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
1989年生于湖北襄樊。7岁开始写作，9岁出版《打开天窗》，有《正在发育》等著作。现就读于清华大学。
1999年，我10岁，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我的日常食粮和工具，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病，以惊人的速度在同龄人中间蔓延传播。时隔10年，我再打量那个时候的自己，才知道时代在我身上作用了什么：是青春期过早地觉醒。
■ 文/蒋方舟
10年前，国庆盛典前的彩排，上万名少先队员在《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乐曲声中，走过天安门广场，放飞了万羽鸽子和彩色的气球，欢呼跳跃着，以秋分时节海潮的速度，像液体一样，狂欢着拥入街道，不可控制地渗入城市的所有缝隙。
同一时刻，在偏僻的湖北小城，我所在的小学也在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而排练。上述画面成为我们模仿和赶超的对象，在录像机里播放了不下百遍，以至于我现在都能清晰地回忆起。回忆的画面里还伴随着我的音乐老师愤怒的画外音：“你们看看首都小朋友的精神面貌，再看看你们自己的样子！”
音乐老师是60年代出生的人，在她的经验里，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应该红脸扑扑，奶声奶气，而不是眼前这批身形高大、怪形怪状的半熟少年。10岁的孩子，已经不愿意穿背带裤，不愿意在发梢绑粉红色的硬绉纱，不愿意用口红在眉心中间点一个大红点。
过早成熟就是十全十美。
——王尔德(英国)
1999年，我10岁，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我的日常食粮和工具，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病，以惊人的速度在同龄人中间蔓延传播。面对这种新颖而陌生的症状，所有人都一头雾水，老师和家长失望地总结成“调皮”，那时候的我则羞愧地概括为“堕落”。所谓教育家哭天喊地地说：“救救孩子！”
时隔10年，我再打量那个时候的自己，才知道时代在我身上作用了什么：是青春期过早地觉醒。
当1999年12月31日最后一节课打响下课铃，男生们就守在教室门口，向走出来的人挨个借零钱，好换游戏币到街上的游戏厅打“拳皇”。当少数几个人或出于慷慨或出于义气借给他们零花钱时，男生们就会温柔地开玩笑：“谢谢，下个世纪再还给你。”
新千年到来，一夜之间，街上所有的纯真儿童被一扫而空，收进了20世纪的记忆图书典藏版。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口袋里的硬币咣当得更为响亮的悠游少年。喧嚣的游戏厅查封、解封，再查封、又解封，最终使它最后的拥趸都失去了兴趣，转身进入新开的网吧。
网吧比游戏厅更为风靡，因为格斗是一种竞技体育，任何竞技都有弱者和输家，因格斗致死的人要接受来自一条街的孩子漫长的嘲笑。但是在网吧，没有聒噪的观战者和评论员，而是一场不战而胜的巷战，与空虚的自己、无聊的学校与讨人嫌的家庭沉默对抗，最悲惨的结果也不过是玉石俱焚。
那时候，班里的男生攀比谁在网吧待的时间长，我的同桌是传奇般的无冕之王，他不眠不休的时间超过了人类极限。我上课时不经意地转头，经常会被他妈妈贴在窗户上的脸吓到，她满脸忧愁，急切地用目光在教室里搜寻着她的儿子，发现她儿子不在，就一路嚎叫着儿子的名字急匆匆地冲出校园。
老师也同情她的无助，有时候会带着同学帮她一起找儿子。下午一点半的宁静，是属于躁动少年的宁静，我们一行人有老有小，在小城的街道一路尖利地喊：“×××，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她找不到儿子，同行的人都在低声安慰，只有我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地向老师和她告状：“他上网，他才堕落，看特别多不健康的东西。”
我如此积极主动地告密，一半也是因为心虚。那时，我也开始上网。我们家那时候还是拨号上网，速度很慢，所谓“网上冲浪”只是盯半天鼠标的小沙漏急得心急火燎的。而且上网很贵，每次交电话费都是惊险之旅，我记得有一个下雪天，我和我妈去电信局交了650块网费，我们俩沉默压抑地走着，我妈拿着缴费收据，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雪地里，哭喊道：“我以后再也不上网了哇！”
这当然是作废的誓言，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我妈还是贪婪又绝望地等待一个个缓慢打开的网页。
我受老师之命，经常在中午呆在网吧门口，拦要进去的同学，逮刚出来的学生。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长时间上网的少年的眼睛：他们推开网吧的门，总会停一下，眯一下眼睛，用一种来自外星球的目光，打量他们生活了多年的现世。
在网络的映衬下，现世是如此平庸不耐烦。每一代的青春期都是不满的，无条件的不满，无条件发散的恶。青春期的凶猛看起来完全是每个人必经的生理阶段。但是随着新的网络时代到来，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已超出了它本身的范围。
网络提供了一个脆弱的高台，更彻底地抽身于现实生活，它提供了一种局外人的目光，教会了我们更批判地看待我们成长起来的世界和社会习俗。来自陌生人的热烈非凡的喝彩和同仇敌忾，教会了我们更残忍、更不留情面地撕去老师或父母身上任何虚伪的外衣。
站在岌岌可危的高台上，居高临下地扫视，让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满足。盲人的国度里，独眼人就能称王，因为他拥有了自由。
2000年，有一位北大的老教授评论我们这一代，说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冷，“而且是一种不舒服的冷——缺乏热情，缺乏善意，对待周围的事物，尤其是对待人(可以说是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的一切人)，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冷漠”。他本来想把这一代称为“冷漠的一代”，后来觉得过分了一点，就把它改成“调侃的一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自以为把什么都看透了，不相信世上还有真诚的东西，所以对什么都调侃，已经没有敬畏之心了”。
那一年，韩寒出版了《三重门》，像是照明弹爆炸一般，多重效应让死而不僵的教育系统瞬间显形，照亮了一条崭新的青年自我认知的小径，引来了众多亢奋叛逆的追随者。
之后的几年，我也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许多莫名奇妙的“新”字头活动——“新青年”、“新生代”、“新概念”。这一类的活动组织者常常面目模糊、神出鬼没，每次到了我们需要吃饭的时间就消失了。我们只好挤在狭小的宾馆房间里，大声热切地讨论文学艺术，假装忘记了吃饭的生理需求。
每次集会，大家只不过在同一句宣言上反复辗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话说完之后，呼告者总要深深吸一口烟，把脸掩盖在烟雾中警觉地打量四周，含有一点警告的意味。世界虽然是我们的，但是为了避免冲突，大家还是各走各路隔开距离，公平分据地盘。
当年，我们这些“新”字头的青春作家，既要拉帮结派，又忙着划清界线，最后还是身不由己被合并同类项。我也曾被划到“残酷青春”的流派里，照片被处理成黑白的，印上触目惊心的“疼痛”两个字。我自己倒觉得我从小到大并无坎坷，不觉得有什么愤怒非呐喊不可，有什么委屈非呻吟不可。但是大家都指着自己的伤口雪雪呼痛，我不和一嗓子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2004年，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那个爱上网的同桌家里出了事故，他的姥姥姥爷死了，父母姑舅去奔丧时又出了车祸，只有他的母亲活了下来，受了重伤。这个消息是班主任挨个网吧找，才找到他通知的。
老师为了教育我们，开了一次班会，还专门把他母亲找来。他的母亲眼睛里插了一根导管，憔悴晦暗。我的同桌站在讲台上，低着头，形容惨淡。那是一场混乱的班会，批斗、忏悔、原宥不断循环，他哭，他的母亲哭，我们也哭。
最后，老师大声问我们：“我们该怎么办？一起说——”“我们要拯救他！”“我们要不要带着他一起走？一起说——”“我们要带着他一起走！”
我看着我同桌佝偻的身影，心想：这才是惨绿少年，这才是残酷青春。最残酷的地方，并不是他走了歧路，被荆棘扎得满目疮痍，而是经历了这些，他还是要和我们一起走，还是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前拥。
那几年里，韩寒、丁俊晖、郎朗纷纷从拥挤冗长的大路中撤出，走上鲜为人知、充满吸引力的小径，大多数少年却没有条件，更没有勇气效仿，而是裹挟在青春的洪流中，混在我们这支步伐整齐、歌声嘹亮、大步挺进的队伍里。即使有人心不在焉，三心二意，也迅速被湮灭了，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
我的父亲有一颗钻石，比里茨饭店还要大。
——《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菲茨杰拉德(美国)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周末我们班进了小偷，同学们散落在桌子上没带回家的杂物被洗劫一空。后来经过调查，发现被盗走的物品价值大概超过10万元。
我们班有些有钱的孩子。现在，我才知道这就是所谓“富二代”。他们的父母如果是原生大亨的话，他们就是从中衍生出来的完美破解升级版，一种新的“文化亚人种”。
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们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边打牌一边交换自己的欣喜和忧愁。有时是交换名牌资讯，有时是感叹父母最近的投资失败，有时是豪迈地计划自己当了家族企业接班人后大刀阔斧的改革。
我喜欢听他们的谈话，喜欢听他们随口说一个恐怖的数字，喜欢他们慵懒而漫不经心地比周末购物所花费的巨款。尽管那些钱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还是快乐得不知所以。
班里的首富据说家里有10亿，因此得名“王十亿”；班里的阔少陪女朋友去买钻戒，指着柜台说“这个、这个不要，其他都包起来”，因此得名“吴钻戒”。
我喜欢向外人热烈地介绍他们的财富，当别人婉转地抬出更富裕的家庭，我甚至会挫败而不服。
我现在看上一个年代的艺术作品，小说也好，电视剧也好，看那个时候的青春爱情，觉得最有代沟的一点，就是主角在发现另一半隐藏的富翁身份之后，第一反应往往是异常愤怒，觉得这种财富是对自己的莫大羞辱。
这种心理，符合青春初始状态的设定。年轻人(teenager)这个词1941年才被发明出来，被正式归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上，而年轻人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怕穷，对财产也没有恭敬心。他们发现(当然是不同程度的觉悟)如果要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得有系统地挑战社会体系和财富体系。
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智经历了蜕变，对于不平等的财富，已经能够如此心平气和地接受和认可。有一年刚开学的时候，我经过下一年级的教室门口，看到黑板上赫然写着红色粉笔字——“热烈欢迎太子酒店公子×××就读本班！”
当富人进化到2.0版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默认他们是不同的人。他们血液是钞票色的，他们脖子后面印着的出厂日期和独一无二的编号表示是限量版的，他们额头上有“￥”的荧光标志，只有在满月的夜晚才会发光。
他们能轻易地通过某种高频电波辨认彼此，迅速亲近结盟。这种彼此之间不为人知的默契简直接近动物本能——据说假如雄孔雀失掉了150根羽毛中的5根，挑剔的雌孔雀立刻就能察觉并且远离。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相互辨认的暗号是通过品牌。再后来，我用了半年的时间，知道了我一生中应该知道以及不必知道的所有品牌。
刺激我开始学习品牌的，是下面的一件事儿：有一次我同学从香港订的球鞋到了，快递到班上，从第一排传到最后一排，再传到第一排，大家挨个瞻仰。送到我手上，我轻微地感叹了一句：“哇！阿迪达斯。”
球鞋的主人忽然脸色大变，愤怒地吼：“你看清楚，是ADICOLOUR W1!是ADICOLOUR！不是ADIDAS!”我吓了一跳，问：“有什么差别，至于这样吗？”他更加歇斯底里地挥舞着双臂说：“差别大得很！大得很！”
当我开始学习名牌的时候，才发现品牌教育无处不在：新的一期潮流杂志出版的时候全班传阅，会有人立刻打电话订购杂志封底的手机；同学会教你通过需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差别，辨别球鞋属于哪个年份的纪念版；到了家长探望日，我和我的同学就不去食堂，而是端着盒饭，沿着停车场走整整一大圈，一边吃饭一边通过车标和车牌号，估算汽车的价值。
从圆珠笔到汽车，我忽然具备了一种具有穿透力的视觉超能力，能穿透物品直接看到它内侧的label，以及“made insomewhere”。这种感觉很奇妙，像是两千度近视的人第一次戴上眼镜，周围原来模糊不清的东西顿时鲜明起来。
校园曾经是最后一个还没被品牌化的边陲，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被成功攻陷了。在全球化的扁平世界里，logo是全世界中产阶级青少年共同的语言。
比追随logo更崇高的理想是自己成为logo。大多数人满足于模仿偶像，有些人决定成为偶像。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是个黑瘦、长脸儿、颇有风情的女孩子。她会唱海豚音，是学校的diva。她是学校里辨识度最高的人，因为全校只有她一个人戴金边大墨镜、穿银色高跟鞋。我对她每次去食堂都要拗造型有些不以为然，觉得她真是太形式主义了。
后来，她留给我们口舌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她不常在学校呆着，而是参加各种名目繁多的比赛，比如“梦想中国”、“亚洲新人歌手大赛”、“青春丽人江滩行选美大赛”、“军民一家亲”军旅歌曲大赛等等，奇怪的是，她每次都能在预赛或者地区赛得冠军，但是一进决赛就首先被刷。
我们从来没正式认识过，然而正式分别也已经有两年。我知道她仍在闯荡，在酒吧唱歌期待被挖掘，也一度想参选“红楼梦中人”，到处问别人自己适合演哪个节目，也经常计算自己已经“混”了七八个年头，前面该还有几个年头？
对于她的“搏”，我既希望她早日出头，又会不无阴暗地想——天老爷呐，哪一天不会真叫她搏出位了吧？前几天，我看“名师高徒”节目，她唱海豚音时标志性的脸一扫而过，那是复活赛，几十个选手搏杀一张复活卡。
直到这一刻，我才诚挚真心地祝福她成功，这样至少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久一点，能让人看得真切一些。
对信仰消费主义的青春，我给予有所保留的尊重。对于把青春本身就当作一件巨大消费品的人，我会立正敬礼，表达最大程度的敬畏。
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壮大，未来缩小了。
——艾利亚斯·卡内蒂(奥地利)
高三那一年，老师告诉我们：“想要成绩好，就不能交朋友！你们看看有哪个状元是一下课就三五成群地呆在一起的？”
他的话，成为了我青春期孤僻、行为诡异的启蒙和理论支撑。我的高中同学后来形容我说：“每次看到你，你都塞了个破耳机听个破MP3在破路上走。”
我每天一个人走路，一个人马不停蹄地吃饭，一个人在学校超市采购。后来，就基本上断绝了和同学正常的言语沟通。也许是因为我老是戴着耳机，别人经常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了一大串话我才意识到，拿下耳机十分无知又无良地问：“啊？”于是人们渐渐地就不怎么找我说话了。
于是，我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写小纸条，老师只是规定要写上每天的学习任务，但是我一写起来就悲从中来，控制不住自己，中间还插播我编造出来的文学理论、人生哲理、课堂笑话和生活常识，比如“用手轻轻地击打后脑勺可以增进思维”……一张纸正反两面都写不下。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自习或者考试，我在做题的空隙抬头，看到无数埋得低低的头和突出的肩胛骨，总会有一阵莫名的悲愤的眩晕，有时候甚至突然气得两眼泛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受，只是觉得简直太没天理了。
学校规定晚上11点熄灯，大多数人为了熬夜而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住，而我没有租房的条件，只能偷偷开着应急灯学习。学到凌晨3点，我经常会拎着应急灯在寝室楼里走来走去，一方面是睡不着，另一方面是想偷窥其他人的勤奋程度。2008年武汉的冬天前所未有地冷，我在寂静的走廊里逛来逛去，冻得瞬间没有知觉，隔了好久才有一阵通体导电一般的刺痛。
凌晨3点钟，很多寝室还透出光来，他们还在学习、学习，学习是不妥协的、严厉的。必须学习，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没有幻想。学习一切，以及它的对立物。文言文宾语从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博斯普鲁斯海峡、苏联解体的表面原因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历史原因根本原因……
应急灯的照耀下，对面的墙上被投射出一个个巨大的黑的弯曲的侧影。
那一年留给我最大印象就是饿，每时每刻都在觅食。上晚自习的时候，要是听见细微的撕开食品包装袋的声音，全班就会立刻万籁俱寂，所有人伸脖顾盼，看看是谁有了吃食。
我记得那个时候坐在我前面的男生有个保姆，每天傍晚给他送晚饭，有时饭菜不好吃，他只吃两口就晾在桌子上，菜香飘过来，我馋得全身阵阵虚脱。
这种“饿”多半还是心理上的，高三一年每天都处于恐惧忐忑之中，无论吃了多少东西，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在没有任何娱乐可能性的环境中，吃就成了唯一的消遣，考好了就大吃，考不好就狂吃。
所有的压抑和窒息都自己吞咽消化。面对庞大的审核关卡，人没有个人价值，只有整体价值。他的价值混在没有意识的人群之中，只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纯粹分数，取决于他身上增加了多少驯服温顺的成分。
在那一年，唯一动摇了高考绝对权威的事情，就是“5·12”地震。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不被允许看地震的图片、录像还有新闻，害怕心情受影响。那时，老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热点新闻和感人短文作为高考作文素材印发给我们，这长达五六页的材料，几乎就成了我们获知地震新闻的唯一途径。高三的我们仿佛被硕大无朋的箱子关住，只能从砰砰的敲击声大概猜测发生了什么。
同学违背老师的要求，买了很多报道地震的报纸和杂志，上课压在课本底下看，下课传给同学看。仔细看过的同学，总是要恍惚片刻，慢慢才恢复过来，但是却永远无法彻底恢复。那是一种恐怖，你可以暂时忘记它，被解析几何、模考排名、录取咨询吸引过去，但是你总会回到那里，又让这种恐怖和悲悯成为所有思考的中轴线，因为它从未离开过我们，它是良知的经纬线。
2008年，青春的小起伏和国家大喜大悲的波动频率重叠交融，难舍难分。回想这近十年的青春，尽管有几多乏味与苍白，不能像聂鲁达一样说“我承认我历经沧桑”，但至少有这个难为忘怀的尾巴，让这段“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承平岁月不至于太过相形见绌。
2009年，遭遇了经济危机，不知道又有多少人的青春会因此缩一点水，短一点斤两，打一点折扣，在严峻现实逼迫的注视下，青春的不切实际好像有点太过奢侈了。
鲁文·达里奥讲过一个寓言，说的是伊甸园里有一株最美丽的玫瑰，有一个魔鬼对她说：“你的确很美，不过……你没有用。你看看为生灵提供食物的大树，玫瑰啊，美丽是不够的……”
于是玫瑰——像夏娃一样受了诱惑——一心想变得有用。她去请求上帝：“您能把我变得有用吗？”
上帝回答道：“——如你所愿，我的孩子。”
就这样，世界上有了第一棵卷心菜。
青春这个大园子，有点美丽，有点诱惑，有点危险，就是没有用。但若是全拔了无用的劳什子，改种饱腹的卷心菜，伊甸园变成菜园子，未免也太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