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医生误诊的悲剧不仅仅是在今天才有，要知道，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和梁思成父子也被误诊过呢！不过，关于国公知梁启超被割错肾的真相，至今还有很大争议。一说是因尿血病住院检查时发现右肾有黑点，医生诊断后，误以为他的右肾生瘤，于是便做了割去右肾的手术，但右肾取出后，发现并无肿瘤。但病确确实实是在右肾，只是不至于割掉而已。还有一种说法是，手术值班护士在用碘酒标手术位置时弄错了，本来该切除的是左肾却标成了右肾。
事件发生后，徐志摩和陈西滢等文人的指责、梁启超本人对医院的袒护、当事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的沉默等等，让这一事件更加谜团重重。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
费慰梅在书中关于梁启超被误诊的记录
费慰梅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成了很多人考察当年真相的依据之一。费慰梅是费正清先生的妻子，二人乃梁思成夫妇的好友，这本书由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教授作序，似乎颇为权威。关于梁启超被误诊的记录，费慰梅也是从梁思成口中得知的。按照费慰梅的说法，直到梁启超逝世40年以后的1971年，梁思成才从他的家庭医生那里得知其父早逝的真相：
“四十年后，1971年，他从他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ⅹ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成‘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以下一点也可能是重要的：1928年11月，即给梁启超做手术后九个月和他死之前六个星期，刘博士辞去了在协和医学院的外科医生职务，到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去当政务次长了。”【1】
费慰梅这段记录，被很多人当做梁启超当年被误诊的真相。但因为缺乏的相关证明依据，所有“真相”都是道听途说，经多人转述和猜测得来。因此，很多考据派也不相信费慰梅这一说法。
协和医院的病历以及梁启超本人的声明
从1921年到1951年，协和医院的病历是用英文记录的。其中，梁启超的英文病案格外引人注目。
1926年3月8日，因患尿血症，梁启超住进协和。经透视，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予以手术割除。术后解剖此肾，果见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不是癌症。后来，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医生由于判断失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梁启超被错割了腰子。一时间，舆论哗然，西医成为众矢之的。
当医生误割了梁氏并无病变的右肾后，还是有人对为他治病的医院和医生进行了谴责，如学者陈西滢写的《尽信医不如无医》一文，抨击尤为严厉。诗人徐志摩在《晨报副镌》上也对此事提出了批评。
在一片谴责声中，当时犹在病床上的梁启超为了维护西医的声誉，曾带疾撰文，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梁氏作为受害人，肯说这样清醒的话，是颇为可贵的，不过梁氏也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用”，“手术是这里的医生孟浪、错误了”。
就在反对西医的声音越来越强时，梁启超写了一份英文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至今保存在病案中。声明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晨报》上。他写道：“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梁启超之所以为协和辩护，是因为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阻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2】
对于梁启超本人在《晨报》上发的这份声明，松鼠会成员、外科医生李清晨发表文章认为，这“是不能作为证据的。协和把这份声明收藏到病案里，弄的有点像病家得了私下赔偿不追究事故责任的承诺一样。”而我们知道，梁启超发这份声明，更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保护西医的角度来考虑，不希望因为他这一事件而阻碍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让国人误解西医。但这对我们后人弄清事情真相是没有帮助的。什么才是铁证呢？从医学的角度讲，病理诊断才是最终的诊断。病理科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最好的系学之一”，在建院之初就开始工作，而协和医院自建院之初的病史资料都保存下来了。……如果传说中的“那两位实习医生”能留下可靠的文字记录，那么也许我们能看到更接近真实的历史。【3】
但很可惜，关于这两位实习医生的可靠文字记录，并没有。
梁启超弟弟梁仲策的说法
80年前，1926年3月8日，因尿血症，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总嫌“费事”，但在入院前一天，忽然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见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梁启超之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此后梁启超于4月12日出院，在医院计35天。
以上内容出自梁仲策发表于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的《病院笔记》，距梁启超手术后出院，只有一个多月时间。由此可见，医生和梁家家属手术前都知道要切的是右肾，手术切下来的也是右肾，并且确实看到“大如樱桃”的一点，与术前X光所见相符。
与其追究真相 不如吸取教训
笔者认为，这段民国医疗事故最可悲的地方在于，梁任公一心为之辩护，而协和医院却屡缄其口，在大家想要真相的时候选择了沉默，甚至有利用梁任公信任西医的嫌疑。坚信西医，却死在了西医的刀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哀。笔者上面列举了这么多的历史材料和大家说法，但至今仍没有让人一致认同的答案。似乎这一事故真成了无头公案一桩。
与其追究当年的事实真相，不如从中吸取一些教训。在西医被国人普遍接受的今天，如今的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可谓层出不穷，病人和家属愤而杀医的事件也是一再发生。当医疗事故发生后，患者维权也是十分艰难。希望在医患关系越演越烈的今天，医院能在关键时刻，勇敢站出来，而病人也能多理解医院和医生。谣言止于公开，互信源于透明。那么，局面是否就会好很多？
参考文献：
【1】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
【2】《人民日报》(2006-08-14 第11版)
【3】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118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