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是炎炎的夏日当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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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塔〉前言》，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1月版《塔》。

严酷的现实，血淋淋的人生，告诉他应该容不得往日那些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再来光顾。他关心起在这次调查中接触到的中国经济问题。在去无锡的火车上就曾与人议论当时纺织业面临的危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外国棉纱大量输入中国，日本资本家更在上海附近开办了几个大工厂，我国民族资本家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连最大的大中华纱厂也已经倒闭。中国今后到底应当走哪条路？有人提倡资本主义，有人说要实行共产主义。究竟孰是孰非？沫若在联系实际进行深入的探讨。他先后扣问过不少经济学家，但他们都好象漠不关心。恰巧有个研究经济学的老同学漆树芬（？-1927），就住在沫若寓所附近，他常来串门，两人便就这个问题交换看法。沫若表明自己是反对讴歌资本主义的，不相信在中国有资本主义发展之可能，认为目前只有把外国资本家从国内市场赶跑，中国才有生路。平日谈话容易激动的漆树芬，听了沫若的意见后更是激昂慷慨，惊喜自己有了同道，他一口气举出了许多例证，把沫若的观点阐述得头头是道，还说他已经写了一部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书稿。沫若知道漆树芬留日时曾师事河上肇，他们的意见之所以会如此默契暗合，原因正在这里。

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一个晚上，漆树芬夹着那包书稿又兴致勃勃地来找沫若。这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济学手稿，厚厚两大册，三十余万字，倾注了作者多年的心血，沫若最懂得它的价值，他破例允诺为该书作序。当天夜里他就读完了全稿，觉得自己的一些直观的见解在这里都得到了系统的论证，他叹服这位不修边幅的老同学居然写出了这么精辟的著作。浮薄的学术界有希望了，他为笃挚的研究家的出现而欢跃，同时真诚地希望这部书的问世，能帮助广大同胞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合上书稿凝神细思，他干脆将原来冗长的书名改为《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这在那个时代未免显得怵目，因为敢于直呼"帝国主义"的人，往往被当作共产党，以致后来的书名又被马寅初改成了《经济侵略下的中国》。

这些日子来，沫若由中国纺织业的破产而引起的一系列思考，到这时算已成熟。他终于得到了"一个伟大的教训"，四月二十六日夜间他以这七个字为题做了一篇短论，大声疾呼：

我们假使不想永远做人奴隶，不想永远做世界的资本家的附庸，我们中国人只剩着一条路好走--便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劳农俄国的道路。我们不要只看着红的颜色便缩头缩尾吧。这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我们临到了穷途，为甚么还不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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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盲肠炎·一个伟大的教训》

走，中国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已经走在前头。当时上海不断爆发工潮，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五月十五日，日商内外纱厂竟然枪杀罢工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三十日，两千多名学生集队上街演讲示威，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结果惨遭英国巡捕的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热潮。

惨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天气阴沉闷热。沫若和周全平有事偶尔到南京路去，走近浙江路口时，突然涌来不平静的人潮，一张张苍黄的面孔呈现出惊恐的神情。是怎么回事？"郭先生，不要往前去了，英国赤佬在开枪杀人！"一位认得沫若的学生模样的人气喘吁吁地对他说道。这消息震得他头脑轰鸣，金星直冒。这些该死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凭什么屠杀我国同胞？血管里的热血在不安分地波动，走！必须逆流而上，亲眼看一看他们制造的血案。

沫若身上迸发出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在汹涌的人潮中吃力地逆凫着铅块似的乌云压着高楼的尖顶，在摩肩接踵、万头攒动的人潮的推拥下，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似乎在吱吱嘎嘎作响，随时都会散架倒塌下来。黄睫毛、蓝眼睛，黑面孔、红包头，汇合着注铅的警棍，乌亮的来复枪--一堵死亡的围墙在不断地扩大，扩大墙内同胞们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和一双双怯弱的眼睛，眼睛的海洋淹没了沫若，又托起了他，一下把他拥到了大公司的铁栅栏边，一下又把他卷到了人行道下。他感到心头难以遏制的闷胀与噁心，深深地透了两大口气，眼望着先施公司的大门，再一次随着人潮涌了过去，紧紧抓住铁栅栏的把手，终于荡进了公司的大门内。

门内依然是一片惶惶然的眼睛的海洋。沫若一心盼望能登上一块突兀的礁石，好鸟瞰眼前的一切，即使下面是鲜血一般的熔岩在奔突，他也愿意纵身跳下去，与受难的同胞们熔化在一起。他疾步爬上三楼，好不容易觅着一页向上半开的玻璃窗，于是惨案的现场赫然显露在眼下。

老闸捕房门前的路面和电车轨道上，一汪汪水潭，一阵阵血腥，尸骸已不见，血迹刚冲掉，鹰犬们仍在逞凶肆虐不！不！沫若分明看见一个满身枪窟窿的同胞僵卧在马路中央，死神虽夺去了他眼中的光彩，但那双夺眶而出的圆瞪着的怒目并没有闭上，紧握成球状的双手也没有张开。成堆成堆比老鼠还大的蚁蝼，正在东奔西突地嘬着他的血和肉；一群一群如乌鸦般大的苍蝇，带着饱食了血污的满足在嗡嗡营营地飞来飞去。转瞬之间，那高大的身躯便被啃光了，连地上的血迹也被舔个干净余下的又是一双双凶残的眼睛在搜索着捕获的对象，突然鹰犬们的目光弹丸似地射中先施公司三楼这个窗口，霍地一下几十根枪管和警棍同时举起，沫若浑身的血液沸腾了，他恨不能冲下楼去与他们面对面地拼搏，夺过枪来也给他们一个就地解决。"快关上窗，拉上窗帘！"还没等沫若完全清醒过来，临街的窗帘已被拉得严严密密，他好象吞下了一块烧红的铁。

回到家中，所有的邻里、同事和朋友都在谈论这场惨案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大学生，也在枪弹纷飞中身负重伤，他的姐姐不顾一切地在医院中看护他无数青年同学到处奔走，在为死难的同胞们募捐是的，有这等年轻、热血儿女，中华绝不会完，鲜红的热血必将浇灌出自由之花，自由之花一定会开遍中华！沫若拿起笔来，想用戏剧的形式绘下这壮丽的一幕。起先他打算写一个三幕现代剧，就以那十七岁的大学生为主角，全剧以弟弟的死亡向姐姐启示一条必由之路，让她化悲痛为力量，努力使自己成为我们民族的一名女中豪杰。但是在具体构思过程中，他却改变了主意，觉得这些认识照亮了他心中早就孕育的聂荌、聂政的形象，他决心描写战国时代的这一对姐弟：姐姐一心支持弟弟的正义行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以说，《聂荌》是借虚拟的历史故事，歌颂现实生活中的那一对大学生姐弟，这是作者特意献给站在反帝爱国斗争前线的人民群众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

"五卅"高潮中的上海，完全改变了平常的模样：租界冷清清，往日喧嚣的商场现在大门紧闭，悄然无声，马路上风驰电掣般的车水马龙似乎也已失踪，只有铁甲车和机关枪在抖威风；华界却闹嚷嚷，无论沪东、沪西抑或南市、闸北，一群群工人、学生来来往往，标语到处贴，传单满城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吼声惊天动地。沫若于悲愤泣血之余，由此也看到了希望的光辉：睡狮已经甦醒，我们中华民族尚属大有可为！为了支援、救济站在斗争第一线的勇士，他把自己刚草成的《聂荌》交给上海美专学生会组织的游艺会义演，从七月一日起在新舞台共演了三天。酷暑之中，剧组人员忙得油汗满身，耗尽全部精力；吐着血的女主角扮演者，脸上泛着肺结核的红晕，坚持到吐出剧中的最后一个字；观众因鼓掌而发红的手，一次又一次高高举起，口号声震沸了浦江水。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的中华，中华！此次演出所得票款，全都捐献给了上海总工会。

五卅惨案激起空前的民气，社会各方面的人士都动了起来，声援的群众团体在不断增多。郭沫若也与他的同乡漆树芬、曾琦、阳翰笙、郭步陶等人组织了四川旅泸学界同志会，并被选为职员，负责文字工作。六月中旬，他为该会起草《五卅案宣言》，明确提出对于英、日帝国主义的方略，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时必须实现全民大团结。当他把宣言草案交付职员大会讨论通过时，曾琦嗅出了"赤党的经济理论"味，一再指摘其中多处露骨地用"帝国主义"字眼。这个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确实说中了，然而不谈这些还称得上什么旗帜鲜明？沫若面带愠色，严肃地回敬了曾琦一句："谁注意：这是同志会庄严的声明，不是为贵刊《醒狮》撰写的稿件！"他寸步不让，一方面宁愿不被采用，而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公开发表于《晨报副刊》，另一方面向同志会请求辞职，以表示与曾琦之流的彻底决裂。

刚与"醒狮派"国家主义者交过手，"孤军派"国家主义者又扑了过来。有个化名为"灵光"（即林骙）的人，长期以来藏在"国家"的美名之下煽惑青年，痛骂科学社会主义者为"穷汉"，扬言中国只要一共产便要受人"共管"。有的青年竟跟在这伙人的后面，借用考茨基骂列宁的话，来骂信奉共产主义的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奚落他恪守"祖师的名义"。沫若挺身而出，勇敢地迎战对方的挑衅，从一九二五年十月连续发表的《穷汉的穷谈》和《共产与共管》起，到一九二六年三月离沪之前赶写的《卖淫妇的饶舌》止，往往一下笔就是一个通宵。他从不躲躲闪闪，勇于公开承认："象马克思那样伟大的人物，他就做我的'祖师'也当之无愧，而我也是事之不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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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盲肠炎·卖淫妇的饶舌》

当郭沫若与国家主义者论战得难解难分之时，他曾得到瞿秋白（1899-1935）的支持和指点。一九二五年入冬以后的一天下午，蒋光慈（1901-1931）陪同瞿秋白来访。沫若久闻秋白大名，但见面还是第一次。待客人坐定后，他便大谈与醒"狮派"、"孤军派"的论争，评述国家主义者关于中国必须效法日本和土耳其的主张如何荒谬。秋白始终默默地听着，他那因严重的肺病而显得惨白的脸上，偶尔呈现些许的激动。末了，秋白肯定了沫若的意见，并希望他及早写成文章，为此还答应向他提供一些关于土耳其的资料。这短短一小时的交谈，使沫若增强了斗争的自信心，同时也给秋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鉴于"五卅"之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变本加厉地施行恐怖政策，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受到的迫害更加严重，年底郭沫若又与恽代英（1895-1931）、张闻天（1900-1976）、沈雁冰、沈泽民等人联名发表宣言，正式成立中国济难会，以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该会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

现实斗争的感召，理论战线的探讨，把沫若从纯文艺活动中解放出来了，原来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他，如今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个性和自由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和自由，实在未免出于僭妄；似乎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以为大众请命，争回大众的个性与自由，这才合乎情理。这时候，熟悉郭沫若的人都说他变了，变在哪里呢？这期间与他朝夕相处的周全平，说他"渐渐变成现实的了"。①这个变化不仅标志着郭沫若个人的转向，同时也表示了创造社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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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仿吾：《上海滩上》，1926年《洪水》半月刊第2卷第1期。

正是以这种新的思想和姿态，沫若带领一批年轻的创造社成员，在上海滩奋勇开辟新阵地。他将《聂荌》和以前写的同类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连同《文艺论集》以及周全平的《梦里的微笑》，一起用来与光华书局作为互惠的条件，促使对方同意为创造社出一个定期刊物。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画着一个奇怪的封面的洪水半月刊创刊号陈列在四马路的书肆里了。这奇怪的封面和封面里面的一些新的人名使上海的读者们吃了一惊。于是洪水便缓缓地从上海而泛滥到各处了。"①《洪水》半月刊实际上是《洪水》周刊的复活，主要由周全平、叶灵凤、潘汉年、周毓英、柯仲平、邱韵铎、成绍宗、梁预人等经办。为了和创造社原来的成员有所区别，一般都习惯地把这些新近加入创造社的年轻人叫做"小伙计"。除此之外，郭沫若还拉漆树芬和蒋光慈参加了创造社。"小伙计"们虎虎有生气，把《洪水》办得很有特色，从内容来说虽然没有一个标准的主义，但是一贯倾向社会主义和尊重青年的热情，显示了年轻人的率直。沫若更把《洪水》当作与国家主义派展开论战的重要阵地，后来收集在《盲肠炎》一书中的文章，大都在这里发表过。有郭沫若在继续为创造社撑大旗，有一群"小伙计"共同努力，中期创造社的勃兴便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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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平：《关于这一周年的洪水》，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这时，沫若越来越认清了文学与革命的不可分割性，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一九二六年三月二日，他在《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公开号召：

朋友们哟，和我表同情的朋友们哟！我们现在是应该觉悟的时候了！我们既要从事于文艺，那就应该把时代的精神和自己的态度拿稳。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我在这儿敢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一句话。文章在《洪水》上刊载出来后，很快有人投书编辑部，热烈欢呼沫若"'斩钉截铁'的高举起第四阶级文学的鲜红旗帜"，诚恳地表示愿站在这面旗帜下做"一个小卒"。①同情和拥护创造社的青年人日益增多，创造社自身亦感到需要进一步发展，尤其应当成立自己的出版部。达夫主张最力，沫若亦很同意。经过一番酝酿，由周全平拟订了具体计划，决定采取募股的办法，小至五元一股，大至五十元一股。这个消息一见报，远近的青年翕然响应，连一些中学生也省下了零用钱来认股。《创造社出版部章程》规定："本部组织之目的在打破出版界恶习，谋社内外优良刊物发行之便利。"这不是一个商业化的书局，而是读者和作家的公开的合作机关。该部设股东会、理事会和监察员会，由郭沫若出任理事会主席，成仿吾任会计兼总务，郁达夫、周全平等为理事。②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正式开张，后来还在广州、武昌、扬州、长沙以及日本设立分部。不过这时候，沫若已经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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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翔梧：《沫若，我要站在你的旗帜之下》，1926年《洪水》半月刊第11、12期合刊。 ②《创造社出版部章程》、《总部第一届理事名录》，均见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十五

向来喜爱文艺的郭沫若，竟与教育也有一定的缘分。别的不说，单在上海，先后就有好几所大学邀请他任教。

一九二五年四月，沫若应聘去大夏大学任讲师，教《文学概论》，每星期两节课。报酬虽然微薄，不过并没影响他热心教学的情绪，他很想乘这个机会认真钻研一下，把平时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直感，结合近代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来一个升华，以求得系统的理性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有独到见解的"文艺的科学"。为此需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但他无钱购买，连图书馆都没有的大夏大学当然也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他只好远道去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借阅或立读。这个特别的顾客，一开始就得到了店主内山完造（1885-1959）的多多关照，日后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并经内山介绍，与日本大众文学作家村松梢风有过一段交往。

沫若常常从环龙路寓所乘黄包车赶到学校--严格说，这哪儿是什么学校，只不过是校方借来开散学的一座旧公馆。他在教室不象教室、礼堂又不象礼堂的房间里上课，从文学的胎元形态入手，寻求出"文学的原始细胞"，即纯粹的情绪世界。他举出了实例加以说明：当初幼小的和儿看见迷人的博多湾和可爱的月亮，总要反复呼唤："呵，海！呵，海！呵，海！呵，月亮！呵，月亮！呵，月亮！"这可以说是表现了儿童的情绪世界的诗，由此才引出了沫若自己的诗《新月与晴海》："儿见新月，遥指天空；知我儿魂已飞去，游戏广寒宫。儿见晴海，儿学海号；知我儿心正飘荡，血随海浪潮。"两相比较，形式上后者比前者复杂，但节奏完全一样，只是字里行间所表现的情绪明朗化了。然后沫若又以这"文学的原始细胞"为对象，进一步分析研究文学的创作过程、感应过程和进化过程，从而构成文艺总论；再在总论的基础上，按诗歌、小说、戏剧讲述分论。这样丰富的内容可惜还没讲到一半，由于"五卅"运动学生参加罢课而终止。以后沫若不愿继续受聘，他将讲课的部分内容整理成《文学的本质》和《论节奏》两篇文章，公开发表在《学艺》等杂志上。

《学艺》是中华学艺社的刊物，郭沫若系该社成员，曾被委任为总事务所编辑科干事。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间，他还应邀担任了学艺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五年八月学艺大学正式成立，他受聘为文科主任兼教授，并主持学艺图书馆工作。但终因与董事林骙、教员曾琦等人的矛盾，而于年底辞掉了该校的职务。

没想到上次晤面后不久即奔赴广州工作的瞿秋白，已经向广东大学推荐了郭沫若。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大学寄来了聘书，请沫若去担任文科学长。乌烟瘴气的上海当然不值得留恋，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广东的确令人神往，这是沫若"希望所寄系着的唯一的地方"，便立即回信表示接受邀请，并要求添聘郁达夫和王独清，结果达夫被聘为英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独清为文科教授，还有先期到达广州的仿吾已在做文科兼预科教授。老朋友们将重新并肩战斗在一起，沫若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在胸中勾画着新的蓝图。

三月十八日，沫若将家眷以及创造社的事务都托付给周全平，即与郁达夫和王独清乘"新华"轮由水路南下，二十三日早晨安抵广州。不料途中方五日，从北到南竟发生了两大令人震惊的事件：启程之日，段祺瑞在北京残酷镇压集会反对日本干涉我国内政的学生，酿成了"三·一八"惨案；第三天，蒋介石在广东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而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制造了"三·二○"事件。沫若到达广东时，羊城还处在"三·二○"戒严期中，市面上的气氛有些紧张，来码头迎接的仿吾赶忙将这儿的现状告诉了他。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一同来到林祖涵（伯渠，1885-1960）家接洽，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毛润芝（泽东，1893-1976）。与这位久仰大名的文学家见面，润芝显得分外高兴。"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这便是毛润芝初次留给郭沫若的印象，但不知他有否察觉，面前的这位大诗人耳朵相当背，当他低声介绍广东和全国革命运动情况时，诗人只听清楚了两三成。

林祖涵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平时对广东大学的工作非常关心。他把郭沫若等人引进广东大学，学校已经开学。三月二十七日，沫若即参加了第七十二次校务会议，讨论筹备中山大学委员会等事宜。为了纪念孙中山，广东大学拟改名中山大学。学生们获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不远千里南来，都已先后到校就职，深感荣幸，特发起于星期天（三月二十八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处于大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大学，对国内外重大政治斗争非常敏感。三月三十日上午举行追悼北京"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大会，由学生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主席毕磊主持。沫若应邀赴会，并发表了演说。他想起，孙中山当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演说，就是在广东大学钟楼礼堂作的。眼前痛悼烈士的哭声，讨伐刽子手的口号声，震得钟楼都要爆炸了。不过他很清醒、沉着，几天来痛定思痛，硬将那火山熔岩似的诗人气质蕴藏在心底，奉劝大家追悼烈士不应只悲哀痛哭，要积极地、坚决地负起他们所未完的使命，尤其是必须从中引出教训。他在演说的末了强调指出：

故此次所得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今后要一致向前革命，不要作无谓的内讧和意气的争闹，我们今后要两手向外打，不要右手打左手，也不要左手打右手！第二为促成北伐。我们要知道中国这个局面，单打倒一两个军阀或帝国主义者无用的。我们要根本推翻一切恶势力，彻底改造！那末，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可！现在为与北京诸烈士报仇及消灭弥漫北京一切恶势力起见，更要请国民政府早早出兵北伐，为民请命，打进北京，夺回一切政权，交还人民。这就是今天追悼北京诸烈士最大的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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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先生演说词》，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1926年8月印行的《国立广东大学演讲集》第2集。

广东大学自成立以来已越两载，学生们对学校有许多不满意之处：特别是文科学院的学生更觉得系科办得暗淡无色，课程凌乱杂沓，中学之科目竟入大学课堂滥竽充数，讲授者亦复笑话百出。学生们早就热切期待有一个彻底的改革，好不容易盼来了郭沫若学长，敢于当机立断，坚决支持他们的正当要求。可惜沫若上任时，课程早已排定，欲改无从，且一时难以撤换不称职的教师，本想等到暑假过后再作大变动，然而眼看学生要求愈益强烈，刻不容缓，便立即与校长褚民谊商妥，于四月二十日贴出布告，准许学生重新自由改选科目，就其所满意的教师听课。学生们感到"法良意美，无逾于此"，而以教育学系主任黄希声为首的一批教师却觉得人格受了侮辱，他们串联了部分文科教授和讲师，于次日宣布罢课，同时书面呈请校长罢斥郭沫若。他们还虚张声势，将呈文交《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并上书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到处起哄鼓噪。沫若知道这些人的底细，他们大都属于前任校长邹鲁留用的清末举人和贡生，也有一些是不学无术的"假洋鬼子"，在学生们的眼中，这些八股先生和基督教徒虽一中一西，但都是"饭桶"。由这样的人执教，学校怎么能有生气？现在他们既然跳了出来恶意诬告，沫若当然不甘示弱，他在致校长信中针锋相对，详细陈述了自己的心曲：

沫若此次奉命来粤，非为素餐而来，力虽棉薄，对于教务之革新，颇思效命。乃该教员等早含敌意，故为刁难，每有施设，动辄掣肘，今复小题大做，任意捏诬，沫若视该教员等之行为，实欲为国家前途痛哭。夫以师长之资，乃为青年所不容，且复任意罢课，牺牲学生之光阴而不顾，所谓蔑视校章、捣乱学程，实属莫此为之。

沫若行事，以校长为依归，以学生为本位，以良心为指导，自信毫无恣肆。乃该教员等竟以罢课要挟，致激成学生之风潮，咎有攸归，责无旁贷。该教员等捏诬捣乱之行为，应请校长予以相当之处分。至于沫若本身，如经校长认为有失当之处，沫若当引咎辞职，以谢罪于全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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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1926年4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

绝大多数学生都支持郭沫若，明确表示"我们对于郭学长改革学校的热忱，是抱有无限的同情与希望的，不料我们的希望尚未达到时，就又有风波发生了"，这"实际上是给文科数百同学之热烈的希望上一个大打击，亦即是文科改革进行上一个大阻碍"。①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文科本科学生和预科学生同时组织了革新委员会，公开发表宣言，开展择师运动，呼吁广大教职员及同学"驱逐为饭碗而鼓动罢课之不良教员，拥护褚校长郭学长及其改革计划，奋斗到底，反对妥协"②。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力量为主体的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也召开了党员大会，一致通过了四条决议：援助文科同学的择师运动，拥护为学生谋利益的褚校长和郭学长，拥护褚校长、郭学长改革文科的计划，全校普遍开展择师运动。这样，部分"饭桶教师"的闹事，反而促成了全校规模的大风潮，结果郭沫若不但没有倒，而且赢得了更高的声誉，倒是黄希声等十五人遭到了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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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科全体学生宣言》，见《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 ②宣言全文见1926年4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

斗争风浪使沫若和青年们的友谊更加深厚了，他经常发表演说，指导他们正确处理革命和读书的关系。根据广东大学的现状，他把当时的学生分为革命的、读书的、不革命又不读书的、专假借革命的名义以出风头的四类，热情鼓励"革命者必发愤读书"，努力唤醒"不革命的老气横秋者"，而主张打倒"那班专出风头者"。学生们毕业之际，他又殷切嘱咐他们踏上社会后，"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为群众利益前途奋斗"，不能忘了自己所负的责任。①

担任文科学长不到一个学期的郭沫若，已经充分表现出他的办学才干和魄力，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当时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各科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②实际上这也是广东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对郭沫若所做的鉴定。

在广州的日日夜夜里，沫若虽然主要忙于总揽教务，但是他所关心的事情以及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是多方面的：

曾与毛泽东应邀同赴东山青年会演讲，痛斥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马伯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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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先生五四纪念日在本校演讲词》、《郭沫若先生在本校高师部十五年班毕业典礼会演讲词》：均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1926年8月印行的《国立广东大学演讲集》第2集。 ②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26年6月印行的《党务月报》第2期。

应毛泽东之邀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并担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

在广东大学主持欢迎中华全国工农代表团大会，首次与刘少奇（1898-1969）晤面。

与来广东大学演讲的周恩来（1898-1976）第一次相晤，屡次一同应新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择生，1895-1931）之邀，参加讨论、拟订政治部工作方案。

出席由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并演讲。与彭湃（1896-1929）、苏兆征（1885-1929）、彭述之（1875-1956）等人相晤。

赴青年会观看由何香凝（1878-1972）领导的血花剧社演出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首次与邵力子（1881-1967）晤面。

与陈启修等发起组织四川革命同志会，被推为该会执行委员、出版部委员长，主编会刊《鹃血》。

从报上获悉段祺瑞政府通缉文化教育界人士，鲁迅亦被列于黑名单中，便"商同校长，聘请鲁迅做教授"①。

应张秀哲请求，为其所著《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后改名《毋忘台湾》）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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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坠落了一个巨星》，1936年11月《现世界》第1卷第7期。

致函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的欧阳山，支持他创办《广州文学》周刊，并介绍他入广东大学预科当旁听生。

可见当时郭沫若接触的人，有共产党的领袖和工农干部，也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这时候他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不过他对国民党是持观望态度的。有一次邓演达问他："革命成功后，国民党的前途会是怎样的？"沫若回答颇发人深思："这要看国民党怎样来适应人民的要求，假使能够随着时代的改进，国民党不会失掉它的领导地位，假使不然，那就难说。"①他更信赖共产党，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更值得追随，自从登上马克思主义这艘"宝筏"以来，他已经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他要将自己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和决心告诉党，让党接纳他作为组织的成员。经慎重考虑后，他向毕磊吐露了真情。当时中共广东大学总支委员会是不公开的，只有毕磊是公开的党员，他和郭沫若经常联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1899-1927）和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在政治上也很关心郭沫若，了解到他有入党要求后，他们兴奋地作了仔细研究，想让他再参加一下实际工作锻炼。于是区委派恽代英和沫若谈话，建议他去参军，到黄埔军校去做宣传工作，沫若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当时正值北伐发动之际，邓演达在筹组政治部，遂决定郭沫若去该部当宣传科长。②伴随着思想上的变化，沫若的生活也将发生变化，他要从文艺界、教育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中去了。站在宿舍所在地的东山龟岗上远眺，充满了对崭新的跃马横戈的战斗生活的憧憬，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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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纪念邓择生先生》，见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12月版《天地玄黄》。②据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见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版《鲁迅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