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接连的新闻事件，使师生两者极度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被重视起来。在惯于“上学就是上班”、“导师就是老板”说法的今天，是一次次的悲剧，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高校的师生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研究生导师不仅是学生论文的指导老师，同时也成为学生科研经费和生活费的直接来源。
由于中国人情社会的特点，个人的论文发表、毕业答辩、出国推荐、工作推荐甚至未来在学术圈是否能站稳脚跟，也都取决于和导师的关系。
这潜在的后果是，让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变成某种意义上的老板-员工的雇佣关系，而这一雇佣关系又是非正式的、不被法律承认的。
尊师重教的儒家文化和传统师徒制的师承关系深刻影响了中国式导师责任制。对学生而言，某些导师的“指导方式”则意味着付出大量额外的、与学业无关的劳动。在传统师徒制的话语体系中，这些劳动被合理化了；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字典里，不存在“权力的滥用”，只有“绝对的服从”。
以下是刘瑜的《谁是大学里的主人翁》，最好的教育应该要老师们放下架子，平视眼前的学生，并敬畏他们的天真。
刘瑜
谁是大学里的主人翁
文|刘瑜
以前我曾跟外婆开玩笑：您真倒霉，在一个媳妇地位特别低的时代做了媳妇，又在一个婆婆地位特别低的时代做了婆婆。其实同样的句式也可用于我自己：在一个学生地位特别低下的国家做了学生，然后在一个老师地位特别“低下”的国家做了老师。
我做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小学亲见老师用粉笔头砸同学，中学目睹老师把不听讲学生的书包从四楼扔下去，大学被告知答辩时千万不要跟老师们辩论……等我做了老师，以为自己也可颐指气使一把的时候，到了英国。
在剑桥的讲台上，对“谁是老大”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不管是谁，肯定不是我。
去年网上惊现过一段国内某大学的手机录像：某知名教授因某些学生逃课而对那些没有逃课的学生恶语相向，最后揪住一个不堪忍受的女生不让她离开教室。看完录像，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我的感受。触目惊心的是一个老师竟可以那样肆无忌惮地羞辱自己的学生，更触目惊心的是台下那么多学生竟然选择默默忍受。
不是十多年前群情激愤的大学生们就开始大声宣布“中国人可以说不”了吗？遗憾的是他们勇于向太平洋彼岸的国会山和总统府说不，却不敢对面前那个粗暴凶恶的老师，当下的、眼前的那一个人，说不。
刚到剑桥时，我就被同事告知，学生可以不来上课。“理论上而言，一个学生可以不上一堂课而顺利毕业——只要他参加并通过各类考试”。好吧，看来我在剑桥是没有指望揪住任何学生的胳膊勒令他不准离开了。
电影《聚焦》
学生可以不来上课，但你必须给学生“开小灶”——这又是剑桥老师“地位低下”的一个表现。所谓“开小灶”，是指剑桥、牛津等大学一直保留的一种叫“个别辅导” 的传统教育制度（supervision），即，所有登记你的课的学生，一个学期必须得到三次个别辅导。所谓个别辅导，一般是学生写好一个专题小论文，老师事先阅读，然后共同讨论。
这种“个别辅导”的好处在于教育是量体裁衣的：学生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题目，老师可以及时发现该学生的长处和短处进行因人制宜的教育；论文不打分，不是考试教育的一部分，而是纯粹的思想交流，比较放松、自然；能加强学生和老师的联系——与中国或美国那种大学四年下来师生几乎素不相识的情况相比，这种制度下的师生关系会更密切。
这种模式的“坏处”当然也很明显：老师们忙得不可开交。试想你有20个学生，每个学生一学期见3次，加上批阅他们论文的时间……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基本上整个学期都像是消防队员四处灭火。对了，一般来说，不管你是新手老手，都要做“个别辅导”。即便是系主任的办公室里，都时常传出大一学生的反问：“你真的觉得霍布斯的这段话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改卷子判分，老师也不能一手遮天。喜欢这个学生就给他高分，那个学生没来上课就给他低分？没那么简单。至少在我们系，本科教育的考试判分是双向匿名的：学生不知道哪个老师给他判分，老师也不知道试卷是哪个学生的。
更“过分”的是，每份考卷或论文都要有两个老师来改，如果判分相差太大，还要由第三人介入。这样做好处是对学生比较公平，坏处当然是老师的工作量又多了一倍。
这还只是学术方面。生活方面，学生还是“老大”。学生们不但课业上有辅导老师，生活上还有辅导员（tutor）。想知道各种奖学金申请的渠道吗？有感情上的困惑吗？觉得学业压力太大非常抓狂吗？请到×楼×室找你的tutor吧。
在剑桥，师生关系中的第一原则是学生的权利，第二原则才是老师的权威，这点是清晰可见的。说到底，关于公平、自由、平等，最好的教育方式并不是“洛克说过……”、“卢梭说过……”，而是老师们放下架子，平视眼前的学生并敬畏他们的天真。
从小我们就被反复告知自己是“未来的主人翁”，要我说，先还是不要扣那么大帽子，给那么大殊荣，“未来的主人翁”还是从“校园的主人翁”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