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本关于张居正的书

　　不新的《万历十五年》/王小波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很早就在中国出版了，因为选了家好的出版社(三联)，所以能够不断重印。我手里这一本是95年底第4次印刷的，以后还有可能再印。这是本老书，但以新书的面目面市。这两年市面上好书不多，还出了些“说不”的破烂。相比之下我宁愿说说不新的《万历十五年》：旧的好书总比新的烂书好。
　　黄先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为横断面，剖开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这个社会虽然表面上尊卑有序，实际上是乱糟糟的。书里有这么个例子：有一天北京城里哄传说皇上要午朝了，所有的官员(这可是一大群人)赶紧都赶到城市的中心，挤在一起像个骡马大集，把皇宫的正门堵了个严严实实，但这件事皇上自己都不知道，把他气得要撒癔症。假如哪天早上你推门出去，看到外面楼道上挤满了人，都说是你找来的，但你自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你也要冒火，何况是皇上。他老人家一怒之下罚了大家的俸银──这也没有什么，反正大家都有外快。再比方说，中国当时军队很多，机构重叠，当官的很威武，当兵的也不少，手里也都有家伙，但都是些废物。极少数的倭寇登了陆，就能席卷半个中国。黄先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来考察，到处都是乱糟糟；偏偏明朝理学盛行，很会摆排场，高调也唱得很好。用儒学的标准来看，万历年间不能说是初级阶段，得说是高级阶段，但国家的事办得却是最不好，要不然也不会被区区几个八旗兵亡掉。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仅靠儒家的思想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够的，还得有点别的；中国必须从一个靠尊卑有序来管理的国家，过渡到靠数目字来管理的国家。
　　我不是要和黄先生扳杠，若说中国用数字来管理就会有前途，这个想法未免太过天真──数数谁不会呢。大跃进时亩产三十万斤粮，这不是数目字吗？用这种数字来管理，比没有数字更糟，这是因为数字可以是假的，尤其是阿拉伯数字，在后面添起0来太方便，让人看了打怵。万历年间的人不识数吗？既知用原则去管理社会不行，为什么不用数字来管？
　　黄先生又说，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作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这话我相信后半句，不信前半句。我有个例子可以证明它行不通。这例子的主要人物是我的岳母，一个极慈爱的老太太。次要人物是我：我是我丈母娘的女婿，用老话来说，我是她老人家的“半子”──当然不是下围棋时说的半个子，是指半个儿子──她对我有权威，我对她有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家的卫生间没有挂镜子，因为是水泥墙，钉不进钉子。有一天老太太到我们家来，拿来了一面镜子和一根钉子，说道：拿锤子来，你把钉子钉进墙里，把镜子挂上。我一看这钉子，又粗又钝。除非用射钉枪来发射，决钉不进墙里──实际上这就是这钉子的正确用途。细心考虑了一下，我对岳母解释道：妈，你看这水泥，又硬又脆，差不多和玻璃一样。我呢，您是知道的，不是一支射钉枪，肯定不能把它一下打进墙里，要打很多下，水泥还能不碎吗？结果肯定是把墙凿个坑，钉子也钉不上──我说得够清楚的了吧？老太太听了瞪我一眼道：我给你买了钉子，又这么大老远给你送来，你连试都不试？我当然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地上落满了水泥碎块，墙上出现了很多浅坑。老太太满意了，说道：不钉了，去吃饭。结果是我家浴室的墙就此变了麻子，成了感情和权威的牺牲品。过些时候，遇到我的大舅子，才知道他家卫生间也是水泥墙，上面也有很多坑，也是用钝钉子钉出来的；他不愿毁坏自己的墙，但更不愿伤害老太太的感情。按儒家的标准，我岳母对待我们符合仁的要求，我们对待我岳母也符合仁的标准，结果在墙上打了些窟窿。假设她连我的PC机也管起来，这东西肯定是在破烂市上也卖不出去，我连吃饭的家伙都没有了。善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所以让我去选择道德的根基，我愿选实事求是
　　我说《万历十五年》是本好书，但又这样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找它的毛病。这是因为此书不会因我的歪批而贬值，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屈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万历十五年》后又三十年/书评人杨小洲，《新京报》
　　1976年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叙说从前。这一年夏天，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他那部后来影响世界的著作《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翻译成中文便是《万历十五年》。未曾料想到的是，这样一部书稿，为寻找出版几经周折，延宕多年后英文本才由耶鲁大学在1979年出版。
　　而中文版也几经审阅，起死复生地迟至1982年在中华书局付梓。这部两种不同文字版本的历史书应市后，随即在东西两域畅销，谈论的文章很多，影响广泛。对这书的读后感叹，多是赞誉有加，总起来说的一句话，便是“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那原因想必很少有人这样观察历史，当然也很少有人这样写作历史。“社会强制被作为公正的替代品，总是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成为书中的名言，被复叙和引用。那年黄仁宇先生五十八岁，迄今已是三十年前。
　　从特征上说，《万历十五年》将看似枝微末节，易于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小事，有序地联系起来，于风调雨顺的升平景象里，找到那些微妙平淡的纠葛，成为日后天翻地覆的历史诱因，由以证明政治的混乱实为人祸。
　　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戚继光、张居正、海瑞、申时行、李贽等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给历史留下的影响，更可看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虽说国泰民安，海瑞仍敢于在一封公开奏折里批评嘉靖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多疑、愚蠢”，这需要大无畏的勇气，以及知识赋予的独立人格。
　　我们民族视气节和正义比生命重要的传统意识，促使有见识的少数人士，在时代的紧要关头，成为当时和后世的楷模。
　　从历史的角度纠正西方观念
　　关于这本书，作者自己也有所谈论。这里摘引几段《自序》，便知道作者的写作和认知态度：“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
　　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这其实是长话短说，黄仁宇先生在书中，还留有许多历史评论：”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
　　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的因素，才行得通。“黄先生从历史的角度，说出自己的预见。
　　新近的这版“增订纪念本”里，补入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黄译作“欧蒲台”）刊发在《纽约客》的书评《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这篇文章由徐卫东先生翻译，文字处理上不带常见的外语腔调，译叙的词句流畅妥帖。书评文中有一段话最为精到：“本书相当于一纸诉状。简而言之，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厄普代克驰骋美国文坛数十年，算是一员老将。他对中国明朝历史素无研究，但说出的话却很中肯：“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
　　曲折的出版历程
　　这本用去三十年而成就的书，出版问世却颇有波折。这故事被黄仁宇写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文章里，叙述得风云莫测。中文版由黄苗子转呈中华书局时，交到当时的责任编辑傅璇琮手上，经沈玉成进行文辞润色，才成为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样子。傅、沈二先生都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都曾任职中华书局，日后傅璇琮出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沈玉成则去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要多说几句的是，沈先生早已去世，他的文章辑为《沈玉成文存》在中华书局出版。对这两位为出版《万历十五年》多有贡献的先生，我们惟有敬仰与深怀谢忱。
　　这里不妨谈谈该书的中文版台湾本。中文版在内地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大约两年后，也即1984年，陶希圣先生从中华书局获得台湾版授权。陶氏是胡适的学生，早年曾参加“五四运动”，民国时期研修中国社会史，出版过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创办《食货》半月刊，参与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是有名的政治家。对这部论述中国明代政治社会的历史著作，自然比较看重。是年陶氏86岁，仍力争在自己的食货出版社印刷《万历十五年》繁体版，文字仍按内地版不变，按说应是台岛上的第一个版本。之后八年时间里，食货初版印了25刷。改二版后，延到今年，又有印刷50次的记录，这总共75次印刷到底印数多少，实在无法统计，只由此看出这书所受到的欢迎。
　　食货版的书后，增入一篇《陶希圣读后记——君主集权制之末路》，泛谈中国历史上政治体制，行文不长。
　　据陶老先生所说，写此读后记是著者函属“加一两行文字或题签于卷首”。陶文前面有一段评论，说得很有意思：“黄仁宇博士这本书，以万历十五年为定点，选择几个人物与几件公案，随意随笔，边叙边议，将有明一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好像一串串念珠一样，连锁起来，让读者从头到尾，一颗颗数下去，不忍放手。无怪乎这本篇幅不大的英语著作，连同几种语文译本，成为今日文史学畅销一时的读物。”引述在此，内地读者借以多几分对该书的认识而已。
　　《万历十五年》一波三折的背后/孙展，《中国新闻周刊》
　　1975年9月，时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教授的黄仁宇，携带妻儿进行了一次耶鲁之行。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他刚刚写就的一部书稿——《中国并不神秘》，寻求该校历史系教授亚瑟·莱特(芮沃寿)的帮助。亚瑟·莱特是美国著名的史学家兼评论家，有了他的推荐，黄仁宇书稿的出版将会变得顺利许多。
　　但这却并不是一次愉快之旅。
　　那是一个大雨的午后，黄仁宇与亚瑟·莱特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沟通，却没有得到这位学术权威的肯定。在亚瑟·莱特看来，这位华裔学者的书稿立意过于宏大，它试图仅仅用数万字告诉读者中国历史兴衰罔替的秘密，而这几乎是徒劳无功的，莱特建议黄选择具体的研究时段进行细节描述。但黄仁宇所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一直试图用一种“望远镜”的观点，也就是宏观视野的“大历史观”来诠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脉络。两人最终也没能达成一致。
　　数年之后，黄仁宇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用“悲愤交加”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亚瑟·莱特的否定不但断送了这本书的出版之路，也对他的教职产生影响——此时的黄仁宇急需出版一部有分量的著作来证明自己的学术价值。
　　但有一点让黄仁宇感到鼓舞，莱特肯定了黄所提到的“一部反映16世纪末某一年发生在中国的事”的写作计划。这本来是黄仁宇为《中国并不神秘》撰写的姊妹篇，按照黄仁宇的构想，《中》描述的是中国历史的纵切面，概述两千年来中国历史的高峰和低谷。而《中》的姊妹篇则是中国历史的横切面，以帝国晚期为切点，叙述帝国内部的运作状况。黄仁宇准备用这个时代的几个人物的综合传记来反映帝国统治的方方面面。而莱特则提议让他参考朱东润撰写的《张居正大传》，同时提醒黄仁宇要避免著作成为小说和历史的混杂体。
　　一年之后，黄仁宇的新书稿完成，取名《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但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出版社。大学出版社认为这部书过于文学化，而商业出版社则认为这部书过于学术。
　　无奈之下，黄仁宇自己动手将书稿译成中文，并定名为《万历十五年》，托人带到国内寻找合适的出版机会。这已是1979年，距离成稿已经三年。
　　书稿先是交到了著名画家黄苗子手中。黄写信给时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的傅璇琮，提到“这样做对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会有好影响”。
　　傅璇琮拿到书稿后立即进行了审读，这的确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稿，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史学研究还深受意识形态影响，出版这样一部非内地学人，同时观点与传统迥异的著作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傅璇琮在审稿意见中提到“书名虽然是万历十五年，但实际论述的是明朝中期的社会情况，着眼点是较广的。”他和编辑室的另一名副主任魏连科共同向上写了报告，“原则上同意出版”。
　　报告虽然提交，但是中华书局的一位领导却表示何必要出外国人的书。这样，出版计划耽搁下来。正在困境之中，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赵守俨看完书稿后却力主出版此书，就这样，《万历十五年》最终列入了中华书局的出版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