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 - 个人概述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10月2日生。五四运动时期在日本留学开始撰写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工人运动的文章。1920年8月归国在上海与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主编《共产党》月刊，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险恶环境中，他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被推选为第一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曾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著述有《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1958年曾同毛泽东就主观能动性问题发生争论，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唯心论，对六十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不同意林彪的“顶峰论”。于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攻击、诬陷，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达的冤案得到昭雪。

李达 - 生平纪实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10月2 日生。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1913年后到日本留学。

1918年5月参与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请愿。1919年五四运动后，在《觉悟》副刊上连续发表文章，介绍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并翻译《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等著作，积极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8月由日本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于同年11月主编《共产党》月刊。

1921年7月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宣传。同年9月创办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李达与陈独秀的矛盾日益尖锐，并辞去了中央局宣传主任。

1922年到长沙，任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长。1923年4月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时代》月刊，任主编。同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激烈争论，遂离开党组织。此后，他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1923年至1926年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学监兼教授。1926年发表《现代社会学》，系统论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

1927年1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3月回长沙筹办国民党湖南省党校，任教育长。9月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928年到上海创办昆仑书店，出版各种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书籍。

1930年至1931年任上海法政学院及暨南大学教授。1932年至1937年先后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系主任、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朝阳大学教授。他还积极配合党的统战工作。在北平任教期间，他多次受党的委托到冯玉祥处讲学，说服冯联共抗日，促进冯同共产党的合作。1935年发表专著《社会学大纲》，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他还积极配合党的统战工作。

1938年到桂林，任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由于他长期进行进步活动，抗战中期以后，长期困居家乡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1947年至1949年任湖南大学教授。

1949年5月，他前往北京，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从事党的教育工作。1949年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1950年至1952年任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至1966年任武汉大学校长。他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常务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会长等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的诬陷和迫害，同年8月含冤去世。

1980年被彻底平反昭雪。

李达 - 革命人生

因矛盾尖锐而脱党

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去湖南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到了1923年暑期，李达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对国共合作事宜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国共合作既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是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际需要，但是怎样合作和采取什么形式合作，无论是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有不同的意见。就共产党来说，当时担任党的书记的陈独秀，他考虑中国革命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因而采取了后来被称为的右倾立场，主张共产党全体加入国民党，全心全意做国民革命，等到将来条件和时机成熟以后，再做社会革命，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次革命”。但李达却坚持他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的立场，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本身应当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

这时，陈独秀就以家长制作风来对待李达。李达后来回忆说：“暑假时，我去到上海，会见陈独秀，谈起这个问题，他是主张党内合作的，似乎已经由他决定了。他问我的意见怎样？我回答说，我是主张党外合作的。我的理由还未说完，他便大发牛性，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骂，好像要动武的样子，幸亏在座有一两位同志劝住了。我心里想，像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但他在当时已被一般党员尊称为‘老头子’，呼‘老头子’而不名。我当时即已萌发了脱党的决心。”

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

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有一个革命的理论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紧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只有极少数赴日本的留学生接触过一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不是原著），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几乎是与党的建立同时进行，理论准备非常不足。

在这种近乎于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条件下，非常需要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李达与相约建党的李大钊、陈独秀以及董必武、周恩来等人相似，都曾留学日本，并最早接触了马列主义，不过这些人建党后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党务和社会活动，只有李达能专心于理论，并且成果斐然。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与其说是个政治家，还不如说是个学问家，这从他在党的“一大”中所处的地位便可见端倪。

在“一大”上，党纲还是由国际代表起草，不过李达已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当时因党员只有五十几个，各地组织尚未健全，因此只选出了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领导机构。李达之所以当选，与他进行会议筹备有关，更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超过其他代表。

1922年7月，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寓所召开“二大”，大会通过了许多重要文件，恰恰是出自李达之手。后来李达到大学当专职教授，在北平等地教育界颇有影响。他虽操一口湖南乡音，语言却简洁流畅，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常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当时不是党员，常被圈内的进步师生们称誉为“带翅膀的”（以“飞”喻“非”）布尔什维克红色教授。

李达虽因意气用事一度脱党，埋头于书斋却使他对革命理论的研究具备了独有的超脱条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润之，毛泽东得到后如获至宝，当成撰写自己哲学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应该说，《毛泽东选集》中的雄文虽然主要是对党的第一线斗争实践的总结，也汇聚了李达在学术研究中的成果，是各方面集体智慧的结晶。

没有预备期的党员

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他同陈独秀闹翻，进而脱党，与此不无关系。

他组织上脱党后，党内旧友仍与之长期保持着联系。1947年秋天，毛泽东、周恩来曾几次邀请李达去解放区，因他健康状况不好而未成行。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身体康复，地下党转来一封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看到此信，他心情无比激动，当年的润之老友还在挂念着自己这个“发起人”。

他转道香港经天津到达北平后，与准备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们住在一起，中共中央特派一辆专车把身穿蓝布长袍和布鞋的李达单独接到香山。5月18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同向他询问了湖南情况，随后毛泽东单独留他话旧。

毛泽东和李达不仅都是“一大”代表，而且早年就很熟悉。毛泽东早年在以“湖南亚高学府”而驰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李达就曾担任该校的教师。在故友重逢后的长谈中，李达表示要重新加入到党的行列里来。毛泽东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以后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党是了解你的。”毛泽东当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本人坐在桌前批阅了一夜的文件。接着，党中央郑重地为李达举行了入党仪式，毛泽东做他的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并且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

李达非常尊重和敬佩毛泽东，无论是在领袖才能还是学识上，都视为难得的人生知己。本来，毛泽东要留他在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李达却觉得不一定能适应机关环境，还不如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对哲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于是仍在湖南、武汉等一些大学担任校长和教授。

李毛两老友的激烈争执

他与毛泽东是诤友，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甚至直言批评过毛泽东。毛泽东于1950年底发表了哲学著作《实践论》，李达很快买来认真研读，他由衷地赞叹毛泽东的哲学才华，并写出了《〈实践论〉的学习提纲》等一系列文章，在高度赞扬的同时，他认为《实践论》中的一段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有失公允。为此，他直言不讳地在信中提出。

毛泽东接信后反复推敲，又找了一些近代史的研究专家共同探讨，随后亲自给李达写回信，肯定了李达的观点，答应在出选集时一定加以修改。

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泽东，两位老友发生了一次激烈争执。李达痛心地指出，当时吹嘘的高指标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并当面对毛泽东说：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然而，真理的火炬往往烧伤那些举烛者的手。在“文革”前夕，李达再次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毛泽东当时虽不同意李达的意见，却在南巡时还问起这位老友，得知其亡故后叹息不已，1969年召开“九大”时还专门提起此事。

李达 - 个人影响

他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理论著作，坚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发表《现代社会学》，系统论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1928年到上海创办昆仑书店，出版各种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书籍。1935年发表专著《社会学大纲》，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他还积极配合党的统战工作。在北平任教期间，他多次受党的委托到冯玉祥处讲学，说服冯联共抗日，促进冯同共产党的合作。由于他长期进行进步活动，抗战中期以后，长期困居家乡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李达 - 人物评价

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卓越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法学家，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有诗《怀李鹤鸣先生》真切反映李达的一生，如下：

鹤鸣先生，先驱哲人。五都交雄，两赴东瀛。求索播火，执着可钦。建党运筹，宏论言陈。惜哉阳错，心同道分。犹怀旧愿，恋友深情。鸿雁陕北，传书泽东，实践矛盾，两论促成。北上归队，谈笑长闻。犯颜敢谏，铁骨铮铮。厥功丰伟，日月同明。呜呼！一度极左，寥落英魂。先生何在，睹书思人。嗟我小生，化悲为勤，振兴神州，以飨师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