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建设，关乎中国命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现在社会有一种玩世界新潮，什么都是“真好玩”，但仔细一想觉得生活其实不是玩出来的。现代体育比赛要是在原始人的眼里，肯定觉得可笑。任何一个原始人光着脚绝对比现代体育明星穿着跑鞋跑得快。原始人每天后面被野兽追，或饿着肚子追野兽，能跑不快吗?现在的青年人已经没有20世纪中国人的尚勇之气了，肌肉都是在健身房里而不是在大自然中，更不是在沙场上练出来的。整个社会充满表演气息，没有一点自然性。预计未来人的体型将退化回鱼型：小头小胳膊、短腿大肚子。为什么呢?现代人以车代步，一天坐在办公室打电脑，腿臂都不用力了，不用就会退化。[1]
现在演技行当发展快，这表明我们的演员越来越优秀。但要命的是演戏本事却在快速向学界渗透：不来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学问，要每天爬格子，写文章;写好文章要看大量的书。现在一些学人下不得这等沉下来的功夫，于是只有靠不停在面上“运动”来显示其存在。平时没有像样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镜、开会，在杂志上登照片。说是名教授，但没业绩其实就是空的。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一些文人作秀态，现在仍有人痴心不变。人在四十之前，为了生存，弄个职称，这样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该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作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与你名片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却不能印成文章。作人做事必须踏踏实实。
现在的社会留给知识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过考试体现自身价值。考试毕竟是手段，但现在却成了目的。考了大学，上了清华北大，乡亲们都说，这孩子不错;考上研究生，乡亲们又说不错;再考上博士，该你出来点真成绩了，没有。怎么办呢?人总得有个价值体现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还不见“水平”，再考GRE，要考几千分，整死人。出国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学问”的感觉。到了美国，总要做点真学问，写点好文章，来点真格的。但还是真的没有。怎么办?就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凭什么，凭他来自中国。理由也简单：“不懂中文也没在中国呆过怎么能研究中国”。但时间长了，还不出好东西，人家看出了破绽;怎么办?不行再回中国。四十好几了，回来干嘛，在中国研究美国文化，凭什么，凭他从美国回来，理由也简单：“不懂英文，也没去过美国怎么能研究美国”。就这样又成了所谓“美国问题专家”。见了故友，肩膀一耸，两手一摊，“我刚从America回来”。时间长了不见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国，回来说我见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说了什么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真观点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学问。难怪有网友为这些“秀”才们前途着想，建议在博士学位之上设“壮士”学位，免得他们找不着“做学问”的感觉。
历史表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唐玄宗的时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禄山一下子把他赶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时，空讲理学，讲得玄而又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现几个有志气的，像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但他们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宋王朝衰败给中华民族一个大刺激。此后中国文人中再次兴起实事求是学风。宋末有“器”和“理”关系的争论，“器”就是“实事”，“理”就是“是”，争论的焦点是理于器中还是相反。亡国对知识分子刺激大，这么富裕的一个王朝，硬是被一个马上民族打败了。这是宋朝秀才们怎么都想不通的一件事。后来，中国学人有了变化，开始讲究学以致用。王阳明是明代出现的重要人物。他的特点是学以致用。他是哲学家，还带兵打仗，镇压宁王反叛。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有了学以致用，不尚空论的特点。王阳明之后是王船山(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同时又习兵尚武，这种学风在中国湖南扎下了根，影响到曾国藩、张之洞，乃至后来的毛泽东。这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迭出的时代，而造就这些时代英杰的就是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的学风。共产党刚成立时，陈独秀在政治问题上玩虚活，不讲武装。毛泽东告诫他，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陈独秀们不信，几年后“真龙”就来造访这些革命的“叶公”们。1927年蒋介石向共产党大开杀戒，血流成河。事后毛泽东回湖南上井冈山，并说共产党要学蒋先生，要抓武装。[2]
很多人都爱说漂亮但“不打粮食”的空话。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理”，什么跳出军备竞赛的“两难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听，多宏伟，多高瞻远瞩。那是导弹没有打到他们家，而是打到邵云环那里了。邵云环父亲回来说的“中国要强大”，这跟我们书房里说的大不一样，两个概念。如果什么时候一个导弹打到我们单位、我们家，那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空谈了，甚至也要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的学者开始也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认为美国人讲民主人权，是不敢真打他们。他们举戴着靶牌，走到桥上，跟演电影一样。还搞什么反战音乐会，又唱歌又跳舞，后来见到打来的导弹都是真的，能爆炸，他们便都不出来了，也没人再举戴靶牌了。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了火，你妻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行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王朝的崩溃，这种不着边际的学问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
历史经验表明，不务实的学问肯定是僵死的，不讲实事求是的国家是不会有前途的。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3]主义是“理”，问题是“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理”“器”之争的继续。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也有人将杜威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4]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和何叔衡的影响下，也看重船山学说。1919年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 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5]值得回味的是，毛泽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牌匾据说都是胡适确定和书写的。[6]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产生共鸣。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同一种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
北大的真灵魂应当是毛泽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今讲求“兼容并蓄”的北大学人提得最少或干脆回避的。改革开放以来，北大拉了许多有钱有势有名有望的“校友”“校董”[7]等，唯独没有曾在北大当过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这真是说不过去。且不说军事、书法、诗歌等领域的成就，即使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其深度和高度迄今也难有学人企及——如果北大真的有更好的哲学，就不会在“文革”和“六四”中忽左忽右走极端。且不说法律、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教材多以西方理论为范本，好在目前北大校牌和校徽还是毛泽东写的“北京大学”四个字。
事实上，“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8]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9]。正是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弱再次走向富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是青年毛泽东办的“问题研究会”的基本思想和学风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问题而非主义，但这决不表明毛泽东没有主义，只是毛泽东讲求从问题中谈主义，从中国问题中谈共产主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军开进井冈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谈的就是中国问题，而非普世问题。后来他和王明的斗争，都不是关于主义，而是关于问题的斗争。经过30年代的失败，共产党到延安后，毛泽东提倡改进学风，要杜绝学术空论，要讲实事求是。延安整风后，共产党的学风转向调查研究和讲究实事求是，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从30年代的失败渐入胜利佳境。
未来20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国家安全，事关重大。中国现在的学风有很大的浮夸成份，我们应该注意。对学者来说，学问的长进要靠解决国家的困难，而不是靠故弄玄虚，不能靠出国、耸肩、说洋文唬人做学问;我们更不能整天幻想有洋人帮我们解决，尤其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真学者应该扎实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的困难中成长。立功名于金石，也应是当今学者的境界。目前国家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主要困难集中于经济领域，那么21世纪头几十年则会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在经济上中国已是成功的。现在国际政治矛盾因中国的发展已提上日程，由于多年的荒弃，政治和军事的知识已成了目前中国学问的“瓶颈”。因此，以实事求是、不尚空论和身体力行的态度和学风，建设性地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填补已形成的知识空缺，为中国崛起而奋斗，是新时代赋予当今学人的新使命。
(本文选自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417～422页。本文在此发表时略有修订)
[1]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1801-1809)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欧洲人因为驯服了马供人使用而洋洋自得，但是我怀疑我们使用这种动物是否得不偿失。马使人体功能大大退化。一个印第安人长途跋涉，一天用两条腿走的路就和一个衰弱的白人骑马走的路一样多，他会使最好的马感到累。”参见杰斐逊：“致彼得· 卡尔(1785年8月19日)”，朱曾文译：《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3页。
[2] 1938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8页)
[3] 胡适就自己写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意图后来有过解释，他说：“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来稍加批评。在那篇文章里我指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第二，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我并说明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自己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来做种种自私害人的事。”来源：唐德刚整理：《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另外，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可参阅北京党史研究室吴家林教授发表在2005年第3期《新视野》的“李大钊与胡适之交游及其思想异同”文章中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部分。
[4] 参阅[美]杜威著，许崇清译：《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5月重印第1版(修订本)。
[5] 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复信张有晋：“遵嘱写了船山学社四字，未知可用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6] 对青年毛泽东与胡适这段往来，2002年3月13日《中华读书报》载沈卫威先生撰写的“毛泽东为何不去法国留学?——毛泽东与胡适早期交往实录”一文有所披露。转载如下：
随着海峡两岸胡适日记的整理出版，毛泽东与胡适早期交往的历史事实现已经基本清楚。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董乐山译，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基于这样一个历史语境，我们看他们的具体交往和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
胡适1917年7月自美国返回，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应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之召到北京，随后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毛泽东为何没有赴法国留学，他有自己的理由，党史专家也有更详尽的解释。而胡适的影响则是不容忽视的一点。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新民学会资料》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互为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
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淼生怕生出事，把它烧掉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35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 。
毛泽东
寄于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第626-627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
胡适晚年旅居美国，读了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追忆起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适所说的是事实。这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新民学会资料》第61页)“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新民学会资料》第64-65页)。
随后的事情发展是，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
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培养了一批青年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7] 2007年4月20日，在北京访问的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校董称号，光华管理学院也授予他名誉委员称号。7月3日，北大正式授予刘明炜为北大名誉校董，此前他为北大捐赠了5000万元港币。刘明炜是香港华人置业主席刘銮雄的儿子。2005年全球富豪榜中，刘銮雄排名第451，成为2005年香港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17名富豪之一。2009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授予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主席斯蒂芬·葛霖先生北京大学名誉校董。2008年8月汇丰慈善基金向北京大学慷慨捐赠1.5亿元人民币。
[8]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9]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