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11章 粉碎"四人帮"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的政治局势与他被流放期间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大不相同了。刘少 奇死了，虽然这是国家机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包括陈伯达都进了监狱。在 1968年至1969年间的冬季，被送到农村去的一千多万中学生红卫兵开始意识到，他们将永 远做一个乡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规的学业了。然而，局势依然令人困惑、担忧。

毛泽东的健康已经开始衰退。他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1972年他得了中风和心脏病。 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了。尽管这些演说充满完全相佐的论点，但却都 是言辞激烈、击中要害。凭着这些讲话，他完全控制了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虽然他仍能平静 地说出意见和一些口号，但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他已进入老年人的状态，老是沉溺于久远 的往事之中，爱唠叨他过去的故事和建议。从心理上讲，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郁郁不乐。 在社交上，他已经很少见他的同僚和家属（江青带着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泽东仍然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凭着他的威望、他的一句话足以确立或改变某项 政策，造就或断送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他的签批或认可，是其他领导人任何创议取得成功的 条件；他的支持，是其他领导人实现和保持政治权力的关键。对于他死后谁将当权，他也拥 有最大的发言权。

周恩来的健康也在衰退。1972年5月常规内科检查时，发现他患有胃癌。虽然1973年 春天他仍精力旺盛，但无论毛或其他人都不敢肯定他能活得比毛泽东久。也没人敢肯定，如 果毛泽东死了，他能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周恩来对那些暗示在毛死后他是最有资格胜任领 导中国的人选的说法，总是小心谨慎地给予贬抑，也许因为他意识到，担任毛泽东的继承人 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在1972年表现出顽强的工作作风。他筹办并监督了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林彪的 叛国行为和身亡情况，组织了对林彪在军队中的亲信的清洗；同时致力于恢复60年代初期 的农业、工业和教育制度。他还恢复了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

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 呆在台上，并且从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保持领导职务。这两人，一位是老元帅叶剑英，他 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参谋长。另一位是邓小平在大别山时期的老战友，1954年后当过 多年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叶自林彪死后一直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乱的几 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来是在反对极"左"的口号下从事一系列工作的。由于林彪的欺诈和叛逃身亡而受 到极大震动和严重政治伤害的毛泽东，对周的所为没有表示异议。但是这并不能担保他会一 直同意周这样做。看得出来，毛本人就是一个左派，而且他也一直自认为如此。所以，周的 口号对他是个约束，使他感到不舒服。他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感到 非常自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背叛，并没有使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失去信 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依赖。至于他们，在林彪得势的时候，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 被林彪所掩盖，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得意林彪死后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的地位自然是不牢靠的。毛泽东1972年同意他从流放地回 来，说过他人才难得，在战争年代和反对苏修的斗争中"作过贡献"。但是根据以往的经 验，邓并不相信毛能始终支持他。周恩来是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当他的复出问题正处于讨 论之中的时候，周的身体和在政治上都比以前虚弱。叶剑英和李先念是邓的朋友，但是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只能靠迎合毛变化莫测的心思保住位子，康生和江青都是敌人。还 有许多从"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一定很担心，如果邓真的成为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善待 他们的。从表面上看，邓的地位也是脆弱的。作为副总理，他可以出席国务院会议，向部长 们下指示，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联系，然而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却无权参加任何高级别的党 组织会议。

真是太巧合了，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正好遇上非常不利的政治潮向，毛泽东在1972年 底1973年初作出一系列决策，使得激进派得以控制各项活动，发动损害周恩来声誉和权威 的政治运动。

其中一个决定关系到接班人问题。刘少奇、林彪两人都辜负了毛。现在，毛无法从他身 边最接近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可靠的人。周恩来因健康问题已被排除在外 了。在毛眼里，同60年代初相比，周在政治上更值得怀疑。在激进派分子中间，康生是个 老人，又有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只会搞党内斗争，别的什么也不 行。毛在年轻时就是一个女权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他的这种态度早在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 中就反映出来了。这个法在财产分割和离婚问题上，给予妇女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但 是，他知道歧视妇女的偏见、规矩在中国政治、文化中非常顽固。当然，他也知道，江青思 想意识很差，对行政管理没有兴趣又普遍不得人心。张春桥作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虽然 显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视为江青的爪牙，表现却不怎么样。姚文元也是如此。

结果，毛泽东不但没有从政治局内部或其他外围团体找到一位或多位继承人，反而采取 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行动，充分表现出他这时的做法相当善变。他把王洪文带进了领导圈内。 王洪文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造反派，当时只有三十八岁，还不及毛泽东年龄的一半，除了上海 之外，几乎不为人知。毛表示希望王洪文在当时正在筹备召开的党代会上作修改党章报告， 并选他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有个传说讲，毛曾叫王暂住自己家里，教他明了最上层的政治 艺术。如果毛真这样做了，王并没学到多少。这从1976年他被捕后印发的党内文件中看得 很清楚，王是个反应迟钝、优柔寡断的年轻人。他喜欢钓鱼、射击和享受各种高干特权，但 是他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每当江青向他征询意见时，他总是表示同意。他在政治上显得浅 薄。

另一个决定是，毛收回对林彪的政治判定。毛突然宣布林早就是个极右的代表，而不是 极"左"。这个转变给他两方面好处。一个是拉开了同林的政治距离。另一个是打破了许多 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把林彪从1966年到他死时的表现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作风联 系起来的想法。在政策上，毛最关心的是要保护革命成果，包括搞实践教育、政治灌输和体 力劳动及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赤脚医生。他怀疑周恩来有意用林彪的坏名声来葬送社会主义的 新生事物。

激进派分子敏感地认定，毛的这项改变对他们来说是个机会。他们要求毛允许他们发动 公开反对周的计划和周本人的运动。毛表示异议，但是他同意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这种名目的运动，只有在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惯于借古讽今的国度里才 会出现。在江青、王洪文组织下，北京两所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写作班 子写文章，批判孔夫子和被孔夫子作为典范的公元前12世纪的统治者周公；赞扬统一中国 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位女性统治者。读者一看便知这是影射当 代政治人物周恩来、毛泽东和江青。但是读者中的许多人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人士，对 把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几位被视为暴君的女统治者说成是进步的统治者，感到震惊。所有希 望通过林彪的死，最终能进入政治安定时期的人们，在读到"这些人物坚持使用革命暴力所 以是进步的"这种说法时，无不感到惊恐。所有欢迎邓小平复出的人们，在读到"周公恢复 国家机构，重组已被打碎继承权的家庭，和把以隐退的人们官复原职是错误的"①这种说法 时，无不气馁。

周恩来并没有被运动打倒，但是却被迫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来保护自己。有一些传说 讲，他如何阻止报纸编辑发表那些挑剔的、牵强附会或存心不良的恶意文章。对江青这个 人，在她还不是个重要政治人物的时候，周一直对她很好（例如，在50年代周访问苏联期 间，还特意到离莫斯科有一段距离的疗养院去看望她）。在最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 周一直试图同她保持友好关系，但现在这项运动迫使周不得不把江当成敌人来认真对待，而 且绝对不能心软。

在这项运动的某一阶段，邓小平也是欲被除掉的目标之一。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 1973年夏季至1974年夏季的运动期间，他却走好运。

1973年8月秘密举行的为期五天的党的十大，对于激进派分子来说，是个胜利。周恩 来作了政治报告，担当了毛泽东1945年、刘少奇1956年、林彪1969年扮演的角色。但周 意识到他的地位是脆弱的，所以他用的讲稿大部分是王洪文领导下的写作班子为他准备的。 王洪文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充满了激进派的色彩，包括重申"文化大 革命"路线和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必要性，还讲阻挠群众批判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谅的。果 然如毛泽东所希望的，会后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和江青两人成了政治局 常委会委员。(原文如此。--译注)

邓小平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进大会主席团。大会结束时，他又重新当选为 中央委员。另外还有许多人（1956年时）本来是八大中央委员，但在1959年被除名的党代 表，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邓就这样朝着返回党的高层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中央委员会 选举政治局时，他没再往前走一步，可能事先就知道这个结果，因为中央委员会开会时，候 选人名单上没有他。在当时激进派分子如日中天时，邓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他也没必要感 到失望。因为如果当上政治局委员，反而会使他和激进派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而没有时间来 争取毛泽东对他的积极支持和信任。

当年秋天，毛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察。他把这两人推到一起的动机大概 是看看他们是否容忍对方，判定一下他们将来是否愿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谁也 不晓得他们这次是如何一起工作的。邓后来对王洪文有个评价，说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飞 机"（"坐直升飞机"这是邓创造的新词。由此可以看出邓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观 感）。他俩视察回来后，毛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续 致力于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则机敏地或更老实他说，军阀 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认为邓的回答比较好。

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这时决定放松军队对国家政治生 活的控制。在各省，省党委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后他们被革命委员会拿走的大部分权 力。但是在革委会中当权的军人并投有放弃他们的权力，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重新建立许多 省的党委会委员或省委书记。毛想把正在党内高层供职的军官换成文官，大大压缩各级党委 中的军代表。他还想削弱多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员的地方权，或许他相信邓 的预言，他死后会有军阀混战。总之，他强烈地意识到，除了北京，"枪"现在管着党。

毛泽东在1973年12月采取了行动。他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要对各军区司令重 新改组，并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重申了此意。他说，军委并没有尽到处理军事事务的责任。 为了获取军委会成员的信任和支持，他承认在有关对包括朱德在内的许多"革命英雄"的经 历和政治立场问题上，他曾被林彪蒙骗过。为了不让司令员们担忧接受改组意味着牺牲地方 军队的权势，而无任何回报，他提议让邓小平这位可靠的军队英雄重新参加军委工作。毛的 策略相当成功。正式调令下达后，八大军区的司令毫不迟疑地离开了他们的军区。

毛泽东还向军委建议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这个建议当时并未立即执行。但邓已被选入 政治局。这至少把他同激进派分子的关系摆平了，虽然王洪文、张春桥两人在党内的地位仍 比他高，但他们现在谁也不可能在军队和政府的职权上同他较量了。

从1974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了。这对邓来说是个新的 领域。邓立刻显露出他的作风与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作风丢掉了。 从1971年7月至1973年11月，在完全秘密情况下四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曾同周恩来建 立了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关系。他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邓不容易让人接近他。事实上邓当时 向基辛格传递的信息的确比周恩来更严肃、刺耳。他对基辛格讲，美国如若想从与苏联的和 解中捞到点什么，肯定是危险的。美国也并没有兑现稍早所作的有关与台湾贸易的承诺。

此时，激进派分子也一直盯着邓小平，只要有迹象，他们就断言邓是帝国主义的朋友或 说他是崇洋媚外。

邓担当新角色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联合国召开的讨论国际合作与发展的特别大会上的发 言。他简明的发言并不是要说明中共在有关南北对话问题上的立场，而是借机阐述毛泽东提 出的"三个世界"这一最新理论。这个理论不是来自列宁主义，反而同它相矛盾。这个理论 来自毛20年代30年代对中国阶级状况的分析。正如他过去看到的，在中国有三个阵营（革 命的、反革命的、中间的）。他现在觉得全球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 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势力都强大，有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发达国家。中 国是第三世界。虽然中国有能力成为和美国、苏联一样强大的国家，但却没有野心称霸世 界，所以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相反，超级大国野心难以掩盖，他们相互为敌。的 确，战争大概只会在它们之间爆发。如果真的美苏打起来，全世界都将被卷进第三次世界大 战之中。

邓的演说吸引了一大批听众，并在国际间广泛传播。他回到北京受到隆重的迎接，就像 他在1963年同苏斯洛夫辩论五天后从莫斯科回来时受到的欢迎一样。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 括他的敌人，都去机场迎接他了。他乘坐第一辆小轿车驶进了北京，在其后尾随着长长的车 队。这非常明显地向世界表明，毛泽东当时是很高兴、很满意的。三个星期之后，在毛泽东 与巴基斯坦总理会见时，邓坐在了毛和巴基斯恒总理之间的一个位子上。这个位子一向是为 主席顾问留的。当时周恩来也在场。

访问纽约对邓来说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了他，二是让他首次 看到了现代西方世界的样子。直到1974年前，邓对于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新 闻记者一直是个相当模糊的人物。有几个美国军人在抗日期争期间和抗战后结识过邓。其中 一个海军陆战队军官叫伊文思·卡尔逊，他曾撰文热情地介绍邓的情况，赞扬邓思维敏捷、 机智。但是邓在当总书记期间，同他见过面的只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盟友。50年代和60 年代访问过中国的西方记者虽然写了很多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但书中提到的邓的部分却 很少。

在已发表的文件中，没有反映邓小平对纽约的印象。如果他过去没有什么印象的话，这 次肯定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他20年代初在巴黎的经历或5O年代、6O年代的莫斯科之 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这座城市的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在曼哈顿的 四天，肯定使他觉得比读什么都更有说服力，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路途是多么的遥 远。

在陪毛泽东与巴基斯但总理会谈的两周之后，周恩来离开中南海住进了附近首都医院的 一套房子。他这祥做可能有策略上的考虑，希望借此摆脱激进派分予的监视。但是，现在周 确实病得很重。

从周和邓1974年4月在机场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两人的健康情况呈现出相当强烈的 对比。邓只比周小六岁，脸圆圆的，肤色发亮。周是凹陷的面颊，从鬓角到下巴长着深色斑 点。穿的衣服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

周恩来还有一项尚待实现的计划（特别是到后来），就是整顿党和政府，把尽快实现现 代化经济战略作为明确的目标。然而他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思想上，毛对现代化这个理 念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现代化是早在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党代表会的结论中 就提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面社会主义工业化，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现代化国防，并 且开始要全面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 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由此可见，毛泽东并非对现代 化持怀疑态度。 --译注阶级斗争的代名词。在激进派分子眼中，现代化则是对他们的 挑战和威胁。在组织上，党中央已撤销书记处等具有协调性质的机构，而只剩下中央办公厅 和宣传部，而这两个单位却都由文革派控制着。在政府方面，许多部门是由临时人员充数， 大多数部长的职位空着。针对这种情况，周计划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关 从1964年至1965年冬天以后就未曾召开过会议。周打算向大会提交一份长长的政府官员候 选人名单和一个二十年发展纲要。他还想开个中央委员会会议，以便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能支 持他挑选的政府官员候选人。由于担心激进派分子捣乱，而且周也不想让他们在政府中担任 太多的职务，他在筹备这些会议过程中，并没有和激进派磋商，他只和他所信任的以邓小 平、李先念、叶剑英为中心的一小群人商量，同时暗地里取得毛对他计划的支持。这原来是 激进派分子最擅长的政治计谋，周恩来现在也如法炮制。

周和他的同事由于毛对激进派分子特别是对江青的态度有了转变而得到了帮助。早在 1974年3月初毛就告诉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再见面。毛说，她多年都不听他的话，不 学习他送给她的马列和他本人的著作。在7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当着江青和她的三位同伙， 说他们是"四人帮"。毛创造了一个斥责的词汇，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大 约在同一时间，毛对一些来访者讲，江青有野心，她没有资格使用他的名义。毛的这种态度 转变，使周恩来有机会控制新闻媒体（这本来是四人帮"控制的地盘），结束批孔运动。周 还设法使毛接受了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即在赞扬激进口号"继续反潮流"的同时，接着以维 护工业、商业正常运营为政治理由，谴责反对地方党委领导和拒绝工作的造反行为。

毛在1974年7月作出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一个时期，这对周恩来很有利。毛泽 东变得越来越像个隐士了，尽管他在夏天党的会议上露了面。毛由于视力严重恶化而痛苦， 同时觉得他所有的政治伙伴已成为他的负担，而且负担越来越重。毛不在北京，意味着周有 权召集政治局会议和要讨论的内容，同时也可以管理政府工作了。这还意味着"四人帮"只 能通过周与毛联系或大老远地跑去见毛。

这年1O月，毛在长沙提出建议，希望全国人大选邓小平当第一副总埋。"四人帮"感 到震惊。这个消息意味着毛把邓作为最有资格继任周当总理的人选。由于总理的排名在党内 仅次于毛泽东，所以也就等于是毛泽东自己的继承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对邓出言 不逊。会后，"四人帮"反而派王洪文向毛告邓的状，说他不是合适的人选，这个职位应该 是张春桥的，然而毛已认定王洪文是个不可靠的人，所以"四人帮"挑选王洪文当密使是一 个错误。他们自作自受。王洪文又向毛告状说，周是假装有病躲进医院，这使王自己受到额 外的损害。毛虽然年老体弱，但他仍能辨认出谁在说谎，他对那些攻击他所信任的人的胡说 八道。感到忿恨。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告诉王洪文，他应当警惕，不要和江 青搞帮派。毛还叫他的使者--他的远房侄女王海蓉告诉周恩来，要他继续当总理。毛还希 望看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对"四人帮"来 说，事情更糟的是，毛还再次建议邓当总参谋长，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2月，毛又 亲自向周和王洪文重申了这些建议，并称赞邓"政治思想强"②。这次"四人帮"遭到了彻 底失败。

1975年元月，邓小平担任了毛让他担任的所有职务。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仍然高于 邓，但已失去了1974年以来行使的对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管理权。叶剑英虽然在军委的排名 高于邓，但他愿意放手让邓全力处理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立即抓紧时间运用赋予他的新的权力。对于一位七十岁的人来说，邓在其后的九 个月工作期间，显示出了非凡的精力。他至少召集了十次会议，详细讨论了社会经济问题。 每次会议他都讲话。他还主持了许多次国务院会议。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四人帮"斗争 一步不让。邓还视察了几个边远省份，又去法国作了一次感性访问。他还会见了几十位外 宾。

邓从解决组织问题入手。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不安定。许会企业士气低 落、纪律涣散。动乱在中国的运输系统的主干--铁路和钢铁工业特别严重。邓向主管工业 的书记发表讲话，提出加强"集中和统一"的口号和加强各种法令与法规，惩处各地制造麻 烦的人。他透露，1974年发生七百五十五起重大铁路事故（1964年才八十八起）。一个最 重要的铁路中转站--江苏徐州车站竟被当地一名造反派头头控制着，邓说： 比如，徐州 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了，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 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那样性质就变了。③

然而，造反派头头对邓的警告置之不理，于是邓派部队去徐州把那个造反派头头抓了起 来。

邓同时着手处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他依据的是周恩来1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号召的 到本世纪末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观点。周是1965年首先提出 "四个现代化"的。毛不完全同意把"四化"放在优先的位置。现在，邓先设法获得毛的支 持，他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 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是到198O 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O世纪末也就是说， 从现在算起来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 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奋斗。这就是大局。"④

1975年夏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工业发展问 题》、《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内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战性的《论全党和全国 各项工作的总纲》。第二个报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当了许多年 共青团第一书记。第三个报告的作者是邓力群。他曾经当过刘少奇的秘书。由于当时党中央 缺少邓小平相信的协调单位，胡耀邦、邓力群担当了邓的参谋的角色。

邓的作风是雷厉风行，干事抓得紧，行动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泽东的 同意，并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说过的话扯上关系。对他的敌人，他宁可对抗也决不回避。至 于"四人帮"他们，则犯了对他们十分不利中严重错误。他们阴谋破坏邓小平推行的整顿， 他们指责让自1966年被贬黜的部长、官员和军队干部恢复工作是"走后门"。但他们这次 没摸准毛的心思。毛现在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所以他批评"四人帮"搞分裂。接 着，在那年春天，"四人帮"误解了毛号召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真实目的，又一 次惹恼了毛。毛原想通过提醒全党注意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来平衡周恩来要求发展经济 的呼吁。张春桥、姚文元作出反应，写出长篇理论文章，批判只关心物质利益和坚持"资产 阶级法权"，会首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后他们将问鼎国家政权。张说，新生资产阶级将 从党内出现。姚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产生于社会上大量聚积财富的集团。这些文章没有提出 积极的具体的经济纲领，也没有补充周的经济发展纲要，而只是赤裸裸地一味攻击。

政治冲突在春天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达到顶瑞。在第一次会议上，邓在叶剑英、李先念 支持下，批评"四人帮"滥用毛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亲自训斥他们。他说，他们不 听他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 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⑤。毛要他们停止帮派活动，说由于他们结成帮派已成为事实， 政治局必须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严厉的批评使"四人帮"完全处于守势。王洪文撒到 上海，甚至江青也写了篇短短的检讨。从夏天到秋天，邓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说事事顺心。

然而，在1975年10月底或11月初，形势逆转。理由很简单，毛判定邓的计划已开始 威胁"文化大革命"成果。在毛看来，有两件事情的发展他不能容忍。一是邓用了"纲"这 个词来概括毛所作的一系列指示。邓认为在这些指示中，毛强调了有必要推动安定团结，加 速经济发展。这种看法在毛看来显然是异端，因为在毛心目中。"纲"只能是阶级斗争。

另一件事是，邓签批同意清华大学开除两个支持"四人帮"最积极的分子。这两个人向 毛求救。毛支持了他们，于是他们乘机公开宣传得到毛的支持，并且大喊大叫要发动运动反 击"右倾翻案风"。毛接着发表讲话说有"一些领导人"从7月到9月散布毫无根据的政治 谣言，分裂党的领导，攻击"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成果。1月底，他讲话的内容摘要被公安 部部长华国锋在通气会上作了宣读。在政治局中，华既不是"四人帮"的党羽，也不是邓的 支持者。接着，毛讲话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传达。据说，邓除了外事工作，在政府中其他所 有的职责都被剥夺了。无论有无此事，华宣读毛讲话摘要，等于宣判了邓丧失了毛的信任， 也失去了指挥党与政府事务的权力。

对邓来说，接下来的四个月，类似1966年7月至1月那段日子，他整天受到激进派分 子的猛烈攻击。但现在他对抗的态度就不一样了。1966年他同意作一个羞辱自己的检讨， 而现在，1976年，当毛通过叶剑英逼他再作检讨时，他坚决拒绝了。面对"四人帮"的强 压，邓的策略是什么也不说。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人帮"及其追随 者曾当面攻击邓。邓的做法就是关掉助听器，称没听到他们说什么。

在1976年冬春交替之际，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周恩来逝世；毛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 北京人民群众示威，鲜明表示怀念周，希望邓做周的合法继承人，并表示痛恨"四人帮"及 他们的所作所为。

从1975年8月起，周恩来住进医院再未出来。10月他做了至少是第三次手术，但手术 不成功。到了12月，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妻子邓颖超和叶剑英、李先念在他神智清 醒时向他讲讲有关的政治情况。毛泽东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他显然未向周表示安 慰和同情。他没有让周避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攻击，虽然他可以这样做。周在1976年 1月8日逝世。虽然邓被政治隔离已有两个月了，但仍获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周的葬礼上 作合乎礼仪的悼词。邓小平避免显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帮"抓到把柄，说他和毛 所不信任的人关系密切。他告诉毛，周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专注聆听着毛的一首关于革命的古 诗词。他赞扬周谦虚谨慎、不摆架子、平易进入的优秀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⑥。这些 措词都很谨慎。"四人帮"就是再不服气，也无法否定周的人品举止。

周的去世意味着毛终于不得不确定谁是周的继承人。他着实犹豫了一阵子，很仔细地考 虑了各个够资格的人。一个月后，他告诉政治局，也许是通过他侄子毛远新（他秋季住在毛 家担任毛的联络员）告诉的。他建议华国锋负责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担任代总理。

张春桥是仅次于邓的副总理，他深感失望，显出他没多少政治远见，"四人帮"垮台后 党内传达的文件表明毛对他们的愤怒程度在整个1975年达到顶点。他甚至说过他认为"四 人帮"谁也不合适担当更高的职务。虽然华是个折中妥协后的人选，而且他仅从1973年才 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他并不怀疑自己拥有担当此任和赢得提升的才干。他作为一个性情 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没有察觉到从长远看他的地位是过渡性的，并不稳定。毛对他 的称赞固然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一旦毛去世，这反而会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如 果"四人帮"要打倒邓和他的支持者，华肯定会被"四人帮"看作是挡住他们去路的眼中 钉。

在此期间，"四人帮"的行为也证明毛不信任他们是有道理的。不管华的地位多么不 稳，他毕竟是毛指定的继承人，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四人帮"不仅不设法争取华的信 任，反而不同华商量就继续批邓。他们还指使写作班子在报刊发表文章暗示华是个胆小、愚 蠢和缺少经验的人。更为狂妄的是，他们竟诽谤纪念周恩来，他们恨周，周也憎恶他们。现 在周不在了，他们抹黑周除了满足复仇欲外，什么好处也没捞到。相反，由于广大人民爱戴 周恩来，千百万党员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帮"的这一行径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对他们来 说，损失很大。2月、3月"四人帮"加剧批邓运动。2月26日政治局决定可以在报刊和非 官方的宣传材料上点名批邓。江青立即开始辱骂邓，骂他"反革命老手"。江青还召集一次 全国性的清洗干部的会议，在会上她甚至骂邓是"卖国贼"。邓之所以还能免于被完全打 倒，主要是毛有指示，说邓的问题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江青明确表示她不赞成这一指 示，但华国锋说领导集体必须遵守毛的指示。邓没有躲避起来，也没有为不出席"四人帮" 在3月召集的政治局会议找借口，这次会议是为了专门批邓而召开的。这表明邓此时已经看 出，他可以熬过这场政治风暴。

但是到了3月底，形成僵局。"四人帮"既没有说服毛停止保邓，也没有把华哄骗住不 要理会保邓。甚至也没有迹象显示出批邓运动使邓的声望受到伤害。事实恰好与之相反（许 多外国人报道说，"四人帮"的党羽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了许多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并在上 面引用邓的一些原话，群众一边看一边点头称赞邓的讲话，并露出会心的微笑）。邓反对 "四人帮"的斗争也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华在快到2月底召开的会议上说，邓攻击"文化大 革命"，背弃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僵局是被"四人帮"搞反对周恩来的运动打破的。2月25日，十年前曾刊登了姚文元 写的批判吴晗的文竟的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梦想复辟，至今死不改悔、顽固不化。上海是在"四人帮"控制之下，但是离上海几百公里 之外的南京不在他们控制之下。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学生举行抗议示威。他们被 驱散了。"四人帮"在全国报刊封锁有关抗议事件的任何消息，但是此事却很快传播开来。 有的是被过往的旅客传播的，有的是学生用沥青在火车车厢外涂写这则消息，让火车把这件 事传遍全国的。北京受到巨大震动，它大大激发了群众怀念周恩来的情感，在天安门广场人 民英雄纪念碑下放满了花圈。第一批花圈被警察移走了。可是随后许许多多士兵、工人和学 生放置的花圈没有搬走。

4月4日是阴历清明节。大批群众聚集在广场上，许多人是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列队 行进到达的。一些人把花圈留在纪念碑周围或放在看台和停车场上。还有许多人打着横幅， 发表演说、朗读诗文。诗和横幅都是批判江青、颂扬周恩来的。从邓小平传记上刊印的一些 照片上可以读到"若如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深切地怀念周恩来总理"。⑦有首 诗说"四人帮"是豺狼；另一首直截了当地揭露江青一定是想当女皇想疯了。当天夜里，政 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示威者的诗和标语是直接攻击毛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当天的事件是 "反革命事件"。邓对此事负有责任。这些意见通过毛远新向毛作了请示。政治局一得到毛 同意政治局决议的消息，便立即命令警察清除广场上所有的花圈和宣传品。到了4月5日黎 明，所有留在广场上的悼念品、抗议书、纪念物等都被弄走了。

人民的反应是暴怒的。4月5日一整天，广场上聚集着抗议示威的人群，他们同警察扭 打混战，焚烧警车，粗暴地痛打几个敢说周恩来坏话的"四人帮"的追随者。天黑后，大多 数示威者离开广场后，部队、民兵和警察开始清肃广场，驱赶和逮捕仍留在广场上的几百名 群众。政治局会议再次断定，清肃广场，解决反革命骚乱是必要的。会议要求毛远新向主席 汇报这一结论，毛再次同意，并补充两条指示：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免去代总理职务）和中 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⑧。

"天安门事件"从此很快被叫起来了。邓的地位又降低到了1969年时的状况。他在政 治局内的朋友一直沉默不语（叶剑英、李先念都被4月4日政治局会议排除在外，或许出于 谨慎躲得远远的）。也许最恶毒的是，政治局判定（可能得到毛的同意，也可能没有），邓 小平这件案子是"敌我矛盾"，现在可以逮捕他或对他施加暴力。邓后来称天安门事件由于 公众舆论更强烈地反对"四人帮"，从而削弱了"四人帮"。事实可能真是这样。但在当时 邓小平肯定会发现情况对他越来越不利。军队和警察在接到政治局命令后，竟没有犹豫就去 执行了。他们没有反叛"四人帮"。而且这次事件驱使华站到了"四人帮"一边。

当然，邓小平这次并不像1967年那样束手无策。他这次做了预防意外的计划，在紧急 情况下同他的朋友保持着秘密联系。所以就在毛决定剥夺他职务的当天，他能够从北京逃 脱，他乘飞机到了广州，受到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邓的这一招弄 得江青

邓小平没有去广州。此处有误。--译注还有"四人帮"其他几个人竟然在整个夏季都 在打听他的下落。

邓和他的支持者在1975年创造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秩序，在1976年夏季又重新退回到一 团糟的混乱状态。当华国锋在7月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时，"四人帮"全面攻击了他所提的建 议，结果造成政治真空。他们鼓动各地的追随者组织罢工和示威。他们的行径给干百万人民 的印象就是，只要扩充他们的帮派势力，他们什么都不顾，甚至支持无政府状态。他们公然 滥用职权最为明显的是，也是他们所犯最严重的一次政治错误是，利用官方文件，号召仍活 着的唐山市人民（这个地方因7月底大地震死了二十五万人）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 修正主义路线。

在整个夏季，抵抗"四人帮"的旗手是叶剑英。他曾对任命邓当总参谋长一事给予强有 力的支持。周恩来去世后，是华而不是邓被任命为代总理，他也受到排挤。他虽然仍是国防 部长，但也靠边站，不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了。尽管如此，他在夏天仍设法去南方巡游。当 时，他已下定决心，要采取断然的行动除掉"四人帮"。他也知道，如果在毛死前行动比毛 死后更危险。他看到"四人帮"正加紧在一些地方建立支持他们的武装力量，因此，反抗 "四人帮"的力量应该扩大，应包括一些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和之后站在"四人帮"一边的 人。华国锋、8341部队司令员汪东兴和陈锡联（他在军委已接替了叶的位置）都是关键人 物。他们几个对"四人帮"的态度，取决于毛逝世后几周内"四人帮"的表现如何。当然不 用说，叶知道"四人帮"正密切监视着他。他要出面肯定困难重重。

1976年9月8日后半夜毛泽东去世了。人们惊慌焦急地谈论毛去世的消息。对三十岁 以下的中国人来说，也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毛只是一张肖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对党的 高级干部来说，毛是伟人，但也是犯有很大错误的人，尤其是他在对待同事的问题上。但在 大多数军队领导心目中，毛仍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把当年江西和陕西的一支衣着褴褛的小小 部队发展成现代中国最强大、最成功的军队，创建了军队的纪律、军事战略战术和军队的宗 旨。这些军队领导人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毛泽东名字的强有力的捍卫者。

9月9日毛刚去世几小时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9月19日、29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了未 来情势的发展趋势。"四人帮"在这几次会议上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同意华当毛的 接班人。他们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让毛远新保管他叔叔的文件档案，让江青当党的主 席。但在正式表决时，他们的这些要求被一一否决。当叶剑英向华建议应当逮捕"四人帮" 时，华还犹豫不决，但"四人帮"的态度使华渐渐明白了，只有把他们抓起来才能阻止他们 继续争夺全部的政治权力。

华国锋态度的转变，使叶剑英等人不再探讨一些激烈的对抗措施，如在广州另立中央， 转而策划如何在华领导下进行有限的政治改组。华的态度转变，也保证了军队不会分裂，仍 保持团结，并可有效地用来对付"四人帮"的支持者在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所建立起来的武装 民兵部队，它还保证了汪东兴的警卫团能有效地随时听从调动。

最终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四人帮"被排除在外还蒙在 鼓里。会议是10月5日。

此处有误。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华国锋、 叶剑英、李先念作出的。宣布对王洪 文、张春 桥实行隔离审查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译注日在军委总部举行的。10月6日夜 晚，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去中南海一座建筑物参加华召集的一个会议时，被汪东兴的部 队挨个抓了起来。几乎在同一时刻，江青、毛远新在他们的住所也被抓了起来。据说，当江 青被带走时，向抓她的人尖声喊叫，她的勤务员则向她吐了一口唾沫。

注释：

①《剑桥史》第15卷，第345页。

②同上书，第35O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页。

④同上书。第4页。

⑤《问题与研究》1979年第2期，第96页。

⑥斯宾塞：《当代中国研究》第646页。

⑦《邓小平画册》，第97页。

⑧伯纳维亚：《邓小平》第97页。

《邓小平传》13章 国家领导人

80年代，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致认定，邓小平是中国的领导人。然而，这个地 位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他不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也不是政府首脑，更没有像刘少 奇一样担任国家主席，他的地位来自他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源于他过去的经历、领导才能以 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一名决策者、发言人和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1958年至1966年间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只剩下了邓和陈云。那 段时间（以及更早以前）陈一直是邓的上级。但陈没有邓在"文革"初期对抗陈伯达、康生 及1975年对抗"四人帮"那种声望。他乐于避开众人的注意，在幕后施加他的影响，因 而，一般老百姓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在其他一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高层人物中，彭 真、叶剑英、李先念是重要人物，但是他们都缺少邓那种威望和经验。另外，叶剑英比邓年 长七岁。逮捕"四人帮"前，叶和李都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倘若他们知道后来要反对华， 他们或许会改变当初的做法。

作为一名领导者，邓的风格与毛截然不同。毛总是与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邓则和 他们打成一片；毛善于掩饰自己，邓则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述清楚；毛常处理抽象事 物，邓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便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祥。邓的领导风范已不仅 仅是风格问题。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 图。当一个问题出现时，他不是等待和观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动加以解决。他待人严厉但不 残酷。政治局对华国锋作出结论后，他没有组织新闻媒体毁坏华的声誉，更没把他投入监 狱；1987年初，他坚持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允许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 面，在处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帮助过他的高级领导干部问题时，邓也绝不心慈 手软。

与毛和华不同，邓坚决抵制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的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 允许甚至可以说是鼓励国家出版社以文选的形式出版他的讲话；允许专业和省级出版社出版 他另外一些讲话和有关他军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许在公共场所悬挂他的画像或 竖立他的雕像，不允许在任何文章或讲话中夸大他的作用。人们总是称他为"邓小平主席" 或"邓小平同志"，而不是什么"英明领袖"（如华国锋）或"导师"和"舵手"（如毛泽 东）。

作为一名决策者，邓有两个突出的长处：他目光远大；他规定，对所有计划与建议的可 行性都要先进行试验。就前者来讲，他遵循的是列宁主义传统与中国政治的传统。在其早期 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的模式。30年代，毛主张党和军队要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一 场持久战。邓则更进一步。他所设定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目标，有的他生前或许可以看到，有 的可以肯定他这辈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乐意把1997年定为香港回归中国的日期，把 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中叶分别定为党和政府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日期。同多党制国家的政治领 导人相比，邓有条件把眼光放得很远。但是他不一定非要这么做，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并没有 看得这样远。对可行性进行实验是与邓在反对华国锋时使用的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一致的。坚持这两个口号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社会主义，而表明在邓 的思想中，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是与繁荣富强相联系的（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他要 用各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繁荣富强。他不想让那些没有参与过社会与经济实践只是在办公室中 勾画蓝图的人来实现他的计划，也正因为如此，一些非共产主义作家称他为实用主义者。

邓在国际上的威望来自于他所积极参与的外交活动。在这点上，他远远超过了毛泽东。 1978年，也就是他对华国锋的态度由小心监视转变为公开挑战这一年，他频繁出国访问。 冬天，他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朝鲜。1979年1月访美期间， 他显示出了杰出的公关才能。在德州的赛马盛会上，他欣然戴上一顶大牛仔帽，给美国人留 下了美好的印象。年底，他出访了日本，再次显示出一位微笑大使的风度。

之后，邓小平留在国内。但他花费大量时间接待外宾。会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当然是 他的份内事。但他还像以往一样热情接待那些已卸任的政治家，如尼克松、基辛格、希思 等。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他总是引导他们谈一些与其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同时也会向他 们透露两三件重要事情，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国内的公开谈话深入些。他的坦率与平易近人 给大多数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则相当欣赏他的智慧。

在这些谈话中，邓反复强调三点。第一，十年动乱已经结束，而且不会再重演；第二， 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愿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国需要向 其他国家学习，但中国要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 会将自己置于容易受到压力的境地。

随着邓在国际上的威望不断提高，他在国内的威望也与日俱增。人们意识到，是邓小平 给中国带来了新生，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人们还承认，在国家统一方面，他也 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点是毛比不上的。

80年代，中国的领导层明显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年迈的革命领导人，他们认为自 己有权监督政策的制定；另一部分是邓提拔的担任重要职务的较年轻的领导人（也只是年轻 半代）。从1982年到1985年，政治局就像一家公司的董事会，大多数董事都不担任行政工 作。1985年以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人数依然不少，不 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其人数甚至占多数，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87年。

老一辈革命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陈云、彭真、李先念和王震。陈云1905年生于上海市 郊区，当过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他和邓小平同一年人党（1924年），1934年任政治局委 员，比邓早二十一年。除了"文革"时期以外，他一直担任高层领导。80年代，随着他 50、60年代的许多讲话公开出版，奠定了他经济决策者的稳固地位。但他不仅仅是一名经 济学家。他始终坚持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经 常扮演杰出的政治角色。在1977年和1978年的工作会议上，他力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 命"。

陈云老年时的照片看起来很忧郁。多年来一直传说他身体不好，而且他一年中的大部分 时间也是呆在南方。但他中年时一点也不忧郁，也不让人觉得阴沉沉的。他经常面带微笑， 而且说话善用比喻。50年代，他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比喻成笼子和鸟，如果笼子太 小了，鸟会死掉，但是如果把笼子拿掉，鸟就会飞走。1959年他把国家经济比喻成一盘 棋，他认为，如果每个地区都能有效地提高产量，那么国家经济就会有很大发展。

80年代，陈云一直积极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是1982年成立的，陈云曾任该委员会的主席。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云对经济结构的变 化、宏观经济政策及社会和文化解放的态度日趋谨慎，更加重视控制通货膨胀和保证国家预 算的平衡。但如果认为陈云是反对当时一些大的改革，如农村改革，那就错了，陈云的观 点，代表了中共党内大多数人的观点。毛泽东逝世后，中共彻底否定了"左"的和极"左" 的观点，人们似乎以为陈云也是左派。然而，他的资格太老，而且推动过邓所欣赏的一些政 策，因此，即使撇开他与邓之间的友谊不谈，邓还是会听他的。

彭真的头顶很圆，嘴巴很大，加上他的红脸膛，使他走到哪里都非常引人注目。同60 年代初一佯，80年代他与邓再度密切合作。一开始，他任顾问，负责党的安全与法律工 作，这也是二十年前他所从事的工作。后来，他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最高立 法机关的负责人。他没有要争当政治局常委，虽然他有资格这样做。彭真的资历很深，但他 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低调，从没有看到过他要坚持某种观点。也许他只是一位尽忠尽职的党务 工作者，而不是一位出名的领导者。他的勇气胜过他周围的大多数人，"文革"前的几个 月，他曾站出来大胆地与毛争论。

李先念和王震同样赫赫有名，他们都是军队中的强硬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80 年代，李先念会见了许多外宾，坦率、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中国大陆的一些问题，给许多人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他对一位来访的外宾说，在集体耕作的制度下，农民干脆放下农 具，转个身子去晒太阳了①。1948年，邓和李曾在大别山并肩

(根据原文译出。--译注)战斗，1958年到1966年又一同在书记处工作，然而他们仅 仅是好同事。王震则刚好相反，他是邓的知己。1972年和1978年，他两次为邓的复出四处 游说，邓因此欠了他很多人情。不论在北京，或是到外省去视察，人们经常看到邓与王震肩 并肩的公开露面。80年代后期，李先念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1987年杨尚昆任国家主席 后，他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了。而作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则继续施展他的政治才能。

中国主要的行政工作主要由两个人负责。80年代中期以前比较有名的是胡耀邦。他 1981年接替华国锋出任党的主席职务，1982年9月中共取消党的主席之后，改任党的总书 记。胡耀邦比邓的身材还要矮小，但却精力充沛。他说话时喜欢做各种手势，这在中国人当 中是很少见的。胡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他十四岁时就在井冈山加入了毛泽东的队伍。长征 途中，他任"中共"书记，在一次战斗中还受了伤。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 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在邓的手下工作。他大约是和邓同时凋到北京的。之后，任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书记，主要工作是为党选拔接班人。"文革"中他被撤职下放，1975年才重 新回到北京，成为邓的主要助手。1978年以前，邓就已确定他为自己在党内的接班人。

负责行政工作的第二个重要人物是赵紫阳。赵1919年生于河南一个地主家庭，他比邓 小十五岁，比胡小五岁。他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任 广东省委书记，当时他还很年轻。同那些生产队的负责人相比，他更加同情农民的处境，因 而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文革"初，他在广州被戴上高帽游街，但70年代初即重新恢复了 工作。随后的两年任四川省省长。在任期内，他实验一项新制度，允许工人和农(此处有 误。赵紫阳当时担任的是四川省省委书记。--译注)民把国家计划外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出 售。1980年9月被调到北京任国务院总理，填补华国锋下台后的空缺。

同胡耀邦一样，赵紫阳最终也失去了邓的信任。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党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加紧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此处有误。邓小平是在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干部会议上提出 80年代的三大任务的。--译注)设"，"争取实现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 界和平"。他还接着指出了到本世纪末要抓紧的四项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 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 动"，"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胡耀邦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 指出了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力争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他还说："中国决不依附 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

在以后的四年里，中国的政治活动就是集中要实现这三大任务和四项工作。邓所扮演的 角色则是对此进行监督和指导。另外，他还负责两项工作：向外国人说明中国要实现的目标 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命题、"政治和经济体 制改革"的行动，或者更宽泛地讲就是对"改革"进行说明。

邓的第二项工作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国的奋斗目标； 第二步，于1982年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邓解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很明显，邓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要唤起 人们的爱国心；第三步是在1983年提出了"改革"的思想。这比他（及其他人）以往所说 的"调整"要更为广泛和深刻。最后，是提出了完整的改革理论。这一理论同时涵盖了政治 和轻济两个方面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政治改革有赖于经济改革，这与马克思经 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的论断是一致的，但却悻于毛最后二十年的理论。邓对社会 主义本质的描述一直非常谨慎，他没有贸然用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借词给社会主义下一个 完整的定义，因而许多党的领导人不太容易准确理解他的思想，当一些外国人说邓把中国引 向了资本主义时，他们很恼火。

实际上，早在邓小平提出他的改革理论之前，中国的改革就已经开始了。邓提出"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农村改革就已如火如荼。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冻结了每 项产品的收购额度；更重要的是政协恢复了农民以家庭为主从事生产的权力：土地仍归集体 所有，但归农民承包使用。根据土地承包合同，农民有长期使用土地的权利，但要向国家和 集体上交一部分产品，其余的部分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全国范围内"家庭 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带来了中国农村的新格局，这一格局既不同于土改后的50年代，也不 同于集体化时代。从理论上讲，农民只是不再从事集体劳动，但事实上，长期的土地承包合 同（有的长达四十年）已足以使农民将自己视为土地的主人。

1983年至1985年，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高潮。1983年，中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制度（尽管当时有一些农民依然热衷于集体劳动和平均分 配）。1984年，中央又进一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至十五年以上。1985年，改革了农产品 统购统派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统派任务，而是按照不同情 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对农民来讲，这一新制度的最大好处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 种植利润较高的农作物。农民所承担的风险并不比以往大，因为政府仍保证收购所有剩余的 农产品，而且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或高于市场的价格进行收购。

上述改革措施对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和农民的情绪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1978年到 1984年，人均占有粮食产量年递增3．8％（1957年到1977年递增0．2％），棉花产量年 增长17．5％（1957年到1977年每年下降0．6％），肉类年增长9％（1957年到1977年 年递增1．7％）。从1965年到1978年，农村人均消费只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从1978年到 1986年几乎增长了三倍。8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堆满了准备盖新房用的砖、水泥和沙 石。许多农户购买了自行车、收音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已从贫穷、落后步入 了小康社会，一个人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四个人。

工业、商业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是在党的十二大以后。1984年10月，中央通过了一个很 长的决议，对这三项改革作出了具体规定。会上，改革派希望完全脱离苏联模式，另一些人 则主张可以给鸟更多一些自由，但一定要关在笼子里。因而这一决议很含糊。尽管如此， 1992年以前，中国的改革一直据此进行。

城市工业和商业改革的核心是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对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是缩小 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价 格改革主要是建立了三种价格体系，即国家统一定价、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很快，一种商 品就出现了两种（甚至三种）价格。同时出台的上述三项改革措施造就了许多新的市场，有 黑市也有白市。改革搞活了企业但同时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对企业产品的种类与销售的控制， 国有经济的作用受到了影响。一些省开始利用手中新掌握的权力在属于国家所有的大型厂矿 生产本省需要的产品，限制与他省的产品交流，宁愿花大价发展某些工业以满足本省的需 要，也不从其他省份购进。一些工厂把产品卖给了新的客户，使老客户找不到所需的产品。 由于国家预算出现了很大的赤字，再加上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对信贷的控制不严格，因此出现 了自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的确发展很快，但物价水平也上涨得很 快。1984年一直保持平衡的银行信贷，1985年和1986年却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在上述改革中邓小平没有起多大的作用。1979年他提出要建立经济特区，在特区中实 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外的投资者。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一直专注于此事，除此之外，几乎把 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1984年10月，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全体中 外代表时，他对此作了解释。他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 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 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②

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只有他有权提出重大的变革方案。

邓小平对政治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2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一时 期，他主要致力于恢复被"大跃进"和"文革"破坏的50年代的政治体制。即重新界定 党、军队和政府的职能，限制党和军队的作用，加强政府部门的作用；重新恢复与八个民主 毙派的统一战线（1949年他们都表示赞成共产党的领导的）；恢复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 权；引进并宣传法制观念。在社会方面，取消数百万人身上的阶级和政治标签，让昔日的地 主和资本家成为国家公民；为大批"右派"。"走资派"和被戴上各种各样帽子长达二十年 之久的人平反摘帽。

"文革"期间，城市人的业余生活被当做"资产阶级"情调取消了。现在许多人又重新 开始了养花、集柳等活动。普通市民只要不对政府进行挑衅，就可以安定的生

第二阶段是从1982年到1986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主要致力于国家机构的年轻化。 1982年当选的中央委员当中，只有极少数老人和激进派。但是二十八位政治局委员却几乎 全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其中有十八人参加过五十年前的长征。1984年和1985年，邓小平花 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劝说那些年迈的老同志退休。结果他成功了。政治局又恢复到了 50年代初期的面貌。全体委员当中，不是相当杰出的老人（例如陈云），就是行政首长。 那些退休的老人则参加了中顾委。该机构是1982年成立的，专门用来安排这些资深的老革 命。

邓小平还鼓励党内的老党员集体退休。1984年，大约还有二百万名1949年以前参加革 命的老党员在工作。但是到了1986年，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退了休。退休后，他们依 然领取全额工资，享受各种福利和特权，诸如住房和用车等。在政府机构，部长和省长的退 休年龄是六十五岁，其余高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六十岁，但也有少数例外。

第三阶段始于1986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提高了政治改革的目标。他重新提出了以 前说过的一些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党需要的各级领导人必须更具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 和专业化。他还指出，党管得太多，使得很多工作重复、机构重叠，妨碍了政府部门的工作 扯率，使得很多专家无法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另外，他还提出新的命题，必须发扬"社会 主义民主"，让更多的人参与基层单位的管理与决策。但是，真正所实施的改革并不多，人 们对政治改革的反映并不强烈。新闻媒体的形式虽活泼和多样化了，但是，没有政府的批 准，新的出版物还是不能发行。从1986年夏邓小平与外宾的谈话看，他本人希望更进一步 地推动改革，并且希望能得到党内老同志的同意。但是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并没有就 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而是集中讨论了文化和思想问题，且措辞稳健。直到 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邓才使大会作出决定，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全党的工作目 标。但是，即使如此，当时也并未对政治体制改革应如何进行、进行到何种程度作出明确规 定。

在谈到文化和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威胁到政治与社会秩序，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时，邓坚持了正统的学说。他以为，"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才是先进思想的核 心，他从道德和物质两个方面解释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 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 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关于先进的文化，邓小平以 为核心是要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摒弃了"一切向钱看"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腐朽落后的东西。③邓是以道德 标准来衡量文化的，这一点颇具中国特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邓所提倡的道义与16、17世 纪欧洲中部和北部传教士所宣传的道义以及随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许多历史学 家所提倡的道义非常相似。

邓小平本人还非常关注打击犯罪活动。他的这一态度取决于他对道德的严厉观点。1983 年，党和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犯罪活动，清查、逮捕各种罪犯，并严惩这些罪犯。有几 千人被判处死刑。在一些地区，是公开对罪犯实行死刑的。但是，邓对此并不满意。两年 后，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很严厉的谈话： 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 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 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机关了。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 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从重判处？当然，杀人要慎重，但总得 要杀一些，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 刑问题。但是对于严重的经济犯、刑事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 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④

邓小平还是一位外交天才。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他突破了毛的思想与做法。对于全球 能否继续保持和平，他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在谈到中国对解决地区冲突与内部冲突的态度 时，他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加以解决，而不是一味地强调革命；在谈到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时，他主张"对外开放"，而不是自给自足。他也放弃了列宁主义的一些观点，指出南北双 方建立经济关系，不但不会引发战争，反而会造成彼此的相互依赖，促进双方的友好合作。

虽然，在1978年以后的几年当中，邓在口头上依然支持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但从他分析问题的方法与行动看，他对这一理论的兴趣越来越淡了，到了最后，他甚至不再 提及这一理论。他的谈话更像某个正宗的西方外交家的传统观点。他说，一个国家与其他国 家交往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和增加自己的财富。

邓小平认为，8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依然来自苏联。但这种威胁已不是入侵中 国或使用原于弹，而是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1979年圣诞节，苏联出兵阿富汗，并在短短 几天之内，投入了十万多兵力。80年代初，越南甚至更偏向苏联，它提供了两个港口供苏 联太平洋舰队使用。在邓小平看来，这是"霸权主义"行径，也就是苏联的进攻政策，目的 在于建立苏联在亚洲地区的霸权力量，削弱美国和中国的力量。

由于中国已恢复了法律和秩序，经济改革也进行得很顺利，另外邓认为苏联的对外扩张 已到了极限，因此，他深信，中国已比以往要强大一些了，不必再过分依赖美国了。恰好这 时，美国对台湾要求军事援助又持新的同情态度，所以中美关系一度陷入了紧张状态。这是 从1981年1月里根就职到1982年8月中美双方就禁止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达成协议为止。

中美双方就上述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共持续了六个月，最后达成了一项措辞严厉的协议。 在此期间，中国方面多次批评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台政策。这一协定构成了中美关 系的新框架。在这一框架内，中美关系不再取决于中苏关系或美苏关系，而是基于中美双方 的实质利益，它给了中美双方，尤其是中国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但也使得中国在以后要注 意保持两方的平衡：一个是要想保持政治上的独立，那么势必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要放慢，而 要想加速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就要更多地依赖美国。另一个是实行开放政策，势必就要面对 西方的思想观念，这可能会导致政治上不稳定，而关起门来，就无法接触西方的科技知识。 从1982年以来，中共一直努力保持两方面的平衡。

与此同时，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中国也向两个超级大国提出了要求。关于中苏 关系正常化，中国提出了三个条件：减少苏联在中苏边界与外蒙方的驻军；苏联从阿富汗撤 军；放弃对越南的政治军事援助。随着国际形势及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没有做什么， 上述三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中国对美国的要求是严格遵循有关中美关系的三个文件，即1972年周恩来与基辛格签 订的上海联合公报；1978年和1982年分别签订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公(由于美国总统尼克松 的首次访华，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这一文件。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 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并确认了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 标--原注)报和禁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协定。对于强迫美国遵守这三个文件，中国并没有 太多的办法。但同样，美国的决策者也不能忽视他们的要求。因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 否决权，而且，她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是不能忽视的。

邓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态度既不是四海一家，也不是单纯仇外。他欢迎所有的来访者，但 并不以为他们比自己的人民更有道德或更有智慧。他与外宾谈话时，有时候会很强硬甚至不 客气，但有时也很幽默。1986年10月他欢迎来访的英国女王时说："感谢你大老远跑来看 我这位中国老头子。"

毛泽东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但他对收回香港和澳门这两块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 缺少兴趣。他只是偶尔轻蔑地提一提香港报纸对中国政治的报道。但他并没有制订计划，要 收回这两块地方。

1967年夏天，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北京和广东的激进派给香港的工会首 领下达命令，要他们起来反抗殖民政府，以此引发香港的劳工罢工，使香港陷于混乱。但没 有证据显示，毛泽东对此有任何指示，或者是曾经鼓励他们这祥做。英国政府拒绝接受示威 者的最后通碟后，一伙暴徒冲进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了一幢房子，但这似乎也与毛毫 无关系。

邓小平恰好相反。他把国家统一看作是首要任务。一开始，他主要考虑的是台湾。1981 年他告诉美国一个参议员代表团，中国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甚至 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同年9月，叶剑英提出了"九点方针"，具体补充了邓的这一提 议，九点方针的关键是两点，第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享有 高度的自治权；第二，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 变，私有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的政治领 袖也可以"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⑤

紧接着，中国方面又根据叶的九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邓小平并没有说是他提 出这一概念的，也没有人正式将其归功于邓。但大家都认为这是邓的概念，邓小平本人经常 把它挂在嘴边；而当外国人把它说成是邓小平的概念时，也没有任何一位中共官员表示反 对。

叶的九条方针提出后，国共双方并没有进行谈判。台湾的权威人士表示，台湾的政策不 会改变，台湾不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协商，也不允许台湾人与大陆人来往。然而，不管 官方的反应如何，80年代以后，两岸之间各种形式的民间往来还是逐渐增多，贸易迅速增 加。台湾对大陆的投资，特别是对福建省的投资迅速增加。1987年以后，在北京或其他一 些城市，人们经常可以见到来自台湾的旅游团，而且两岸之间最终实现了通邮。

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则取得了很大进展。经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最终签署了正式协 议。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人首先采取了行动。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首次向中国方 面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根据英国和清政府签订的租约，英国向中国租借的新界地区（约占 香港殖民地的92％）的租期，将于1997年6月30日的前三天到期，但是在香港前途未确 定之前，这项租约将无法延续，因此造成了英国政府的困扰。中英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 讨，其结论是在各方预粉之中的：中国方面不同意1997年以后续约。因此，香港的前途问 题列入了中英双方的议事日程。双方先在各自的国内进行了探讨，接着又共同进行了探讨。

1982年1月，英国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了北京。根据后来刊登最终协议的白皮书记 载，当时中共领导人向他详细说明了中共对香港的政策。白皮书上说，这些政策证实了英国 女王政府的观点即应该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⑥。第二年9月，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访问北 京，中英双方开始了正式会谈。她不同意中方谈判代表以及邓本人对香港的看法。因为他们 认为19世纪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的割让香港和九龙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因而是无效的。 但是她同意他们的另一个看法，即外交谈判应以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为共同目的。双方随后 发表了简短的联合声明，但并未提到双方谈判要达成何种协议，甚至也没有提谈判的基础。 一开始他们只是在不影响香港安定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谈判本身拖延的时间很长，内容复杂、敏感，从而影响到了港人的信心。英国政府最初 的立场是，愿意把香港的主权交还中国，以换取对香港继续行使管理权。但中国方面很快就 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绝不接受1997年以后英国政府以任何形式继续管理香港。因为从法理 上讲，中国政府从没有将香港的任何主权交给英国，只不过是在履行其所承担的使命，所 以，英国人继续统治香港，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从政治上讲，中国政府不能同意英国政府 继续管理香港的理由，正如1984年6月邓小平对一批香港客人所说的："我们相信香港人 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⑦。

针对中国方面的这一立场，英国政府提出，"除了英国继续管理之外，任何行得通的有 效措施，双方应该在有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以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进一步探 讨中国对香港前途的看法以便看出，在这种基本的安排下，是否能够确保香港持久 的安定与繁荣"。⑧

随后，双方进入了实质性的会谈。

经过漫长的谈判，中英双方终于就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9月26日，双方谈判代表团 团长撒切尔夫人和赵紫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协定。邓小平出席了草签仪式。1985 年5月27日，中英互换批准文件，协定从当天起正式生效。

事实表明，邓小平对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邓小平文选》 所选的他1984年的文章中，有七篇涉及中英谈判和"一国两制"问题，由此可见，他对这 一向题是非常重视的。他本人10月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 到，1984年他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中方谈 判代表向英方谈判代表透露，邓小平有时要求他们汇报一下谈判的进展情况。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经常提到中英谈判。他的谈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他 希望"一国两制"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1984年7月他对英国外交 大臣杰弗里·豪说"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 采取什么方法"，第二，这一思路适用于香港和台湾，因为这两个地区人口不多，让它们继 续保留资本主义不会影响中国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12月，在同撒切尔夫人会谈时，他重 申了这一点： 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 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 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是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 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 提是不行的。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件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社会主义。⑨第三，是关 于爱国主义。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指出： 港人治 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 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 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 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 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口。 ⑩

然而，有一点令人感到费解。中英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强烈表示，香港方面不能组成一 个单独的党派，也不同意所谓"三条腿的凳子"的说法。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香港是中国 的一部分，解决香港问题是中国的权力。另外，港人的一些做法也令他们失望。一部分人对 "收回香港"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持怀疑态度。但是，邓却注意到了三方面的利 益。他在1984年10月同中央顾问委员的谈话中，在随后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都提到了 这个问题： 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 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 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 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 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 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⑾

注释：

①1987年5月李先念同玛格丽特女王的谈话。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页。

③同上书，第112页。

④同上书，第152－153页。

⑤1981年9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的关于大陆和台 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

⑥《白皮书·导言》，1984年9月26日。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1页。

⑧《白皮书·导言》，1984年9月26日。

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3页。

⑩同上书，第61页。

⑾同上书，第101－1O2页。

《邓小平传》12章 处理善后

逮捕"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政治局已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 中央军委主席，从而也更巩固了他的总理职位。但是，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并没有向外界 透露，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位策划者希望这一行动能够继续保密，以便于解除地方上 "四人帮"余党的武装。"四人帮"在被逮捕前，已将重型武器分发给了上海和其他一些地 方的民兵武装，王洪文还在中南海设立了特别指挥中心，命令各地的民兵随时准备采取武装 行动。

结果，在北京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顺利地解决了上海方面的问题。曾有人给 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发了一个秘密电话（"妈妈住院了"），暗示"四人帮"的行动计划 破产了。但是，他们还是被华国锋等人巧妙地调回了北京，并一一被逮捕。在全国其他一些 地方，民兵和正规部队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不太清楚这些冲突有多少是支持 "四人帮"的民兵发动的，又有多少是那些试图保住自己势力范围的省级领导人发动的。这 些动乱蔓延得范围很广，特别是在长江以南地区。直到1977年底1978年初，中央政府才真 正控制了距北京不足一百公里的天津。但是，效忠"四人帮"的正规部队并没有控制首都或 其他一些大的地方政权。

10月21日，也就是事件发生的第十五天，官方正式公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 消息使成千上万的人欢乐无比，激动地涌上全国各个城市的街头。连续几天，首都主要街道 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工厂和机关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停止了工作。同春天的那次游行不 同，这次的游行是多姿多彩、热热闹闹的，人们有组织地举着标语、敲锣打鼓地走上街头。 夜晚，鞭炮声此起彼伏，使得一位西方记者产生了误解，报道说"四人帮"的支持者已经被 枪决了。大批被关押在"牛棚"中的人重新获得了自由。在上海，停泊在港口的轮船长鸣汽 笛，庆贺胜利。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也纷纷告别了农村，动身返家。

邓小平究竟对叶剑英的计划了解多少，从未有人知道。他本人和其他的人也没有透露 过。不过，邓小平确切地知道叶剑英是要采取行动的，他也知道，不让"四人帮"追查到行 踪及逮捕自己，就是对叶剑英计划获得成功的最大支持。

据说，逮捕"四人帮"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叶剑英就立即打电话给邓小平，因 此，他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消息。10月10日他写信给华国锋，表示"衷心"拥护政治局作出 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并把逮捕"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 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胜利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0月底，邓小平 与华国锋见了一面。他们是去探望邓小平从前的战友刘伯承时在医院遇见的。邓小本告诉华 国锋，他，一个"走资派"，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表示完全支持华国锋。 华国锋请邓小平谈谈他的看法，邓小平说，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虽然不应忽视重工业的 发展，但是应当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他还说在改善"人民的生活"的过程中， "专制"一点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海外很多人都觉察到的邓小平自身的一个矛盾。他急于在 经济领域进行大胆地试验，但在政治上却持保守的态度，邓小平并没有把政治自由化视为经 济自由化的先决条件，而是把政治上的自由化看成是对社会、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严重威 胁。

谈话中，刘怕承希望死后能由邓小平主持他的追悼大会（刘伯承此时八十二岁，双目失 明）。邓小平说，这恐怕有问题，因为他是犯过错误的人。这时，公务缠身的华国锋要告辞 了。临行前他说邓小平一点也没有减少活力。邓小平的回答非常巧妙或者可以说是话中有 话，他说，他的精力归政治局使用。

事实上，邓小平已下决心为实现全面政治平反而奋斗。他有许多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 是陈云和王震。陈在"文革"中"靠边站"了，但没有遭受迫害；王震是位老将军，在 1972年曾以个人名义代他向毛泽东求过情，然而，对于为邓小平平反，华国锋有很大的顾 虑。且莫说为邓小平平反对他本人的权威是一种威胁，至少还要改变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定 论。而如果不对毛泽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也就无法改变这一定论。华国锋的全部权力 是毛泽东给的。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部署该年的工作任务。作为一般党员的邓 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的许多支持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 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却坚持认为"四人帮"是"极右"的代表（毛泽东和 他们也曾用同样术语为林彪定罪）；批邓以及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正确的；天安 门事件是反革命的。他坚持汪东兴向他建议的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凡是毛主 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②他唯一 让步的是承认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 乎情理的，认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必要的。

不过，这已经足够让他们之间进行谈判了。不清楚他们两人是谁主动的，也不清楚他们 是不是曾经面对面交谈过。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是邓小平首先采取行动的。4月10日， 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个星期，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支持华 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提到了前一年10月10日写给华的另一封信，表示完全支持粉碎 "四人帮"后华所担任的领导职务。邓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阅他的这两封信。邓的这一建 议显然被接受了。接着，5月底，"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前去拜访了邓小平。可以 肯定其中一位是汪东兴，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小平对他们说，华的"两个凡是"不 行。因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因为撤掉他的职务是毛下的命令），也说不 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几天以后，"中央两位领 导同志"又去拜访了邓小平，邓又重申了上述思想③。

这对华来说是个坏消息。尽管如此，华还是以为自己不能和邓一样固执。在7月召开的 中央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1976年4月以前的所有党、政、军职务。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对 恢复他的职务进行表决之前，邓发表了谈话。谈话中，他拒绝接受"两个凡是"，而主张要 对毛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 在场听邓发言的人都听得出来，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向华国锋提出了挑战。

邓这时已经快七十三岁了。同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年龄一样。但他看起来并不比 他五十多岁时老多少，而且身体比同龄人健康得多。他唯一比较严重的疾病是耳背。他很早 以前就开始使用助听器了，借助助听器，他可以听得很清楚，甚至在大型会议上可以掌握会 议进度。他的声音坚强、有力，但相当刺耳。他可以发表长篇演说，而且不显得疲惫。他走 路很快，十八年前摔断的腿已经完全恢复了。

邓小平的妻子和继母在经历了三年的流放生活后，身体并未受到太大伤害。事实上，卓 琳回到北京时，身体反而比离开北京前更健康。继母夏伯根也挺硬朗。她是一位船工的女 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照顾邓小平及其一家人身上，并且还可以干些体力活。1992 年，她仍健在，是年她八十九岁。

邓小平的孩子当中，只有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一伤害是非 常令人痛心的。1972年，他获准住进北京一家设备很好的医院时，几乎已经完全瘫痪了。 1976年他出院后，被安排在一家电视机厂工作。1977年春，他搬回家住时，邓小平把房子 作了一番整修，使他可以坐在轮椅上，自由地往来所有的房间，并可搭乘一部电梯上下楼。 1980年，邓小平秘密送他去加拿大治疗，在那里他至少做了两次手术，这才使他可以再度 坐直身体，可以移动手臂和脖颈，但还是无法行走。8O年代以后，为了照顾中国千百万的 残疾人，邓朴方建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任会长，从而使他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

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已经结婚，是一位艺术家（她本想当一名音乐家，但196O年她生 了一场病，所以没法再上音乐学院附中了）。邓小平的第二个女儿是邓楠，也已经结婚。邓 小平的三女儿邓榕（毛毛）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一直住在家中。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当中， 邓榕长得最像父亲。她活泼好动、精力充沛、敢于直抒己见。和邓朴方一样，她也是一名党 员，但邓林不是党员。她在江西陪伴父母的时间最长。后来，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 篇长文，详细描述了在江西的生活。

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质方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卫兵，和邓楠一样，在1967年他父母被软 禁时，他也去了山西插队。1973年，他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目睹了1975年动员学 生集会反对他父亲的情形。但他本人似乎并未受到迫害。198O年，他被派往纽约州的罗切 斯特大学研究所学习（他的指导教师和同学当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80年 代初，他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回了国，但并没有入党。

"文化大革命"给邓小平家族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的二弟邓蜀平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其 在四川的土地，之后入了党，1967年3月他被武汉的红卫兵折磨了好几个星期，最后自杀 了。红卫兵批斗折磨他是因为他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有密切的关系。卓琳的哥哥，50 年代他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产业被没收了，随后被强迫劳动了八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 逮捕入狱。

复职，使邓小平有机会重新观察中国的政治。由于重新接触官方的信息，因而他比流放 前更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党、军队和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犯罪与消极怠工的现象非常普遍，铁路沿线车匪路霸横行。城市 的失业率很高，主要是因为有大批的知青返城。在农村，很多党的干部变成了当地恶霸。50 年代给许多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勤奋工作的热情已经消失，而代之以腐败堕落和悲观 失望。

1978年3月，邓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四人帮"对四个现代化的破坏，已使国 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80年代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文化 大革命"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但是尚未造成经济的大灾难。1967年到1968年这是红卫 兵和造反派最为活跃的年代，但就是在这几年，也没有出现"大跃进"以后那样的局面。 1969年的工业产量依然比1962年高，只有钢、水泥和化肥持续减产。1975年，很多产品的 产量，包括水泥和化肥，已经增长了近两倍。"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工业的投资比例相当 高，尤其是重工业，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发展的一个特征。实际上，中国在第一 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或许是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清除党 和国家的灾难--修正主义的运动最大悖论，在毛泽东看来，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头子。

在农业方面，产量增长得很快。同工业一样，1968年也是农业产量最低的一年，主要 是因为缺少化肥。1968年以后，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地增长，197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八 干五百万吨，比1966年增加了七百万吨。问题是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文化 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农村大量的新生儿出生。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依然 可以感受到这一后果所带来的影响。

党、军队和政府的情况都相当糟。党当时约有党员二千五百万人，这当中至少有一半的 人是在1966年后入党的。许多人都很年轻。还有许多人是造反派。他们不喜欢受到纪律的 约束，也忍受不了由"革命"转到"生产"后所面临的单调生活。军队中派系林立，"肿、 散、骄、奢、惰"（邓批评军队的用语）。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谴责 了这些现象，并且呼吁把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的"坏分子"从重要的 领导岗位上清除下来，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④。在此前几个月，。他更严肃地指出，军队 "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我们的军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邓小平拿 人民解放军过去的光荣历史与当时令人失望的状况相比，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 命"期间，军队被当成了政治工具，林彪对军队中的所有老干部都残酷镇压，使得军队士气 低落，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政府部门的情况也不好。政府高级部门冗员充斥，许多部委 被一些利益集团所把持。许多干部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官僚作风严重。这正是二十年前邓小 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严厉谴责的现象。

从1977年夏天到1978年底，邓小平直接负责教育、科技、军事和外交工作。

邓是自己要求负责教育和科技工作的。对此，他一直很有兴趣。1961年，他主持起草 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邓小平体会到，提 高普通教育水平，是促进科技进步的条件，而科技进步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四人帮" 认为，在教育方面，不必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同邓小平一 样，"四人帮"也曾经探讨教育与科技、科技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认为，现代化 会破坏他们所提倡的教育，因而是危险的。

因此，邓小平呼吁恢复和改善各级学校，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他严厉驳斥了"四人 帮"的谬论，他说：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 者"，把既无知识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 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 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⑤。

在军队中，邓小平以军委副主席和总叁谋长的身份着手整顿他所谴责的不良现象，努力 恢复军队的士气和军队的专业化训练。在这方面，他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作为一名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英雄，邓小平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望。但他周围有几个人在1976 年4月是赞同贬黜邓的，暂且不谈政治立场，他们以为，邓指责军队纪律松弛、宗派林立、 专业技术水平低，实际上是在批评他们本人。邓因此不敢肯定他们是否会与他合作，支持他 对军队进行整顿、清除部队中的林彪、"四人帮"余党。很难判断他们在最初阶段与邓合作 的情况。

在对外事务中邓也很活跃。在外事工作中也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1976年，中国没有 什么对外政策，有的只是尖酸的排外心理。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后，苏联主动提出要 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遭到了断然拒绝。中国因此陷入了林彪欣赏的对外格局，即对美苏两 个超极大国都采取同样的敌对态度。这种态度除了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军事危机之外，也 与邓要通过大规模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雄心不相符。

1975年底邓小平下台后，中美之间的谈判就停止了。现在邓小平要重新打开大门，与 美国进行谈判。由于历史的原因，邓小平不能在台湾问题上有任何妥协退让的表示，也不能 停止谴责美国不去抵抗苏联。基辛格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会允许美国人"既享用茅台又 享用伏特加的"⑥。因此，邓小平在台湾问题和地缘政治平衡问题上都持强硬态度。当时的 时机对中国很有利。华盛顿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牵制苏联，而不致于刺激苏联。苏联此时正在东南亚和 非洲实行扩张主义。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邓小平有很大贡献。他促成了美国总统 卡特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中国之行。同国务卿万斯相比，布热津斯基更支持美 国同中国亲近。1978年5月他访问了中国，中国的新闻界没有批评他，而一年前万斯访问 中国时，则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1978年12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但中美建交时，美国政府却附带发表了一份声 明，声称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力。但中国方面更看重的是行动，而不是空淡。美国 此时已拒绝向台湾出售战斗机。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明确，她首次减少了驻扎在台湾海峡对面 的兵力，这是三十年来的第一次；她希望台湾方面能够采取理智的办法解决统一问题。

这是一项重大的外交胜利。同时开启了中美更亲密的关系，进一步改善了中日关系（此 时日本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中包括一项条款，两国承诺共同反对"霸权主义"）， 并给驱逐很多华人出境的越南以教训。

上述这一切只不过是邓的计划的很小一部分。他还有更大的计划，那就是要让全党摆脱 "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政策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以发展代替阶级斗争，把发展经济作为全 党的最高目标，并进行大胆的经济试验。事实表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估计是对的，邓 小平就是要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同时证明他本人1956年所说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存 在了是正确的。

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 译注一开始，邓很谨慎。1977年7月他复职后几个星期，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会上他只强调毛泽

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而1977年7月召开的是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毛 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实事求是"，而避免去提"文化大革命"，他没有明确攻击"两个 凡是"，并说华是"英明的领袖"。除了在与一些人私下小范围会谈，他也没有批评华在 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制定的十年规划。在那一年的春夏两季，他继续强调实 事求是的重要性，并且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1978年9月他才第一次同领导 层以外的人谈话时批评了"两个凡是"。那时，国家的政治气氛已有了很大的转变。

当然。邓要对这种积极的转变负责。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他积极盼望政治上有一个新的开 始。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一过程中到底主动做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他一定向他的知己谈及过 这种新的开始，也一定向他的亲密战友抱怨过"两个凡是"。在政治局及常委会上，他批评 了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他也许更为积极主动。即使如此，大多数工作还是他的支持者们做 的，包括胡乔木和胡耀邦。1978年3月，胡乔木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并立即着手 撰写一篇文章，批评5O年代以来的经济政策。胡耀邦从1976年起就同邓小平密切合作，现 在则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同"四人帮"一样，胡乔木和胡耀邦也充分利用了新闻媒介。5月初，胡耀邦在专门面 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上空排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强调理论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不能反其道而 行之。华国锋、汪东兴很快就察觉出这些文章对他们的思想地位，也就是他们作为领导人的 合法地位构成了威胁。但是，他们无法阻止这些文章的广泛传播，也无法阻止在党和军队的 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1978年夏未，这场新闻运动转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很多大字报和传单纷纷呼吁要进 行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政治改革，包括要求罢免吴德北京市市长的职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 吴德是反对邓小平的，而且他应该为镇压1976年4月的示威运动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邓 小平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央委员会的决策会议作准备。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邓小平在国外。他或许是故意缺席的。但无论如何， 缺席对他很有好处。如果他出席会议，就要听取对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强烈批评，和对中央领 导集体的指责，因为他也是这一集体中的一员。他避开了这一切，等到会议需要一位领导人 作出结论时，他才出现。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充分表现出他是一个不推逐、搪塞的人。他首 先对这次会议所进行的生动活泼的讨论表示满意，认为这是恢复了党的"民主传统"。对于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的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它 们分别是：所有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 政治生活中，在经济决策过程中要进一步提倡民主；正确处理在"文革"中犯错误的同志； 向前看，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经 济政策方面的问题。联系思想解放，邓小平再次提到了实事求是，提到（虽只是顺便提到） 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⑦。

会议结束前，北京市委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其他 的重要决定，则由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了"两个凡是" 的观点，把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在邓小 平的官方传记中，把第二和第三项决定总结为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是很 公正的说法，因为它结束了毛泽东1957年以来所制订的基本的政治路线。

华国锋依然保留了他以前所担任的职务。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汪东兴却被免去了中办主 任的职务，并由胡耀邦担任重新恢复的中央秘书长。陈云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增选邓小 平最坚强的三位支持者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在1975年和1976年指 责邓小平的决议也被撤销了。随即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彭德怀、陶铸恢复了名 誉；解放了彭真和薄一波。

同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所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形一样，这次工作会 议也是在民众发起运动的背景下召开的。所不同的是发起这场运动的是年轻的工人和机关工 作人员，而不是大中学生。他们的活动是自发的。他们要求政治改革，用共产党的词汇来 说，是右而不是左。同红卫兵一样，他们也反对党的权威。但是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个 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自由，以及实现政治多元化，而不是像红卫兵一样喜欢斗争、闹 事。

这一运动始于11月中旬，最初是沿西单一条街一段围墙边举行的露天集会。不久，这 段墙就被称之为民主墙，从头到尾贴满了大字报，这是当时国家所允许的一种表达意见的方 式。这些大字报批评毛、"四人帮"和"一小撮"不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高层干部，同时 颂扬周恩来和邓小平。后来，人们得知华国锋及其盟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的消息， 加之军队和警察没有对民主墙的活动进行干预，大字报的作者们越来越大胆了，聚集在民主 墙前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11月底，大字报上有关民主与人权问题的讨论成了一大特色， 一些大胆的人开始散发传单和报纸。三个月以后，这项运动变得更为激进，有些人甚至到政 府机构的门前静坐绝食，以示抗议运动还向其他许多大城市蔓延，而且对邓小平的态度上越 来越不友善。

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无疑是欣赏这项运动的。因为它继承了天安门事件，推动了真理 标准问题的朗讨论邓小平认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使他成为 英雄，使他的政敌成了反派角色。邓小平坚信党应随时了解群众的要求，这是一条正确的原 则。但是，随着这一运动的不断深入，他开始察觉到了危险。继续容忍这一运动，可能在政 治上对他造成伤害。他政治上主要依靠的是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人，如陈 云、彭真。而这些人一直对党领导之外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另外，这一运动可能会破坏 一些社会秩序，而邓小平以为，稳定的社会秩序乃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邓小平并未急于采取行动。在拟定完整的现代化政治理论之前，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在完成了这套理论之后，就在这时，他发表了一篇谈话，这篇谈话与他1956年在"八大" 上所作的报告同样重要，均可看作是他个人的政治声明。这篇报告补充了他12月在中央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并提出了一些指导方针，这些方针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这些 方针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思想的精华，因而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邓小平是3月底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这篇谈话的。他首先回顾了逮捕"四人 帮"以后的形势，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基本上是好的，接着谈到了所面临的困 难。由于有这些困难，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很艰巨的。邓小平说，他想说的是思想 政治方面的问题。接着，他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 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 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 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接着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待的"，我们要同怀疑四项 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不论它是"极左"（例如林彪和"四人帮"）的还是右的：

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 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 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 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 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 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

邓小平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 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 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 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 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 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 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 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 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 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 家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

关于党的领导，邓强调没有党的领导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谁来 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 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 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 的领导的理由。我们的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 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 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 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在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那一段，邓小平划分了毛本人与他的思想，毛泽 东本人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差异： 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 中国人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获得全国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 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 毛泽东 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 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 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 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 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 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 斗争经验的结晶。⑧

邓小平这篇讲话后不久，中国当局取消了西单民主墙。

1991年8月中国最新出顺的党史书指出，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成为党 的核心领导人。但是，1979年春的时候，邓小平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并未取得这祥的地 位。

他当时之所以很快而准确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可能是因为他觉察到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 可能会借民主运动打击他。这不是说，他在那篇讲话中所表达的不是心里话，而是说他发表 这篇讲话的时机与讲话的核心内容受到了当时党内斗争的影响。

无论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反正1979年秋天，华国锋和"凡是"派陷入了守势，其最主 要的原因是华国锋提出的十年发展纲要在当时已被证明是空想。十年发展纲要规定，十年内 石油产量要增加四倍，钢产量增加二陪。然而，当时许多油田并没有勘探出来，而要实现钢 产量增加二倍，就必须进口大量炼钢设备，而当时的中国是负担不起这种进口的。由于增大 投资规模，特别是对重工业的投资，导致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农村的压力，农村要向城市提 供更多的粮食。当时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主持召开了为期三周的工作会议，决定 放弃这一计划，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历史因此再度重演。"大跃进" 失败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华国锋的"大跃进"失败后，接着出 现的也是几乎完全相同的补救策略，而且前后两次担任挽救任务的都是陈云。

邓小平把这次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他自己则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 四个现代化上。同陈云一样，邓小平也坚决认为华国锋的发展计划只能带来反效应。但他当 时的主要工作是利用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通过协商和施加压力，在当年9月的中央全会和 198O年3月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第二次会议结束后，华国锋在政 治局的四名主要支持者，包括汪东兴和吴德落选了，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他所领导的书记 处几乎全是邓小平信赖的人。

1980年，邓小平集中精力解决政府部门和华国锋本人的问题，他的策略是建议党内的 老同志，包括他本人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让较年轻的人来接替。华国锋对这一建议可能多少 有所抵抗，但即使如此，也很快就被否决了。决定政府高层人事任免的是政治局，而华国锋 此时已被孤立了。8月，他被迫辞去了总理的职务，从而失去了1976年所赢得的三项职务 中的第一项。

名义上，直到1981年6月，华国锋仍一直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但仅 仅是名义上的。在1980年11月和12月连续召开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受到了多次批评。 这些批评涉及原则。政策和公开行为等方面。最后，华国锋主动提出辞去党内职务。没有人 对此提出异议。胡耀邦、邓小平暂时接替华国锋的职务，直到中央委员会正式接受华的辞职 为止。不知为什么，中央全会七个月以后才召开。直到这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以及全世 界的人）才知道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已经被罢免。但华国锋的政治生涯还有一小段结束曲， 1982年9月以前，他一直任党的副主席。之后，他同三十七年前的王明、博古一样，只是 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了。他从公众的眼前消逝了，报纸上再也见不到他的名字了。

邓小平为什么会对华国锋采取这种态度呢？那小平是不是像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哈 里·哈丁博士所说的是背叛了华国锋呢？⑨或者，邓小平这样对待华国锋是应该的？

从表面上看，不赞成邓小平这样做的人认为，邓在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 国锋的信中都曾表示要全力主持华。这表明，他不会在华的领导下推行毛以前所批评的那些 政策。而赞成邓小平的人则认为，在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复出之前，他就已经明确表示。他无 法、也不愿意接受"两个凡是"。然而，在政治上，表面的东西并不能说明一切。

哈丁还说，邓小平是个有使命感的人，⑩他要拯救党和国家，消除那些曾给党和国家带 来巨大伤害的思想。当华国锋还是一个党的县级领导干部时，他就已经是党的总书记了。邓 的同辈和同事大多数认为，他是党和国家需要的领导人。如果不过分挑剔的话，应该承认， 同1957年斗争彭德怀以来党内所流行的斗争方式相比，

（应为1959年，此处作者有误。--译注）邓小平所采取的方式是温和的。他没有鼓 励新闻媒体对华个人进行攻击，而华国锋却在1976年允许在报纸上公开批评邓小平。邓小 平获得胜利后也没有要求华国锋像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刘少奇等人那样作自我批判。

在纠正过去的历史方面，1980年和1981年有几件主要的事情：为刘少奇平反，审判 "四人帮"，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文革"定性。

在党内外，刘少奇一直都不是一位特别受爱戴的领导人。虽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新 四军政委，但在60年代，很多党员认为他不够资格接替毛泽东任军委主席，有些人甚至怀 疑他能否胜任党的主席。人们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只是表示遗憾，而不像对待其 他受害者那样感到痛心。同为其他人平反相比，诸如同彭德怀、彭真的冤案相比，他的案子 很敏感。为二彭平反不用去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必直接去谴责毛发动"文革"的做 法。但是，刘少奇的地位很高，他是被当成"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的，因而为他平 反就没那么容易了。

邓小平想为刘少奇平反是因为他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准备面对全面评价毛泽 东的功与过所造成的后果，而且他也一定认识到，不为刘少奇平反，自己的复出与平反就不 彻底。直到1980年2月底，他才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了对刘 少奇的一切指控。同年5月为刘少奇举行了追悼会。被关押了十多年的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 又重新出现在公共场合。她是一位有知识、有魁力的女性，她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 到来，那将是一个丰富多采、不再充满恐惧的时代。

对"四人帮"、陈伯达以及林彪的支持者的审训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上的一个创 举。斯大林曾把他的政敌送上法庭，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曾跟着这样做过。但毛泽东 从来没有打算让法庭来审判"反党"、"反革命"分子。这或许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党的 地位远远高于国家。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很难像对待谋杀、抢劫犯那样，为反革命分子定罪。 邓小平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事实上，他要明确区分毛泽东所说的"犯错误"和"四人帮"、 林彪所犯的"罪行"之间的差别。

对"四人帮"的审判是1980年11月底到1981年1月底在公安部以前的办公地举行 的。事先就已经给十名罪犯定了罪，只是将最后的审判程序公开了。被告中只有江青试图为 自己辩护，张春桥一言不发，其他八名罪犯或俯首认罪，或把过错推给同伙。江青主要说的 是她只是按照毛的指示办事（她说"我是毛主席的狗"），现在审判她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和 她一样，也参与了对刘少奇的批斗，而且在"文革"期间，法律已失去了作用。她的表现引 起法庭内外的阵阵骚动，许多观看电视的人不得不承认她有点精神。然而，各种文件和口头 证词表明，"四人帮"的活动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江青本人对于了解她过去历史的人， 都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迫害。

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改判为无期徒刑）。其他罪犯也都被判了 很长的徒刑。陈伯达和林彪的一些支持者在80年代被释放，不过此后就不曾在公共场合露 过面。

历史决议完成得比较顺利，这个决议是由胡乔木主持的一个小组负责起草的，决议经过 了多次修改。邓小平和胡乔木等人至少讨论了九次，主要是讨论毛泽东作为革命领导人的功 与过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决议的最后定稿文字清晰易懂，用词极为谨慎。

决议的开头首先回顾了1921年至1979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中间部分论述了毛泽东的地 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特征：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 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干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 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 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 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 的集中概括。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非常明确："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 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没有否认毛泽东个 人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 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 要责任。《决议》还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决议》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悲剧人物，认为他是自己所犯错误的受害者，周恩来也是：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 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 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 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 无限悲痛。⑾

但是这一决议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党的其他领导人未能阻止毛泽 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它也没有提"大跃进"以后的饥荒。但是它至少取得了同 1945年党的历史决议一样的成功。它结束了党内对过去一些问题的争论，正确解释了一些 问题，为党今后的正常生活提供了依据。它没有令什么人感到不对劲，也没有什么人想要对 它进行修改。

注释：

①《问题与研究》，1983年第3期，第443页。

②《剑桥史》第15卷，第372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39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75页。

⑤同上书，第82页。

⑥《剑桥史》第15卷，第430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0－153页。

⑧同上书，第166－172页。

⑨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66页。

⑩同上书，第58页。

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邓小平传》14章 天安门

1984年10月1日，伴随着隆隆的鼓乐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在北京 举行。50年代，每年5月1日和10月1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从东 到西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沿用这一惯例，邓小平和他的亲密同事们，这天也在天安 门检阅了游行群众。游行共进行了三个小时。游行队伍前面是各个不同兵种组成的男女方 阵，最后是载有弹道导弹的卡车，中间是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队伍。队 伍有大有小，人们大多都围绕在造型生动的彩车周围，徐徐地经过广场。由二百多人组成的 军乐队奏响了国歌，紧接着是革命进行曲。广场上，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方阵里反复展示各 种图案，由图案构造显示出当时的一些口号。游行结束时，成千上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整个 游行进程十分规范，有条不紊，远远超过50年代的情景。那天的北京，天空晴朗。整个队 伍的秩序、色彩，与摄人心魄的声音相汇合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国外观光者们的心，给人 以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的印象。

像毛泽东当年一样，邓小平在游行开始前作了简短的讲话。随后，他打破了惯例，乘敞 篷汽车驶出天安门，检阅正在广场上等待的受阅部队。邓小平身着便装，向每一个小方阵举 手致意，部队中不断响起"首长好"的声音。刚度过八十岁生日才六个星期的邓小平，站在 缓行的设有扶手的汽车上约十五分钟。他的精力和气魄，与后来发生在这里的许多事一样， 令观光者终身难忘。

在讲话中，邓小平的语调充满了信心，或者说是必胜的信心。关于中国的情况，他讲 道： 三十五年前，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他宣告：我们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 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 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陆续实行下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 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 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 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谈到未来，邓小平坚定他说：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 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 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 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 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①邓小平高兴他讲到了同英国就香港问题谈判中所取 得的成绩。他说："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 "祖国迟早总是要和平统一的"。不过。他还提醒："现在国际局势严重恶化"，并号召中 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 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他还说，和平统一的政策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 在深入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坎"②。这最后一句，充分表现出了邓小平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 这比以前在任何场合中所讲的还要突出。

邓小平这种自信的心理是有道理的。1984年，粮食大面积地获得丰收，总产量超过四 亿吨，创历史的最高纪录。国内工业产值，超过197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零售价格在缓慢 上升，只是速度比70年代小一些。社会上无明显的政治麻烦，也没有任何不满情绪。尽管 邓小平也提出严峻的国际形势，但人们也并不担心中国会受到苏联或其他国家的袭击。两年 来，众多的海外评论和文章都指出，在世界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中国，已经是充满希望的 国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英协议的签订，深受海内外的普遍赞扬。邓小 平重申，中国主张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中国说话是算数的。这也是为了排除居住 在香港领土上五百多万居民对未来的疑虑而必须做的。

邓小平本人似乎也更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在游行过程中，当一队大学生经过天安门 时，他们突然打开了一条自制的标语，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大学生们以这种 朴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的感情和对邓的认可。这种事在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 过。许多人通过这件事会想到，如果学生们满意的话，那么，从社会总体来看，不可能会存 在不满情绪。

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盛况，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来讲，都是一个顶点。在这之后不到一 年的时间，社会上便出现了明显的麻烦的预兆。一些老干部开始对经济改革所造成的一些后 果，对作家、艺术家和出版社失去控制不满，再一次出现了学生游行。一系列的丑闻被公诸 于世，说高级干部中有大量的腐败行为。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过热现象。

对改革成果持否定态度的人批评说，不应该在农村废除国家统购制度，说由于统购制度 的废除，使许多农户从粮食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他们坚决反对缩小计划经济的范围， 并大胆地断言，社会主义需要把计划经济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些人对在自由的知识界中所表 现出来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方式及其价值持否定态度的现象表示不安。然而，对于众多的批 评，邓小平没有作直接的答复。但是，他在讲话中明确地表示，改革不会停止，更不可能倒 退。这说明，邓小平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他说："当然，在改革过程中， 难免同时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 难解决的。"③

在党的代表会议召开的同一个月，北京发生了学生游行事件。虽然规模不大，未扩散到 校园之外，但是，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明，学生们仍旧对政治感兴趣。自"文化大革命"以 来，一向平静的校园又开始不安了。学生们抱怨他们生活的环境和前途，说他们被迫在狭窄 不舒适的条件下学习和生活。并且说，按传统的分配方式，他们之中许多人毕业后要到收入 低，而且又不能发挥他们才能的地方去工作。他们还抱怨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的经济入 侵，也抱怨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以及他们大量的腐败行为。

腐败行为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弊病。1985年上半年，官方曾发表一篇社论，表示对这一 弊病的担忧。此文或许受到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论详细地披露了几个重大的典型案件。这 些典型案件大多发生在海南一带。海南属于广东的一个海岛，在那里，许多官员都参与了一 种倒卖外国进口产品的活动。他们将国家计划内的进口产品转卖给内地官员，然后由内地官 员再转卖给用户，从中牟取暴利。他们利用官方的外汇配给，获取大量的外汇收入。所涉及 的货币总量以及产品的数目十分巨大。1984年1月和1985年5月之间进口汽车的总数为九 万辆，摩托车十二万辆，电视机近三百万台，立体收音机二十五万台，总价值约六亿美元。 最后，这些进口物品的绝大多数都流入了内地。在党的上层机构中发现了这类丑闻，对特区 经济的概念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令老百姓不满的是政府对涉及这类案件的领导 人的惩罚并不那么严厉，最多只不过是降级而已。

1985年底，通货膨胀冲击着城市居民的心。以致时刻谈论着这个问题，甚至超过了腐 败问题。由于1984年农产品收购制度的重大调整，使1985年城市商品零售价格迅速上涨。 官方最终公布的零售价格的通货膨胀率为9％。但是实际的商品价格，包括肉类和蔬菜的上 涨比率比官方公布的高得多。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当时是一个政治问题。有些国内外学者建 议，宜采用固定价格制来扭(按原文译出。--译注)转和节制国内经济运作。

1986年的政治麻烦就更多了。胡耀邦及其党内领导层中的支持者发起了加速经济改革 和全面开放的运动，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要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胡耀邦加速 经济改革。以及在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加速改革以胡的失宠而告 终，他在这一年来的讲话也未被编人官方的文献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逐渐清楚 了。在一段时间内，胡主张在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对于这一点，在邓小平所提 拔的人选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持有这种特殊的见解。

1986年年初起，中央就开始讨论起草一份对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决议，胡就力争要使这 一决议在语调上呈现出自由的味道。然而，9月份通过的文件却是一个放开和限制条文都有 的混合物。它使读者不明白，究竟要放多大的程度。是否可以宣传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 来又就中国发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刊杂志上，党内有人讨 论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是否可以很好地应用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上来，并认为，那些认为西 方科技的引入会影响国家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还提出，应该清楚地划分艺术 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界限，让艺术走自己独立的道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两位作家刘宾雁 和王若望（他们曾经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这时主张，文学和 艺术对真实生活的描绘与从苏联引进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原则无关。

当时。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文学家方励之，在政治上作出了大胆的反 应。他开始给大学生们灌输人权思想。他的讲话被制作成录音带，在各大学轮回播放。他认 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权利。政治权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不是 相反。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邓小平对这类言论采取了两种反应。一方面，他反复强调1985年以来所实行的路线， 反复强调对中国政始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次才是左 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 他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 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 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 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 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 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 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 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④另一方面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谈 话，他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很少涉及民主与法律问题。1986年6月，在一次正式的 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他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他说，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 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法律范国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要善于领 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 弱党的领导。11月，他设计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11月初，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 曾根康弘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 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 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经过整个夏秋之间的思 考之后，他强调，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9月，他在 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明确表示不考虑西方的模式。他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 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有关邓小平对坚持改革和反对自由化问题的观点、论述，官方始终未作更多的公开报 道。这一点使人十分不解。其后果，至少有一部分人会产生这祥的印象：不管党中央对思想 和文化的决议怎么说，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中，是要放松党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不少人 认为或希望，党已不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1983年－1984年冬，反"精神污染"的迅速 搁浅说明那些老革命宣传家已是一股失去效能的政治力量。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大学生们再一次活动起来。先是合肥方励之的那个大学爆发了示 威游行，很快，上海、北京和其他地方有二十所大学响应。他们大多数的要求与他们自身的 利益有关。但也有很多的要求与政治有关。他们表示强烈不满的是，他们用民主选举的方式 产生的学生代表，在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时，受到上级的歧视，并遭拒绝。很快，许多学 生开始用大字报的方式（现在是不合法的），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并在大字报和小字报中 揭露了官方对国民所采用的民主选举生活的敌意，认为这一做法是有违真正民主的。

一开始邓小平对这次学生游行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三个星期以后，12月30日，邓小平 才作出了明确的表示，他不赞成学生游行。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 格执行关于游行示威的新规定，并主张将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出党（"他们狂妄到 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邓小平再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 出了批判。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 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 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 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 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⑤

在公共场合中，游行被禁止了。游行者走到哪里就被警察围住，只要他们一发表演讲， 就会将他们送回校园。1987年1月初，学生们放弃了他们煽动性的活动，没有达到任何目 的。到头来他们的一些头头被逮辅审问或处罚。凡是上街参与游行的学生都留下了心灵的痛 苦。方、刘、王被按正常方式开除了党籍。方励之离开了合肥，调到北京天文台一个技术部 门工作。

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次游行的结果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领导人批 评他对这次事件没有采取得力的措施。胡被迫作了自我检查，在1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扩大 会议上，主动要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胡的讲话原文未泄露，但其他文件上透露，他承认 自己犯了一系列的，而且是自我主张的错误。会议同意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此 后，胡在公众场合中消失了，停止了与外国人的接触。根据1989年的传闻，他从中南海的 办公住地搬到外面的一座四合院去了。在那里，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晚清史。或许 是邓小平的示意，也可能是邓的支持，赵紫阳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代替了胡耀邦的职位。

胡耀邦的下台，打乱了邓小平在他之后的有关人事安排。自从1982年9月，中国共产 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人士普遍认为胡耀邦将一直担任总书记职务，而邓小平和其 他一些元老派将逐渐减少政治活动。现在邓小平必须再物色一个新的接班人，然而，完全合 适的人选并不多，老的太老，年轻的，像赵紫阳，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经验尚嫌不足，况且他 曾经与胡耀邦一起工作过，很可能得不到老一辈领导人的信任。李鹏，作为副总理，不到六 十岁，政绩虽然优秀，但缺少在党内工作的资历。

邓小平经常从各种角度对外国访问者谈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以及每一个改革目 标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谈话的语调是坚定的，充满信心的，他没有任何智力减退的迹 象，相反，在思想理论方面，他又实现了新的突破，这是过去几年当中少有的。八十二岁高 龄的邓小平，在来访者面前怡然自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主要的思想是改革不能退缩，不能滑坡。他认为，政治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 给经济改革扫清道路；经济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加速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生产力之 所以必要，是为了根除贫困，这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在阐述这一思想时，邓小平没有忘记抨 击资本主义。1987年4月，他在接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人格拉时讲道：一旦中国全盘西 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 问题。如果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到时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⑥。

邓小平阐述了他的关于西方民主的观点，他的主要论点是，如果中国采用了西方式的民 主，那么，中国将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过激的政治运动，他不是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 析，说什么如果采用西方式的民在，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专政"。他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 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的谈话中就充分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说：

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 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 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 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⑦

1987年10月底党的十三大的召开是党内的一件大事，此前，邓小平就决定不再担任中 央委员会的工作。因此，候选人名单上没有邓小乎，也没有许多老革命，包括陈云、彭真在 内。由于不再是中央委员，所以邓小平也就失去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候选人的资格，但是， 他再次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许多传闻说，邓小平自己是要离开一切工作岗位，但受到许多 人的挽留（按党章规定，军委主席至少是中央副主席，因此，中央委员会特别修改了这一规 定，使得邓小平有可能担任这一职务）。在这些事情的背后的原因是，军委中的老一辈军人 不欢迎没有军事背景的人作为他们的主席，而邓本人又不愿意让军方人士担任这个职务。

陈云、薄一波、杨尚昆三个老干部同样获得了重要的职务。陈云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 任，薄一波为副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所担任的这一职务是新设的，从 而使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成为可能，这是邓小平坚持这祥做的。

根据政治局常委的建议，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虽然邓小平已离开 了中央委员会，但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没有改变。早在1987年，中国官方一再 向外国人表示，邓小平仍旧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一点在会后官方发表的邓小平简历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988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精神污染再也不是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了。在党和政府 秘密会议上以及一般社会大众所经常谈到的话题是通货膨胀。原料和消费品的价格仍在继续 上涨。3月，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报告中承认这个问题十分严 重。他说，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物价上涨过多，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 一定影响，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他指出，要继续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 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同时也提到增加供给，抑制需求。他宣布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 价。但他没有宣布当时通胀率是多少，不过，大家都很清楚，一些主要商品的通胀率已经超 过了20％。

物价改革的结果，使得物价猛涨，人们纷纷抢购物品，以免价格上涨得太快，供应商则 囤积商品，等放开价格后再卖高价。老百姓要买，供应商不卖，越是如此，情况越紧张。到 1988年夏未，恐慌的采购成了上海和许多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银行开始出现挤兑存款 的现象。

党和政府采取了两个步骤来解决出现的问题。8月，政治局决定，虽然价格继续实行放 开，但政府财政和金融必须紧缩。9月，中央委员会将价格改革暂时冷却下来，而把治理经 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作为1989年至1990年的主要工作。邓小平在这些进程中起什么样的 作用，至今还不十分清楚。

1989年，发生在中国大城市的一场运动震撼着国内外。4月15日，一件预想不到的事 发生了。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给人们制造了发 泄自我情绪的机会，于是一场运动突然发生了。

4月15日晚，北京大学内学生们开始扎花园，校园的墙上或树上贴上了大字报。第二 天晚上其他大学也被发动起来。4月17日，星期一，几百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 场，将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

胡耀邦的葬礼在去世一周后举行。4月22日，大多数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在人 民大会堂参加了葬礼，赵紫阳致悼词，悼词中高度地赞扬了胡耀邦的功绩，未提及他的任何 缺点、错误以及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大会堂外，聚集了近十万名学生，坐着或站着，每当 参加葬礼的官员出现或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呼口号，不过其余时间则很安静。这些学生都是 在前一天晚上排着整齐的队伍抵达广场的。他们从治丧办公室得到一份保证：只要他们在追 悼大会进行期间留在广场内，就不会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未获准进入人民大会堂瞻仰 胡的遗容。

邓小平可能花了好几天时间思考这次学生运动。4月25日，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 些观点便成了官方对学生运动态度的基础。当天晚上，李鹏、杨尚昆拜访了邓小平，并报告 了前一天晚上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这次会议是在秘密的气氛下召开的，赵紫阳当时不在北 京，正在对朝鲜进行访问，因此会议由李鹏主持。听了李鹏的汇报后，邓小平说他同意会议 的决定，并继续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次运动不是一般的学生闹事，这是企图制造混乱，以 此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社论中引用了一些邓小平的原话，并反复强 调，如果允许一小撮人继续利用广大群众对胡耀邦逝世借题发挥，中国将陷入混乱，那么人 民的利益将遭受损失。

但是政府没有料到，5月15日－18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时情况恐怕会更糟。计划中 的正常程序，包括在天安门举行欢迎仪式也被迫取消。戈尔巴乔夫不是在挂满彩旗繁华而和 平的大街上驱车前进，而是在重兵的保护之下，穿过友好，但明显是官方失控的人群。广场 上，戈尔巴乔夫的像代替了胡耀邦的肖像，一大群学生挥舞着旗帜，欢迎这一位改革的发起 人，并且质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后来邓小平两次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一次在人民大 会堂，另一次在欢迎宴会上。对话进行得十分顺利。但双方一定对当时的混乱情况表示遗 憾。邓一定为无法给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好的条件表示抱歉。但令邓小平特别难堪的应该是世 界的新闻媒介的代表，包括数百名新闻记者和几十名摄影记者，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大会堂外 的对政治表达不满的那支队伍，他们先是把镜头对准人民大会堂石梯，然后才是大会堂内， 吸引记者们的是游行队伍的标语，而不是他与戈尔巴乔夫极具重大意义的握手。

5月上旬，运动在扩大，火药味更浓。学生们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协会，开始印刷小报。 5月13日在天安门开始进行绝食。5月19日晨4点，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会见游行绝食的 学生。赵告诉学生，他来晚了，希望原谅。他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按官方文件的报道，他拒绝参加党政军干部大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李鹏宣布了戒严令。文 件说赵紫阳把他与党的分歧公开化。

由李鹏签字的国务院命令颁发了，全城实施戒严。5月20日，宣布了三条禁令：禁止 游行或聚众罢课；命令部队和其他安全部门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采用"任何有力的手段"；禁 止所有中外记者在没有官方许可条件下在军事管制地方进行拍照或采访。很清楚，党和政府 准备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生在家长的劝说下离开了广场，另外还有许多知识分 子，他们害怕这样下去会导致党内改革派遭受挫败，请求学生们离开，于是学生中出现了分 歧。

6月3日－4日晚，大规模部队最后进入北京。

6月9日，邓小平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是自戈尔巴乔夫来京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电视 新闻报道说，他在戒严部队指挥部向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戒严部队已经占领了首都的 重要建筑和主要路口。

邓小平首先对那些在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对受伤的官 兵们表示慰问，他提议在场的每个人起立为死难烈士默哀表示沉痛的哀悼。

在这次接见中，邓小平还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 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是邓小平的 新语调。他实际的思想是，好的领导总是能够预测政治困难，并能事先加以处理。

邓小平特别强调年轻士兵完成了他们之职责这一点。他说，他们没有忘记人民、党的教 导和国家的利益，他们面对死亡毫不含糊。表现了军队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他同时 又表示他敌视那些蔑视党的年轻人。他说："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 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以后邓小平讲的全是有关政治和经济的战略问题。他好像在工作会议上给一群老百姓讲 话，而不是面对一群严阵以待的军人。他回顾了1978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史，他提出和回答 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把问题引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否正 确的问题上来。他以极具预见性的口气肯定他说，这一战略一定要，而且也应该要坚持。

邓小平谈话的第二部分没有吸引外国人的注意，但这一部分谈话却表明他仍在使用敏锐 的政治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时刻提防可能会出现的两种危机，一是他的同事中有人可能会把 学生运动归罪于改革政策；另一个是赵紫阳的失势，使这一战略容易受到他人的攻击。然 而，邓小平的政治方法并没有改变，他仍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但当时全世界人都不知道 他的这一谈话竟暗含着这么多的玄机。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9－70页。

②同上书，第70页。

③同上书，第142页。

④同上书，第181页。

⑤同上书，第196页。

⑥同上书，第229页。

⑦同上书，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