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个从小就具有反抗精神的人，他不是什么乖乖孩，十三岁那年因为老师经常打学生，他便从学校里逃了出去，虽然这次逃跑最终失败了，但却换来了父亲的比较体谅与塾师的比较温和，这给他带来了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在向斯诺回忆生平时，聊起了这件事，它在《毛泽东年谱》里未曾收录，但毛泽东特地将它说了出来。
这让我想起我初中时的一件事，当时看到班主任用戒尺抽打同学的手心，当场站了出来指责班主任，班主任不听，于是我立刻去找了校长。当时也许更多是一时意气，但这件事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班主任后来被校长批评了一顿。
而在高中时的一件事，则不再寄希望于校长(比班主任更高阶)了，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来默默抗争。
那时每天晚上要去上数学竞赛辅导，因为不上晚自习，有一天回教室后看到我的凳子不见了，同桌说被班主任(不是初中那个)拿去给修空调的师傅踩了，我便很生气，生气的不是凳子被踩了，而是生气班主任在没有询问我的情况下就拿了凳子，同时还不拿回来。
于是我去找班主任，要他道歉，班主任起初不搭理我，我就在办公室门口堵着他，不让他回家。僵持到学校差不多没什么人了，我爸妈电话打了过来，我决定先回家。但当时年轻气盛，认为这件事还没完，第二天上学时，我带来了家里的一把椅子。
我对班主任说，既然凳子的使用权也是学校的，那么我自己带椅子过来，我用自己的，你就无权管了。于是乎我大摇大摆地坐着椅子正在一个星期——直到周日的早上(我们周末也上课)，班主任跑来跟我私下道了个歉，我才把椅子收回家。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还是不小的，以至于当我阅读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和他父亲的对抗时，我会对整一百年前的那个少年产生一种跨越时空的认同感。他说他明白了当他以公开反抗来保卫他的权利时，他的父亲就会对他客气一点，而当他怯弱屈服时，他的父亲就骂打得更厉害。很多年后，他用更精炼的话把这件事给说了出来：「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如今快十年时间过去了，我的性子比过去温和多了，但这个观念仍然横亘在我脑海中，有一年独自一人外出，住酒店时和店家争执不休，二话不说报了警，店家立马就认怂了。
从回忆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是从很早的时候就一直被人攻击和质疑了，但他并不见得把那些放在心上，一方面表现出不妥协，另一方面表现出不在乎，这些事换来的结果，就是这句轻描淡写的话后面沉重的辛酸：「我的妻妹被处决。」
而在毛泽东的回忆中，说起他最无助的时候，不是在遇到张国焘的时候，不是在晚年之时，而是建国初期，人在苏联。
1949年12月16日，莫斯科时间中午十二时，毛泽东一行人抵达莫斯科北站，毛泽东说：「今天我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莫斯科，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这是中苏两国友好与合作的最好成果。」
下午六时，毛泽东在克林姆林宫与斯大林会谈。当毛泽东谈到中苏友好同盟与互助条约问题时，斯大林推诿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体系缔结的，尽管是苏联和中华民国签订的，但修改的话是需要获得英、美的同意，不能改动。
在苏联的这段日子里，当我们翻开年谱，会发现毛泽东不断致电国内，有时会给周恩来，有时会给林彪，有时会给刘少奇，有时是希望国内拿出新的方案，有时是遥控指挥战局，有时是指导新的建交工作。
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并作为第一次致祝词的外国领导人发言。24日，斯大林再次同毛泽东就越难、日本与印度等问题进行商谈。会谈期间毛泽东多次将话题引向中苏条约，但斯大林始终一言不发、只字未提。
来莫斯科祝寿的各国领导人陆续回国，毛泽东仍滞留在苏联，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表示他来苏联不只是祝寿的，还是来办事的。
毛泽东说他很失望。
但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都没能再见到斯大林。
由于中苏双方突然都没有了毛泽东的动向，国际上开始产生各种猜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毛已被斯大林软禁，尽管是谣言，但实际上却对毛泽东的逆境产生了正面作用。在国际舆论的威逼下，斯大林不得不正式和毛泽东商谈起这个问题。
1950年0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
17日，毛泽东从莫斯科坐上列车回国。
一个国家的政府主席，在别国待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别国领导人还特地不见他。
这并非是耻辱与否的问题，我想，从那时起，毛泽东也许彻底意识到了，没有哪个国家是会真正帮助我们的，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哪怕它是我们的老大哥(尽管这位老大哥在这三十年里没少使绊子)。
「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不是闭关自守，而是要在自主发展的基础上再对外开放。
想团结，先斗争;想发展，先独立。
这两条毛泽东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当然，毛泽东在回忆自己创办新民学会并只和同伴们谈论大问题时说：「我对女人本无兴趣。」这点就和我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