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留给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遗产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思想体系。今天，人们愈来愈深切地认识到，要当之无愧地继承这笔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首先必须对它做出全面正确的理解，而获得全面正确理解的重要渠道则是把这一思想体系同毛泽东一生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以及这一实践依据的中国特殊历史条件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可能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内涵和精神实质，从而真正掌握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因为如此，对毛泽东生平的研究日益成为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毛泽东的生乎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难度很大的工作。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毛泽东都是本世纪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作为革命家，他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中成功地领导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大大加快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作为思想家，他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追求真善美的理论创新勇气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一种符合中国历史要求的思想体系。为落后民族走向社会主义前途开拓了一条崭新的思路，作为军事家，他依据对人民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深刻认识，制定了高超的战略战术原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战争奇迹；作为诗人，他留下了一篇篇气势恢宏、才华横溢的千古绝唱：同时，他又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像常人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气质和情感，体验着人生的喜怒哀乐。这一切，构成了毛泽东的历史人格。此其一。毛泽东以其毕生奋斗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在中国现代史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进程中，他始终处于时代潮流的中心，中国革命的轨迹同他的个人经历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烙上了他作为领袖人物的不可磨灭的个人印迹。可以说，不懂得毛泽东，就不会真正理解中国现代革命史，反之亦然、要真正理解毛泽东，也必须对中国半个多世纪血与火的艰难历程有一个透彻的理解。此其二。毛泽东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发展事业，他的功绩无与伦比，但是他在晚年也出现过一些严重失误，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某些重大问题上，他的真知的见和错误言行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况。此其三。至少是由于以上三点，完整地、准确地、生动地再现毛泽东这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并对其功过是非做出令人信服的评说，无疑是一项相当艰巨浩繁的工程。

　　研究毛泽东的生平，对中外史学界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重要课题。多年来，国外学者出版了许多研究毛泽东生平的传记性著作，我们这里作为《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第六辑介绍给读者的这部由迪克・威尔逊撰写的《历史巨人――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状况。迪克。威尔逊先生是国外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

　　他早年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后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性刊物《中国季刊》担任编辑，现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从事有关研究工作。威尔逊先生在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和人物方面有一定造诣，除这部毛泽东传记著作外，他的主要著述还有《周恩来传》（国内已有中泽本）、《长征，1935年》、《亚洲的觉醒》、《人类的四分之一》等。他曾数次访华，同我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我们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感到，威尔逊先生是以学者态度从事这项研究的。毛泽东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和讲话稿，这是研究他的思想和活动的基础资料。此外，还有许多有关历史文献和回忆录对于了解毛泽东的个人生活，革命实践及其历史背景也是非常重要的。详尽准确地占有这些文献史料是对毛泽东生平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无论对于国内学者还是外学者都是一项有相当难度的工作。可以看出，威尔逊先生在这方面投入了量精力，充分利用了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材料，这是本书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的原因所在。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有关文献史料是研究毛泽东生平的必要前提，但仅此还远不够。毛泽东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参与历史活动的，在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思想体系的当今世界上，人们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他的言论和行动无会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分析和评价。毛泽东晚年出现的严重失误，往往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威尔逊先生不是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毛泽东的。但是，作为一位学者，他比较能够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力求从他的角度对毛泽东作出比较客观的描述和评价。

　　威尔逊先生在本书的结构安排上采取了以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为主线，兼顾他在其他领域中活动，同时穿插其个人生活的写法。这种有主有次、有详有略的全方位考察，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再现毛泽东极富特色的个人风貌，使本书具有可读性。

　　当然，毋庸讳言，像国外许多这类著作一样，本书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由于在收集和理解文献史料方面存在的众所周知的困难，作者不得不大量利用第二手材料，甚至某些道听途说的东西，但又没能进行严谨的考证或鉴别，便据此作出某些推测性的叙述，这就难免出现一些不准确或失实之处。

　　另外，作者采用的某些研究方法在我们看来也不够妥当。其一是所谓心理分析法。威尔逊先生很注重分析毛泽东的性格结构，并试图用他早年形成的个性特征作为解释他的政治倾向和历史活动的重要因素。这在西方传记作者中是带有相当普遍性的现象。毛泽东作为一位现实的历史人物无疑具有与他人不同的个人特征，这种特征在他作出反应或选择时肯定也会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因而确应加以研究，但是，毛泽东作为革命者所走过的道路毕竟是以他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理性认识为依据的，他的动机和方式只有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及生动的革命实践中才能找到其最深刻的根源。应当说，历史塑造了毛泽东这个人物及其性格，而不是相反。否则，过分强调他早年经历所形成的性格，往往会使毛泽东的革命生涯蒙上一层命定论的神秘色彩。其二是权力斗争的观察视角。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过程中，党内斗争无疑是毛泽东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这种斗争，毛泽东带领全党克服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种种错误倾向，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当然在晚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这种斗争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但是，无论在正确地进行这种斗争还是在出现失误时，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斗争的实质都是事关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原则之争。国外学者一般都对研究这种斗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他们往往过多地从个人的角度、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去观察和认识问题，这就难免混淆事情的本来面目，无法正确地分析这种斗争的真实意义和功过是非。应当说，在威尔逊先生的这本书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倾向。

　　在本书中译本的翻译、校订和编辑过程中，我们对其中有些疏漏和讹误之处做了必要的订正和注释，但未对所有细节一一加以核对，请读者注意。对于作者叙述中过于冗长的、游离于主题之外的或属于道听途说的文字，我们做了必要的删节。作者在英文原版中对所引文献史料没有一一注明出处，只开列了每章的参考书目，现在中译本的注释是译校者参阅作者的书目查对现有中文资料后注出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负责组织本书的翻译、校订和编审。参加这一辑编审工作的是石仲泉、张宁。杨凤城和张爱茹参加了本书的统稿和校订工作。张宁和张爱茹负责本书的编辑工作。参加翻译工作的有：杨凤城（第17、22、23、24、25、26、27、28章和结论）、范琦勇和刘红卫（序、第1、2、3、4、5、6、11、12、13章）、刘一皋（第7、8、9、1O章）、毋稷祥（第14、15、16章）、温乐群（第18、19、20、21章），刘晓、刘晶、王树荫、陈先奎参加翻译了第一、三编的部分内容。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的翻译、校审和编辑工作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予以指正。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1992年3月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生予华中一个叫韶山的小村子里，此时还是19世纪光绪皇帝统治的时期。按阴历算，这一年叫蛇年，如果他的父母向算卦人求教的话，算卦人会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将具有蛇的禀性：灵活、狡黠、生存能力强。当时的算命人一般会这样解释：属蛇的人“在保护自己时，反应强烈，凶狠恶毒，在躲避和击败敌人时，身手敏捷：喜欢黑夜。”

　　毛出身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年）精力充沛、性子暴烈。相反，毛的祖父生性懦弱，也不会经营，为维持生计被迫出卖田地――毛童年时，他祖父还活看。毛的父亲16岁就离家出去做工，赚钱贴补家用。毛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另有一次，毛回忆说：“我父亲曾经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照料自己，他就会受到老天的惩罚。我母亲不同意他。我父亲死时，有很少一些人来参加他的葬礼，而我母亲死时，却有许多人来送葬。”毛75岁时曾经很坦率地对一些红卫兵说，我父亲不好。要是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也要坐“喷气式”（“喷气式”是红卫兵在文革时期所施行的一种很痛苦的惩罚措施：弯腰低头，胳膊反剪在背后，高高举起）。但是他并不完全无知。“我父亲读过两年书”，毛回忆说，“认识一些字，足够记帐之用。”毛继承了他父亲那倔强的个性。

　　毛的母亲叫文其美（1867―1919年）是湘乡县唐家托人。她性情完全不一样，善良、敦厚，长着一副中国妇女所羡慕的梨子型脸盘。毛长得更像他母亲，而不像他父亲。“母亲完全不识字”，毛后来回忆说。但她在村里很受尊敬，按照毛的传记作者的话说，她“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①。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也很相信各种地方迷信。

　　半瓦半茅的房子从中分开，毛家住一半，另一半住的一家姓周。房子前面有一个池塘，据说毛第一次游泳就在这池塘里。毛家还有一个牛棚，一个猪圈，一个谷仓和一个小磨房。韶山坐落在狭长的谷地里，地势婉蜒起伏，住着300来户人家，许多人也姓毛，毛姓是当地最大的姓。该村的全名叫“韶山冲”，即”美丽和平之山冲”，当地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

　　韶山冲来冲连冲，

　　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

　　红薯柴棍度一生。

　　农民头上三把刀，

　　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

　　逃荒、讨米、坐监牢。

　　韶山冲坐落在群山之中，树木葱宠，翠竹青青，离市镇湘潭约有100里路，但毛在童年时代从未去过湘潭。毛在韶山冲度过的童年生活是平静、贫穷而闭塞的，他所知道的只有他家族和邻居的人情琐事。

　　湖南省有3000万人口，在历史上落后而闭塞，脱离于国家世事沧桑之外。但在毛的时代，湖南不仅因为贸易和交通而变得重要起来，与外界的联系得到了改善，而且已经在知识上领导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变革的中心。在过去两个世纪，湖南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王夫之，已经因为重新解释儒家学说而声誉鹊起。他们强调人类社会和政治制度要根据新的时代的需要进行演变，必须对法律的产生进行科学的探讨。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影响，19世纪的湖南成为引进现代教育和工业的先锋，成为妇女解放的先驱。这就是毛的诞生之地的知识环境和氛围，他自己就很喜欢引用一句很流行的话：如果把中国比作德意志，那么湖南就是普鲁士。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毛描述了横跨湘江的他的湖南家乡的情景：“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已，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和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②

　　毛出身在一个充满巨大潜力的国家，后来他在对自己的共产党伙伴演讲时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10第1章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③

　　但是到了毛的时代，中国已沦为“东亚病夫”，成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毛说：“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

　　在毛出生前后几十年，列强给他的国家带来了耻辱。毛在一次演说中说：

　　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枪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彭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④

　　最糟糕的是中国人民不能组织起来以应付各种挑战。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毛抱怨说：

　　“原来我国人只知道各营最不合算最没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设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设立工党，做学问的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办法，不知同共（共同）的研究。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说。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就是倚靠了洋人。海禁开了这久，还没有一头走欧州（洲）的小船。全国唯一的‘招商局’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清洁，设备，用人，都要好些。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汉，津浦，武长，过身的人，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像学校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

　　⑤毛的祖国就是这样腐败，毛后来为消除这种腐败而献身。

　　毛在韶山冲头三年的生活虽然说不上很奢华，但至少是很温暖的，因为他得到母亲的深切的、全身心的爱抚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8岁时，又有了一个弟弟毛泽民（1896―1943年），从此毛就进入了竞争的世界⑤1958年仙对自己的同事说：“每一个人都有忧患与欢乐。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⑥3岁的毛在中国的家族制度中的地位无疑“上升”了，他得在家里负起小责任，尽一些小义务，以补偿由于有了弟弟而突然失去的母亲以前所给予他的那一部分爱与关心。但他可能还太小了，不懂得这种补偿的好处，因而由于有这种失落感而受到了较深的伤害。

　　与此同时，家业开始发达，毛的父亲逐渐成为“富农”。毛后来回忆说：“这时我家有15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叉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84担谷。”⑦

　　最后，毛的父亲做起了贩运谷物和生猪的生意。

　　“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7口人吃饭。”⑧

　　毛6岁时，义和团（韶山还不知道，国为没有报纸）正在围攻北京的外国使馆。毛的父亲开始要他放牛，干农活。2年后毛8岁了，他开始在韶山的小学堂里念书，一直读到13岁，但家里的活他还得干。“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子的《论语》和《四书》。”

　　毛刚识了几个字，他的父亲就要他给家里记帐。“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毛后来回忆说，他“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

　　⑨毛的母亲教她的孩子要信佛，他解释说：“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页感到伤心。”8岁时，“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毛当然对宗教更是抱怀疑态度，因而“我母亲..责备我不热心拜佛”⑩。

　　毛把午饭带到学校去吃。但有一段时间，他晚上放学回来，总是喊饿，吃得特别多。他母亲很奇怪，问他：“你晚上怎么吃得这么多？是不是午饭不够吃？”

　　毛告诉母亲说：“在我们班来了一个新同学，家里穷，没饭带，我就把自己的饭菜分一半给他。”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母亲赞扬他，以后总是让他带两个人的饭去。

　　《四书》、《五经》引不起毛的兴趣，虽然他背书很在行。“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

　　他又不敢回家，怕挨父亲的打，在外面乱跑了三天，终于被家里的人找到了。但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受到了温和的对待，“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了一些，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1905年毛12岁，他又有了第二个弟弟毛泽覃（1905―1935年），这个弟弟受到了父亲的溺爱。12个月后，毛的父母又领养了一个女孩，她本是毛的堂妹，名叫毛泽建，或毛泽红（1906―1930年）。大约在这个时候，毛的年迈的祖父去世了，因而毛在家庭中也就有了一定的地位。第二年毛13岁，他离开了小学堂，整天在地里干活，为父亲记帐。他种菜、锄草、放牛、喂猪，什么活都干，50年代他住宅的墙上还挂着金属刷，据说他曾用这把刷子为牛刷洗。

　　但毛的父亲对毛的劳动不满意，“他性情暴躁”，毛回忆说，“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相反，他的母亲“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后来毛确实用政治术语来分析他家的形势。他说，他家分成两“党”。一党是他父亲，是“执政党”，毛和他母亲、弟弟组成了“反对党”，“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但在这个“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也有分歧。毛的母亲特别反对直接打击或公开的感情流露，主张讲究斗争策略，不要施加太强硬的压力。

　　毛的母亲也反对毛的激进主义。毛后来在回忆一些哥老会成员抢了他们家囤积的粮食的情形时说：抢得好！人家没有米嘛！但我的母亲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可能他们没有偷毛所珍爱的书籍，否则他也不会这样宽容。

　　他后来说他在小学堂里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如地理、历史或科学都没学到，他收获最大、享受最多的是读旧小说――特别是那些“关于造反的故事”，如14世纪的《水游传》、《三国演义》等，他的老师讨厌这些“禁书”、“坏书”，但毛在学校里还是照样看个不停。“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毛常常在深夜里把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他父亲看不见灯光，这样他就可以看书了。

　　这一时期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是《盛世危言》。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在日本受过训练的中国商人强烈地呼吁给私人企业以更大的发展自由，要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确实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甚至跑去找本地的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和他一起学习，以获取更多的教益。稍后，他又在村里从师一个叫毛钟楚的老先生，学习经书古籍。毛钟楚在官方的科举考试中考中最低的学位“秀才”。

　　毛的父亲不仅对经书很推崇，甚至希望毛能尽快掌握它们，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他的对于在法庭上能恰当地引经据典从而使他败诉之后，就更是这样了。与此同时，老头儿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而是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约300美元。

　　许多客人到家里，毛当众和他吵了起来并离开了家。

　　“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毛的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他口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毛回忆道，“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这样他父亲停住了，双方达成了妥协。“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罪。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按照毛最要好的同学的说法，毛两次对他的父亲磕头认罪，一次是在众多客人之前，另一次则是在他们走了之后，他母亲又把他带到父亲跟前，要他磕头，但毛只跪一条腿，他母亲双手压住他肩膀，要他跪两条腿。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毛后来评论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然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我学会了恨他，..”。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反抗自己父亲的一个很突出的故事，这个故事选自1936年毛对埃德加・斯诺简述的自传的中文本。

　　毛13岁那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也是个人私事。按照中国的传统，毛的父母在他13岁那年给他“娶”了一个19岁的女子，名叫杨翠花，这桩“婚姻”可能是在一个火柴商人的帮助下安排的，其目的在于促进毛家的农业经济。毛的父亲可以把这个女孩当雇工使用而不付钱，同时，这个女孩的出现可以使毛家传宗接代，养育潜在的劳动力，尽快地派上用场。

　　但毛背叛社会传统，反对这桩婚事。毛后来在谈到自己的早年生活时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许并没有想到她。”据说这个女子最终也没有和别人结婚。

　　毛13岁时，长得和他父亲一样高大，每天能够挑一副沉重的粪桶往田里送好几趟肥。毛养成了带书到田里的习惯，这样，他随时都可以跑到古墓后的大树下读那些英雄传奇和造反的故事。他的父亲总是抱怨看不见他的影子，最后当场抓住了他，手里拿着书，两只空桶放在他身边。

　　“你是不是成心不想干活？”仙父亲问。“不，爹，”毛回答说，“我只是歇会儿。”“今天一早你还一担都没挑呢！”“谁说没挑，”毛抗议道，“从天亮起我已经挑了好几担了。”“到底几担？”他父亲问。“至少也有五、六担吧！”毛说。“半天才挑五、六担！你以为干那么点活，我就得自养着你吗？”“那你说你半天能挑几担？”“20担，”他父亲回答，“起码也得十五担。”“从家里到田头有不少路程呢。”“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该把家建在田埂边，你就省心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子这种活。我看你一点也不关心这个家。你说我们该怎么过日子？你生得倒安稳，好像没事人似的。你知不知道感恩图报？耗费时间读这些破书，有什么用？你不是三岁小孩了，要想吃饭，就得干活！”“够了，”毛说，“你老是唠叨个没完。”这事发生在上午，吵完之后他们回家吃午饭。但下午五点钟时，毛又不见了。他父亲现在知道到哪里去找他。他径直走到古墓那里，看到儿子像上午一样坐在那儿，手拿着书，身边放着空桶，两个人又吵了起来。

　　“你真的鬼迷心窍，中了这本书的魔了？把你爹的话只当成耳旁风吗？”

　　“不是，爹，”毛回答说，“我还是听你的，你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的意思明白得很，”毛父接着说，“我要你一门心思扑在田里，规规矩矩地干活，别再看这些闲书。”

　　“我会规规矩矩干活的，”毛回答说，“但我也要看书。我保证先干活，后看书，田里的活干完后，总可以于点自己的事吧。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只要做完了田里的那份活，你就不用管我看自己的书了。”

　　“可是，小子，”毛父反驳道，“你才挑了几担就躲到这儿来看书？”

　　“来看书之前，”毛坚持道，“你要我干的我都完成了。”

　　“完成什么了？”

　　“吃过午饭后，”毛说，“我已经挑了十五担肥。要是不信，自己到田里数数去，搞清楚了你再来。现在你还是让我清静一点吧，我要看书了。”

　　毛的父亲很吃惊：一个下午挑了15担肥可是很重的活，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他走到田里，仔细数了数，真有15担。他儿子没撤谎。此后这个孩子继续在他那隐秘的地方读他的传奇小说，仙知道如果他干完了他父亲规定的任务，他父亲就不会干涉他了。

　　毛的父亲决定送他到湘潭的米店当学徒，他和这家米店有些联系，毛也同意了。但就在此时他听到他的文家表兄说，在他母亲的家乡湘乡县开办了一所新学校，这所新学校教授西方的“新学”，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那里不大注重经书。毛此时在地方小学堂受到一个“激进”的反佛教先生的影响，这位先生号召人们去除神佛，把庙字改成学堂。

　　他还读到一本谈到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30年后毛回忆说：“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头一句话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缅甸、越南等地的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切导致毛去寻求更多的现代知识。

　　但他没有钱上学，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已15岁了，早过了上小学的年龄，当毛最终决定和他的父亲谈他不想去米铺当学徒而想去上学时，他遭到父亲的一顿嘲弄。

　　“真是自日做梦大荒唐，”他父亲咆哮道，“你这么个牛高马大的人能和小娃娃坐在一起念书吗？你都是在发疯。”

　　毛决定自己想办法。他不顾父亲的反对，请每一个亲戚朋友借给他一点钱，而他父亲一点也不知晓。当他弄到了足够的钱时，一天晚上他在饭桌上宣布说：

　　“我决定上东山学堂念书去，三天后我就走。”

　　“你是不是得了奖学金，可以不交学费？”他父亲嘲弄道，“要不就是你今早中了头彩。”

　　“钱的问题你不用操心，”毛平静地回答，“不要你破费一文钱。”

　　毛的父亲离开了饭桌，点燃了一锅烟，几分钟后又回来问：“你弄到奖学金了吗？我不付钱你怎么能进学堂？我知道上学的属蛇的孩子19人都得交学费、伙食费和房钱，贵得很。王家小儿子想去念书想了好几年，也没念成，唉，学堂的门不是可以说进就进的。只有财主老爷家的人才进得去，我们这样的人家那是没有指望的。”“你不用操那份心，”毛诡秘地一笑，“反正不要你破费，就这么回事。”他父亲反驳道：“事情可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你要是走了，就少了一个人手，谁会帮我们干地里的活计？你说是不用我破费，可你忘了我得要给顶替你的长工发工钱。小子，你心里有数，我出不起工钱呀！”

　　毛没有想到这一招，一时无言以对。最后他还是彼狡黠的父亲难住了。愣了一会儿，他起身去找一个远亲，这个亲戚有帮助年轻人读书的好名声。毛向这位亲戚讲了自己的抱负和具体困难，于是这位亲戚给了他一笔钱。

　　当天晚上，毛问他父亲：“雇一个长工得多少钱？”“每月至少1块钱，”他父亲答道，“一年就是12块。”毛不动声色地把钱递过去说：“给你12块钱，明天一早我就去东山学堂。”第二天，天刚破晓，毛就起身收拾自己的行装，一顶蓝布蚊帐，两条很有年头、已洗得发灰、布满补丁的白床单，几件褪了色的长衫。他把这些东西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则挑着两本小说。“你不打算跟你爹道别吗？”他母亲问。“不。”毛回答说。“要不要再带点东西？”“不用，”他说，“够了。”再没多说一句话，也没挥手作别，毛泽东毅然上了路。头也不回。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山脚的一棵树下，毛看见一个衣衫簇新的孩子和一个老农坐在地上。他走过去，坐下来，和他们聊了起来。当他知道这个孩子在湘乡县上小学时，毛急忙向他打听情况。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第2个问题是他最感紧张的：“他们都是多大年纪？有没有比你大的？”接着毛又问老师是不是很严厉，那个孩子告诉他，有一个老师经常用粗手杖打他们。“那么，你们就听他这样而不想法子对付他吗？”“你真是，”那个孩子反问道，“又能怎样呢？”“你们不应该让他把你们打得那样重。”毛说。“但我们只是小孩子啊，而他是一个大人。”“但是你们有很多人，他只是一个人，要制止他不会太困难。”“是的，不过他是一个先生，我们必须尊敬先生，你难道不了解吗？”“但是当他对你们太凶的时候，”毛问，“你们仍然尊敬他吗？”“我们都怕他――所有的同学都怕他，我们连一句反驳的话也不敢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你们这些小孩简直都是些傻瓜。”毛轻蔑他说。“你这样嘲笑我们是容易的，可是如果你在我们那种情况你也和我们没有两样。”“哈哈，我也会这样子？”毛坚定他说，“假定我是你们，我就把他杀掉！”

　　当毛在路上第一次看见东山小学时，他停了一会儿，仔细地打量着，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房子。一条小河环绕着学校而过，小河有一百来尺宽，上面架着一座宽大的白石桥。沿河有一堵高约15尺的坚固石墙，孩子们称之为“长城”。在这重要的时刻，毛鼓起勇气，朝着第一道大门走去。他慢慢地跨过白石桥，第一个碰到的是看门人。他不让毛进去，因为毛太大了。“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迸学堂呢？”在场的一个孩子喊道：“你进大学都够大了！”另一个孩子叫道：“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上学呢？我们都不是工人呀。”其他的孩子打量着他的行李卷，发现有两本很破旧的卷了边的小说。“你总共就带了这两本书来吗？”一个孩子问。“你知道不知道。”另一个说，“我们不许阅读这一类坏书的。”“我只恳求你告诉校长，”毛恳求道，“我想找他谈谈。”“我不敢去打扰校长，”看门人回答说，“你是个傻瓜，而我却不傻！

　　真是胡闹透顶了！”“要是你们不去通报，”毛大声说，“我就自己去。”“你敢！”看守人恐吓道。学生们也都冲着他大声喊叫着，毛挑起行李向门口走去，看门人挡住了他，吼着说：“走开！东山学堂不是疯人院！”与此同时，一个孩子跑去对校长说：一个小土匪想进我们学堂..“先生，他在打看门人，学生都在帮看门人，但这个土匪又22第1章高又壮，非常蛮横，你快去帮我们，先生，快点！”

　　校长出来察看情况。“怎么回事？”他问，“这么吵吵嚷嚷的？”“先生，”看门人指着毛说，“这个傻瓜说他想进我们学堂，并且要见你，他是一个十足的地痞无赖！你见他吗？喏，就是这人！”毛走向校长，用恭敬的口吻说：“先生，请您准许我在你这里读书。”“把他带到我办公室来！”校长吩咐看门人。毛挑起行李，但看门人又拦住他：“你以为是让你挑行李进去吗？把行李放在这儿，随我进去！”毛不想把行李丢下，怕孩子们会拿走什么东西。“我想带上行李。”“你怎么带这样的东西进校长办公室？”看门人吼叫着，“把它放在这儿，谁会对这破东西感兴趣？学校不是疯人院，也不是小偷窝，把东西放这儿，丢了我负责，告诉你，东西被偷了找我！”毛犹豫了一会儿，把行李放在看门人的屋角里，然后跟着他进了校长办公室，学童翻遍了他的行李卷，拿走了那两本宝书。一进校长办公室，毛又恳求道：“先生，您能准许我在这里读书吗？”校长不能置信似地打量着他，问他的名字和籍贯。“多大了？”“刚满15岁，先生。”“你长得可够大的，看上去至少有十七、八。”“没有，先生，我才15岁零几个月。”“你在村里念过私塾吗？”属蛇的孩子23“我跟着王先生念了几年书，能够看懂小说。”“你看的是什么小说，毛泽东？”“《三国演义》和《水浒》我都看过很多遍。”

　　“你读过小学的课本吗？”

　　“没有，先生，没读过。”

　　“你能阅读二年级的课本吗？”

　　“差不多吧，”毛如实回答说，“也有些字不大认得。”“学过算术吗？”

　　“没有，先生。”

　　“你了解多少历史、地理？”

　　“一点没学过。”

　　“你写两行正楷字给我看看。”

　　毛写了几行，字写得歪歪扭扭，又大又难看。他的手更适合于农活，而不是拿笔杆。

　　校长宣判说：“唔，不行，不能让你上这间学堂，我们没有专为初入学者设的初级班，再说，你的年龄进小学也太大了。”“请您留下我吧，我要读书，”毛恳切他说。

　　“你跟不上来，那是毫无希望的。”

　　“让我试试，”毛恳求道，“留下我吧。”

　　“那不可能，你肯定跟下上班，只会是白白糟踏你的时间。”“但是我一定拼命用功..。”

　　就在这时，另一个老师听到他们的对话，也走进了校长办公室，毛的恳求打功了他。他建议说，让毛跟班试学五个月。校长最后同意了。就这样，毛迸了东山小学堂。

　　毛交了1400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他父亲也勉强同意了他进这所学堂。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24第1章的教育可以教会他赚更多的钱。

　　毛被其他学生镇住了。“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后来说。他们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有些学生穿绸缎，着轻裘，华衣美服，很少有农民能送孩子到这样的学堂上学，毛与其他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

　　毛还成为复杂的地域观念的牺牲品，他们认丈他不是湘乡人，把他当作外来者，毛后来说：“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然而毛也交了朋友，其中一个叫萧三，他的另一个名字叫艾米・萧，更为人所知。他是个瘦弱的孩子，比毛小两岁。前额高高的，偏好语言和诗歌，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

　　还有一些很不错的老师，其中一位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在毛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已剪掉了辫子，回国后，只得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来他的辫子是假的。”毛回忆说，“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尽管人们都笑他，但毛从这个“假洋鬼子”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教音乐和英语，讲了许多关于日本的事。毛回忆说：“我当时了解到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例如他在学怀念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的歌曲时就有这种感受。一个受人蔑视的东方民族第一次在正式战争中战胜了一个欧洲强国，日本对沙俄的胜利不仅鼓舞了像中国的毛泽东那样的年轻人，也激励了整个亚洲的青年人。

　　毛在学校表现不错，尽管他自己说他表现不怎么样。如果老师的课枯燥乏味，他就看小说或打瞌睡――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对那些不会用提问和对话来引起学生兴趣的老师的一种惩罚。

　　“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毛回忆说，“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他承认他心不在古文上。他当时正在读表兄送的两本书（毛很遗憾，他的表兄后来在革命中站到了另一边，反对共产党）。这两本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1898年发起的流了产的“戊戌变法”。“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毛回忆说，“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

　　一天晚上玩耍之后，毛和萧三随着铃声走进教室，萧手里拿着一本书。

　　“你那是什么书？”毛问。

　　“《世界英雄豪杰传》。”

　　“借给我读一读。”

　　几天之后毛把书还给萧三，道歉说把书弄脏了。萧打开书一看，发现书上许多地方圈圈点点――特别是那些讲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德琳哪女皇、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棱、盂德斯鸠和林肯的章节，圈点更多。

　　毛后来对萧三感慨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毛回忆说：“在一篇讲述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经8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

　　与此同时，毛还关心中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危机。他听说在大饥荒时在省城长沙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许多暴动饥民的领袖被砍了头，高挂在树杆上示众。毛的朋友们都在议论这件事，他对政府如此残暴地对待起义者表示极大的愤慨。大约在同时，秘密会社哥老会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哥老会夺取了他的粮仓；他们的领袖是一个铁匠，后来被砍了头，但他在毛和该省的其他年青人眼里成了英雄。

　　一年以后，韶山也闹米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毛解释说：“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毛并不同情他父亲。“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个孩子确实在实践他的理想。有一次回家过新年，他父亲让他去收猪钱，一个朋友回忆说，在回来的路上，他碰见几个衣衫槛楼的穷人，便马上把收来的钱分给他们。五个月以后，毛由于他取得的成绩而被允许留下来。那些偷了他两本小说的孩童们对毛友好起来，并把书还给毛。他们确实是把他当作讲授这些传奇故事的权威，而这又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三国演义》在毛的心目中占有如此高的地位，以至于他不能容忍人们对它表示非议。历史教员告诉他，这本书很多是历史事实的演绎，但毛在激烈的辩论后也不承认这一点，他跑到校长那儿寻求支持，但校长支持历史教员的观点。所以他向镇长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但其他学生部不愿在上面签名。

　　在这种情况下，毛丧失了他最初从老师和同学那儿获得的同情，而按照他一个朋友的记述，这是促使毛决定离开东山学堂的原因。

　　注释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7页。②《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

　　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1页。④同上书，第628页。原文所用引言内容与《毛泽东选集》略有不同。参见《毛泽东集》第7卷，苍苍社1983年第2版，第I0I页，“用战争打败了中国后，帝国主义国家便抢去了中国的许多属国与一部分领土。日本占领了朝鲜、台湾、琉球、澎湖群岛与旅顺，英国占领了缅甸、不丹、尼泊尔与香港，法国占领了安南，而弹丸小国如葡萄牙也占领了我们的澳门。”⑤《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393页。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2月1日。⑦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05―106页。⑧同上书，第106页。⑨同上书，第106―107页。⑩同上书，第109页。(11)同上书，第106页。(12)参见《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3页。(1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08页。(14)同上书，第123页。(15)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16)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11―112页。(17)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第7―10页。(18)萧瑜：《我和毛泽东行乞记》，新加坡明窗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9―20页，为统一译文，凡大陆版本将萧瑜原著删节的部分，参照新加坡的中文译本。(19)同上书，第26―30页。(20)同上书，第12―13页。此说与萧三等人的回忆有出入。(2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12―113页。(22)毛泽东，《在讨论四清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12月28日。(2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13―114页。(24)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6页。(25)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14页。(26)同上书，第111页。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外许多学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数以千计的论著。

　　为帮助国内学者了解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状况和动态，为使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并在对外宣传中有针对性地阐朗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决定编译《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供有关研究人员内部参考。

　　这个选辑以丛书形式出版，主要选编有学术参考价值的资料；以提供康始资料为主，其中既有专著。也包括论文汇编；既有全译的，也有节译的。形式根据编选内容而定、不强求一律，编者只作必要的编辑和评注工作。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力求比较客观、系统地反映国外多年来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希皇能够起到开拓理论视野、扩展思维空间、促进学术交流的作用。

　　本丛书编辑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组主持，主编石仲泉，副主编张宁。有些译著邀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组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毛泽东哲学息想研究室以合作方式参加工作。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当毛决定去大城市上中学时，已快满18岁了。他特别想去离他家约120里的湖南省会――长沙。1911年暑假以后，他请东山小学的一位教员介绍他进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他带着这封宝贵的推荐信和萧三一同步行去长沙。按照毛后来的话说：“当时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①

　　他们在湘潭停下，换乘渡船去长沙，萧三说当他们看见“喧闹的城市，街上拥挤的人流”，他们感到“说不出的激动”。出乎毛的意料，他几乎没费什么周折，便顺利地被湘乡中学录取了。在这里他见到了第一份报纸《民立报》，它是革命运动的喉舌，刊载着反清起义以及孙逸仙在1911―1912年革命前夕政治活动的激动人心的报道。孙逸仙是广州的一个农家孩子，他先进教会学校读书，成为基督教徒，后又去香港学医，最后成为共和运动的领袖。毛回忆说：“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他仍然强烈地钦佩他在东山学堂读书时知道的政治维新派，所以在他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里提出，孙逸仙当共和国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后来他自己承认说：“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

　　帝制政权垂死挣扎，竭力阻止变革潮流，反满情绪在学生中进一步加强了，一群爱国者在湘乡中学相约把辫子剪掉，以蔑视帝制。毛和另一个同学剪掉了辫子，但其他人最后却都不守信用，没有剪辫子。

　　毛回忆说：“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但是毛在这所学校里感到不自在。半个世纪之后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小时候，在上中学时，只要一听到不合我意的消息，我就火冒三丈..。②

　　毛到长沙不久，武汉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统治、实现共和的大起义。起义代表来到毛的学校演讲。这次演讲激励着毛去参加革命军。他和几个朋友决定到武汉去。出发前他们借了一些雨鞋，因为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和他的朋友未被录取，他们只好再返回长沙。

　　这时毛能够亲眼观察政治风云的变幻。1911年10月22日，他亲眼目睹了共和国军夺取长沙的经过。起义军沿着铁路线推进，在长沙城外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也爆发了大起义。城门被轰开，被中国工人夺取，毛站在一座小山上观察战斗。

　　起义胜利后，建立了新政府，但新政府的执政时间并不长，几天之后毛看见新都督和副都督横尸街头，他们成为保守派复辟的牺牲品。皇帝仍未退位。因而毛决定参加当地的共和军，为完成这场革命而尽力。

　　毛所在连的连部设在法院里。在军队里他接受了正规的训练，当然也承担了一些额外的义务，如军队转移时，为长官挑床铺、被褥和衣箱。一些士兵，每天都得到城外的白沙并去为连队、30第2章为军官挑水。毛回忆说，“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每月伙食用去2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毛年轻时很看重劳动的贵贱。

　　毛剩下的饷银主要用在订报纸上，他贪读不厌。萧三回忆说：“每张报的四面他一字不漏地看完，报纸上也有新闻，也有政伦，也有各种各样的文章，他觉得，真是五花八门，美不胜收！从报纸上可以得到许多的知识。特别从这时起，他就注意研究时事与社会问题。”③

　　就是在一张报纸上，他第一次看到了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文章很简略，写得也很糟，但毛受到了启发，他急切地开始和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最好理论，”萧三回忆说。在他的战友中，只有两个人毛很喜欢，一个是湖南的矿工，一个是铁匠。“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辈，有一个还是流氓。”毛后来评论说。

　　在军队里过了六个月灰心丧气、平淡无奇的军营生活后，毛决定退出军队。上层政界达成停战协议，因此我“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当时已很清楚，无论他们怎么动摇君主制，新的共和军队也无法故胜顽固保守的中国地方军阀。孙逸仙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但不久就被一名将军所取代，湖南的革命者被愚弄，他们的领袖被代表地主官僚的军阀谭延暗杀。

　　毛的军队生活给他上了很好的一堂课。他的一个老师后来解释说：“毛在军营中的雇佣兵生活使他懂得，依靠这种军队来达到革命的目的是徒劳的，因为在政治上很难教育他们。毛明白，要成功地进行农村改革运动..就必须武装农民自己。”④

　　离开军队后，毛在省城长沙没有明确目的地转游了一年。守规矩的学生31他试着读儿所学校，但没有一所合他的意。他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毛回忆说：“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

　　一则警察学校的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是考试之前，他又改变了主意，交了一块钱去报考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招生广告说学校供给膳食住宿，还给一些津贴，又大吹制皂业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毛说。

　　这时一个学法政的朋友劝他进他的学校，毛也读到了这所学校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诺“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毕业后“马上可以当官”。毛听从了他朋友的劝告，向家里写信要求寄学费来，“我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图景向他们描述了一番。”

　　但又一则广告引起了毛的注意，这是一所商业学堂的广告。毛的另外一个朋友劝告他说，国家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在经济方面，最需要经济人才来建设国家。毛又被他的观点打动了，向这个商业学校交了宝贵的一元报名费，并且被录取了。

　　他在被录取后，还不断受到新广告的诱惑。这一次看到的是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毛又交了钱，进了这个学校，并写信告诉他的父母，他父亲很赞成――这个老头现在很支持他的儿子接受进一步的教育。

　　但是毛碰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难题。“在这所新学校上学的困难是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得什么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么了。”而且这所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很讨厌，”所以到月底他就退学了，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他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他又花了一元钱的报名费。

　　结果考试发榜时，他名列第一。这所学校很大，偏重历史。毛受到了校长的鼓励，他欣赏毛的写作。但是毛在这里并不感到愉快。“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他自己阅读了一本历史书《御批通鉴辑览》，是一个老师借给他的。他感到自学比在校学习更好，他在这个学校呆了六个月就退学了，开始尝试一种新的生活。

　　在1912―1913年冬这段时期，他每天都去坐落在浏阳门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一直读到关门才出来。“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

　　他那时住在新安巷的湘乡会馆里，因为伙食便宜。唯一麻烦的是会馆里还住着湘乡籍的被遣散的士兵，他们没有工作，总是跟学生吵架。一天晚上，这种敌对发展成为武斗，士兵想杀死学生。“我躲到厕所里去，”毛回忆道，“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然而，这是毛的知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他阅读了在英国受教育的达尔文主义者严复翻译的许多西方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我在那里第一次（18岁的时候）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他读了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让一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论》。

　　最后一本书对毛的影响特别大，因为它与中国固有的认为今不如昔的传统思想针锋相对。除了阅读这些重要哲学著作外，毛“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还广泛地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毛沉醉在知识的大海里，自由自在地畅游，毛父却非常恼怒，到最后断了他的生路，拒绝对他的这种自学提供资助。毛不得不离开会馆，另找安身之处。毛回忆说，当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经作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

　　毛又开始留意广告了，他看到了一所师范学校的广告，说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毛的两个朋友也想进这所学校，他们请毛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毛回忆说。他们两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毛夸口道他实际上是被录取了三次。“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⑤但正是毛后来要求50年代的年青一代把对国家和国家思想的忠诚放在高于朋友义气和家庭观念之上。

　　毛将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度过骚动不安而又思想定型的五年。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创办的，几个月后就和第一师范学校合并。它坐落在长沙南门外的“书院坪”、前临湘江，长沙一片新兴的工业包括石墨厂、电灯厂和造币厂就在附近。此外，粤汉铁路在1917年以后就日夜啸叫着从附近通过。

　　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学生用不着交学费，其方向是把出身贫苦家庭不能上大学的孩子培养成小学教师。学校的基础是最新式的民本主义教育理论，不仅包括传统的学科，还包括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和道德实践。学校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教员思想也比较开明，提倡自己思考，这是毛所喜欢的。学校很强调爱国主义，表现为使用全国通用的语言而不是本省方言，教师强调要牢记中国的国耻。

　　毛1913年春进入该校时已19岁了，几乎可以说这是毛真正受教育的开始，毛后来回忆说：我过了20年甘露般的生活，对世界一无所知。

　　毛计算过，他在这所学校共花了160元。“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1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星期天如果学生们起来晚了吃不上饭，他们就把食堂里剩下的冷饭冷菜自己热一下，每当别人热饭、热菜时，毛总是一个人吃冷饭、冷菜，也不知道他是节俭呢，还是不在乎，抑或是太懒了。

　　这所学校给每个新生发一套蓝色的毛制校服，这件校服毛穿了许多年，直到校服已褪了色，磨出了洞还在穿。此外，毛经常穿一件灰色的布制学生长袍，冬天在长袍里面再加一件旧式的夹克衫，一年四季都穿一条肥大的布裤。夏天他几乎从不穿袜子，布鞋也常常是裂着口子。他经常盖一床很粗糙的蓝色棉被，被里的棉花又旧又硬。

　　毛每天都起得很早，漱洗完毕就去教室读书。下课后，一般都在读报室看报，或去图书馆借书。别人都上床睡觉了，他还在茶炉室、读报室看一会书，有时就在走廊里通宵不灭的灯光下读书。他的朋友说，毛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他从来不开玩笑，也不闲聊。他还常常独自一个人或邀几个明友到校后的山上读书。难得几次上街时，他一般也都要去玉泉街或府正街逛逛，因为这两条街上有些旧书摊和新书店，毛常掏空了羞涩的腰包买些他喜欢的书。

　　他学习中国文学、道德、地理和历史。他的一个同学因忆说，守规矩的学生35毛特别喜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两本书分别成于11世纪和17世纪。毛习惯于把读报时看到的外国人名、地名记下来，和地图上、书上的相比较，再查找原文。正确的名称或引文他就记在一张小纸条上，再把小纸条夹在书里，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浏览和复习。无论什么时候要找他，朋友们都知道他“在阅报室”。他的古文和浅近文言文部作得很好。文笔流畅，为学生们所传颂。他读书时很细心，他所喜欢的句子都圈点起来，而对他不赞成的话则批上诸如“荒谬”、“不通”等等评语。每读一本书都这样，甚至第二次读书时还对前一次所作的圈点加上新的评语。

　　他的苏格拉底式的特征也是很突出的，他的中文传记作者说他：“还特别有好问..的习惯，他最懂得学与问是不可分离的。”

　　但不是每一件事毛都喜欢。特别是该校至少有35种烦人的校规禁令，限制了他的自由，诸如禁止经商、禁止组织政党、禁止唱下流的歌曲、禁止看坏书、禁止非法集会等等。毛还讨厌必修的自然科学课程，因为他想专修社会科学。他回忆说：“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他的一个老师还记得，毛的数学成绩特别差，有时考试还交白卷。

　　毛后来说，他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课，他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他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算了。有一次他画一个椭圆说这是蛋，结果考试不及格。“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

　　但毛的社会科学各科的成绩都非常好，这就弥补了他在自然科学和艺术各科上的低分数。毛后来描绘自己对学校的态度就像是反抗者一样，“我不服从校规，”他承认说，“我的原则是只要不彼开除就没关系。就拿考试来说吧，我的分数从50分、60分到80分都有，平均分是70分。”

　　毛承认他对学校是欠了债的。“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他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说，“也没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就是在这里，毛的组织才能开始显露，萧三回忆说，无论什么时候其他人谈话时，毛都“略低着或偏着头听别人谈话，而自己只‘嗯’、‘是的’的回答，在倾听对方说完之后，他有条有理地给对谈者分析，提出要点，作出结论。他的话并不多，但每一句都很中肯，都能启发人，再往前进，再往远处大处着想，你有什么疑问他只要一谈，便会迎刃而解，一切都明朗化，都有了办法。”⑥

　　另外一个记述毛这段学校生活的人总结说，毛在会上“从不轻易表态”，无论是主持会议还是一般发言――最突出的是他从不作冗长、离题而混乱的讲话。如果他旁边的其他人开始辩论，甚至吵起来的时候，毛都静静地用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他的生活方式是清教徒式的，他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一个人如果过不了金钱与女性这两关，这个人就不值一谈。他的朋友都说他从不轻浮放荡，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自己的操行和知识从不感到满足。

　　但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并不意味着他就有了领导别人的公认的才能。他的老师涂特立后来说：“毛在学校里并没有特别显示出领导才能，他具有一种谦恭的气质..。”⑦

　　十年后，当毛被敌人通缉追捕时，他的家人在后院焚烧他留下来的所有书籍和笔记，有人从“灰烬里”救出了毛的一本作了注释的课本和一本他自己的笔记本。这本94面的笔记本写了一万多字，其中有一部分是公元前14世纪两本诗集的手抄本。

　　另一部分是道德和文学课的课堂笔记，可能是1914年记的，内容有先秦的哲学、楚辞、汉赋、拿破仑、恺撒、福泽渝吉（日本明治维新的倡导者和把西方文化介绍到日本的人）以及自然科学。

　　从这本笔记本反映的几个主题可以看出毛在那一时期的思想发展情况。一个是他自己的雄心，这是从他无限的自我中心论发展起来的。笔记中说：“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毛指出古代的仁人志士“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毛解释说，这样的人毒蛇螫手，他必断腕。

　　毛评论说：“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⑧从毛自己写的这些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毛就自己的行为对家庭的影响有一种社会犯罪感，可以看出他是在为他后来抛弃自己的家庭进行辩护。从笔记中当然也可以看出毛的使命感。

　　贯穿笔记的第二个主题是强调刻苦力行的重要性。笔记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又说：“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⑨他特别痛恨的是懒惰。“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因而懒惰，始则不进，继而退行，继而衰弱，终则灭亡，..少年需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故日怠情者，生之坟墓。”⑩

　　此外毛还注重精细。“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忽小败大而可鉴者，恺撒是也。”

　　那本留存下来的加了批语的教科书是弗里德里希・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这门课是毛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最后两年（1917―1918年）由杨昌济教授的。在这本约十万字的书上，毛写了一万二千字的批语，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等等符号。毛根据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曾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大加赞赏，给了满分100分，还写上“加5”。毛对此非常骄傲，一个朋友说，毛为此到处向人夸耀。

　　毛特别反对对个人的压抑，他说：“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杨昌济教授曾一度以“长沙的大儒”闻名，他对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最深。毛后来评论，杨“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杨曾在国外留学十年――先在日本，后到伦敦大学，最后到爱丁堡大学，拿了哲学学位。他回国之前在德国一所大学研究康德；成为塞缨尔・斯迈尔恩、T・H・格林和康德的忠实信徒。那些到欧洲“镀金”、到日本“镀银”的留学生回国后大多数钻营从政做官或办实业，而杨先生却选择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当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培养青年人才。

　　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和进化论者，杨特别热衷干将思想付诸个人实践，实事求是。他非常相信意识对物质的操纵作用。他特制了一个澡盆，每天早晨都在澡盆里洗冷水澡，不论春夏秋冬，气候寒热。他解释说：“人必须每天做一件艰苦的事来磨炼自己的意志。冷永不仅磨炼意志，还能增强体质。”但杨自己也乘坐符合他身份的三人拾的轿子来来往往。

　　杨的学生部很尊敬他，一些学生，包括毛，在杨的伦理学课后也常到杨的家里与他继续讨论。在这种非正式的讨论中，杨敦促他们要有所作为，要争取留名后世。“几人欲在社会建功立业者，欲深谋远虑，动之万全..。”毛第一次到板仓杨家拜访时，风尘仆仆，一把雨伞，一双草鞋，步行前往。

　　与此不同的是徐特立。他出身农民家庭，曾留学日本，是学校唯一不坐轿子和人力车而步行去学校上课的两位教员之一。徐先生曾割破手指，在一封血书上签名，向皇帝请愿要求召开国会，这一举动传遍全湖南，妇孺皆知。

　　徐的坚定信念对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后来对他说：“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在长沙对毛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三个人是袁仲谦，人称袁大胡子，他教古文。毛回忆说，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我只得改变文风..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袁要毛从梁启超的半口语化的文体上改过来，要他改习9世纪韩愈的古文体。

　　毛开始听他的，但逐渐觉得袁太保守、太专制。有一次他拒绝重写一篇把袁不喜欢的句子删掉的文章。而只是原封不动地重抄一遍，袁气得把它撕了。另有一次毛刚好碰见袁在大声斥责一个工友，毛平静他说：“哪有这样恶，要这样骂人！”

　　学校里其他教员也都帮助过毛，一个教员借给毛旧版的《民报》，另一个曾让毛暑假在他家住过，第三个和毛一起参加了共产党。毛和他的同学也相处得甚好，特别是有两个朋友不仅和他趣味相同，而且和他一样很有才华。一个是蔡和森，另一个是萧子升，人们都称他为萧瑜――毛在东山小学的老朋友萧三的哥哥。

　　杨教授曾经说过，他在长沙教过的几千弟子中有三个最为出色，依次是：萧瑜、蔡和森、毛泽东。这三个人并不都是同一年级的，但年龄和兴趣都很接近，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被称为“三杰”。

　　蔡和森来自湘乡，上学前是放牛娃，他高而瘦，两颗门牙突出，意志坚强，很固执。尽管他缺乏“首创精神”，但他对他的朋友说，他想书写人民大众而非帝王的历史，他想统一中国的书面语和口语。整个20年代，直到1931年就义前，蔡和森在中共党内一直是毛最亲密的盟友。在1931年第一师范与第四师范合并的第一天，第一师范的萧瑜好奇地打量着从第四师范来的学生。和第一师范不同的是，第四师范没有统一的校服，穿得五花八门。“有个‘新兵’”萧瑜后来回忆道，“长得高大，粗手大脚，粗布衣裤，鞋子破旧，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他的脸部生得相当大。但眼睛却既不大也不锐利，看起人来也是直楞楞的。毛的鼻子扁平，典型的中国鼻。耳朵长得倒是很匀称，嘴相当小，牙齿白而齐。这一口好白牙使毛笑起来相当有魅力，所以没有人会认为他不真诚，他走起路来很慢，两腿合不太拢，摇摇摆摆有点儿像走鸭步。他坐下或站起来的动作都是慢吞吞的，而且他讲话也很慢，但无疑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他们三个在第一天就认识了，因为他们各自的家乡离得很近，但他们结成朋友只是因为该校有每周展出优秀作文的习惯。萧瑜和毛泽东的文章好几次都从各自的班里挑选出来参加展出。因此他们都读到了对方的文章。萧瑜后来说：“这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字迹。他的笔画粗重，总是把字写到格子外。”后来毛自愧地对萧瑜说：“你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我写三个字得占两个格子。”萧瑜当然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毛也很拔尖，但他主要是作文写得出色，他的作文被认为是特别优秀的。作文好就是好学生，所以毛算是好学生。

　　“他的记忆力很强”，萧三后来回忆说，人们“说出一个地名，他会立刻说出它在中国的哪个省，或在某一外国的具体地点，在对地理进行特殊研究的同时，他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历史――抓住事件的要点，收集广泛资料，但并不扯到题外。这种孜孜不倦地获取知识很久以来就是毛泽东的特点。而他不遗余力的学习和研究终于使他成为一个博学者。”

　　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的几个月后，毛才得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和萧瑜面谈，他们偶然在走廊上相遇，毛站在这个高年级同学面前，用英语打招呼：“密斯脱萧。”当时在学校里，学生们用英语交谈很时兴。

　　“密斯脱毛”，萧瑜也客气地回答。

　　“你在第几教室？”毛问。

　　“第一教室。”

　　毛说：“今天下午下课后，我想到你们教室看看你的作文，行吗？”

　　下午四点钟下课后，毛来到萧的教室，他们谈了很长时间，议论学校的课程、组织和教员，最后毛借走了他这位新朋友的两篇文章，鞠了个躬离去。

　　第二天课后，毛建议萧饭后出去散步。他们沿着湘江走了两个小时，毛赞扬萧的文章写得好，但不同意他文章中就严光问题提出的观点。严光是公元1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他和后来成为当朝皇帝的刘秀私交很好。新皇帝邀请严光辅佐他治理中国，严光应邀前往京城与皇帝同榻而卧。据说当晚睡觉时，严光无意之中将脚搁在皇帝身上，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很亲近。皇帝请严光当宰相，但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政治是卑鄙的行当，他无意吃政治饭。

　　毛认为严光应当接受宰相的职位，而萧瑜则说毛不懂严光的观点。

　　何叔衡，人称何胡子，是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也是毛的校友和朋友，毛说何“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其他还有陈章甫、罗学琅、张昆弟、郭亮与夏曦――他们都是于30年代初牺牲了的共产党党员，有些人死前还受到严刑拷打。

　　在长沙上学时，他们常开玩笑称自己是“栋梁之才”，意指自己是经世济国之才，但只有毛坚持不懈，最后登上了权力之巅，而萧瑜走上了无政府主义道路，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大部分时间流落欧洲、南美。

　　在所有有关毛的学校生活的记载中，很少提到他的性生活，毛自己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都有崇高的责任感。

　　“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这个年龄的青年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当然也有一些青年妇女有着与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共同的理想，其中包括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她后来成为共产党杰出的妇女领袖之一。但是，出于羞涩和社会传统的束缚，毛19岁、20岁呆在长沙的时候没有去追求艳遇――作为某种补偿，这些青年通过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在20世纪头10年结成了同盟。

　　一个暑假毛留在了学校，没有回家帮他父亲干活，他的朋友萧瑜说：“他那唯一的一双鞋，已十分破旧，鞋底都快磨透了，为了拿双新鞋，他晚些时候总得回家一趟。”

　　毛的桌子总是“堆了很多书报，”萧瑜回忆说。他的宿舍从没有什么变化，他从不打扫。萧瑜有一次对毛泽东开玩笑说：“大英雄如果不清理自己的房间，他怎能治理天下呢？”

　　毛反驳说：“一心想治理天下的大英雄，没有时间考虑打扫房间！”

　　在湖南炎热的夏季，萧瑜每天都洗澡，而毛泽东几天都不洗澡，还说萧瑜洗得太勤了。

　　“润之”，萧瑜揶揄说：“你的汗臭太难闻了。”

　　“润之”（有点儿女人味）是毛泽东给自己取的学名，意思是“滋润东方”。

　　这是真的，但毛对汗臭味根本感觉不到，也不在乎别人说他，他不想改变萧瑜所说的“邋遢”样。其它两个暑假留校的学生开始是和毛泽东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后来不得不移到别的桌子上去，与毛保持距离，毛不明白为什么。但萧瑜可能夸大了毛的邋遢，因为后来毛泽东因每天淋浴而在全校闻名。

　　毛和萧还不断地讨论报纸上登载的最新消息，特别对德国的形势感兴趣，因为中国很尊重德国。按照萧瑜的说法，毛“崇拜”伸斯麦和威廉二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这场战争对中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与此同时，中国的共和革命被军阀们叛卖。

　　注释: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15页。②斯图尔特・拖拉姆：《无法被详述的毛泽东》，伦敦1974年版，第137页。③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第34页。④克莱尔和威廉・本德：《龙旗，在中国游击队中的两年》，伦敦1947年版。第249页。⑤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18―121页。⑥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对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第54页。⑦克莱尔和威廉・本德：《龙旗，在中国游击队中的两年》，第249页。⑧《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第589―590页。⑨同上书，第587、597页。⑩同上书，第585页。(10)同上书，第600页。(11)同上书，第151―152页。(1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1―122页。(13)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民曲折经历》，第24页。(14)《毛译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15)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1页。(16)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第16页。(17)同上书，第46页。(18)同上书，第16―17页。(19)同上书，第17―21页。(20)亨利・戴：《毛泽东1917―1927文件》，斯德哥尔摩1975年版，第32页。(2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