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顾
3月26日早上七点半，武汉理工大学的硕士生陶崇园从学校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26岁的年轻生命。
陶崇园死后，家人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陶崇园与其导师王攀大量的聊天截图，才知道陶在读研期间，“长期被导师王某压迫，被要求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到导师家里做事、长期为导师买饭、被迫叫导师爸爸，想摆脱导师深造却被其阻止”。
3月29日，@陶崇园的姐姐在微博上发起话题#寒门研究生不堪重负，长期被导师精神压迫致死#，晒出了多种材料。陶的姐姐认为，陶崇园读研以来，王攀一直以来对进行驱使和压迫，使弟弟精神崩溃自杀，但是事发之后，校方在自己家人展示的多种材料面前不作为，于是决定公布一些证据，希望社会群体能和他们一起努力，还原真相，防止更多的悲剧发生。
陶崇园的悲剧结局里，其导师扮演了“凶手”的角色。这些要求远不是一个导师对学生的要求，更像是一个主人对自己奴仆的使唤。对于王攀得寸进尺的无理要求，陶崇园能够忍耐听从的重要原因在于王攀在陶崇园的求学、奖学金的评定和出国进修等事关其前途的重要事情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例如，对于陶国外进修的目标来讲，导师推荐是重要条件，导师的态度直接影响到陶的机会，所以陶不得不屈从于导师的淫威。
学界潜规则——老师还是老板？
在导师的剥削和压迫下，陶崇园选择了离开。这样的悲剧或许很少，但是陶崇园的遭遇绝不是个案，此事件之后在微博上大倒苦水的研究生告诉我们，他们有着和陶崇园相似的经历，导师不仅无偿地占有研究生的劳动，而且随意支配研究生的时间用来解决导师的私事。更有甚者，像北航陈小武之类的衣冠禽兽利用自己的地位对自己的学生进行性侵。可以说，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早已成为中国学界的潜规则。
越来越多地研究生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板”，称呼的背后是现实中师生关系本质的一种表达——雇佣劳动关系。
相对于人文学科，雇佣劳动关系在理工科领域的导师和学生之间表现得更加露骨。导师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外跑项目，项目内容交由学生完成。很多研究生进入实验室，享有导师提供的课题、实验设备和资金支持，也为导师完成大量的工作。但是导师对于学生毕业所需要的大小论文指导却不作为，甚至以延期毕业来威胁学生，严重影响学生身心，令学生苦不堪言，能够如期毕业就算是一件幸事！即使在这样的关系里，能够按职场规律打卡作息还是被人羡慕的，因为在大多数实验室里，早已没有了假期的概念，多数学生在双休日甚至法定节假日里都要“为老板干活”。和职场老板的飞扬跋扈如出一辙，在高校实验室里，导师的趾高气扬和学生的沉默哭泣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导师“常在各种场合辱骂学生，践踏学生人格尊严”。
导师对学生毫不客气，“实验室要赚钱，你要对实验室有贡献才行” ，学生更是明白这里的利害关系，“一旦涉及钱，‘老板’就只是老板”。
那么，这种雇佣关系相较于市场上的雇佣关系有什么区别呢？答案怕是剥削得更加肆无忌惮，且因无人监管而无所顾忌。由于学生的论文发表和毕业等重要事件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导师手里，于是学生就成了导师科研项目的最好帮手——廉价又极易控制。对于导师的一些帮忙处理私事的无理要求，学生往往是敢怒不敢言，被迫成为导师的“贴身小秘书”。近有陶崇园唯唯诺诺为导师买饭、洗衣、找眼镜，远有杨德宝战战兢兢陪老师逛超市、浇花、拎包。
师生关系缘何异化
学校教育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环节，而师生关系在其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但是本应该守护学生学习、成长的学校成为生产标准化产品的工厂，本应以教书育人为乐的老师缘何成为剥削学生的刽子手？
“教授这个封号，首先意味着是科研工作者，其次是公司经营者，最微不足道的身份才是教育工作者”。一个新入校的老师，从讲师、副教授一直爬到教授的位置，是需要所在院校进行评定的，几乎在所有高校的评定办法中，科研成果都和职称挂钩，承载着教书育人基本功能的授课环节在职称评定上几乎没有助益。况且，在科研项目的报账环节稍动手脚，教师就又可以多些额外收入。做科研项目可以发论文，这些论文又可以申请更多的项目基金，成为教授的“隐形”收入来源，无怪乎教授的本职工作已经是到各处跑项目而不是教书育人了。最令人扼腕的是在这样的运作之下，那些“出类拔萃者”往往不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而是一个成功的营销者，将自己的项目和论文以更加吸引人的形式包装，以便向“金主爸爸”——国家或其他企事业单位推销，获取更多的项目资金。
那么学校为何不以教书育人而以科研项目作为主要的评级标准呢？这就要从高校与实验室的关系说起了。我国高校经费收入主要来源于三大块——教育经费拨款、科研经费和教育事业收入。下图是2016年教育部直属75所大学的经费统计的前二十强，可以看到科研经费已经成为高校重要的经费来源，在一些科研强校，科研经费甚至占到高校收入的一半以上。而各高校间科研经费的分配是与各学校的科研项目的数量决定的，所以各高校都会鼓励自己学校的老师申请科研项目。
科研经费到账之后，在经费的使用上，学校和教授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按照国家科技部规定，教授申请的科研经费，都要在独立账户中由学校统一监督和管理，学校并从中收取比例不一的管理费。教授需要支取研究经费开条即可，但是只有申请到经费的教授开条才有效。实验室买的仪器设备，计为学校固定资产。所有实验室自负盈亏，试剂、耗材、仪器，每一项的费用都来自于教授自己申请的科研经费，学校只收管理费，但不会给实验室提供资金支持。所以，学校和实验室的关系，就像市场商场的经营者和摊贩的关系，或者机场经营者和航空公司的关系。教授拉到的项目越多，创设的实验室越多，学校得到的科研经费就会越多，收取的管理费用就越多，学校自然更青睐于会做科研项目的老师了。而实验室中的学生主要是导师的学生，易受控制又价格低廉，他们成为了在实验室打工的“科研民工”，实验室就成了高校里剥削学生的“黑工厂”。
今昔对比：高校教育的变迁
高校已不是象牙塔，而逐渐变成为名利场，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在唏嘘的同时，我们不禁感到疑惑，这种变化何时发生呢？
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探索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该决定提出的多项举措确立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实行高校后勤社会化等。
在这种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思路指引之下，1993年起，为优化资源配置，掀起了高校合并的狂潮；1994年起，高校自主办校的号召之下，高校开始实行了面向全部学生的收费制度；新世纪以来，政府的教育经费在高校经费中的占比越来越小，高校只能自己创收，科研经费成为高校经费重要来源；2016年，国家允许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适度兼职兼薪……
这种变革伴随而来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师生关系也发生变质：寒门再难出贵子，王侯将相时代传；实验室成了学校的“子公司”，也成了剥削学生的“黑工厂”； 硕士研究生命丧导师工厂；女研究生频频遭遇导师性骚扰却不敢发声……
难道说中国流传千年的“天地君亲师”的传统一直未变？难道说高等教育就是要进行阶层划分？要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五十年前。
50年前教育革命中，针对高校学习和生产实践相脱离，工农子弟难以入学的状况，定下了大专院校恢复开办，缩短学制，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的制度。这些学生被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他们上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方式。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10年间，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万的 “工农兵大学生”。 他们从田间地头而来,朴实的笑容散发着泥土的清香；他们从工厂车间而来，粗糙的大手带来了机器的轰鸣；他们从沙场、军队而来，整齐的服装带着学习的渴望。他们在高等学府里从小学数学学起，一年或一年半之后就又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他们的老师作为领域内的优秀人才，特意编写了适合他们的教材，甚至到宿舍去给较差的同学专门补课。他们说自己何其幸运能得老师孜孜不倦的关怀！
在50多年前的那场教育革命中，师生关系也是改造的重要对象，号召反对传统的“尊师重道”的思想，而与老师建立一种互相促进的友好关系。1973年，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的13岁学生黄帅认为老师对另一位同学的做法过于粗暴，在日记里写下对老师的诚恳建议，道：“今天， ××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 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但是黄帅的班主任看了这篇日记后，认为黄帅提意见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进行孤立和打压。黄帅觉得委屈，随后给报社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报社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12月28日，中央媒体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黄帅事件成为全社会反思“师道尊严”的一个契机，此后，老师作为学术权威也应该尊重学生的意见和人格，倡导师生之间建立平等友好的关系。
1973年高考中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是一位插队知青，1969年秋天，随母回到老家兴城县白塔公社栆山大队插队。张铁生在插队时表现积极，干劲十足并在1973年6月被枣山大队推荐参加高考，他在公社招生组“考生登记表”的“本人志愿”一栏里填写了兽医和农田水利两个专业。在这次招考的理化考试中，张铁生只做了3道题，之后的时间便在试卷的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不满情绪。这件事情一经披露，就引起了全社会对高考制度的反思，认为文化课考试对这些工农兵学员不公，而张铁生本人最终也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
50年前的那场教育革命中，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并做了缩短学制，半工半读，工农兵大学生等形式的创新。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师生关系也成为了反思与改造的重要对象，学生可以平等地给老师提意见，老师也会虚心接受并加以改进。
陶事件将何去何从
在陶去世之后，校方首先试图大事化小，在陶的家人提供的证据前无所作为，还发出“强风影响不幸失足”的通告，在事情发酵之后又换了说辞：陶的自杀与导师没有关系，是陶与妈妈吵架，一气之下自杀的。导师王攀在自己的一封公开说明中解释道，陶的自杀是因为其患有抑郁症，而“爸爸”“儿子”的成为不过是自己与学生之间一套特殊的语言系统。
这些说辞让陶的同学忍不住了，他们纷纷站出来指责这些说法的滑稽；证明陶没有的抑郁症，是个勤奋温暖的大男孩；也没有与妈妈吵架。在网友一片讨伐之声中，校方的混淆视听和王攀的惺惺作态的谎言被陶的同学、朋友和家人戳穿了。当群众雪亮的眼睛让陶同学死亡事件稍稍有些起色之时，国内著名的社交媒体微博和知乎却将陶同学死亡事件撤下热搜，并删除相关内容。
陶崇园走了将近一周，校方冷眼旁观，“凶手”血口喷人，知名社交媒体愚弄网民，撤下热点。50年前，一篇日记、一张白卷就能引起对考试制度和师生关系的反思和改变；50年后，数条生命，几滩鲜血甚至换不来对被奴役的学生的一声抱歉。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陶崇园在等待，他等待着一个属于他的正义的结果。我们总是羡慕 “一部电影改变一个国家” 韩国，殊不知，改变国家的不是电影，而是受到感召的大多数群众，是多数人的呼吁与呐喊改变了国家。陶崇园的同学在呼吁，陶崇园的家人在呐喊，千千万万沉默的研究生们，你们还在等待什么呢？我们又在等待什么呢？
