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人物》 九一、杨文会(１８３７-１９１１)

杨文会，号仁山，安徽石埭县人，生于清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自幼读书，但不喜科举业。当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太平天国革命军进攻安徽，他随著家人辗转迁徙于各地，前后十年。这时他学习音韵、历数、天文、地理以及黄老庄列等学问。同治三年(１８６４)，他因病专心研究有关修养的书籍，得《大乘起信论》，反覆读诵领会其中的奥义。接著又看到《楞严经》，更有会心，增加了对佛经钻研的兴趣。同治五年(１８６６)，他到南京在工程界工作，同事中有真定人王梅叔，深通佛学，时相切磋。他又认识了魏刚己、赵惠甫、刘开生、张浦斋、曹镜初等人，和他们讨论，以为当时佛经大部分刻版都毁灭了，对于弘扬佛学很有影响，应将刻经的事业恢复起来。于是设立金陵刻经处，募款重刻方册藏经，由他自任校勘。同时赞助这事最力的有江都人郑学川，出家名妙空，在扬州砖桥设立了江北刻经处，和金陵刻经处分工合作。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杨文会又研究造像，拟好结构，请画家画成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大悲观音像等，另外还搜集古代名画佛像，一并刻版流通。光绪四年(１８７８)，他服务外交界，随驻英、法公使到伦敦、巴黎。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又再去伦敦认识了日本留学僧人南条文雄。三年后，他任满回家，年已五十三。他感慨当时政治的腐败，决心摆脱政界，专门研究佛经。又与南条文雄联系，托南条在日本陆续搜得大藏经未收录的中国古德著述二百八十余种，择要刻印。同时他也帮助日本编辑《续藏经》，供给了好些注疏和密教典籍。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他和英人李提摩太把《大乘起信论》译为英文，流通于外国。明年，他又在上海会见了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很赞同波罗发起摩诃菩提会将在印度复兴佛教的宗旨，就著手编订《初学课本》等书，准备创办学校，培养弘法人材，作这一运动的回应。由于这些事，他对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地佛教文化的交流，作出不少贡献。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他于南京延龄巷修建住家的房屋，附带收藏经版并流通佛经，四年后将这所房屋捐给刻经处。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他于刻经处实现了办学计划，设立祇洹精舍，招收僧俗学生十余人，由他亲自教授佛学。释太虚、邱晞明等都是当时学生中的优秀者。祇洹精舍办了两年，因缺乏经费，就停办了。跟著宣统二年(１９１０)，杨文会又办佛学研究会，他自己主讲。他此时在刻经方面，因感觉到日本所编《续藏经》的芜杂，就另编了《大藏辑要》的目录，共收三藏要典及各家著述共四百六十种，三千三百余卷，准备陆续刻印。又拟作大藏和续藏的提要，提供读者研究的门径。宣统三年(１９１１)秋，他患了病，以刻经处的事业嘱咐研究会同人，并以处内事务托欧阳渐、陈镜清、陈义三人分任，于八月十七日去世，年七十五岁。他遗嘱不愿和一生所刻的经版分离，所以他的遗体就葬在刻经处内，并建了纪念塔。他的著作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并《注》各一卷，《十宗略说》一卷，《阴符》、《道德》、《庄》、《列》四经发隐各一卷，《论语》、《孟子》发隐各一卷，《等不等观杂录》八卷，《观经略论》一卷，《阐教编》一卷，都已刻版印行。

杨文会宏扬佛学四十年，以刻经和讲学交互为用，对于中国近代佛教所发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计划刻版的《大藏辑要》虽未完成，但重要的著述都已刻了出来。像贤首的十疏之六和一些杂著、嘉祥的《三论疏》，慈恩的《唯识述记》、《因明述记》，善导的《观经疏》等中国久已失传的要典，都从日本搜得底本，精加校勘，刻版流通。这不但丰富了佛教大藏的内容，并还启发了学者的研究，使各宗学说得到平等的传播。所以在他主办的佛学研究会讲习指导之下，会员如谭嗣同、桂柏华、黎端甫、梅光羲、李证刚、欧阳渐等各擅专宗，有独到的造诣。

至于杨文会自己的佛学思想，则著重在净土法门，推尊明末四大师(莲池、紫柏、憨山、蕅益)，对于佛学各宗以及内外学说，带有浓厚的调和色彩，因而常常表示'教宗贤首，行在弥陀'。他对贤首宗著述有深刻研究，并有精确辨别，像《华严三昧章》一书，就是经他的鉴定刻出流传于世的。他并还上溯清凉、圭峰各家思想的来源，特别重视《大乘起信论》和《玄文本论》，要将二论的综合法门来函盖一切。他自己独尊贤首，而对接近他的学人则因材施教，分别鼓励深入余宗。所以他在佛学上诸宗兼顾，规模广阔，影响于当时。(田光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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