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
1936年生于南京。1957年因发表长诗《大风歌》被列为右派，遭受劳教、管制、监禁二十余年，其间曾外逃流浪，讨饭度日。代表作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
要到50多岁的时候，我才知道有青春期这个词。我从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期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丝毫没有觉得什么时候我的青春期就算结束了。
■ 口述/张贤亮 采访整理/朱慧憬
我希望所有的现在的年轻人都能了解60年代。只有深刻地了解60年代，我们才能深切体会今天的改革开放是多么来之不易，才能知道今天的小康生活是经历了很多苦难、经历过很大的教训才获得的，这才能增加我们对于改革开放的信心。
如果要用一个词去概括60年代，就是——饥馑动乱；如果要用一个词去概括我的60年代，就是——韬光养晦。那十年，我在积累力量，积累思想的力量，等待日后的厚积薄发。应该说，那十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徘徊，在积累思想的力量，这才有以后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井喷式的思维活跃期。
1957年我早早地成为第一批右派，那年我21岁。表面原因是我写了反动诗歌《大风歌》而遭批判，其实深层原因是我的出身，我的出身注定了一切的发生。从解放开始，中国就有特别严密的身份管制机制，在身份识别系统上建立了一个身份识别制度，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我出生一落地，只要不跑台湾和美国，我在大陆，注定是要倒霉的。可以说由各种综合指标来决定右派命运，而其中出身因素绝对占了80%。我是贫下中农出身，我说错了话，就可以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一个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也许说了句“今天馒头怎么这么小”、“今天食堂炒菜我还没有吃饱”，那就完了。
在今天看来，很多人被定为右派是命运的荒诞，那时候人们没有一点荒诞意识。我们要理解那个时代，必须要理解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我最初的确是衷心歌颂党和新社会而写下诗篇的，因为这诗篇，我被打成右派，我思想上第一个反应是恐惧，什么叫不能接受冤屈，那都是后来慢慢去琢磨的事情。
我恐惧自己脱离了群体，怎么办？1949年以后，中国有严密的组织环境。每个人都纳入单位的系统，而这个系统和你的生活有密切关联。如果脱离了这个单位，衣食住行，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房子住了，你谈何生活？我当然恐惧。我算什么，那时候被打成右派的章伯钧、罗隆基他们都非常害怕，不要说我了，人家比我年长三十多岁，很多聪明的人都害怕的。
因为当时我们深切意识到团结就是力量，所以所有人都必须团结在一个单位或一个群体里。突然让你游离出来，包括你肉体和精神都没有归属感，这个就挺难受的。
恐惧过后是委屈——我原来忠心耿耿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在奋斗，怎么我就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呢？当然想不通。而当时与你玩得挺好的同事朋友，听说你是右派，思维上就会觉得这个人真是右派，会想——原来他是这样一条披着羊皮的狼。和我亲近的人都说我是右派，我就会自我反省，我哪里做得不好。一反省就反省到出身的根源上去了，原来我的不好是家庭给我的影响。
倒不会憎恨家庭，因为家庭代表着具体的人，代表着父母，但是你会从出身上挖思想根源——原来我这个家庭是一个需要革命的对象，所以我不自觉就会反对革命……都是这样一套思想的逻辑，所以一切都是真情实意的反省。
经过了游离和怀疑，最终是自我怀疑，从自我怀疑到自我否定，导致真心实意去改造，这是从思想上理解我们那一代右派最关键的一点。当时群众议论的压力，或者说引导性的压力，政治气氛的压力，让你觉得自己很有负担，从而真心认为自己是错的，因而就真心实意劳动改造。你不要以为黄苗子、吴祖光等等去北大荒是抱着委屈的心情去的。他们是真正决心要去打造自己的新生活的。
劳改？劳改就意味着什么都失去了，连看病的权利都失去了，是一切作为人的生存条件全部丧失了的日子。劳改二十年，对我来说，只有一个人生目标——你只要能活下来就想尽办法活下去。其实怎样活下去也是那十年全体中国人最大的主题。计划经济的年代，所有的一切都要凭票证供应，人民生活的贫困可见一斑。吃不饱，笨的人难熬，聪明人好熬一点。像我这种人，分来的糨糊都可以吃掉，自然活得下来。我在我的小说里这样描写——去打糨子，然后把洗得干净的铁锹头支在炉口，把肶子面搅成糊状的流汁，刺啦一声倒一撮在滚烫的铁锹上。黄土高原用的是平板铁锹，宛如一只平底锅，肶子面糊均匀地向四周摊开，边缘冒出一瞬即逝的气泡，不到一分钟就煎成了一张煎饼。
我现在从来不吃水果，因为我那个时候偷吃水果蔬菜吃太多了。没有好吃难吃的说法，能吃就好，生黄瓜、菜叶子、还没长熟的胡萝卜……都吃，我们那里还有吃老鼠的呢，我吃不下去，也许还是受了教育的限制吧，觉得太脏了。
劳改过程中我逃跑过一次，我这个人就是不安分的，结果出来一看，广大的农村天地还不如劳改农场呢，为了生存的食物，我就又回去了。后来看到中科院研究者的研究报告也说——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70%的资源是浪费的，浪费是无效的劳动，而且是破坏性劳动。
其实，那时我才真正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成为一个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在翻阅的《资本论》告诉我当时中国实行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正是《共产党宣言》里面批判的军事共产主义和封建共产主义。
我现在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知道中国必然要走这条市场经济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说过了，我们必然要经过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才能造成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物质的丰富。现在我们这段时期需要长达50年到100年。市场经济就是我们的必经之路。那时候想一步踏入共产主义，怎么可能，那是马克思说的军事共产主义。
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我们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因为有了这段困难时期，才有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当时，中国有一个短暂的生产恢复期，也有一个文艺的春天，类似“三家村札记”、电影《早春二月》等等，就是这时候冒头的。
可惜，好景不长。中国的暴力文化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砸烂×××的狗头，让×××永世不得翻身”这种话是我年轻时听得最多的暴力话语。1966年以后，理性被彻底打倒了，一切非理性的东西被调动起来，人们处在一个疯狂的状态，一个极端迷失的状态。
一切都是非正常的。比如春节也不过了，宣传说要“大干快上”15天，过革命化的春节。这样，把人休养生息的时间全搞没了。娱乐是人的本能，当时没有其他娱乐，只能把批斗当作玩乐。“破四旧”、打砸抢，一切传统文化都被颠覆了，所有的管理规则和法制都被打破了，联系到今天我们一些人的不守纪律、无法无天，以及法制观念的缺失，全是“文革”时期留下来的。
我曾经在一篇题为《亲历历史》的随笔中回忆“文革”：“这枪毙人的‘杀场’上竟然没有一条标语横幅，一反常态地显得毫无政治气氛，变成类似老百姓赶庙会的活动，带有浓郁的娱乐休闲性质。在每天都要‘政治学习’，‘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可是两个月才能看一次重复放映多次的老电影，一年中才能看两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再没有其他娱乐的情况下，群众确实会把所有的政治集会包括枪毙人都当成戏剧演出来观赏取乐。正好，‘文革’又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以别人的不幸来对比自己幸运，以别人的痛苦来取得自己的快乐，以别人的死亡来印证自己生存的机会。譬如今天，仅仅枪毙了十来个人却让近万人看得开心，可说是‘牺牲了十来个，快乐了近万人’。他们只有以‘闹着玩’的态度才能生存并感到快乐。”
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那十年不存在有代表性的美好记忆。那个时候具有代表性的喜事，就是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全体上街敲锣打鼓。如果非要让我说点那个年代的美好回忆，我觉得说这个话是对我们民族的亵渎。当时有千百万的家庭妻离子散，哪里来的美好？也许对有些人来说，那些年正好碰到他自己有喜事，有点美好的记忆，但是这不具有代表性，更何况那时候所有的喜事都会给你带来一堆麻烦和苦涩的余韵。
困难时期生了一个娃娃会高兴一阵，而生个娃娃是累赘啊。婴儿怎么养活？奶粉要奶粉票，糖要糖票，这一切都要去申请。丈夫马上要去干校了，妻子也要去劳动，娃娃怎么办就是麻烦的问题了。还有结婚，这是一个喜事，但是马上又要实施政治控制，必须时刻牢记计划生育，一想起这些多么令人沮丧。那个时候买辆自行车是个喜事，这个喜事发生的前提是你要积累一定数量的工业券。你要省吃俭用，省下粮票或者布票换来足够的工业券才能去买辆自行车，一系列漫长的付出足够让你头疼吧。当然，对我来说，这些喜事连沾边的资格都没有。我唯一的喜事可能是被仁慈地批准回家看我母亲。母子团聚是喜事，可是尾随而来的红卫兵惊扰了我的家，而促使母亲病重，更早地离开人间。这就是一点可怜可悲的欢喜，得到的可怕的代价。
当时全国武斗闹革命，身处劳改农场的我没受到波及，还算是“受益者”。因为我们的队长管理人员也去闹革命了，我就成了犯人头，我管着400个犯人，我的组织能力是从这里学到的。队长闹完革命回来了，说你能把400个犯人管得服服帖帖，你将来能当县长。
那十年人们都互相猜忌，不说真心话的。例如我们一块劳改的四个人在一起，就一天到晚干活，朝夕相处，晚上就睡在一个炕上，彼此之间也只是聊一下那时候最无聊、最安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性，一个是吃。红烧肉怎么做，鸡蛋汤打成怎样的，水什么时候下锅……我会做各种菜，菜谱都是那时听来的；至于性话题，我所有性的启蒙都是在那段时间完成的。
对于这一切，当时我已经觉得可笑而可悲了。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再加上阅读《资本论》，我已经觉悟到，这是中国的非常问题时期。至于那群大院子弟，60年代当然是他们的金色年华，我能理解他们。首先他们在物质上不发愁，经济条件富足，又不用上学，完全是无人管束的自由状态。学生最害怕的就是上课，当时学校不上课整天玩那不是金色年华吗，比现在的孩子幸福多了。这就是他们的那种幸福。而他们的幸福背后，还有一个历史事件是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中国十年没有大学。没有一个国家创立以后十年没有大学，而且那十年中国的中学、小学都形同虚设，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非常严重的损伤。
我不会羡慕那些大院孩子的青春，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有那样一种生活状态。现在？我也不会羡慕他们的青春。因为我觉得我非常有幸在中国人全体兴旺的时候，我也开始兴旺了。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我一天都没耽误，迅速走红。因为我有那十年的积累才能踩得准时代的脉搏。
那十年对我而言是积淀的十年，非常有好处。第一，帮助我积累了思想。劳改20年我就啃了两本书，一本是《资本论》，一本是《易经》。第二，锻炼了我坚忍的性格和强悍的生存能力。我后来能把一片荒凉的地区变成规模庞大、海内外闻名的西部影视城，来源于那十年的坚韧和强悍。有这点所谓成功是基于那十年对农民工的了解，对底层的了解，对人们需要的了解。还有那十年让我积累了对人的人文关怀。最后这点，我估计大院的孩子是做不到的。
青春逆反？我觉得我没有经历过青春期，因此没有奢侈到曾享用过逆反的情绪。相反，那十年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善于等待，目光远大，他就懂得逆来顺受，逆来顺受地等待属于我们的时代到来，一下子生机勃发起来。要是在困境当中，爆发青春逆反心，肯定死路一条。我们的时代？就是恢复到正常人生活的状态，人是正常的，生活是正常的，如此而已。该怎么活就怎么活，要喝水要吃饭没有什么异议，如此而已。
在青春的年华，我拥有成年人沉稳的克制和从容，也许这只能说明我没有经历青春期。正如我在小说《青春期》中所表达的——到80年代初，我已经50多岁，才知道有青春期这个词。我知道那是一段对爱情、对异性有萌动之心的人生岁月。这引起自我分析的兴趣，然而自我分析的结果是——我从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期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丝毫没有觉得什么时候我的青春期就算结束了。
跟我一起劳改的犯人说：“坐牢三年，母猪赛貂蝉。”这话形象刻画出长久见不到女人的男人会变得怎样饥不择食，把母猪当成美女。而21岁开始劳改的我却因为压根儿没跟女人接触过，也压根儿不想女人，所以丝毫没有感到压抑的折磨。我见到猪，特别是我能宰杀的猪，一心只想着怎样把它吃到嘴。这就是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的好处，让我能在最艰苦的境地中免除性的煎熬，腾出全部精力充分发挥求生的本领。
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更加坚挺，因为这种青春期不含一点水分。男人没有异性可以追求，青春期就表现为对同性的攻击，而这正是在劳改场所自我保护的必要条件，在狼群里你必须像狼一样精明、狡黠和阴沉。我恰恰在人性的青春期，羼进些兽性，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莫大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