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有所依》21集，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爷爷”在家里胡“作”——一会不声不响地走失，一会烧床单，一会半夜爬起来狂摇婴儿床。
儿媳贾幸梅不堪其扰，冲着他声嘶力竭地大喊：“你为什么要害我们?你怎么还不死?!”
结果被丈夫江援朝打了耳光，既心疼爷爷又不敢责怪母亲的江志新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好给母亲跪下……
老年人的无助，中年人的无辜，青年人的无奈，一时让人不胜唏嘘。
总的来看，《老有所依》中老一代的形象，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似乎都是年轻人的“累赘”，要么是“爷爷”那种痴呆，要么是老丈母娘方琼那种疑神疑鬼，在家里无事生非，设局“捉奸”。
老年人，是折磨中年人和青年人的一个“病灶”，是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老有所依》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影视作品中的“老年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社会文化意义上“父亲”。
梳理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影视作品中“父亲的形象”，就会发现这其中经历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是“伟大的父亲”；改革开放后的80~90年代，基本上是“可笑的父亲”，父亲形象被解构；进入新世纪后，更逐渐演变为“累赘的父亲”。
196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陈耘、徐景贤同名话剧改编拍摄了电影《年轻的一代》。
《年轻的一代》中，萧继业和林育生这对好朋友同为从上海到青海工作的地质勘探队员。林育生害怕艰苦，伪造疾病证明，试图调回上海。而萧继业检查出自己腿伤是骨瘤，有截肢的可能，但仍坚持要回青海。最后，林育生的养父林坚拿出林育生为革命牺牲的生母留下的遗书，使林育生愧悔无地。不久萧继业治好了腿，和改正了错误的林育生一起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这部电影1976年被上影重拍，表明其所传达的价值观，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中，都是被高度认同的。
《年轻的一代》中，杨在葆饰演的肖继业和达式常饰演的林育生当然是主角，但温锡莹扮演的“父亲”林坚给人留下更深印象。
林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参加革命，解放后担任一家大型国营工厂的厂长，仍然保持了艰苦朴素本色，以至于被邻居家的小伙伴误认为是修水桶的工人。当“年轻的一代”的林育生来到人生十字路口时，能以自己不容质疑的权威帮助林育生选择正确的方向。
剧中，林坚是信心和安全感的来源，受到所有人的尊重，是正确和错误的最后裁判者。
林坚作为“伟大的父亲”受到尊重，根源在于他既是一位“革命父亲”，参与了革命和建国，同时还是一位“建设父亲”，领导着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他的传奇经历和革命业绩，使得肖继业、林育生只能仰视他，而不可能挑战他。
时间到了改革开放后，父亲的形象在艺术作品中发生了丕变，由“伟大的父亲”一变而为“可笑的父亲”了，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播出的系列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文兴宇扮演的父亲傅明的形象。
我们甚至可以说，傅明就是退休后的林坚。
傅明面对市场经济大潮手足无措，既不能理解也不能适应，他在革命和计划经济时代积累的经验毫无用处，他沉浸在过去的光荣历史中不能自拔，但也只能在客厅里转来转去，用一些宏大的政治、官场词汇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
他给所有的人带来了快乐，但也受到了所有人的调侃。只能获得作为一个老人的基本尊重，却谈不上什么权威，也无人重视他的意见。
《我爱我家》中，傅明作为一个“前市场经济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是一个典型的时代落伍者，他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让观众获得一种“市场经济新时代”自我认同，帮助实现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正当性的论证。
事实上，赵本山的小品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也在于他经常扮演一位落伍的“可笑的父亲”形象，发挥着同样的社会文化功能。
“可笑的父亲”到了市场经济逻辑充分展开的新世纪，在文学作品中又一变而为《老有所依》中的“累赘的父亲”了。
这里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就是：市场经济真的来了，但却不是我们所想要的。
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想象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上一种优裕的、轻松的、美国式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同，人们蓦然发现，年轻人上升为中产阶级的通道日益逼仄，反而大规模地沦为屌丝，激烈的职场竞争，无法承受的房贷压力，晦暗不明的生活前景，都让中青年难言轻松，他们需要轻装上阵去进行拼杀，而日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父亲”，就成了他们急于摆脱的“累赘”了。
——《老有所依》就折射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
“父亲”的形象被公认为“累赘”或者麻烦，还曲折地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财富、权力、名声的那一代人，虽然掌控了社会绝大多数资源，但并不具备充当社会文化意义上“父亲”的道德权威，社会大众虽然经常不得不屈服于其所掌控的财富和权力，但内心深处对他们是鄙视的，而他们自己也缺乏扮演“父亲”角色的自信，更无意承担起作为“父亲”的责任。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还缺乏具有公信力的、被普遍认可的权威，重建这种权威，使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重获秩序和安全感，很可能是一件比老生常谈的“改革”更重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