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有6102万留守儿童。但通过修改定义，将年龄限制从18岁改到16岁、父母单方外出改为均外出后，这一数字骤减至902万。即便如此，这依然是个庞大的群体。
谈及造成留守儿童困境的原因时，总有很多人抛开大城市落户难的根源，而是转向指责留守儿童的父母不管不顾。比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某主任在接受中国新闻网的采访时表示：“想从根本上改善留守儿童的悲剧，父母首先要回归家庭”。
父母当然不希望与孩子分别，更不希望看到他们留守在家的种种不如意。但为什么那么多父母宁愿骨肉分离，也要背井离乡?又是什么让父母不能与孩子相伴?
分别难，留下更难
农民工与孩子分开，背井离乡去打工，完全是无奈现实下不得已的举措。由于居住地经济条件落后，收入不足，实现不了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因此，农民们选择外出，化身产业工人。
如今，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逻辑依然成立。16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喜迎三连涨之后，仅有12363元，远低于城镇居民的33616元。一个月只能吃3斤肉，12个蛋，1斤奶，两户中有一户没空调，这就是农村平均生活的真实写照。
能达到平均水平已经不容易。在贵州毕节的茨竹村，年收入约1000元。而这样的村子并不罕见，中国仍有5000多万贫困人口和12.8万个贫困村。
惨淡的收入敌不过日常开支。仅教育一项，就让农村居民头疼不已。以茨竹村为例，每个学期就要花费1700元，超出了收入范围。2013年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显示，在一千多个城镇学校里，有7.2万的农村走读学生每年花839元的交通费用。仅此一项就占家庭年收入的10%。
同时，还有近20万学生的人均食宿费为1658元，对其中六分之一的人来说，这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30%。超过义务教育阶段后，费用更是夸张。无数优秀的农家学子被高中拒之门外，只因为学费和生活费，足有全家收入的20倍之多。
供养孩子读书，成了支持农民进城务工的重要动力。如果孩子还在襁褓之中，家中往往只有父亲外出挣钱。可当孩子进入学龄期，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因为农民工们深知，如果不外出打工，不仅家庭难以维系，孩子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也消散于无。农民工的年收入达到了48120元，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6396元还高出不少，更是农民收入的近四倍。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有2.87亿人加入了农民工队伍。
得益于此，许多农村孩子才有了生活的希望。留守儿童能够继续接受教育，健康状况得到了保证。家庭收入与学龄儿童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收入增加，父母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饮食条件。正因此，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并不如大众所想的那么糟糕，相反还要好过父母均在家的农村儿童。
斯坦福大学在中国开展了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志在为中国营养、健康和教育政策提供制定和改进建议。该项目把父母都在家的农村儿童和父母外出的留守儿童进行比较后，发现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在营养、健康和教育等方面表现不弱甚至强于非留守儿童。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发育状况较好，其BMI(身体质量指数)也高于前者。就连肠道蠕虫感染率也比前者低了14%。同时，由于家庭收入较高，留守儿童生病时更敢走进医院求诊。与父母留在家乡的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家庭收入超过平均水平后，其获得就医机会的概率会增加69%。
但留守儿童依然是弱势群体。
留守儿童胆怯地躲在椅子后 / 视觉中国
与城市的孩子相比，他们在同村伙伴前引以为傲的身体素质不值一提。城市儿童的平均身高为148厘米，但留守儿童的只有146厘米。而且，留守儿童的体重和身体质量指数也远低于城市儿童。留守儿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严重危害健康。
超过九成的留守儿童明白学习的重要性，但学业成绩依然堪忧。这一群体中不少人自认学习成绩低下;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的成绩剧烈下滑。
面对惨淡的现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也面临危机。经常无缘无故感到烦躁、孤独、和闷闷不乐的比例都近半。而非留守儿童中出现这些问题的比例明显较低。
这些痛楚，留守儿童的父母并非不知情。
想带进城却不能
父母陪伴上的差异，造就了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截然不同的命运。
受城市饮食习惯的影响，随迁儿童的父母注重饮食均衡，增加肉类和果蔬的摄入。而留守儿童多由爷爷奶奶照顾，缺衣少食。随迁的儿童比留守的更健康。其身体消瘦率和营养不良率，持平甚至略低于城市儿童，远远优于留守儿童。
与流出地相比，他们的平均教育投入高14%。去了北上广后，每学期的教育投入更是高达900元。无疑，进城读书对留守儿童更有利。
想让留守儿童摆脱困境，最快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孩子进城与父母生活。外出打工的父母虽然无法用数字量化将孩子带出来的好处，但也本能地希望将孩子带过来。毕竟，有近两成的人在家乡找不到可以托付孩子的人，有79.1%的人认为将孩子带过来可以更好地照顾他们。
可见，留守儿童的父母也想与孩子在城市中团圆。但在某问答社区中，有人把造成留守儿童悲剧的矛头对准了他们的父母，称之为“不合格的底层”。
农民工露宿街头 / 视觉中国
所谓的不合格父母，是在工地上三班倒回不了家的父亲，是忙着开小店无暇接送子女的母亲。在一个个答案的描述中，这些父母利欲熏心、失去人性，只顾赚大城市的钱，却不管自己的孩子。
但答主们没有考虑的是，不是因为穷，这些父母怎么会出来讨生活，怎么会每天将自己埋葬在工作场所。在城市中务工的父母，不把孩子带进来的理由，同样是穷。
随迁儿童的家庭比留守儿童的家庭，年开支要高11000元，约占年开支的39%。但大部分农民工很难赚出这部分钱。
一方面，进城农民工的教育程度不高，无法在人力市场中争取更高的价格，难以短时间内提高收入。在中国，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城镇居民的收入平均增加0.126%。而农民工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只有9.4%，何谈用人力资本来承担子女随迁的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学历低的父母，母亲拥有大专以上的学历的子女，随迁的机率几乎翻一倍;而父亲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则让子女随迁机率暴增近两倍。
另一方面，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民工缺乏薪资提升的空间。平均来看，农民工劳动时间每增加100小时，收入提高6%。但目前，男性农民工的年劳动时间已高达2620-2800小时，女性稍弱，也达到1614-1986小时。指望延长工时增加收入并不现实。
所以，在指责留守儿童的父母不把他们带进城前，别忙着诛心。将心比心问问自己，哪个父母不疼儿?
被学校卡在城外
对外出打工的父母来说，想与孩子团聚困难重重。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在问及为什么不带孩子进城读书时，27.54%的农民工表示进不去学校，同时还有70.29%的人是因为上学的费用过高。
按照教育市场的配比，如果要进城读书，约一成的随迁儿童要进入私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但这两者并不能照顾到农民工的需求。
2018年1月1日，河南安阳的一名留守儿童 / 视觉中国
私立学校突出贵价。在上海，学费最低的私立小学，一年也要万余元。这一数字对农民工并不友好。即便如此，这样的学校也没有多少所，很难轮到随迁儿童。
残存不多的打工子弟学校很难招揽来学生。打工子弟学校大部分没有办学许可，处在朝不保夕的灰色地带。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进一个随时被拆迁的学校而失学。
同时，这种公益性质突出的学校，几乎是教学质量低下的同义词。在标准化测验中，上海学生的数学成绩均分65.3分，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仅能拿到46.3分。这并不是天赋的差距所致。当随迁儿童得到同样多的教育资源时，分数上的差距迅速缩小。因此，只有45%的随迁儿童家长，认为它比家乡落后的学校强。
公立学校倒是没有天价的学费，教学质量不算差。但就读之前，随迁儿童的家长要解决两大难题：居住证和钱。
上海，非本地户籍的居民想让子女进公立学校，就要提供上海居住证。办理条件只有两条，合法稳定的住所和缴纳半年社保。但农民工很难满足。上海有900万农民工，其中缴纳社保中养老保险的仅有352万，缴纳医疗保险的仅有291万，缴纳失业保险的更少，只有58万。仅靠社保一条就卡掉了无数留守儿童进城的梦。
外来人口的女子想在公立学校就读，名义上还要“自愿”交一笔“赞助费”。但实际情况是。在农民工平均月薪783元的2004年，交500元以内赞助费的比例足有47.39%，四分之一的人要交500-5000元不等的赞助费。甚至还有4.27%的人交了超过5000元。
尽管早在2006 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强调公立学校不准对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和其它费用。但许多学校依然巧立名目，变着法子收取，美其名曰“捐资助办学”。
至此，留守儿童进城读书的一扇扇门被合上。
没有哪个父母愿意在子女的成长中缺席。但残酷的现实逼得留守儿童的父母，做出了一个又一个无奈的选择。
不离开家乡，生活无法维系;离开家乡，孩子缺少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