来到当时才一四岁的杨勇的家里。朱建胜同杨家很熟。他向杨勇介绍了罗荣桓，说他是师部的参谋，原来是武汉的大学生。然后，朱建胜去买菜，罗荣桓向杨勇详细打听了去上栗市的道路。两人吃了饭，就上路了。

按师部原来的计划，部队到上栗市后便折而向南，过萍乡，进莲花。但是朱建胜和罗荣桓到达上栗市后便听人说，萍乡街上和车站都驻扎了军队。大队到达上栗市以后，他们便将此情况向师部报告。

毛泽东决定，部队转向东南，经小视，九月二十二日到芦溪宿营。第二天清晨，以第三团、第一团的序列前进，不料第三团走错了路，跟进的第一团在芦溪附近的一个三岔路口，遭敌人伏击。部队仓促应战，伤亡很大。卢德铭不幸中弹牺牲。

部队怀着悲愤的情绪继续转移，进入了武功山区。为了摆脱敌人，每天天不亮就出发，日落后方才宿营。九月二十五日冒雨攻入莲花，摆脱敌人尾追。九月二十九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

罗荣桓还没有进村，就看到三棵几抱粗的大树，其中两棵是樟树，一棵是枫香树，郁郁森森，很有气派。走到树下，是一块坪。这就是后来十分著名的枫树坪。在枫树坪北面散布着几十户人家，这在山区也算得一个大村子了。可部队进村后，却不见有人。原来老表们听说来了兵，都躲进了深山。

部队刚住下，毛泽东要求，各单位立即分头上山，向群众做宣传工作。与此同时，前敌委员会开会研究部队整编问题。

罗荣桓按照师部的指示，带着特务连到山上喊话，向老表们说明我军的性质，动员老表们回来。老表们听了喊话半信半疑，先让一些老人回来看望。他们一看，猪啊鸡啊什么也没有丢，战士们说话十分和气，老人们又兴冲冲地上了山。第二天，老表们纷纷回来了，山村里顿时热闹起来。

就在这一天，部队在枫树坪整编，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余洒度宣布了干部名单：团长陈浩；一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三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党代表罗荣桓。另成立军官队和卫生队各一。接着毛泽东讲了话。

他说，现在是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不利于作战。因此要整编。要建立后方，放下担子，轻装上阵。多余的军官全部上军官队，伤病员归卫生队管理，其余同志编入部队。

他又说，一路上有些人不辞而别了。要走最好打一个招呼。现在宣布，愿留则留，不愿留下的可以请假回去。凡回去的根据路途远近发给路费。希望走的同志回到家乡要坚持革命。将来如果愿意，还可以再回来。

毛泽东接着宣布，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要把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整个部队由前敌委员会领导。他还提出，在部队内要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废除烦琐的礼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队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为了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权，军官做错了事，士兵委员会可以提出批评以至予以制裁。

毛泽东最后说："同志们，现在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不只是两把菜刀，我们有两个营，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和胜利。"

毛泽东的话象阵阵春风，吹进了战士们的胸膛，把大家心头的火苗又吹旺了。战士们尽管个个都是面黄肌瘦，又疲惫，又憔悴，但这时眼睛里又闪烁着希望的光芒。队伍解散以后，大家纷纷议论：

"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

"贺龙两把菜刀起家，我们几百个人还怕起不了家？"

罗荣桓听着同志们议论，亲眼看到这支快垮的部队终于又振作起来，不由露出会心的微笑。他在一九五七年回顾在我军建军史上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时写道："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命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从此，罗荣桓便积极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这一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全部过程。

十月三日，部队由三湾出发，当天下午到达宁冈县的古城。

宁冈是深山之中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小县。它历来是被压迫的农民结义啸聚的场所。民国以来，朱聋子的义军①〔民国初期，井冈山地区活动的农民武装首领〕，出没其间；后来，王佐、袁文才又继之而起，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互相呼应，杀富济贫。

宁冈的古城，又名老三街，曾经是县治所在地，位于深山之中，只有一条短短的石板路，荒凉破败，人烟稀少。

曾经作为县治的古城尚且如此荒僻，山上更可想而知。眼看着要在这样的地方安家，那些思想动摇的军官，心里不禁凉了半截。这时，又有几十人请了"长假"。其中有些人以后仍然坚持了革命，有的却消极起来，甚至当了叛徒。

后来，罗荣桓曾将部分人因吃不了苦而动摇离队的过程称为"自然淘汰"。经过这一淘汰，部队已不足千人，但它却更为精粹了。

进军井冈山

部队进驻古城的当天，毛泽东在文昌宫里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联络王佐、袁文才部队，争取在袁、王驻地井冈山安家。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现在党在部队里还没有扎根。为了把支部建到连上，各单位要积极吸收先进分子入党。罗荣桓出席了这次会议。

十月七日，部队从古城出发，当天下午，到达茅坪一带。这里已是井冈山脚下了。

部队驻下后，立即建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安置伤员。为了揭穿国民党制造的共产党已被消灭的谎言，扩大工农革命军的影响，并对罗霄山脉中段地区作社会调查十月十日左右，毛泽东决定部队沿湘赣边界南下进行游击活动。因为郭亮在北伐时期曾任湖南总工会主席，在群众中有很高声望，部队向湖南边界活动，即以"郭亮团长"的名义，到处贴布告，刷标语。罗荣桓在行军中亲自提了石灰桶子，拿着用笋壳和棕毛缠起的笔，和战士们一道在墙上书写"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

部队经宁冈大陇、湖南酃县十都，十月中旬到达酃县水口。

第二天晚上，罗荣桓和各连的党代表都到团部驻地叶家祠堂的楼上，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全团第一批新党员欧阳健、赖毅、李恒、鄢辉等六人的入党仪式。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要求各连党代表都要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照这个样子给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

几天后，茶陵方向有两团敌军向水口移动。前委决定兵分两路。由团长陈浩、团党代表何挺颖等率第一营二连、三连为一路，经安仁袭扰茶陵，毛泽东率领第三营、第一营一连和团部特务连继续沿湘赣边界南下。

仿效毛泽东已做出的榜样，在途中，罗荣桓除做宣传工作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连队建党上面。当时，特务连除罗荣桓、曾士峨和副连长张宗逊外，一个党员也没有。为了迅速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罗荣桓行军时一面帮助战士们背枪，一面同他们拉家常，了解情况，物色和培养发展对象。很快，罗荣桓熟悉了全连每一个战士的经历、家庭和思想状况，并从中选择了八名发展对象，让他们填写了入党表格。

十月二十二日，部队进驻江西省遂川县的大汾。晚上，特务连在一个阁楼上举行了第一次入党宣誓仪式。在会场的一侧放了一张方桌，桌沿压了一张红纸，红纸一直垂到地面，上面用毛笔写C．C．P 三个英文字母和入党誓词："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在红纸上面压着一盏油灯。在方桌前面放了几张破旧的条凳。

罗荣桓早早就来到会场，他招呼那八位新党员在条凳上就坐。不一会，毛泽东在曾士峨、张宗逊陪同下也来到了会场。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罗荣桓点起了油灯。那灯光缓缓地跳动，映着桌上的红纸，泛着红光，使人感到十分温暖。

入党仪式开始。罗荣桓首先解释了C．C．P 三个字母就是英文的"中国共产党"的缩写，又讲解了六句誓词的意义。接着，他请八位新党员逐个谈了自己的经历和入党动机，然后，他请毛泽东带领大家宣誓。党员们都站起来，举起右手，随着毛泽东逐句诵读誓词。声音粗犷而又坚定，使这简单朴素的入党仪式显得非常庄严。

仪式结束后，罗荣桓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听到这八位同志对党的认识、入党动机都谈得比较好，很高兴。他点点头，对大家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共产党员了。共产党员现在要为推翻地主豪绅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将来要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你们在群众中要发挥模范作用、先锋作用和骨干作用。要紧密地团结群众，及时向组织反映部队情况

毛泽东和罗荣桓等党代表在水口、大汾等地发展了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批士兵党员，有了这批党员，"支部建在连上"才开始落到了实处。对于这件事，罗荣桓非常重视，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一九五六年回忆道："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小组深入到班排，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来看，意义是伟大的。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也有些党代表是共产党人，有的部队也有我们党的组织，但并没有把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连队去。陈独秀不重视军事工作，甚至反对军事工作，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致使后来党代表都被赶出来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党的基础毛主席提出支部建立在连上，小组设在班排，与群众直接联系，这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

散会后，罗荣桓、曾士峨和张宗逊将毛泽东送走，然后又分头到各排查铺。当他们回连部时，地上已经凝结了一层浓重的露水。罗荣桓打开线毯铺在地上，招呼曾士峨、张宗逊躺下。三个人挤在一起又回顾了这一天的工作，对明天的工作进行了安排。等他们入睡的时候，鸡已经叫了头遍。

罗荣桓刚刚睡着，忽然被一阵枪声惊醒，他们三人一跃而起，立即招呼紧急集合，把部队带出了村。这时天已拂晓，只听得四下枪声不断，但是敌情不明。后来才知道，敌人是当地反动武装肖家璧的靖卫团。

这种遭敌人突然袭击的情况对罗荣桓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麦市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时，听到枪响，还有点紧张。现在已经多少摸到了一些规律。他后来说打仗有点象小时候捉蛇，刚开始不免有点害怕，但一掌握了规律就没有什么了。

罗荣桓在周围密集的枪声中，敏锐地感觉到，在这种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关键是首先占领制高点。他向路边一个山头一指，大声喊道："跟我来，占领这个山头！"说着就领头往山上冲。这山上杂树丛生，脚底下乱石累累。罗荣桓用大刀拨开面前的树枝藤蔓，脚底下踩着高低不平的乱石，一个劲向上攀登。到了半山腰，忽听得啪啦一声，原来一根被拨开的树枝又弹了回来，打到罗荣桓的脸上，把眼镜给刮掉了，落到了草丛里。

"糟啦！"罗荣桓焦急地蹲下身去摸了一阵，但没有找到眼镜。这时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一秒钟也不能耽搁。他顾不得找眼镜，又向山顶冲去。当快到达山顶时，罗荣桓忽听得山那边咋咋唬唬。原来是敌人快占领山头了。他连忙指挥战士们投弹，同时，将自己的一颗手榴弹甩了出去。随着轰隆轰隆的爆炸声，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吓得又滚下山去。

天大亮了。工农革命军占领了几个山头。可往四下一看，到处都有敌人。再同敌人纠缠下去显然不利，毛泽东命令部队分散撤退，到荆竹山集合。这时，第三营已同团部失去了联系。他们在张子清和伍中豪率领下继续南下到湘南去了。

罗荣桓和曾士峨带着两个排随毛泽东向井冈山方向转移，一直到黄坳，才停了下来，一面休息，一面收集失散人员。

罗荣桓看到这两个排三十多人稀稀拉拉分散坐在地上，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可伙食担子已经跑丢了。罗荣桓只好和曾连长凑几个钱，带了几个战士到老乡家里找来一些剩饭和泡菜辣椒。罗荣桓和几个战士把饭箩抬到一块空地上，招呼毛泽东和战士们来吃饭。战士们架好了枪，走到饭箩跟前，每人分得一瓢饭，但是却没有碗筷，有人用手捧着吃，毛泽东穿着长衫，便用衣襟兜着，然后用"两双半"抓饭吃。

等大家都吃饱了，饭箩已经送还老乡，毛泽东站起身来，向空地走了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了。我站头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罗荣桓立即入列，自动向毛泽东看齐。曾士峨也双手握拳，跑步走到指挥位置，虎虎有生气地下达了"立正"的口令。这时，战士们都抬起头来，他们为毛委员和连长、党代表坚强、镇定的情绪所感染，纷纷提枪入列

就在这个时候，第一营一连和张宗逊带着的另一个排也到了，罗荣桓让张宗逊带一个排掩护毛泽东先走。队伍随后出发，于当天傍晚到达长满翠竹的荆竹山宿营。这时，已与王佐部队取得了联系，王佐派人到荆竹山来迎接部队上山。

第二天一早，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队前讲了话。他要求大家遵守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筹款要归公，三、不乱拿群众一个红薯。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严格遵守这三项纪律，我们才能搞好同山上群众和王佐部队的关系，才能在井冈山立足。"

这就是后来对人民军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三大纪律的开端。

十月二十七日部队到达井冈山的腹地--茨坪。随后，去茶陵袭扰的第一营二连、三连在陈浩、何挺颖率领下，也到达井冈山归队。工农革命军终于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

04章 古田会议前后

古田会议以前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旬，红四军歼灭土著军阀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两个团，攻占长汀，打开了闽西局面。在长汀，部队番号作了改变。团改称纵队，营改称支队，连改称大队。第二十八团主力编为第一纵队，第二十八团余部和特务营编为第二纵队，第三十一团编为第三纵队。第三纵队司令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罗荣桓任第三纵队第九支队（即原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九支队长是张宗逊。

六月下旬，红四军第三次打下龙岩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进行了一些争论。这一争论早在井冈山时期即已产生，有的人对党支部决定连队的问题有怀疑，有的党员认为党的严格纪律约束了个人自由。此外，虽然经过了"八月失败"，但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尚未为当时红军领导人所普遍接受。

关于这次争论，罗荣桓在一九五六年回忆说："有的高级干部、知识分子感到约束很大。一切重大问题由党来决定，这当然是对的，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党员自然要服从党的决定。但在那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一切要经过支部，一切权力归于党，引起了许多同志不满。但毛主席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七次代表大会所争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存在着不满情绪。"

与这一问题相联系，会议还争论了究竟是政治部出布告，还是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隶属于司令部。在会上，还有人认为，民主了半天，最后还是党代表集中，是"自上而下的民主制"，实际上是家长制。他们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切问题都由大家来讨论决定，如此等等。

从秋收起义以来，罗荣桓便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亲自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例如，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制，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部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等等，这些主张完全切合部队实际情况，效果都是明显的。毛泽东关于反对流寇主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思想都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不这样做，就会失败。"八月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主张牵涉到要把红军建设成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更是必须坚持的。因此，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罗荣桓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但是，这种意见在会议上只占少数。会议改选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七月底，蒋介石发动闽、粤、赣三省的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决定，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①留在闽西坚持斗争〔一九二九年一月由闽西地方红军编成〕，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出击闽中。与此同时，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状况和红四军"七大"中的分歧意见。

由于闽中群众工作没有基础，出师不利，朱德决定，回师闽西。九月，第二、三纵队和一、四纵队会师后打垮土著军阀福建暂编第二旅卢新铭部，攻占上杭。九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这时，由于实行了否定民主集中制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实际上是极端民主化，问题无论巨细都毫无准备地拿到会场上争，往往争论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

红四军"八大"在这种极端民主化的气氛中开幕以后，"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①〔熊寿祺：《红四军状况报告》，一九三○年五月十六日〕这次会在无组织状态下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引起许多同志不满。在会上，罗荣桓等发言，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但是，毛泽东仍然留在闽西。

十月上旬，中央要求红四军乘两广军阀混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向东江地区出击。当这一指示到达红四军时，两广军阀混战已经停止。然而因为消息闭塞，前委仍然照中央指示执行，率第一、二、三纵队开往东江地区。

十月二十二日，陈毅从上海返回部队，带来了他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军事会议精神所写、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示信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要求前委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十月二十五日红四军攻入梅县后，撤出稍事休整。十月三十一日又返转来打梅县。罗荣桓率领九支队打进了北门。敌军凭借街道两旁的楼房，用手榴弹、机关枪封锁街道。我军队形拥挤，又无工事掩蔽，伤亡达二百多人。罗荣桓腰部右肋骨下，被子弹打穿，负了重伤。谭政、孙开楚两人冒着弹雨，将他抬下了火线。

罗荣桓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井冈山时期的一次战斗中，他正带领战士们与敌人激战，突然感到胸前似乎被人打了一拳。他也没有在意。战斗结束后，他才发现自己上衣的口袋已经烧破了。他一摸口袋，那作为零用钱发给他的一块银元居然还在。他把这银元掏出来，摊在手心，回想着方才的战斗情景，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子弹正好打在银元上。他摇摇头，道一声"惭愧"，不禁哑然失笑。他后来诙谐地对家里人说："要不是这块银元保驾，那一次我已经去见马克思了。"

罗荣桓躺在担架上，随着打了败仗的队伍匆匆北撤。当时部队里连纱布、碘酒也没有，医务人员只好随便找上点白布将他的伤口裹上。殷红的鲜血早就把裹伤口的白布浸透了。在崎岖的山路上，担架不住地颠簸，引起罗荣桓伤口一阵阵剧痛。他咬紧牙关，还不时安慰为他的伤势焦虑的医务人员。

队伍撤到寻乌，才找到碘酒纱布。十一月二十三日，红军收复汀州，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请毛泽东速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同日，罗荣桓住进了汀州傅连暲开办的福音医院。自从红四军一九二九年三月打下汀州后，傅便倾心革命，带领医院积极救治红军伤病员。由于红军当时尚无较稳定的根据地，红四军撤离汀州后，医院仍留在汀州，利用教会和红十字会名义及傅在当地上层人物中的关系，继续掩护和医治红军伤病员。

这时，罗荣桓的伤口已基本愈合，但因为负伤时失血过多，身体仍然十分虚弱。为了给罗荣桓补血，加强营养，傅连暲天天让他吃猪肝，可又不让他吃一点辣椒，因辣椒是有刺激性的东西。罗荣桓住了十天院，几乎天天都吃不放一点辣椒，盐也放得不多的猪肝汤。他既衷心地感谢傅医生对他的关心，可又感到实在有点吃腻了。后来他经常对傅连暲开玩笑说："你的猪肝我可是吃够了。"傅便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当时为了加强营养，除了猪肝，我是什么也拿不出啊！"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二十八日，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部队整训，同时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十二月初，罗荣桓出院归队，随即率领第三纵队第九支队来到连城新泉，参加部队整训，军部也驻在这里。

在此期间，毛泽东集合了一批党代表，用半个多月时间，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四军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罗荣桓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会议，并积极反映了部队的情况。他讲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他说，第九支队有一位军官，打人很凶，士兵就送了他一个绰号，叫"铁匠"。这个典型写进了古田会议的决议。

十二月中旬，部队由新泉开往古田，罗荣桓等党代表又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逐条讨论，起草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

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古田的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开，毛泽东作了关于大会八个决议草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就禁止枪毙逃兵问题作了发言。由于大会八个决议草案是会前经过充分酝酿，集体讨论后由毛泽东起草的，因此很顺利地为大家所一致通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在这一决议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奠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础，使红军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而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大会接着改选了红四军前委。这次大会提出，候选人必须具备"政治观点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基本条件，才能当选为委员。会议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了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为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在前委一九三○年一月六日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此次选举精神，一洗以前的故习，内中如宋裕和（湘南农民）、李长寿（独立团老兵）、田桂祥（湘南农民）、黄益善、罗荣桓五位同志皆系作下层工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介绍而当选。"

罗荣桓的一贯表现和在古田会议前后的作用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在古田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和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在散步，这时罗荣桓恰巧从一旁走过。毛泽东指着罗荣桓对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古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沉静稳重的罗荣桓就是不言的桃李。由于他不露锋芒，便很难脱颖而出。人们发现他的才干就需要一个过程，连以知人善任著称的毛泽东都对他发出了"发现晚了"的慨叹。

在第二纵队

古田会议结束后不久，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从古田出发，进军江西。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断后，同时改组了这个纵队的领导机构：曾士峨任司令，罗荣桓任政治委员①〔根据中央九月来信，此时党代表已改称政治委员〕，原二纵队五支队党代表罗瑞卿任纵队政治部主任。

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是原军部的特务营。它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编成的。在起义之初，队伍里有不少士兵是既扛步枪又带大烟枪的"双枪"兵。为了将这支队伍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前委派去了各级党代表，补充了一批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战士，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从组织上完全改变了旧军队的一套，为部队的进一步改造打下了基础。

但是，浓厚的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清除的。这支队伍里，有不少人还没有认识到红军党代表制度的重要性。对党代表重视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他们就伸出大拇指，说一声"兄弟佩服"，十分尊重；否则，就看不起，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也有不少人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群众工作是地方干部的事，顶多也只不过是政治干部的事。他们非常不情愿到闽赣交界的山区来，感到这个地方田少石头多，吃的尽是番薯，生活太苦。他们最高兴的是闯州过府，因为进了城就可以大吃大喝。有少数流氓习气严重的还想乘此去赌钱、逛窑子。在管理教育上，一方面打骂士兵的现象普遍存在，枪毙逃兵的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又有些由旧军队来的干部对战士的缺点错误姑息迁就，说什么"当兵的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有关系"。个别人看到士兵赌钱，不仅不制止，反而要赢了钱的请客。

第二纵队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客观原因是刚起义不久，要改变旧作风旧习气非一日之功，而主观原因则是由于纵队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纵队原来的党代表张恨秋去年下半年刚从上海调来，没有经过实际锻炼。他调到二纵队不久，正赶上打土豪杀猪，便亲自提了灯笼去照明，嘴里还不住地吆喝："猪肝归我，猪肝归我。"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来不久，部队去打梅县。编进队伍里的一批原卢新铭部的俘虏兵，天天有开小差的。他不是设法加强政治工作去巩固队伍，而是采用枪毙逃兵的办法，部队出发前常常要枪毙逃兵放在大路上示众。但这样做仍然制止不住士兵逃亡。打梅县失利后，二纵队的六七百名从旧军队过来的士兵几乎跑光了。

罗荣桓一到职，就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向部队传达了古田会议决议，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和贯彻，以此作为改造这支部队的关键。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各支部逐条对照决议检查了本部队和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有抵触情绪，党员们就以决议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批评帮助。检查结束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党员公布，发动群众讨论。干部和党员自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很大的鼓舞。这样，就从上到下造成了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打骂士兵、不尊重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搜俘虏腰包、乱拿群众的东西乃至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和坏人坏事都揭发出来，并受到批评纠正。

在运动过程中，罗荣桓经常深入到各支队和大队去，一面了解情况，一面加强具体指导。他发现，赌钱、抽大烟、逛窑子这些流氓行为已逐渐克服，不过还有少数流氓习气严重的人仍在偷偷摸摸地干。有几个赌鬼赌钱时，派人在门口放哨。他们在自己的腿上拴上绳子，绳头交给放哨的，政委一来，放哨的一拉绳子，里面就赶紧收摊子。

针对这个情况，罗荣桓又及时在全纵队提出"反流氓行为"的口号，发动群众对有严重流氓行为的人开展严肃的思想斗争。这些人大部分在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改邪归正了。个别人屡教不改，混不下去了，就开了小差。不过，这种人走了，反而会使部队更加纯洁。

同反流氓行为比较起来，反对打骂士兵、枪毙逃兵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军官认为打骂士兵是带兵之必需，而逃兵就是"反革命"，应当枪毙。这两种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已明确指出是"带有盲动主义性质的"错误行为，在部队内部还颇有市场。

在井冈山时期，罗荣桓曾同打骂士兵这种军阀残余作了长期的、不疲倦的斗争。至于枪毙逃兵的现象，在井冈山上还没有发生过，但下山之后，随着老骨干伤亡、俘虏成份不断补充进来，便时有发生并日益严重了。

为了彻底纠正枪毙逃兵现象，罗荣桓召集了多次会议，对一些思想不通的干部进行说服。他首先指出，枪毙逃兵是封建军阀压迫士兵的办法，革命军队绝对不能采取。

罗荣桓指出，士兵逃跑大多数是因为怕苦、想家；有的请假不准，不辞而别；有的是因为干部管理方法不当对这些人主要是教育问题。即使是拖枪逃跑，也要具体分析。如果将枪拖到兄弟部队或是赤色区域，也还是没有死罪；只有拖枪投敌才能以反革命论处。

根据前委规定，罗荣桓宣布，今后士兵想回家的，可以先做思想工作，劝他们不要回去。如果劝说无效，可以准假并发给路费，告诉他们做秘密工作的方法，叫他们回去从事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乃至白军士兵运动，今后什么时候归队都表示欢迎。罗荣桓指出，所以要这样做是由红军的性质决定的。红军既然是工人、农民志愿组织的武装，就不能强迫。捆绑不成夫妻，用强制的方法并不能巩固部队。打梅县后，第二纵队几乎天天枪毙逃兵，还是跑掉那么多人，就是一个证明。

在反不良倾向的基础上，罗荣桓又领导全纵队建立了定期检查古田会议决议贯彻执行情况制度和党课教育、士兵教育制度，同时健全了支委会、支委和小组长联席会、支部大会、小组会和党员定期向小组长作汇报等制度。

在传达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过程中，罗荣桓还学习了毛泽东给林彪的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彪对形势的悲观估量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早在井冈山上，罗荣桓就听到过"红旗打得多久"的议论，但要对其进行说服却颇为费力。读了这封信，他感到有了澄清悲观情绪，进行形势教育的锐利武器。这封信对他思想影响很大。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担任山东分局书记时，还将此信印发给山东军区各战略区负责人，并加按语说："该信是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是马列主义者观察问题与掌握形势的典型"，要求大家研究学习。

在工作中，罗荣桓和罗瑞卿密切配合，很快互相熟悉起来。罗瑞卿一九二九年初受中共中央派遣由上海赴闽西组建当地红军。他未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罗荣桓经常向罗瑞卿讲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受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罗瑞卿，一九七二年在被监禁时回忆道：

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就不断听到罗（荣桓）宣传主席领导正确的故事，如秋收暴动、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如何艰苦，天天红米南瓜，主席如何教育部队忍耐坚持虽然这些宣传，还是带着单纯的朴素的性质，但他是满腔热情的对我们也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罗荣桓和罗瑞卿在性格上各有特点。罗荣桓沉静、稳重，罗瑞卿爽朗、干脆，但配合十分默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因为他俩都姓罗，又先后任第二纵队、红四军政委，同志们为了区别起见，便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一九三○年二月下旬，红四军在江西吉安以东的水南、施家边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个旅。部队随即转入赣南分兵发动群众。

三四月间，罗荣桓等率领第二纵队到达赣南的安远、寻乌地区。这时，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经过罗荣桓等政治干部不断的实践和总结经验，已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群众工作"七部曲"，即：第一步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化装讲演、召开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等以组织群众；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步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七步，每一步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使做群众工作的过程同时成为调查研究的过程。

第二纵队经过贯彻古田会议决议，掌握了这"七部曲"，群众工作出现了崭新的气象。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贴到哪里。部队一驻下，战士们主动地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了土豪，除完成筹款任务外，把全部东西都分给了群众。每次出发前，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支部还派人挨家挨户检查群众纪律，看看借了东西还了没有，损坏了东西赔了没有。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军民关系也更加密切了。队伍一出发，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恋恋不舍，齐集村头夹道欢送。

几个月的功夫，第二纵队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引起了前委的重视和注意，罗荣桓等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赞扬。一九三○年五月，赴上海党中央出席全国红军会议的红四军代表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

深入第三纵队

一九二九年春天以后，红四军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阀连续混战的有利时机，转战赣南闽西，获得很大发展，又组建了红六军、红十二军。一九三○年六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立三路线命令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在汀州整编，组建了第一军团（开始曾称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红四军、红三军（原红六军）、红十二军。罗荣桓代理红四军政治委员。

早在二月陂头会议①以后〔二月七日在吉安县陂头镇召开的红四军、五军、六军和赣西特委负责人联席会议。第五军彭德怀等为赣江所阻，未出席〕，朱德、毛泽东便不再兼任红四军军长和政委的职务，而任命林彪为红四军军长，潘心源（即彭清泉）为红四军政委、四军军委书记。但当时潘作为中央巡视员正在湘赣边界和红五军中活动，不能到四军任职，乃由熊寿祺代理军委书记。四月一日，红四军打下广东南雄后，熊作为红四军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前委即重新物色四军政委的人选。

林彪打仗很稳重也很灵活，擅长于出敌不意，打敌人的伏击。但个性很强，不愿听取别人批评。别人颇难同他共事。自从他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以来，同各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陂头会议后，四军政委实际空缺。作为红四军政委，除必须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等基本条件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问题上又要有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毛泽东建议由罗荣桓代理四军政委，前委同意毛泽东的建议。

红四军共有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是老二十八团，战斗力很强。二纵队经过罗荣桓等近半年的辛苦工作，也赶上来了。三纵队原是老三十一团。在汀州整编时，为了加强由闽西地方红军编成的第十二军的战斗力，已将其成建制调到十二军，而将原十二军的第二、三纵队调入红四军组成新的第三纵队。当罗荣桓到任时，比较弱的就是这个纵队。部队转移到江西后，这个纵队有许多福建籍战士因家乡观念严重，纷纷开小差。第十九大队在汀州原有一百八九十人，到了瑞金，只剩下七八十人。兵员不足，他们只好打了一面"扩大红军"的三角旗子，沿途招募，又补进了不少江西籍的战士。罗荣桓非常注意对这支新部队的培养、锻炼。到瑞金后，罗荣桓便把行李搬到第三纵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

一天，他带了三位干事、一位勤务兵、一位马夫来到第三纵队的特务大队。

经过同战士们一道生活，罗荣桓发现，部队扩大以来，团结问题突出起来了。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湖南老乡，爱吃辣椒。政委是广东人，偏偏不爱吃辣椒。买菜的时候，大队长经常嘱咐司务长买辣椒，要挑那种又红又尖的，越辣越好。大队长这种爱好得到了同样喜欢吃辣椒的江西籍的战士支持，可却遭到不爱吃辣椒的政委和福建籍战士的反对。这位大队长又有点军阀残余，古田会议以后打人固然不敢了，嘴里骂骂咧咧的却仍然是家常便饭，而政委也不肯忍让。于是，吵架就不可避免了。

罗荣桓了解这一情况后，出席了大队的支委会和士兵委员会。在支委会上，大家又扯起了吃不吃辣椒的问题。罗荣桓发了言，他说："我们这个大队有江西人，也有福建人，还有广东人、湖南人，来自四面八方。要不是革命，大家谁也不认识谁。革命使我们成了阶级弟兄，我们一定要团结，不团结，工作搞不好，仗也不能打好。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在团结方面起模范作用。我们湖南有这样一首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三扎麻绳扯断难，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团结金不换。'这说明了团结的重要。团结，这是一个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一些具体问题，象吃辣椒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太家应当互相谅解、互相照顾。今后可以少买点辣椒，单炒，爱吃辣椒的湖南人、江西人的需要就可以满足了。但是，不要放到菜里头，这样也照顾到了福建人的不同的口味。"

经过罗荣桓的耐心教育，这个大队几个干部都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今后一定要团结起来。

罗荣桓离开特务大队后，又走访了几个大队，发现福建人和江西人之间的团结问题普遍存在，除生活习惯不同外，语言不通也是造成隔阂的原因之一。

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召开了专门研究和解决团结问题的政工会。罗荣桓在会上说："福建的同志刚从地方上出来，讲话别人听不懂，他们坐在一起是很自然的。这不是什么小宗派、小集团，当然，福建的同志也要学国语①〔当时用语，即普通话〕，你们干部今后向部队讲话，要学着讲国语，不要讲土话。在这个问题上，干部也要用自己的带头作用去影响战士。今后，部队还会不断发展，五湖四海的人都会碰到。如果不会讲国语，指挥部队就会发生困难。"

会后，由于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团结问题很快解决了。而不会打仗的问题又突出了起来。红一军团由广昌转移到兴国集结后，于七月十一日北上。路过吉水的一个夜间，红四军正以第一、二、三纵队的序列行军。三纵队一些新战士看到前面有人打手电筒，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慌里慌张往路边的树林子里躲。乱了好一阵子才把队伍整理好。七月二十四日部队进驻樟树镇后，一、二纵队在赣江边警戒，三纵队驻在镇子里。也是在一个夜间，一、二纵队发现江里有敌人的汽划子，便用机枪扫射。三纵一些新战士听到机枪响，又乱了起来，用当时的语言讲，就是发了一阵"妖风"。于是，有人编了顺口溜，嘲笑这支新部队"走路走不动，打仗发妖风"。

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吩咐三纵队政委张赤男将大队以上的政治干部找来开会。在会上，罗荣桓针对部队这种惊慌失措的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一个手电筒就把我们搞散了，听到机枪响就发妖风，怎么行呢！"听到罗政委的批评，大家都低下了头，感到非常惭愧。他们说，许多战士连手电筒也没有见过，连机枪响也没有听过，根本没有打过大仗。罗荣桓听完他们的解释，口气缓和了一些。他耐心地说："打仗，谁也不是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会的，都是学会的。兵要靠干部带。"他要求干部以自己在战斗中的模范作用影响和教育战士，要手把手地教，通过放哨、夜行军等活动锻炼新同志的胆量，提高他们的信心和勇气。后来，在文家市战斗前，罗荣桓又到三纵队进行动员，这一仗，三纵队打得很好。通过这次战斗的洗礼，这支新部队逐渐锻炼出来。

在樟树，罗荣桓返回军部。这时，在红军中开始建立青年工作。为此，将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肖华调入红四军任专职的青年委员。当时，肖华才十四岁。罗荣桓同他亲切交谈，耐心地教他怎样开展工作。

罗荣桓首先引导肖华认识红军青年工作的特点，他说："这次毛委员调你到红四军做青年工作，这可与地方团的工作有区别呀。地方上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儿童团、少先队，搞扩大红军和参战；而部队团的工作作为党的助手，却着重于对青年士兵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鼓舞战斗意志。要一切服从战争需要。"

罗荣桓要求肖华立即着手建立各纵队和支队的团组织，配齐青年干部，建立连队的团支部和小组，再逐步健全团的生活。他要求青年工作要符合青年的特点。他说："生龙活虎是青年人的特点，青年工作就要符合这个特点，要朝气蓬勃、生动活泼，不要死死板板的，要开展多样化的文娱体育活动。要发动团员密切联系群众。团员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在战斗中要起先锋模范作用。要组织团员和青年学习军事技术和党的政策。要组织团支部作好帮助掉队战士和巩固部队的工作"

在罗荣桓的具体指导下，肖华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积极开展工作。在各级政治机关共同努力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军、师、团各级普遍建立了共青团的组织。红四军的青年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

在打AB团的日子里

一九三○年七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红一军团进逼南昌郊区。八月一日，毛泽东派少数部队到牛行车站鸣枪纪念"八一"，但并未进攻南昌，而是率部西去，于八月二十三日，和由红五军扩编而成的红三军团在浏阳县永和市会师，组建了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这时，得悉潘心源已返回上海，不可能到四军任职，乃正式任命罗荣桓为红四军政委。

九月上旬，按照立三路线统治的中共中央六月间的命令，第一方面军攻长沙，不克。毛泽东劝导部队转向江西，于十月四日攻占吉安，随即北上。沿途在袁州、峡江、罗坊召开多次会议，讨论行动方针。毛泽东主张放弃打大城市，转到赣江以东广大赤色地区作战，然而一部分领导干部受立三路线的影响，仍然主张攻打南昌、九江。会议就此展开争论。据何长工回忆，罗荣桓在这几次会议上发言不多，但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最后，毛泽东等终于说服了主张打大城市的一些领导干部。这时，传来了蒋介石调动十万人马向红军逼进的消息。第一、三军团先后渡过赣江，准备采用"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方针，以粉碎敌人的"围剿"。

部队撤到宜黄时，各军都开展了肃清AB团①〔AB团，一九二七年初在江西成立的一个反共秘密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排斥在国民党江西省各级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四十二"反革命政变后，此组织即解散〕的斗争。这是在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由于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加之缺乏经验，没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一时间，部队中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现象。

在这一期间，罗荣桓正在部队检查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听说政治部的几个部长，甚至还有刚从十师调来的一个小勤务员也被抓了起来，便匆匆赶回军部。这时，军部已转移到黄陂、小布以东的钓锋。罗荣桓一下马便听取了政治部的简单汇报，然后来到押"犯人"的临时拘留所。

罗荣桓一进门，便看到一个小战士蹲在墙角哭哭啼啼，那瘦小的肩膀不住地颤动。这是一个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在"犯人"中特别显眼。罗荣桓走到他跟前，和蔼地问：

"小鬼，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小战士一见是罗政委，慌忙站起身来，用袖子擦擦眼睛，抽泣着说："我就是帮他们买了半斤花生米和一斤白酒"说着说着，他象受了欺负的孩子见到了妈妈，哭得更伤心了。

罗荣桓皱起了眉，"你不要哭，慢慢地讲。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帮谁买了花生米和酒？"

小战士一面不住地抽泣，一面告诉罗荣桓，他叫王东保，原来在十师宣传队。十师宣传队有几个AB团被杀掉了。他就是给他们买的花生米和酒。

罗荣桓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指着王东保责问陪他前来的保卫干部："这是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是AB团？"

不等这个干部回答，罗荣桓便立即下令："把他放了！"后来罗荣桓把他要去当了勤务员。

处理完王东保等人的问题，他又听负责审讯的干部汇报说，有"犯人"交代，副官游邦栋也是AB团。罗荣桓决定亲自听取对他的审讯。

游邦栋来后，矢口否认自己是AB团，负责审讯的干部打断他的话，冷冷地对他说："你不要再狡辩了，×××已经交代了"

听了这个话，游邦栋感到自己浑身有嘴也说不清，他转向罗荣桓，急切地说："罗政委，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不是AB团。如果我是，"这时他从桌上抢过一把刀，罗荣桓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决断地说，"就象这个手指！"说着，他手起刀落，砍断了自己的左手小指。

罗荣桓连忙吩咐警卫员把他带下去找医生进行包扎。事后，他严肃批评了游邦栋自残的错误做法，把他释放了。

这时，又有人反映，军部特务营政委陈志坚打AB团很不得力，右倾手软，说不定本人就是AB团。肖华是二十军发源地兴国县人，据说兴国县的AB团最多，所以肖华也有AB团的嫌疑。罗荣桓不同意这种捕风捉影的猜测，将他们保护起来。

与此同时，打AB团在各师已经普遍开展起来了。部队撤到宁都县境时，军政治部通知第十二师师长肖克和政委张赤男说，十二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了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十一月底，这个师已抓了一百多人。当时前委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毋须向军党委和前委请示报告。十二师准备杀几十人。

就在准备动手的这一天早晨，十二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肖克便骑马到钓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见了他，听了他的汇报。罗荣桓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黄益善支持罗荣桓的意见。

听了这两位领导干部的意见，肖克感到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三十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

打AB团，是由于在斗争形势十分紧张的条件下，中共党组织对红军内部的敌情作出了错误估计。当时的罗荣桓还无法分辨这一是非。但是由于他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具备优良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仍然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由于他的亲自干预，红四军杀人相对地说比较少。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尽管后来他因此被某些领导人看成是"右倾"，但他却减轻了打AB团对部队造成的伤害，保持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03章 从连党代表起步

在茶陵和遂川

十一月的井冈山，天气越来越冷，战士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艰苦。他们吃的顿顿都是见不到一点油星、尝不出多少咸味的南瓜汤。他们身上的破旧单衣早已抵御不住那砭骨的山风。夜里睡觉没有被子，大家都钻到稻草堆里。进了屋，只见稻草不见人。起夜、换岗时，如果不小心，就会踩着别人的脑壳。

十一月中旬，赶上了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的战争，湘赣边界各县敌人兵力空虚。毛泽东决定乘机打下茶陵，以解决冬装和给养，并扩大部队的影响。这时，毛泽东需要继续做袁文才、王佐的工作，还不能下山。他委托团长陈浩和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指挥这次行动。为了便于指挥，特务连划归第一营建制，改称第四连。临行前，毛泽东又吩咐罗荣桓在沿途注意进行社会调查并搜集报纸，及时送上山来，以便分析研究外面的形势和敌人的动向。以后，罗荣桓非常注意为毛委员搜集报纸，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任务。

十一月十八日，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因为大家对建立新政权没有经验，于是，就照葫芦画瓢，仍然按旧政府的规矩办事。陈浩等人考虑到谭梓生曾经当过安徽旌德县长，就让他当了县长。谭梓生也就忙于升堂审案，印发布告，通知各界一体交税完粮而没有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来信批评了不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做法，并决定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由原来隐蔽在茶陵一个书店里的党员谭震林任主席。原县长谭梓生返回部队。一九三○年他回故乡转赴上海，不幸被捕，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毛泽东的信到达茶陵后，中国井冈山地区第一个工农兵政府成立，群众工作开始活跃起来。

就在这时，国民党新军阀李唐战争停止了。国民党第八军一个团来攻茶陵，工农革命军上午抗击住了敌人数次进攻。下午，与团部隔断联系的第三营从湘南回来，也参加了战斗。黄昏时打退了敌人。但是，敌人仍在源源不断向茶陵增兵。当晚，部队撤出了茶陵。

在茶陵，罗荣桓买了一副眼镜。可因为没有条件验光，度数不对，他戴上还不很适应。撤出茶陵时，天已经黑了，他掉了队，只得随殿后的第二连行动。以后，直到抗战时期，他的眼镜经常坏，深受其苦。

队伍开到砻市，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由于团长陈浩等人企图拉队伍投敌，前委重新任命了干部：团长张子清，团党代表何挺颖，团参谋长朱云卿，罗荣桓调往第三营九连任党代表。

第二天，部队在砻市河边一块坪上召开大会。毛泽东讲了话，他总结了茶陵战斗的经验教训，在充分肯定部队作战英勇顽强的同时，也批评了不打土豪筹款、不做群众工作的错误。他着重强调，革命军队不能光是打仗，一定要做群众工作。他宣布工农革命军有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设根据地。

罗荣桓对毛泽东提出的三大任务非常重视，有深刻的体会。他在一九五七年所写的《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早晨，毛泽东又亲自率领第一营和第三营下山。临行前，他站在一个土堆上对部队说：弟兄们，上一次三营跑到湘南，跟南昌起义的队伍联系上了。这说明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有信心在井冈山安家。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把周围的敌人一点点吃掉或是赶走。现在我们又要出发了。上次是向西，这次是向东。我们都知道，井冈山西面是湖南，东面就是江西。俗话说，没有湖南人不成军队，没有江西人不成买卖。湖南出兵多，能打仗。可江西就不同了。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大半是客军，战斗力比较弱。我们就来他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这次要去的地方叫遂川，那里土豪很多，可反动武装不强。我们要到那里筹款子，发动群众

一月四日下午，部队占领大坑。肖家璧的靖卫团望风而逃。第二天一早，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

毛泽东命令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到县城和县城周围的各个圩镇，发动群众，打土豪。

九连进驻县城西南的草林圩。这个圩镇有六百多户人家，二百多家店铺。九连驻下后，罗荣桓将连队按班排划分成小组，命令他们分头到各村镇进行宣传和开展社会调查。

部队撒开还不到两天，草林圩的大街小巷和周围各个村庄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打倒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中国共产党万岁！"

老表们一开始不晓得这是什么队伍，都远远地站在一边，用惊疑的眼光打量着，就是不敢靠近。当战士们走过去要同他们攀谈时，他们就躲开。过了几天，老表们发现这支队伍不扰百姓，说话和气，同以往驻过的任何队伍都不一样。慢慢的，一些小孩和老汉敢于凑到跟前来。随之，青壮年也敢于同战士们打招呼，群众工作的局面逐渐打开了。经过初步调查，罗荣桓对草林圩周围哪些家是土豪已经胸中有数。

草林圩最大的土豪叫黄礼瑞，他有九一百多担谷子的田，好几千亩山林。在草林圩上开了鸦片烟馆、钱庄、油行，还有当铺，控制了草林圩地区的经济命脉。他的大儿子黄寅谷在肖家璧的靖卫团当队长。在工农革命军来到草林之前，黄家父子就放出风来，说谁接待了工农革命军，将来要满门抄斩。总之，这是一个在草林圩一跺脚地皮乱颤的家伙，是一个亦绅亦官亦商的恶霸。

罗荣桓决定就拿这家伙开刀。他带了一个小组来到草林南面的旺岗村。还没有进村，远远的就可以看到一座绿荫覆盖的大院落。高大的院墙周围，耸立着三个大炮楼，虎视耽耽地俯视着院落四周的低矮民房。在炮楼的拱卫下，是一片黑压压的重楼叠屋这就是黄礼瑞的巢穴，此时黄礼瑞已逃之夭夭。部队进去后，罗荣桓吩咐战士们将他家库房里堆放的粮食、布匹、光洋，还有那一缸一缸泡在茶油里的腊肉、腊鱼、腊鸡等年货，都封存起来。同时，他又派人到圩里，把从他家的当铺中起出来的衣服被褥、金银首饰等等，都十一查清退还原主。

罗荣桓除亲自参加打土豪外，还及时搜集各组汇报，掌握情况，解决存在的问题。

在一次汇报中，二排这个组反映，他们在车源村一家土豪门口贴了命令他缴纳罚款的字条，几天过后，不见动静，也不知土豪的下落。他们向一个放牛娃打听，知道这户土豪藏起来后不放心，又派了长工回来探望。

罗荣桓听了汇报，稍微想了一下，对二排的同志说，可以找这长工打听土豪的下落。二排的同志站起身正准备走，罗荣桓又嘱咐他们，为了避免日后土豪进行报复，对长工可以采用假逮捕的办法。

当天下午，二排的同志跑到一座茅草房里找到了长工，用绳子将他松松地捆起，然后咋咋唬唬把他带到连部。那长工不知所以，吓得脸都白了，走路时不断地哆嗦。

当战士们把那个长工解到连部时，罗荣桓命令立即松绑，然后端来一碗开水，亲切地对他说："老表，你受惊了！坐下，坐下！"那长工被绑了来，却又碰上这位戴着眼镜的和气的"长官"，越发感到莫名其妙。他不安地坐在凳子的边边上，接碗时手哆嗦得把水洒了一地。

罗荣桓笑眯眯地对他说："老表，你不要害怕。今天没有别的事，就是请你来随便谈谈。"停了一会，罗荣桓又问他："你吃了饭没有？"

那长工摇摇头。

罗荣桓拍拍他的肩膀："那你先去吃饭，吃了饭我们再好好谈谈。"说完，又吩咐通信兵："你先带他到伙房去吃饭，给他加一个菜。"

那长工吃了饭，心情不紧张了，回到连部后，罗荣桓请他坐到火塘边，同他一面烤火，一面象聊家常一样亲切地谈起来。罗荣桓先问他家里有几口人，生活怎么样，从什么时候开始当长工的，土豪对他怎么样然后深入浅出地向他讲了一些革命道理，希望他帮助工农革命军做一点事。罗荣桓又向他解释了把他绑来的原因。

罗荣桓亲切的话语说到了那纯朴的长工的心里。他的疑惧心理打消了，他看到工农革命军为他的安全竟然考虑得如此周到，非常感动，很快讲出了那土豪全家躲藏的地点。

当晚，罗荣桓派了一个班去一个小山村捉土豪。战士们还没有进村，村子里的狗就叫了起来。那狡猾的土豪溜掉了。但战士们在一座小阁楼上的稻草堆里，却搜出了他的小老婆。

罗荣桓让老表们传出话去，只要那土豪三天以内交出一千块钱来，就可以放掉他的小老婆。那土豪到时候果然乖乖地交来了一千块大洋。

各组打土豪得来的粮食、光洋，还有衣服、布匹都收拢来，在一个院子里堆得满满的。罗荣桓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一部分上交，一部分就地分给群众。但是老表们怕土豪将来报复，谁也不敢要。罗荣桓又吩咐战士们在夜里将东西挨家挨户悄悄送到老表家里去。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罗荣桓又在草林圩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会上，罗荣桓对老表们宣布，为了让老表们过个好年，现在将从黄礼瑞等土豪家没收来的粮食和腊肉分给大家。他说，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同土豪斗争，就不怕土豪报复。老表们看到分的东西人人有份，知道土豪即便回来也无法报复，才高高兴兴地收下了。

经过反复做工作，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再打土豪时，有的后生甚至敢于挑着箩筐来帮助工农革命军运东西了。

腊月二十二，毛泽东来到草林圩。他对当地的群众工作比较满意。他指示，一定要保护商人利益。罗荣桓认真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他吩咐住在商店里的战士，不准在柜台上睡觉。他还派战士们挨家挨户敲开商店的大门，向中小商人宣传，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商人们听了宣传，又看到工农革命军买卖公平，秋毫无犯，都放了心。草林圩的大部分店铺纷纷开门营业。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又赶上逢圩，成千上万的老表都挑了笋干、茶叶、板栗、茶油、花生、金桔等山货前来赶圩。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不过，在打土豪时，因为各班分散活动，有时也出现了差错。有一次四班去打一家土豪。这家土豪早跑掉了，留下了搬不走的相当漂亮的院落。高高的围墙，樟树的浓荫覆盖着庭院，几进房屋都是前廊后厦，显得十分有气势。四班长在这家土豪的大门上贴了一张条子，限令土豪在三天之内送来一千块钱，否则，就要将这座房子烧掉。三天过后，土豪并没有把钱送来。于是，班长就领着战士们把这座房子点着了。恰好，这时土豪从外面传话回来说，请不要烧他的房子，钱凑够了就送来可是，这座房子已成废墟，只在夹墙里发现了几箩筐已经熏黑的银毫子。罗荣桓很不满意，他用少有的严厉口吻责问四班长："好好的房子为什么要烧呢？"四班长辩解道："已经贴了条子了，如果不烧，他们就不送钱。烧他一两家，他们才送呢。这是杀鸡给猴看的。"罗荣桓连连摇头："什么杀鸡给猴子看，你这叫鸡飞蛋打！房子将来还可以分给老表们住嘛。钱，你还可以慢慢要。现在房子烧了，一千块钱要不来，在群众中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罗荣桓立即抓住这件事，在全连进行教育，让大家都接受教训。以后，九连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烧屋事件。

转眼之间春节快到了。毛泽东决定将部队都集中到城里过春节。每个战士发两身单军衣和五块大洋。罗荣桓入伍将近半年了，才终于脱下那身破烂的学生装，换上了虽然做工粗糙，但终究是崭新的灰布军衣。

在城里，毛泽东又召集党代表开会，听取了各连的汇报，然后针对各连提出的问题，指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正月初二，遂川工农兵政府成立。过年加上庆祝工农兵政府成立，真是喜上加喜。成立大会一散，分得了胜利果实的群众敲锣打鼓，有的耍龙灯、走旱船，有的踩高跷，喜气洋洋地来到大街上。他们唱道：

过新年，过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共产党军来到了，
你分谷子我分田。

过新年，过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共产党军来到了，
打倒肖家璧，活捉罗浦泉！

听到老表们欢乐的歌声，罗荣桓开心地笑了。

去年今日，罗荣桓正在家乡搞农民运动。那时获得的经验对于今年今日在草林圩做群众工作，无疑有很大的帮助。可是，这两时两地的农民运动有非常明显的差别，正如老表们编歌子唱的："今年不比往常年"。在草林圩打土豪、分田地比起在南湾给土豪戴猪脑壳帽游行来，运动是更加深入了。

南湾、草林圩，同是农村，何以有这么大的差别？关键在于有没有枪杆子。在南湾，枪杆子并未真正掌握在农民手中，而如今在草林圩，却有了工农革命军作为群众的向导和后盾。这一鲜明的对比说明了：毛泽东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是，有了枪杆子，群众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发动起来，还要靠做艰苦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打下茶陵时，固然也有枪杆子，可是开始并未发动群众。等到真正建立了工农兵政权，敌人又到了，致使冬衣、给养问题都未能解决。

将茶陵和遂川的情况两相比较，说明了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地，都必须尽快发动群众、建设政权。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就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在阜平、在晋西、在山东还是在东北，他一直都把发动群众建设政权抓得很紧很紧。

朱毛会师前后

工农革命军继占领遂川之后，又于二月间攻克宁冈新城，歼敌一个营。井冈山根据地就象那刚刚破土的新笋，显露出勃勃生机。可是，到三月间又出现了一股政治寒流，去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包含有"左"倾错误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传到了井冈山。决议案指责工农革命军"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错误地给毛泽东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的处分。这一情况传到井冈山后，又误为"开除党籍"。于是，毛泽东改任师长，并按湘南特委的决定，率部队下山，去支援湘南起义。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中村一带集结。部队在这里进行了一周的军事和政治整训。

罗荣桓参加秋收起义之前是一介书生。参加起义军之后，形势却将他推上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他只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对部队的一套，从战场到操场，从队列到内务的管理等，逐渐地熟悉起来。到中村后，他和战士们在一起出操上课，这是罗荣桓第一次接受军事训练，时间虽短，可对他来说，却是作为一个革命军人不可缺少的课程。

这时，罗荣桓当连党代表已近半载，到九连来也快三个月了。当他刚到九连时，战士们看到他戴一副眼镜，平时又不太爱说话，都有点怕他。可同他一接触才晓得他脾气极好，一点架子也没有，从没有见到他发火，所以都愿意和他接近。

每个连队，总有几个调皮的战士。三营就有这么几位，爱给人起绰号。他们给所有连干部都起了绰号，将罗荣桓叫作"大脑壳"。陈正春连长听到后很恼火，将那些叫绰号的战士狠狠地训了一顿。但罗荣桓反而为他们说情。罗荣桓说，当然他并非赞成起绰号，可是也不认为叫个绰号就会影响干部的尊严或威信。罗荣桓认为，作为党代表，做好工作当然要有威信，可要让人服气，关键又在发挥自己的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这是党代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这一条，也就建立不起威信来。

罗荣桓从当连党代表开始便坚持了一条：凡是要求士兵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打仗冲锋时，他和陈连长肩并肩站在队伍的最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面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病号或是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每夜都要查铺，逐个将战士们的夹被盖好。每逢发零用钱，他和连长、司务长又总是最后去领。他自己病了，咬着牙坚持工作，可战士病了，他却要一天几趟嘘寒问暖，还要吩咐伙房给做香喷喷的病号饭

罗荣桓到九连时间不长便赢得了干部、战士的爱戴，绰号自然没有人再叫了。战士们有什么心里话，比如想家了，或是对谁有意见了，都愿意和他谈。而他不管什么话都耐心听下去，并根据不同情况，或是给予善意的批评，或是提出一些建议。他逐渐成为战士们离不开的知心朋友。有时，团里、营里开会，他离开连队也不过几天功夫，战士们便非常想念他，甚至三三两两地到连部打听他什么时候回来。有一次，他到营部开会回来晚了，伙房一位小鬼给他留了饭。罗荣桓吃饭时，这个小鬼坐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罗荣桓奇怪地放下饭碗，问他："你还没有吃吧？"小鬼笑着摇摇头说："我已经吃饭了，全连除了你都吃饭了。"罗荣桓又疑惑地望着他，他笑眯眯地说："没有事，你吃吧。"于是，罗荣桓又端起了饭碗。不一会，罗荣桓便发现碗底有东西，挖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腊肉。罗荣桓夹起肉半开玩笑地说："哈，你给我埋了地雷啦！"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罗荣桓后来成了元帅。他的路程就是从深受士兵爱戴的连党代表开始的。他是红军最早的优秀的连党代表之一。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把九连的工作搞得既生龙活虎又扎扎实实。"强将手下无弱兵"，在九连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例如六班长寻淮洲，到五次反"围剿"时已任红七军团的军团长，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于北上抗日途中，在安徽太平县谭家桥作战时牺牲。又如一排长王良，一九三二年三月任红四军军长，同年六月在福建长汀县大禾地区（今属武平县）打一个土围子时不幸牺牲。这些干部的成长是党的培养的结果，也是同罗荣桓的启发教育分不开的。

在中村整训期间，罗荣桓被调到八连任党代表。他离开九连时，大家都依依不舍，许多战士流了泪。

罗荣桓到八连后，立即扎到群众中去，逐个找干部、战士谈话，认真倾听大家的反映和意见。他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积极而又慎重地进行党的发展工作。当时战士们的家庭大部分在白区，要了解清楚他们的历史情况十分困难。而罗荣桓对此要求很严。他向张令彬等党员反复交代："你们当介绍人要特别注意通过谈话把被介绍人的家庭成份、重要的社会关系和本人的经历搞清楚。"他十分注意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强调每一个党员都应当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时连队很穷，没有碗筷。饭熟了，由伙夫捏成饭坨，一人一个，还经常不够吃。每逢开饭，罗荣桓就带着几个党员去看枪，等大家分了饭坨，才去吃。有时没有了，就饿一顿。

罗荣桓还召开支部大会对全连党员进行分工，以帮助非党同志，特别是情绪易于波动的战士。当时，周昆①在这个连当战士〔此人后来曾任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一一五师参谋长，一九三八年携款潜逃，不知去向〕，常常想家。罗荣桓便让班长张令彬帮助他。有一天夜里，周昆放哨，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张令彬连忙找了一块油布跑到哨位，同他共顶这块油布，在狂风暴雨和山洪倾泻的咆哮声中站完了这一班岗在罗荣桓的具体指导下，八连的党员在巩固部队、执行战斗任务、做群众工作等方面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罗荣桓一直非常注意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支部建在连上"的重大意义。一直到后来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时，他都始终把做好这件事作为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

为了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罗荣桓经常见缝插针，利用早晚点名时间进行教育。他的讲话都是从连队的实际出发的，简明扼要，针对性很强，从不罗嗦，受到战士们的欢迎。

在中村整训时，罗荣桓除自己对连队进行教育外，有时还请毛泽东到连里来讲话。毛泽东是一请就到，到了就讲。他的讲话很有风趣，深入浅出。他一讲话，部队就好带了。当时部队一天五分钱的伙食钱也不能保证，已取消发饷。而毛泽东的讲话比发饷还更受战士们的欢迎。因此，他一到连队来，战士们就开玩笑地说："毛委员又来'发饷'了。"罗荣桓到八连不久，八连的面貌便有了明显的变化。

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近一万人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设三 个师八 个团。共产党在第四军设置军委，由毛泽东任军委书记①〔五月间，毛泽东被选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十一月间，由朱德任军委书记〕。五月底由于山上人太多，粮食无法解决，湖南农军大部应湘南特委的要求返回湘南。红四军又取消师的番号，缩编为四个团，即第二十八团（由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编成）、第二十九团（由宜章农军编成）、第三十一团（由秋收起义部队编成）、第三十二团（由袁文才、王佐部队编成）。罗荣桓任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党代表。三营营长是伍中豪。

朱毛会师，军威大震，很快粉碎了江西之敌杨如轩的第二十七师的"进剿"，第一次占领永新，成立永新革命政府。部队分散到各区发动群众。红军前锋--罗荣桓等率领的第三营一部已经到达天河，震动了吉安。

这时，有的单位纪律松弛。在干部中有些人的旧习气还比较严重，有斗纸牌的，有逛窑子的，有搜俘虏腰包发洋财的，还有乱拿群众东西的。这些情况由于当时中央和湖南省委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导而变本加厉。撤出永新时，有的部队对工商业"一律没收"，把卖油粑粑的挑子、剃头的刀子和中药铺的戥子都搬回井冈山了。

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严厉指责这是土匪、流寇的行为。一个雨天，他召集连以上党代表在茅坪开会，专门讨论纪律问题。在会上他重申了三月间在桂东县沙田村宣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他说：军纪是军队的命脉。人无命脉则亡，军无命脉必败。连李自成军队也有纪律，他不是讲'奸一民妇，如奸我母'吗？我们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怎么能不讲纪律呢？他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十分愤慨，讲得很激动。党代表们夹着雨伞认真倾听，大家都感到心里沉甸甸的。毛泽东讲完后请大家发言。罗荣桓作了有准备的发言。他讲了三营也有违犯纪律的情况，有的士兵把药店里的冰片装进了腰包，在遂川还发生过烧房子的事。他认为，在考虑纪律问题时，必须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他说："我们都是出来革命的，家里都有父母兄弟姐妹，如果有一支队伍跑到我们家乡，随便拿东西，不守纪律，搞得鸡犬不宁，我们家里能高兴吗？同样，如果我们不守纪律，群众就会反对我们。他们还会把这种事情传出去，造成很坏的影响。离开了群众的支持，我们就很难立足。"罗荣桓的发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他党代表也纷纷发言，表示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红军撤出永新后，又向湖南方向转移，占领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故乡茶陵县的高陇。当深受谭家压迫的群众自发地点着了谭家的房子时，罗荣桓等进行劝阻，只烧坏了他家的祠堂。

五月中旬，敌师长杨如轩从永新出动，企图进犯宁冈。红军回师长途奔袭，在草市坳重创敌第七十九团，再次占领永新，击伤杨如轩。

六月上旬，江西敌军又调集五个团，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对井冈山实行又一次进剿。红军在龙源口地区歼敌一个团、击溃二个团，粉碎了敌人的进剿。根据地人民赞扬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①〔指杨池生和杨如轩〕。

这时，井冈山根据地发展到了全盛时期。"支部建在连上"、我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建军的原则都陆续总结出来，红军建设业已初具规模。

罗荣桓也随着红军的成长而成长起来。在打破敌人第一次"会剿"的整个过程中，他率领的第三营始终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活动。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注重连队工作的作风给罗荣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一九五六年，他回忆说："红军时期，毛主席常是一到宿营地，就留下党代表、指导员，要他们汇报，问他们连队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不厌其烦地了解连队的情况，帮助解决问题。"

在这一阶段，罗荣桓也从毛泽东精辟分析敌情、形成英明的作战方案和灵活指挥作战中得到了很大的教益，学会了如何指挥打仗。后来，他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元帅，他的军事才能，最初就是从井冈山这所"军事大学"学得的，而毛泽东便是他最敬佩的老师。

在基层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湘赣两省敌人酝酿对井冈山进行"会剿"。这时，中共湖南省委为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割据北起鄂南，南迄粤北，包括湘东北、湘东、湘南、赣西北、赣西、赣南并与东江连接起来的盲动主义计划，制定了湘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要求红四军主力出击湘南。六月三十日，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指示，认为条件不利，红四军主力不宜到湘南去。七月四日，湘敌进占宁冈县砻市、新城。为击破敌人的"会剿"，朱德、陈毅率领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攻克酃县，迫使湘敌撤回。第二十九团的官兵绝大部分是湘南起义的宜章县的农民，有浓厚的家乡观念。部队开到酃县后，他们看到离家乡近了，要求"回家割稻子"。于是，团的士兵委员会越权下令："打回湘南去！"而随队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附和并且导扬了这种错误行动。军委未能劝阻。七月十七日，第二十八团随第二十九团向湘南进军，打郴州先胜后失利，第二十九团自由行动，跑回宜章。

消息传到井冈山，正率领第三十一团与进犯永新的敌人周旋的毛泽东立即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由毛泽东率三营南下，去接第二十八团回井冈山；朱云卿、何挺颖率一营和第三十二团守山。

伍中豪、罗荣桓率领三营随毛泽东从九陂出发，冒着酷暑，翻山越岭，赶到桂东县城。在一个夜间，正在行军，突然遭到敌人袭击。罗荣桓在队伍后面负责收容，眼看着部队被打散了，同毛泽东、伍中豪失去了联络，心里非常焦急。天亮后集合队伍，罗荣桓看到毛泽东、伍中豪，还有各连队伍陆续到达集合地点，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伍中豪命令各连整队清查人数，结果只丢了一个担架兵。

八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第三十一团三营来到桂东同第二十八团会合。

在返回井冈山的途中，第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打死了军参谋长王尔琢。至此，第二十九团散掉，王尔琢牺牲，同时根据地也缩小到井冈山脚，山下各县全部被敌人占领，遭到严重破坏。这就是分兵冒进湘南造成的恶果，史称"八月失败"。

九月二十六日，部队返回井冈山。罗荣桓发现在桂东打散的那一位担架兵早已返回井冈山了。三营这次远征湘南，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新纪录，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这时，已是深秋。天气越来越冷，山上的生活也越来越艰苦了。井冈山周围的土豪都打遍了，零用钱开始是每月一 块，越减越少，后来只剩下了每天五 分钱的伙食钱，最后连这也难乎为继，红米、南瓜也不能保证天天吃上，有时不得不以野菜充数。

更困难的是，由于敌人严密封锁，食盐简直比金子还要贵重。不仅长期淡食使得战士们四肢无力，而且医院内洗伤口的食盐水都很难供应。为了解决吃盐的问题，罗荣桓带领几个连的司务长和上士搜集老墙土，放在水里一泡，滤出水来熬硝盐。这种盐在菜里放少了不咸，放多了又苦，但也只能是聊胜于无了。

眼看严冬将近，可战士们的冬衣还没有着落。他们的夏衣破了，没有布补，便剪下裤腿、袖管作补丁。久而久之，军服都成了短衣短裤，而且破烂不堪罗荣桓和战士们一样，冷了白天可以晒晒太阳，晚上睡觉便钻稻草堆。最难耐的是冬雨连绵的日子，那真是寒冷彻骨，令人坐立不宁

尽管天气越来越冷，可山下却不时传来令人兴奋的好消息。十一月份，湘军和赣军有部分官兵起义，拉上井冈山，分别编为特务营（营长毕占云）和独立营（营长张威）。十二月下旬，由平江起义部队编成的红五军第一、第三纵队共八百多人在军长彭德怀和党代表滕代远率领下，也来到了井冈山。

一九二九年一月上旬，红四军前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正传达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山下传来敌人又要进行"会剿"的消息。蒋介石调集了湘赣两省六 个旅，共三万人马，兵分五 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会议决定分兵。由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和特务营突围下山，转移到赣南敌后，"使敌人穷于应付，不能实现其两省会剿之计划，企图围韩（魏）救赵，影响边界，以解井冈山之围。"①〔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杨克敏（即杨开明）：《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

部队跳出敌人对井冈山的包围圈后，罗荣桓吩咐各连沿途张贴早在井冈山便已印好的，由毛泽东起草的著名的四言布告："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

罗荣桓大分赞赏这一布告。直到红四军召开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罗荣桓还常常谈起它。当时在一营的陈士榘还记得，罗荣桓行军时曾对他说，只有毛泽东才能起草出这样一份通俗易懂、观点鲜明地阐述红军宗旨和政策的布告。

红军在向赣南进军途中张贴布告，既是为了宣传、扩大政治影响，也是为了引起敌人注意。但是敌人很狡猾，只有李文彬部和刘士毅部两个旅前来追赶。井冈山之围并未全解。部队随即南下占领大余。几天后，赣军李文彬突然来攻。红军来不及集中便仓猝应战，结果打了败仗，部队散成几坨。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

红军分散撤出战斗后，边整理队伍边向赣南山区转移。敌人穷追不舍。红军几次阻击都未打好，只得且战且走。这一路多是人迹罕至的大山，战士们日复一日地披荆斩棘、攀悬崖、走绝壁，几乎得不到群众的帮助，体力消耗极大，一个个又黑又瘦。罗荣桓除了黑瘦，还加上满脸胡须，显得那眼镜越发大了。当时正值数九隆冬，大雪纷飞，山山岭岭一片白茫茫。罗荣桓在全营最后负责收容。他经常带领着担架并亲自扶着负了伤的战士踏雪前进，身后留下了一串看不到头的脚印和血迹。而敌人就象是饥饿的群狼，贪婪地嗅着血腥，轮番向前追赶。为了摆脱敌军，红军每天半夜便出发，一天要走百里左右方才宿营。队伍经广东南雄边境入江西全南、龙南、定南地区，转而向东到寻邬，又转而北上，经福建边境，二月上旬到江西会昌、瑞金境内。二月九日，是阴历除夕，部队仍得不到休息。三营极度疲惫的干部、战士纷纷向罗荣桓建议，向上级反映，只有打一仗打垮追兵，部队才能得到休整补充。罗荣桓感到大家说得有道理，便到前委反映。此时，毛泽东、朱德等正决定打敌人的伏击，以摆脱被动局面。

第二日凌晨，红四军以大部兵力荫蔽占领大柏地附近敌必经之路两侧的阵地，以特务营、独立营与敌接触。在特务营、独立营引诱下，敌刘士毅部进入伏击圈。下午，陈正春、罗荣桓率第三十一团三营与第二十八团三营夹击敌人。到十一日凌晨打扫战场，得知敌人大部被歼。红四军俘虏敌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由于枪太多，背不了，有些坏枪就砸烂丢进河里。宣传员们编了顺口溜，唱道："一到大柏地，碰上刘士毅。两个三营包抄快，敌人就缴械。缴到九响铳，就往河里送。"　

大柏地战后，红四军摆脱了被敌人尾追的局面。

到这时为止，红军下山已有一个来月。红军在强敌尾追之下，披荆斩棘，爬冰卧雪，走了一千多里路，同追兵打了几十仗，除大柏地战斗外，大都又是被动仗，可第三营不仅绝少开小差的，而且难能可贵地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情绪。

要问部队何以如此巩固，原因是多方面的，支部建在连上，对部队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罗荣桓作为连、营党代表，在具体实践毛泽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方面作出了忠诚的努力。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事实证明，那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那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六十三页〕毛泽东在这里对连队党代表的作用作了很高的评价。而罗荣桓正是一位在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党代表。

在巩固部队方面，罗荣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扎扎实实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肃清封建残余，提倡民主主义，尊重士兵人格，不打骂士兵。这从现在的眼光看，似乎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但在当时讲，却是一个创举。

红四军的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都是由国民革命军脱胎而来的。这些部队虽然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但有些军官中军阀主义习气仍然相当严重。他们认为，"三句好话不如一个巴掌"，"马鞭子下面出好兵"。官长打骂士兵、老兵打骂新兵，几乎成为家常便饭。罗荣桓对这种作风非常看不惯。他从在读书塾挨了老师一顿戒尺之后，就非常讨厌这种侮辱人格的体罚。他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期间又长期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对于封建主义的体罚肉刑更加深恶痛绝。参加秋收起义以来，他从来没有打骂过士兵。士兵有了过失，在批评时连重话也很少。他常常说："响鼓不用重锤敲。"对下级和士兵，他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启发诱导。他为了扭转打骂士兵的坏习气，在第三营进行了不疲倦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初冬，第三营驻在永新。一天傍晚，刮起了凛冽的西北风，气温急剧下降，池塘里结上了薄冰。九连四班放哨回来，因为无火可烤，大家都钻进稻草堆。一个个瑟瑟缩缩地当了"团长"，冻得怎么也睡不着。一位俘虏过来的永新籍战士建议烧老乡一点柴草来烤火。班长黄永胜告诉他："老乡的东西不能动！"这位战士耸着肩膀，缩着脖子，双脚在地上来回跳动，把两只手放在嘴边哈气，无可奈何地出屋去了。不一会，他从老表院里抱了一捆柴禾高高兴兴地进了屋。他一面大声招呼大家来烤火，一面就抽出一把柴，蹲在地上烧了起来。黄永胜让他送回去，这位战士没有理他，仍然蹲在那儿往火堆里加柴。

黄永胜猛然从铺上爬起来，几步走到这战士跟前，把他手中的柴禾一把夺过来扔到地上，再次命令他把柴禾送回去。这位战士仍然蹲在那里。黄永胜骂他，他不服，站起身来和黄永胜顶嘴。黄感到触犯了自己的尊严，伸手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位战士没有还手，捂着脸扭过头象孩子一样伤心地哭了起来。

屋里其他战士听到班长和这位战士争吵，都愣愣地坐在铺上，看到班长打了人，也不敢说班长的不是，都去批评那位挨了打的战士，说他不该违犯群众纪律，不该顶撞班长。但是他们那惶惑的目光却流露出对班长的不满。为了打破僵局，另一位战士把火熄灭，将柴禾抱走了。等他回来后，黄永胜向全班训话。他引用了过去在警卫团学来的一句话说：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今后大家都要服从命令！"

他训完话命令熄灯睡觉。一时间，屋子里只听那挨打战士不时发出的抽泣声。这时风住了，又下起了绵绵细雨，那滴滴嗒嗒的雨声，彻夜也没有停。

第二天一早，雨仍然不住地下，天气阴冷而潮湿。罗荣桓打着雨伞，踩着泥泞来到九连。连长曾振平忙招呼他坐下烤火。罗荣桓一面同曾连长聊天，一面脱下潮湿的上衣放在火上烤。那衣服上的虱子碰到热气，纷纷掉进火里，响起一阵阵轻微的劈啪声。罗荣桓听曾连长汇报了黄永胜打人的事，便命令传令兵去把黄永胜找来。

黄进屋，看到罗党代表，拘谨地敬了一个礼。罗荣桓招呼他坐下，然后单刀直入地问他："听说你昨天晚上打人啦？你何事打人啊？"

黄永胜辩解道："那个战士违犯了群众纪律，又不服从命令，我才打了他一巴掌。"

罗荣桓边听边披上已经烤干的上衣。他耐心地听完黄的话，说："哦，这么说来你打人是对的喽。"他把手放在火上烤着，停了一会，又抬起头看看黄永胜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当班长，如果不打人，有没有法子把全班带好？" 黄答不上来。

"怎么？你没有想过吧？我再问你，如果你是当兵的，犯了一点错误，班长动手打你，你的心里会好受吗？"

黄低下脑袋，一句话也说不出。

罗荣桓接着耐心地说："毛委员再三讲，靠拳头来代替教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志们有了缺点和错误，要反复向他们讲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自觉遵守纪律。你今后无论如何也不要打人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看看我讲的道理对不对。"

在罗荣桓的耐心教育下，黄永胜承认了错误。

当时，士兵委员会有时也摆脱不了体罚这种封建军队坏作风的影响。对犯了过错的官长，他们也用体罚的办法来对付。九连的曾连长就曾因违犯群众纪律而被士兵委员会打了屁股。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赶到九连来处理。这时，恰好士兵委员会又决定要打排长曹响的手板。

曹响原来是湖南起义农军的一个大队长，"八月失败"以后将他调到九连当排长。他认为这是降级使用，心里很不高兴。其实，因为他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当排长也是不太称职的。每逢他带操，口令总是喊不到点子上。做示范动作，连个"枪上肩"也做不好。他一带操，有些战士就忍不住要笑。他一见战士笑就骂，谁要不服就打。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爱赌钱。在红军里既没有纸牌，也没有牌九，他赌瘾发作时就悄悄找几个人用一个铜板猜字背。输赢也不大，就是分来的一点伙食尾子。曹响赌钱的事很快被士兵委员会发现了。士兵们早就对曹响的军阀主义不满了，这一回岂能轻轻放过。连的士兵委员会决定，当众给他以打手心的处罚。

罗荣桓到九连，知道这件事后，把士兵委员会的委员们找来开会。他仔细听取了委员们关于曹响情况的汇报，然后问大家：

"官长打士兵对不对？"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对。"

罗荣桓点点头，"是啊，官长打士兵是要记过扣发零用钱的。官长打士兵不对，可士兵打官长难道对吗？官长打士兵要受处分，士兵打官长就不受处分，你们看，这样做公道吗？"

一位委员嘟嘟嚷嚷地说："可他赌钱啦！"另一位委员又补充了一句："他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骂起人来可难听了。"

"那也不能打啊！"罗荣桓耐心地说，"无论是官长打士兵，还是士兵打官长都解决不了问题嘛！他有缺点错误，大家可以批评他，教育他，为什么要打呢？你们这一打，他今后在连里怎么工作？"

在罗荣桓的耐心说服下，九连士兵委员会终于撤销了打曹响手板的决定。

罗荣桓不仅大力发扬政治民主，反对打骂士兵，而且十分注意发扬经济民主，坚持在物质生活上官兵一律平等。他在当连党代表期间对连队伙食抓得很紧。他要求每天的正副采买都由班里轮流选派，正采买由各班正、副班长轮流担任，从另一个班选一位战士当副采买，必须两人同行，以便互相监督。他还要求司务长在士兵委员会监督下及时清理、公布账目。凡是发衣服、分伙食尾子和零用钱，他都要求先战士后干部，干部和党员必须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在士兵委员会成立初期，由于受到农民小生产者狭隘思想的影响，出现了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情绪。打土豪领来几个鸡蛋、一瓶酒也要全连平分。但罗荣桓认为，这同军阀主义残余比较起来，还不是主要问题。一九五六年他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指出："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这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眼的。""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六十四页〕

坚持实行民主主义，使战士认识自己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主人翁，从而成为自觉的战士，这正是罗荣桓经常考虑、大力抓好的一件主要工作，也正是第三营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的重要原因。

05章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很快就要打响了。一九三○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红四军在钓峰河滩上召开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大会。罗荣桓在大会上讲话。他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的方针，根据总前委的布置，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克敌制胜的八大有利条件。这八大条件的前两条讲国际、国内形势对红军有利，后六条是：一、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是着着失败；二、我们有群众拥护，敌人遭人民反对；三、我们兵力集中，敌人兵力分散；四、我们内部团结，敌人军心涣散，人多摆不开，枪多拿不稳；五、我们准备充足，敌人经济恐慌；六、我们得地利，敌人人地生疏。他讲完话后又领着大家高呼"勇敢冲锋""拚命杀敌""多缴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以鼓舞广大指战员昂扬的战斗意志。前不久在部队中因打AB团而引起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为之一扫。

十二月三十日，林彪、罗荣桓率领红四军插到龙冈以北，同红三军团、红三军、红十二军一道，围歼敌第十八师，活捉敌师长张辉瓒，接着又歼敌第五十师之一半，胜利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后，蒋介石又派何应钦为总司令，率领二十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红军立即与敌人脱离接触，向南撤到广昌、宁都一带。在这一期间，罗荣桓以主要精力抓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召开了红四军政工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政治工作经验，根据总政治部颁发的《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和宣传提纲、口号，结合四军的具体情况，布置了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会议刚结束，他又召集了有驻地群众参加的誓师大会，号召军民团结起来粉碎敌人新的"围剿"。接着，各师也分别召开了反"围剿"动员大会。与此同时，红四军各个部门都围绕着反"围剿"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分别召开了参谋会议、副官会议、军医会议，研究和布置了各项作战的保障工作。有了上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这一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罗荣桓等率红四军随方面军总部转移到离敌人仅四十里的东固、龙冈一带集结待命，等待有利战机的到来。几万大军集中在大山里头，刚过了几天，给养便发生了困难。每人每天只能发几分钱菜金，菜还没有地方买，柴禾得靠自己上山打。罗荣桓在这一期间一手抓训练，一手抓生活，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兢兢业业地工作。每天拂晓，他带领机关干部和部队一起爬山，练习抢占山头。晨雾还没有退尽，他便和战士们一道，一人背着一捆柴禾走下山来。他号召大家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改善生活。每逢休息时间，他便和战士们一起挖竹笋、捉泥鳅、摸田螺、挑野菜到了夜晚，常常可以见到"满田灯火摸螺蛳"的情景。实在没有菜吃，打些米面糊糊，放一点盐就算是菜。

环境这样艰苦，罗荣桓在抓训练、抓生活的过程中，始终把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予以高度重视。在他领导下，部队经常上课，党团员经常开会，以制定个人和班排的作战计划，讨论在即将来临的反"围剿"战斗中如何发挥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每个连队都布置了列宁室，出了墙报，到处都可以听到嘹亮的歌声。

既生动活泼又扎扎实实的政治工作，使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了非常旺盛的战斗情绪。对此，毛泽东十分满意。原来，在决定罗荣桓任四军政委时，因为林彪过去同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不少人都为罗荣桓捏了一把汗，连毛泽东也有点放心不下。罗荣桓到任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四军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供给工作抓得井井有条，与林彪配合得不错。林彪除了负责作战指挥外，对部队的日常工作索性不怎么过问了。毛泽东放了心，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五月十四日，敌两个师离开富田向东固前进。有利战机出现了。十六日下午，四军抢占九寸岭、观音崖两处隘口，与敌激烈战斗，歼敌一个多师。红军随即向东横扫七百里，十五天打五仗，俘获人枪二万余，胜利粉碎了第二次"围剿"。

七月一日，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三十万大军象洪水一般，由北而南，汹涌而来，一下子几乎占领了全部中央根据地。红军冒着酷暑，绕道千里，从闽西经根据地底部到瑞金再到兴国高兴圩地区集中。八月七日清晨在莲塘全歼上官云相师一个旅，下午在良村又将敌郝梦龄师二个多团歼灭。

良村战后，红四军又转向东面去打驻黄陂的毛炳文师。在良村只留下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部队正在转移，敌第十九路军又紧追上来。红军打扫战场的部队来不及疏散。一些俘虏、枪支又重新被敌人夺了回去，红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罗荣桓认为自己作为四军军委书记和政委，应该负责。

在历次战斗中，罗荣桓都非常注意做好伤兵的政治工作。每次战斗结束，他都要亲自检查伤兵的安置，走到担架旁对伤兵进行慰问，逐个询问伤员，伤在哪里，感觉怎样，及时将前线的胜利消息告诉给伤员，鼓励他们到后方安心养伤，痊愈以后再返回前线杀敌。他还组织政治部做好担架队的鼓动工作，沿途准备开水、干粮，工作非常细致周到。在第二次反"围剿"一次战斗结束后，罗荣桓在路上碰到十一师的干事邓逸凡，便问他："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邓逸凡回答："组织担架队救伤员。"罗荣桓点点头，拍拍邓逸凡的肩膀，鼓励他说："这一项工作非常重要，一定要把负伤的阶级弟兄全部救回来。"

"一定要把负伤的阶级弟兄全部救回来"，罗荣桓把这件事看成是巩固部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经常亲自动手去做。但是良村战斗后，部队马上要去打黄陂，军情急迫，他把这件事交给了政治部和供给部，不料出了岔子。尽管有种种客观原因，但他心情仍然十分沉重，好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八月十一日，罗荣桓等率红四军和红十二军相配合，冒雨进攻黄陂，歼灭毛炳文师四个团。随即转到兴国枫边、城冈地区隐蔽休整，静观敌人的动向。

这一期间，在城冈召开了红四军军委会议，为贯彻王明路线而于四月间抵达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一位负责人出席。会上又扯起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罗荣桓主动承担了责任，再次作了严格的检讨。可是，林彪未做检讨。会后，罗荣桓被免除军委书记的职务，由林彪接任。罗荣桓对于受到不公道的批评，毫无怨言。后来也从未计较此事。

九月间，寻找红军主力一再扑空的敌人开始撤退。红四军和三军团攻击高兴圩之十九路军，打成对峙。十一师师长曾士峨壮烈牺牲。这一仗罗荣桓因脚伤未到前沿阵地。对曾士峨的牺牲，他感到十分悲痛，决心为曾士峨和一切牺牲的烈士报仇。当时他脚伤已经化脓，行动十分不便，未愈便又上前线，与林彪率部于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将敌五十二师歼灭。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四军奉命到石城地区开展工作。这时政委办公厅已与政治部合并，罗荣桓任第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政治部主任彭祜调到江西省军区。林彪虽已任四军军委书记，但仍然只管作战，很少过问部队整训、群众工作。同往常一样，这一切主要仍由罗荣桓来抓。

进军漳州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左"倾宗派主义开始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十二月间，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七万人在宁都起义，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认为，"夺取十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已提上议事日程。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多数人不顾毛泽东的异议，决定红军围攻赣州。林彪、罗荣桓奉命率红四军在南康、大瘐一带发动群众并防止广东军阀增援赣州。

由于赣州三面环水，防守坚固，红军围攻三十余日不克，遭重大伤亡后于三月七日撤围。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将红四军和红十五军编为第一军团，由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三月下旬，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东路军的指挥机关由一军团指挥机关兼代。罗荣桓兼任东路军政治部主任。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建议夺取漳州，中共苏区中央局接受了这一建议。随后，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东路军执行夺取漳州的任务。

出发前，东路军指挥机关在汀州进行了周密仔细的准备。罗荣桓白天忙着开会，参与制定作战计划，晚上还要拟定政治工作计划，准备对部队的动员材料，撰写交付石印的安民布告稿，每天都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实在困了，就靠在椅背上打个盹或是用冷水擦一把脸。勤务员王东保半夜醒来，总是看到他仍然伏案工作。这时便起床给他沏一杯清茶，劝他早一点休息。罗荣桓放下手头的笔，喝完茶，便按照家乡的习惯，伸出两个手指把杯里的茶叶掏出来吃掉，然后擦擦眼镜问一问王东保学习文化的情况，教小王识几个字，再吩咐小王去睡觉，自己又专心致志地工作起来。

四月初，东路军向闽南进军，四月十日收复龙岩。十七日，冒着急雨到达九龙江的支流东溪边。这时山洪已经下来，汹涌湍急的河水挡住了部队的去路。罗荣桓亲自组织机关渡河。他吩咐将绳子、绑腿都接起来，大家互相拉着，身体单薄的小鬼拽着马尾巴。整个机关既安全又迅速地渡过了河。十九日，部队攻克漳州。

在红军入城之前，罗荣桓认真抓入城的政治工作。他召集了由各军政委、主任参加的政工会议，要求各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关于入城的各项规定，要求宣传队全体出动，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分散到街头巷尾向群众讲解"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以后的国内形势，讲解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对日作战动员令》和临时中央政府和军委联合颁发的抗日宣言。罗荣桓特别强调，要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他指出，"漳州是福建沿海城市，华侨和侨眷特别多，他们的穿着打扮和江西不同，比较洋气、阔气，但绝大多数是劳动者或工商业者，不是土豪，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能把戴礼帽、穿长袍的人都当成土豪。"

进城后，罗荣桓带领政治部机关驻进了芝山上的一座小楼。在罗荣桓领导下，刚刚安顿好行李，整个政治部便象一盘机器一样运转起来。部长们和干事们都分了工。有的抓工会、农会，有的抓工人纠察队，有的准备"五一"庆祝大会，有的参加调查敌产，有的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有的检查群众纪律

第二天，各部队的宣传队都撒到了街头巷尾，张贴了在汀州印就的、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名义发布的布告和标语，进行演讲，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亡的正义主张。

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与主张很快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他们或奔走相告，或写信发报，消息迅速传播到厦门、福州、广州、上海、港澳，乃至海外，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了。

在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的同时，罗荣桓又组织政治部配合地方党的组织分头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经过酝酿和协商，成立了闽南和漳州市的工农民主政府。在进行群众工作时，罗荣桓不仅和早在一九二九年就调到闽西地方工作的老战友蔡协民等重逢，而且又结识了陶铸。红军打下漳州后，*红一军团政治部一直在白区工作的主任罗荣桓发布了城市布告占春、陶铸等新战友*。罗荣桓逝世后，陶铸曾写下"漳城初见情犹昨，辽水重逢意更妍"的诗句，纪念他们在漳州的相识和抗战胜利以后在东北重逢、共同战斗的情谊。

五月一日，罗荣桓领导政治部在中山公园组织了有一万多群众参加的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在漳州缴获的飞机也奉命起飞，在会场上空来回盘旋，撒传单。大会盛况空前，漳州的群众工作迅速达到了高潮。许多青年（其中包括从厦门赶来的），纷纷报名参军，在短短的十几天内，红军扩大了几千名新战士。

罗荣桓对这批新战士中的青年学生十分重视。他亲自同准备调到军团政治部的苏孝顺①等人谈话〔一九四五年三月改名为苏静。〕。当苏孝顺提出希望做军事工作时，罗荣桓尊重他的意见，将他分到军团司令部，而将苏精诚、李兆炳等分到政治部。罗荣桓称呼他们是文化人，经常问寒问暖，问他们是否吃得了苦，想不想家，鼓励他们在严酷的斗争中磨练自己。行军时，老干事们都是自己背背包。罗荣桓知道新同志一下子可能适应不了，便招呼他们把行李放到公用的牲口背上，关怀照顾，无微不至。

漳州的群众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曾经发生了一些问题。刚进城的时候，有的部队对党的工商业政策理解不深，曾经错误地没收了一些民族资本家企业的财物。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决定由政治部出面邀请工商界代表开会。在会上，罗荣桓说明了我军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对有些单位错误没收工商业者的财物的作法作了自我批评，也说明了红军目前缺少经费的情况，希望工商业者自愿捐款。听了罗荣桓恳切的讲话，代表们都答应向各行业工商业者传达。以后，多数工商业者认了捐，政治部在市中心出了捐款者的红榜。

在漳州，政治部住的那栋楼房设备比较好，有电灯、电话、钢琴、钢丝床和全套的卫生设备。这些东西对于大多数同志讲，都是第一次见到。在这座城市里，"第一次"那就太多了，比如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吃刨冰，第一次洗温泉在这当中也难免出一点把肉松当烟丝、用电灯点火抽烟之类的洋相。碰到诸如上下水道、电灯、电影等大家没有见过的新奇的东西，罗荣桓便耐心向大家讲解其原理和用途；同时教育大家，在这繁华的城市，仍然要保持红军艰苦朴素的作风。他身教重于言教，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仍然和干部、战士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睡觉时还盖着他那一床已经没有毛的俄国毯子，吃饭时同在一个菜盆子里搛菜。

在物质生活十分菲薄的红军年代，炒一点辣椒或是买一点花生吃，对于罗荣桓来讲，便是最好的物质享受。不料，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后，青年团发起了一个"三不吃"运动，号召团员和青年群众不吃油粑粑，不吃纸烟，不吃辣椒。油粑粑和纸烟对于红军来说都是奢侈品，不吃是为了节约。而辣椒，虽然算不得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可据说有刺激性，吃了容易生疥疮，因此也在不吃之列。"三不吃"运动开展以后，伙房的菜里见不到辣椒了。勤务员王东保便找了一个香烟桶子，偷偷替罗荣桓炒了一点辣椒，让他下饭。时间不长，这个秘密便被青年团员们发现了，声言要将辣椒没收。王东保说："这是给罗政委炒的。"青年团员们说："给政委炒的也不行。"双方争吵起来。罗荣桓知道后，对王东保说："我虽然是成年人，但要支持团的活动，也要响应青年团的号召。"让小王把辣椒交了。辣椒吃不成了，买点花生吃便成了他唯一的享受。可是，他的身上经常是如杜甫的诗句所描绘的："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不过，罗荣桓一块光洋可不是留着看荷包用的，而是曾经救了他一命的纪念品，当然舍不得花。除此之外，他经常是一文不名。有时看到卖花生的，一掏荷包，一个铜板也没有。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便给他垫上。买上两个铜板的花生，大家一起吃。到发零用钱或分伙食尾子时，罗荣桓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还帐。可他怎么也记不住究竟是借了谁多少铜板，只好把钱分成几堆，分给大家，说是还帐的。同志们谁也不承认曾经借给他钱，又退给他。这样推来推去，最后往往是以买一只鸡炒了大家吃一顿完事。到头来他依旧是囊空如洗。到漳州后，又发了零用钱，与往常不同的是，罗荣桓竟没有还帐。难道他是看中了大街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了吗？不，他是想买书。

从少年时代开始，罗荣桓便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上井冈山后，吃红米饭南瓜汤，他安之若素，不以为苦，唯独没有书看却使他感到难以忍受。每逢打土豪，他都要去找书，找到什么看什么。有一次，找到一本《野人记》，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到了漳州，他岂能不逛书店？书店里的新书，动辄每本大洋一元，他买不起；但那旧书店里一两角钱一本的旧书，还是可以买一些看看的。他专门跑了一趟旧书店，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出门时笑眯眯地捧了一摞旧书。在路过芝山脚下毛泽东的住处时，他连忙进去，把书店的地址告诉给毛泽东。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自然更不放过这个机会，他很快便成了旧书店里的上宾。

漳州旖旎的风光，亚热带的气候，富饶的物产，繁华的市容，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乡。在当时，红军还不具备长期占领这样一座城市的条件。六月初，传来了蒋介石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消息。毛泽东决定立即撤兵，同时派人通知罗荣桓，所筹款子要全部上交中央有计划统配使用。罗荣桓立即照办。他领导政治部组织了闽西根据地各县成千上万十六七岁的少先队员到漳州参观，然后动员他们把包括两架飞机、二千多支枪、六门炮、二台车床、一台发电机在内的大量战利品秩序井然地搬运进根据地。这一批少先队员受到了锻炼和鼓舞，其中有部分人员参加了红军。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加紧推行其政治上反"右倾"，组织上"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毛泽东被调去做政府工作，随后又被撤销了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接着，在福建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①〔罗明，当时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共苏区中央局错误发动了反罗明路线斗争，罗被撤职〕，发展到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又被错误地批判。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干部遭到打击和排挤。在第四次反"围剿"快要开始的时候，一军团也接到了调动罗荣桓工作的命令。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以他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向总部发报，提出，"大敌当前，我们请求罗荣桓同志工作不要调动"。总部同意缓调。罗荣桓并没有因为即将调动而影响自己的情绪，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把政治部的工作领导得有声有色，对保持一军团这支主力军旺盛的战斗情绪，对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强有力的保证作用。

第四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已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仍然按照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进行指挥，作战取得很大胜利。二月十一日，"左"倾领导者强令一军团攻南丰，不克。十三日，国民党军向南丰增援。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毅然撤兵，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隐蔽集结。二月二十七日，在黄陂地区运用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敌第五十二师全部和第五十九师大部，俘师长李明、陈时骥。

三月二十一日，红军在草台岗地区向敌第十一师猛攻，歼其大部，重创敌援军第五十九师残部和第九师一部，基本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遭此惨败，不禁发出"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①的慨叹〔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致陈诚的电报，（台）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二百七十页，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第二百二十七页〕。

在第四次反"围剿"两大战斗之间，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罗荣桓主持了一军团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政治工作的检阅②〔检阅：当时用语，含义相当于现在的检查、总结〕，以他和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做了题为《官家僚③以后政治工作》的书面总结〔官家僚：地名，位于南丰县西北，是一方面军围攻南丰县时，一军团机关的驻地〕，指出，在三都整编④之后〔三都整编，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一方面军在黎川县三都进行整编，一军团撤销了军一级建制，直辖七、九、十、十一四个师〕，"宣传鼓动工作有些进步"，"能抓紧当地的实际问题作为宣传鼓动的出发点"，"对目前的中心任务能从各方面进行较深入的宣传工作"。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桓便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曾提了石灰桶子，到处刷标语，也曾站到方桌上，对赶圩的老表讲演。到红四军下井冈山的时候，每个营和连都有了宣传兵。罗荣桓对这支宣传队伍抓得很紧，不仅依靠他们对部队、对群众，对白军士兵作宣传，而且把他们看成是初级政治干部的来源，精心加以培养。可当时有一些人却瞧不起这些宣传兵。行军时，宣传兵们为了做行军鼓动工作，经常插队伍，跑前跑后。有的人就讽刺挖苦，怪声怪气地喊道："唉，大家快闪开，骑兵团过来了！"还有的人把宣传兵说成是"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兵过来时便开玩笑地问道："唉，你那膏药几个钱一张啊？"也有的人干脆直截了当地对宣传兵说："你们贴那标语有什么用？要打仗嘛，还得靠老子手里的枪。"

听了这些反映后，罗荣桓耐心对部队进行教育。他指出：子弹可以杀伤敌人，但是很难打到蒋介石的头上。而贴标语做宣传可以争取群众、瓦解敌军，却能起到这个作用。

古田会议以后，红军宣传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连队里普遍建立了列宁室（后来改称为俱乐部），部队每到一地号房子时，都把最好的房子留给列宁室，开展对干部、战士的文化教育。行军时，战士的背包上都写了标语。指导员一喊："现在学标语了。"战士们便一面行军，一面通过学标语认识几个字。歌咏活动逐渐形成了热潮。在井冈山上，战士们只会唱北伐时期的《打倒列强除军阀》，以后歌子便多起来了，《当兵就要当红军》、《工农兵联合起来》、《少年先锋队队歌》都唱开了。这些红色歌曲又很快通过赤卫军、少先队等组织传到人民群众之中。群众也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编唱了许多新的山歌。这些山歌又传到了部队。

一九三一年以后，各师都有了油印小报。军团部出版了《战士报》。罗荣桓对这张报纸非常重视。他不仅亲自撰写社论、文章，修改稿件，而且有时还亲自推滚子、印报纸。报纸成了宣传员们手里锐利的武器。行军休息时，宣传员们便拿着报纸，到处奔走，忙着飞行读报，到了一处，一声喊："同志们，请听胜利消息"读完一段，又赶往别处去读。于是，胜利的消息便到处传开了。

宣传员手里提的桶子也不仅仅是装石灰了，有了黑烟子、红土，有时甚至还有彩色颜料。墙上除了写标语，又画了漫画。罗荣桓三天两头往宣传队跑，对写标语、画漫画作具体指导。有一次他看到宣传队将军阀画成了土豪，便对队员们说："你们没有见过军阀，军阀要比土豪洋气一点。"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宣传队员便给军阀头上加上一顶呢帽，鼻梁上再架一副眼镜。

战时鼓动工作加强了，部队上火线时，政治机关及时派出宣传队员、干事和传达员在要道和阵地上呼口号、唱歌，鼓舞指战员的斗志。各部队都有不少伤员不仅不下火线、不啼哭，而且帮战友压子弹、拧手榴弹盖子，呼口号，鼓舞战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做好阵地鼓动工作。

红军的宣传鼓动加上正确的俘虏政策，把大批白军士兵争取了过来。白军士兵打仗时朝天放枪的，带着枪跑过来的，几乎每一仗都有。

大革命时代化装演讲的方法也吸收到红军宣传工作中来了。这种化装演讲很快发展成演活报剧和文明戏。当时，演戏没有固定的剧本，几个人在一块把剧情凑好便可以上台。台词都是演员现编的。没有女角，便由身材瘦小的肖华、童小鹏等人男扮女装。演出时，顺山坡架起几根竹竿，用几块门板一拼，再挂上幕布，就是舞台。劈一些松明，借来老表捉泥鳅用的铁罩子，把松明放进去，再往横竿上一挂，点起火来，就是灯光。美中不足的是这种"灯"有烟，把演员的鼻子、眼角都熏黑了。至于服装，红军、农民和土豪的，那都是现成的。要演军阀、帝国主义者也好办。用细竹蔑子绑一副眼镜架，染黑了糊上一层玻璃纸，这就是眼镜；糊一顶高帽子，在帽子上画上不同的标志。演员戴上高帽子和眼镜，手里再拿一根文明棍，就活脱脱的是一个军阀或是帝国主义者了。

这种戏剧，照现在的眼光看，可能会感到比较原始、粗糙，艺术性不强，可在当时，却深受部队和群众的欢迎。大家看到高兴处便哈哈大笑，看到难过时便低头流泪，从娱乐之中受到了教育。

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罗瑞卿出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他对演戏很热心，部队很快形成了演剧热。他编导了一出《谁给我们痛苦》，揭露土豪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出戏演了好久。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之好。群众反映："红军真神了，才来了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编进戏文了。"

不久，罗荣桓又委托罗瑞卿组织了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学员学习结业后便组成了剧社。因为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剧社成立后，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演员仍然是业余的。

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抓了不少俘虏兵。他们受了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对红军很不信任，有的犹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有的拄了拐，缠上白布装彩号

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罗荣桓要战士剧社为他们组织一次专场演出。剧目叫《血汗为谁流？》。这是一出以宁都暴动为背景，描写国民党士兵因不堪忍受军官压迫而起义的三幕歌剧。演出开始时，俘虏们神情淡漠。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了。演到第二幕，台下传来唏嘘声。第三幕开始以后，许多人坐不住了。他们扔掉拐杖、扯下白布，连呼自己上了国民党的当，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副主任李卓然等又编了一出《庐山雪》，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即将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象那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赞助下，罗瑞卿将军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各人都按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自告奋勇演蒋介石，年纪小个子也小的童小鹏则扮演宋美龄。

戏演到最后一幕，红军已打下了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台上是军团司令部，林彪正在接电话。电话里报告："现在已经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林彪立即答复："用船装。"接着是林彪和聂荣臻召集会议，聂荣臻提出，要请罗主任研究出捷报。这时该罗荣桓出场了。而他当时患疟疾，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早在"五卅"运动期间，罗荣桓在青岛大学就曾组织过戏剧演出，可他自己却没有上过台，这一次也许是因为怯场，也许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他仍然没有上台。只是低头坐在那里笑。林彪在台上喊了几声："罗主任呢？"没有回音，便下命令："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来！"于是，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便把罗荣桓推上了台

这一出戏，就其"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的内容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未免太浪漫主义了。可是演员的阵容却是空前的。那么多军团干部上了台，引起了指战员们极大的兴趣。部队的文娱生活更加活跃了。

罗荣桓患疟疾后，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不久，寒热把他折磨得面黄肌瘦，终于病倒了。他当然不能象以往那样经常下部队。这又成为一个罪名，叫做"官僚主义"。尽管罗荣桓在四次反"围剿"中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方针是绝不会改变的，罗荣桓也非调走不可。因此，尽管有聂荣臻等人的竭力挽留，四月中旬，他还是奉命离开了一军团。

总政治部巡视员和动员部长

罗荣桓接到任命他为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调令后，便来到宁都。受了错误批判、满腹牢骚的谢唯俊约了驻在宁都附近的第三军团教育大队政委江华冒雨前来看望。罗荣桓看到这两位老战友来访，十分高兴。他拿出头一天买来的花生，又泡了一壶茶，三个人围坐在一起，边剥花生边聊天。

自从宁都会议召开以来，眼看着毛泽东总结的、过去一直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遭到否定，眼看着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调开、撤换乃至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三人此刻心情都很不舒畅。一开始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闷坐在桌旁，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剥着花生

半晌，还是罗荣桓打破了沉默。他关切地问起谢唯俊的近况。这一来好比是打开了谢唯俊的话匣子。他将郁结在心头的不快统统倾吐出来。最使他不满的是教条主义者对所谓"狭隘经验论"的批判和"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论调。

谢唯俊的不满引起江华的强烈共鸣。江华愤愤不平地说："我硬是想不通，为什么吃红米南瓜就没有马列主义，偏偏只有到莫斯科吃了洋面包才有马列主义！"

谢、江的议论，罗荣桓十分熟悉。早在一九三一年，周以栗就说过："山沟里是有马列主义的！"周原是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他到苏区后从实践中体会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于是有了这样的认识。然而，在教条主义者看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罗荣桓便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这样说难道不怕坐牢吗？"

罗荣桓没有讲更多的话。而江华、谢唯俊经他的提醒，不约而同地长叹一声，也不再讲话了。这时，那雨也下大了，雨珠打在瓦上的声音听起来更加响亮而急促，似乎在诉说着郁结在他们心头的愤懑

当时，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往往是从上面来的。执行吧，明知不妥；不执行吧，又违反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面前常常是有理也说不清。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对头，就撤职查办、进保卫局，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考虑到这些因素，罗荣桓又不得不向他们打招呼："这些话在这里讲完就完了。你们出去千万不要乱讲。我们有意见归有意见，工作还是要尽量做好，要尽量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

罗荣桓到任不久，已经搬到苏区的临时中央即派人来督促反江西的"罗明路线"。省军区指派政治部青年部长钟发宗发言。钟在会上说，过去不认识邓、毛、谢、古，对他们提不出什么意见。中央来人大发雷霆，当场指斥钟是"机会主义的发言"。眼看钟发宗过不了关，罗荣桓和军区司令陈毅商量后便决定立即将钟调到三分区去当政治部主任，把钟保护起来。

六七月间，罗荣桓又被任命为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和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长。

此前，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罗荣桓的使命就是领导武装动员部，贯彻执行这一口号。

总政治部驻在瑞金沙州坝以北约有十五公里的一个山沟里，孤零零的一个院子，主要建筑是一座用土坯盖的两层楼。院子南面有水塘，周围有松、樟、竹林，环境相当幽静。在这里，虽然时常可以看到敌人的飞机，需要钻防空洞，可激烈的枪声听不到了，也用不着每天急行军了。机关工作毕竟没有部队工作那么紧张，罗荣桓早晚甚至可以同受到错误批判后被调到宣传部的邓小平一道，到竹林里散散步，或者是到水塘边看肖忠谓等年轻的干事捉鱼。肖忠谓还真有两下子。他光着脚丫下水田，脚趾头一夹，一条泥鳅就捉住了。

这种生活，对于身上沾满了硝烟征尘的罗荣桓来说，是显得太悠闲了。他和当时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和打击的其他干部一样，感到有劲使不上，十分难受。而他们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

可是，罗荣桓并未消极。他到总政不久，便带着少先队总队长张爱萍等到兴国、瑞金一带去调查研究。

罗荣桓结合以往四军和一军团扩红的经验，向张爱萍等指出，要扩大红军，必须充分发挥少先队、模范少先队和赤卫军等群众组织的作用，采取逐步升级的原则。

当时的少先队，吸收十几岁的青少年参加，是一种不脱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相当于现在的民兵。当时的模范少先队是一种半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平时巡逻放哨，保卫工农民主政权，战时则抬担架、搞运输、支援前线，类似现在的基干民兵。赤卫军是成年人参加的地方武装。

罗荣桓认为，要巩固地扩大红军，关键是要抓好模范少先队的工作。这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利于配合赤卫军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反对地主武装，保卫工农民主政权，保卫人民胜利果实；二是有利于扩大红军。

他说，由一个老百姓到红色军人，要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他们往往有家乡观念，不太乐意参加红军。这时，可图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红色中华以把他们组织到模范少先队报》刊登表彰扩红成绩优异的和赤卫军中去。平时进行军罗荣桓等人的《光荣红版》事政治学习，进行野营训练，战时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主力红军要有意识地关心和照顾他们。打胜仗时可以让他们参加追击和打扫战场，以鼓舞他们的战斗情绪，使他们逐步适应战斗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再整排、整连、整营、整团地吸收他们参加红军。

八月二日，罗荣桓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瑞京兴国第一批野营的检查》一文，体现了上述思想。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出动五十万大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为应付规模日益扩大的战争，中共中央再一次提高了扩大红军的要求。罗荣桓被任命为扩红突击队总队长。他带了张爱萍等人深入到乐安、宜黄一带农村，挨家挨户进行扩红。

由于上面要求扩红的数字大、时间紧、任务重，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的倾向。有的地方采用召开群众大会的方法，开会时把前后门都关起来，在简单动员后便要求到会的人十一报名，有一个不报名的就不散会。有的地方对不报名当红军的以封房子、没收土地相威胁。有的地方在不报名的青年家门口钉上"可耻牌"。有的地方又采取了哄骗或花钱收买的办法。

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提出，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反对强迫命令。要向群众讲清武装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的意义。他还指出，对参军的同志，当地党支部、工农民主政府、赤卫军、少先队要优待其家属，安排劳力为他们种地，以减少参军者的后顾之忧。　

由于罗荣桓在扩红运动中做出优异成绩，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中央在《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宣布，将罗荣桓、罗迈（李维汉）、毛泽覃等各突击队的领导者的名字"放在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在各种小册子、会议与报纸上解释与宣传他们的工作经验，教育全党同志"。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罗荣桓出席了在瑞金沙州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罗荣桓由于扩红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再一次受到表扬，获得一枚银质奖章。大会选举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三月二十五日，《红星报》发表了罗荣桓的《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初步检查》。文章指出，要完成扩红突击运动，最根本的问题是做好艰苦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克服抄写名册、会议举手通过等强迫命令的做法。

一九三四年三月，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之后，又集中主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进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由于在军事上是门外汉，便把指挥大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地利人李德。四月间，敌军逼近广昌。李德采用以堡垒对堡垒，节节抵抗的战术来应付，并提出了保卫广昌的口号。这时，罗荣桓也来到了广昌前线。他和十四师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住在一起。老战友重逢，当晚进行了彻夜长谈，互相交流了部队和地方上的情况。对于修碉堡，进行消极防御，他们两人都很不以为然。

第二天，唐天际接到了撤销他主任职务的命令。他回到住地后，罗荣桓看到他情绪比较低沉，关切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唐天际便将这个命令拿给罗荣桓看，并告诉他事情的原委。

在前几天看地形时，唐天际看到在广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碉堡，很不满意，指示部队在广昌南面河边修一个工事，准备一旦顶不住敌人时可掩护部队撤退过河。工事刚刚修好，李德来到前线。他看到这个工事很生气，在会上拍着桌子责问："谁让在河边修工事的，这岂不是准备退却吗？这样做还怎么誓死保卫广昌？"在李德的坚持下，唐天际被撤了职。

无独有偶，罗荣桓自己也碰到过类似的事。一天，李德去阵地前沿视察。罗荣桓作为总政的工作人员也跟着去了。在阵地上李德用望远镜观察了一番，回过头来正好见到罗荣桓。他也不问罗荣桓是干什么的，便命令罗带一个工兵排去埋地雷。罗荣桓执行了命令，埋完雷回来报告。不料李德变了卦，又命令罗荣桓再去把地雷起掉。这时敌人离埋地雷处已经近在咫尺。罗荣桓实在不理解李德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让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因此，没有理他。李德见状大发雷霆，跳着脚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杀你的头！"这时，敌人的前卫已经踩响了几个地雷，而敌人的炮弹也已打到李德所在的工事周围。去起雷已经不可能了，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正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他又亲眼看到一些干部无端遭受处分，轻则警告、撤职，重则罚苦工、进监狱，所以，他对唐天际的处境十分理解。但是他并没有向唐天际诉说自己遭李德训斥的事，而只是平静地说："咳，这是必然的嘛！现在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停了一会，他又语重心长地向唐天际打招呼："越是处境困难，越是要冷静。要暂时忍耐，遵守纪律，否则要吃亏。"

罗荣桓的语气十分平静，可心里却是波澜起伏。他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一九五六年他在谈起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一些做法时说：意见不一致，就一、二、三地争论嘛，以求得一致。宗派主义就不是采取这个办法，他们是：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裁判所，送运输队，罚苦工。当时，很多同志怕斗争、怕批评、怕开会。那还得了，那样的话，一个人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尽管当时罗荣桓等许许多多干部都对"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很不满，但他们无力扭转在五次反"围剿"中被动挨打的局面。广昌北山上那个碉堡只能放一个排，尽管在山坡上埋了不少地雷，但仍然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四月二八日广昌失守。

当罗荣桓回到总政时，得知根据地南线的门户--会昌城以南的筠门岭也已经失守。筠门岭失守的原因依然是李德推行了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方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可是李德却将责任推给下面。筠门岭的守备部队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撤职批判后送到保卫局，其他干部也做了调整。总部已任命周子昆为二十二师师长，王开湘为政委，孙毅为参谋长，刘道生为政治部主任。

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委托罗荣桓跟刘道生谈话。

刘道生当时正在红军大学学习。他曾听过罗荣桓讲的红军政治工作的课，对这位老四军政委十分敬重。当他走进罗荣桓的办公室时，未免有点拘谨。罗荣桓亲切地招呼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又递给他一把芭蕉扇，让他歇口气，下下汗。然后很随便地询问他的经历、年龄。当刘道生不再感到拘束后，罗荣桓针对当时由于"左"倾错误而形成的赤白对立的问题，指出："以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我们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把不少中农当富农搞了。结果老百姓反水，受敌人欺骗，组织了什么守望堂、红枪会，什么反共自卫队，拿起土枪、梭镖打我们。这种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群众，无论如何不能开枪，只能耐心教育。如果有可能，可以召集他们开会，宣传我们的政策。以前把中农当富农斗了的，要通过复查改正过来。富农也要分田给他。"他还要求根据敌人情况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瓦解敌军工作，要揭穿敌人的欺骗，号召敌军士兵掉转枪口，和红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地主老财，共同对付国民党反动派。

刘道生到职不久，罗荣桓也来到二十二师，对刘道生的工作从怎样发挥政治部各业务部门的作用到如何主持部务会议，进行了手把手的帮助。

一天，二十二师的特派员不通过刘道生便以AB团的罪名把政治部的秘书长、宣传部长和师直总支书记孙光远三人抓了起来。刘道生要求放人。当时特派员直属上级保卫局，不受同级政治部主任领导。特派员拒绝了刘的要求。刘碰了钉子，便立即去向罗荣桓报告。

罗荣桓听完刘道生的汇报，想了一会问道："总支书记和宣传部长是什么出身？平时工作怎么样？"

刘道生回答："总支书记是雇农出身。宣传部长是中农出身，平（江）浏（阳）暴动便参加了革命。他们对革命都忠心耿耿，工作都很积极。"

罗荣桓点点头："这就好办了，你去对特派员讲，不是讲成份吗？随便杀雇农可不行。宣传部长是中农，中农也是革命的，杀他们没有道理。你对他说，如果你坚持要杀，我们也可以向上级保卫局反映。"

有了罗荣桓出的点子，刘道生感到心里有了底。他对特派员如此这般一讲，果然救下了宣传部长和孙光远的命，孙到全国解放后还感激地说："要不是罗主任，早就没命了。"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一九三○年便曾发生过并得到纠正。但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却又重犯这一错误。罗荣桓无论是在一九三○年还是在一九三四年，对肃反扩大化的抵制可以说是一贯的。在当时"左"倾思想笼罩一切的形势下，能从肃反扩大化执行者手中救出同志的生命，实属难能可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唯成份论盛行的情况下，成份倒成了挽救两个干部的根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