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崔永元先生又站在了舆论浪尖上，因为他扒下了中国演艺界一些人的“裤子”，将那些大腕儿们肮脏的私生活和野蛮的犯罪行为揭了个底朝天。大快人心！
作为普通学者，希望相关机构这次不要将头埋进沙子，当官老爷，无所作为——不是说“不作为”也要追查责任吗?
出于个人兴趣，我与演艺界接触极少。台下，跟歌星唱歌，连词儿都跟不上，实在丢人。
记得前些年，在杭州西湖边儿听过崔永元先生讲演。拍照时碰巧前后站着，所以聊了起来。我问了崔先生几件自己感兴趣的事，大体是反对特异功能和反对转基因之类，他极为耐心、极为清楚地为我解答，印象很深。
也有其他机缘，私下了解到崔永元，知道他是一个很“正”的人。也因此不止一次被人忽悠，被卖……
中国需要崔先生这样的人，无论受多少累，吃多少苦，敢于站出来，讲真话。至少不骗自己，不欺别人，这在时下已经很了不起。
我一直希望，中国学界也出个崔永元式人物，勇敢站出来，将中国人文学术的现实公之于众。
人文学界整体上比演艺界还“黑”。无论怎么黑，演艺界还出作品，充实一下百姓的生活，但人文学界太多人将中国拖向殖民地的奴役状态，又愚蠢且不自知。
太多人文知识分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抑或是“超然”的中间派，都有一份无形的“阴阳合同”，一份是同西方签的思想卖身契，一份是在中国签的工作合同。从西方拿思想，从中国拿钱，这是桩里外都合算的买卖。倒霉的是中国，最终得利的是西方政客。那些知识分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目的先在思想上殖民中国，然后在现实层面殖民中国——这就是那些人的“中国梦”。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怀疑自己对人文学者的悲观想法。因为你看，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这难道不是他们的脑力贡献吗？直到有朋友进了部委的理论机构，我才弄清楚，改革开放的决策是由那些务实官员做出的，跟社会上的学术明星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也未向流星祈愿，我的“揭黑”愿望不知感动了哪位天神。最近，真有一位人文学界讲真话的人“问世”了！他出生在中国人，在海外工作，这位人文学界的“崔永元”，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
郑永年先生我一次也没见过，看过他不少文章，知道他满满的家国情怀。
直到最近，读到他2018年6月7日在FT中文网上发表的《中国为何说不好“中国故事”？》，大为惊讶，真有看崔永元微博的感觉。
该文不长，是2018年5月21日他在北京自己新书发布会上的讲演。他以下论断肯定会如崔永元先生一样，遭到“死亡”威胁。他说：
“我认为近代以来我们一直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被思想殖民，没有自己的思考。”
“过去顾颉刚先生有个‘疑史’观，怀疑中国的历史。我一直怀疑中国近代以来的这个知识体系。”
“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西方人解释中国有一个特点——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从早期孟德斯鸠的‘中国没有贵族’，到后来的‘中国没有私有产权’，包括现在很多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和左派都受西方影响，认为中国没有私有产权，没有法治，没有人权，没有民主，等等。”
我的妈妈，这下，郑永年扒下了人文学界太多人的“裤子”。人家就是靠中国没有的东西，西方有的东西解释中国，人家是靠这吃饭的。你郑永年这样一说，人家大学教授还怎么活，博士生导师还怎么混！难道回家卖白薯去！
更可怕的是，郑永年先生还开出了医治这种病的药方：回归中国！
他以经济学理论说明：“而我觉得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已经有了，就是《管子》。《管子》就是怎么治理经济的理论。如果你要解释中国经济几千年历史，直到今天的话，《管子》的解释要比任何西方经济理论有效。西方讲供需关系，但供需主要靠市场调节。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强调政府也要扮一个角色。《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轻重’的调节者就是政府，是政府根据市场的情况而调整经济。”
郑永年要改变中国人文学界“去中国化”的基本学术路径，这是让人家断子绝孙啊。
不过，郑先生似乎还给人文学界留下一口饭，他话锋一转：“但是管子的论述是短短的一段一段的，不表现为现在的经济学形式，没有数学，更没有公式。如果能找一帮年轻人，把这些思想数学化，公式化，对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学都是巨大的贡献。”
将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数学化，恐怕也是追西方经院经济学的时髦——实际上管子有系统的经济理论，只不过是以“一段一段”的事例，以立象尽意的方法表达出来。
八年前，我出版了《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韩文版由The SOUP Publishing Co.于同年出版），那是系统研究《管子》经济理论的专著。当时，社科院一位年轻学者找到我，说要将它数理化——他有天赋，认真做了，但似乎没有什么结果——难道我们要将佛经、《圣经》都数理化之后，才算找到真理吗？！
当然，郑永年先生不会如崔永元一样，直接受到“死亡”威胁，中国人文学界多数人可比那位退役的空军试飞员高明，也不会比范冰冰笨。凭我的经验，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只会做，不会说，连秘密符号都没有——他们圈钱、捞名的圈子，隐蔽性比共济会还厉害。
我真担心郑永年先生的学术生命，人家会不择手段的压制他。和蔼地微笑着，置其于死地而后快——这是我多年在学术圈子里体验到的残酷现实。
幸好郑先生在国外，中国许多人文学者擅长隔着太平洋，从西方对着祖国玩“隔空打人”，但从中国向外“隔空打人”，恐怕不太容易吧。否则，中国学术思想也同中国商品一样，早就走向世界了。
此时此刻，我只能默默祝福这个世界上敢于讲真话的先生们，无论他们在哪个行业，他们都是文明社会的脊梁，正义精神的魂！
在崔永元、郑永年身上，我看到了冰冷广漠宇宙中不落的星辰。那种神圣、永恒的光明，激励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向前、向前……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