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巧妙地运用了国内现有的通过广泛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措施，并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客观可能性。

　　这个联盟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以及关心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的统治斗争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决定的。这个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419―420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

　　教科书说，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这个说法不对。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和孙中山建立了这种联盟。大革命失败以后，大资产阶级背叛了这个联盟。但是，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因素还存在，如宋庆龄、何香凝坚持同我们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史量才也转过来靠近我们了。抗战时，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建立了抗日的联盟。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同他们是反蒋反美联盟。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

　　献》1992年第4期）

　　[解析］

　　毛泽东不同意教科书的这个观点：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统一战线）是在革命成功以后才建立的。

　　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策略思想，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灵活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创造性地提出要建立广泛持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发展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艰难曲折的过程中，毛泽东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出发，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指出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一面，同时又有动摇性、妥协性的一面。在民主革命时期，对资产阶级作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是党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的一面，这就确定了党在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这个统一战线。但又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动摇性、妥协性的一面，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如从1927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不少人曾经站到蒋介石反革命方面去了，统一战线中就只剩下无产阶级、农民阶组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即便如此，党那时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以便党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由于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其他帝国主义系统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敌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为削弱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利用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他们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由此可见，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并不是“在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才产生的，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各个革命时期的长期的摸索，在斗争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可见，“教科书”对中国革命的论述还是有隔膜之感。苏共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了解，似乎从斯大林时代起就有某种隔膜和误解。

　　无产阶级革命产生新型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对社会实行国家领导。

　　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它代表着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真正地保证劳动者的民主权利，不断扩大群众行使这些权利的物质可能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劳动者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列宁们917年11月4日［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的答复》，《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6卷，第255页）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广大劳动群众日益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在巩固新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时，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而消灭一切剥削的无产阶级革命却能够使这些群众同无产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剥削阶级力目的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没有这个联盟，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31―333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替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固，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劳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星，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音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不确切。民主只能说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少数人的民主，有大多数人的民主。――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解析］

　　按照毛泽东的理解，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于人民内部是实行人民民主，即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民主制。他认为，在中国人民民主制度下，占全国人口几乎99％的人民，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享受着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项自由，享有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等诸方面的权利。

　　毛泽东在讲这番话的时候，虽然党内的民主空气已经不很健康，左的因素已经很浓，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这些话中发现睿智的火花。关于人民权利和民主的这番讲话，即使放在今天，也仍不失其明智和深刻，能给予我们很多启迪。

　　社会主义民主的确就是一个人民有权利管理国家的问题。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关键就在于人民实际并不能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人民管理国家这一根本权利如何才能实现，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让人民来直接管理国家，更不用说开会商议国家大事。古希腊城邦制度下，每个城邦有公民权的公民不过万数，开会表决已经变成一种形式。而现代国家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乃至几亿人口的国家，人民的直接管理只能是空谈或梦呓。实行人民的权利，资产阶级议会制走不通，而当时苏联东欧国家普遍实行的“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的做法，毛泽东也认为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出路何在，毛泽东在思索。

　　过去的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而压制大多数被剥削者。无产阶级专政则是为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而压制少数剥削者。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反对国内剥削者、反对资本主义包围的侵略势力的新条件下和新形式下的继续。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对剥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不是使用暴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是愿意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痛苦最少的形式的，它决不像共产主义的敌人所企图描写的那样，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主张使用暴力，内战、武装起义和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列宁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宁愿以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使用或者不使用革命暴力，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如何，这要取决于剥削阶级反抗的程度和形式。历史经验证明，剥削阶级不愿意把政权让给人民而使用暴力反对人民政权，这样就把激烈的阶级斗争乃至内战强加在无产阶级的身上。

　　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他方面比较起来，无产阶级专政在暴力方面的作用，取决于某一个国家革命的某一阶段所形成的具体情况，革命的更为深刻和经常的特点就是：组织劳动群众，为了建成新社会而以新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教育群众。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在于进行创造性的、建设性的、组织的和教育的活动。列宁教导说：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积极的工作或建设的工作，就是要把极其繁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对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随着某一个国家所形成的革命特点而各不相同。苏维埃政权是列宁所发现的和俄国工人阶级革命创造性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这种形式在第一个胜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在世界发展的新条件下，在苏联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粉碎法西斯主义以后，人民民主制度这种类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种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领导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建设的整个过程的是共产党，工人党。这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起来的政党，正在组织和指导人民群众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33―334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教科书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改造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机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论点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有化。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人民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实质上没有多大差别。苏联的苏维埃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代表会议，只不过是名称不同。我们这里有正式以资产阶级名义参加的资本家代表，有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民革的代表，还有其他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一部分人虽然想闹事，但是闹不起来。这种情形好像是和苏维埃不同。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的代表中，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他们名义上是工人、农民的代表，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等，他们名义上甚至还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且，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接受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机构中的大量人员，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分子。

　　国家的性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无产阶级国家就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的机器。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即使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压迫性质也还没有变。

　　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解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和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具体考察了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指出英国同法国、德国的情况不同，当时的英国是唯一的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的国家。因此，他们认为，在英国和在法国、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采取不同的形式。恩格斯指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他还说，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分化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愈来愈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所谓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在单独地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以后，独自地建立和掌握国家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统治和压迫。所谓“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指的就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城市小资产者，结成占人口大多数的联盟，去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各阶级参加的国家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统治。

　　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俄国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军事封建性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口众多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正是从俄国的这种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的思想，并在实践中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创造了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的苏维埃政权。

　　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况，不仅与欧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不相同，而且与俄国也大不一样。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它在社会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方面，有以下几个基本的显著的特点：

　　（1）掌握国家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实行统治和压迫的；是受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2）无产阶级的人数极少；（3）全国人口中80％以上是农民；（4）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它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同它们有矛盾，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具有妥协性。正是基于对上述这种国情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不仅确立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任务，确立了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而且逐步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

　　1948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上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年6月，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写道：“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又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它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相比，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相比，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政权组成的阶级结构上和它所压迫的对象上，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处理上，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设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和平的“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列宁还设想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统治和压迫，但一般可以不限制和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因为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的和必然的标志”，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备条件”。但是，他们的这些设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并没有实现。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无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逐渐地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作为人民的一部分，不仅享有选举权，而且同其他人民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他们的成员及其代表人物还参加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组织和管踉工作。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也直接标明了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两个方面。

　　对此，毛泽东曾经多次作过解释，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还指出：“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担负着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的双重任务，担负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双重任务。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学）》的谈话中淡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了教科书中的“一个很大的缺点”，这就是在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时，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改造的问题，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明确指出，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即使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压迫性质也还没有变。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俄国取得胜利，至少要有中等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这是因为俄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的国家。现在，当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了胜利，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时候，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前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列宁科学地论证了在社会经济方面落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后，可以避免漫长而痛苦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而逐步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获得胜利的先进国家的帮助给它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依靠先进国家的帮助，落后的国家发展国有的大工业，建立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31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解析］

　　毛泽东的这番谈话，实际上是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贯坚持的独立自由、自力更生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以他1937年在《矛盾论》中提出的内因和外因的相互关系的原理为理论依据的，他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外国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国通过年因而起作用”。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这是他一贯的思路。1939年9月16日，他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明确宣布：“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是因为外援的作用不能代替自身的革命斗争。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对此，毛泽东也多次作过论述。1945年1月10日，他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指出，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取得革命的胜利，依靠什么呢？“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1945年8月13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他又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这就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前提”。

　　新中国成立以后，争取到了苏联的156个建设项目的援助。由于缺乏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较多地照搬了苏联的做法。但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一再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并依靠自己的力量顺利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56年以后，毛泽东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调学习外国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力量，根据自己的情况，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58年6月，毛泽东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理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正值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当时，由于党在经济建设等工作上的失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施加压力，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毛泽东在这时再次强调独立自由、自力更生的方针，有其明显的针对性，自然也不同意教科书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