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t006
hjt006
hjt006
hjt006
hjt006



惊心动魄的九一三






  九・一三前夜,人民大会堂的气氛倏然紧张。总理叫西花厅的警卫员将自己的被褥抱到大会堂来。张大夫猜测:是不是把导弹的弹头给打丢了?

  后来杜修贤听总理的保健大夫张佐良详细叙述,才知道林彪外逃那一刻,总理是多么地紧张,他以惊人的反应处理了这个重大事件。

  1971年9月12日深夜,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灯火通明,政治局的常委们正在这里召开会议。按照惯例,政治局每星期要在这里开两三次会。

  会议进行到10点半,有人进来和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警觉地直立起身子,似乎很吃惊。他立即宣布会议暂时中止。

  顿时,与会的首长们轻轻骚动起来,用不解的眼光相互询问。

  看来事情发生得很紧急,也很严重,不然总理的神情不会这般紧张!

  当时江青也在会场,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大惊小怪的,而是站起来早早离开了会场。

  等在门外的警卫们,看见大会堂的服务员开始忙进忙出,收拾茶具、毛巾等开会用的东西,知道散会了。不过都觉得奇怪,今天的会议怎么这么早就散了?搁在以往,不到半夜三更是散不了会的。

  这样的例会,开会的首长一般不带秘书,除周恩来带医生,江青带护士外,其他人只带警卫。警卫员看见散了会,就起身去照顾自己的首长。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没有警卫任务,一散会,他就可以离开大会堂回去。他提起氧气箱正准备走,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他不要走。本来他对提前散会就觉得奇怪,现在又要他留下,更觉得纳闷。一向对环境淡漠的大夫,这时也嗅出这里的气氛不对。不对在哪里,他也说不清。直觉告诉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在中南海工作的人,必须严守一条纪律: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当时被通知留下来的几个人,相互也不敢随便打听,默默无声地集中在福建厅的外面,等候上面的安排。一会儿,办公厅的领导向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要走,住哪儿,等会儿听通知,不要往家里打电话!

  一听这没头没尾的纪律,张大夫心里直嘀咕,1965年就跟总理了,前后也七八年的时间,跟总理住过钓鱼台、玉泉山,就是没有住过大会堂。主席倒是常住大会堂118房间。总理今天怎么也要住大会堂呢?我们住哪里还要等会儿再通知,又不让给家里打电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越想越乱,越理不出个头绪。后来干脆就不想了,还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服从命令总没错!

  周恩来有个奇特的生活习惯,他外出都是用自己的被褥,哪怕是出国,他的被褥都要带着,尽管这套被褥已经跟他很久,也非常陈旧,可是总理睡觉就是离不开它们。他已经习惯了它的气味,好像盖上它们,才会有睡意似的。这次他住在大会堂,会议厅里也没有现成的被褥,即使有,总理未必还有时间睡觉。但是总理的卫士长还是叫西花厅的警卫员将总理用的被褥抱到大会堂来。

  等张大夫回到福建厅,却见总理急促地走出来,往东大厅方向走去,他提上药箱赶紧跟上。总理进东大厅就将门关上,张大夫也不敢贸然进去,就在门外找了个地方坐下。心想,如果总理需要用药,他进去也方便。

  已快午夜,东大厅外的走廊里,仍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穿梭不停。不一会儿见叶剑英快步走来,闪身进了东大厅。接着,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也来了。

  张大夫觉得有些困倦,这时,周恩来的卫士长跑出来叫道:“张大夫,进来,把药箱带进来。快呀,这是杨局长的命令。”

  张大夫还以为是总理身体不舒服了,赶紧进东大厅,扭头朝北小厅一望,门开着,总理坐在桌边,全神贯注地抓着电话,高声问:“现在在什么位置?赶快查清楚……赶快汇报。”

  不像是要用药嘛,张大夫想。他再回头一看,叶剑英勾着头,反背双手在东大厅里来回踱步,不停地一圈又一圈地踱步,好像满腹心思。张春桥阴沉着脸,坐在靠角落的沙发里,一口接着一口吸烟……

  看见这番情景,张大夫刚刚松动的心又紧了起来。特别是总理直呼黄永胜的名字,叫他立即来见他。这越让人觉得气氛不正常,总理平时从不这样叫人,不是名字后面带上同志,就是称职务。听见总理这样直呼黄总长的名字还是第一次。

  黄永胜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一动也不动站在总理旁边。总理也不叫他坐下,仍然对着电话焦急询问:“在什么位置?喂……现在究竟在什么方位?什么方向?怎么会没有呢?赶快寻找!”

  张大夫暗暗猜测:是不是导弹基地出了毛病,把导弹的弹头给打丢了,没准儿会落在北京的头上,那就糟糕了!……不然总理怎么会这样着急问位置在哪里。

  这时已经是13日的凌晨。

  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机场,一架三叉戟飞机正带着巨大气流,强行滑出跑道,载着副统帅夫妇和他们“超天才”的儿子林立果,朝着黑暗的夜空逃窜而去。

  “大红旗”专车被孤单单地遗丢在机场的跑道上,车子后玻璃上,留着三个还微微发热的子弹痕迹。坚硬的防弹玻璃有效地阻止了警卫连长追逐的子弹,使得林彪多活了几个时辰。直到今天还能看见当年林彪乘坐专车上那三个白色弹着点,这恐怕是中央警卫局多次执行秘密任务中,惟一能听见枪声的行动。

  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剧烈的爆炸声震碎了沙漠的宁静,冲天的大火映红了漆黑的天空。

  山海关到飞机坠毁现场只要一个小时的航程,而不知为什么,三叉戟却在天空上兜了一个多小时的圈子,飞机燃料已经无法支撑他们到达目的地了。后来对于失事现场的调查也说明飞机是因为迫降失败,才造成机毁人亡的结局。

  回顾这段历史,众所周知,毛泽东在视察南方的途中,及时预感到林彪反党集团要对他下毒手的阴谋,提前回到北京,使得林彪集团妄图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阴谋败露,不得不仓皇逃窜。

  周恩来在大会堂关注飞机出逃动向时,毛泽东已经神秘地从南方回到了北京,陈锡联到丰台站秘密地将毛泽东接到人民大会堂,住进了118房间。大约在午夜一点左右,卫士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轻声说:“总理,主席来了。”总理一听,连忙放下电话,起身往门外走去。

  从东大厅到主席住的118房间,要经过大舞台的后面,总理才走到大舞台北面20米远,就看见主席穿着睡衣朝这个方向走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见总理和主席停下来,握上了手,都自觉地向后撤了几步,让他们俩人单独谈话。张大夫更自觉,站得最远。那时主席口齿还非常清楚,不需人在旁边翻译。他们低声谈了一会儿,听见总理提高嗓门儿,说:“主席,放心,你去休息吧。”主席挥挥手,就转身往回走。

  事后才听有人说,主席那次说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也有人说:“主席还说了,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嘛,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灯光,投在毛泽东憔悴的脸上。无法接受的事实强烈地震撼着毛泽东,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终于,病倒了!

  从得知林彪外逃到证实林彪被摔死的十多个小时里,中南海经历了建国以来最紧张的时刻。

  林彪飞机起飞,中南海立即进入了甲级战备。谁也不能预测林彪投靠苏联后的结果,更没有人抱侥幸飞机会中途突然坠落下去的幻想。

  负责外事警卫的副团长邬吉成,半夜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上级的指示足以叫这位“侍卫长官”睡意全无,再不敢合上眼睛。“中南海进入紧急战备!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

  “战备到什么程度?”

  “甲级。部队拉出去,布岗,设置障碍,挖工事。”

  老天,这不是要打仗了吗?如此严重!邬吉成不敢半点耽搁,保卫党中央是他的天职,他马上执行命令,到钓鱼台布岗,设置障碍,一直忙到天色微微发亮。而汪东兴比他更忙,竟然忘记了给部下才下达的战备命令,电话里怒气冲天地质问邬吉成:“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到处乱跑!”

  邬吉成困惑不解,这一顿批评是哪儿跟哪儿啊?汪主任可不是个好忘事的人,前脚交代的事情,后脚就忘了?什么事使他大动肝火?“不是你通知要进入紧急战备吗?我去布岗才回来。”

  “噢噢,……我忘了。对不起,对不起。”汪东兴这才想起来。

  几天后,邬吉成才知道中南海发生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别说汪东兴紧张,谁听了不是一头冷汗?副统帅叛逃,他的几大金刚都重兵在握: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总后勤部长。陆海空三军都抓在他们手里。如果敌人从内部捣乱,内乱往往比外患难提防。

  就在中南海处于高度紧张的日日夜夜里,红墙外的天地却是一派宁静的景象,依然花红柳绿,车水马龙,一派迎国庆的热闹气氛。高高的红墙阻隔了人们的视线,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已经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进入了严阵以待的战前状态。四处可见设置的障碍物,大板子上钉满了钉子,铁丝网密布……

  被留在大会堂陪同总理的工作人员,在林彪逃离十多个小时后,才慢慢得知事情的真相。好比大梦初醒,竟然惊呆得半晌无语。

  13日晚,夜色降临,阵阵微风已经带着秋季切肤的凉意。大会堂东面的天安门广场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首都各界和以往一样,在国庆节的那一天,要列队通过天安门,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因为白天广场上人多,无法排练,只好等到晚上九十点以后,将两头卡死,让车辆绕道驶过长安街,腾出大块地方,供人们加紧排练。

  沉浸在迎节日操劳而忙碌之中的人们,怎能相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已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这两个世界反差实在太大。可是,这面鼓必须这样敲下去。否则,中国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何以能接受这么意外且沉重的压力!

  灯光,在周恩来的书房里彻夜通明。

  灯光,投在毛泽东苍白、憔悴的脸上。

  灯光,在中南海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里像星星一样闪烁。

  毛泽东历经沧桑,临大事波澜不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然而,林彪的叛党叛国毕竟震惊中外,党史里史无前例的接班人也是党史里史无前例的驾机叛逃者。毛泽东的心理承受力无法安然接受这枚不是落在他的掩体前而是落在他心灵上的重磅炸弹。这无疑也是对他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无言宣判。

  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终于,病倒了!

  1971年初冬。中南海。

  曾郁郁葱葱的苍翠在寒风中迅速地枯黄、凋谢、飘零……

  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宅里突然晕倒。巨大的身躯像一堵坚固的墙倏忽轰然倒塌……砸蒙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毛泽东病了。充满生动诙谐和思辨色彩的书房里,开始飘散着刺鼻的药味,尽管毛泽东最不喜欢和药打交道,这次由不得他了。

  患病后的毛泽东坐在凹陷的沙发里,闪动着忧郁的目光,缄默着……他的病一直对外界保密,大家也无从知道主席究竟生了什么病。但他迟缓的动作和痛苦的神情描绘出他重负之下没有轻松自在的生活内容。

  从一开始杜修贤就疑惑主席的病态模样不仅仅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会不会还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一种科学仪器和听诊筒所不能探及的更深层的原因?

  当杜修贤第一次见到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立即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恐骇住了。毛泽东忧伤而暗淡的目光里丝毫看不见病人渴望康复渴望健壮的意念,仿佛陷入失望、苦恼的境地,让精力、生命在苦斗中慢慢地消耗……杜修贤手微微地颤抖,不敢按下快门,总觉得调不准焦距,过去的形象现在的形象,在取景框里重叠交融,最后慢慢融化,成为一种困惑,涂抹了他的视线。

  红润、健壮、目光敏锐、谈笑风生的毛泽东几个月前还在他的镜头里熠熠生辉,怎么就迅速消失了,一下子转换成苍白、臃肿、神情滞缓、沉默寡言的毛泽东呢?他无法接受这个突变的严酷现实。就像看着一座巍峨的山在眼前塌方、崩落、流失,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还有什么比突然失去眼前最完好的形象更令人痛苦和焦虑呢?

  毛泽东和外宾缓慢地交谈,口齿也开始不清了,有时翻译要在旁边问好几次才能听清楚。杜修贤当时想,主席身体这样差,就应该少接见些外宾,让主席多休息,或许能早些恢复健康。殊不知,这只是外宾蜂拥而至游泳池要求拜会毛泽东的开端。

  毛泽东迅速衰老的真正原因在以后才被人们所发现所认识。
hjt006
hjt007
hjt007
hjt007
 
hjt007



面对诗友的遗像






  一颗乐观豁达、爽直忠诚的心脏在凌晨的钟声中停止了跳动。“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的突然决定令所有人措手不及。

  陈毅去世了。他是在北京最寒冷的季节里去世的。

  无论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他都静静地躺在那儿,仿佛熟睡一样,那么安详,那么轻松。

  此时,日历上印着赫赫黑字―1972年1月6日。

  凌晨的钟声,再有5分钟就要敲醒新的日程。而一颗乐观豁达、爽直忠诚的心脏却停止了跳动,生命的钟声永远地沉默了。

  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白发苍苍,颤颤巍巍的老帅们,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医院看望弥留之际的老战友,他们是从一个战壕里出生入死冲杀出来的,今天说什么也不忍心让陈毅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上路”,送他一程又一程。

  一程比一程凄凉,一程比一程涕零。

  几个小时前,他醒过来,听见叶帅的声音:“二月逆流”平反了。他终于了却了人世间巨大的也是最后的心病。

  他悄然无声地走了。床前那台心动监视荧屏似乎再禁不起亮点的蹦跳,它太累了,歇息下来,拉成一条笔直笔直的直线………

  陈毅逝世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南海。

  1月8日,毛泽东含泪圈发了有关召开陈毅追悼会的文件。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地点在八宝山。

  当毛泽东看到悼词时,发现连头带尾只有600字,而且简历占去了一半篇幅。毛泽东提笔圈去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

  但是,接连几天,宋庆龄副主席都来电话说,她坚持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发来了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还有许多民主人士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这一切令周恩来十分为难。

  陈毅的追悼会定于1月10日下午3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这一天的中午,身穿淡黄色睡衣的毛泽东,在一侧堆满线装书的卧床上辗转不安。他面色略显憔悴,腮边胡须很长。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灵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身体状况已大不如以前。这一年11月下旬,毛泽东又患了一次重病,经医生全力抢救方才脱离危险。一个半月来,他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元气,双脚严重浮肿,原先的布鞋、拖鞋一双都穿不上了。工作人员赶制两双特别宽大的拖鞋,好让毛泽东穿着散散步。但是,这时的毛泽东由于受健康状况的限制已经不能散步了。

  按惯例,午饭后,毛泽东是要休息一会儿的。他今天躺在床上,四周虽寂静无声,但却怎么也睡不着。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工作人员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要起来到沙发上坐一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显得那么地烦躁不安。

  卧室里没有日历,床头没放钟表,自从圈阅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以后,他一直心中不安。没有任何人提醒他,10日,就是今天,再过一会儿,3点钟就到了,陈毅的追悼会就要举行。

  突然,他问工作人员现在是什么时间。当告诉他是一点半钟的时候,毛泽东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完,他便缓缓站起身来,颤颤巍巍地向门外走去。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人感到太突然了。工作人员赶紧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人。

  这时,毛泽东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急忙拿来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装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大家赶忙替他穿好上衣,再给他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只穿着薄毛裤出门,这怎么行呢?可是毛泽东的脾气大家是很熟悉的,有时候他决定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再动员也无济于事。工作人员中有两位抱着大衣搀扶着毛泽东上车,一位快速拨通了西花厅周恩来处的电话。

  周恩来得到这一消息后,也感到很突然。但他立即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洪亮而有力地说:

  “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接着又拨通了外交部的电话:“康矛召同志吗?我是周恩来。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搁下电话,周恩来乘车急速赶在毛泽东之前到达八宝山休息室,激动地通知张茜:毛主席要来。张茜听到这突然的消息后,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双泪长流。周恩来安慰道:

  “张茜,你要镇静些呀!”

  张茜强忍住抽泣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呀?”

  是啊,从1956年以后,毛泽东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人的追悼会。这一次,毛泽东为什么要来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呢?从表面上看,毛泽东要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的决定,带有一定的突然性,但是,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种自责和悔恨的流露。

  经过“九・一三”林彪反革命事件的强烈刺激,毛泽东毕竟老了。这时的毛泽东尽管意志依然坚强,但心理却无可避免地变得脆弱和易动感情起来了,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从而又一次进入了极为沉重的反思。

  1971年9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度过了一连两个不眠之夜。一个月后,他以自嘲的口吻对别人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呀!”他又引杜牧的诗曰:“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他说:“三叉戟飞机摔在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经过反思,毛泽东一方面彻底认清了那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副统帅”的真面目,另一方面也使他加深了对像陈毅这样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陆续被打倒或遭贬抑的老同志、老战友的认识和感情。

  1972年2月,正当“九・一三”事件刚刚在全国传达之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来了。毛泽东同他谈话时,似开玩笑又似自责地说道:“我喜欢右派。比较起来,我喜欢这些右的人掌权。”后来,他又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几个月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见上帝去了。”

  认识愈是清楚,感情愈是加深,从而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便产生了一种自责和悔恨之感。他十分希望陈毅等一些老同志、老战友在经历了这一场风波、曲折之后能够谅解他,并恢复原来的友谊和信任。

  痛苦和失望、自责和悔恨、痛惜和希望,这种种矛盾一直纠缠着毛泽东的心。因此,毛泽东决定抱着重病之躯亲自来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或许可以说,这既是对死者的一种悼念,也是对生者的一种安慰,更是使他的心灵能够得到解脱的一服良药吧。更何况井冈山的老战友一个一个地都离他而去,活在世上的已不多了。

  周恩来在致悼词中,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毛泽东站在队伍的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向前,他双泪长流,静静地听着。

  追悼会安排在下午3点开始。

  吃过午饭,摄影记者杜修贤提前赶到了追悼会现场,在休息室里休息。

  “总理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句。

  他一看表,才两点,这么早!

  总理已经站在台阶上正指挥人去找电炉。看见杜修贤,高声叫道:“老杜,你也来了?正好正好。”

  什么正好?杜修贤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看着总理调兵遣将忙得不亦乐乎,他又插不上嘴问。过一会儿见到了总理的卫士长,一把拉住他,“哎,老张,总理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啊呀!你不知道?主席要来参加陈老总的追悼会。”卫士长一字一顿告诉他。“谁?主席!”他一惊,“真的吗?真叫人意外。”

  十几只电炉很快就找来了,在休息室里发出通红的电光,热气弥漫,整个房间变得暖洋洋的。

  总理来时,进八宝山通往殡仪馆的路上还阒无一人。转眼警卫人员已立柱般地守在路的两旁……刚把安全工作布置好,毛泽东的“吉斯”车便驶进了人们的视线里……

  主席的车一停,杜修贤连忙举起相机。我的天!主席这是穿的什么呀?

  灰色的呢大衣下面露着一大截睡衣下摆,再下面是灯笼似的绒裤,脚上一双“老头鞋”。

  不管怎样先拍下来再说,他迅速抓了几个镜头。

  这时毛泽东已被大家簇拥着来到燃着电炉的休息室里。他的悲切和疲倦显而易见地印在他明显苍老、憔悴的脸上。

  后来才知道穿睡衣出门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人,周恩来也是穿着睡衣坐进“大红旗”里的。

  当时总理打完电话,也忘了身上还穿着睡衣,就匆匆往外走。几个卫士七手八脚抱着总理的衣服,提着鞋,叫总理,总理却说:“上车穿!”上车时卫士还绞了把热毛巾,好给总理擦把脸。坐在车里,总理也不忙换衣服,一个劲儿地叫司机快快……车子跑得都快飞起来了。车厢里小,人窝着换衣服,真不得劲!把总理折腾得够呛,卫士们也忙了一头汗。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将睡衣穿进了追悼会的会场,而周恩来在汽车里换下了睡衣。

  张茜的脸色憔悴、苍白。见到主席时令人心碎地惨然一笑,多时的委屈化为苦涩的泪花在眼眶里盘旋,声音呜咽喑哑:“主席,您怎么来了?”

  毛泽东也凄然泪下,他握住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宽慰和喜悦如温暖的春风从每个人心头吹过,张茜激动地挽住毛泽东的胳膊,这肺腑之言虽然姗姗来迟,可它毕竟来了!

  杜修贤这时按下快门,留下了这个独特的瞬间。

  张茜尽力抑制悲痛,对毛泽东说:“陈毅同志病危时,还想到主席的寿辰。12月26日那天,他进食已经很困难,但是还吃了一点寿桃、寿面,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毛泽东深知陈毅的至情至诚,转而关切地问张茜:“孩子们呢?叫他们进来嘛。”

  陈毅的四个孩子进来后,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又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得世事,总要再过20年,要翻几个筋斗,才能够懂得世事。”

  毛泽东还一一问及陈毅四个孩子的情况,最后深情地对孩子们说:“你们要努力奋斗哟!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立了功劳的。”

  张茜对毛泽东说:“陈毅同志26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主席,从那时起,在你老人家的指引和教导下,他才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正是这样,才有了我们这一家。”

  毛泽东说:“陈毅同志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听到这些,张茜有多少话要对毛泽东说呀,却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说:“陈毅同志和我有过几次争论,那个不要紧嘛,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是能团结人的。”

  在毛泽东谈话即将结束时,张茜真诚地请求说:“主席,您坐一会儿就请回去吧!”

  毛泽东微微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张茜忍着泪水连忙摇头说:“主席,那怎么敢当啊!”

  有人进来说,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来了。主席稍稍地一怔,立刻转身朝门外望。

  西哈努克和陈毅相识了十多年,交往颇多,对陈毅的感情很深。陈毅去世后,他几次向周恩来提出要亲自来八宝山参加追悼会。总理没法答复他,当时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参加,怎么能同意一个外国人参加呢?

  毛泽东对西哈努克亲王说:“今天向你通报一件事,我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西哈努克亲王面部紧张地望着毛泽东。林彪出逃,中国还未向国外公开发布消息,西哈努克亲王是毛泽东亲自告知林彪摔死消息的第一个外国人。

  “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叛逃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陈毅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他和另外一些人不一样,例如林彪,他要搞政变,搞阴谋投降苏联。”

  这时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向会场走去。

  会场内没有奏哀乐的军乐队,只有一架留声机。随着哀乐声起,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他读得沉重、缓慢,不足600字的悼词,他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

  毛泽东站在队伍的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向前。他双泪长流,静静地听着……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前,毛泽东深深地三鞠躬,当他抬起头时,久久凝视着陈毅微笑着的遗像,他默默地望着,站着,仿佛在思索着什么,……然后才慢慢地离去。

  陈老总啊,此时此刻你能听见毛泽东的心声吗?!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久久不肯放开。张茜搀扶着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到汽车前。她看到毛泽东上汽车时,腿明显地无力,几次用力迈步都没有登上汽车,只是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他才上了汽车。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诗友的追悼会。

  望着毛泽东乘坐的汽车渐渐远去,强压在张茜心头的悲痛和激动的感情再也抑制不住了,她跑过去紧紧地抱着陈毅的骨灰盒,放声痛哭。她多么盼望能用自己的哭声,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陈毅呀!她又多么希望用自己的心灵的呼唤,驱散陈毅直至去世仍凝聚在眉宇间的悲愤和忧虑呀!早在1961年中南海紫光阁会议上,陈毅就曾担心地说道:“我现在有一种恐慌,也许是无谓的恐慌,就是怕我一闭眼睛,人家把我的什么历史都抄出来,造我许多谣言。当然,把我说得那么好我也不赞成。我只求那时对我有一个公正的评判。”是啊!敬爱的陈老总,坏人是造了你不少的谣,可是,今天,毛泽东没有忘记你,终于给你平了反,你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吧!
hjt007
hlxf001
hlxf001
hlxf001
hlxf001
hlxf001



赫鲁晓夫求救






  1956年2月25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者”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者”,使整个世界震惊,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55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朱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马上在国内引发了一阵骚乱。格鲁吉亚人在首都第比利斯为了抗议批判斯大林上街游行,后来还发生了军警与群众队伍发生冲突事件。

  同年10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西欧各国发生了大批共产党员退党事件。

  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地位岌岌可危,非常需要在兄弟党内有影响的中共伸出手拉他一把。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请中共火速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磋商,特别指名提出邀请周恩来前往。遗憾的是,当时周恩来已安排好到其它国家访问,不能马上赴莫斯科。

  中共即组织了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等人参加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赫鲁晓夫一人驱车到机场迎接。刘少奇等人下飞机后,赫鲁晓夫便急步向前,把刘少奇拉到自己的车里,滔滔不绝地向刘少奇介绍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

  “布达佩斯已是一片混乱,匈牙利已成为无政府状态,阶级敌人十分猖狂,共产党和干部被绞死;西方反动势力拥到奥匈边界,窥测动向,蠢蠢欲动……”

  赫鲁晓夫情绪激动地讲了一大通。刘少奇表情严肃,只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始终没有表态。赫鲁晓夫摸不着底,惴惴不安。

  刘少奇等人到了寓所,没等洗漱,赫鲁晓夫便把刘少奇拉到桌旁,继续说:“啊呀,真是可怕,太危险了!好在我们驻匈的全部苏军家属和部分苏军已经撤出布达佩斯,撤向边境了。”

  这时刘少奇开口了,坦率地指出:“波匈事件同苏联的大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你们对兄弟党指手划脚,横加干涉,使人家感到主权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承认独立和平原则。”

  邓小平接着说:“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要站稳脚跟,坚守岗位,苏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要全力扶持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协助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要掌握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持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起模范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听了这话,摸着了中共的态度,面部的愁云一下散去,顿时笑逐颜开。

  “好!好!我得赶快走了。”当时苏共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要赶快前去,把这一消息向他们传达。

  刘少奇说:“赫鲁晓夫同志,不要着急,我还有话要说。”

  赫鲁晓夫这才留下。

  刘少奇说:“我们的态度很明朗。但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处理兄弟党的关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我打算在你们的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当然可以。”赫鲁晓夫满口答应。

  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就在中共代表团抵达苏联的第三天,苏共采取坚决措施,平息了匈牙利的暴乱,使局势恢复稳定。

  为了进一步做苏联的工作,毛泽东1956年11月30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谈到中苏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时,引用了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处理张家地界的故事。

  原来,张英家人在其老家修建府第时,因地界不清与方姓邻居发生争执,打官司告到衙门。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县令不敢贸然判案,张家人把争执情况写信告诉张英。这位文华殿大学士以诗代信告诉家人要谦让。两句诗是: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毛泽东针对苏联犯了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巧妙地借张英此诗奉劝赫鲁晓夫要平等待人,用意极深。

  1956年12月31日,克里姆林宫按照惯例举行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祝酒辞,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调子明显发生变化,他说: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在谈到匈牙利事件时,他说:

  “现在有些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
hlxf001
hlxf000
hlxf000
hlxf000
hlxf000
hlxf000



赫鲁晓夫访华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同年9月赫鲁晓夫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5周年庆祝活动。

  此时的赫鲁晓夫地位并不稳固,为寻求中国的支持,答应苏联军队于1955年底以前撤出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1955年1月1日起完全移交中国,中国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苏联给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程,扩建141项工程;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防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

  10月3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最高级会谈,中方出席会谈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苏方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等。师哲与费德林担任翻译。

  赫鲁晓夫问毛泽东:

  “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竟会出这么个难题。他急忙以无礼的口气拒绝道:

  “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须知搞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

  毛泽东一听很不高兴,将香烟掐灭:“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夫不识相,继续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

  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

  “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

  赫鲁晓夫听了毛泽东的话,竟未作表态。毛泽东见此情景,知道会谈不会取得一致看法,于是便让服务员端上湖南腊肉、松烟熏制的火腿、烤面包和茶点,请客人品尝。

  赫鲁晓夫随手拿起松烟熏制的火腿,大口吃起来,边吃边说:“味道真好,好东西,大家快吃!”

  布尔加宁、米高扬都自取品尝,不一会儿就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如此不讲外交礼仪,便提醒他:“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赫鲁晓夫不以为然,竟哈哈大笑道:“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

  在10月3日的会谈结束时,毛泽东问赫鲁晓夫:“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的某些地方,特别是南方去看看?”

  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答道:

  “一定要走走、看看,你们这里的一切对我们都是生疏的,新鲜的。”

  “那你们就到各地去走走、看看,随你们的便,愿意到哪里去都可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也不准备作什么特殊安排,我是喜欢你们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地活动,无须别人牵着鼻子走!”毛泽东话中有话。

  赫鲁晓夫在上海畅游了黄浦江后,自己坐专机来到广州,省委书记陶铸前去迎接,但语言不通彼此只好比划或沉默相顾。

  忽听飞机轰鸣,赫鲁晓夫看到陪同师哲走下飞机,像是盼到了救星,便大声喊:“快来救救我们!”

  赫鲁晓夫从外地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提出邀请中国参加经互会。

  “毛泽东同志,我们希望中国加入经互会,这样既可以加强社会阵营的经济合作,又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毛泽东不容置疑地答道:

  “这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碍建设的进展。”

  赫鲁晓夫还想进一步解释,毛泽东不愿听下去了,“中国没有必要参加!中国人多,地大物博,什么都能发展。”

  赫鲁晓夫没词了,但他并不死心,以后他又向毛泽东提出,我们在东欧搞了经互会,你们在亚洲搞个类似的东西也好嘛。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不上他的当。

  毛泽东说:“国际帝国主义的气焰被煞下去不少,现在我们有个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它。首先是大力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

  赫鲁晓夫起而反驳道:“不!毛泽东同志,帝国主义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搞颠覆活动。”

  毛泽东听了这话,十指交叉,活动着手腕,若有所思地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有时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现在我听你说。”

  翻译几乎急出汗来,才把这话委婉而不失幽默地译出。事后,赫鲁晓夫曾说:“毛泽东简直是位隐藏自己思想和观点的大师,他有时话讲得过于简单,而有时又讲得十分复杂,使人费解。”
hlxf000
hlxf002
hlxf002
hlxf002
hlxf002
hlxf002



“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波匈事件还在发展,赫鲁晓夫的话不灵了,于是再次请求中国帮助他收拾残局,毛泽东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便让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中断了访问,返回北京,准备赴苏,毛泽东向周恩来说:“苏联领导人是被他们的物质利益迷了眼,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

  1957年1月7日,莫斯科白雪皑皑,冷风嗖嗖。周恩来肩负重任来到莫斯科。周恩来走下飞机,赫鲁晓夫一个箭步冲上去,同周恩来握手、拥抱,以最高规格请周恩来下榻于克里姆林宫沙皇居住过的宫殿内。

  1月8日赫鲁晓夫明确表示,希望周恩来协助他们对波匈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做些工作。于是,周恩来于1月11日访问了华沙,接着于1月16日访问了匈牙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匈牙利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敌视态度。周恩来回到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通报了访问波、匈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进行批评:“维护兄弟党的团结,兄弟国家的关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处理。有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兄弟国家内政。赫鲁晓夫同志,你在波兰问题上处理得不太好。波匈事件是沉痛的教训,它们就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激起的。”

  赫鲁晓夫这条鲁莽汉,终于“炸”了,他蓦地站了起来,粗鲁地指责一些东欧兄弟国家领导人,说他们要了苏联的金子,还要骂苏联,同西方勾勾搭搭,是“狗屎”、“坏蛋”、“像驴一样”。此时赫鲁晓夫性格中的劣根性全部暴露出来。他瞪大眼睛对周恩来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巧妙地回敬了赫鲁晓夫一句:“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都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听了十分尴尬。他把话题一转影射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据说,在越南、老挝,有很多中国人?”

  周恩来微笑道:“不少,连国王的祖父都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也有几个是中国血统的,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赫鲁晓夫听到这里,一时语塞。
hlxf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