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陆琪:留守儿童的父母有多难

  中国曾有6102万留守儿童。但通过修改定义,将年龄限制从18岁改到16岁、父母单方外出改为均外出后,这一数字骤减至902万。即便如此,这依然是个庞大的群体。

  谈及造成留守儿童困境的原因时,总有很多人抛开大城市落户难的根源,而是转向指责留守儿童的父母不管不顾。比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某主任在接受中国新闻网的采访时表示:“想从根本上改善留守儿童的悲剧,父母首先要回归家庭”。

  父母当然不希望与孩子分别,更不希望看到他们留守在家的种种不如意。但为什么那么多父母宁愿骨肉分离,也要背井离乡?又是什么让父母不能与孩子相伴?

  分别难,留下更难

  农民工与孩子分开,背井离乡去打工,完全是无奈现实下不得已的举措。由于居住地经济条件落后,收入不足,实现不了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因此,农民们选择外出,化身产业工人。

  如今,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逻辑依然成立。16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喜迎三连涨之后,仅有12363元,远低于城镇居民的33616元。一个月只能吃3斤肉,12个蛋,1斤奶,两户中有一户没空调,这就是农村平均生活的真实写照。

  能达到平均水平已经不容易。在贵州毕节的茨竹村,年收入约1000元。而这样的村子并不罕见,中国仍有5000多万贫困人口和12.8万个贫困村。

  惨淡的收入敌不过日常开支。仅教育一项,就让农村居民头疼不已。以茨竹村为例,每个学期就要花费1700元,超出了收入范围。2013年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显示,在一千多个城镇学校里,有7.2万的农村走读学生每年花839元的交通费用。仅此一项就占家庭年收入的10%。

  同时,还有近20万学生的人均食宿费为1658元,对其中六分之一的人来说,这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30%。超过义务教育阶段后,费用更是夸张。无数优秀的农家学子被高中拒之门外,只因为学费和生活费,足有全家收入的20倍之多。

  供养孩子读书,成了支持农民进城务工的重要动力。如果孩子还在襁褓之中,家中往往只有父亲外出挣钱。可当孩子进入学龄期,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因为农民工们深知,如果不外出打工,不仅家庭难以维系,孩子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也消散于无。农民工的年收入达到了48120元,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6396元还高出不少,更是农民收入的近四倍。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有2.87亿人加入了农民工队伍。

  得益于此,许多农村孩子才有了生活的希望。留守儿童能够继续接受教育,健康状况得到了保证。家庭收入与学龄儿童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收入增加,父母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饮食条件。正因此,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并不如大众所想的那么糟糕,相反还要好过父母均在家的农村儿童。

  斯坦福大学在中国开展了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志在为中国营养、健康和教育政策提供制定和改进建议。该项目把父母都在家的农村儿童和父母外出的留守儿童进行比较后,发现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在营养、健康和教育等方面表现不弱甚至强于非留守儿童。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发育状况较好,其BMI(身体质量指数)也高于前者。就连肠道蠕虫感染率也比前者低了14%。同时,由于家庭收入较高,留守儿童生病时更敢走进医院求诊。与父母留在家乡的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家庭收入超过平均水平后,其获得就医机会的概率会增加69%。

  但留守儿童依然是弱势群体。

留守儿童胆怯地躲在椅子后 / 视觉中国

 

  与城市的孩子相比,他们在同村伙伴前引以为傲的身体素质不值一提。城市儿童的平均身高为148厘米,但留守儿童的只有146厘米。而且,留守儿童的体重和身体质量指数也远低于城市儿童。留守儿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严重危害健康。

  超过九成的留守儿童明白学习的重要性,但学业成绩依然堪忧。这一群体中不少人自认学习成绩低下;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的成绩剧烈下滑。

  面对惨淡的现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也面临危机。经常无缘无故感到烦躁、孤独、和闷闷不乐的比例都近半。而非留守儿童中出现这些问题的比例明显较低。

  这些痛楚,留守儿童的父母并非不知情。

  想带进城却不能

  父母陪伴上的差异,造就了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截然不同的命运。

  受城市饮食习惯的影响,随迁儿童的父母注重饮食均衡,增加肉类和果蔬的摄入。而留守儿童多由爷爷奶奶照顾,缺衣少食。随迁的儿童比留守的更健康。其身体消瘦率和营养不良率,持平甚至略低于城市儿童,远远优于留守儿童。

  与流出地相比,他们的平均教育投入高14%。去了北上广后,每学期的教育投入更是高达900元。无疑,进城读书对留守儿童更有利。

  想让留守儿童摆脱困境,最快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孩子进城与父母生活。外出打工的父母虽然无法用数字量化将孩子带出来的好处,但也本能地希望将孩子带过来。毕竟,有近两成的人在家乡找不到可以托付孩子的人,有79.1%的人认为将孩子带过来可以更好地照顾他们。

  可见,留守儿童的父母也想与孩子在城市中团圆。但在某问答社区中,有人把造成留守儿童悲剧的矛头对准了他们的父母,称之为“不合格的底层”。

农民工露宿街头 / 视觉中国

 

  所谓的不合格父母,是在工地上三班倒回不了家的父亲,是忙着开小店无暇接送子女的母亲。在一个个答案的描述中,这些父母利欲熏心、失去人性,只顾赚大城市的钱,却不管自己的孩子。

  但答主们没有考虑的是,不是因为穷,这些父母怎么会出来讨生活,怎么会每天将自己埋葬在工作场所。在城市中务工的父母,不把孩子带进来的理由,同样是穷。

  随迁儿童的家庭比留守儿童的家庭,年开支要高11000元,约占年开支的39%。但大部分农民工很难赚出这部分钱。

  一方面,进城农民工的教育程度不高,无法在人力市场中争取更高的价格,难以短时间内提高收入。在中国,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城镇居民的收入平均增加0.126%。而农民工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只有9.4%,何谈用人力资本来承担子女随迁的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学历低的父母,母亲拥有大专以上的学历的子女,随迁的机率几乎翻一倍;而父亲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则让子女随迁机率暴增近两倍。

  另一方面,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民工缺乏薪资提升的空间。平均来看,农民工劳动时间每增加100小时,收入提高6%。但目前,男性农民工的年劳动时间已高达2620-2800小时,女性稍弱,也达到1614-1986小时。指望延长工时增加收入并不现实。

  所以,在指责留守儿童的父母不把他们带进城前,别忙着诛心。将心比心问问自己,哪个父母不疼儿?

  被学校卡在城外

  对外出打工的父母来说,想与孩子团聚困难重重。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在问及为什么不带孩子进城读书时,27.54%的农民工表示进不去学校,同时还有70.29%的人是因为上学的费用过高。

  按照教育市场的配比,如果要进城读书,约一成的随迁儿童要进入私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但这两者并不能照顾到农民工的需求。

2018年1月1日,河南安阳的一名留守儿童 / 视觉中国

 

  私立学校突出贵价。在上海,学费最低的私立小学,一年也要万余元。这一数字对农民工并不友好。即便如此,这样的学校也没有多少所,很难轮到随迁儿童。

  残存不多的打工子弟学校很难招揽来学生。打工子弟学校大部分没有办学许可,处在朝不保夕的灰色地带。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进一个随时被拆迁的学校而失学。

  同时,这种公益性质突出的学校,几乎是教学质量低下的同义词。在标准化测验中,上海学生的数学成绩均分65.3分,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仅能拿到46.3分。这并不是天赋的差距所致。当随迁儿童得到同样多的教育资源时,分数上的差距迅速缩小。因此,只有45%的随迁儿童家长,认为它比家乡落后的学校强。

  公立学校倒是没有天价的学费,教学质量不算差。但就读之前,随迁儿童的家长要解决两大难题:居住证和钱。

  上海,非本地户籍的居民想让子女进公立学校,就要提供上海居住证。办理条件只有两条,合法稳定的住所和缴纳半年社保。但农民工很难满足。上海有900万农民工,其中缴纳社保中养老保险的仅有352万,缴纳医疗保险的仅有291万,缴纳失业保险的更少,只有58万。仅靠社保一条就卡掉了无数留守儿童进城的梦。

  外来人口的女子想在公立学校就读,名义上还要“自愿”交一笔“赞助费”。但实际情况是。在农民工平均月薪783元的2004年,交500元以内赞助费的比例足有47.39%,四分之一的人要交500-5000元不等的赞助费。甚至还有4.27%的人交了超过5000元。

  尽管早在2006 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强调公立学校不准对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和其它费用。但许多学校依然巧立名目,变着法子收取,美其名曰“捐资助办学”。

  至此,留守儿童进城读书的一扇扇门被合上。

  没有哪个父母愿意在子女的成长中缺席。但残酷的现实逼得留守儿童的父母,做出了一个又一个无奈的选择。

  不离开家乡,生活无法维系;离开家乡,孩子缺少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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