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学问要有方向感，不可“无问西东”。没有方向的学问是要亡国的。毛泽东说的完全对：“学问再多，没有方向，等于无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页。)
战国时的齐国怎么灭亡的?太有钱了，一有钱就饱暖思淫欲，脑子就不行了。富不过三代，因为第一代打出来是有江山的，有经验。第二代有财富，财富使经验消失了，有钱就没有经验，有经验就没钱，没办法，经验又不能继承，只有继承财富。当你继承财富的时候，上帝就不给你经验了。所以有很多有钱家的孩子，或政治家总把孩子放到艰苦的地方去，从小就下去，只有下去才能接好班，家族的班能接，党的班能接，革命的班能接，国家的班你也接。能做下人才能做上人，能吃多大的苦，才能享多大的福，是辩证的。直接从福过来就什么都做不好。刚才我说的齐国就是这样。齐国太有钱了，就玩儿虚，玩什么?玩“百花齐放”，玩“稷下学宫”，在那儿做研究，弄一些人，好像声势浩大，实则脱离实际。弄什么
“白马非马”，战士骑着马要打仗，告诉战士他骑的不是马又是马，战士怎么打?
宋朝也是这样。宋朝“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是个亡国的人，他写诗是很豪迈，但是打不到点儿上。毛泽东读宋朝政论文的时候，说言不及意，大而无当，基本是批评多。说宋朝，特别是北宋，所以不要看它光豪迈，没有用，要办事。“横看成岭侧成峰”，你要翻成政治诗你就看出危险性了，它里面是
禅宗意识，没有担当：说你是宋朝人就宋朝人，说你不是宋朝人就不是宋朝人，为什么说你是宋朝人，你把你当宋朝人，把你不当宋朝人你就不是宋朝人。那这不就完了吗?所以宋朝人跑得特别快。你研究一下宋朝的“靖康之耻”，再研究一下明朝的“土木之变”，于谦有担当，明朝人就挡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宋朝，北方金人一来就跑，一跑，半壁江山就
没了;明人挡住瓦剌大军，近两百年的江山就出现了。有时候人的精神很起作用。
战国时齐国搞唯心，秦国还给他钱，给黄金，现在叫课题费，给它好多课题费，叫齐人在那儿自行脑残，自己把脑子坏掉，最后秦国打仗的时候打到齐国门下。齐王建主动称臣投降，秦国给他一个地方叫共的封地，有松树苍柏，就是不给吃不给喝，让他知道什么是唯物主义。秦王是在讽刺他，你不是喜欢苍柏、白云吗?就叫你在这儿没吃没喝的，生生饿死。
我们中国人天生倾向接受唯物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所遇到的亡国灾难都是唯心主义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认识论的形成是有五千多年实践经验的中国人的必然选择。
汉朝的时候，西汉还好一点，东汉就脱离实际了，空讲名学，就像今天空讲普世一样，跟宋朝空讲理学一样。普世，什么事不管，先问符合不符合名学,这是古代的“本本主义”。曹操说了一句很狠的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句话说起来狠，实际上就是反名学，因为东汉名学太不管用了。实事求是思想就在东汉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思想是由于当时社会太不实事求是了。北宋是怎么回事?北宋是经济发展太好了，你看看麦迪逊写的《世界经济千年史》说宋朝经济是世界最好的，但意识形态却是空讲理学。讲理学还掺杂加了禅宗的思想，比东汉更糟糕。禅宗是亡国的学问，其特点是没有担当。作为个体人往往喜欢它，原因在哪儿呢?他能让人的痛苦能得到解脱，但却指不出前途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是这个;有什么前途、方向，不知道。禅宗对宋朝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苏轼那首诗是典型的禅宗思想，鲁迅笔下的“阿Q”是禅宗的堕落形式。
北宋亡，朱熹出。朱熹这个人是革命的理学家，他贡献是他将理学从天上拽到地下，他把“四书”放在学堂至尊必读的地位。“四书”的特点是什么?经世致用。这与今天我们把马列的著作放在讲堂至尊地位的作用很相似。马列放到咱们的主讲地位是对的，我小时候在西北大学在那儿读书，我是外语系。当时我学的专业是英语，大家听我今天讲课没有什么詹姆斯、汤姆斯、约瑟夫·奈之类，说那不管用。就是说中国话办中国事，中国事办成才能说世界的事。当时我在西北大学时候听政治经济学的课，就几个人，我听到底了，那课对我一生都有好处。马克思写的《资本论》，那是真的好，如果你很小的时候读过《资本论》，那你从小就站到理论的制高点上。实在不行，学毛选也行，毛选也是很伟大的，说得都是唯物主义，人要吃饭，还是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孩子们把这些都忘了，你看现在拍的战争片，那么残酷的环境，都是美女，长睫毛，一闪一闪，临死的时候还问爱不爱?听到回答说爱!头一歪，死了。大家想可能吗?没有生死感，都是爱。日本人跟国民党爱，国民党跟共产党爱，忘了组织任务，爱情高于一切，不要组织，那在当时是不可能。你先放在家里看看，家里遇上急事，你看看会不会这样?不会。但是为什么要玩儿这个?吃饱了。我听我妈说，我爸找我妈的时候，从陕北背着一大麻袋的馒头。这是饥饿年代，这个管用。现在孩子就认为信用卡管用，其实，这些是最脆弱的。馒头管用，这就是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给我们讲的最朴素的道理，由此，便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对立，有唯物辩证法。
宋朝是中世纪世界各王朝中财富积累最多的国家。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与此同时，宋代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末期周程理学，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与此相应，宋朝人才选拔途径也坠入东汉名学的末路：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2]，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摊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作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3]。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4]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空论使宋人最终受到报应：皇帝竟被自己原来瞧不上的金人虏去，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中财富被掠一空。北宋亡后第三年，朱熹出世，南宋初的弥漫于知识阶层的思想主题是救亡，这对朱熹影响很大。朱熹不当官，做学问，他做的学问是真学问，我们说朱熹是伟大思想家，不要仅纠结于他的“缠脚”小节，最重要是他占领了当时的思想阵地，将宋人的思想从天上拉到地上。他当时的学术辩论主题都是谈这个问题的。
朱熹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开始进步了，讲究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末又出来王阳明，王阳明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让人将思想之根进一步落实扎深。正心，就是讲立场。为什么?北宋人、明朝人太不讲立场，空学之士，读书很多，形式主义也很厉害，就是不管用。就在崇祯临死时还说让人在他死后用他的头发盖住他的脸，不要影响了老百姓。死前都要来个范儿。那时整个时代都在作秀，所以王阳明说不能这样，要正心。
从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巨大变化，什么变化?抓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再往下走，毛泽东、蒋介石。其中大多数人书写得好，枪打得好。我说打枪不是真打枪，是会抓枪杆子。在这方面，毛主席说蒋介石是我们的先生。当时我们党恰恰诞生在这个时代，当时我们学真理为什么学得这么快呢?失败了。宋朝人被他瞧不起的人打败，是蒙古人，明朝又是被满清人打败。文人自问，我比你好，怎么就被打败了呢?书读了那么多，人家在马上就把你干掉了，那就是自己有问题。最后王阳明说我们要正心。朱熹是宋朝将知识分子从天上拉到地上的人，王阳明是明朝将知识分子的赠调定在国家立场上的人。有立场了，就有了对手;有了对手，就有了战略与策略。后来才有“中学为体”认识——这是封建时代“独立自主”认识的不同表述。到十月革命，我们又把共产主义的思想扎根到本土上，都讲扎根的问题。
在中国湘湖一带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湘湖文化的本质在这儿，不在“之乎者也”。现在我们学孔子学歪了，戴个大儒帽，穿个大儒服，在那表演得要死要活。这样是救不了民族的，靠这个东西，会敬茶等等没有用，关键要拿枪，干革命。为什么?还是衣食住行，人要吃饭。有时候在一个大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民族觉醒的时候恰恰是在衰落时期，大衰落带来的就是大觉醒，大灾难就是大成长。所以研究朱熹一定要研究南宋的救亡，朱熹诞生在一个救亡的时代，脱离这个事实背景，朱熹就研究偏了。
如果说司马光是宋以来中国政治家政治自觉的开山鼻祖，那么，朱熹是同期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开山鼻祖。
近代以来，我们瞧不起洋人。在18世纪末，洋人与我们争的是跪还是不跪，半跪还是全跪的问题，可到了19世纪末，就变成你给他跪的问题，还是两个膝全跪，倒过来了。19世纪末，八国联军进来，跪都留不住一条命。有些人相信知识就是力量，那个时候知识真没力量。宫女都会背诗，人家都不会背诗，进来人家把你死命往水池里推。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你说我是著名学者，人家杀的就是你著名学者，你不投降就杀头。当时你举个奥地利旗都能救命，举中华民国的旗救不了命。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亡国的滋味。罗马人当时征服地中海的时候，地中海人说我有文化，你征服不了我，罗马人说把你征服了我就有文化了。结果罗马征服地中海后，那些亡国的数学家、哲学家都给罗马人中最没文化的家庭当奴隶，人家有意识把他派到哪里去。为什么呢?提高罗马人的文化素质。
脱离实际要亡国。湘湖一带为什么能出现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它和朱熹、王阳明、王船山等学者在这的讲学活动有关，这样出现了一批一批真学者。
[1] 司马光：《进通鉴表》。
[2] 司马光将国家分裂看作万恶之首并以此为通鉴的开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韩、赵、魏“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它导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宋神宗在为通鉴写的序中也认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毛泽东说：司马光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3] 在这些政治家中，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尤为偏爱。在他故居藏书中，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50年代中国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在这些书里，到处留下他阅读、圈点、批注的手迹。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护士孟锦云推荐《资治通鉴》这部书，要求她认真阅读。毛泽东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部书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毛泽东晚年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书中有不少页都被透明胶贴住，上面留下了他多次阅读的印迹。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36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