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
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
这是诗人杜甫在他的《洗兵马》诗中对唐肃宗朝宰相张镐的高度称颂，杜甫一生政途很不得意，曾被破格任命为在肃宗皇帝身边“拾遗补缺”的言官左拾遗（张镐也曾出任过左拾遗），于是他更加忠于职守，希望向皇帝提出有份量的进言，但由于杜甫的好友房琯兵败陈陶时被罢相，杜甫抒救房琯得罪肃宗，上怒欲惩办杜子美，这时正是宰相张镐向肃宗进言，如果办了杜子美，以后还有谁敢说话啊？！于是肃宗才放过杜甫。
这是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的事。
这一年，还有件事，在文学史上非常之重要，即诗人王昌龄被濠州刺史闾丘晓杀害；王昌龄幼年家贫，长期务农，直至年近不惑才中进士，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又中博学宏辞，授汜水尉，因事贬往岭南，开元末年昌龄已经是与李白、高适、王维齐名的大诗人，得以返长安改授江宁丞，不幸又被谤而谪龙标尉，不久，天安年间的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大赦天下，王昌龄在65岁时得以离开龙标，被委以淮南某职，但在赴任时路过濠州，因才华为闾丘晓所嫉，后者找个理由居然把王昌龄杀了，史书上都说闾丘晓“晓素愎戾，驭下少恩，好独任己”－－当年虽为乱世，然而“诗家夫子王江宁”之死还是震惊天下。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年，张镐被授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任河南节度使，起兵讨伐安史叛军，当时，叛军围困睢阳，张巡告急，张镐传令濠州刺史闾丘晓出兵营救，闾丘晓却迟兵不动，坐视叛军攻陷睢阳，使张巡遇害，张镐因之大怒，命杖杀闾丘晓，其时闾丘曾乞求活命，说自己有亲人要奉养，张镐回复他：“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有史家考证，张镐当时下决心杀掉闾丘晓亦与高适的暗中授意有关，从中亦可见当时的人们对闾丘晓杀害王昌龄之旧事有多怨怒。
杜甫与王昌龄都是开元、天宝年间的诗坛上的伟大人物，也都是李白的莫逆之交，但可惜两人互相之间却没有什么来往（年纪相差较大），更多的交集还是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如杜甫有著名的《前出塞九首》，而王昌龄得以在中国诗坛长红也有赖于他那两首著名的《出塞》。
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大多写了边塞从军的艰苦卓绝和底层士兵的英雄气概，“其六”为最有名者：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这首“其六”抛开了边关塞外的艰难情绪，展示出一种杜甫诗中少见的战略性思考，格局颇大；但以我看，论起出塞诗，王昌龄还是唐代第一，《出塞》两首都写于他中进士之前，“其二”里的意境颇为壮烈，堪比岑参、高适：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
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
当然，可以让王昌龄这个名字被千古传诵的，还是他写的《出塞其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秦时明月汉时关”写作之时，大唐王朝仍然是一派史所罕见的盛世景象，当时的诗人，除了王昌龄、杜甫等几位对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心怀忧患，大多数人不是讴歌壮怀，就是山野遣兴，他们当时都不会料到也就是十几年后，安史之乱会突然爆发，大唐很快由盛转衰，然而至少我们从王昌龄的这首诗里已然知道，斯时的唐朝其实已经到了“飞将”不再“胡马”侵边的危机边缘。
对于王昌龄这首诗中的“飞将”所指何人，历来就说法多多，有人以为是汉朝大将卫青、霍去病，也有人以为指的是“飞将军”李广，我记得大学时代，老夫子一样的教授曾经开了一堂课给我们分析这诗，为了思辨“飞将”到底是卫青还是李广，老人家就讲了大半堂课，现在想来这样的教育内容真是一种笑话。
有时盛世的景象，往往又都是盛世的假像，却鲜有明眼人真正看到盛世中的危机，我相信这种事不但是有唐一代的过往，中国历朝历代，无论唐前还是唐后，无论古代还是今时，如此盛世景象中潜在盛世假像的危机一直都在重演着，也正如这简简单单的28个字里写的，“飞将”无人之际“胡马”必会叩边。
今日的中国，既有盛世的景象，往往也埋伏着许多盛世的假像，尤其是今年，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突然愈演愈烈，而更破天荒的是，看似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最大变量，短期前景和长期走向将之如何，谁又能真正做到心里有底？在我看来，王昌龄诗中的“飞将”既是指卫青、霍去病、李广这样的武将，也可以是指如张镐这等的文臣，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国难思良将，家贫想贤妻”，其实是对我们这种爱吃后悔药的民族劣根性描摹和挖苦得最为逼真的，为什么我们每每到了最危急时刻才会想到“我的天啊，要是谁谁谁还在该有多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