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2日，“人民日报政文”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篇名为《“阶级固化”的论调不能成立》的文章，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出阶级固化在中国不是一个生僻的词，阶级固化也不是子虚乌有的呓语，阶级固化在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官二代、富二代、农二代、贫二代都是阶级固化的生动表现。
阶级固化的日益严重和凸显迫使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也不得不面对它，但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和阶级偏见又只能使他们从一种颠倒的、片面的、静止的角度去分析阶级固化这种社会现象。最粗陋的就是用个别去反对一般，我们说的阶级固化当然不是指某种个别的现象，而是指整个阶级的大趋势，但是御用文人们总是喜欢用0.1%的偶然去反对99.9%的必然，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阶级固化就是阶级之间的绝对固化。为了使这种谬论更具说服力，就必然要把它说成是自古如此。加强中央集权的“诸子均分制”成为了大地主自动消灭的方式，完全不知道皇帝才是封建王朝最大的地主，何况“诸子均分制”和贫下中农又有毛线关系;通过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的刘邦、朱元璋成了古代最底层改变阶级命运的楷模，看来这是鼓励底层用这种方式改变阶级命运啊;“富不过三代”这句俗语好像很“真理”，但是一进入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也是个别，而且“富不过三代”往往又会变成“巨富不过三代”。
最恶心的还是用科举制度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阶级固化，科举制度虽然在历史上有过进步的作用，它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士族政治权利的垄断，可是这种打破却与农民阶级没有多大关系，它实际的作用是给封建地主阶级的中下层提供了参政机会，扩大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
在中国古代考科举对于贫下中农而言简直是一种奢望，一方面要浪费一个强壮的劳动力，并且得供养着;一方面古代私塾的束脩、膳食、节敬的送礼负担，也不是一帮泥腿子可以承担的起的。出生佃农家庭的朱德元帅想要读私塾需要各门房集体出钱，要举一宗之力。由此可见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不是在改变阶级固化，而是在加强阶级固化。
科举制度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这无论是从它的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彰显着它的性质。然而，当前中国的教育制度却以服务全民的姿态面向世人，教育选拔的唯一标准是分数，任何人在高考分数面前都是公平公正的。但是，教育的这种公平公正就跟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一样，只有工人选择被那个资本家剥削的自由，没有工人摆脱被剥削的自由;只有形式上公平公正的选拔标准，没有内容上公平公正的教育资源。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中国式教育的著名口号，不断被引用，又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而导致孩子过重的负担之上，争议的焦点依旧是教育的现象。为什么会导致孩子的过重负担?这本身就是社会阶级固化而导致不同阶级或阶层不得不付出更大的教育成本来祈求通过教育改变家庭的阶级命运。可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呓语，家庭出生的不同，一个人所获得教育资源也就天囊之别;从出生起，有的人就输在了起跑线，有的人就赢在了起跑线。
前些天和几个小伙伴看了个纪录片“望子成龙”(中国当“小皇帝”也幸苦)，里面讲述了三个家庭的小孩，分别是家里开公司的杰克、家里开小餐馆的侯正强、家里路边摆摊买水果的杨柳娜。出生富裕家庭的杰克，四岁就进入实施英才教育培养职业运动员的学校学习高尔夫，一对一的辅导老师时刻督促学习，并且安排去美国修学旅行。
而出生贫穷的侯正强、杨柳娜都是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教育资源极差，一层的瓦盖房教室，连个现代化设备都没有;除了督促孩子好好看书，父母给不了什么帮助;而且一个平常要给家里的小餐馆打杂，一个要带俩个妹妹、忙家务活、周末还得帮忙去买水果。
家庭出生的不同，所引起的教育资源分配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而决定了受教育的方向和层次是不同的。
纪录片“望子成龙”出生贫穷的侯正强、杨柳娜与其说是在受教育，不如说是被培养为考试机器;侯正强由于英语差疯狂的死记硬背，杨柳娜为了考第一来讨好父母，一天连做七张试卷并订正。
虽然出生富裕的杰克也被迫强制性学习，但是正如纪录片外教所说：“杰克的父亲是个聪明人，如果杰克说不喜欢高尔夫，不想再学了，他一定会为儿子另做打算。至于杰克自己怎么想，像他这样条件优越的儿童，在中国只是一小部分，他自己对此也开始有点认识到了。即便当不了高尔夫选手，从事实业的话，学到手的东西也不会白白浪费，毕竟财界的头面人物对打高尔夫都情有独钟。”
对于这种教育结果，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辛辣的揭露了：“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有全面教养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们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
“寒门再难出贵子”，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近年来的多项调查显示，中国名校生源，农村孩子比例越来越小，北大清华农村生源甚至仅占一成。
大学扩招政策所造就的每年几百万的应届毕业生，以及随后面临的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也进一步加深了教育改变命运的难度。更无奈的是脑力无产化的快速进程，迫使脑力劳动者所在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待遇越来越滑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
底层通过高考获得高质量教育，并以此改变家庭命运，已经越来越变成了某种铁树开花般的事件。
当我们得出望子成龙是奢望，教育改变命运是呓语的结论时，有的同学在情绪上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他们看来教育不能改变命运，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教育不能改变命运就等于读书无用论。而造成他们的这种潜意识就是因为他们承载着家庭改变命运的重担，而这也反映了当前社会中下层所面临的每况愈下的生存处境，以及希望改变处境的迫切心情和难以改变的焦虑心情;更何况投入的教育成本如此之大，若是不能带来相应的教育回报岂不是亏大了。可是，在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下，这种亏不是越来越大吗?
可是，我们就算是看到了“北漂”、“蚁族”、“鼠族”的尴尬，看到了教育的种种不公平，可是我们却依旧不得不承认在“特色”制度下的教育制度确实是中国最公平的事物，它至少是保证了形式上的公平，只有分数的唯一标准，而不像什么事业单位、什么潜规则，那么得让人愤愤不平。
但是这么一个不公正的教育制度却是中国最公正的事物，那么可想而知底层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改变阶级命运呢?
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底层改变命运的道路，自然会随着他们的斗争和认识被探索出来。正如刚刚过去的被热烈纪念了一番的十月革命一般，这是曾经伟大而勇敢的俄国人民所探索出来的道路，而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必将在此基础之上走出中国人民的道路，而且它正在悄然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