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第02章 初渡瀛洲

四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六日，郭开贞到达天津。一路上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轮船、乘火车，饱览垒垒高山、漠漠平林、滚滚长江、滔滔黄河的风光，似乎不无新奇之感，但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却是北国的萧条和凄凉。大概时令的交冬更助长了青年人的伤感吧，耳闻火车"呜--呜--"的鸣叫声，他觉得这是黑色巨龙"驮着满载的骷髅在铁轨上痛哭"，好象是一曲古代文化摇篮的葬歌。由于当时尚未存心学医，同时去军医学校参加复试后又感到不满，所以他没有等到揭晓，就往北京投奔正在做川边经略使驻京代表的长兄去了。北京之行，成了郭开贞"一生的第二个转扭点"①，因为在这里，由大哥橙坞决定托友人张次瑜带他去日本留学。"久欲奋飞万里游，茫茫大愿总难售。"②他未曾料到如此好事竟成于一旦，真是喜出望外。

①《学生时代·我的学生时代》 ②《寄先夫愚》，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郭沫若少年诗稿》。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在昏暗的北京站月台上，开贞深情地望着大哥黯然失色的脸，彼此相对无言，他心里在暗暗发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再和大哥见面。"

列车沿着京奉铁路穿过山海关，开贞目睹盘绕万山的高峻城垒，想起明末经略使诸公坚守关隘的英雄气概，实在叹服古人志节和才力之伟大。而今"天下第一关"关门大开，帝国主义强盗随时都有可能闯进来，怎不叫人担忧和心寒？到了奉天（今沈阳），他们改搭安奉铁路的日本火车，一下子更好象跨入另一个国度，因为安奉铁路沿线广阔的土地早已"租借"给日本，一切全由人家摆布。车过安东（今丹东），向这不是国境的"国境"告别，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愿我学归来，仍见国旗鲜。"①可是祖国的命运、个人的前途，倒好象安奉铁路上的两股轨道，是通向苦难的深渊，还是驰往幸福的彼岸呢？开贞陷入了沉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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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代友人答舅氏劝阻留学之作》，见《郭沫若少年诗稿》。

从朝鲜渡海登临瀛洲，已是一九一四年初。开贞对这块陌生的国土，处处感到新奇和狐疑。在码头上，他曾误把满街的木屐声当作杂沓的马蹄声，想来不禁失笑。他暂时寄居于东京郊区小石川大冢，一面入神田日本语学校补习日语，一面突击基础科学知识，全身心都扑在学业上的郭开贞，青春的活力有了发挥的正当场所，因此连往昔苦闷期间引以为友的烟酒都戒绝了，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二日，他在给父母亲的信中说：

不苦不勤，不能成业。男前在国中，毫未尝尝辛苦，致怠惰成性，几有不可救药之概；男自今以后，当痛自刷新，力求实际学业成就，虽苦犹甘，所矢志盟心日夕自励者也。①

功夫毕竟不负有心人，经过五个月的勤苦学习，郭开贞在日本语学校顺利结业，并于七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预备班，名列第七。凭他的天资和努力，在我国留日学生中创造了一个神速考取官费的奇迹。那时的留日学生，规定必须先入高等学校读一年预科，再读三年本科，然后才能升入大学。至于此时开贞之所以"立志学医，无复他顾"，那是因为他意识到"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②，将来学成归国，"做一个跑道医生，背着药囊，走遍全国的乡村，专门替贫苦的人们作义务的治疗"③，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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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樱花书简》第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
②《樱花书简》第33页。
③《沸羹集·赞天地之化育》

有了官费，欣喜之余，便与同乡、高年级学生吴鹿苹等人相约，同往房州海岸避暑。房州的镜浦常常风平浪静，开贞畅游于异国的海水中，每每觉得仿佛在家乡的茶溪里凫水。有时独自一人赤身裸体躺在沙滩上，一边静听细诉大海身世的潮声，一边观赏对岸从云端里探出头来的富士山，免不了由它的秀姿联想到峨眉山的倩影。他被大海迷住了，只要一看见海水的跃动，激情就会波逐浪涌。其实这时他还不怎么会游泳，可是他一点也不惧怕大海，大海的波涛在他看来就象母亲的胸膛，因此居然有一天，他一个人向大海深处游去，差点儿淹死，幸亏被一位好心的日本人救上岸来，并送回寓所。他似乎深信"母亲"绝不会淹死她的儿子，不过他心里仍然十分感谢那位救他的日本人。想想自己来到这个岛国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是碰到的象这样对中国留学生表示友好的日本人并不少。当然，也有一些异样的日本人，他们不无恶意地叫中国留学生为"支那人"，当他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说"那"字的时候又要存心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听起来真令人反感。

海边生活煞是新鲜、舒畅，然而也更容易牵动情思，生发遐想。清晨在海滨散步，有时会从远方朦胧的海雾中发现一座座黑色的山头，这就是夜来停泊的军舰。而此时此地在开贞的眼中，房州海岸却与渤海湾复合了，他好象又看到了日本陈兵祖国东大门的情景，胸中迸发的爱国反日情绪忽而凝结为如下的诗篇：

飞来何处峰海上布艨艟
地形同渤海心事系辽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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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自然底追怀》，1934年3月4日《时事新报·星期学灯》第70期。

为了集中精力准备"习一技，长一艺"，藉以"报效国家"①，开贞不得不暂时遏制着如潮水般涌出的诗情。他觉得一切必须有利于当前的学习。鉴于大冢离校太远，他特地与吴鹿苹等人在本乡区真砂町合租了一间房子，集体开伙，生活极为简朴。在一高医科预备班，他仍把重点放在攻读日语上，同时对于其他各科亦不偏废，因此不但很快就能用日语会话和作文，而且连向来感到棘手的数学，这时也已冠于全班之首。同学们称赞他聪颖好学，戏呼之为"郭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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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樱花书简》第97页。

"大头大头，落雨不愁，"入冬以后，每当同学们在教室里围炉谈天之际，总有人喜欢摸摸他的头顶跟他开玩笑。其实开贞何尝不愁，东京郊区的冬天并不好过，天寒雨多风沙猛，冻得他把已小缩得不能扣结的卫生衣都绷上了身。不过这还好熬，最难受的是听见那些"水旱灾异频繁"、"袁世凯加紧复活帝制"、"中日交涉险恶"之类的新闻。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1859-1916）复辟帝制为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为了强迫北洋军阀政府无条件接受条款，五月七日日本竟然下了最后通牒，限于二十四小时内答复。

"祖国危亡，至堪悬念"，郭开贞闻讯后热血沸腾，义愤填膺，觉得国家积弱到这等地步，还有什么脸面在这个欺侮"母亲"的国度里读书，随即决定与同寓友人吴鹿苹等连夜回国抗议。行前折卖了书籍以及锅碗等用具，甚至还作好了参军的准备，只要中、日一宣战，他将立即投笔从戎。为此，愤然写下了一首七律：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①

然而待他们抵达上海，获悉袁世凯已经屈从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开贞一方面感到"国家之损失实属不少"，另一方面又觉得"至是数百年积弱之敝有致"，"欲归罪政府，思图破坏，殊属尖当"②。对时局存在的糊涂观念，对祖国命运的无穷忧虑，就象那又咸又涩的泪水浸渍着他心头的创伤：愿为"母亲"抛洒热血的孩儿，在祖国看到的却是一张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面孔，他仿佛感到了被"母亲"拒之于门外的浪子的悲哀。独踽在上海街头的他，一时不知何去何从，最后还是于同月十一日重又返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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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创造十年》。
②《樱花书简》第65页。

国内如此多灾多难，欧战又正烽火连天，开贞惴惴不安，时在家书中谈及此事，还特意将此间新闻杂志所载时事插图寄归父母亲浏览，并希望在乡邻间广为传阅，以开通风气。连开贞自己也没有想到，返回东京后竟又如此思念家国，海外游子的心情，他算是体验够了。

一九一五年七月，郭开贞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预备班毕业，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该校第二部学工的成仿吾（名灏，1897-1984）初次相识。两人都"抱着富国强兵的志向，幻想科学救国"，"又都有着对文学的狂热"，这些共同的志趣使得他们一见如故，便相携"住在一起，一块到六高上学，一块登操山，一块到旭川划船，还一块儿游了日本四国的栗林园和濑户内海"，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①仿吾为人真挚朴讷，颇得沫若好评。平日他俩常于课余去学校附近的后乐园散步，每当看到园中翩翩起舞的丹顶鹤，总要伫步细细观看，喜不自禁。走累了就躺在草坪上聊天，少不了谈论中、日关系问题。在开贞看来，日本不久一定会对中国发动战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几度对仿吾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只能通过战争解决。"他很讨厌学校向学生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断然拒绝参加军事训练。②

"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开贞知道，既然踏上了学医的道路，就得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坚定不移地往前走，为此他特地抄录了曾子的这段话，并取字"毅夫"以自勉。③不幸的是，由于为国事愁肠盘结，学习上又急躁冒进，以致忧劳成疾，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头昏脑胀，心悸胸痛，少睡眠多噩梦，记忆力几乎丧失，真是苦不堪言，"因此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④，"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⑤，结果是王阳明拯救了他。在东京的一爿旧书店里，他偶然买到了一部《王文成公全集》，知道王阳明是讲究"静坐"功夫的，于是萌起了静坐的念头，立即上街买回一本《冈田式静坐法》，由此入门，每天早晚坚持静坐半小时，同时每天翻阅《王文成公全集》十页，不到两周时间，开贞的身体就渐渐复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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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成仿吾：《怀念郭沫若》，1982年11月24日《文汇报》。
②黑田寿男：《六高时代和郭先生》，见日本雄浑社版《郭沫若选集》第1卷。
③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同学录》，见1916年6月《中华留日大高同学会报》第2号。
④《文艺论集·王阳明礼赞》 ⑤《文艺论集·太戈儿来华的我见》

读王阳明的书，还使开贞在思想上受到了这位古代哲人的熏陶。他把王阳明的"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与庄子的"恬淡无为而无不为"和泰戈尔的"梵我如一"观熔于一炉，进行玄而又玄的探讨，从而"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①他时常问自己："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他那颗被对国事的忧虑、客居异邦的孤寂以及失意婚姻的苦恼所齿啮的心，似乎一时得到了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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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论集·王阳明礼赞》

郭开贞在孤寂和痛苦中对王阳明、庄子等人生发出来的顶礼膜拜，"差一步便可以跨过疯狂的门阈"，幸好在他即将迈开这一步时，爱神突如其来为他治愈了伤痛得近乎癫狂的心灵。一九一六年八月初，郭开贞往圣路加病院为一位刚去世的朋友料理后事，与佐藤富子（生于1894年10月3日）邂逅相遇。佐藤富子出身于日本仙台藩士族（旧时武士的子孙），父亲是位牧师。她的祖先早在五六百年前就和中国有来往，祖父、父亲都到过中国，家中一直珍藏着中国的古书，因此她从小就喜欢中国。她在仙台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尚絅女校毕业后，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不顾父母的反对，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当看护妇，想学习产科。她是那样富有同情心，听说开贞的友人死了，顿时流了许多眼泪，并说了不少安慰他的话。他望着她娴淑的身姿，那多情的话语顷刻间化成了一股股暖流，流遍了他的全身。分手后，冈山--东京虽然相隔千里，但对这一对恋人来说，空间的距离似乎并不存在，自有飞鸿为他们编织情网，一周之中两人要通三、四封信。他为她另取了一个名字，叫安娜。①"安娜啊，安娜！"郭开贞不止一次满怀激情地呼唤着这个最亲爱的名字，他坚信自己的心声必能穿越遥远的路途，激起她情海中不平静的涟漪。那白净净、圆端端的脸庞呵，象圣母玛利亚一样，眉宇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洁光，就好比一轮光华四射的明月，升起在他的心房。想象中的亲昵和温存，更加速他心儿的颤动。抚摸着称他为"哥哥"的来信，他一次又一次地吮吸着爱情的圣水，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芳香的字迹。他的心时而弥漫着阴霾，如咆哮的海水掀起狂澜，想整个地吞噬那迎风飘来的小舟；时而又撒满了阳光，象干涸的池鱼，在姑娘的泪泉中获得了新生。他越来越感到在今后风风雨雨的旅程中，唯有这一对丰腴的肩膀能帮他挑起人生的重担。想到这里，不知什么时候读过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大路之歌》中的诗行，又迴响在他的心头：

我给你我的手，
我给你我的爱--它比金钱更珍贵，
我给你我的整个身心--在神明与法律面前。
你愿否给我你的整个身心？
你愿否与我携手同行？
你愿否与我终生相爱，永矢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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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和夫1986年1月7日复笔者信，其中说："安娜名字据母亲说父亲给取的。"

终于在这一年的十二月，郭开贞专程去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多年来他"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从此得到了"补置"。①然而也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与他一度断绝书信往来。开贞虽曾屡次想与张琼华离婚，但总怕伤了父母的心，同时又担心那不幸的女子会自杀，于是只得一面写信恳求父母饶恕，一面驰函张氏希望她能理解他的心："我们都是旧礼制的牺牲者，我丝毫不怨望你，请你也不要怨望我罢！可怜你只能在我家中作一世的客，我也不能解救你。"直到次年安娜生了个男孩，开贞的父母这才宽恕了他。这桩婚事也没有征得佐藤家的同意，结果安娜因此受了"破门"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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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叶集》第42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9月版。

五

日本的高等学校，实为大学预科，注重于外语学习。郭开贞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三年期间，外语课所占比重最大。由于日本的医学是德国系统，因此学校规定第一外语为德语，第二外语为英语，此外还有拉丁文。日本人教外语注重读，当学生略通语音和语法之后，便拿很高级的文字来做读物：学德文时，主要就是读歌德的作品；学英文时，又常读泰戈尔诗歌的英译本。这种教授法，对开贞发生了一个与目的相反的影响，即把他决心抛弃的对文艺的热情重又煽动了起来。

开贞初到日本的那年，曾偶从同寓的一位高年级同学所读的英语课外读物中，第一次见到泰戈尔这个名字。次年，他好不容易买到了英译本《新月集》。这本充满童稚的想象和纯真的感情的诗集，一下子就把他迷住了，他尽情地感受着泰戈尔诗作的清新而恬淡的风味，觉得这与他向来所读过的英国诗不同，与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也大相径庭。他实在爱不释手，一边读着一边居然用中文转译了若干首，《婴儿的世界》就是其中之一：

我愿意我能在我婴儿自身所有的世界中心得占一隅清静的地位。
我知道那儿有和他说话的群星，有俯就他的面庞把些柔云和虹霓来安慰他的天宇。
那些使人相信是不能言说，好象是不能动颤的东西，都匍匐着走来窗前说话，并捧着满盘的明媚的玩具。
我愿意我能走上那横过婴儿心中的道路，而能脱去一切羁绊；
那儿有多数使者漫无目的在无稽的国王们的王国间传递着消息；
那儿"理智"以其律令为风筝而飞散，而"真理"使"事实"得从其桎梏解脱。①

泰戈尔把郭开贞从他所怀疑的贪婪、罪恶的世界，带到了神奇、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一切自然现象于此都成为有生命、有人格的个体，而且其本身蕴含着赤条条的真理，犹如才生下地来的婴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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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文艺论集·儿童文学之管见》。

一九一六年泰戈尔访日，使正在此邦流行的泰戈尔热达到了炽热化的程度。就在这年的秋天，开贞在冈山图书馆里寻出了《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之王》、《加皮尔百吟》等书，好象探得了生命的泉水一样，他兴奋极了。每天午后学校一下课，他便跑来坐在幽暗的阅览室里，面壁捧书默诵，感受着欣赏诗美的欢悦，时而流着激动的眼泪，时而似有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他的身体内外，使他享受着涅槃的快乐。直到万家灯火通明，他才慢慢踱回自己的寓所去，一路上还在细细咀嚼、回味着《吉檀迦利》中的诗句："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诗歌。"在泰戈尔诗句的感召下，开贞的诗情似潮水般涌出，流向了笔端："月儿呀！你好象把镀金的镰刀。你把这海上的松树斫倒了，哦，我也被你斫倒了！"《死的诱惑》、《新月》、《白云》、《Uenus》、《别离》以及"牧羊歌"等，便是通过诗人的心灵而流涌出来的痛苦，爱与欲。

既与泰戈尔结下不解之缘，又喜欢歌德和庄子，于是本来有些泛神论倾向的郭开贞，必然与有这种倾向的印度古诗人加皮尔，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也产生思想共鸣。他在《三个泛神论者》一诗中，明确表示自己之所以爱庄子、斯宾诺莎和加皮尔，就是因为爱他们的泛神论。所谓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①。他借助于泛神论扩充了自己形象思维的能力和领域，以丰富创作的幻想，把宇宙全体作为对象，把思想化为形象，这与他的浪漫主义创作主张是完全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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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论集·〈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

然而精神上的渴慕终究代替不了物质方面的需求。郭开贞与安娜同居后，曾送她去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读书，可是不久即因怀孕而辍学回家。眼看孩子快要出世，一个人的官费怎够养活一家三口？为生计所迫，开贞便向精神上的导师泰戈尔寻求物质的帮助：他从泰戈尔诗集中选译了若干首，采用汉英对照，并加注释，结集成一部《泰戈尔诗选》，先后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不料均遭拒绝。他与泰戈尔的精神的联络受到这番打击，从此便疏远甚至决裂了。

当长子和生呱呱落地的时候，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尚未绝耳。随着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创，郭开贞对新社会的憧憬似乎是明朗了些，产生了想进一步探求的愿望，因而也更增添了对旧社会的不满。他思念家国，忧心忡忡，深夜常在梦中哭醒，口中还念念有词：

今我天之涯，泪落无分晓。
魂散魄空存，苦身死未早。
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
有家归未得，亲病年已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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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夜哭》，见《三叶集》。

开贞爱自己的祖国爱得这样痛苦，遥望俄罗斯人的家乡已经改换了从前的故步，却总不见自家故里的面貌有新的起色。他在窃国大盗袁世凯死后，曾对扑灭张勋复辟的段祺瑞（1865-1936）寄予希望，可是段氏继承的仍是袁氏的衣钵。一九一八年五月，这个国务总理竟与日本内阁签订了陆、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拱手让日本军队大批进入我国东北境内；同时频频向日本乞求借款，不惜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如此丧权辱国之行径，中国留日学生忍无可忍，立即相率全体罢课，两周后又选派代表回北京、上海从事请愿和宣传，排日情绪极为高涨。郭开贞当然也参加了罢课，然而由于妻子是日本人，竟引起一些留学生的误解，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凡是有日本籍妻子的人都是汉奸，理当受到警告甚至勒令离婚。一时间有不少夫妇因此被拆散了，而开贞颇不以为然，他既伤心又气愤，觉得自己"生来本没有做英雄的资格，没有吴起那样杀妻求将的本领"，决不愿违心地将自己的爱情做那些人口舌的牺牲品，他坚信爱国的资格是谁也剥夺不了的。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郭开贞由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升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八月初，他抱着和生，与安娜一同向他们住过的小屋告别，遥望往日常去登临的操山，常去划船的旭川，以及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的后乐园，他的眼睛由湿润而模糊了，是和儿的啼哭声催促他迈开了脚步。这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不仅仅是丈夫，而且已经是父亲了，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需要肩负更沉重的担子。

九州大学在福冈县，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国立大学之一，地处九州岛北端的博多湾海岸。由于有一条狭长的海中道与外海相间隔，博多湾就象一个平明如镜的大湖。这儿气候温和，景色宜人，散发着南国的氤氲。开贞挈妇将雏来到此地，主要不是贪慕这里的风光，而是别有原因的。据说这里是元兵东征日本的大战场：六百三十九年前元军第二次征倭，遇着飓风，泊舟博多湾，致使全师十万余人、四千只楼船一夜之间覆没。开贞"便是因为有元时战迹而选入九大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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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沸羹集·追怀博多》

一家人初到博多湾海岸，就看见一群小学生围着一个教习，手舞足蹈，指天划地的在这沙岸上讲演，讲的正是当年元军覆没的事，引起开贞无限的敌忾。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饱受了旅馆掌柜和下女的奚落，费了半天工夫，才在大学对面一爿当铺里，租到了储藏室楼上一间纵横不过两丈宽的屋子，泥墙土壁，人立起来可以抵着望板，而且离厕所太近，时有粪臭扑鼻。好歹也只得安下家来，室内除了几件简陋的家具，四周以至席上、桌角都堆满了书。开贞在这里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只有一件事是最方便的，那就是每当缴不起杂费或揭不开锅的时候，可以咬着牙马上把自己的参考书送到楼下的当铺去。安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让丈夫能安心学习，她包揽了全部家务，并且节衣缩食。不久，已入东京帝国大学深造的成仿吾，陪着同乡陈氏父子来福冈医治眼疾，特邀开贞全家搬至箱崎神社附近与他们同住，请安娜管理家政，可免去全部房金。经济拮据的开贞夫妇当然非常乐意，安娜竟至泪花闪闪。

大学医科的课程设置十分严谨，头两年是基础课，诸如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医化学、病理学、心理学、药物学、细菌学、精神病理学等，必须通盘学习，循序渐进，不能躐等，也不能中断。学习这些课的确很紧张，不过也很有趣，无论观察显微镜，抑或医化学实习，开贞都觉得这差不多等于在变戏法，实在是一些很好玩的事。

天气转冷了，人体解剖开始。开贞早就跃跃欲试，而今一周有三个下午呆在解剖室里，四个月内每人需轮解八具尸体，人体的秘密从此在眼前和手底得以揭示，其兴奋和快乐真是难以形容的。八个人围坐在锌板制成的长条桌的四周，象吃西餐一样，桌上的尸体在刀、剪、钳子和锯子的穿梭往来中被肢解，然后各自抱着分工的部分细加剖析。供解剖实习用的尸体都是从刑务所运来的，不是处死就是病死的犯人。大凡日本人，当时都有文身的习俗，所以这些尸首全身往往也文有红蓝相间的人物画，而且画得异常工整。在这样奇怪的氛围中，开贞的创作欲又活动起来了，仿佛看到面前的这具男性尸体，胸部的文身是一个裸体女人像，旁边还有"滨田爱子"四个字他不知不觉沉浸在想象之中："啊，这不是斋藤寅吉的尸首吗！"与"我"一起解剖的一位日本同学突然惊叫了一声，接着这位同学便跟"我"说了一段盗尸的故事：名门闺秀滨田爱子洗海水澡时不幸淹死，尸体打捞上海岸已是黄昏时分，需待翌日黎明才能请来警官检验。谁知第二天尸首却失踪了，经过多方侦探，警察终于发现渔师斋藤寅吉行迹可疑，原来是他把尸首偷盗到船上，每天买来冰块冰着，夜间与她共眠。开贞对自己所幻想的情节犹嫌不足，最后又以"我"梦见"骷髅"在大叫"还我的爱人来"而惊醒作为结尾。他的小说处女作《骷髅》就这样一气呵成了，读给友人听，颇得好评，尤其称赞落尾的梦收得最好。得意之下，斗胆将稿子投寄给国内《东方杂志》，遗憾的是未能采用，收到退稿后，一气之下，竟然被他火葬了。

解剖室原是培养医学人才的实验室，谁也不会想到它会成为驰骋艺术创造力的有效场所。与别的同学不一样，郭开贞在这里并不特别为人的骨胳、筋肉、神经系统和五脏六腑的种种秘密感到惊奇，而主要是被由此引起的各式各样的联想所激动。确实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想象力远胜于他的观察力。他张开想象的翅膀，借助浪漫主义的激情，孕育了发人深思的艺术形象。他哪里是在解剖日本犯人的尸体，他觉得在手术刀下呻吟的分明是自己母国的身躯。为了拯救、医治大中华，开贞发出了紧急呼吁，一心期待精于医术的新时代的黄帝和岐伯出世：

解剖呀！解剖呀！快快解剖呀！
快把那陈腐了的皮毛分开！
快把那没中用的筋骨离解！
快把那污秽了的血液驱除！
快把那死了的心肝打坏！
快把那没感觉的神经宰离！
快把那腐败了的脑筋粉碎！
分开！离解！驱除！打坏！宰离！粉碎！
快！快！快！
快唱新生命的欢迎歌！
医国医人的新黄岐快要诞生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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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剖室中》，1920年1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

六

常常沉浸在艺术想象的天国里，多少总要影响医学的学习，这对郭开贞说来似乎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正如他自己所说，医学和文学，这是他同时认识的"两位姑娘"，她们两位东拉西扯地牵着他，往往把他陷到了"左右做人难的苦境"，他日后的生活也因此多生些变化。

开贞在课堂里"听讲稍差"，因为他有耳疾，平日虽不痛不痒，但时常嗡嗡作蚊鸣，不能听远察微。好在他的阅读能力很强，听课不足自己"还可以看参考书"。更为庆幸的是，他在这里也碰到了当年鲁迅在仙台医专碰到过的藤野严九郎那样的老师。内科学开课了，担任主讲的是小野寺直助（1883-1968）教授①，邻座的日本同学介绍说，他曾留学德国，怪不得那些拗口的医学名词术语，他能用德语念得那样顺口，字也写得十分漂亮。在讲课的过程中，他的眼光总喜欢在全班十七个中国学生的脸上扫来扫去，好象探询什么似的。他很快就发现，郭开贞因耳背而不能完全听清楚授课的内容，便于课后进行个别辅导，并为之检查、修改笔记，实习诊察时尤其格外关切。他还屡次邀请郭开贞上他家作客。在他家客厅里，开贞一边观赏小野寺教授珍藏的中国古代陶瓷器。一边听先生侃侃而谈："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影响，中国对日本是很有帮助的。"异域老师出自肺腑的真挚话语，温暖了这位中国学生的心。开贞每当想起小野寺教授，学习上就勇气倍增，信心愈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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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生卒年等均据日本斋藤秋男、横松宗两先生1986年4月4日致笔者信。 ②据钱潮：《回忆沫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1979年10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

九大毕竟不愧为日本的名牌大学，为了提高教学和学术研究水平，除自身拥有许多本国知名的专家、教授任教之外，还不断聘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校讲学。郭开贞在学期间，就曾听过苏联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1849-1936）用德语讲的课，前后长达半年之久，内容为关于消化腺生理问题，并且看他亲自做了狗的"假饲"和胃瘘手术；另外还听了当时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关于"相对论"的讲演。①这些科学家的伟大创造精神犹如明灯，照亮了开贞勤学精进的征途。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开贞在给元弟翊昌的信中说：

学之于人，犹相之于盲也。人生斯世，固非如书蠹砚鱼死向纸墨间，然而茫茫浮世，无楫无梁，邈邈前途，如夜如漆，学有缉熙于光明，不藉学之光明，失所搘拄，鲜不中流失柁，而歧路亡羊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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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钱潮：《回忆沫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1979年10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 ②《樱花书简》第152页。

"学有缉熙于光明"出于《诗·周颂·敬之》，原意为"且欲学于有光明之光明者，谓贤中之贤也"。开贞援引此语开导弟弟潜心向学，全是他的经验之谈。是啊，人生如登山，巴甫洛夫、爱因斯坦能够爬上的高峰，有朝一日我郭开贞未必不能登临！

成天价钻研医学，有时也会令人厌倦，于是开贞免不了又要去亲近一下文学。来到福冈不久先后与两个人的交谈，更助长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一天，他在博多湾海岸散步，偶与昔日东京一高预科同学张资平（1893-1947）相遇。张资平当时尚在九州熊本第五高等学校补习，随后升入东京帝国大学，他攻读的虽是地质学，但亦爱好文学。两人一见面，就谈论中国国内文化出版界的情形，颇多感慨。

"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资平不住地摇头叹气。

"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刊载文学方面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开贞胸有成竹地说。

"能出文学杂志当然很好，"开贞的话得到了资平的首肯，"但哪里去找同人呢？"两人都陷入了沉思中。

他们想来想去，觉得有两个人可谓志同道合者：一个是成仿吾，另一个是也曾在东京一高读过书的郁达夫（名文，1896-1945）。人手显然不足，资平不免有些迟疑。

"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人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是就可以做印刷费了吗？"

资平终于表示赞同，便约定以开贞处为联络中心，待征得成仿吾和郁达夫的同意后，再作进一步打算。

一九一八年九至十一月间，开贞有机会得以与仿吾同住箱崎时，当然也商谈了筹办文学杂志的事，仿吾欣然同意，不过他主张慢慢来，不要急于求成。

有了张资平和成仿吾两人的同声相应，郭开贞受到了很大鼓舞，真想能在文学上显一显身手。富有诗味的博多湾时而诱发他的诗思，每天清晨或黄昏，他常往海滩去踏歌。这时他刚读了雷沫尔所著德国印象主义诗人《李林克隆传》，李林克隆晚年曾在北海配尔屋牟岛上做堤防总督，每当暴风咆哮的深夜，定然前往海堤，临风披襟，向着汹涌的狂涛高唱出激越的诗调。想到这位名噪一时的德国诗人，开贞身心受到感发，他也常朝着大海，旁若无人地放声朗诵自己的新作：

博多湾水碧琉璃，
银帆片片随风飞。
愿作舟中人，
载酒醉明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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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自然底追怀》。

所谓"舟中人"，指的是箱崎一带渔村上的居民。这些渔民为了御祭，总喜欢拉起三弦，伴着弦声载歌载舞，畅饮狂欢，开贞十分羡慕他们的乐天。

然而，开贞自己似乎很难乐天。平日生活穷苦一点倒没关系，可是转瞬之间已是岁尾，日本人过年都喜欢吃米饼（相当于中国的年糕），这需要预先约好匠人上门舂制。匠人来时，三五成队，自抬锅灶、甑桶和臼杵，挨门挨户下灶开火，随煮随舂，舂时口中还唱歌，一唱数和，热闹非凡，充满了节日将临的喜庆气氛。踡局在屋角复习功课的开贞，时而为左邻右舍舂饼匠人的歌声所扰，便干脆上街瞧瞧，只见家家户户已按照日本过新年的风俗习惯，在门前两旁竖起松竹，门上则挂满粘有字条的草链，以示吉庆。想想自己家中既未请匠人做米饼，又无钱买红鲷，甚至连红豆饭也没煮，简直不知以什么志喜，心中自然有些惆怅。恰在这时，邻人登门馈赠三十多个米饼，为开贞解了燃眉之急，感激之余，特赋小诗一首：

多情最是邻家子，送来米饼若干枚。
堪供"杂煮"过新岁，豆饭明朝不用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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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樱花书简》第155页。

年关真不好过，解决了吃的，还得安排好住的。眼看与成仿吾和陈老先生聚居的屋子租期已满，他们返校的返校、回国的回国，因此郭开贞不得不赶在除夕另觅更便宜的住处。大年夜，夫妻俩"松原十里负儿行，耳畔松声并海声"，他们迁移到附近临海一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渔村网屋町，在那里的一家一楼一底的房子里住下。室内前后均有窗，但无帘子可遮，真是"朔风欲打玻璃碎，吹得炉燃亦可嘉"，虽苦，亦只好以苦为乐了。然而可别小觑这座矮屋，它对日后开贞跃身诗坛起了不可抹煞的作用，毋怪乎后来诗人自己曾深情缱绻地抒发道："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我忘不了那净朗的楼头，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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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致郁达夫信，见泰东书局1933年9月版《沫若书信集》。

《郭沫若传》第04章 敲响"创造"的大钟

十

沫若对文学的狂热，越来越导致对医学的厌弃，几度想转学文科，终因挚友和爱妻的劝阻而作罢。他于烦闷绝顶之际，迎来了满怀希望的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正当他提笔给田寿昌写信的时候，恰好又收到了成仿吾的来信，大伙儿不约而同，谈论的都是关于筹办纯文学杂志的事。在他们看来，"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①。他们明白，如果说前阶段新文化运动的锋芒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那么现阶段应当着重于新文学的建设了。这个想法，不但意味着博多湾上的旧议的复活，而且在认识上又前进了一步，为日后成立社团奠定了思想基础。 --------

①成仿吾语，见1921年1月18日郭沫若致田寿昌信，1930年3月《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

不久，仿吾连大学毕业考试都顾不上参加，就忙不迭地应正在改组编缉部的泰东图书局的邀请，准备去担任文学科编辑主任。沫若觉得这是实现他们愿望的好机会，便决计暂时休学，跟仿吾一同回上海工作。四月一日，两人在门司市会面后登上轮船，风急浪大，仿佛置身于摇篮之中。大海在欢跃，船儿在游曳，白鸥在追踪，眼前的这一切物象，好象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沫若顿时有一种新生的感觉。他与仿吾同睡在三等舱的一只角上，读着仿吾随身带的德译本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和《新时代》（即《处女地》），与这些书中的人物交上了朋友，发觉自己的性格颇有点象《新时代》的主人公涅暑大诺夫：不是吗？"我们都嗜好文学，但我们又都轻视文学；我们都想亲近民众，但我们又都有些高蹈的精神；我们倦怠，我们怀疑，我们都缺少执行的勇气"①轮船驶入黄浦江口，沫若倚着船栏远望，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平和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他恨不得跳进江心，饮几口国内同胞喝惯了的水。跨进市区后，他盱盱晘晘，想好好看一看这阔别了六年的上海滩。黄毛蓝眼的水兵狎持妖艳的女郎，驾驶着马车横冲直撞，留下一股股难闻的腥骚味和一串串刺耳的笑声；大腹便便的老爷伴着嘴唇猩红的太太，从铮亮的乌龟壳里爬出爬进，在变幻万千的霓虹灯下，他们的脸色一会儿发青变紫，一会儿又闪着血的红色与鬼的绿气；挂满了烧鸡烤鸭的橱窗里，透过灯红酒绿的折射，一双双被饥饿之火灼伤了的眼睛，原来这理想中的"平和之乡"，不过是光怪陆离的"冒险家的乐园"！从梦中惊醒了的沫若，感觉到了幻灭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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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论集续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沫若和仿吾落脚下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三百二十号泰东图书局编辑所，不料改组的事已成泡影，人家已经有了编辑班子，因而对待他们的态度并不热情。泰东图书局原是个资本空虚的小店，经理赵南公只顾赚钱，虽要他们帮助编书出刊物，却迟迟不下聘书。仿吾见此地没有容下两个人的位置，便叫沫若留下继续经办上海的事，自己则回到家乡去，在长沙兵工厂当了一名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沫若独寓在编辑所里，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是要出一种纯文学杂志，三番五次与书局经理交涉，终于获得同意。然而孤单单无人可商量，事茫茫没有一点头绪，到底杂志该用什么名字，是定期还是不定期，由哪些人供稿，怎样结社，如此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必须定出具体的办法。看来有必要重赴日本，以走访各地的朋友，征询他们的意见。

六月初，沫若回到福冈。离家仅两月，可妻儿已被追求高额租金的房主逼得搬了家。当他看到在新居门口玩耍的蓬头垢面的和儿，以及背负着博儿里里外外奔忙的安娜，忍不住"泪浪滔滔"。为了丈夫的前途，枕边还来不及叙完离愁别绪，第二天安娜又把沫若送上去京都的火车。

在京都，沫若与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李闪亭、沈尹默等人晤谈后，随即又赶往东京。他坐在夜车里，独自盘算着办杂志的事：友人们的态度不能说不热情，不过大家的课业都很重，稿源将难免供不应求，似乎以出季刊为宜；至于刊名，谦逊一点可用《辛夷》，夸张一点，不妨就用《创造》。有了这番比较周密的考虑，他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一些。何况他知道，去年仿吾也曾多次与达夫、资平等人商议过这件事，现在再谈正是时候。

到了东京，他先去骏河台杏云病院，看望因胃病而住院的郁达夫。久别重逢，正是"六年别泪知多少，不道相逢泪更多"，两人的感情好不容易平复下来。达夫问起上海新闻杂志界的情形，沫若气呼呼地说："别提啦！上海的文氓文丐懂什么文学！近来什么小报，《礼拜六》、《游戏世界》之类又大大抬头。有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当作工具，去和政治团体相接近，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从前的政客们还要厉害，简直是些Hysteria（歇斯底里）的患者！"他还尖锐地指责了那些连德文字母也不识的人，竟在那里侈谈康德、尼采和超人，连法文巴黎也不知道的人，居然在那里妄评柏格森的哲学。

"但是我国的鉴赏力，同这些文学的流氓和政治家，恐怕如鲍郎郭郎，正好相配。"达夫不无讽刺意味地答道。他联想到他们将要办的刊物，又不无忧虑地接着说："我们的杂志，若是立论太高，恐怕要成孤立。"

"先驱者哪一个不是孤立的？我们且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吧。"

沫若的话入情入理，达夫没有再说什么。

紧接着，沫若又访问了田寿昌和其他许多朋友，但对此事最热心的还数达夫。于是在达夫出院后，沫若又赶到他的寓所第二改盛馆去，并邀来了张资平、何畏和徐祖正等人。初夏的东京已经开始了燥热，在这间六铺土席的屋子里，由于一下子接纳了好几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顿时不免显得又挤又闷。最爱讲话的何畏，在听沫若谈了日前看的电影《格里格里博士》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分析之后，正兴致勃勃地就此生发开去，喋喋不休地议论社会上的犯罪现象，主人达夫打断了他的话头，表示："我们还是乘沫若在这里的机会，赶紧商量商量办杂志的事吧。"病后格外清瘦、苍白的他，说了这句开场白就带住了。大家的眼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前庭饱满、双目充溢着睿智的沫若。

"你说说看，咱们的刊物取个什么雅号？第一期是不是已经约到了些稿子？还要兄弟们凑些什么？"尚未待沫若开口，多嘴多舌的何畏又连珠炮似地向他射出"话流"。从来不爱多说话的徐祖正扯了扯何畏的衣角，示意他住口让沫若来讲。

"刊物我建议取名为《创造》，我们要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个光明的世界！"这后面一句抑扬顿挫，如同朗诵诗歌，特别有激情，博得伙伴们的一片掌声。"至于稿件嘛，就得靠兄弟们出力啰！"沫若以期待的眼神环顾着大家。

"没说的，我先报，向你老兄学习，来一首诗，题目可还没想过。"何畏邀了头功后，又转身对张资平说："你去年发表的那个短篇小说《约檀河之水》，实在写得不坏，再来一篇怎么样？"

"行！我正在构思一篇，是写一个中日混血儿的悲惨遭遇的故事，等考试结束后动笔，暑假缴卷。"张资平到底是学地质的，一个鎯头一个印，十分干脆。

"对了，你以前寄给我看过的长篇《冲积期的化石》，可以作为我们社的丛书出版嘛！达夫已经脱手的《沉沦》、《南迁》、《银灰色之死》这三个短篇，不也可以结为一个集子吗？"沫若极为钦佩达夫的创作才能，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你再给《创造》写点什么吧？"

"放心，我可能远不止提供一篇呢！"神气间常带点忧郁的达夫，这次为了同人刊物有了出世的希望，显得有些亢奋。他指了指桌上的一叠稿纸，接着说："这篇《友情与胃病》马上就好了，说不定我要给《创造》写篇更象样的东西。"

就在七嘴八舌中，决定了《创造》暂定为季刊，出版的时间愈早愈好，创刊号的稿件由各人分头在暑假期间准备起来。一个日后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就这样在一次平平常常的几个年轻人的集会上诞生了，时为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下午。

七月初，身负重任的郭沫若又由日本匆匆赶回上海，精心筹办《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他哪里知道，中国共产党刚在此地诞生，代表们正在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大展宏图。他仍栖居于泰东图书局编辑所里，小小的一间厢房权当卧室兼工作室，而且是与一位姓王的编辑合住的。本来盛夏季节暑气的熏蒸已够难受，汗水从毛孔里滋滋地往外冒；更糟糕的是，那位编辑总喜欢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英文或弹奏风琴，实在叫人不得安宁。为了加紧工作，沫若常用毛巾连头带耳地裹起来，以排除干扰，不知内情的人每每以为他头痛，他只好苦笑着默默顿首称是。案头堆积的文稿齐眉高，有的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创造社同人的作品，有的是新近由友人推荐的诗文，也有一些是自己的手稿。"他修改别人的稿子，和对待自己的创作一样，非常严肃认真"，特别是润色诗稿，"他总要一面改，一面念，一再推敲，力求字句妥帖，音节和谐"。郑伯奇推荐的王独清（1898-1940）的译稿《新月集》，由于基础太差，就曾由沫若挥汗为他大改特改，几乎重译了一遍，这才列入"创造社丛书"正式发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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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伯奇：《忆创造社》，《文艺月报》1959年6月号。

八月五日，沫若的诗集《女神》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为"创造社丛书"打了头阵。接着，朱谦之的《革命哲学》和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又分别作为丛书的第二、第三种，相继于九月和十月间问世。这些图书的畅销，为泰东图书局闯出了新局面，因而增添了赵南公与创造社合作的信念和劲头。可是沫若却不想在上海久住，他感到这些日子来，就好象猴子落在沙漠里一样，烦躁得要命。他心里明白，要想在上海滩靠文笔吃饭、养家，未免太天真了，还是去日本完成未竟的学业之后再谋职比较有保障。于是便向书局推举达夫以自代。达夫于八月下旬抵达上海，九月初沫若就启碇东渡了。

在风雨的黎明重又回到福冈，复与妻孥相见，想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诗句来，沫若觉得味更亲切。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完全丢下创造社的社务，在入九州帝国大学补考、复学的同时，他于课余仍继续为《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征文、改稿。十月初旬，他于繁忙中偶从九月二十九-三十日《时事新报》上，见到了以他和田寿昌、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等人联名发表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这是达夫执笔草就的，其中这样写着：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沫若的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他为集体孕育的"婴儿"有了确切的预产期而欢欣鼓舞，同时也新增了无限的责任心，便立即写信给达夫，表示："我们旗鼓既张，当然要奋斗到底。"窗边，初升的旭日照入他的诗心，庭前，随秋风起舞的月桂和美人蕉，也好象在向他点头微笑，他"知道神会到了"："要努力创造！"从今以后同人们都是"创造者"，他禁不住代大家唱出了一首《创造者》的歌，以生花的彩笔"高赞这最初的婴儿"，"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

经过几番周折，《创造》季刊创刊号终于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出版了。那醒目的封面上画有怀胎十月的夏娃，在望着一艘桅高帆满的航船环绕地球漫游，她期待远征的孩子们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宇宙。《创造》面世的讯息如同一块石子投入春申江，溅起了朵朵浪花，许多年轻的心灵跟着激动起来，一封封要求入社的信带着投邮者的希望和赤诚，从四面八方飞到哈同路民厚南里（今铜仁路慈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新址内。这时达夫已去日本参加过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考试，正在设法进该校文学部深造。而在七月初，沫若又再度返回上海，住在民厚南里负责编辑第二期季刊。他含着泪花拆阅着读者们的来信，感受到了年轻母亲特有的一种心情，那就是亲耳听到别人对新生婴儿赞美时所产生的激动、欣喜和幸福之情。夜灯下，当他编完新的一期季刊，脑海中现出一张张热情期待的年轻人的脸庞，他好象有许多话要对这些知音们讲，便借《编辑余谈》的形式聊表心意：

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朋友们！你们如是赞同我们这种活动，那就请来，请来我们手儿携着手儿走罢！我们也不要甚么介绍，也不经甚么评议，朋友们的优秀的作品，便是朋友超飞过时空之限的黄金翅儿，你们飞来，飞来同我们一块儿翱翔罢！

诚然，起初他们确实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章程，也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言，彼此集拢来原是"本着内心的要求以图个性的发展"，绝"没有夸大他们的成果会对于祖国或人群发生怎样怎样的作用"①。直到一九二六年底，他们才正式公布了《创造社社章》和《总社第一届执行委员名录》②，人们方知总务委员为郭沫若，编辑委员为成仿吾、郁达夫，会计委员由成仿吾兼，监察委员为张资平和王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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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昔集·今天创作的道》 ②均见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当时泰东图书局的门市部设在四马路（即福州路），地段虽处"十里洋场"的闹市，生意却并不怎么兴隆。七、八月间的一个晚上，沫若陪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达夫去逛门市部，听赵南公说《创造》季刊至今只售出一千五百本，两人顿觉异常悲哀，他们长期身居海外，哪里知道这样的销路在那时节已经算不错了。憋着一肚子气，他们便去借酒浇愁，一路上连吃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爿酒店里，他们是坐在楼上对饮的，一轮孤月从窗口探进头来，映照着这一双难兄难弟苍白的脸，桌上酒壶林立，桌边堂倌哑然。饮罢，他们昏昏瞀瞀、凄凄寂寂地回到住所，沫若无限痛楚地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达夫红着一对眼睛微微颔首。怎么办呢？他们决计请仿吾回来主持社务。

创造社在经受着历史的考验！

十一

当创造社还在母腹中躁动的时候，文学研究会早已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诞生了。这个以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而名扬遐迩的新文学团体，在其酝酿阶段曾由郑振铎（1898-1958）发函，邀请郭沫若和田寿昌一同加入发起人行列，不料此信耽误在寿昌手中，沫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初，文学研究会的主将沈雁冰（1896-1981）和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特地请与沫若相识的柯一岑陪同，邀沫若在上海滩上颇为闻名的休憩游乐场所半淞园便饭。这一天风和日丽，西装笔挺的沫若更显得气宇轩昂。他们选在园中紧临池塘的餐馆入座，边饮美酒边赏翠绿的新荷。热情、直率的振铎说话最多，雁冰则有点儿矜持，总是埋首思考，不时将视线越过眼镜框的上缘，默默观察着谈话的对手。饭后，振铎又把沫若引到池边，倚着栏杆，揭开了这次晤谈的中心话题：原来他们想当面邀请沫若参加文学研究会，以便借重他的力量，把他们即将创办的又一会刊《文学旬刊》办得更有声色。沫若鉴于日前刚从仿吾口中获悉寿昌没有与该会合作的愿望，如果自己背着他单独加入，未免对不起朋友，可是同时又深深感到文学研究会的一片诚意，真叫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地步，最后只得向振铎表示愿意在会外帮忙。①初次相见，双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分别时，沫若望着雁冰、振铎频频挥手相送的身影，心中荡漾着温暖的情意。此后，郭沫若与郑振铎时相往还，并由振铎的介绍，认识了叶圣陶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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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茅盾：《复杂而紧张的学习、生活与斗争》，《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辑。

然而曾几何时，当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敲响"创造"的大钟后，原来友谊的情空中突然出现了阴霾的乌云，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关系逐渐紧张了起来，这却是始料未及的。追其源，早在《创造》季刊的预告中已见端倪，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当然明白，所谓"垄断"文坛的"偶像"就是暗指文学研究会。同时，创造社同人也隐隐约约感到《文学旬刊》在施放冷箭，诸如"肉欲描写者"、"盲目的翻译者"云云，无非是指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于是《创造》季刊创刊号上揭载了达夫的《艺文私见》和沫若的《海外归鸿》，一个指桑骂槐地抨击所谓"假批评家"，声称只有把他们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才能"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另一个则含沙射影地指责批评界存在"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不相上下"，"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心"，"简直可以说是狂妄"。雁冰和振铎见到了这样的文章，吃惊之余，便由雁冰化名"损"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创造"给我的印象》，"对于创造社诸君的'创造品'"逐篇加以评析，断定它们"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因而"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当时大家都年轻气盛，爱用尖刻的字眼批评别人，自己则受不起一点委屈，以致双方高悬战旗，壁垒分明。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这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许多方面，前后差不多持续了三年。但他们毕竟同是向旧势力进攻的猛士，在彼此持有一些成见的同时，也还存在着团结合作的愿望。一九二二年八月初，正值《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际，郁达夫想模仿日本的做法开个纪念会，便拉郭沫若登门拜访郑振铎，邀约文学研究会的人一同参加，振铎欣然同意。纪念晚会是在一品香旅社举行的，出席的有沈雁冰、郑振铎、谢六逸和庐隐等人，雁冰还即席演讲，慷慨陈词。席间大家举杯共祝沫若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于末了相携合影留念。这个会议不妨也可以说，是对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早形成的两支独立队伍的一次检阅。

被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笔墨官司没打完，又与胡适等人展开了论战。郭沫若对于胡适（1891-1962）本没有什么恶感，一九二一年八、九月间，他们曾先后两度在宴会上相晤。沫若久闻胡适其名，认为他的《尝试集》是"五四"潮流中富有文学意义的第一个集子；胡适也早对沫若瞩目，觉得他的新诗颇有才气。当他们初次握手相会时，同席友人禁不住热情称道："有幸亲炙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胡适赶忙分辩："岂敢、岂敢！要说新，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这不能完全说是敷衍，倒也道出了几分真谛。那么，他们又怎么会发生冲突的呢？

事情是由郁达夫在《创造》季刊第二期上发表的《夕阳楼日记》引起的。该文指责了余家菊自英文转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德国威铿著）一书的误译，胡适看了非常恼火，随即在自己主办的《努力周报》上以《骂人》为题撰文，亲自出马为余家菊辩护，骂创造社成员"浅薄无聊而不自觉"。

这一下可把创造社的人激怒了，立刻群起而攻之：达夫的《答胡适之先生》、沫若的《反响之反响》、仿吾的《学者的态度》，象排炮一样向胡适射去。胡适为此感到不安，觉得这场笔战很无聊，便主动出来求和。沫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复信给胡适，也表示了良好的心愿，并劝他重振当初提倡白话文的革新精神，说：

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目下士气沦亡，公道凋丧，我辈极思有所振作，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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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

是的，"五四"高潮退后，在这"士气沦亡，公道凋丧"的年代，有志之士当然"极思有所振作"。早就感到科学救不了国，搞文学更有意义的郭沫若，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这短短的两年，竟三次彷徨无定地在黄海上渡来渡去，为的是求实现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他和他的伙伴们努力啊努力，创造啊创造，以心血不断浇灌着他们的园地。且看这期间沫若的劳绩吧，除为论争而写的《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等文章之外，还创作了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篇目最多的当然要数诗歌，记载了"自己的心泉随着'时间的潮流'闪动过的波迹"，其中包括诗剧《广寒宫》、《月光》和《孤竹君之二子》（后来这些诗结集为《星空》）；偶尔也写小说，而且尝试借鉴西方流行的创作方法，如《残春》，就有意打破"注重事实的进行"的传统方式，着力表现人物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注重在心理的描写"。在创作的同时，沫若还穿插着翻译波斯诗人奥马尔·哈亚姆和英国诗人雪莱的诗，认为"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因而译别人的诗便如象自己在创作一样。

"创造"的钟声继续在"十里洋场"的上空荡漾，沫若的步履几度在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徜徉，"五四"以后出现的美丽的幻景已经破灭，他无可奈何地倾饮着人生"苦味之杯"，往日赞美过的大自然如今却成了他寄托满腔抑郁和无边寂寞的所在。夜晚，他爱独自仰望常动不息的星空，自比"一只带了箭的雁鹅"偃卧在莽莽的沙场上，从那"闪闪的幽光"中寻觅"无穷的安慰"。此时此刻，身在异邦的沫若不禁又追念起故乡的明月，渴慕着峨眉的风光，他在睡梦中竟突然飞上了金顶，手摸星月，脚踩白雪，仿佛"太空中只有闪烁的星和我"。他含着几分凄凉的情趣睇视远方的流星，无限感慨地低吟道：

已往的中州的天才哟！
可是你们在空中落泪？
哀哭我们堕落了的子孙，
哀哭我们堕落了的文化，
哀哭我们滔滔的青年
莫几人能知
哪是参商，哪是井鬼？
悲哉！悲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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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星空·星空》

一时摆脱不了彷徨和苦闷的郭沫若，多么怕直面惨淡的人生：和儿和博儿射向邻里孩子的羡慕的眼光，安娜憔悴的面庞和又隆起的肚子，叠起来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医学讲义和参考书唉！已届"而立"之年，青春的时光在不断地流逝，人生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他下意识地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呵，上面画着和儿最爱画的火车、电车、火轮船不，这不是火轮船，而是洪水时代的一叶方舟。他钦羡"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他思慕"古代的英雄"，他讴歌"近代的劳工"：

你伟大的开拓者哟，
你永远是人类的夸耀！
你未来的开拓者哟，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时代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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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星空·洪水时代》

面临这"第二次的洪水时代"，沫若这只"带了箭的雁鹅"，他抚摸着身上留下的昨天的伤痕，又重新扑向他始终醉心的理想。

十二

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断断续续读了四年半，一九二三年三月郭沫若终于毕业了。本来毕业不毕业对他说来"无可无不可"，只是要毕了业之后才能实习，要实习之后才能"独立医人"，因而不得不完成学业，并取得医学士学位。可是真的毕了业，他又不打算行医了。两年前，父母早就吩咐他的长兄橙坞，为他在重庆红十字会医院物色了医务主任的职务，前不久还寄了路费来，而他却一直不愿受聘。友人张凤举亦曾来信邀赴北京大学任职，他也谢绝了。那么，他到底要做什么呢？

好不容易盼到丈夫毕业的安娜，背着刚满月的第三个儿子佛生，与丈夫共同盘算着今后的去向，她当然满心希望他行医。面对她那被苦难的生活揉皱了的脸，尤其是那双充满欣喜和期望的眼睛，沫若凄然地背转身去，却仍不含糊地表白了自己的意思："当医生有什么用？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会使他们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会使他们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叫我这样伤天害理地去弄钱，我宁可饿死！"

安娜并非不理解丈夫的心情，不过她想如果一家之主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这个五口之家又靠谁来撑持呢？为此她不得不一再敦促沫若："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迁就些。"沫若不忍心马上让妻子失望，因此虽然他心中已另有谱，却推说一切待回国之后再定。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日，沫若偕同首次来中国因而比他更兴奋的安娜，搀着、抱着、背着三个孩子，又一次踏上了上海这块既陌生而又熟悉的祖国的土地。哪儿是一家五口的牺息之处呢？先还只得跟好友成仿吾一起蜷局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第二天，在安徽教书的郁达夫也失意地带了妻子孙荃和龙儿，挤进了这一上一下的弄堂房子里。祖国仅用这么一块狭窄的天地，来迎接、安置海外归来的赤子，但这一伙年轻人并不在乎生活条件的艰难。

创造社的三员大将在春申江畔安营扎寨，招兵买马，扩大阵地，爱好文学的青年纷纷慕名而来。一天，楼建南（适夷）、朱公垂和叶宗泰造访，在沫若面前显得十分拘谨，当时身分是一名店员的楼建南腼腆地说："我们只会读，不会写，连一个文学青年的衔头也挂不上。"沫若听了哈哈大笑，他习惯地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诙谐地说："写嘛！大胆地写！契诃夫有一句话：大狗叫，小狗也叫！写了来，我们给你们看！不叫你们光看我们的！"①一席话消除了三个文学青年的顾虑。他们受到了这次初访的鼓舞，每人很快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即《龙山顶上放歌》、《日出之晨》和《火之洗礼》，后来都经过沫若的手揭载于《创造》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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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适夷：《访问郭老的故乡》，《当代》1980年第2期。

沫若和他的伙伴们尽力扶植青年作者，他们还通过《创造社启事》，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召唤广大文学青年一同来耕耘他们的园地：

现在高级文艺的杂志，实在不多，而且一部分颇有点象我们的党同伐异的政党；作者苟不是现在的名人，或不是他们的同党，就不论作品如何出类超群，要想发表出来，是万办不到的。我们都是一些被压迫的无名的作者，所以我们极愿意为全国的青年朋友们，把我们的小庭园--我们这些无产阶级者的唯一的财产，也实行开放，请他们来自由地栽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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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见1923年2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

阳春已到绚烂的时分，百草竞秀，万木繁枝，创造社也愈加生机勃勃，似要抽发出新的枝条。沫若与仿吾和达夫多次商量，拟办《创造周报》，和季刊结为姊妹，"姊姊"偏重于创作，"妹妹"则偏重于翻译和评论。然而鉴于人手短少，一时很难定出发刊的时日。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上午，沫若突然兴冲冲地来到仿吾的卧室，一进门就乐滋滋地说："喂，把我们的周报干起来吧！我在电车上得了一首诗，倒可以当发刊词。"他一边说着，一边就急不可耐地扑在仿吾的书桌上写起来。仿吾见他头发蓬松而散乱，知道他早晨起床后没顾得上梳洗就外出办事去了，现在这样告白，正说明事情已有八九成的把握。"不错，在我们的季刊的出版纪念日，我们再创办一种出版物来纪念它，这是最有意义的纪念的方法。"①两位心贴心的挚友完全想到一块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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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成仿吾：《一年的回顾》，1924年5月9日《创造周报》第52号。

说干就干，沫若和仿吾全力以赴，五月十三日就把《创造周报》创刊号送到了广大读者手中。沫若借发刊词说话，指责"上帝"在所谓"创世工程之第七日"突然粗滥贪懒，把人类制作得"自私，自相斫杀，冥顽，偷惰"，进而宣称"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这就要从"上帝"偷闲的"第七天上做起"。由发刊词的意思，周报定为每礼拜日出版，实际上周末即可见报。从此，"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挤满。从印刷所刚搬运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又一堆地为读者抢购净尽。定户和函购的读者也陡然增加，书局添人专管这些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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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坛》。

当《创造周报》风行全国的时候，创造社的声誉也更加昭彰，不少人想和他们合作。七月中旬，在一次宴会上，《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1888-1941）当面向郭沫若约请创造社同人代编副刊。经沫若与仿吾、达夫磋商的结果，决定接受邀约，沫若提议取《创造日》为刊名，同时还亲自设计了刊头，撰写了卷头语。当月二十一日，被沫若喻为"在荒漠中生出的一株小花"的《创造日》，就已经崭露头角，吸引了许多不知名的作者来一同培育和爱护。

《创造日》与季刊、周报并驾齐驱，大家忙上加忙，沫若虽不担任主编，但需时时兼顾。三个刊物都少不了他的文章，周报几乎每期都在等着连载他翻译的德国尼采的著作《查拉图司屈那》（今通译《扎拉图斯拉如是说》），日刊也期待他不断提供小诗和短文，总之，他这个多面手为"创世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实，创造社的声名从一开始就是与郭沫若联系在一起的，而今身为创造社巨子、著名新诗人的他，外界邀约赴宴会、作报告、写文章更是应接不暇。他曾先后前往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上海大学和中华学艺社年会演讲，题为《生活的艺术化》、《印象与表现》、《文艺之社会的使命》等。他在为中华全国艺术协会起草的《宣言》中，呼吁一切爱和平、爱自由的青年艺术家赶快"觉醒"，将艺术的熏陶"普及于人寰"。这时他所说的"艺术运动"，是富有革命意味的。在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所写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他高呼"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宣称"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然而沫若知道，王母的蟠桃不是一日结得成，罗马的城堡绝非一人筑得就，创造社的成长与发展需要更多朋友的支持和赞助。他欣喜《创造日》和《创造周报》上出现了许多新人的名字，敬隐渔、周全平、叶灵凤、淦女士（即冯沅君）、倪贻德、严良才、白采、邓均吾、柯仲平等有才气的作家，都是在这期间初露锋芒的，他们为创造社增添了有生力量。这时候，有将近三十个成员在同心同德地进行奋斗，有三个刊物权当阵地，有广大青年作为后盾，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可以说是前期创造社的全盛时期。

在举家归国以后的日子里，沫若如此痴心地把自己的情爱奉献给文艺女神，以唤醒世人病了的良心为职责，以致把十年来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里，他的那副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连橡皮管也襞塞得不通气息了。不用说，朋友们约他在医务上共同开业，他都婉言谢绝；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派人来接，他也推诿不就。说实话，他已无心于医学，根本不愿替人看病，除非至爱亲朋才是例外。田寿昌住在哈同路民厚北里（今铜仁路慈厚北里）时，他的儿子海男患了病，曾登门求医。这时寿昌虽因与仿吾等人牴牾而脱离了创造社，但与沫若仍时相往还。沫若毫不迟疑地做了海男的主治医师。他见海男病得不认识祖母，为诊断是肺炎抑或脑膜炎，便点燃一根火柴试验病人的眼球会不会动，结果未燃尽的火柴头掉在海男的鼻梁边，烧了一个小洞洞，寿昌便戏呼之为"郭沫若氏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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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田汉：《与沫若在诗歌上的关系》，《诗创作》1941年第6期。

尽管沫若对文学倾注了全部的爱，可是在文学不值一钱的旧中国，他的生活根本没有保障。单靠饮书局的薄醴实在难以度日，安娜无法处之泰然。眼睁睁看着孩子们在成长，他们的衣食和教育的费用却无着落，可把她愁得如坐针毡，不得不又一次劝丈夫开业行医，然而怎么也说服不了他。安娜是个要强的女人，她决计回到日本去设法进产科医院实习几个月，然后重来上海，或许可以寻到生计。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她索性连儿子也都带走了。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七日，这对沫若说来真是个难忘的日子，他往汇山码头送别了自己无力抚养的爱妻和孩子们，脑海中又浮现出七年前他与安娜初次相见的情景：她的眉宇间不是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吗？啊，那种洁光，刚才他又一次看见在她的眉宇间闪耀了！"祝福你，圣母玛利亚！永远感谢你哟，我最亲爱的妻！"他自言自语了一会，念起往昔清贫的团圆远胜于今日凄切的孤单，眼泪禁不住如喷泉一般倾泻出来。他觉得对不起安娜，让她第一次来中国竟连起码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他也觉得更对不起孩子们，十个月来尽是把他们困守在不见一株草木、一抔泥土的民厚南里，剥夺了他们孩提的欢乐。也许带他们回四川的好，老家当然去不得，不过可以在那儿的荒山古林之中，自己去建筑一椽小屋，种些芋粟，养些鸡犬，工作之余吟诵吟诵自己做的诗歌，孩子们则任他们同獐鹿赛跑或跳舞，确实他想得够美的，可是他又怎舍得丢下"创造"的事业？

安娜走后，沫若过着炼狱式的生活，很想乘此机会静下心来好好写点东西，然而又时时感到孤寂难熬。尤其伤脑筋的是，创造社的事越来越不顺心，除了《创造日》早已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底满百期后宣告停刊之外，《创造》季刊亦不得不于一九二四年二月终刊，而且《创造周报》也不可能再维持多久，因为书局和报社都别有打算，寄人篱下终究不会有好结果。生在这个世界，真是连牛马也不如，连狗彘也不如，沫若不知自己绞尽心血到底为的是什么。一时间，他只觉得文学、艺术、名誉、事业不过是些"镀金的套狗圈"，什么都不想再要，他只求赤裸裸地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可是待他抬起头来，猛然看到卧室墙壁上悬挂的歌德和悲多芬的像，好象听到了他们尖刻的詈骂声："你这个意志薄弱的低能儿，眼光是这么近视，思想是这么浅薄，感情是这么自私！象你这样亵渎艺术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终于羞愧地低下头，大脑似乎一下子冰结了。

上海的地盘不算小，却容不下创造社的几员大将。苦于生活的煎迫，先是郁达夫奔赴北京另谋新职，后来成仿吾也想到南方的革命首都广州去参加实际斗争，郭沫若则更渴望早早离开这个令他感到孤寂和窒息的鬼地方。四月初，他终于登上了开往日本的"长崎丸"轮船。至此，创造社完成了它前期的历史使命。

《郭沫若传》第03章 凫进文艺新潮

七

一九一九年来得不寻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没散尽，巴黎和会上又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帝国主义列强非但否定了我国提出的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而且决定将过去德国侵夺我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来，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实习的郭开贞，再也按捺不住愤懑的心情，他的眼睛虽然对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看到的却是日军铁蹄蹂躏下被支解得四分五离的"母亲"的肢体。难道祖国也会象朝鲜一样沦亡吗？他不禁想起当年赴日"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构思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闵崇华子爵于国家存亡之秋，毅然上书朝廷请求除佞安邦，不成，弃官乡居金刚山下，寄希望于未来的女婿尹子英。不料续弦李玉姬勾结外寇，妄图暗杀闵氏父女，偶被尹子英探得底细，出于营救亲人的目的，结果牺牲了自己。为了增强艺术感染力，开贞特意将年前写的旧体诗《怨日行》移植到小说中来，作为主要人物闵崇华的铭志诗。诗中以"杲杲炎阳"隐喻日本帝国主义，主人公"长恨漫漫"，誓寻"后羿弓"、"鲁阳戈"把它射落海涛、打下山椒。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以反帝为主题的小说，就在这样的情景下诞生了。这时郭开贞的身子尽管还扑在实验桌上，不过他的心早就飞出了九州帝国大学的校园低气压紧迫在中国的上空，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卑劣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五月四日，北京五千余名学生集会游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响彻云霄。他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并宣布全市总罢课。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和声援。六月三日，上海、南昌、天津、杭州等地的工人也开始举行罢工，商人先后举行罢市，全国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怒潮中沸腾了。

五四运动的浪潮拍打着瀛洲海岸，日本统治者对此反应十分灵敏，在他们的报纸上自然将这作为"天变地异的事情"描述着，居心叵测地诬蔑投身运动的爱国学生为"学匪"。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歪曲事实的真相，总蒙骗不了有强烈爱国心的中国留学生。为了与国内的斗争相呼应，六月间郭开贞即与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徐诵明、刘先登等同学聚会商谈，议决组织一个义务通信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同时撰述一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文字，油印之后投寄国内各学校和报馆，以进行爱国反日宣传。因为集会时间是在夏天，与会者都是中国人，中国原称华夏，而结社地点又是在夏禹鼎家里，所以开贞便建议给这个团体取名为夏社。

夏社成立后，大家捐款买了一架油印机和若干纸张、油墨，便宣告正式开张。无奈成员都是学医的，不善于做文章，只得由开贞一人承包了翻译和撰述的事。

暑假期间赤日炎炎，住在蒸笼似的斗室里本来已经够难受的了，现在开贞感到分外的气闷。一刻不能释去的对祖国命运的忧虑，象一个难以力载的重负，压得他快要窒息了；一刻不能熄灭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象一蓬燃势旺盛的大火，烧得他快要爆炸了。他深深感到地火在运行，熔岩在奔突，它们想要寻找一个喷发口，不过暂时还未能找到。眼前夏社的工作倒颇合他的心意。有时他一手抱着和儿，一手挥毫疾书，汗水滴落在和儿天真的小脸蛋上，和儿的口涎又滴落在他的稿纸上；有时又紧张地油印、包扎，连脸颊都沾上了油墨，和儿伸出小手好奇地摸着他。当他将自己心血的结晶--一卷卷宣传品亲手投进邮筒，仿佛觉得是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射了一排排炮弹，心中得到了慰藉，一切困顿和倦意全都化为乌有。一个暑假他就这样发了几次稿，令人兴奋的是，不久《同文同种辨》、《抵制日货之究竟》等文章，都在上海《黑潮》杂志上刊登了出来，当时颇负盛名的《时事新报》还采用《抵制日货之究竟》作为社论，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借口，那文末的七绝：

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
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

更喊出了亿万同胞的心声。

为了工作的方便，夏社订了一份《时事新报》，这成为郭开贞经常阅读的一个出版物。该报学艺性副刊《学灯》办得非常活泼，广泛刊载介绍各种新思潮的文章，反映了"五四"以来国内文化界的真实动态。特别是宗白华（1897-1986）接替郭虞裳担任该刊编辑后，增设了"新文艺"专栏，主要刊载新诗，引进文艺新潮，因而开贞最爱读它，一度与它"相依为命"。九月初，他偶然从这里第一次读到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送慕韩往巴黎》。诗的语言平白如话，使开贞委实吃了一惊：如果这就是新诗，那么自己以前写的一些口语形态的诗也尽可以拿出来发表了。有了这种自信，他便将《鹭鹚》、《抱和儿浴博多湾中》两首抄寄给《学灯》，首次署名沫若，没有想到当月十一日诗稿就见报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作诗的兴会从此陡然大增。

诗国的英雄们大都重主观，强调写我为主。沫若一跨进诗国大门，就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偏于主观的人，他要借诗歌这支芦笛以抒发自己的胸臆。他读了惠特曼的《草叶集》，立即与这位美国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必须"表现自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每读一遍《我之歌》，就感到与惠特曼又贴近了一步。惠特曼喜爱大海，曾云："我和你合为一体，我也是既简单又多样。"郭沫若同样也喜爱大海，每当他扑向大海的怀抱，就觉得自己好象也与大海合为一体了，《浴海》

一诗中分明这样写道：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一个圆形舞蹈！
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惠特曼对郭沫若的巨大魅力，更在于他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表现出把一切的旧套都摆脱干净了的诗风，这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相合拍。《草叶集》雄浑、豪放的调子震撼着沫若的心魄，以致使他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煽动，几乎每天都感到诗兴的猛袭，"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①，胸中的烈焰和熔岩喷薄而出，化作了斑斓、灼热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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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沸羹集·序我的诗》

他以反叛传统的精神，为被世俗认作"匪徒"的人物大喝赞歌：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这首题为《匪徒颂》的诗共有六节，不仅歌颂了包括列宁在内的一切社会革命的领袖人物，而且为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杰出代表三呼万岁。

"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沫若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他怀着火一样的心肠为她勾勒新颜，为她描绘理想，为她尽情歌唱。同时他把养育他的地球当作母亲，无限深情地向她倾吐衷肠。

那是年假中的一个上午，沫若正安静地坐在福冈图书馆里看书，突然诗兴袭来，再也不能安坐片刻，他似乎听到地球"母亲"在轻声呼唤他的乳名，看见她热情地向他伸出双臂。于是他冲出图书馆，急步跑到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脱了"下驮"（日本的木屐），光着脚板踱来踱去，还不时地躺在地上，和地球"母亲"拥抱、亲吻，以接受她的爱抚，感触她的温存。他偎倚在"母亲"的怀中，有那么多贴心的话向她倾诉：

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
你还在那海洋里面，
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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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球，我的母亲！》，见《女神》第2辑。

诗句就象喷泉般地直往外涌，这大概就是灵感吧？对，必须及时抓住它。沫若神色紧张地奔到家里，连话都顾不上跟安娜说一句，随手拿了一张纸，也来不及摆正，就一头扑在矮桌上写起来。诗成后，他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口中反复低吟着，好象在向"母亲"宣誓："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我要把自己的血液来养我自己，养我兄弟姐妹们。"这种对四海同胞的深切感念，又驱使他随即走出家门，去为一位回国探亲的广东同学送行。他自告奋勇地扛着沉甸甸的大皮箱，连肩都不换一下，便一口气把同学送上了火车，他觉得这是大地"母亲"给自己体内输送来了安泰的力量。

在这段时间内，诗神频频光顾，不断撩拨着沫若的情思。三周后的又一个上午，沫若正坐在课堂里听讲，不知哪儿传来了鸟鸣，"即即""足足"，不绝于耳这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古代天方国的神鸟"菲尼克司"在悲啼？噢，大概这也就是中国所谓的凤凰。回想少年时代在乐山上学，清晨常去城外的肖公嘴散步，不是一再听到过这种鸟的叫声吗？"即即""足足"中幻化出丹穴山上这样一幅景象："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在这惨淡、阴冷的除夕，凤与凰同心协力啄燃了它们衔来的香木，在烈火中翩翩起舞、哀哀歌唱，等待着死亡。古神鸟在缪司的灵光照耀下，就这样与诗人自我、与整个旧中国合成一体。沫若多么希望旧我、旧中国以及一切黑暗的化身都能在这熊熊的烈火中焚毁。他借凤之口，诅咒了那腥秽的旧中国：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凤凰涅槃》的前半篇就如此这般地一气呵成。

当天晚自修后行将就寝时，突然灵感的火花又爆发了。沫若激动得一会儿象站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峰顶上，牙关直打颤，一会儿又象曝晒在赤道的烈日下，热汗尽往外冒。他只得伏在枕上，任凭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用铅笔火速地录下"生底颤动，灵底喊叫"：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光明呀！
我们光明呀！
一切的一，光明呀！
一的一切，光明呀！
光明便是你，光明便是我！
光明便是"他"，光明便是火！

这是"凤凰和鸣"，诗人讴歌凤凰"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得到了更生，《凤凰涅槃》一诗至此赓续成篇。沫若放下笔，好象自己也与凤凰一起得到了更生，苦难的祖国也得到了更生。他的感情平复下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激动时如同"一匹奔马"的他，这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僵卧在床上动弹不得。

火中再生的凤凰，更加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他觉得自己身上储有"全宇宙底Energy（物理学所研究的"能"）底总量"，就好比一条"天狗"，敢于吞下日、月和一切星球以至全宇宙，从而庄严地宣布："我便是我了！"①"我"到底是什么？"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崇拜工农，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偶像破坏者，因而"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②。显然，诗人的泛神论和个性解放思想诱发了叛逆精神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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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狗》，见《女神》第2辑。 ②《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见《女神》第2辑。

沫若的如狂涛暴涨般的创作激情，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二○年上半年，共写了几十首新诗。一年后，他把这些篇什连同在此前后写的一些新作、旧稿，结集取名为《女神》，以单行本奉献给广大读者。他在《序诗》中说：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女神》很快就找到了千百万与诗人的"振动数相同"、"燃烧点相等"的人，点燃了他们胸中革命的火焰。沫若为诗坛竖起了一座丰碑，"《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①！正是这永生的女神，弹拨着时代的琴弦，鸣奏出雄浑遒劲的乐章，激励着我们的民族掀翻旧世界的筵席，冲决一切罗网，向着"至高的理想"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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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1923年6月《创造周报》第4号。

八

郭沫若之所以会凫进文艺新潮，是有赖于《学灯》编辑宗白华（1897-1986）的提携。在白华看来，要在文艺上摆脱两千多年传统形式的束缚，开始一个新的早晨，这需要气魄雄健、生力弥满、感觉新鲜的诗人人格；沫若正具备这种人格，因而新诗人也就应运而生。宗白华比郭沫若小五岁，他们虽然素不相识，只是由于一九一九年冬沫若对《学灯》所载关于墨子的一篇文章持有异议，两人才开始通信，但很快便成为莫逆之交。从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到上海望平街（今山东路）《时事新报》社，这两个年轻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白华十分赞赏沫若的诗，说是自己"最爱读的"。他在报社，每天傍晚总要凑近编辑室堆放信稿的小桌子，仔细看一看邮差新送来的稿件--这些都出自四面八方活泼天真的青年之手，象征着"五四"时代的青春、朝气、希望和一个文化史伟大创新的开端，"而作为这一切象征之象征的却是每天寄来的一封封字迹劲秀，稿纸明洁，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沫若的诗！"①白华迫不及待地翻阅着，掩饰不住满心的欢喜，视同珍宝一样地立刻刊布于世。他多么希望每天能发表一首郭诗，好"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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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1941年11月10日《时事新报》。

经宗白华介绍，郭沫若同时又跟田寿昌（名汉，1898-1963）通信、做诗友。当时寿昌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白华非常器重他，祝愿他和沫若"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三人相知恨晚，彼此引为同调，虽都未谋一面，但书信往来频繁，就象陷入了恋爱状态一样：或互相倾诉内心的不平，真诚地进行自我解剖；或缅怀美好的理想，相率神驰"天路历程"；或共同探讨人生、事业，文化、艺术，以至婚姻和恋爱。这友情的甘露点点滴滴洒在沫若的心头，他感到欣慰，他感到振奋，他要把全身的血液来做浇灌友谊之花的水，他要把全身的脂肪来做《学灯》里面的油。

三人之间，伴随着尺素书往来的还有诗文手稿，各各欣赏一番之后，每每还要发一通议论，既是谈创作经验，又是进行文艺评论。一九二○年一月十八日，沫若在给白华的信中说：

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

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l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张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

如果说这时郭沫若已形成自己的诗论，那么这就是它的核心。他明确提出诗只能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是"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音乐），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曲调）"，而绝不是无病之呻吟。他的主张得到了宗白华、田寿昌的首肯和赏识，白华特地将这封信在《学灯》上揭载了出来，寿昌则认为沫若的诗正是他的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产物，因而赞叹道："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①他们三人都倾慕歌德，信中常以这位诗人为谈话的主题，相期多多介绍和研究他的著作，这是因为歌德所处的"胁迫时代"，同他们当时所生活的时代"很相近"。为此，白华草拟《德国诗人歌德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沫若给他提供材料，寿昌撰写《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沫若又帮他翻译了大部分需引录的诗。此外，沫若还曾一度建议纠集志同道合者组织"歌德研究会"，以求对这位伟大的作家做一个有系统的研究。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他应共学社函约，翻译了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第一部。他觉得作品内容所反映的，很象我国"五四"这一新旧嬗变的时代，自己的心弦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以致在译述的过程中时而大声朗诵，时而爽朗大笑，在一种类似崇拜的心情支配下完成了译事，仿佛等于自己在创作一样。遗憾的是译稿未能及时出版，只是曾在《学灯》上刊载过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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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叶集》第79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9月版。

以文会友终究不如直接晤面。一九二○年三月十九日午前，沫若正在厨房里边烧水煮饭，边阅读比利时诗人和戏剧家维尔哈伦的英译本诗剧，突然听到叩门声。开门一看，只见一个颜面清癯的陌生青年站在面前，不待发问就先启齿："你是密司脱郭么？我姓田，"沫若马上意识到这就是寿昌，便转身请他到楼上去坐。安娜闻声也从床上起来，她垂着黑发，手抱婴儿，含笑迎客上楼。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博生出世刚满三天，家中自然显得忙乱不堪。沫若一会儿上楼陪客，一会儿下楼煮饭，好在宾主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寿昌口若悬河，大谈自己的抱负和著译计划；沫若除表示赞许之外，亦谈到自己的志愿，说是"只想当个小小的创作家"。由于只顾谈话，锅子里的牛肉竟烧焦了，午餐只得请客人将就着吃焦糊牛肉，外加白水煮豆腐、萝菔打清汤，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午后，沫若手牵和儿陪同寿昌漫步博多湾。展现在眼前的，一边是莹洁如玉的砂岸，一边是青翠蓊郁的十里松原。沫若指着海岸上残留的古代战垒，重温了元军东征日本于此遇强台风全军覆没的旧事，寿昌听得津津有味。他们沿着海岸，穿过医科大学，走进东公园。令人怵目的是，园内松林中骈列着龟山天皇和日莲和尚的铜像，这两人都与元军东征失利的事有关。龟山像脚正面有一碑，上书"敌国降伏"四字，引起沫若和寿昌无限的敌忾。寿昌问："是'敌国来降伏'，还是'降伏于敌国'呢？"按照日文词序，两种读法都可以。沫若带着嘲讽的口吻说："这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他心里明白：当初只可惜东风未与元军便罢了。

离福冈不远有个太宰府，名见中国史乘，亦因元军东征而得名，是一游览胜地。二十三日早晨，沫若特邀寿昌同去一游。他们乘坐的火车在一望无际的田畴中飞奔。沫若望着车窗外旋回飞舞的大自然，听着车轮鞺鞑的进行曲，念着立体派诗人韦伯的《瞬间》一诗，一边体会诗中借自然音律所表现的"全宇宙之无时无刻无昼无夜都在流徙创化"的妙味，一边在酝酿自己的立体诗《新生》：

火车
高笑
向向
向向
向着黄
向着黄
向着黄金的太阳
飞飞飞
飞跑，
飞跑，
飞跑。
好！好！好！

车过二日市，他们改作步行。一路上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青青的麦苗，涓涓的溪流，啾啾的鸟鸣，大自然供给了无穷无尽的诗料，他们时而触景生情，即兴占吐。沫若于此颇悟得了些诗的妙诀，忙不迭地对寿昌说："凡为艺术品于最不经意时得来的，最是神品。"

他们在太宰府内观赏之余，饮酒谈诗，醉后互相扶依，蹁跹于梅花树下，倏地灵感又自天来，沫若放歌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底本体：

花呀！爱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莫有花，
人生莫有爱，
到底成了个什么的世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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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花树下醉歌》，见《三叶集》第160页。

两人还一同"照了一个相，并立着，手拉着手，作歌德和席勒的铜像状"①。当时沫若和寿昌的确在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就在这次相会期间，他们曾在沫若家的小楼上对座共读了这两位作家的不少作品，并交谈了各自赞赏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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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田汉：《关于〈关汉卿〉的通信》，《剧本》1958年6月号。

这次与寿昌相聚，仅仅六天就分了手。初交撒下的友谊的种子，必将破土发芽、开花结果。为了让白华也能分享他们的快乐，沫若便赶紧写信把这一切告诉了他。郭沫若、田寿昌和宗白华，恰似三叶草的三片叶瓣，彼此并蒂矗生，相互依存，后来由寿昌提议将他们三个月来的二十通书简结集公诸于世，沫若特取《三叶集》为书名，以三叶作为三人友情结合之象征。被田寿昌称为"中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这部通信集，真实地记录了这三个有为的青年并肩跃身文艺新潮的心声和足音。该书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于一九二○年五月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共鸣和社会的关注，三、四年内竟重印了六次，"这要算是在'五四'潮流中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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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凫进文艺的新潮》，1945年7月《文哨》第1卷第2期。

九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①"五四"以后，我国文坛新潮澎湃，健者云起，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郭沫若一出山就处在这样的时代，他的创作生活是同新文化运动一起开始的，但在"五四"风云人物的队伍里，他是后起之秀，不用说第一个尝试白话诗的胡适（1891-1962），就是周作人（1885-1968）、沈尹默（1883-1971）、刘半农（1891-1934）、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在诗坛上露面也都比他要早一些。然而，他却后来居上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沫若的诗作络绎不绝地在《学灯》上揭载出来，有时一首诗连载两天，把整版的篇幅都占了。接着，《民铎》、《学艺》、《少年中国》等杂志也开始刊载他的作品。"他唱出了自己最好的，也是我们民族最好的歌"②，"具有新诗国的开国气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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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适：《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②周扬：《庆贺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1941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 ③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

当时日本的新思潮也已经波推涛涌。一九一九年四、五月间，《改造》、《解放》等杂志相继创刊；一九二一年二月《播种人》又面世，"宣言"表示"我们为现代的真理而战"，"全部打碎过去的艺术偶像，要播新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自此开始。沫若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自然也很受了影响。反转来，他的诗作也引起了日本文艺界的注意，《死的诱惑》、《鹭鹚》等篇曾被当作中国新诗的标本而译成日文，分别刊载于《朝日新闻》和《日华公论》等报刊上，受到了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1880-1923）的称赞，以为"没想出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这样民主的气息"，"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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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创造十年》；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坛》创刊号。

不过，从当时的整个情况看来，新诗创作还显得比较贫乏、单调，连胡适也承认，他尝试的白话诗很象一个"经过缠脚后放大了"的"放脚鞋样"，实际上还"很接近旧诗"。对于这种状况，郭沫若当然很不满意。他尤其讨厌那种冒牌的"假新诗"。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给友人陈建雷的信中说：

我看《学灯》中很登了些陈腔腐调的假新诗，所以我对于新诗，近来很起了一种反抗的意趣。我想中国现在最多的人物，怕就是蛮都军底手兵和假新诗的名士了。

这时候，《学灯》编辑早已易人，宗白华已于五月间奔赴德国留学。郭沫若失去了"我的钟子期"的照拂，《学灯》对他似乎不太公平，居然把他的诗附在人家抄袭的他的诗后面发表，致使他写诗的欲望冷却了一些日子。好在有许多朋友鼓励，他并未停笔，除了继续在与宗白华、田寿昌以及成仿吾、张资平通信和交换新作之外，又由寿昌的介绍，与正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书的郑伯奇（1895-1979）神交。这一年的九月完成的诗剧《棠棣之花》，以及翌年年假期间脱稿的《女神之再生》，他都将初稿先寄给了郑伯奇，然后又请伯奇转寄成仿吾和郁达夫，虚心征求他们的意见。尝试创作诗剧，这是沫若读了希腊悲剧家和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剧作后，产生的新的创作冲动，结果得到了朋友们的肯定，尤其是得到了有很深的外国文学修养的郁达夫的支持。

达夫当时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与沫若一样也十分爱好文学。他读了《女神之再生》手稿，觉得诗中融合了惠特曼的豪放、泰戈尔的清幽、海涅的忿怒、歌德的深远，以及庄子的恣肆和苏轼的畅达，深深为老同学聪慧过人的创造力所打动。此时此刻，他多么想伸出手去向沫若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可惜从东京湾乘火车去博多湾要三天才能到达，怎么办呢？他别出心裁地用德文写了一首诗寄赠沫若。一个多星期之后，沫若收到了这首友谊的诗稿，于是在案头，在被窝里，在十里松原，在博多湾边，他读了又读，心中感到无限的温暖，修改《女神之再生》时，"尤得其暗示不少"。后来诗剧公开发表，他曾将这首诗译成中文附录于篇末：

他在远方，他在远方，
青而柔的春之空，
晨钟远远一声扬！
不知来何从。
只有一声，确是只有一声，
向往令我心深疼，
烦闷，烦闷，
我在十分思慕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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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题为《百无聊赖者之歌》，载1921年2月《民铎》第2卷第5号。

在《女神之再生》里，诗人借上古时代共工与颛顼争帝之战，象征二十年代初中国封建军阀的南北战争，想假炼石补天的众女神之手，来"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至于这个中国究竟如何创立，诗人只是于诗剧的末尾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可喜然而也颇渺茫的消息，说是他已"逃往海外去造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去了"。由于诗人目击这无垠的黑暗，不愿再写那黑沉沉挓蹚蹚的文章，因而他努力在诗剧中灌注光明和希望：

太阳虽还在远方，
太阳虽还在远方，
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如此把理想和愿望当作活的现实来描绘，化为现实的人生图画，正体现了郭沫若卓然独步的浪漫主义精神，显示了他特有的艺术个性。因此，一九二○年十月，当沫若在《学灯》双十增刊上第一次阅读鲁迅（1881-1936）的小说《头发的故事》的时候，虽然"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大有自然主义派的风味。但同时也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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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论集续集·"眼中钉"》

在文艺新潮中拍浪击水的郭沫若，自然向与自己的浪漫主义意趣相同或近似的弄潮儿靠拢。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田寿昌、郑伯奇以及陶晶孙（1897-1952）、何畏（即匡亚民）、徐祖正（1895-1978）等人书信和文稿往来更加频繁，每有佳作必钉成小册子相互传阅，而且各人会随兴在篇末所留空白纸张上写下自己的读后感，有的象诗，有的似抒情散文，有的则是短评，这简直成了一种不定期的手抄本"回览式的同人杂志"。有人为这个别具一格的杂志取了个名字，叫做《Green》，中文译音为《格林》，意即绿色，取其象征生命，象征希望。该刊第一期的主要作品是成仿吾的短篇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第二期的主要作品是陶晶孙用日文写的短篇小说《相信运命》，后由沫若建议译成了中文，并改题为《木犀》。这两篇后面都留有沫若的手迹。被达夫誉为"散文诗"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实际上描写的是仿吾自己的留学生活，表现了流浪人的孤冷的情怀：新正初一，流浪人独自漫步街头，见有许多人无声无息地"跟着那抬灵柩的跑"，只有放风筝的孩子快乐地在雪地上蹦来蹦去，有的在"丢雪球儿玩"。达夫说"通篇被一种灰色的气氛充满了；令天涯愁客，不敢再读"，而沫若却读了又读，他以诗一样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由仿吾的小说幻化出一个新的境界：

仿吾！流浪的人！
待我再来丢个雪球儿罢，
抬灵柩的人我们让他跑去！
我们要把这满腔底氤氲，
酝酿成弥天的晴雪，
把生命底潮流美化，净化，韵化！
不可思议的雪哟！
我祈祷你永远存留，
到地球冰化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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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22年3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Green》确实代表了这一群凫进文艺新潮的年轻弄潮儿活泼的生命力与勃然的希望，它虽然没有能够继续办下去，但是从此大家更热情地创作，也更想对新文学运动发表意见。这样，组织文学团体和开辟新园地的要求，便愈来愈迫切了，于是，沫若的脑海里又漾出了二、三年前他分别与张资平、成仿吾洽商邀集同人筹办纯文学杂志的情景

《郭沫若传》第05章 登上"宝筏"前后

十三

这次重来福冈，正是樱花烂漫的季节，街头巷陌花团锦簇，到处春意盎然。可是沫若却无心观赏，他觉得春天不是我的，无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他逼到了十字街头：继续从事文艺创作吧，以安娜为模特儿构思的一篇题为《洁光》的小说，现在应当可以动笔了，然而他自己虽可以作困饿在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但在合家老小受着饥饿威胁的时候，他又怎能安然陶醉在缪斯的怀抱中？去九州大学跟石原教授研究生理学吧，他究竟是否有决心以毕生的拼搏，挤入科学的堂奥，永远与"冰冷的真理姑娘"拥抱？烦闷，倦怠，悲哀，飘泊，失掉了路标的郭沫若徘徊在十字街头，倍受人生苦难的煎熬。

幸亏有一笔意外的款项可以支取，这就是去年大学毕业时未曾认领的三百元留学生归国费。一九二四年四月底，沫若亲自去东京领款。他在年前惨遭大地震已成废墟的东京城里游荡了三天，唯一的一次享乐是在浅草公园看了一场《往何处去》的电影。当他看到影片中的使徒比得从火光冲天的罗马城堡逃出，在路上遇见耶稣的幻影，立即跪在地上问道："主哟！你要往何处去？"耶稣回答："你既要背弃罗马的兄弟们逃亡，我只好再去上一次十字架了！"这一情景使沫若浮想联翩，自己不也是丢下创造社的弟兄们，从上海滩"逃"到东京湾来的吗？倘若继续往前走的话，这不也意味着自己将使心爱的"创造"女神钉死在十字架上吗？电影散场后，他独自坐在觉音堂畔的一座小亭子里，回顾、追悔、思索。阴郁的天气，荒凉的街头，无尽的哀思。民厚南里局促、拥挤的住房，挚友仿吾含笑沉思的面庞，通宵不眠的赶稿，紧张伏案的校对镜头在旋转，旋转，昔日一切平凡的事务，现在都成为珍贵的回忆。泪水渗出了眼角，《创造》啊，《创造》！沫若多么响往立即回到你的身旁！

这时由仿吾独力支撑的《创造周报》已难以为继，不得不在满周年的那天宣告停刊。当仿吾在清理《创造周报》的大量余稿时，站在一旁的周全平看了觉得十分可惜，便建议再办一个刊物来弥补这个缺憾，以尽量容纳周报容纳不了的好稿子。于是，周全平与他的伙伴儿贻德、敬隐渔和严良才开始筹办《洪水》半月刊。他们写信告诉沫若，沫若表示热烈支持，衷心希望他们努力办好这个刊物，"《洪水》的封面字便是他用破笔蘸了蓝墨水写好寄来的，因为那时他没有毛笔和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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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平：《关于这一周年的洪水》，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穷得连象样的笔墨都买不起的郭沫若，而今有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即翻译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河上肇（1879-1946）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他边读边译，常为书中精辟的论述拍案叫绝，深深感到那些平日把列宁当成暴徒看待的传闻真正是无稽之谈，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天经地义，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当数马列！不过该书内容也有沫若所不满意的，那就是河上肇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沫若认为这实在不是马克思的本旨。

从春末到夏初，费了两个月的光景，沫若总算完成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全书的译述。他的态度十分认真，特请友人何公敢借来《SovietRussia》（即《苏俄杂志》），据此将书中有关章节的引文又校改了一遍。七月一日已是夜半时分，他校完了末章《政治革命后俄罗斯之经济的地位》的最后一句，虽然感到头胀、腰痠，十分疲乏，但大脑却格外清醒、亢奋，便情不自禁地又提起笔来，在后面加上了一段"附白"，其中说：

此文于社会革命之道途上非常重要，国人对此颇多

误解，有人以为列宁改宗，遂援引为例，欲于中国现状之下提倡私人资本主义者，这真是污辱列宁，遗害社会了。译此文竟倍感列宁之精明和博大，追悼之情又来摇震心旌，不禁泪之潸潸下也。

在泪眼朦胧中，他想起年初闻列宁噩耗时作的一首题为《太阳没了》的悼诗，仿佛耳边又滚动沉雷般的怒吼："你我都是逐暗净魔的太阳，各秉着赤诚的炬火，前走！前走！"他这时非常清楚，半年之前的自己还处于半觉醒状态：虽崇敬马克思、列宁，对于共产主义也是憧憬的，但只朦胧地感知到一些气息，思想还相当混乱，各种各样的见解都沾染了一些，缺乏有机的统一。因而在诗文中，有些话说得似乎还不错，而有些话却又十分糊涂。然而现在可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坚信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他要登上这艘"宝筏"横渡到共产主义彼岸。

一本书的译述竟如此强烈地震撼着沫若的性灵，思想的飞跃，感情的炽热，他感到仿佛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翻转来洗涮了一番，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洗礼。这意外的收获，这新奇的变化，使他多么想与友人们分享自己无穷的喜悦。八月九日，他伏在高不满一尺的饭桌上致函仿吾，写啊，写啊，从正午写到子夜，一点儿也不觉得疲倦。写啊，写啊，"委曲风波事，难为尺素传"，没完没了的知心话语，似浪潮般无间歇地拍打着心岸。写啊，写啊，他恨不能乘着鸿雁越过大海，飞抵挚友的身边，掏出自己这一颗赤诚的心。

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的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非常感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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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论集续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这封长达万言的书信写完后，他方从对光明的憧憬中回到了现实。扭转头望了望横三倒四地躺在草席上的妻儿们，发现他们的脸上、手上和脚上，因打蚊子而留下了斑斑血迹，这时他才觉得自己的颈子和手足奇痒难耐。鸡怕快要叫了吧？他倒下身去，安娜枕畔放着一本翻开的《产科教科书》又吸引了他的注意。可怜而又坚强的妻子呵，她在暗暗地准备分担丈夫肩负的生活重担。他轻轻地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收敛不住的泪珠滴落在她的秀发上，怀着新生的喜悦和对妻子的感激，他久久不能入睡。

本打算靠卖《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译稿解决五月以后的生活费的，结果情况发生了变化，需待出书后才能抽版税。远水解不了近渴，沫若一家实在穷得无法可想，以致书刚译完便将原本拿到当铺去当了五角钱。一个月二十元的房租再也付不出，拖到六月尾终于被房东赶了出来，于是去找六年前住过的那家当铺，承蒙店主不忘旧情，恩准沫若全家仍搬到仓库的楼上去住。旧屋重居，六年一循环，草席和窗壁比从前都旧得不成样子，而房租却由原来的一月六元涨到了十元。

这次搬家使孩子们十分伤心，他们留恋原来住的网屋町，因为前面临海，后面有小花园，这是他们喜爱的小天地。园子里，安娜和沫若领着孩子们种的牵牛花和大莲花正含苞待放，两株橘树已经开了花，青色的果实在渐渐地长大。安娜时常说："看在孩子们的分上，房金虽是贵得一点，但是有花有木，有新鲜的空气，这样感到对得住他们。"其实沫若又何尝不想继续住在这里，当铺仓库的楼上毕竟不会有什么好滋味。每天清早需打发和儿到箱崎的米店和小菜店里去贳小菜、贳豆腐，如果和儿病了，沫若只好亲自出马。看着儿子营养不良的脸色和神经过敏的眼光，沫若的心都碎了。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冬服和被子都可以交给当铺去保管了，比较值钱的书也差不多已经当光，手头只剩下一部当不出钱的德文版《新时代》，这是四月间与仿吾分手时特地向他讨来作纪念的。此时此地也许这本书可以帮一下沫若的忙，他想：假如能变换得若干钱来，暂时拯救一下可怜的妻孥，至少可以感受些清淡的安乐。因此七月初旬，他决计将它译成中文，再度尝试一次卖文生涯。

对沫若说来，翻译屠格涅夫的《新时代》乃是一大乐趣。书中所描绘的农奴解放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罗斯，很象清廷倒台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只要把人名和地名都改成中国的，把扑克换成麻将，把雪茄换成鸦片，把伏特加换成花雕，那醉生梦死的俄国官僚的生活，不正是灯红酒绿的中国新旧官僚生活的写照？至于涅暑大诺夫、马克罗夫、梭罗明、玛丽亚娜，他们性格中好的坏的方面也都杂呈在中国青年男女的身上，在这里沫若也照出了自己的面影，他好象也充当了书中的一个角色。

前后不到一个半月，沫若译完了这部小说，试图运用新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作了评价，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部书所能给我们的教训只是消极的，他教我们知道涅暑大诺夫的怀疑是无补于大局，马克罗夫的躁进只有失败的可能，梭罗明的精明稳慎只觉得日暮途遥，玛丽亚娜的坚毅忍从又觉得太无主见了。我们所当仿效的是屠格涅甫所不曾知道的"匿名的俄罗斯"，是我们现在所已经知道的"列宁的俄罗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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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时代〉序》，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6月版《新时代》。

从此，再也不对书中的主人公涅暑大诺夫含情脉脉，他觉得在译成这部书之后，已经把自己心中的"涅暑大诺夫"枪毙了。他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以列宁的俄罗斯为榜样来建设新的中国。

随着世界观的变化，沫若对文艺的见解也与以前不同了，所谓"纯文艺"的提注，而今在他看来已经显得幼稚可笑，生在这样的时代再侈谈什么"纯文艺"，他认为只有到年轻人的春梦里、有钱人的百宝箱里、吗啡中毒者的迷魂阵里、酒精中毒者的酩酊里和饿得快要断气者的幻觉里去找！既然自己已经下定决心奔赴革命征途，那么追求的就只能是革命的文艺。也就是说，他要把文艺活动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以文艺为宣传的利器，"到兵间去"、"到民间去"鼓动革命情绪，他向往从以前的浪漫主义倾向走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来。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决定了今后的去向："我要回中国去了，在革命途上中国是最当要冲。我这后半截的生涯要望有意义地送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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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论集续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原拟九月归国的郭沫若，无奈被月初爆发的江浙战争所阻。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与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的这一场火拼，战线由宜兴一直延伸到上海附近，搅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沫若已经作好归国的准备，他先带着妻孥来到福冈的邻县佐贺，这是从长崎回中国的必经之地，他们在这儿的山村里找了个便宜的住处作为过渡，一面体憩养生，一面等待战事平息。不过对沫若说来，这暂时的田园生活也无法尽情享受，他给自己定下了新生活的规程，最要紧的一条便是每天至少要写三千字的文章。象户外的溪水不分昼夜地奔流，少时的停歇他不贪恋，崎岖的道路他不回避。流吧，流吧，大海虽远，向着大海的方向流去，总有扑进大海胸怀的一天！

十四

在海外飘流了半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沫若三十三岁生日这一天，他带着一妻三子和一捆近三十万字的文稿，又折回到上海。只见他身穿一套在日本已经穿了十二年的学生装，外面套着一件破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十年前在东京买的棕黄色骆驼绒鸟打帽。这样的打扮和他的实际年龄似乎有点不相称。上海滩依然故我，沫若又莅践故土，却引不起半点感兴：说是高兴吧，实在谈不上；感到羞耻吗，似又大可不必。

他把家安在八仙桥附近的环龙路（今南昌路）四十四弄内，本想隐居片时，可是不出十天，朋友们就找上门来了。这时卢齐之战已经以江苏军阀获胜而告终，没想到这局部的动荡竟牵动了全局，整个国家的形势也发生了剧变：直系军阀吴佩孚（1873-1939）倒台了，皖系军阀段祺瑞公然当了北京临时政府执政，孙中山已应邀由广州北上讨论国是。由于南京的齐燮元和北京的执政府还在争持，以致上海的一帮官僚政客各以南北两京为背景，两班人马虎视眈眈地对峙着。吃够军阀混战之苦的中国人民，对不管什么籍什么系的军阀都恨之入骨，于是有人建议组织调查团，踏访战地调查江浙战祸，以揭露和抨击此次战争制造者的罪恶行径。这件事由孤军社负责，恰好该社许多成员都是留东同学，他们便邀请郭沫若参加。早就嚷着"到兵间去"、"到民间去"的沫若，觉得这正是从事实际活动的好机会，便一口答应下来，担任了宜兴一路的调查。

临出发时，沫若特地邀了周全平同行，因为他是宜兴人。十二月一日启程，车过真如、南翔、黄渡、安亭、昆山和无锡，这一带田野荒芜，杨柳枯槁，芦草衰黄，秀丽的江南如此之愁容惨淡，这不就意味着中华的沦丧吗？第二天改乘轮船，在昏茫的运河上察看两岸的累累战痕，更令人感到凄凉、神伤。抵达宜兴以后的四、五天，足迹沿着蜀山、兰右、湖汶、悬脚岭，直到浙江境内长兴县界上的尚儒村。沫若的眼睛象是摄影机的镜头，在"镜头"前掠过的是：满载太师椅、红漆马桶等战利品的车皮，弹痕累累的竹林，穿着灰色军装的大兵，拖儿带女从上海归来的难民，遍野眼神呆滞、烧着纸钱的带孝妇女，汗水淋漓、疲惫不堪的担煤少年和老头，贪婪地啃着沾满泥屑的骨头的孩子，而随着人们嘴唇喃喃地蠕动，沫若眼前又幻化出被奸淫的产妇一双绝望的眼睛，真如、南翔大火中被火舌舔卷着的惊恐的人群，抓着糟豆腐、生豆渣往嘴里塞的饿疯了的民夫，他的躯体被愤怒充斥得几乎要爆炸了。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要象猪狗一样的活着？为什么他们要任人宰割而不起来反抗？为什么中国新兴的文艺家无视这被屠宰者的生活？--"你们为什么定要想跑到巴黎，跑到德意志，为什么定要龟藏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做些虚伪的表现呢？"①看来要想打破旧式诗文的格调，怕只有彻底改造旧式的生活才能办到吧。回想过去自命清高，昂首天外，实在太要不得了，从今后必须把头埋到水平线下，多体验体验穷苦百姓的生活，多领略领略灾难深重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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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水平线下·到宜兴去》

从宜兴回来，沫若原先说定还要担任调查报告集《战痕--甲子苏祸记》的总编辑，未曾料到孤军社竟约了曾琦（1892-1960）写序。尽管沫若与曾琦是旧友，但他绝不愿与这位"醒狮派"的首领合作共事。"醒狮派"以当时曾琦在上海创办的《醒狮》周报而得名，他们鼓吹国家主义，居然把真正爱国的人当作"国贼"。孤军社成员亦大多信奉国家主义，因而与"醒狮派"关系密切。至于沫若与孤军社的交往，早在一九二二年《孤军》杂志创刊时，他就曾受托将该刊介绍给泰东图书局出版，因而被视为孤军社的准同人，出席过他们的会议，并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过许多诗作。不过沫若与孤军社同人的政治见解大相径庭，他在《孤军》上发表的一些诗作常遭到他们的曲解，誓如鼓吹"如俄罗斯无产专政一样"，进行"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大革命"的《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刊出时，他们居然加了这样的附注："这篇文稿虽有鼓吹革命的地方，一见似乎与《孤军》护法的意思有些出入，然仔细考察起来，沫若先生所谓革命单指扑灭军阀而言，非调约法也可抛弃，读者切勿'以辞害意'！"①但鉴于彼此友好的交往，沫若对此并不介意。由于这种关系，他当然不便于直接反对曾琦为战祸调查报告集写序，而是对全书的编辑工作采取拖延的态度，想不了了之，结果孤军社只好收回成命自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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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23年1月1日《孤军》月刊第1卷第4、5期合刊"推倒军阀号"。

沫若没有编成《甲子苏祸记》，而且连自己执笔写的调查报告《到宜兴去》也成了"一座未完成的塔"，却创作了组诗《瓶》和小说《落叶》，这些作品都可以用"苦闷的象征"来解释。毋庸置疑，诗人自己是苦闷的，他也能很顺畅地以创作表达个人的苦闷，即使是在去宜兴调查的途中，民众猪犬般的生活虽使他感到心头闷胀，感到羞愧，但他在旅途中写啊写的还是个人熟悉的身边琐事；他有宜兴念念不忘的还是要尝尝当地特产松菌和黄雀的滋味；离开那些生活在战祸中的不幸人们之后，最能激起他创作冲动的也还是青年人复杂的恋情。沫若无法否认自己身上的两重性，内心翻腾着波澜，想要跟自己的以往告别，却又充满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