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数据比较：
1：全球1300 万犹太人，占世界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七，却取得了29% 的诺贝尔奖。近代以来杰出的犹太人群星辈出，卡尔·马克思、大卫· 李嘉图、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毕加索、门德尔松、基辛格。
2、中国大陆人口14亿，占世界中人口百分之十八，是犹太人的一百多倍，近代以来，不仅诺贝尔科技奖方面少得可怜，在基础理论科学方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几乎是空白。
或者有人说，旅美华人中有多个基础理论获奖者。
我们来看一下基础理论获奖者的教育背景：
杨振宁先生1922年生于安徽合肥，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1945年赴美留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李政道1926年出生于上海，西南联大毕业后，1946年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1950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丁肇中，1936年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城，祖籍是中国山东省日照市，1959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学士和数学学士学位，1962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这些具有在基础理论方面取得成就者，要不就是早期上世纪40年代的教育，要不就是美国教育背景，都与我国的当代教育无关。
之所以强调基础理论方面而不是应用技术方面，是因为基础理论方面对世界的贡献才是巨大，是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
中国人不能不说是世界高智商的民族之一，但中国人进入到这个领域的几个人无不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国内的西南联合大学教育后再去美国深造。
这些具有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人的思维具有一些什么特质？
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卡尔·马克思是哲学博士，犹太人爱因斯坦，1905年，获苏黎世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具有当代 爱因斯坦之称的中国人杨振宁教授，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虽然其他一些人不了解是否在哲学方面有造就，但最少可说明，近代世界最具超级头脑的人，原来都是受过专业的抽象思维训练。
基础理论无不是高度抽象思维的产物，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面对抽象的是整个物质世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面对的抽象对象是整个社会生产生活。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这其实就是一部经济哲学。
可见，抽象思维能力是一个民族能否在基础理论方面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根本决定因素。
我很赞同何新先生的一个观点，中国人思维特质总体上是象形思维。这从中国人发明汉字，并在二千多年的汉字文化延续有关系。这不是说中国人中就没有抽象的思维能力，但体现中国人的文化传承的汉字、诗歌、散文、绘画等文字作品，都强调的是如何喻意、比拟、形象地刻画等等，整个文化传承中最优秀的部份，都是形象思维突出的产物。即使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如道家的道德经，反映了一些辩证法的思想，但也未能形成抽象的概念体系，而是用比喻、比拟的方法来说明理论与对象。
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起源于欧洲，而不是高智商的中国。中国与近代科学无缘，我认为与这种民族思维特质不无关系。犹太人在世界民族中的突出贡献，自然科学中的爱因斯坦，社会科学中的马克思，分别占踞了自然科学的第一与社会科学的第一，这决不是历史的偶然。
大家或许不知道，以色列的国民教育，中学中就列入了哲学课目。教育强调的是探索、好奇、孜孜以求。而中国的教育则整个与犹太人的教育完全相反。知识灌输、统一答案、功利教育、强化的形象思维教育（例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要求写作文，这不仅存在诱导学生造假，而且也是在强化文学的形象思维特质的教育）。即使在大学中，改革开放后的理工科教育，哲学课再也不见踪影了。
哲学教育重不重要？在中国显然是不重要的。因为这要看由什么人来掌管教育。如果由一个当语文老师的人来当教育部长，在中小学的教育中，语文像现在这样被提到空前重要的地位。中小学12年，大家如果关注一下家里的小孩，就立即可以知道，在语文课目上所花的时间是最多的，那是按照个个都当文学家的标准来安排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古今中外的著名文学家，都是语文教育没有超过小学毕业的，相反，没见过大学文科毕业的著名文学家。
语文基础教育其实只要小学就足够的。只是因为我国在教育部门工作的人大多数都是教师出身。当然，如果让一个国学学者去当教育部长，让一个诗人、画家去当教育部长，中国根本就不可能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抽象思维的教育与训练才是造就世界创新的一流人才最根本的，不可能明白这才是近代科学产生的基础性的人类智慧。
人们总是以自己的知识结构形成观点并用之去刻画人。而国学类的文人在中国有强大的基础，由此才形成当代中国以最长最重的语文教育，而语文教育是典型的形象思维训练。完全扼杀了中国人抽象思维的成长空间。而民国时期教育虽然十分薄弱，但那时候的教育从体系到内容都完全引进欧美国家的教育，出人才反而好过现在。这其中教育的密码是什么，是值得中国掌管教育的人的反思的。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毛泽东主席对教育所提出的批评是什么？他老人家认为，当时中国的教育不切实际，认为基础教育年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人的知识是从那里来的？读过毛主席的《实践论》就知道毛主席的观点是什么。只有读过《实践论》，才会懂得毛主席的教育要革命的含义是，教育必须书本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出人才。是要对死读书进行革命。像目前这样整个中小学用12年时间来进行知识灌输教育，这不是在培养人才，而是在扼杀人才。
所谓颠覆性错误，如果大家都能认识到就不是颠覆性错误，正是大家都不能认识到，才会构成颠覆性错误的发生要素。
中国的教育正在犯有颠覆性错误！
像中国这样一个形象思维能力强的民族，通过教育的一代一代的强化，至今从上到下没有人再会认识到，强大的抽象思维能力，才是一个民族科学创新的基础素质，特别是基础理论创新的基础素质。在一个普遍的只有形象思维能力强的人才会出头，抽象思维能力弱的民族人群中，强调哲学教育对培养科学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己经不可能得到大家的响应。
2005年的钱学森之问之后，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都侧重在教育的硬件投入、人才引进，学科的赶超等等，但教育的功利性、行政化在学校中反而更加强化，教育中的学术腐败反而更加突出。中小学的基础教育虽然已经改革，改来改去，反而更加重了语文教育的分量，仍然是背书背得好的拿高分。每年7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在技术引进阶段，这个厐大的工程师级别的群体技术引进方面还不会产生切身之痛，但是在科学创新明显不如其他民族。
虽然有钱学森之问，也有高层领导十分重视，找中国排前的大学校长来研究对策。十几年过去了，结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
可以说，不是具有创新能力的顶尖人才，不可能知道科学创新的顶尖人才需要一些什么素质，一个民族要成为世界领先民族需要什么样的内容的教育。
为什么以色列这么一个人口小国，能在基础理论、科技创新方面世界领先？我们来看看以色列是怎样继承民族的教育基因的。第五任总统伊扎克·纳冯在总统任期届满后，又“屈尊”去担任教育部长。这说明什么？教育硬件固然重要，但教育决不仅仅是硬件，更重要的是懂得什么素质与内容对创新人才才是最重要的。像我们现在肯定比民国时的教育硬件强大一万倍。但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的内容要素才是真正重要的。
因此，钱学森之问，应该由钱学森这一类的顶尖人才才能回答，而绝对不是庸才能回答的。记网上曾经流传过的一句话，要想成功，需要找己经成功的人去问。你想开饭店，找一个开饭店失败的人去问能不能开饭，怎么可能成功？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之前，一直都是处于少数派的位置，如果不是残酷的战争使之有灭顶之灾，毛。主。席不可能再出山再出头成为世界领袖。但毛。主。席为什么能成功地在极其险恶战争环境下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从学历上看，毛。主。席一没有像当时的革命者普遍的去法国、日本、苏联求学，二没有上过军事院校，却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为什么？其实他成功的秘诀己经用他的《矛盾论》文章告诉了大家。《矛盾论》是一篇思维规律方面的哲学文章，也就是人类普遍的基本思维规律应该是什么。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始终通过分析矛盾而抓住主要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他的十大军事原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统一战线”、对各个时期主要矛盾与革命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分析，等等，无不体现出他写在《矛盾论》中的哲学思想的运用。
由此才可以看出，具体的知识是不断地变化的，是随着时间而需要不断地更新的，只有辩证唯主义的哲学思维方法才是人类创新思维的最高智慧。像以色列教育，中学教育内容更强调的是哲学、好奇与探索精神培养、意志力、抽象思维能力培养。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很深的体会，中学，大学所学的内容，大部分是无用的，是交还给老师的，知识越是具体，越容易过时。工作中要用的知识都是需要不断地学习与更新的；重要的是学习方法，思维方法，对目标的追求则是一辈子的。而我们的教育，虽然经过以大学考试为指挥棒的教育改革，却更加强调对语文这种形象思维能力强的学生的知识性选拔。可以说，中国这个民族，已经掉进了“小聪明”的陷阱，如此下去不可能再爬起来了。这是将是世代教育的悲哀。
之所以哀叹当代的中国教育跌入陷阱，我曾在《信用价值论》中列举过一个博导与国学大师南怀谨老先生谈论宏观经济学上的问题。具有经济学教授头衔的博士生导师与国学大师，在研究股市与宏观经济运行规律时，竟然都是只懂得表面现象的罗列（详见《信用价值论》第26－30页）。
最近几年，量子通讯理论出现后，在中国有一种被称为尖端科学的说法很热门，就是一些具有学界权威的人士发表文章说，量子打破了物质与意识的界限，意识也是物质。其实，这就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具有形象思维头脑的人的一种自以为是的，自以为是在传播科学创新的说法，是不懂得抽象的概念思维为何物的人所犯的基础常识性错误，却还不自知，才会说出这等十分荒谬的话出来。因为“意识”是一个哲学高度的抽象概念，其定义为：意识是人脑的产物，是人脑对大脑内外表象的觉察与认知的产物。只要稍有点抽象思维能力的人，都会知道，“意识”这个概念本身是排除物质的，是作为物质的人脑的对立面。这很简单吧？但是，只有那些有形象思维能力而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才会在对“意识”这个概念思考时，去想这个“意识”的形象是什么，会去用一个东西类比。当发现了量子后，好象恍然大悟了，量子纠緾不就是与意识相类似吗？因此，意识也是物质，这种荒谬的话也就从这些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人说出来了。其实，即使某一天科学研究透了，说明了意识的物质基础是量子纠緾，但量子仍然还是物质的一种形态，作为抽象概念的“意识”仍然意识，是物质的对立面，而不是物质的本身。
但是通过这一个举例，说明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是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思维。而只有抽象思维才能到达复杂事物本质的认识。形象思维是不可能达到对复杂事物本质的认识的。例如，宏观经济学就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形象思维者所能认识的。
所以，如果这一类只有形象思维的人来进行基础理论的科学研究，怎么可能成功？如果这一类人掌管教育与学术评价大权，中国的教育与科学还好得了？但问题是，目前中国的知识界精英、教育、科学、学术的全部领域，都是由形象思维大师们在掌控着。这正是因为当代教育当代的形象思维教育自我复制、自我强化的必然结果。
钱学森之问不可能解决，因为，中国的教育正在犯有颠覆性错误！试图去解决问题者本身就是这种犯有颠覆性错误的教育受害者。
或许有人说，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中国经济己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军工领域也有科技巨大的科技进步。但必须要明白，一是这些都属于应用性科技领域，二是绝大多数都属于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微创新，不属于基础性的科技创新。目前，中国己经到了必须要自主创新的时候了。日前的美国阻断中兴通讯的芯片进口的预演，己经给中国一个警示，今后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阻断行为发生。中国在教育上所犯有的颠覆性错误将日益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