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工具还是旗帜？
——兼评2018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新时期二十二条”）
一、回顾改革开放需要考虑政治成本与风险
由谁来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用什么样的标准和尺度来衡量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成绩、经验和问题?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不同的政治主体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并主导实施的国策。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成就的时候，必须回答以下问题：改革开放是否有助于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否有助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是否增强了共产党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否使得工人和农民等党的阶级基础得到巩固、发展和壮大?相反，如果改革开放不是有助于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没有增强共产党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没有使工人和农民得到应有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他们不再是共产党的政治资源而是国家维稳对象)，那么，改革开放的一切成就可能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GPD幻象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的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
本文仅就改革开放与党的历史使命展开探讨。
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选择
中国仍然在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开放涉及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因此，改革开放政策需要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分析。
社会生产力及其权益的归属是分析经济制度问题的出发点。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形态从生产力角度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在农业社会阶段，中国曾经登峰造极。但是，在西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阶段，中国没有赶上工业化的步伐，从而导致中国的农业文明被西方列强打得头破血流，民不聊生。因此，发展中国人自己的生产力，建设中国人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摆脱遭受西方列强奴役的命运，成为中国各个政治组织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使命。
中国是在山河破碎的情况下开始工业化的。但是，工业化的历史车轮一旦转动起来，就面临着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选择。社会生产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这三者之间从来都是一体的，三者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的整体。在“一战”和“二战”相继爆发、西方工业化国家相继进入中国瓜分国内经济版图的情况下，中国的民族矛盾爆发了。中国民族矛盾的核心问题是由谁来主导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即，中国的工业化究竟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主导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来主导的问题(这仍然是当前中国改革开放所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俄国、德国、日本、美国彼此之间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战争，本质上是争夺中国工业化主导权的战争。西方列强只有夺得中国工业化的主导权，才能有利于这些国家的资本控制中国的产业和市场，才能把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工业殖民地。
二战结束，日本战败出局，美苏之间以及国共两党之间产生新的矛盾。国共两党的政治对立与全面内战，本质上属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选择之争。国共两党作为独立的政治经济组织，在选择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他们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却选择不同的道路和答案：面对工业化的潮流，两个不同的政党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完成不同的工业化目标。国民党选择引进美元资本并由美元资本来主导中国的工业化，走快速融入西方工业体系的产业附庸之路;共产党则选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由中国人民自己来主导并完成本国的工业化，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
从一般意义上看，人类社会走向工业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但对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在工业化的具体制度和具体道路上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究竟是由谁来主导国家的工业化、究竟是通过怎样的经济制度来完成国家的工业化、究竟是选择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体系还是选择“融入国际经济社会、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成为西方工业体系的附庸。从这个角度看，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国人与日本人争夺中国经济版图上工业化主导权的战争，日本是侵略者和殖民者，中国反侵略和反殖民;解放战争则是一场中国人内部选择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战争，是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的斗争，最后，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战胜蒋介石买办集团领导的国民党，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代替了私有资本、买办资本和英美资本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而，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成为菲律宾和南美洲国家的复制版。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拒绝一切外国的股权投资(但不拒绝债券融资)，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了工业化的积累与投入，建立起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形成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中国仍然行进在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还没有摆脱二战之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回顾历史，审视现实，重温战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这对于指导和制定改革开放政策，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6月28号国家发改委颁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修订说明(可以简称为“新时期二十二条”)，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在农业种子、电网、铁路、海上运输、测绘、金融机构等22个领域向美元资本全面开放主导权，把中国的产业阵地、金融阵地和国防阵地全部裸露在美元资本的炮火之下。“新时期二十二条”意味着英美资本在二战之后第一次有机会重新获得中国工业化的主导权和中国经济的统治权。可以预见到，在所谓的市场决定论的情况下，强势的跨国美元资本一定会逐步打败弱势的本土人民币资本，并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掌控中国经济的主导权和政治的话语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的那一场历史性大决战所作出的工业化目标选择、独立自主的道路选择以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选择要被推倒重来呢?国家发改委没有披露全面对外开放的历史依据是什么?其它政府决策部门也没有提示全面对外开放的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在哪里?这些重要的原则性问题被作为暂时不会爆炸的定时炸弹被深深地隐藏了起来。“新时期二十二条”比“袁世凯二十一条”还多了一条，对此，政府和学界的精英们却选择了沉默。这让人们联想起当年英国军舰进犯珠江口，炮轰清军阵地，而岸上却站满了沉默的看客。几十年之后，清朝只存在于宫廷戏说之中。
古代智者希望政治家们懂得“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道理。对“新时期二十二条”所带来的产业风险、金融风险、国防风险和政治风险，需要重新认真评估和防范。
三、改革开放仅仅是择机使用的工具而不是执政党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艰难转型时期。带领中国人民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摆脱国内外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是共产党的建党初心，也是共产党的使命与天命。今天，改革开放的旗帜正在取代或者已经取代了建党初心和党的使命。这是危险的。
改革开放不是党的初心和使命，也不是党的旗帜。改革开放仅仅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必须服务于中国自己的工业化，而不能背离中国工业化的方向和道路，不能背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不能放弃党的领导。如果中国的各行各业全面开放，允许外国独资企业和控股企业借助强势的美元资本进行全面渗透，那么，这将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放弃了基层企业组织的党的领导，意味着共产党放弃了自身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意味着党员干部放弃了传统的成功法宝而走向经济投机和政治冒险。
“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持改革开放”等提法是不严谨、不科学、不合逻辑的，因此是错误的。因为改革和开放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不是使命或天命。任何工具或手段只能加以择机使用和择机利用，而不能用来坚持，更不能当做旗帜。愚公用锄头挖土移山，难道愚公会把锄头当作旗帜吗?如果愚公真的把锄头当作旗帜，那就真傻了。当代理论家们把改革开放作为旗帜，就相当于把高举的锄头当作旗帜。
相由心生，心迷则乱象生。当党的理论家们把锄头当作旗帜的时候，必然导致各级政府和官员以高举的工具替代了本该作为旗帜的政党使命。在现实经济和政治工作中，改革开放这一工具和手段已经成为政党的旗帜，已经成为官员的思维定势和高于一切的宗教。这势必导致执政党丢失了实现中国人自己的工业化强国这一重要历史使命、势必导致各级政府无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遭受冲击和毁坏的趋势、势必导致各级官员抛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走向经济投机、政治冒险甚至腐败。党内干部和社会组织的大面积腐败是果而不是因，因在思想上，因在旗帜上。
四、重新认识工业化的标准
坚持了工具，就会忘记使命;高举了改革开放这一工具，就会丢弃工业化的使命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在社会经济现实中，各级政府和官员把“工业化”理解为“工厂化”、“开发区化”和“自贸区化”;把“中国的工业化”搞成“外资在华的工业化”，从而壮大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在华控制力，挤压了本土企业和国内资本完成工业化升级的市场空间。中兴通讯是国有资本控股企业，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主力军。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兴通讯被美国政府一纸公文轻松打废，并被美国政府事实接管。中兴通讯地处改革开放的经济前沿，联想集团位居改革开放的政治中心，他们都是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标兵，但他们却都成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产业附庸，而没有真正履行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使命。
一个追求工业化的国家必须首先了解工业化的衡量标准，而不能把世界工厂、城镇化和殖民化当作工业化。中国理论界和发改委、商务部等政府机构迄今为止还没有理解工业化的真实内涵。
中国是否完成了工业化?这需要按照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
假如中国像美国、德国和日本一样，已经属于一个工业化国家，那么，这意味着：(1)中国本土资本应该占据和主导着国内绝大部分产业部门而不是外资;(2)各个产业的前三名企业是中国本土企业而不是外企;(3)中国的装备工业可以持续武装国内各个产业并保障这些产业拥有全球竞争力而不是依靠进口;(4)中国企业在各个产业领域应该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而不是跟随;(5)中国企业背靠大国市场和大国优势应该拥有全球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采购话语权而不是寄人篱下;(6)中国企业凭借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应该主导流通领域并掌控下游产品的定价权而不是贴牌代工;(7)中国经济体创造的经济成果和剩余价值应该归于本国国民享有(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或低价住房)而不是以各种方式(包括不公平贸易、跨国公司利润和美元铸币税等)转移到海外;(8)中国应该拥有强大而自主的工业化体系支撑着强大的国防装备体系而不是国防核心技术、核心装备和关键材料处处受制于人;(9)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即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是由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掌控而不是由美联储、美国政府和海外金融机构所掌控;(10)中国军队应该可以保卫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工程技术人员走为上策。
中国和日本通过各自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对照上述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日本早已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中国还没有达到工业化国家的任何一条标准。中兴通讯事件是中国工业化幻象破灭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工业化之路还很长、很长。当中国的土地、利率和劳动者生活成本(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生产要素成本远高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时候，中国工业化面临着中断的风险。从这个角度看，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需要进行深度反思，从而使得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工具可以找到自己的使命和灵魂。
五、改革开放的灵魂是是什么？
“改革开放”仅仅是一把锄头或者斧头，而不是旗帜，更不是伟大的旗帜。这一称之为“改革开放”的锄头或者斧头既可能被应用于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披荆斩棘，也可能被用于斩断中国工业化的命根子。这要看改革开放的结果。
改革开放的使命和灵魂必须是为中国的工业化服务。一切背离中国工业化使命的改革开放，一切可能导致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断的改革开放、一切打着改革开放旗帜并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服务于中国自身工业化的改革开放，都必须得到及时坚决地纠正。只有按照这一原则进行拨乱反正，才能彻底扭转过度的市场化改革和过度的非对等开放所形成的经济与金融乱象，才能回归初心，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让中国各行各业的各类企业不再重蹈中兴通讯的覆辙。
(余云辉，经济学博士，曾任海通证券交易总部总经理、德邦证券总裁等职务，现为福建蓝田书院理事长、红果宝战略顾问、安信信托独立董事)
2018年7月1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